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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阳台上，纵身一跳，泪流满面地跪在走廊。

我跪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在膝盖骨钻心疼痛中想啊，想啊。什么他妈的摇滚啊、朋克啊、艺术啊、另类啊、地下啊、边缘啊、江湖啊、精英啊、先驱啊、质疑啊、颠覆啊、重估啊、名称啊、觉醒啊、梦想啊、革命啊、使命啊、关注啊、拯救啊、责任啊、荣誉啊、张扬啊、燃烧啊、圣雄啊、大师啊、旗帜啊、火种啊、我反对啊、我抗议啊、想像力啊、创造性啊、标新立异啊、与众不同啊、舍我其谁啊、先知先觉啊、持不同政见啊、不要说不要啊、不自由毋宁死啊、严禁使用严禁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为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而战斗啊… …都去去去去去他妈妈妈的吧，统统都是拾人牙慧的臭狗屁！想了整整一夜，我像菩提树下的释加牟尼佛，觉悟了。

早晨，军号响起，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太阳喷薄而出，然后回房间把这么多年苦心创作的几十首歌曲整理一遍，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点燃。上班号响起，我从垃圾桶里捡了几张未燃尽的乐谱残片，找到股长，向他检讨了我的从前。

股长朝我瞪着眼睛，半信半疑。我把乐谱残片拿了出来，说，乐谱都烧了！从今天起，我将抛开所有的非分之想，全身心地投入新闻报道。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立功受奖！

股长相信了我的诚意，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完后我又找到裴干事，故伎重演。

裴干事的表现与股长同出一辙，于是我就趁机向他提了一份建议，证明自己已经把全部心思投入了新闻工作。我建议裴干事说服团机关领导，办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每周一出版。报纸内部发行，上至团长下到新兵，大搞舆论监督，客观公正地刊登战士们无渠道表达的难言之隐，报名就叫《我们打了军官》。

裴干事说，不错不错，真是个好主意。今天报纸出来，咱哥俩儿明天就得一起滚蛋！

…………

为了在新闻报道上有更大的建树，我决定给自己装备一台相机。在突发新闻事件面前，图片不但比文字更直观生动，而且还更加可信。我去了县城的百货大楼，看到柜台下面那些可调焦距相机最便宜的都贴着“价格：988 RMB”。我去哪儿才能搞到这么多钱？倘若积攒每月下发的那几枚铜板，恐怕凑够数的时候，这款相机也成了古董。

我想起了老爷子，如果向他寻求支援，我想他会出手相助。

但是，怎么可以向他开口？我怎么可以让憋了两年的骨气就这样被铜臭熏走？

我开始思谋一个能挣到“988RMB”的办法。想了好几天，我决定卖掉吉他。“十六分之二拍”已夭折，乐谱已烧，吉他留在身边还有何用？我这把吉他品质优良并且价格不菲，再怎么折旧也能值个几百块钱。

决定卖掉吉他那天，我从琴袋里翻出了几枚值钱的邮票，当即我就去了县城的“跳蚤市场”。一番讨价还价，邮票贩子给了我200多块钱。交易过后，邮票贩子见我穿军装，问我手里有没有军队刚发行的“义务兵免费邮票”，听说是“错票”，愿意出高价收买，我为之一振。

早就从报纸上得知军队发行了“义务兵免费邮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在信封上盖个三角邮戳当邮票使用。遗憾的是报纸上说这种邮票目前只在北方某军区试发行，南方军队暂时还得盖戳。但我想兄弟们手里面应该有“义务兵免费邮票”的可能性，譬如他们在北方服役的老乡曾给他们写过来信之类。

我一路小跑回到机关，写了两份小广告：吉他转让战友们：

本人现有一把"VENSON"牌吉他（电箱两用、缺角民谣型，市场售价1600元），因本人另有摄影之好，现将吉他低价转让（含拨片、变调夹与一本中级教材），有意购买者请拨打96 221找宣传股刘先生联系即可。

