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先生曾以一副对联说尽了她对国家所犯的大罪：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庆疆无！
1885年的《中法条约》，竟然是在清政府取得镇南关大捷、将法军逐出郎甲、击伤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等一系列军事胜利和政治优势的前提下签订的。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荒唐局面，只是缘于这个女人一心惦记着自己的五十大寿，只想赶快了结战事而已！
过寿和修园，是这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嗜好。1884年，她最敬畏的慈安太后已经过世三年，最大的政敌恭亲王也被罢黜，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终可以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她决定花费白银１万万两，倾全国之力修建颐和园。相比国家大事，为她修一座高级花园供其游玩解闷倒成了当务之急。这1万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清廷一年半的国库收入，可以增建10支“北洋舰队”！更令人感慨的是，据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估计，经过20多年或明或暗的“圈钱运动”，到了光绪初年（1875年），她已存有私房钱2万万两白银。然而她竟舍不得花自己的钱，而是利用海军的名义，玩些“建军祝寿”等近乎无耻的“把戏”，变相挪用海军经费为自己祝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就在
甲午战争之际，慈禧太后弃国家利益于不顾，依然是一门心思地惦记如何给自己过一个豪华、体面的六十大寿庆典。她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作军用，还再一次挪用军费挥霍，致使中国军队大败，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须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同时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让给日本。
战争失败的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一提的是，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到1892年，又宣布因太后办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2年！当时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求海军衙门拨款60万，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岂料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只能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想想看，堂堂国家部门，官员捂着钱袋子不放，弃国家利益、法律程序于不顾，竟只是为了供一个妇人挥霍！
而我们的慈禧老佛爷是如何挥霍的呢？据清朝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4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以此推算，宫廷半月之费，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足可以装备一支世界前十位的海军舰队！这么多钱又是如何用掉的呢？因为她老人家场面大。9000多间的大宫殿，细细核算下来，也不算多嘛！何况，办事的官员还要中饱私囊呢。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宫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三成是实际费用；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譬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就需花费３０万两，算下来一个凉棚的实际用费也要９万两。这凉棚是怎么造的，也只有天晓得了。
宫廷的贪污是可怕的，也是可耻的。《李鸿章年（日）谱》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年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竟要左氏出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不肯出。为了不坏宫里的规矩，最终还是李鸿章代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又按例索礼金数千两。
脾气耿直的左将军一气之下，皇家的恩赐干脆不要了，最后又是和稀泥的李中堂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后来，李鸿章出使德国，俾斯麦曾暗喻李只会打内战。李怅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个中滋味，又怎一个“心酸”了得？
