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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绅传》作者：王辉【完结】 >
和绅传.txt
给皇帝买名 替圣上立“德”
和伸之所以让乾隆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还在于他能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的名声，替他立”德“，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的比什么都重的乾隆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年迈的乾隆皇帝已有85岁高龄，按照他年轻时许下的诺言，他准备在这一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乾隆皇帝在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说：”朕寅绍还基，抚绥方夏，践阼之初，即焚手默祷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纪六十一载了数，其时亦未计年庆围甲子。……朕诞鹰大宝，会六十年矣，……兹天恩中锡，竟获周甲纪元，寿跻八旬开五，精神康健，不至倦勤，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但天听谁聪，朕志先定，难以勉顺群情……立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为皇太子，用昭付托，定制孟冬朔须发时宪书。其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在这篇详细、冗长的上谕中，乾隆回顾了他做皇帝以来的成绩，说明了之所以要禅位的来龙去脉 ，也表示出他当太上皇后，实权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上谕发布之后，举国上下开始准备第二年元旦的禅位归政，大典，因为禅让的典礼开据可依，如何办得隆重，庄严、冠冕堂皇显示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伸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伸提仪的”千叟安“，所谓”千叟宴“就要召集官员，缙绅，中七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中国古人就有”仁者寿“的话，试想一下，近千名白发垂＊的老者济济一堂，同庆同乐，既可以看出乾隆归政禅位、年高德勋，又可以表明在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为了能筹划好这次千叟宴，和伸简直操碎了心，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到时候若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和伸别出心裁，调来了1550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里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的烘托出喜庆气氛。
正月初四，千叟宴如期按照和伸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单凭这一壮观的景象，和伸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了，和伸的这一安排为和伸赢得了天下盛誉，令乾隆大为满意。
乾隆一生报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帝觉得自己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一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作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照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他模仿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以致明代的《永乐大典》的体例，偏纂了一部《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书，它共收录书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在当时的世界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它收录的书中，除了皇室原有藏书外，遍征海内各大藏书名家，收集珍本善本，要求各家都把家中所藏的书籍进献给朝廷，以修《四库全书》，至今，我们翻检各地著名藏书楼的史志时，多可以看到于乾隆某某年献书几何的记录。