第四部分没什么好检讨的

回收邮票战友们：

本人有集邮之好，哪位手头上有“义务兵免费邮票”或其他精美邮票，请拨打96221与宣传股刘先生联系，价格面议。完后我骑着单车去街头把广告复印了十几份，奔赴侦察连、特务连、通信连以及附近的一个集训队，用透明胶布把广告粘贴在了上述单位的墙壁、黑板报和门口的电线杆上。广告是否有效？我把希望寄托在了通信连的少男少女身上。通信连有女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女兵们收到的信件总比男兵多。还有，“吉他是浪漫男人的标志”，我想通信连的少男们应该有知此名言者。在女人面前，男人都愿意浪漫。手指不够灵巧？缺乏乐感？不识五线谱？看不懂六线谱？这都没关系，只要你在床头挂把吉他，就有人赞美你的才华。所以，我把通信连饭堂的“菜谱栏”里也贴了一张。这一招儿还真管用。广告贴出去的第二天，通信连的一位兄弟打来电话，说是要买我的吉他。来团部看了货，他报出500元的价格。我二话没说，当场就让他把琴背走了。下午又有两位兄弟拿着几枚盖了戳的“义务兵免费邮票”来找我，我以每枚5元的价格买下，去邮票交易市场卖出了每枚38元的高价。

差不多够买相机了，如果明天生意兴隆再收购几枚邮票的话。

次日清早，我像往常一样第一个到达办公区，拎着扫帚打扫卫生。尽管秋天还没来临，走廊里每天依然会有几片绿叶落下。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悬挂着几个被嬉戏孩童扔上去的一次性塑料袋。白色塑料袋像旗帜一样，在树上迎风飘扬。

卫生打扫完毕，我拎着水瓶去了水房。我是否真的甘心于这种活计？我把热水瓶对准一人多高的热水器，扭开水龙头，水蒸气把我淹没。我在腾腾雾气中继续思考刚才的问题，开水悄悄溢出水瓶，100℃的开水流到我手上。我并没有躲闪或者惊声尖叫，眼睁睁地看着开水爬行过后的皮肤红肿起来。热辣辣的疼痛像针扎，刺破了我心中那个好高骛远的脓疮。

我捂着手臂拎着热水瓶，浑身轻松地走出水房。参加交班会的政治处主任刚好从楼上走下，我们碰了个正面。我向主任问好，他既没正眼看我也没理我，我轻松的心情蓦然沉重起来。心想，今天是怎么了，被开水烫过的手臂刚治愈心灵，头儿就用冷落烫伤了我的眼睛。

我跟在主任屁股后面，把开水拎进他的办公室。主任的脸色很难看，我当然不愿多看一眼。

我正准备转身离开，主任把我叫住，说，别走，坐下，我有话对你说。

口气异常的严厉和生硬，完全没了往日的和蔼可亲。

我隐约感觉不祥之事将要发生，把这段时间里的所作所为在脑子里回忆了一遍，实在想不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令主任的脸色如此难看？我坐在藤椅上，忐忑不安地看着主任。

主任朝杯子里加了点儿开水，轻呷一口，说，刘先生，你来政治处已经好几个月了，工作上还是做出了一定成绩的，领导和同志们对你的评价都不错。由于主任我平时公务较忙，对你的生活啊工作啊等等各方面的关心不够，这一点请你谅解。近段时间，你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稿子。从你发表的稿子来看，我们觉得你在某些方面对军队的基层生活还是缺乏了解，体验不够。本着对你成长负责的态度，经政治处党委研究决定，明天你就打背包回二连再锻炼一段时间，怎么样？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团机关办公楼又旋转起来。

我双手拼命揪着衣襟，不让自己再次与办公楼一起轰然倒地。

办公大楼晃了好几晃，终于没有把我晃倒在地。

怎么样？我能怎么样？还不是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就是赶我走吗？明说不就得了，绕这么大的弯子干吗呀？！

我连声“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都没有问，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走出主任办公室。还没进宣传股的房门，裴干事就迎了上来，说，我都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我说，给主任送水去了。

裴干事说，团直属连队的“转让吉他”还有“倒卖邮票”的广告是不是你贴上去的？

我说，是的。

裴干事说，不错啊你？刘先生，敢做敢当。这回你总算不死心眼了，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全被你领会实践、灵活运用了。难道你不知道这几天军区正在咱们团机关搞试点吗？军区领导、记者都在，你小子硬是往枪口上撞！

我没有言语。裴干事说，刚才的交班会上，团长把主任训了个屁股冒油。三个直属队连长一齐向团长告状。通信连连长说他们连的一个女兵亲眼看见你往她们饭堂的菜谱栏上贴广告。女兵不但认识你，还知道你是政治处的报道员。你现在已经成名人了？快，赶快写份检讨。拿着检讨到主任屋里再去一趟，承认错误去，回头我和股长去替你讲情。

