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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前言
《战士》上市之际,一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当头便是一句:祝你喜得贵子。
我自己还跟个孩子似的,怎么就当爹了?挂掉电话,我琢磨了一会儿,觉得这比喻还挺形象。于是,我决定为孩子的诞生码篇短文以资纪念。此时此刻,盛夏将至,上海街头的梧桐树一改初春时节的枝桠光秃,长出卵球和林阴。触情生情,从孩子的性别说起。
《战士》是个男孩并且无可争辩。判断一本小说的性别非常简单,翻开扫几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凡是一开头就抒情的,必女无疑。结尾再抒一次情的,此女难嫁。反而言之,如果一本小说的开头就讲故事,这等于看见胡茬子。再往下看,第二段抖包袱然后设下凌厉悬念,北方男孩。当你看到第三段,有了共鸣或者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毫无疑问,帅哥一个!……倘若你没这么好的眼力,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个更简单办法:看看作者的性别。一般情况下,男作者写出的东西相对生猛彪悍,女作者相对细腻柔和。刻意不能为之,这由身体构造及内分沁物等等一系列生理条件决定。当然,例外还是有的,譬如那个叫王××的大作家写的《蛋白质××》,就是一女孩并且发育不良。
扯远了,书归正传,接下来我要向你透露一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战士》是个难产孩子,他在出版社住了差不多两年。如果不按照图书的出版规律而是套用妊娠原理的话,他则属于超难产类型。《战士》之所以难产,与香港女人选择打催胎针或者剖腹产图个吉祥的生辰八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优于前者。催生难免粗糙,就像是喷洒了茄红素的番茄,味儿不地道。难产如同足球加时比赛,意味着激烈和精彩。在这两年里,我与作家出版社的袁敏老师一边等待着黄道吉日,一边把《战士》反复斟酌。初稿的激情与狂野、二稿的慎密与收敛,三稿行云流水般顺溜儿的叙事技巧与剑走偏锋的黑色幽默,和谐统一地揉在了定稿里。该凹的地方凹,该凸的地方凸。袁老师的工作非常忙碌,案头上的读者来信和稿件完全可以用麻袋装。她之所以为《战士》付诸心血,我想是因为她看好这孩子。事实上也是如此,《战士》在出版社住的这两年间,光衣服我们就给他做了好几件。
《战士》封面最初是白色,我挺喜欢,大方、简洁。但出版社的经验否决了《战士》的一袭白衣:易脏。后来换成蓝色,韩寒看见了,说:真够傻的。韩寒的话不是圣旨,但他的审美观念却代表着崭新一代。再换,最终选定了奔驰与曹全弘联手设计的牛皮纸封面。理由是:耐磨,经得起翻阅与时间考验。不知为何,我一看见这牛皮纸封面,脑子里就“唰唰唰 ”地冒出一群雨天不带伞的穿牛仔裤的热血青年。
“我的孩子与众不同”,我想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会这么说。现在,我同样可以自豪地说:《战士》与众不同,他带歌。也许你该反问我了:带音乐的小说又不是你一个。我回答:带歌的小说的确不是我一个,但是小说的带歌与文本里的故事紧密结合并且是由作者本人谱写和演唱的,到目前为止,一个没有!其实早在我写《战士》之前,主题曲《卒子》就已经率先写好了。说起《卒子》,我得多说几句。这首歌原本是很摇滚的,一按播放键就传来 “叮咣叮咣”激昂鼓点的那种。我本人很喜欢这种风格的编曲,它可以增加我的运动量。考虑到你很有可能是个深藏不露的人物,我和新锐音乐人严俊对《卒子》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重新编配,现作说明如下:
主题曲《卒子》共四段,序曲由钢琴、大提琴和拟音构成,感觉很流行,像理查德·克莱斯曼的《献给水边的阿丽狄娜》,比较抒情。序曲结束之际,火炮和直升机的声音随之响起,然后渐隐,有点儿战争远去的意思。A段是纯正民谣,乐器不过就是一把音色晶莹剔透的木吉他。B段是伪摇滚,前面还加了一段挺情的失真吉他SOLO。SOLO听起来有些苍凉,也许你会有着与我不同的理解。C段,该上的锣鼓家什几乎全上了,来劲儿了。这跟原曲的风格非常接近,你可以把这种风格的音乐称作“Punk”,也可以称作“R&B”。说到这儿,需要做个友情提示:我唱得不怎么的。诚恳希望你理解我的破嗓子,尽管我已经动了情,毕竟我是个码字儿的,不是唱歌的。意即,我能唱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一个孩子仅仅与众不同是远远不够的,哪怕他铜头铁臂或者三头六臂。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在这个问题上,《战士》非常幸运。因为他撞在了袁敏老师的手里,所以享受到了良好的后天教育。袁老师是个带孩子的高手,成功地带过韩寒和海岩的孩子。我曾经问过袁老师,《战士》与他们俩的孩子有何同又有何不同?袁老师说相同之处是体质好,关于不同之处,她打了个比喻:海岩的孩子像龙种,聪颖;韩寒的孩子像豹种,犀利;刘健的孩子像虎种,威风。