这套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起，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始初步完成，共经历了十年，其间，《四库全书》修纂馆的总裁几易其人，能够负责《四库》修纂的必须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因为，《四库》馆总裁绝不仅是虚挂其名的事，要切实的能够对书籍的入选与否，版本的择定等一系列事务作出决定。这些非饱读诗书，泛滥经史的大学者不足以担当，起初，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著名学者朱简参与编纂，给以支持。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于敏中病故，《四库》馆总裁一职由大字士英廉接他，但他负责的时间不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时候，和伸受命担任总裁，当时的档案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伸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饮此。“和伸的学问自然不能胜任这么重大的职责，不过，他为人机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极其重视，当作生平中的一桩大事，和伸办起事来理所当然投入了十二万分的小心，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何况还有学富五车的纪晓岚充任副总裁在一旁协助呢。
然而和伸在担任正总裁后，编书之余，多项上书建议乾隆严加查缴书籍，对有违碍，悖逆字句的书籍一律加以销毁。即使是编入《四库》的书籍中，很多也做了删削或修改，去掉了几乎所有违逆的词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库全书》本的各种图书，都是经过一番清洗后的洁本，究竟修纂《四库》功过如何，实在是不好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四库全书》确实为乾隆的业绩中又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一直到今天，还被人经常使用。而这一笔中也确实包含了和伸付出的率劳。
和伸一生中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总裁外，还监督，负责修订了很多图书，如《开国方略》《日下旧闻考》、清《之通》、《热河志》、《石经》、《太清一统志》 等，为乾隆皇帝在立言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学会使用麻醉剂
世事变换，是没有人能预料的，即使深得乾隆宠信如和伸者，在皇上面前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也会被斥责和怪罪，不过和伸在这种时候，总会提前给皇帝来一针麻醉剂，使乾隆不知不觉中就站在和伸一边，这样，许多棘手的问题都被和伸成功的应付过去了。前面提到的和伸遭遇的九次险情，无一不是如此。
户部司务安明，因得罪新到任的户部尚书，被免去司务之职，后来经过处心积虑的巴结讨好和伸，才得以官复原职，可是他作官心切，竟然把父亲故去的消息隐瞒不报。这件事被户部尚书知道后，就写成文书弹劾安明，同时也弹劾和伸，说他在官员京察竟然没有发现安明的大逆不孝，保荐他做官，犯有失察的责任。和伸得到爪牙的密报后，连夜赶写了参奏安明的奏折，然后，气定神闲的上朝去了。户部尚书在朝堂呈递了奏折，向乾隆奏明这件事，乾隆质问和伸说：”和伸，果有此事吗？“只见和伸不慌不忙的跪下说道：”启奏皇上，确有此事。奴才早已写好了参奏安明及向皇上请罪的奏折，不料，户部尚书已先奴才一步向皇上禀明了，请皇上治奴才不查之罪。“说完，从怀中掏出了写好的奏折，这一切在乾隆看来，实属巧合，和伸一定是早就准备要弹劾安明，自己认错的，不然怎么连奏折都写好了呢？看来，和伸此前确实是不知实情，禀公办事的，如果要怪罪的话，只能怪安明为人奸诈，着于欺瞒，和伸能过则勿惮改，实在是勇气可嘉，忠心可鉴，这么一想，乾隆不知不觉中就中了和伸的麻醉剂，心里的天平大大的向他这边倾斜，众大臣们再申辩什么，乾隆也听不进去了，他待大臣们反驳完和伸之后，不假思索的表示，这件事就不用再争了，和伸应该是受到了安明的蒙弊。舅果他是有心庇护安明，又怎么能主动参奏他呢。而且他的奏折是和你们同时呈上的，绝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事后所为，当然，和伸失查，是他的过失，不过就不必惩罚太过，罚他降二级留用即可？安明被凌迟处死，全家籍没为奴，而和伸只受到了降二级的处罚，乾隆对他的恩宠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为这件事更加深了。