我说，没什么好检讨的。

第四部分好狗改不了吃屎

裴干事说，装英雄是吧？这时候你还是不要逞能的好，这不是你逞能的时候！

我说，应该做检讨的不是我！裴干事，我为什么倒卖邮票？又为什么卖掉千里迢迢带到军队的心爱吉他，你们想过吗？

裴干事说，没有为什么！更不要去问什么！这里是军队不是期货交易市场！你身上穿的是绿军装，不是红马甲！明白吗？检讨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我说，决不写！如果你们需要检讨的话，我倒愿意帮这个忙。我可以替你们写一本比卢梭的《忏悔录》还要厚上十万页的检讨！

裴干事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你还蛮有理？你还挺牛B？不错，硬汉，够硬，但今天你实在是硬错了地方。兄弟，我可爱的兄弟，别忘了这里是军队不是黑社会。即使是黑社会，你也得看老大的脸色。检讨你不愿写是吧？我不逼你，明天主任要不把你赶回哨所，算我说错！

我说，没错，一点儿没错！敬爱的军官，您说的很对，非常对，对极了，全世界再没有比这更对的了。不用等明天了，今天我就滚回哨所给你们看！

我往哨所挂了个电话，要兄弟们给我留碗晚饭。少尉闻讯接了电话，说，来采访？欢迎欢迎，还算你小子的良心没让狗吃完。走这么久了，连信都不给“堡主”写一封！下午，我打好背包，在曾经居住过的军官宿舍写下“刘健到此一游”。

太阳西斜之际，裴干事把我送到车站。我买了车票，裴干事把我的行李拎上客车。售票员见我的行李霸占了珍贵座位，非要我把行李装到车顶的货架上去。拗之不过，我爬上车顶的简易货架，掀开破尼龙网，像进城打工的民工回家过年一样，把行李撂上车顶。

司机伸着脖子招呼乘客上车了，我钻进客车，在一位漂亮姑娘身边坐下。

客车打着引擎，裴干事拍着车窗，说，节哀顺变，别难过了。谁能不遇点儿挫折呢？你还年轻，你的人生刚刚开始。回到哨所卧薪尝胆，伺机东山再起吧。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我隔着玻璃朝裴干事挥了挥手，在玻璃的倒映中看见自己。肩膀上的上等兵军衔，别样地金黄明亮。那张失魂落魄的脸上，几滴泪珠滑落而下。客车开动了，我坐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死死盯着玻璃上的军衔还有那张失魂落魄的脸，直到一路灰尘把车窗弥漫。

客车转了个陡弯，身心都已疲惫的我，顺势歪在姑娘身上。

途中，客车进站加油。司机打开车载录音机，播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铁窗泪》。我在歌声中看着加油站门口“吸烟危险”的警告，点了根香烟叼在嘴上，然后从挎包里拿出纸和笔，唉叹着“大丈夫当如此矣”，好狗改不了吃屎般地写下这首没有名字的歌曲：日子像瘪了气的轮胎