这个挥霍惯了的女人，好像对金钱没有概念。不平等条约一个接一个地签，地一块一块地割，银子大把大把地赔，她眼睛眨也不眨。当然她也有点心疼，有点不爽。她曾想借义和团教训洋鬼子，却闹出“庚子之变”，吓怕了的“老佛爷”只能再一次签订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以向众国赔偿军费45亿两白银为代价，来求列强不追究她的“罪过”。只要能够继续她的统治，继续享受她的荣华富贵，那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又有什么不可呢？
她和光绪帝的恩怨
权力对慈禧太后有着莫大的诱惑力。她是一个有着极强控制欲的女人，一直不愿意也从没打算将权力让出。慈禧太后为了稳住自己的宝座，在亲生儿子同治帝暴卒后，又煞费苦心地将自己的亲妹妹与醇亲王所生的儿子立为
小皇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做她的皇太后。这位小皇帝便是光绪帝，慈禧一直到光绪帝16岁才不得已为他举行了亲政典礼。之后又拖了两年，等到光绪帝大婚后，这才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为了在幕后操控皇帝，她又弄出了个《训政细则》，以法令的形式稳固她的地位和权力。
为了能牢牢操控光绪帝，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婚姻大事上也是独断专行。她根本就不顾光绪的喜好和感受，硬是把自己弟弟桂祥的女儿推上皇后的宝座。按清帝初选后妃的惯例，一般是要选一后三妃嫔，可慈禧为了保住自己侄女在后宫的地位，竟自作主张，只是随便将一对姐妹（瑾嫔和珍嫔）硬塞给光绪，敷衍了事。既不遵祖宗的惯例，也不顾皇帝的面子，可见慈禧的霸道和光绪的可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为光绪帝举办的婚礼共耗银1100余万两，据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调查，除婚礼应有花销外，还有500多万两是被慈禧太后的亲信们中饱了私囊。
不幸的光绪帝，唯一庆幸的就是嫔妃中还有一个“顺眼”的，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珍妃。珍妃（当时还是珍嫔）刚入宫时年仅13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与木讷粗笨的皇后和寡淡无味的瑾嫔相比，率性天真、聪明伶俐的珍嫔自然更讨光绪的喜欢。起初，她也博得慈禧太后的赏识，还经常让她陪伴在自己身边。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慈禧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光绪帝开始亲政的最初的几年里还算听话，凡是军国大事都会听取“亲爸爸”的“最高”指示。而当时珍妃年幼，还算讨喜，所以宫闱里便是有些风波，整体还算一团和气。然而，由于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放权”，而年少气盛的光绪帝又欲有一番作为，于是朝廷形成两大势力，即帝党和后党。
甲午之战的惨败，对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是莫大的刺激。
光绪帝受刺激，是因为条约签订，盖的正是他本人的玉玺，他觉得这是大清帝国和自己的奇耻大辱。可慈禧太后受刺激，一是觉得日本人以后真是不敢得罪，二是觉得养子光绪帝不把她放在眼里。光绪先是提出要将她的寿诞用款改作军用的“不敬”建议，然后又不向她汇报，就给慈禧的宠臣李鸿章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这分明是在向她示威。于是，慈禧太后决定杀鸡儆猴，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这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珍妃，仗着光绪帝的恩宠，非常任性，甚至有点得意忘形。她不但不把慈禧太后的侄女皇后放在眼里，甚至参与朝政，做了些“非法”的勾当：卖官。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有一次，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也觉得有点过分，为了在朝臣面前挽回脸面，他决定煞一煞卖官之风，于是坚决反对给木商玉铭四川盐茶道的官职。然而，这个官职却恰恰是慈禧许诺的。因为前有鲁伯阳之事，这样的反对，就使得慈禧太后下不了台。恼羞成怒的她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祭出“杀威棒”，灭灭帝党的威风。她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打得死去活来，并将其降为贵人，然后又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随后又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 “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
坦率地讲，把玩政术，慈禧太后无论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激情，却缺乏做皇帝（政治家）的资质，身边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当初，帝党成员不冷静地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激光绪帝，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之类的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太后听到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