每当和伸被皇上斥责的时候，他总能找到不同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乾隆派和伸到甘肃去调查当地捐监的实际情况，和伸到了甘肃之后，整日美酒佳丽，花天酒地，收授了数不清的奇珍异宝，自然，对当地官员虚假上报，行为不轨的举动视而不见了，根本不有展开调查，就向乾隆写了一份奏章，把甘肃的官员们大大夸奖了一通，乾隆也就信以为真了。直到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的起义，乾隆派阿桂领兵前去镇压的时候，阿桂才将捐监的实情禀报了乾隆，乾隆知道实情后，当面质问和伸，和伸两眼一转，计上心头，对皇上说：”奴才到达甘肃之后，确实细细核对过府库帐目，并没有发现什么虚假不实之处，现在想来，一定是奴才无能，受了蒙蔽，那些粮仓，未必即是捐监的粮仓。“乾隆不信，追问他竟没收取贿赂吗？和伸装做非常不安的样子说到：”奴才确实收下了勤尔谨送与的四颗宝石，都因为这几颗宝石，异常夺目，奴才想，公主若是佩戴，必是好看，奴才这才收下，现在已经在后宫公主处了。现在回想，奴才当时是有些托大，被甘陕的官员稍一吹捧，就有些飘飘然了，那帐本仓库必定是他们假做的。肯请皇上治奴才不察之罪。“说完，双膝跪倒，请求皇上治罪。乾隆一见他这样，心中倒开始不忍起来，和伸讲的也不无道理，想必是那些奸滑狡诈的地方官，趁他年青气盛，捉弄于他，他又初次办案，没有经验，被人蒙蔽也是有的，既是无心犯过，就不能全部怪罪在他头上了，这么大的一桩案件，就被和伸三言两语推了个干净。
可见，和伸的麻醉剂，妙用就在于抢在乾隆正式发难之前，先给他造成一种与已无关的假象，要么自己早就发现了别人举报的案件，要么自己就是被人蒙在鼓里，总之是”人不知而不罪“。这样，重大的责任就可以推脱干净了。剩下的类似不察之罪的小过失则不妨应承下来，不但不会有什么损失，反而能给乾隆留下好印象，而麻醉剂之所以能屡试不爽，每见奇效，则是因为乾隆皇帝心中无论何时总是偏袒和伸，别人在他面前告和伸的状，他的第一反应是和伸得恩宠太多，遭人嫉妒了，实情如何先存在几分疑惑，等到和伸稍加辩解，就立刻觉得他说的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对他的话马上深信不疑，纵使铁证如山，乾隆的想法也很难改变了，这种情形，在御史曹锡宝弹劾和伸管家刘全一案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和伸的管家刘全，跟随和伸多年，也经由各种途径，积攒了大笔财富，于是在日常的吃穿用度上不免奢侈起来，他在家中建造了远远超出一个管家所应有的房子，一家人出入所用的车马，也不是管家应有的，这些，引起了御史曹锡宝的注意，他经过一番调查，向乾隆呈递了一份奏折、弹劾刘全用度逾制，想通过这件事扳倒和伸，和伸起初对此一无所知，等到他从曹锡宝的同乡吴省钦那里得到消息后，即刻派人找来刘全，命他火速回家，将一切不合规矩的东西统统销毁，拆掉逾制的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他便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他知道了曹锡宝弹劾刘全的事，非常气愤，马上拷问刘全，刘全知否认有这些不轨之举，而他自己，虽然平素多有过失，对待家人却从来十分严厉，家人常因生活过于俭朴暗地里埋怨他，却从没出现过过于奢侈之事，料想刘全即使果真如曹锡宝所言，多有逾制之举，也是背着他做的，他对刘全的所作所为并不清楚。这样，一方面把他自己开脱出来，既然他平日对家人甚严，那他的家人应该不会胆敢在外招惹事非，另一方面，也为开脱刘全做好了铺垫，乾隆听了和伸的话，马上就信以为真了，是因为逃税不成，公报私仇。这件事以曹锡宝被革职查办而告终，乾隆裁决到：”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证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在和伸的能言善辩面前，乾隆失去了往日的明查，被他的麻醉剂弄的是非不明，不辩黑白。
广结天下关系网络
“结网天下，雀无所逃”，在复杂的关系社会里，不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就难以成大事，和珅深明建立天下网络的重要，在利益的驱使下，和珅在朝廷内外各省上下结交了大批同党和亲信，在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过程中，他运用了社会交往十大原则。