载着尖刀　从我心底一碾而过

划破我的青春、热情与灵光

那年冬天　面对真假难辨的路标

急于赶路的年轻的我们来不及对终点做过多思索

一头拱进这条隐藏了厄运的胡同

胡同的废墟瓦砾上　光芒闪耀

我们被颜色冲昏了头脑　循着光芒　朝更高远处盲目走去

幻想自己一定能在到达终点之前找到童年时代就开始渴望的勋章

我们满怀壮志向前走　向上跳跃　向前走

没有觉悟者告诉我们　别往前走了　出口处堆满了玉米

发现玉米时我回头　入口处已被豌豆堵死了

我困坐在衣食无忧的胡同里　像断了腿的蟋蟀

在草丛里痛苦地煽动翅膀　歌唱庆祝丰收的伟大乐曲

超载心灵简单地承担着遗传的荣誉　激情与愤怒日渐消融

别让我热血凝固　千万别让我热血凝固　让我永远年轻

引而不发的炮弹即将把我摧毁　红布啊　别裹死我的赤诚之心

我已经感到窒息　并且一天比一天对坚强感到厌倦

我为什么会一天比一天对坚强感到厌倦？

因为这时代需要狐狸，不需要太多的英雄！

这时代需要狐狸不需要英雄！

所以，把你们的枪留下，操你们自己去吧！

把你们的枪留下操你们自己去吧！

…………

第四部分我辜负了少尉的期待

我辜负了少尉的期待，夹着尾巴狼狈不堪地回到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哨所。

被机关贬黜的最初几天里，我如同丧家之犬般蜷伏在哨所，对世事再也打不起精神。

少尉和兄弟们纷纷安慰我，说和平年代的贬黜对军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耻辱，甚至还有些恰恰相反的味道，可我仍然对戎马生涯感到了由衷的绝望。几天过后，我想起孝道未尽，还有老爷子临行前的嘲讽，急忙掩饰心灵上的恹恹病态，强迫自己在逆境中振作起来，精神抖擞，哪怕抖擞成粗鲁言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犹豫了好几天，我决定还是把自己被机关贬黜的好消息告诉史迪和晏凡，向他们倒倒肚子里的苦水，免得在心里憋出病来。就是在我准备给两位打电话那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到哨所，指名道姓地要与我说些事情。我满腹疑问地拿起听筒，陌生人报了家门，说是军区记者，然后问我：你是刘健吗？

我说，是的，怎么着？

军记说，会打字吗？

哨所里的军线电话不能直拨，只能依靠总机来回转接。从军区转到哨所，听筒里已经满是噪音。我没听清军记的话，以为他问我的问题是“会打仗吗？”当即我就回答了他，说，你这不废话吗？当兵的不会打仗还会什么？我来军队就是打仗的！

军记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你会打字吗？

我说，你到底是问打字还是打仗？

记者说，都一样。

我说，都会。

记者说了声“好的”，然后针对我因为“出售吉他”和“收购邮票”而被团机关贬黜之事安慰了我几句，挂掉电话。顿时，我纳闷极了，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想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索性我不再多想，人在军营，身不由己，管他妈的是福是祸，天塌了有地顶着呢。

我把电话转到板那一连，向史迪讲述了我在团机关的遭遇。我还没把话说完，史迪就开始臭损了，说我是个好高骛远的功利主义者、打肿脸充胖子的装蒜主义者、心比天高命比桶浅的妄想主义者……没那个金刚钻你也别去揽那份瓷器活儿呀？像好兵史迪一样在边境线上老老实实地呆着，多好？有时候人往低处走并不见得是件坏事。还是古人说得好啊，高高低低……

我实在懒得听他嗦下去，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次日，我把电话打到营部，谁知史迪已经把我被机关贬回哨所的事情告诉了晏凡。

电话里，晏凡先假惺惺地兔死狐悲了一番，尔后哀叹起来，说，刘健啊刘健，太令人失望了，太令人惋惜了，兄弟们都指望着你拉一把呢，没想到你竟然落了个如此下场！你怎么还有脸回哨所？如果是我，不一头撞死在团长门口就在回边境的路上跳车自尽。

我说，幸灾乐祸倒也算了，何必再往我伤口上撒盐？

晏凡笑了，说，知道你为什么被贬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你烧了乐谱，这是乐神对你的惩罚。

我说，我冒犯的并不是天上的乐神，而是人间大仙。不提这些了，你最近怎么样？

晏凡说，风水轮流转。我比从前好过多了，大强的小日子可就难过了。

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吗？

晏凡说，出了件大事，江山易主了！

我说，你们的樊副高升了？

晏凡说，樊副这种人要是都能高升的话，我就是迈克尔·乔丹！

随即，晏凡把江山易主的事情和盘托出：

——两个月前，粗鲁的樊副突然温柔起来，不再像往日那样暴跳如雷。那段时间，樊副如果不是站在院子里望着树叶仰天长叹，就是脱掉军装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点根烟，一愣一愣地看着衣服上的少校军衔。少校军衔只有一颗星，夹在两条杠之间，看上去有些孤单。其实那两条杠之间的空白就是要你一颗星接一颗星往上爬的意思，直到把月亮挂上肩膀。如果樊副继续往上爬，结果必定是水底捞月。

樊副变了，就连抽烟动作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往常他抽烟大都是用食指和中指不松不紧地夹着烟柄，举到嘴边，一团烟雾从口中吐出，复又打着旋儿泥鳅般钻进鼻孔，再从嘴巴四处散开，挺专业的。往常，樊副丢的烟蒂一般都距过滤嘴有一厘米以上的剩余，并且过滤嘴上几乎不留什么痕迹。每天清早打扫卫生，我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个烟头是樊副丢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樊副抽的香烟在营部范围内是最高档的缘故。