孩子身上有父亲的影子,私生子除外。《战士》不但有我的影子,还有我的相片,而且一放就是五大张。其实我知道自己不是陆毅,我的长相属于基本对不起观众的那种类型。原本并没打算放这么多相片上去,只是想配些插图。配插图的目的是想控制一下文本之外的节奏感,以便与文本故事里的节奏和谐互动。插图选了好久,感觉都不大对头。袁老师说干脆把你的相片作为插图得了,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边吃鸡蛋,一边看鸡憋着脸下蛋的相片。
说了半天,该到揭他老底儿的时候了。暂时我还不想扒这孩子的衣服,我只想告诉你他身上有几颗美丽的黑痣。《战士》第八章的结尾处,一位名叫“大强”的主人公,他的命运需要你来完成。你的几句话,不但决定了“大强”的生死,而且还改变了《战士》的容颜。《战士》身上不光有美丽黑痣,还有公瘊子。尽管瘊子已经切除,但我仍然决定告诉你:“ 妈妈忽然激动起来,掩面而泣,泪水夺眶而出。”也许类似貌似优美实则不合情理的句子文本中还会有,我所能保证的是在我和负责审查的师傅伙计们看来已经不存在了。
《战士》已离我而去,被你拿在手里。我知道,“满城传抄”只是个成语,“全民皆兵 ”更是不可能的。不指望好评如潮,只要你看完小说之后说声“刘健这小子有点意思”,我这个码字儿的从此便无怨无悔。版税到手,我吃着我的血肉,孕育下一部作品,还好,写作领域里没有计划生育,否则我接下来要码字儿的就是“海南岛”、“少林寺”了。
第一部分穿这身军装我非常自愿
穿这身军装谁都没逼我,是我自愿的,非常自愿。
至于入伍动机,纯洁那是肯定的,但暂时我还不想说这些。
现在我想说的是当初,当初若不是疯狂膜拜“涅”乐队饮弹自尽的主唱科特·科本、疯狂组建非全球巡演不可的“破茧”乐队;若不是拉我们皮条那疯狂肥胖女儿的厉声尖叫,教学楼面朝阳光那扇疯狂墙壁上张贴的“勒令退学”告示;若不是老爷子脚上疯狂坚硬的军警靴还有他裤腰里那条疯狂并且柔中有刚的警用皮带,鬼才知道我今天这身军装会套在哪个的身上。
18岁之前,我从未想过去中国军队服役。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战争电影,《野战排》和《第一滴血》什么的。战斗场面越火爆、房屋炸倒得越多、人死得越遍地都是,我就越拍手叫好。正因为如此,中国大兵一贯多年的光辉形象才没有对我产生过诱惑,更不用说激起我崇拜与效仿的欲望了。如你所知,战争电影美国人拍得最棒。在美国大兵的衬托下,中国大兵的言行举止就不仅特别傻,而且还特别假了。爱做高大全的动作倒也算了,说起话来还跟领导讲话似的。缺乏最基本的智慧和幽默感,僵硬又空洞。那时我想,这辈子不当兵就算了,否则就到美国当雇佣兵去。威风八面、雄霸天下,谁不服气就灭谁。没准儿哪天中美两国又在朝鲜半岛打起仗来,我就掉转枪口,当一名光荣的叛徒。
除了爱看战争影片,那时我还特别喜欢玩带战争背景的电子游戏。一种名叫“埃及战争 ”的游戏,我玩得最为老道,一枚币杀到关底。这在我的同学包括游戏厅老板看来,是挺辉煌挺脸面也挺牛B的事情。我常常为此沾沾自喜,认定自己就是被埋没的军事天才,而我的父母却从不这样想。
父母万分反对我的爱好。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担心的并不是电影里面的打打杀杀或者游戏机里荷枪实弹的火拼会使我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成长为心狠手辣的黑道首领,他们担心的只是我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只有爱好课本上的知识才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除此之外的任何爱好都可以用贬义词形容。他们歪曲了真理,却还觉得自己的担心很智慧很远见:如果不爱好课本上的知识,你怎么可能会好好学习呢?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你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如果考不上大学,将来的将来你怎么可能会被社会重视呢?如果将来的将来你不被社会重视,那么将来的将来的将来你怎么可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呢……我没他们的头大,大脑容积也比不上他们。所以,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如此多想。