1．人至察则无徒
古人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即是说，太清澈的水中是不能有鱼生存的，而人对别人要求大过苛刻，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追随，每个人都在性格和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点或是缺陷。如果，对人要求尽善尽美，则根本不会有朋友，和珅深知聚集在他周围的多为贪慕钱财，虚荣的小人，对这类人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能为自己办事，忠于自己，其他的事情就随他们去罢。
和珅的众多党羽之中，四川总督文绶之子，国泰是一个最为卑下、顽劣的小人，他从小生长在锦衣玉食的温柔乡中，养成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性格，脾气暴烈，不学无术，清人洪亮吉在他的《更生文斋文甲集》中说国泰：“性暴戾，妻子仆隶皆若一日不可共居。”“国盛怒时，或至扑妻子、刃仆隶。”这样一个人就连他的妻子都到了不能与他共居一日的地步，换做别人，是无论如何不会与他结交的，和珅不管这些，他看重的是国泰每年节庆时必不会缺少的对他的进献，还有国泰对他的一片忠心，由于和珅从不轻视国泰，国泰对他也确实大有知遇之感，尽心尽力为和珅张目。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监察御史钱沣弹劾国泰贪婪无套。乾隆派刘墉与钱沣一起赴山东调查查此案，和珅对国泰的不法行为了解于胸，就想帮他蒙混过关，他使用了欺骗的手法，让阿桂和福康安联名，请求皇上把国泰调进京城作官，了结此事。因为乾隆深感不妥，半信半疑，才派和珅随同刘镛一起去山东调查，查案过程中，和珅多方掣肘，百般刁难，干扰案件的进行，最终要不是钱沣无意中劫获了国泰给和珅的密信，真不知后果如何。
和珅对他的舅父明保也是如此，和珅自幼丧父，家境困窘，他的后母又对他与和琳兄弟二人不好，和珅曾带和琳投到舅父明保门下，希望他能念在和珅生母的情分上，收留他们兄弟，即使不能收留，也想求他能资助他们兄弟进咸安官学读书，当时的明保，家境殷实，为人极其吝啬，是一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和珅兄弟根本不念旧情，冷酷的将他们扫地出门，还恶语相加，和珅虽然年幼却很有志气，打那以后，再也没有登过明保的家门，后来，和珅发迹，飞黄腾达，明保厚颜无耻的带着礼品来拜见和珅，又向他提起了甥舅之情。若是按常理推测，和珅必定不会再理睬明保，也许换了小腹鸡肠的人，还会动用手中的职权，对他加以报复，可是和珅考虑到自己现在是用人之机，如果恶带明保，传将出去，自己会留下睚眦必报的笃名。以后就没有人再来投奔自己了，所以，和珅尽弃前嫌，收下了明保的礼物，仍待之以甥舅之礼，他还不顾明保年老体衰，庸陋无能，向乾隆上书保荐他为官使他当上了知府。明保从此紧紧依附于和珅，频繁出入和府，并经常向他借钱挥霍。和珅也都任他放纵，不加制止，其他的人见和珅对明保都能这样宽容，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疑虑，放心的投奔和珅来了，和珅的难得糊涂，大为奏效，为他赢得了遍及天下的耳目和爪牙，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网络。
培植党羽，恩惠并重
交结党羽，仅示之以恩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从和伸那里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天长日久，必然人心思变，所以，在恩以待人，救人于危难之机的同时，还要遍撒甘露，广施实惠，这样，才能令人看到希望，死心塌地的守在和伸身边。
和伸在咸安官官学中学习时的老师吴省兰、吴省钦兄弟，青年时即游学京城，其少有的才华、博闻强记而闻名京师，被选入宫学任教，然而，他们兄弟却能由科举正途出身，谋得一官半职，不甘心清苦的教师职位终老一生，其时，和伸已经升任大学士，主管京畿的科举考试，任主考官，吴氏兄弟得知这一消息，毕恭毕敬的到和伸府上拜望，一见面就对和伸大礼参拜，口称老师，和伸心知肚明，他们为何会这样，也不推辞，就把自己当年的老师收为了学生，等到京畿举行乡试的时候，和伸想方设法从乾隆身边的太监口中得知了皇上亲自出的考题，《清朝野史大观》中详尽的记录下了和伸猜出考题的全过程：”乾隆已酉科乡试，内监捧回书发不定期到内阁时，｜探问帝命题时情状，内监言：“上手被《论语》第一本将尽矣，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云云。｜沉思良久，遂知为或乞醯一章，盖乞醯二字中嵌乙酉字在内也。乃密与属下门生。”和伸得到了试题，就密报给了他的诸多“门生”，其中也当然包括新投入和伸门墙的吴氏兄弟，吴氏兄弟本就博学多才，加上预先得知考题，轻轻松松的就中了科举，顺利踏上了仕途，和伸对于他们可谓恩重如山了。