第四部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如今，樊副的抽烟姿势由夹变捏，用大拇指与无名指紧紧捏着过滤嘴，其余手指握成拳头状，把香烟往嘴里塞，那股狠劲儿似乎恨不得连手指都一起抽掉。当烟卷距过滤嘴还有一厘米左右的时候，樊副不再随手丢掉，而是掐出咬瘪了的海绵，摸出一根新的，在指甲盖上顿几下，插进刚才那支被抽出海绵的空过滤嘴里。不知樊副的这种举措是吝啬那半截烟屁股，还是在乎打火机里的丁烷气。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嫂子每次来信，樊副依旧让通信员把家信放进旧报纸里去。电报除外。来了电报樊副通常是拽开扫一眼，然后就大手一抓，揉成团儿塞进裤袋。通信员给他洗衣服时，总是从他口袋里掏出浸湿的纸团，搭在水龙头上晒晒太阳。每当此时，我就会瞅个没人的时候把纸团上的内容看个究竟，做到知彼知此。

第一次，我看到的电报内容是：儿病，速归。育苗。

几天过后，有了第二次，上面写的是：儿重病，速归。育苗。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看到电报，报文：育苗病，速归。父。

当时我就想，应该再有一封电报才算完满，内容是：爷病，速归。儿。

樊副本是个不顾家的鸟儿，所以他并没有请假回家，但他在营部兄弟面前的语言和行为却一天比一天温和起来。一天中午，我正在楼上画画，樊副在楼下大声喊起我的名字，我问他有何贵干？樊副说，下来一趟，把你的《新华字典》借我用用，有个字儿我忘记怎么写了。

我拿着字典慢慢地下了楼，看到樊副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写东西，不时还像小学生一样用牙齿啃啃笔帽。这可是我来营部后第一次见他写字，原来樊副也会写字。我走到樊副面前，他急忙用袖子把桌上的纸给盖了起来，笑着问我，晏凡，有没有“人病家穷”这个词语？

我乐了，调戏他说，营长，我粗人一个，我啥都不懂，我张飞、李逵、陈世美，从未听说过“人病家穷”这个词语，只知道有个词语叫“家破人亡”，不知两者是否意义相同？

樊副的脸极不自然地红了一下，说，“家破人亡”太猛了，有没有比这个柔一些的？

我说，记得那本被您没收的《飘》里面，好像有个成语跟“人病家穷”比较相似。

樊副马上又喊车管，要他把书赶快还给我。

车管在楼上探出了头，说，营长，我还没看完呢。

樊副说，我早就猜这本书不是黄书，快点，送下来，有急事。

我把被车管压折的书皮展平，笑着对樊副说，告诉您两个成语选着用吧，人命危浅、家徒四壁。

樊副说，好，好，太好了，两个都能用，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事后的一个星期天，樊副去了趟团部。从团部归来，他对营部兄弟更加地和蔼可亲了，竟然在晚点名的时候说出“天冷了，多加件衣服，睡觉时要关好窗户”这样婆婆妈妈的话，感觉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次日中午，樊副披着军装叼着烟，双手插在口袋里到楼上班排转了一圈。你知道的，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军容风纪，堂堂正正的解放军少校军官怎么可以这副军阀派头？以往樊副最讲究军容风纪，从来不允许兄弟们边走路边抽烟，也不允许饭后剔牙。而现在，他竟然给我们做出表率。

樊副走进了我的房间，当时我正鼓着腮膀子吹一个明明还有油墨却怎么也画不出来的圆珠笔芯。他看见了，冲到我面前，夺过我嘴巴里的笔芯，扔下了楼，说，别这么寒酸，叫人看着伤心！

我火了，愤怒地站了起来，一口气跑下楼把笔芯捡了回来，说，我吹的这个笔芯是我用军饷买的，哪地方惹你了？操，不让当兵的打仗，还不让当兵的吹笔芯？

这句话我的确是说得过了点儿，尤其是我当着他的面说了个“操”字儿。在以往，我怎么都不敢这样干，尽管我已经打算好破罐子破摔。我担心的不是说了“操”字儿罐子就会摔得更破一些，而是他的拳头。他挥拳揍我，我没话说。就算他不是营长，他总比我大上几岁吧。这次斗胆犯上，主要是希望樊副能冲我发点儿火。不知你是否觉得，习惯了一个人长时间的横眉冷对之后，他突然跟你客气起来，感觉很不自在，就跟他有什么比冷落你的后果更严重的阴谋诡计将要对你施展似的。