只有悲观消极的厌世主义者才会有长远打算,乐观豁达的人们大都不会在乎这些。那时候我还没听人说过“过一天赚一天”这句话。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对口出此语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过一天赚一天”才算是真正的智慧与远见,没听说过有人已经活到200岁。
我14岁生日那天,老爷子忘记送我礼物,却没有忘记对我施肥。他说绝不许我再看战争片,绝不许我再走进游戏厅的大门。妈妈在那天送了我一把价格不菲的吉他,还有几本《跟我学吉他》之类的16开大书。与老爷子的高压政策相比,女人更聪明。我想妈妈一定是受了 “大禹治水”的启迪。事后证明,女人的聪明不过是孕育了更大的愚蠢。至于这个愚蠢到底有多大,三言两语实在是没法儿说清楚,慢慢往下看你就明白了。
从那儿以后,我体会到琴声的美妙,再也不旷课去游戏厅也不再看战争电影了。经常是还没放学就提前跑回了家,闷在屋里叮叮咚咚地弹琴。最初的时候,我弹贝多芬的《致爱丽斯》,还有《爱的罗曼史》《梁祝》《绿袖子》之类的独奏曲。现在我必须得老实承认,这些乐曲很动听。而当时我却没这么认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中了哪门子的邪,在一本挺光艳的有声杂志上看到了“涅”乐队和主唱科特·科本饮弹自尽的故事之后,就开始对贝多芬之流弃如敝履、恨之入骨了。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本挺光艳的杂志不但把科本说得很英雄很英雄,而且附送了一张科本怀抱婴儿的黑白海报,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于是我就把海报贴在了床头,觉得自己比那些在床头张贴装腔作势的港台明星的家伙,有知识有品位多了。那本光艳杂志不但附送海报,还附送了一盘磁带,同时还刊登了那首著名的《女孩》和弦。磁带刚听一半,激动人心的音乐就令我热血沸腾了。我随音乐节奏挥舞着拳头,对着墙壁说他妈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歌曲原来还可以这么唱。那瞬间,我坚定地认为自己觉悟了,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理解了音乐功能、领悟了音乐艺术的巨大魅力。我按照书上标注的和弦把《女孩》弹了一遍,像科本一样跟着和弦忧伤又肆意地边弹琴边叫喊。一首歌唱完,大汗淋漓。那感觉已不是别样的快乐别样的舒服了。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未经历过如此般的痛快和欢畅。
此后,我开始留意街头的音像店。只要里面有带科本头像的磁带,或者是磁带封面设计得比较奇怪,我都会把它们买下。反反复复地听,一遍又一遍。渐渐地,我学会了“扒带” 。任何一首歌只要听上三遍,我就可以把乐曲的吉他和弦扒下来自己弹唱了。同时,我还学会了创造和弦、学会跟着和弦走向哼几句旋律、学会把自己在课堂上写的胡言乱语套进旋律。于是,一首又一首版权归我所有的原创歌曲就产生了。
当然,我不会忘记在歌唱间隙像科本一样嘟囔出“Shit”或者“Fuck you”,还像科本一样穿起带斑马条纹的“海魂衫”,牛仔裤上也割出了破洞。但我却没有像科本那样在一首歌唱完之后把手里的木琴愤怒地摔在地上,摔个粉碎。尽管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摔琴欲望。那时候如果你敢答应说给我买把新琴,我想我当场就会摔给你看。我的变化令爸爸妈妈感到了伤心。屡次劝说无效,他们就懒得理我了。孤独随之袭来。
第一部分寻找有相同爱好的伙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了摆脱孤独,我开始寻找与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伙伴。有人满脸神秘地告诉我,像你这样的人某某地方有好几拨。某某地方是我们这座城市里惟一一家专卖 “打口磁带”的商店。出入这家商店的青年大都与我的年纪相差无几。不但年龄相仿,而且我们所崇拜与恶心的人物还就是那么几个。更为相同的是,我们都在写歌。不同的是,他们个个都长发飘逸。我得承认,他们的弹琴技艺的确比我高明,而且写出的歌曲也比我的更动听。我怀疑这与头发的长短有关,很想像他们一样留起长发。考虑到老爷子那条阴柔险峻的皮带,我只好压制了留长发的欲望,一压就是好几年。
高二那年,我实在压不住留长发的欲望了。心甘情愿承受老爷子几次皮带之苦过后,我买了剃须刀片,一天到晚都拿在手上,后来干脆用透明胶粘在手腕,终于如愿以偿地留起长发。我的长发刚开始飘逸,老爷子的笑脸就不见了。起初我还厚着脸皮向他解释,说古代的中国男人还扎辫子呢,后来连解释我都懒得了。因为老爷子不但不听,而且还骂我狗屁不懂。