皇帝是这样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帝党是这样的一批异想天开的“人才”，也难怪后来的“百日维新”会失败了。对此，《清史稿》叹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正是因为鼠是“硕鼠”，器是“瓷器”，所以不管光绪帝怎么折腾，牢牢控制着军权的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就把他“拉下马”，并将其囚禁于瀛台。后来，慈禧觉得光绪帝太麻烦，已经控制不住，便有了废帝的想法。她以光绪帝“病重”为由匆匆选了端郡王载漪15岁的儿子为皇储，这时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极点。
光绪帝的维新虽然漏洞百出，但由于制度构想西化而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他们都反对废帝，甚至派军舰在中国沿海示威表示支持光绪帝。这就使慈禧感到很头痛，后来她竟想利用义和团把洋人的势力灭一灭。然而面对洋枪洋炮，空有匹夫之勇的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56天，最终毫无战果，反而惹怒了洋人，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当然不愿将光绪帝留给支持他的洋人，所以挟持光绪帝匆匆西逃。那一年是中国的庚子年（1900年），所以史称“庚子之变”。
光绪的死和她有关吗
慈禧太后西逃之前，或是为了泄愤，竟迁怒于珍妃，将其溺死在后宫的井中。可怜的珍妃死时年仅24岁。而光绪帝则成了慈禧太后向列强示好的平安符，虽是保住了性命，却过得生不如死。慈禧太后对他毫无怜惜之情。冬天光绪的寝宫不糊窗纸，平常饭菜还常有馊臭之物。光绪帝就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慈禧太后至死也没放过光绪。最蹊跷的是光绪帝的死，刚好比慈禧早一天，难道是巧合么？据说慈禧太后病时，曾问李莲英：“我病了，皇上在干什么？”李莲英恭敬地回答：“皇上在看书，面带喜色。”面带喜色？那就是盼“老佛爷”早点归天了？
一生好强的慈禧太后，在最后关头又岂会如他所愿呢？当时光绪虽然体弱多病，但毕竟年轻，在御医的精心治疗下，病情一直很稳定。据当时的起居录记载，光绪帝去世前两天，身体良好，还亲谒仪銮殿拜见慈禧太后，给她请安。然而第二天就病情突变，史官郑重写道：“上不豫”。第三天，史官直书：“上遘病大渐，酉刻，龙驭上宾！”是什么原因让光绪的病急转直下呢？当时御医屈桂庭在日记里记载：“余诊视一月有余，药力有效……至十月十八日……帝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帝所居地更为孤寂，无人管事……最可异者，则频呼肚痛：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后人据此猜测光绪是被毒死的。是否老佛爷的意思，又是谁下手的，众说纷纭。在溥仪《我的前半生》、德龄《瀛台泣血记》以及英国人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等书中都有不同说法，不过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遂成千古疑案。
不过，根据现有史料分析，光绪帝的死肯定与慈禧脱不了干系。因为她便是再精明，再能掐会算，也不会算得那么精准、安排得这样及时。就在光绪驾崩的前一天，病重的慈禧太后突然连发三道懿旨，令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同时命载沣为摄政王，这分明是在安排光绪死后皇位交接的事宜。第二天，也就是光绪“猝死”的当天，又连发三道懿旨，顺理成章地将溥仪推上皇帝的宝座。
安排好这一切，慈禧太后的病情急转直下，突然病危。弥留之际，她发布了一生中的最后两道懿旨，一道是“交权”，“命报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另一道则是适当“收权”，特别强调“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可见，这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对权力的掌控。
耐人寻味的是，临终前慈禧太后留下“女人不可预闻国政”的遗训，而且强调“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
这大概是要后世只记住她一个特例吧。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离光绪帝驾崩也就10个多小时。“母子”间的是非恩怨，大概只能带到阴间让阎罗王去明断了。
她死后的荣光和耻辱