面对我的顶撞，樊副竟无怒意，心平气和地说，晏凡你到我房间来一下。

我跟着樊副进了他的房间，樊副拉开抽屉，将一支熠熠生辉的“永生”金笔朝我扔了过来，说，送给你，小子，今后你给我好好画！

我接过樊副扔来的钢笔，看到笔身上印着“作战纪念”字样。心想，且不说“永生”金笔本身就价格不菲，但凭“纪念”这两字，日后准值大钱。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说，营长，您没喝醉吧？

樊副大手一挥，说，回去吧。

樊副送我钢笔的第二天，一辆吉普车开进营部，樊副盘腿坐在吉普车的车头上吹响了集合哨子。令营部兄弟尤其是令大强万万想不到的是，那天樊副的讲话非常简单：再见，兄弟们，老子转业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樊副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千真万确。

第四部分军队讲的是服从

樊副就这样转业回家了，事情突然得就像当年希特勒的军队渡过沃特涅河对前苏联不宣而战一样。樊副走的那天，大强特意从酒老板那儿拎了满满一水壶米酒，为樊副送行。大强站在吉普车前，喝口酒，用袖子擦一下嘴，然后挤巴挤巴眼睛，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

樊副也一样，喝口酒，用袖子抹一下嘴巴，然后抹抹眼睛，仰天长叹。

后来大强扑在吉普车上抱住了樊副，樊副也抱紧了大强。我和其他兄弟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把樊副的全部家当装上了车。樊副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皮箱，并且不是很重。之所以很多兄弟一起把这个皮箱装上了车，我想可能是兄弟们想借这个皮箱向樊副表达点儿什么。

装载完毕，樊副从口袋里掏出“红塔山”，给兄弟们挨个分了一根，以示谢意。轮到我的时候，樊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塞进了我的口袋，握着我的手，说，弟弟，我让你受委屈了，多多包涵。

我握着樊副的手，说，营长，您还是叫我晏凡吧……

话还未说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眼前出现了一片曲线。

我像大强一样，抱住樊副，哭了。那可是真哭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怎么会那样。

吉普车按了几声喇叭，很快就要开动了。樊副把半截身子从车窗里探出，左右手分别握着大强和我，说，小兄弟，新营长明天就要来营部报到了。他是个人物，比老子会混。大强，你一定要配合新营长的工作，争取给他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申请书我交接给他了，年终的时候他会把你优先考虑。晏凡，其实你也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只是不该到军队来发展。军队不讲个性，讲的是服从。

我说，无论如何得把这三年混到头吧？营长，您怎么说走就走了？不热爱军队了？

樊副说，不是我不热爱军队，再热爱几年军队就没人热爱我了，老婆孩子就热爱到人家的炕头上去了。

…………

新营长来营部报到的那天中午，刚好轮到我站岗。

两声短促的喇叭响起，北京吉普停在了营部门口。

一位戴眼镜的少校坐在前排，让司机熄火，说，别往里开了，战士们正休息。

我赶忙迎了过去，拉开车门。少校下了车，我抬手敬礼。

少校还礼，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们的新任营长，复姓端木，名叫……

吃了两年亏，这回我学乖了。我先朝端木少校说了句“营长好”，然后殷勤地走到车后，把他的行李卸下，搬到樊副曾经住过的房间。人去楼空，一幅不知哪位丹青高手的杰作还在樊副房间里挂着。杰作上是一只远看像虎近看像猫的哺乳动物盘踞山隘，仰望红日冉冉升起。

端木少校进门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抬手把这幅杰作给扯了下来。在我看来，这杰作早在100年前就该扯了。一切收拾停当，端木少校示意我坐下，向我问起营部的情况。我把我所知道的营部情况用最美好的语言向他汇报了一遍。完了以后端木少校又向我询问营部兄弟的情况，我把营部兄弟挨个儿评点了一番，报喜不报忧，没有歪曲任何人。尤其是评点大强的时候，我使用了好几个“特别”，譬如“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等等。端木少校听得很有趣，最后问起了我的基本情况，说感觉我是个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士兵。于是我就把我的基本情况向端木少校说了一遍。