从此，他们兄弟对和伸更加是忠心耿耿，和伸在他的众多门生中对吴省钦、吴省兰这两位也最为满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听话，而且还因为他们有满腹的学问，这兄弟两的学问无论是在朝在野，人尽皆知，办起和伸交待给他们的事情来，总是颇有手段，都会让和伸心满意足，所以，和伸对他们常常有心提拔，和伸掌管科举多年，深知科举是一桩财源广进的肥差，便想办法点吴省钦为直隶府的学政，让他主管乡试，吴省钦何尝不明白主考的威势，他上任之后，就亲自考察起考试的生员，来拜访这位学政大人的生员，怎敢空手而来，都尽其所能的带着丰厚的礼物，吴省钦对着一份份礼单心中暗自衡量比较，至于生员学问如何，那有心思去问。
吴省钦在直隶府学政位上，贪得无厌，公开舞弊，几乎是名码标价的收受贿赂，他把各个生员送银的多少记录在册，按银取名，一名胸无点墨的生员以一万两白银的价格换得了乡试第一名，那些十年寒窗出身贫寒的书生，原本指望能经由科举，一朝成名天下知，可谁料想，金榜一出，眼睁睁的看着那些有钱人榜上有名，自己虽然满腹经纶却只能名落孙山，满腔的愤恨无处发泄，相传，曾有胆大的考生在考场门口贴了一幅对联，讥讽吴省钦：上联是“少目焉能识文定”，下联是：“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天欺天”。联中暗藏了吴省钦的名字，上联的“少目”合到一起恰是个“省”字，下联的“欠金”合在一起是个“钦”。而横批中的“口”和“天”合起起又是一个“吴”字，上联骂吴省钦根本不识学问，就像是没长眼睛一样，下联则说科举考试只认金银不认人，没有银两就不用指望能金榜题名了。众考生的不满借这一联表达的淋漓尽致，然而，不管吴省钦的行为激起了多少民愤，只要有和伸为他在背后撑腰，他的学政的职位，还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坐下去，他一样可以源源不断利用科场舞弊收取数不尽的金银。和伸对他，既施之以恩，又施之以惠，在给他谋得官职的同时，又给了他大把大把赚钱的机会，吴省钦怎能不感恩戴德，肝脑涂地呢？当然，吝啬的和伸决不会舍得动用自己的银两，他的施人以惠，也无非是慨皇上之慷罢了。
各路朋友皆派用场
战国时的四在公子，广结天下豪杰之士，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决不捐弃，一样的敞开大门，这样才使得他们麾下门客众多，各具异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和伸在这一点上，也颇有古风，为了能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畅通无阻，左右逢源，和伸从不在乎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广泛交友，与各界人士都有着深厚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以后的人生历程中被证明大大的有益，为他带来了各种便利。
和伸的家奴，除了刘全是与他们兄弟从小在一起生活，关系紧密之外，其他的大多是和伸后来发迹之后，招来的家丁，这些家丁出身复杂，有多少原本是市井流氓，跟随和伸之后，仗着和伸的权势，更加胡作非为，曾经有监察御史谢振定怒烧和伸之车的故事流传下来，谢振定，字一斋，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的进士，他为人刚直不阿，早就不满和伸的横行不法，他在担任京师巡视东城御史时，一天正同手下的官兵在街上巡视，忽然看见一辆建造，规格远远超出许可的马车疾驰而来，他马上下令命人将车上的人带来，来人来到谢振定面前，不但不认错，反而破口大骂，呵斥谢振定，旁边的护卫，告诉他，这个人是和伸的手下，他的姐姐还是和伸的一名爱妾，平日横行惯了，劝谢振定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谢振定听了这些话，更加痛恨，立刻命人将和伸的手下绑了，痛打一顿，而且还把他乘坐的逾制车辆一把烧了，围观的百姓连声喝采，谢振定从此留一了“烧车御史”的美名，和伸的手下大多都是这样，蛮横无礼，视律法如同儿戏，和伸用他们用的也就是他们的野蛮强暴，每年收获的季节，和府的家丁就带着众打手和一本本的帐目到属于他的田庄中收取远远超出普通地租的一倍有余的租税，租种土地的佃户稍有不满，他们就会大打出手，行同强盗，和伸经营的当铺，高利贷等营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了这些人才能够万元一失，日进斗金的。