既然都这样了,我就尽量避免在家里出现吧。免得惹他伤心,也算是尽了点儿力所能及的孝道。
学校里,愿意与我交好的女生越来越多。我想这与头发长短的关系不大,尽管女生们总喜欢把她们束头发的橡皮筋慷慨相赠,我知道这是看在音乐的分上。那时候,我写出的几首歌曲已经开始在校园里私下流传了。每次下课铃声敲响,总有人哼着我的歌曲走出教室走进厕所然后走出厕所走进教室。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和弦哼唱的这些东西到底算不算音乐,或者说,这算是什么风格的音乐。后来我们的化学老师回答了我,并且使用了排比句:你的音乐是火种,燎原之火;福音,希望之声;号角,革命旋律;你的音乐是武器;你们的音乐是匕首;你们的音乐是投枪;你的音乐是目前正从中国地下崛起并将影响中国未来的PUNK 。
化学老师的英语比我好,每个老师的英语都比我好。包括对英语从来都是嗤之以鼻,说英语就是鸟语的教导主任。所以,我无法理解PUNK的具体含意。觉得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朗朗上口,就点点头向化学老师对我音乐的理解表示感谢了。一次课上,化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那天对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言语间洋溢着无尽歌颂与赞扬。于是“刘健是个 PUNK”的说法就在本班同学的传播下,长了翅膀似的于校园内传开了。直到有一天我翻看《英汉辞典》,才发现PUNK的好几种解释都与音乐无关:
A.年轻无知的小伙子;
B.腐木,朽木,无用废物;
C.撑船者,社会底层的卖苦力者;
D.流氓;
E.引火物;
…………
我一向看不明白过分复杂的《英汉辞典》,于是就去查阅专门介绍音乐种类的书籍,了解PUNK的真正含义。书上说:PUNK是摇滚乐的一个分支,PUNK把摇滚乐的风格推向了极端。 PUNK的兴起和影响主要在英国。1973年,第四次阿以战争后,原油价格猛涨,英国汽车工业几乎破产。纺织、煤炭、钢铁工业都陷入困境,国际贸易停滞不前。物价上涨,大量工人失业,年轻一代对此毫无办法。失业救济金、政府奖学金和打零工都不能使青少年高兴起来。他们每晚在电视上看到失业数字和工厂关闭的名单,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部分青年把对生活的失望转为嚎叫。他们愤怒地批评社会各个方面,用声嘶力竭的喊叫、乖戾的形象和疯狂的舞台行为把愤懑裹在音乐里释放出来。“滚石”旗下的一位成员说,在 PUNK中,音乐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想恶心什么人……
我不再为自己的音乐名叫PUNK而担忧,而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他妈的我就这样被人推上了船。说来好笑,我和史迪同志成为朋友,竟然是因为他课间去厕所排泄时唱了一首鲍勃·迪伦的《上帝在我们这边》。当时我就蹲在他旁边。据我所知,他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国内音像公司从没有正式引进,只有经常购买“打口磁带”者才熟悉,看来他也是个地地道道的“ 打口青年”。
遇到同志,当然要打个招呼了。当年朱老总还不远千里跑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呢。于是我就唱起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刚唱几句,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各自的歌唱,互相点点头报了姓名,蹲在厕所聊了起来。上课铃响了,我们提着裤子走到操场,背靠国旗杆继续聊了下去。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论的话题也与音乐无关,主要探讨到底用什么方式和什么样的炸弹才能把教学楼连根拔起并且没有被公安干警侦破的危险。
史迪不仅是个“打口青年”,而且还和我一样,整天挎着吉他玩一些粗糙音乐。史迪的弹琴技艺一般,大横按和弦的时候总是按不稳,而且还老跑品。但他的嗓子却比我性感,很有磁性。又一次聊天,史迪建议我们俩一起玩音乐。我负责写词谱曲兼弹吉他,他改弹贝司任主唱,组个乐队凑凑热闹。当时我连丝毫的犹豫都没有就同意了。
第一部分乐队成立之日
乐队成立之日,我们买来了白酒、蜡烛、苹果和香纸,跪在宿舍敬天祭地。请求掌管音乐的神仙保佑我们写出好听的歌曲,还保佑我们尽快出专辑,全球巡演。到处都是我们的男女歌迷,大红大紫报孝父母双亲。祈祷过后,我们商量着给乐队取个响亮的名字。由于这是件至关重要的大事,我们俩为乐队的名字在宿舍里争论了好久。
史迪说,叫“无聊分子”吧?
我说,“无聊分子”太俗了,叫“断裂”吧?
史迪说,“断裂”太涩了,叫“奠”吧?