端木少校听后，表示惊讶，说他也喜欢绘画，最喜欢的是法国的“印象派”。

当即我就跑到楼上把我的画拿了下来，请端木少校指教。

端木少校认真地看了我的几幅画，说，我给你取个绰号怎么样，叫“穿军装的莫奈”？

次日早操，端木少校慷慨陈词，在营部兄弟面前进行了一场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讲。演讲的最后，端木少校是这样说的：身为一营之长，我对营部的小伙子们充满信心。我有信心、有能力、有力量让我们一营的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让一营部在团队独占鳌头！因为一营部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营部，因为我在你们脸上看到了荣誉！

端木少校话音还没落，队列里就爆发了热烈而密集的掌声，尤其是我，手都拍麻了。大强倒是例外，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懒懒地拍了几下手，也许他对端木少校这种有悖樊副的腔调不感兴趣。

解散过后，端木少校叫住了我，问，站在排头的那位高个儿叫什么名字？

我说，大强。他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大强。

端木少校说，不错，是条汉子，如果打仗的话。

第四部分夜岗第一班

新官上任三把火，端木少校到营部任职的第一周就调整了原有的训练周表。最为明显的调整是他把樊副安排的周三下午“全体参加农副业生产”换成了“四个教育课时”。同时，端木少校还规定周五的组织生活必须要活起来。营部原本有5名党员，去年老兵退伍走了3个。两个人过组织生活，自然没那个气氛。从某种意义上说，组织生活一次所达到的教育效果远不如不生活。端木少校当然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决定让“共青团员”一起参加周五下午的组织生活，提前接受党的直接领导。营部兄弟的档案上，没有一个不是团员，把大强也包括在内。

首次组织生活，端木少校言简意赅地总结了本周的工作，布置了下周的工作重点，尔后就给我们讲起了故事，也可以说成是跟营部兄弟聊了起来。从我军在“三大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聊到农民起义，营部兄弟没有一个不觉得新鲜。遗憾的是大强没到场，否则他就会拥有一些比“猴变人”更新潮的理论。

周三，政治课上，端木少校再次点名，发现还是惟独缺了大强一人，端木少校派我前去探问究竟。

副业组距营部有一段距离，平日里除了吃饭之外，忙于照料菜地的大强很少呆在营部。兄弟们早就习惯性地忽略了大强的存在，只会在饭桌上下意识地说上一句“人家大强辛苦啊！”之类的话。

我站在副业组喊大强，没人答应。

我跑到后面的菜地里喊了几声，大强从苦瓜秧里钻了出来。

我说，大强，上课啦，你还藏在菜地干吗呀？

大强说，苦瓜又该打药了。上课？上啥课？

我说，上什么课暂时我也不知道，你去听听不就明白了？别忘记带钢笔和笔记本。

大强说，笔记本？操，哪还有啊，早撕光擦屁股了。

我说，好歹你也得带上几张信纸，万一营长叫咱们记点儿什么的话，你写哪儿？

大强说，写手上。

我说，少了可以，多了你写哪儿？

大强说，写胳膊上。

…………

大强喊了声报告，端木少校点头示意他进来，问他缺席何故？大强说因为不知道所以没有来。

端木少校说，请入座，下次注意。今后我们政治教育时间，任何人有任何事都不得缺席，包括炊事班的人员，今天我们讲“革命人生观”。

说着，端木少校转身板书“革命人生观”几个大字，问兄弟们哪个能解释一下“人生观 ”的含义？营部兄弟面面相觑，小心翼翼地呼吸着，惟恐惹起端木少校的注意。见无人回答，端木少校点了大强的名字。的确应该点他，因为当时大强正看着黑板，满脸的无所谓。

大强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抓着头皮，吭吭哧哧地笑了老半天，反问端木少校：我又不是接生婆，我咋知道人是怎么生出来的？

营部兄弟哄然大笑，端木少校也笑了起来，边笑边打着手势说，请坐下，晏凡，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心里面也没底儿，但我还不至于像大强那样简单地望文生义。

我凑合着说，人生观是指一个人梦想的方向以及他对别人梦想的评价。

端木少校点了点头，说，回答得不够全面，但总算沾上了边。正确的说法是，所谓人生观，就是指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与态度。