慈禧皇太后终于死了，时年74岁。与光绪帝冷冷清清的后事相比，这位皇太后丧事办得异常奢华和隆重。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亲自参加了慈禧棺中葬宝的仪式。据他和他的侄子所著的《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的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三层金丝串珠绣花锦褥和一层珍珠，共厚一尺多。而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其中冠上最大一颗珍珠重四两、大如鸡卵，价值1000万两白银。身边还有700多件奇珍异宝，甚至还在宝物殓葬完毕后，又倒进四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填补棺内空隙。据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私人的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值5000万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清朝每年的国库收入也只有7000万两白银。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生前反对变法，可死后还是用许多西洋玩意陪葬。据说当时焚烧的不但有纸糊的新军士兵，甚至还有一辆优雅的欧式布鲁厄姆车和两匹欧洲马。看来，慈禧也不是不喜欢“维新”，只要是能供她享用，合她的意，那一切都好商量。
她大概没想到，在她死后的第三年，大清王朝便宣告覆灭。她更没想到的是，仅过了十几年，她的陵墓就被盗掘，尸骨也遭践踏。后人谈及这个女人，感慨的是她不可思议的奢华，激愤的是国家珍宝的遗失，又有几人把她那具尸体的归宿放在心上？
有一位学者这样评价慈禧：“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富于个性的女人，一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一个大胆的女人，一个不顾后果的女人，一个败家亡国的女人。”这样的一个女人，若只是纯粹地做个女人还好，可一旦与政治有染、和社稷相关，女人的是非和优劣便被无限放大。政治放大镜里的女人，毫无美丽可言，只可能是变形的怪物。百年一叹，到底是埋怨红颜酿成了祸水，还是感叹祸水玷污了红颜？
美人地理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距市中心约19公里，是清代的皇家园林和行宫。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建成于1764年。它占地290公顷，其中水面220公顷。园内分为宫廷区、前山前湖区、后山后湖区三大景区，共有殿堂楼阁、亭台水榭3000余间。
定陵（慈禧陵）清东陵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镇的昌瑞山下，西距北京125公里。它是清王朝入关统一全国后在北京附近所修建的两个帝、后陵寝之一。定陵（慈禧陵）隆恩殿内有辉煌的金饰。这些精美豪华的
装修不仅在明清两代的皇陵中独一无二，就是在紫禁城中也难以见到。
赛金花：—命运多舛的红颜(1)
賽金花（1872—1936），初名傅钰莲，又名彩云，安徽黟县人。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光绪十三年（1887年）嫁给前科状元洪钧为妾。洪均死后，被迫重操旧业。庚子之后，因虐待幼妓致死而入狱，遣返苏州原籍，后重返上海。晚年生活穷困潦倒， 1936年病逝于北京。
中国有两个活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
：刘半农《赛金花本事》
从妓女到状元夫人
自从有了照相术以后，历史便少了几分浪漫的想象。文字的描述也开始大幅度缩水，少了几分诗意的张扬。当历史更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们反而有了几分失落和寡然。
譬如说晚清名妓：赛金花，她有着“公使夫人”、“东方第一美女”、“第一位出入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公关小姐”、“最后一位裹着小脚的具有明星气质的交际花”等等能激起我们丰富联想的称号。但是，当你看过现存的一些
老照片后，你会发现不过尔尔。
除却当时照相术不发达，可能部分失真外，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和流行偏好。当年，写《赛金花本事》的商鸿逵先生曾在回忆赛金花像的文章里写道：“我见着她的时候，已是花甲之岁，望之犹如四十许人。记得刘半农先生向余上沅（戏剧家）说，看这个女子当是清末时期的标准美人。”
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用现代审美眼光来衡量的美人，有着不一般的坎坷人生和传奇经历。她原名傅彩云，祖籍安徽，幼年被卖到苏州“花船”上为妓，由于先后下嫁于赵、魏两家，故又有“赵灵飞”和“魏赵灵飞”两别名。1887年，她嫁与洪钧为妾，洪钧是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的
状元，故她又有“状元夫人”的美称。赛金花嫁给洪状元时大概也就十几岁，而状元公洪钧已五十开外，两人年纪相差极大。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派洪钧出使俄、德、澳、荷四国，可以携带夫人同往。然而洪钧的大夫人年龄太大，又是一个缠了足的小脚女人，加上思想守旧，不愿意随其出国，于是年轻貌美的赛金花便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洪出使。后在柏林居住数年，并到过圣彼得堡、日内瓦等地，见过不少世面。
光绪十八年（1892年），洪均任期满，奉命回国，不久病逝。也许太过年轻（那时她刚刚20岁），又受了西洋文化的影响，所以赛金不愿从此独守空房，为一个死去的男人守节。也许早已料到洪家容不下她这个当过妓女的小妾，迟早会将她扫地出门，因此就在“扶榇南归”的时候，携带细软跑到上海去了。在那里，年轻的状元夫人挂起“赵梦鸾”、“赵梦兰”的牌子，重操神女生涯。据说在云屏绣箔间，特意悬挂一帧洪钧的照片，使得走马王孙与她相依相偎之际，可一睹状元的丰仪，从而生出些别样的情调来。