我说,“奠”比“断裂”更涩。“奠”谁呀?叫“植物人”吧?
史迪说,“植物人”?没劲儿,叫“自杀未遂”吧?
我说,“自杀未遂”太露了,叫“蔓延”吧?
史迪说,往哪儿“蔓延”呀,叫“捣蛋鬼”吧?
我说,“捣蛋鬼”形象不好,不够大气,叫“送葬”吧?
史迪说,给谁送葬?叫“阑尾”吧?
我说,“阑尾”的象征不太好,刚想闹点儿事就被医生给割了。叫“破茧”吧?
史迪说,破茧出蛹,象征倒是挺好,万一有人不明白怎么办?干脆就叫“火车司机的儿子”吧?
我说,你老爷子会开火车吗,欺世盗名。叫“骨灰盒”吧?
史迪说,还不如叫“殡仪馆”呢。
我说,干脆叫“阿房宫”吧?比“唐朝”早了一千多年。
史迪说,“青铜器”、“甲骨文”、“四羊方尊”、“司母戊大方鼎”,这都比“阿房宫”还早呢?
…………
争论了好久还是没结果,我说:
——干脆咱们抓阄?抓到什么就叫什么得了!
史迪表示同意。我把刚才说过的那一大串名字分别写到相同的纸上,揉成团,高高抛起。
完后,我和史迪玩“剪刀/石头/布”,谁输了就从地上捡个纸团拆开看看。
结果我赢了。史迪闭上眼睛,嘴角蠕动着从地上摸了个纸团,拆开一看,说:
嗨,我操,是你说的那个“破茧”。 “破茧”乐队正式成立了,我和史迪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创作,有空儿就闷在寝室排练。碰上数学、物理之类的臭课,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教室。反正只要不是我们喜欢的化学和英语,我们就不愿呆在教室那个由钢筋、水泥和玻璃做成的鸟笼子里。
其实英语我们并不喜欢,尽管每个人都说学会了很有用处。
英语老师我们更不喜欢,他是个女人或许会好些,如果不是我们班主任就更好了。
我们喜欢化学课的主要原因也不是因为化学本身,主要是喜欢化学老师。化学老师不仅留长发,而且留胡子。在我们这所学校里,他是惟一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师。听别的老师说,我们的化学老师是个人物,原本应该留在京城做高官的。只是因为上大学时头脑发热,参加了某场暴动,所以被贬回老家中学做了个又臭又酸的教书匠。
化学老师有个怪癖,每年春夏之交那几天,他只喝水,不吃饭。化学老师上课也很怪,但非常有趣。他通常是提前五分钟到教室,神色安详地坐在讲台上点根烟。抽烟的时候,他那双隐藏在眼镜片后面的深邃眼睛,总是狠狠盯着教室后面墙壁上悬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四位和他一样留胡子者的画像,就跟这四位大胡子欠他钱似的。当化学老师把手里的烟头在黑板擦上摁灭,从窗户丢下去并确认烟头掉落到楼底下之后,转身对着我们大声说“上课”。这时候,上课铃声便急促响起了。
每当此时,他的嘴角就会流露出一丝常人不易察觉的笑意。
至今我仍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感到如此的好笑。
课上,前30分钟化学老师给我们讲“九年义务教育”教材上的知识。全他妈的是这元素跟那元素在一起将会怎样怎样之类乏味透顶的臭理论。知道怎样?不知道又怎样?反正这都是别人已经知道的东西了!我们坐在教室里耐心等待的是剩下那15分钟他自称的“副课”。那时他会给我们讲授与化学毫不相干的知识。“素质教育”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化学老师的先见之明。
第一部分我们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正课上,我老走神。看着他在讲台上张合着嘴巴,回忆昨晚的美梦。教室里响起了掌声(学校规定,为了响应上级提出的“尊师重教”号召,要求我们在老师讲完课后热烈鼓掌),我从回忆中醒来,精神抖擞地望着满黑板奇形怪状的化学符号,专心致志地听化学老师讲后面15分钟的“副课”。第一节“副课”,化学老师开口就直言不讳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体制像一头吞噬青少年才智与灵性的冰雕老虎,像极了。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天气变暖以后,它就不攻自破了。但你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气温是零下一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有拯救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将穷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你们从冰雕老虎的嘴巴里拖出来,救一个算一个……副课上,化学老师向我们传播的大都是国外主要是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文景观、生活理念等等。挺稀奇古怪也挺有意思的。譬如他说英国以前是美国的亲爹,现在是美国的跟屁虫。美国以前是靠抢劫起家的强盗,现在成了强盗首领。有一次他还谈到了英国的“披头士”乐队,对主唱约翰·列侬做了好几分钟的评论,并且在评论结束之后满脸庄严地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像列侬一样的人,用喉咙向传统及现存秩序挑战,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对化学课感兴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做试验。化学老师屡次三番地向我们强调:所有成功的试验都是失败的,惟有失败的试验方能向人们揭示化学的意义。所以,偶尔地,我们就能在教室里听到前排女生在玻璃试管爆裂之际捂着脸的惊声尖叫……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向你提及我的化学老师,因为他对我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抛开他的人格魅力以及把我称作“PUNK”那些事儿不说,再给你举一个小小例子:
一次,是由于小人告密,我和史迪旷课躲在宿舍弹琴的事情被班主任知道了。班主任把我们痛训一顿之后还要我们写份检讨。训话我听就是了,写检讨可难坏了我们。当时我们真的希望他再把我们痛训一顿,把写检讨的事情给免了,我们依旧会在心里唱着歌曲洗耳恭听。写检讨可是件除了动笔还得费脑子的事情。此前我从未写过检讨,根本不知道检讨的写作格式。语文书上只有书信、布告、寻物启事之类的教程,没有检讨写作。
我们为检讨的事情苦于无助了好大一会儿,史迪建议去找化学老师请教。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响了化学老师的房门,进去之后被他屋子里的景象吓了一大跳。大白天,门外艳阳高照,化学老师竟然开着台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感觉就像走进传说中的地狱。化学老师的墙壁上不但像我们教室一样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四位大胡子的画像,而且还有几张泛黄的老上海那些“你爱吸我也爱吸”香烟广告的月份牌。最令我感到吃惊和意外的是他书架上竟然陈列着一把民谣吉他,琴体落满灰尘。
化学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和史迪吞吞吐吐地说明来意。化学老师只听一半就明白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向我们履行人民教师“授业解惑”的光荣职责。他先给我俩每人倒了杯开水,然后又放了一首“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优美的歌声中,化学老师眼睛微闭,跟随着《加州旅馆》的明快节奏,一边用手掌拍着大腿一边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道:
检讨格式跟写信大致相同,不同的是要先写下“检讨”两字,居中。接着另起一行,写开头和称谓。如敬爱的老师、敬爱的团支部等等。然后再另起一行,写正文,把你们犯错误的原因简单陈述一遍,开始检讨自己。检讨不过就是虚伪的低头认罪,但你们要严格遵守以下两点:第一,要尽量把自己说得鸡狗不如、猪牛不是。建议你们说自己是败类、大毒草、害群之马、肉汤里的老鼠屎等等之类,把自己说得越下贱就越能满足他们的审美欲望。记住,千万不要说自己幼稚和年轻,那样就等于暗示他们老了。第二,要尽量避免使用疑问句与反问句的可能性。譬如“老师您说是不是呢?”或者“如果是您,您将会怎么做?”免得一不小心击中了他们屁股后面的七寸。检讨的最后一段,表达自己无比懊悔的心情,并做出情真意切的保证。保证自己不再犯类似错误,请求他们赏赐你们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如果能许下“如有违反,出门被车撞或者天打五雷劈”之类毒誓,最好不过了。 2
“破茧”乐队成立之初,我和史迪都深深地沉迷在了音乐之中,不可自拔。
掌管音乐的神仙没亏待我们、没辜负我们对它的祭祀与敬意。在乐神保佑下,我们写出了《孔夫子》、《101分》、《红领巾》等十几首非常动听的歌曲。或许是由于对音乐过于执著了,掌管温饱的神仙就给了我们一些惩罚。常常让我们因为编配和弦而错过学校食堂的开饭时间。一首歌写完了忽然觉得饥肠辘辘,食堂早就关了门,师傅伙计们撩着袖子叼着烟在饭堂里噼噼啪啪地打起麻将。每逢此时,我们只好去学校对面的饭馆里先斩后奏地赊碗牛肉面填饱肚子。
我和史迪两个谁都不富裕。那时候如果你搜我们口袋,我发誓你绝不可能搜出100块钱,交学费那天除外。扣除掉饭票开支,父母给我们的零用钱每月从来都不肯超过50元。父母的吝啬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记得高一那年交学费的时候,我揣着300多块钱在火车站广场上踌躇了好久,最终还是回到学校把这笔钱献给了教务处。本来我是想用这笔钱买张火车票,去遥远的海南岛,再也不回来了,自由自在地过上一辈子。出于孝道,我打消了在天涯海角以捡贝壳为生的漂泊之念。
日子艰苦我们不抱怨,咬咬牙挺一下就过去了。我们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们顽强,我们有信念和信仰,音乐使我们精神富有。但我们实在是无法忍受毕业班那群狗杂种的欺负。他们竟然公开抢走我们的音箱,放在自己寝室里集体训练英语听力,说是为了考大学。我和史迪手牵手去讨要,他们非但不给,还把我们俩揍了一顿,说这是给我们算的第一笔账,我们排练影响他们考大学了,考不上大学就到我们家吃饭去……那天挨揍之后,史迪差点儿气昏过去,脸色铁青,但他也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说:
——等着瞧吧,老子混出头那天,即使他们毕业分配到西藏工作,也要找人把他们给做了!操,这种人要是能考上大学,那大学还真是个养狗的地方!