…………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又轮我站岗，夜岗第一班。当时端木少校还没睡，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抽烟，于是我就背着枪走到他面前，说，营长，您还不休息？

端木少校说，嗟！在机关里养了个坏习惯，晚上不过12点就睡不着觉。

端木少校招呼我坐下，还朝我递了根香烟，说，如今军队与社会都不提倡抽烟，报纸、电视整天宣扬说科学证明抽一根烟少活十分钟。再这样宣传下去，抽烟者会被吓出病来。抽烟有害健康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你不能说抽烟没有丝毫好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着利与弊的双重性。譬如说辣椒可以抗癌，同时它也可以诱发痔疮和口腔溃烂。当年打仗的时候，咱们边境地区的香烟比大米卖得还快。

我说，有同感，科学家的话也不能迷信。小时候我就听科学家在争论吃苹果到底是削皮好还是不削皮好，一直到现在，看法还不一致。科学家说一根烟里面含的焦油、烟碱、尼古丁什么的，能毒死一头耕牛。未必，就是往烟丝里再撒包耗子药，我看也未必。

我和端木少校愉快地聊了起来，快交岗的时候端木少校对我说，晏凡，我觉得你是个人才，知识面挺宽的。现在军队讲知识讲文化，需要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才，你想不想考军校？

我说，营长，别提了，您一提这事儿我就难过。如果不是渴望着在军队干一番事业，我就不会背着画板来服役！去年这个时候，我曾问过老营长考军校都有哪些规定。老营长说，你这鸟兵，不早说，啥规定不规定的，名额来了你就拿着钢笔填卷子去呗！命好了挂个红牌牌，命不好回来继续当清兵，今年有6个名额，早分连队去了。我哭笑不得，说，营长这可真应了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句古话啊。老营长说，这种小事难道还要我当营长的把营部二十几个兵问个遍？我说，至少您也应在开会时说一声呀？老营长说，说了对你也没用，当兵第二年才允许参加军校考试。

第四部分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要闹情绪

端木少校说，是有这个规定，士兵必须服役满两年才允许参加军校考试。如今你不刚好服役满两年了吗？咱们军队有所艺术院校，听说那学校还有美术系，我帮你打听一下，看今年有没有那学校的招生名额？

我有些受宠若惊了，说，多谢营长。

端木少校说，不用谢，这是小事情。

我说，谢谢营长，晏凡绝非忘恩负义之辈。

端木少校说，我相信。噢，还有啊，过几天你也写份申请书交上来，组织讨论一下。你服役的时间已经不短，该入个党了。入个党对你们战士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蔺勇和陈秀大都已经交申请书上来了。党票只有一张，僧多粥少。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想向党组织靠拢，办法总会有的。你写份申请书交上来，我想办法到组织股找熟人多搞一张党票过来。我那个熟人挺爱财的，对他来说，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

端木少校的话害得我半夜都没睡着觉，没想到事情竟然就这么轻易地有了结果。天色将亮，我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大强嘿嘿笑着进入了我的梦乡。傻笑过后，大强满脸愁容地对我说，晏凡，快帮我想想办法吧，副业组很快就要拆了。前天营长来这儿看了一遍，说种这么多菜干啥用，又吃不完，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还说我一个人住在这荒山野岭里，不便于管理，出了事谁负责。晏凡，你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会出啥事呢，难道我还跳楼不成？两层楼，跳下去也摔不死。

果然如我所梦。次日饭前集合，端木少校对营部兄弟说，大强从今天起搬回营部来住，副业组的那几亩菜地租给后面的酒老板来种。酒老板除了保证营部正常吃蔬菜外，每月还交给营部150元钱，大家都同意吧？

兄弟们都没有吭声，这似乎就是代表了没人反对。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士兵们并没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见没人反对，端木少校说，沉默就是认同，开饭。

营部的兄弟像平常一样嘻嘻哈哈地进了饭堂。饭桌上，大强耷拉着脑袋，一边把筷条在 “凉拌苦瓜”里插来插去，一边低声向我嘟囔，说，什么鸡巴同意不同意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唉，不知道樊副他现在在家里干啥。

我有点儿烦他了，说，大强，既然不愿离开副业组，刚才营长问话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吭声？不喜欢吃苦瓜你就别在盘子里翻来翻去了，翻什么呀？把盘子翻烂了你也翻不出一块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