当她对上海失去兴趣后，又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移师天津，再次亮出“状元夫人”的招牌，一时车马盈门， 生意极其红火，可谓红极津沽一带。那时，26岁的她已经升为鸨母级别，有了自己的妓院。她以自己的名气招募了一批漂亮的女子，在江岔胡同组成了南方韵味的“金花班”，“赛金花”的名号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叫响。
护国娘娘和赛二爷
赛金花的人生传奇，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达到一个高峰。后世传说有多种版本，大致意思是说她曾以使节夫人的身份去过柏林，懂得一些德语，还与一名年轻的陆军尉官瓦德西发生过一段浪漫的故事。后来八国联军统帅便是她的老相好瓦德西，她正是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吹了许多枕边风，不仅制止了联军的大屠杀，而且保护了皇宫，使之没有被焚毁。甚至在议和过程中，连李鸿章都束手无策时，也是由她出面，成功劝说了克林德夫人（克林德是义和团运动时的德国驻北京公使，在运动中被杀）接受了立碑道歉的条件。这个“妓女救国”的故事，虽然老套，但大多人都信以为真，民间甚至把她尊称为“护国娘娘”。对于这件事情，赛金花向来持暧昧态度，不承认也不否认。后来在老年潦倒不堪时，为了求得生计、迎合时人口味，才编了不少假话、瞎话，而且前后矛盾，实在不足为信。
其实，时任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官至陆军上将，还是德皇威廉的侍卫长，当时已年近古稀。即使假定是10年前在德国和赛金花相识，也是近60岁的年纪，以这样的年纪判断，不可能还是一个“年轻的陆军尉官”。因此，以上种种说法很是靠不住。另外，以赛金花的文化素养判断，可能她也只是粗通几句德语罢了。曾亲历“八国联军祸乱”的同文馆学生齐如山回忆说，那时赛金花想和德国人做生意，还要找齐如山帮忙，而齐如山的德语“仅能对付弄懂而已”，可见她的德语实在是“稀松得很”。齐如山也直言赛金花与德国军人的确有点来往，但都是中下级军官，连上尉都很难搭讪上。因为上尉已算很大的官，“言行上便需稍微慎重”，以此推断，结交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更是不可能的事。而另一位亲历祸乱的丁士源在所著《梅楞章京笔记》中提及，说赛金花只是在远处望见过瓦德西一眼。
当初，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然后各国对北京实行分区占领，着手恢复秩序。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北京最早恢复的商业活动，竟然是娼业。而赛金花当时就住在京城著名娼寮集中地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而石头胡同又恰归德军管辖。也就是说，她是有机会和德国军官接触的，当然，也可能里头有一个同姓瓦德西的尉级军官。
30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应邀去“世界学院”接受德国记者采访，当问及她与瓦德西将军的关系时，她只是含混地搪塞过去。而问她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时，她举的两个例子也不太可信。她说有一次，联军把北京很多老百姓赶到一个大寺院里，准备了许多砖头瓦块，叫老百姓用砖头去打佛像。凡是打了的老百姓站在一边，不肯打的站另一边。她听闻此事后，急忙赶到现场，经了解，原来联军想用这个办法判断谁是义和团成员。他们认为凡是不肯打佛像的都是义和团的人，准备一律处死。于是，她就给他们解释，说这个庙是关帝庙，里面供的是关老爷，不是佛像，关帝最讲义气，老百姓对他十分崇敬钦佩，怎能用砖头去打呢？不打又怎能就是义和团呢？经过她的这番质问和解释后，联军就把这一批老百姓放走了。靠她那“稀松得很”的德语，也不知是如何解释的。
讲的另一件事，是说联军与清廷“议和”时，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矛盾就是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并且条件十分苛刻。后来是她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服了克林德夫人。她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不管如何，她懂得些外文，又曾是清朝的公使夫人，由她出面去劝说另一个公使夫人，也算合理。国难当头之际，那些迂腐的权贵也需要这样一个女人进行非正式的“外交斡旋”。依她的口述，她认识的清末当权人物很多，如载勋（庄王）、奕劻（庆王）、李鸿章、立山、荫昌、孙家鼐等。“赛二爷”的称呼，据说就是立山戏弄出来的。而那座克林德纪念碑就建在东单大街，第一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迁移到中山公园。据说在拆迁克林德牌坊的仪式上，辜鸿铭曾对赛金花说：“你做过一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没有可靠的史料佐证她的说法，历史的真相依然离我们遥远。不过，我们情愿相信她曾有过类似的善举。她也可能见过瓦德西，和德军做过生意，劝过联军不要随意杀戮，但绝没有她后来描述的那么传奇和夸大。不过，许多文人倒是相信她曾起过莫大的作用。苏曼殊《焚剑记》里记述：“庚子之役，（赛金花）与联军元帅瓦德斯（西）办外交，琉璃厂之国粹，赖以保存。……能保护住这个文物地区，不使它遭受捣毁破坏，也应算她作了一桩好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北京总算得救，免除了大规模的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都有赖于赛金花。”