第一部分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们意识到不能再像沉默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了,于是拉拢了班上最高的那位兄弟做了我们的鼓手。五大三粗的高个儿加盟“破茧”,日子好过多了。他总是在我们即将遭受欺负之际,大喝一声挺身而出,但他的加入也为“破茧”带来了不少麻烦。
由于乐队属于地下状态,排练都是在寝室里秘密进行。我和史迪可以把音箱的音量调到最低,高个儿却无法在一首歌的高潮部分控制住“嗵踢嗵踢”的激躁鼓声。终于,高个儿过于放肆的鼓点触动了校领导敏感的神经。教务处派出“犬养鹰眼”到我们排练的宿舍里刺探情报。“鹰眼”乔装改扮成热爱音乐的学生到我们宿舍,被史迪慧眼识破。高个儿当即就说,反正是已经暴露目标了,一不做二不休!
于是我们就把“鹰眼”狠揍一顿,鼻子都打出了血,然后在“鹰眼”陪同下去教务处投案自首。 “破茧”乐队从此由地下转为公开。其间,我们三个与教导主任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判,竭尽全力向他们解释我们的音乐以及理念。史迪说我们是在探索一种高于“校园民谣” 的音乐形式歌颂朝气蓬勃的校园生活,符合《中学生文明规范条例》里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号召,与学校正在积极倡导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合……高个儿跑回宿舍拿出载有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听着摇滚乐长大的报纸,并保证我们从此再也不旷课排练之后,教导主任勉强地点了点头,让我们在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把自己写的歌曲先唱几首给他们听听,中听了就同意“破茧”乐队继续存在,不中听你们就给我现场解散!
下午,我们把乐器搬到会议室里设置停当。该来的校领导与不该来的年轻男女老师都来了,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走廊里也挤满了观看我们演出的同学。史迪问校领导能不能让同学们也进来站站?校领导点头表示同意,走廊里的同学潮水般涌进会议室。教务处主任下达了演出开始的命令。
高个儿率先打出四个兴奋而清脆的鼓棒音,我在吉他上涮出一段硬朗的过门儿。琴音嘎然而止间,高个儿立即将两支鼓棒挥了个密不透风,史迪的手指在贝司弦上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飞快地拨出了一串沉重低音。紧接着,我吹响挂在脖子上的布鲁斯口琴。凄美抑郁的口琴声中,史迪鼓起磁性十足的性感嗓子,脸上带着淡淡忧伤唱出我们编写的这首《孔夫子》:孔夫子您圣贤千万别客气
让我们在大白天的梦里相遇
梦见您穿长衫稳坐太师椅
之乎者也孔融让梨
孔融三岁知让梨,书桌上的“三八线”分清男和女
孔融三岁知让梨,公交车上的孕妇总是站在人群里
孔融三岁知让梨,谁人不说自己遵纪守法正人君子
孔融三岁知让梨,为什么每年每月都有坏人被枪毙孔夫子您骨气千万别哭泣
想想鹅肉忘记现实难免差强人意
继续给我们讲志士不饮盗泉之水
以德从政 治国以礼
以德从政治国以礼,南沙群岛的炮声差点儿又响起
以德从政治国以礼,谈判桌上我退你进何时才休息
以德从政治国以礼,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以德从政治国以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为什么双手总是无能为力仲丘尼 喔 仲丘尼
平民百姓想的是粮食和肚皮
仲丘尼 喔 仲丘尼
平民百姓想的是庄稼和菜地
仲丘尼 喔 仲丘尼
您的教导不是那臭狗屁
仲丘尼 喔 仲丘尼
三人行必有我师您太谦虚
第一部分反思浮华烟云的场所酒吧
史迪很聪明,唱到“臭狗屁”那三个字的时候,他故意咬了一下舌头。由于没听清,所以校领导没表示什么不快。如果史迪把那三个字唱得准一些,我猜同学们的掌声将会更加热烈。我们三个默契的配合与流畅旋律博得了现场观众包括校领导在内的阵阵掌声。一曲终了,校领导要我们继续表演,几位年轻老师说他们在省会花80块钱去听北京那帮乐队的演唱会,也就是这个味儿哩。
我们乘胜追击,把《101分》、《父子关系》、《成长》和《红领巾》挨个儿给他们唱了一遍。唱《红领巾》的时候,史迪已完全进入了状态,瞪着自我陶醉的双眼,撕开喉咙尽情叫喊。我们制造的激昂声响直冲窗外。会议室的走廊里再次挤满了无法进入室内站着的同学。我们的化学老师也闻讯赶来了,站在走廊里的学生队伍中间,把手指插进嘴里,流氓一样吹着口哨为我们的演出助兴。