倒是鲁迅先生在《这也是生活》里冷冷地说了一句：“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睡了一段时间的赛金花，也早已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这话给我们当头棒喝的警醒。如此津津乐道于妓女舍身救国的故事，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男人的某种心理情结？
最后的魏赵灵飞
庚子年的风光之后，赛金花可谓是厄运连连。先是在辛丑年（1901年）因为殴杀一名妓女而被监禁，虽托人打通关节，终因人命关天，被遣送回原籍。回到家乡的赛金花，还是扮演起鸨母的角色，继续她的卖笑生涯。后来，赛金花又回到上海先给曹姓男子做妾，但不久老公便暴病身死。再后来，她与时任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耿结婚。过了三年幸福、平静的生活后，再次孀居。
13年后，当商鸿逵采访她、准备编写《赛金花本事》时，年过花甲的她还是“最爱谈嫁魏事”，而且“每谈起”，就要“刺刺不休”。为她作传的商先生很厌烦她这样，以为她“嫁魏后之一切生活，已极为平凡，无何足以传述矣！”当时，商还是个学生，很年轻，不懂得这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女人，最羡慕、最需要的恰是这“极为平凡”的生活。
而那位写《赛金花故事编年》的瑜寿，同样不懂。他讥讽地写道：“赛氏晚年，特别珍视他们所照的结婚像，悬在房中，逢人指点。在这张照片中，魏着大礼服，胖得像一口猪，赛氏披纱，绣花服，面色苍老。”在这位瑜先生内心深处，这样一个风尘女子丝毫激不起他一点同情心和怜悯心。
赛金花晚年只称自己是魏赵灵飞，不再自称是那个独占花魁的状元夫人，也不是名满京城的赛金花。她只愿归于平淡，安静地守着一个男人曾给予的名分和幸福，在回忆中打发余生。
然而，世人感兴趣的却还是她前半生做妓女的传奇。大家要听的只是色情的故事，把玩的只是臆想的传奇，没有人懂得尊重她，更谈不上真正了解她。但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商鸿逵的老师：刘半农教授。他不同于那些一心从她那里猎奇换钱、沽名钓誉的人。他对她多有同情，写书动笔之前就确定了一个原则，以她本人作叙述人，尽量忠实于她本人的回忆。那时，有许多人反对他给妓女写传，认为有失学者尊严。后来刘半农急病暴卒，但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赛金花本事》还是得以写成问世。在刘半农的丧礼上，赛金花献上了一副由别人代笔的挽联：“君是帝旁星宿，下扫浊世秕糠，又腾身骑龙云汉；侬惭江上琵琶，还惹后人挥泪，谨拱手司马文章”，以此表达她的敬重和哀悼。
赛金花的晚年，生活相当凄凉。她和一名叫顾妈的老仆在居仁里一处平房内闭门寡居，靠着典当和借债度日。当时，有一位叫陈彀的记者过去采访，看到的情况是：“时天已甚冷，无钱加煤，炉火不温，赛拥败絮，呼冷不已。顾妈伴赛，同居此室凡十五年，赛有卧榻，顾妈则对榻睡于一极狭极狭之春凳上，十五年如一日。此时却唯有与赛同卧偎抱以取暖”。那时，赛金花与江西民政厅魏斯耿在上海结婚（1918年）她连一个月八角的房租都付不起，当时的报纸以《八角大洋难倒庚子勋臣赛二爷》做了详细的报道。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的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病逝于居仁里16号的家里，时年64岁。她死后，经各界捐肋，得以落葬于陶然亭锦秋墩南坡上。她的墓表，原拟请金松林撰写，可金深以为耻，说“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断然拒绝。那时，倒是有许多人愿意给这名奇女子写墓表，但后被一个叫潘毓桂的争得。他是个汉奸，1939年上任后不久便特意为赛金花写了一篇志文，文中恭维她在庚子年间的作为“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其功当时不可知，而后世有知者”。这明显是借人喻己，为自己的汉奸行径辩护。
不知被人利用了一辈子的魏赵灵飞，若在天有灵，对此会有何感想？对于这样一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奇女子，不知是赞是叹。
因为离我们太近，所以史料丰富，演绎也非常丰富。然而，那些史料的记载，依然多是猎奇的产物，那些生动的演绎，还是毫无新奇之处。骂她也好，赞她也好，说到底还是在重复着一种变味的人文情结。难道每逢国难当头之际，我们能指望的就是以身报国的女人吗？中国重复了几千年历史悲剧，什么时候才可以止演？陈腐俗套的“红颜救（亡）国”论，又何时得以休矣？
美人地理
归园·赛金花故居在安徽省黟县建有赛金花故居，建筑的设计都有其历史依据，除了围墙是新的，内部一砖一瓦、一切构件和设置都是修旧如旧。除了依据原貌恢复旧的赛金花故居外，还修复了赛氏祖居：归园。
陶然亭·赛金花墓赛金花去世后，被葬在陶然亭香冢和鹦鹉冢之间。墓为大理石砌成，墓前立有高1．8米的花岗岩巨碑。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修整陶然亭时，将赛金花坟墓和墓碑一并迁走，后在“文革”中遭破坏，现存墓碑，陈放于慈悲庵石刻陈列室内。
小凤仙：代价惨重的知音(1)
小凤仙，浙江钱塘人，“流寓袁哑，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和班，相貌乏过中姿，性惦龃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则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又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民国四年（1915年），小凤仙结识蔡锷，时年17岁。同年11月，袁世凯称帝前夕助蔡锷逃出北京。都中人士赞称她为侠妓。
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民国妓女，大概就算小凤仙了。她恐怕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情结中“女人救国”的最后一位，也是最鲜活的一个文化标本了。那个时代，她以特殊的身份，碰上一个特殊的人物，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却因为触动了文人心中的某种情结，于是衍生了一段英雄与美人之间的佳话传奇。
蔡将军的难处
蔡锷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
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今湖南邵阳）。虽然出身贫寒，可是聪明好学，幼年有“神童”之称。后
留学日本，于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又因成绩优秀，被列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辛亥革命爆发，蔡松坡和滇军将士起而响应，一举光复昆明，蔡被推举为云南首任都督，时年仅29岁。
此时的袁世凯鬼迷心窍，一心要复辟帝制。而要坐上皇帝的宝座，就必须扫清障碍。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深知蔡锷与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所以视军界新锐蔡锷为心腹大患。袁遂于1913年10月调蔡进京，封其为“昭威将军”，并责令大公子袁克定拜蔡为师，同时还暧昧地向蔡锷透露：更辉煌的前途是陆军总长。貌似重用贤能，实则驱虎入笼。
起初蔡锷将军对满口共和的袁世凯还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幻想。但很快就看穿了袁的把戏，对他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而袁世凯在对蔡锷百般拉拢无效后，便派人严密监视。
羁留北京的蔡锷将军，看似显赫，担任的却都是些有名无实的职务，终日无所事事，还要受监视。何况他身为共和元老，却要整日和一群搞帝制的小丑厮混，自然非常郁闷。后来，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他暂时放下自己的“人格”，假装赞成帝制，并表现得“忠心耿耿，积极劝进”。同时，为了避袁世凯耳目，他还要故作韬晦之计。于是，蔡将军怀着非常使命，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
小凤仙的妙处
不管我们如何感慨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爱情传奇，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尽管这有点令人沮丧，那就是这个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更多的是文人的演绎和世俗的附会，与真实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或者说，我们可能太过美化和放大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小凤仙本是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和班的一个普通妓女，《民初史略》上说她“相貌乏过中姿，性格且是孤傲”，只不过“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倒也颇受许多风流文士的追捧和赞赏。另外，书中还说她还生有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所以蔡松坡初次与她相见时，她便一眼认定蔡是一位非常人物。这个说法也可能只是文人善良过度的想象吧。
小凤仙结识蔡锷时才17岁。从后来小凤仙的回忆来看，她强调的也是对蔡将军的敬重，倒看不出文学作品里描述的那般浓情和缠绵。便是在她晚年经常拿出蔡的照片端详之时，有人问及，她也是淡淡地回答，说是一个朋友。为何要将心爱的人儿界定为“朋友”呢？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的态度确实耐人寻味。
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蔡锷竟没有给小凤仙留下任何能充当感情见证的信物。在随后的一年时间内，蔡将军竟也没有给小凤仙捎去任何口信。如果说是蔡锷走得太过匆忙或军务繁忙，都无法令人完全信服。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论，蔡锷将军对小凤仙的感情，若说逢场作戏，有点残忍，但肯定不是纯粹的儿女之情。根据当时许多重要的当事人回忆，蔡将军的出逃，是预谋已久的。也就是说，他当初去八大胡同，与小凤仙邂逅，有偶然因素，还有另一层“找掩护，遮耳目”的动机。
感情虽有不纯之嫌，好在是相处日久，蔡将军也将实情告知于她。而她也算深明大义，成全了英雄，并落下一个“侠妓”的名声。只是对于爱人而言，这样的名分就有点悲情的味道了。
助将军出逃
无论于国于家，蔡锷都必然要出逃。但小凤仙有没有协助蔡锷出逃，以何种方式协助出逃，则是很有意思也是很有争议的话题。由于蔡将军出逃的意义重大，加上潜逃的经过神秘离奇、扣人心弦，以至后来流传有多种版本。