演出结束,校领导说有意思、有创新精神。当场拍板,允许“破茧”乐队继续存在。说自己学校有个乐队,今后与有关部门开联谊会就不用放录音伴奏带了。最后,校领导还与我们挨个握了握手,鼓励我们今后要勇敢创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我们胆子再大些,把步子迈得再开些,为浓厚校园的文化艺术氛围贡献力量,同时也要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两点:
1.不准影响学业亦即只能在课余时间排练。
2.不准外出演出亦即只能为校服务。随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三个成了学校里最有头有脸的人物。每次走在路上,总会有人与我们主动打声招呼,这与见到校长时主动说声“校长好”完全不同。就连本班那几个模样不太漂亮但学习成绩却是最漂亮的女生,也一改往日的矜持,疯了似的跑到宿舍看我们排练并且敢和我们一起无所畏惧地旷课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乐不思蜀。我们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点儿与全球巡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荣誉面前,我们不骄不躁,凭借校领导的鼓励与指示,在音乐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相继写出了几首更加玄妙的歌曲。譬如在那首名叫《aoe》的歌曲里,我使用了最奇怪的和弦,中间还不停地加进和弦外音。史迪学会了用鼻孔发音,用鼻孔把26个汉语拼音字母挨个闷骂一遍。高个儿玩得更绝,他把鼓棒都给扔了,改用手掌拍打军鼓。鼓音由清脆变为沉闷,为史迪的闷骂增色不少。
锲而不舍使我们的人气越来越旺。在史迪故意透露了几个诸如“刘健的女朋友叫玲玲” 、“高个儿的姑妈在美国”以及“史迪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牛肉拉面、最崇拜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之类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名气变得更大了并且冲出校园。市人民广播电台一位DJ慕名前来采访我们,当场就承诺为我们录制《红领巾》在电台里播放。
有了名声,但我们的口袋依旧空空。排练累了,依旧到学校对面的饭馆里赊欠牛肉面。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女生们旷课到宿舍观看我们排练偶尔拎来的一包零食。最初我们对此心怀感激,后来史迪的眼睛就开始注意女生身上那些不该他注意的地方,心里面还有了想办法挣点儿钱与某丰乳肥臀的女生在校外租间房子非法同居的打算。然而,每当面对本班那几个成绩最漂亮的女生,我们三人都像圣人一样,目不斜视地专心弹琴,谁都没有丝毫打扫她们的欲望。只是为她们的开化、不再埋头读苦书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音乐上渐渐玩出了名堂,《红领巾》被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便是一个极好例证。校园之外有更多的人由此知道了“破茧”乐队。于是,那些装饰得不伦不类的酒吧开始派人到学校与我们联系,要我们去他们的酒吧演出。说客人把CD听腻了,需要乐队现场表演,报酬视演出效果而定。
我们三人为外出演出的事情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冒着被校领导发现就没好果子吃的风险去了。坦率地说,我并不太情愿去酒吧之类的鬼地方。化学老师曾经说过,酒吧原本是人们用酒精反思浮华烟云的场所,结果却成了醉生梦死者的天堂。迫于生计,确切地说是迫于偿还牛肉面债以及添置音箱、效果器等等排练设备。还有就是史迪老吵着要换把贝司。他的国产贝司由于长期放在床铺下面,受潮的弦轴框木严重变形了。调准一次音要十多分钟,可弹不出一自然小节就跑调,太误事儿了。没贝司哪能行?音色不够厚重、旋律不够压抑……没压抑哪来的激情?没激情怎可以爆发?
第一部分快乐的一天这么早就降临了
我们去了酒吧,在舞台上疯狂地弹啊跳啊唱啊,用最佳的效果挣到最佳的钱。钱到手之后,我们并没有按照先前的想法去做,而是迅速挥霍一空。用史迪的说法就是“免得遭歹人打劫”。有天晚上演出过后,史迪带我们去一家通宵经营的游戏厅跟“电子高科技”赌钱。高个儿玩“赛马”、我玩“福满多”、史迪玩“三七”,不出半个小时就把当晚演出挣到的钱给输光了。当时我还想,输给“高科技”很正常,连我们都能赢的话谁还相信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