根据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转述小凤仙的自述：她最初并不知道蔡锷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反对袁世凯做皇帝。只是觉得他气度不凡，很是神秘。特别是每次一来，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跟到班子里来，给人鬼鬼祟祟的印象。其实这些人就是袁世凯派来监视蔡锷的密探。而蔡锷日日到八大胡同云和班“厮混”，本也是借小凤仙打掩护的，后来相处时间长了，有所信任，才向她吐露了真情。再后来，待时机成熟，也是在小凤仙的帮助下成功出逃。据说那天是趁着掌班过生日机会，人多杂乱，小凤仙先是有意把窗帘挑起，让外面的密探可以看见屋里的情况。然后蔡锷装作去厕所，衣服、怀表都没拿，使监视的人以为他不会走远。此时小凤仙让人把卷帘放下，外面的人无法判断蔡锷是否还在屋里。蔡锷就此从容逃走。
而蔡锷的密友：蔡锷出逃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哈汉章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11月10日，是哈汉章祖母的八十云和班的小凤仙（右）寿辰，蔡锷应邀出席。当夜蔡与友人通宵打牌，使得袁所派的监视密探彻夜未眠，疲倦至极。清晨7时，蔡锷由哈汉章宅侧门出去，直入新华门总统办事处，煞有介事地电告小凤仙，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其吃饭。监视的密探因此麻痹大意，“不虞有他，乃小寐传达处”。于是蔡借机溜出，直奔火车站，从此一去不复返。
还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陶菊隐所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蔡锷从10月下旬开始就经常请病假不上班。然后借着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溜到东车站，而梁启超早已派人在车站接应。蔡混在三等车厢里，安然逃至天津。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由于缺乏证据，均不足采信。
而以上三种出逃版本，或多或少都与小凤仙有关，也比较接近历史。那就是小凤仙确实在出逃中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但看整个事件的精心策划及周密安排，估计是有更重要的人物在暗地里帮忙，而不可能像后人演绎的那样，全部功劳都归于小凤仙。
其实小凤仙也没有邀功，更没有像赛金花那样凭空演绎，她只是朴实地道出一个小女子曾经如何帮助一个大人物出逃的经过罢了。然而，不管革命党人或蔡的友人等这些“绿叶”在出逃计划中的贡献如何大，世人更关注小凤仙这朵“红花”。因此，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中才会采信流行的说法，饶有兴趣地记录道：“当关油壁掩罗裙，女侠谁知小凤仙。缇骑九门搜索遍，美人挟走蔡将军。”
成功出逃的蔡将军“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组织 “护国军”，通电全国，宣布讨袁，誓完成“再造民国”大业。然而，天妒英才，连日征战，蔡锷将军因旧疾复发，加上劳累过度，于1916年11月8日不治病殁，年仅34岁。蔡将军去世后，北京政府追赠他为上将军，并举行国葬典礼，同时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灵堂吊唁。据传小凤仙也曾白马素车，到灵堂致祭，
并寄挽联一副，这样写道：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落寞的结局
蔡锷将军故去后，小凤仙的个人历史便又开始模糊不清了。据她后来在信中所述，1917年她曾和梅兰芳在北京观音寺有一面之缘，那是由徐姓省长做东的饭局。由此推断，在蔡将军故去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至少两年），她依然可以参加这样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可见当时还是京城的社交名媛。在解放前那段日子里，她先是嫁给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移居到沈阳，后来又改嫁给一个叫李振海的工人。这30多年的是非苦难，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解放后，她先是进被服厂工作，后又给东北统计局某干部做保姆。日子过得大概太过清苦，所以在1951年，趁梅兰芳到沈阳演出之便，托其帮忙。后“经梅同志之援助”，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学校当保健员。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小凤仙给自己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张洗非”。
这位曾经冠盖京华，名动公卿的一代名妓，经过岁月的洗礼，终是洗尽铅华，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据她的养子李有才回忆，小凤仙“吃穿坐行就透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她的养女李桂兰则以女性的角度总结：“爱美，整洁，不爱干活。”同时，还特地指出一个有趣的生活细节：“刚建国的时候，大家都穿得很土气，可是她特别爱穿旗袍，而且在旗袍一侧别着一个小手帕。1米6左右的个儿，不穿高跟鞋走起路来也一扭一扭，特别美……”在后辈的回忆中，这位迟暮之年的美人儿，不但干净漂亮，而且乐观随和，可就是不轻易向别人诉说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