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有所谓的“大、农、工、商”，把社会分为尊卑不同的四个等级，商人一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即使是一个一文不名的读书人，在腰缠万贯的商人面前也丝毫不会觉得气短，古语又有：“学而优则仕”，官员被认为是“士”阶层中的精英，更是不屑于与商人为伍，虽然，到了乾隆朝，中国社会中的商品经济有限很大发展，可在官员心中传统的价值判断还是没有改变，很少有官员愿意结交商人，和伸却不管这些，他看中的是拉拢商人的好处，最直接的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到了清朝，社会中的商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富商有的早已是富可敌国，而政府对商业的发展还是采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加以限制，商人们却愿意结识朝中大官，不惜用大笔钱财换财交易中的种种便利，和伸曾主管户部，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手中的职权与商人们结合在一起，倾刻间就可以化作源源不断涌入的金银，仅这一点，和伸就从他的商人朋友们那里获利良多了。另外，乾隆帝每次出巡，修建宫室，奢侈铺张的行为和伸为了不动用国库的银两，总是号召各地官员，富商积极捐献，这时，结交商人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和伸一声号令，富商们就会纷纷解囊相助，为和伸在乾隆面前赢得了无数恩宠，乾隆皇帝后期第五、第六次南巡，和伸就是把出行的花费，修建行宫，疏通河道，迎驾接待等大小一应事务全部交给江南一带的富商筹措资金，才能既不动用内务府的一分一毫银两，又让乾隆玩的心满意足，尽兴而归的，有些富商也因为讨好和伸，得以入朝为官，扬州的大盐商伍如龙，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乾隆第五次巡牵江南的时候，寻找机会接近和伸，不惜血本一次就经和伸送去了二十万两白银，谋得两淮盐政的肥缺，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为官过程又甘心充当和伸的党羽，为和伸作了很多别人无能为力的事，和伸自己还经营着各种店铺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行业，这些经营也离不开各地商人的协助，单凭和伸一已之力，是无论如何难以维持的。
和伸自从把学富五车的吴省钦、吴省兰兄弟收到麾下后，就如虎添翼，他们兄弟为和伸出了不少奸诈的主意，吴省钦出任直隶学政，主管乡试期间，营私舞弊按考生进献的银两的数目排列名次，做的过于明目张胆，被李调元抓住了把柄，要向皇上弹劾他，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锦州人，乾隆朝进士，曾任考功员外郎，授广东学政，此人是乾隆一朝有名的才子，为人正直，是一位骨梗之士，他得知了乡试的内幕之后，就撰写了一份奏折，向皇上揭发吴省钦，孰料，奏折先落入了和伸手中，和伸也不禁也有些担忧，因为吴省钦出任学政是他一手保荐的，吴省钦若是出了差错，他也逃脱不了干系，和伸急招吴省钦前来，商议对策，吴省钦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治李调元于死地，和伸见他设计的天衣无缝，万无一失，也就放下心来，叫他放手去干了。
吴省钦设下了一个圈，抓住了京城钱库守护头目的把柄，要挟他们去偷库银，两个小头目陷入了别人手中，无可奈何，只好趁夜在守库兵士的饭盒中下了蒙汉药，将他们麻醉，潜入钱库，胡乱窃出了一包金银，交给吴省钦，吴省钦又派出心腹手下，将装有库银的包裹趁李调元家人不备丢入他的花园中，隐匿起来，这些准确都做好后，他便告知告府，说钱库被盗，有人发现，李家家人由钱库旁经过，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知府带兵到李府中查抄，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隐匿的包裹，打开一看，果然是失窃的库银。知府当即喝令手下，兵丁不等李调元辩解，就把他捆绑起来押入大牢。和伸借机马上向乾隆上奏这件事，要求对李调元处以大辟之刑，置他于死地，乾隆素闻李调元才华盖世，有心袒护于他，免去他的死罪，改判为流放伊犁，可叹，堂堂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陷害，落得家破人亡，这件事，由吴省钦一手策划、安排，和伸没有费一点心神，就除掉了敢于同自己做对的人，而且是如此干净利落，不能不承认是和伸的广泛交游为他带来的便益。
征服异已以狠为先
古往今来，凡要成就大事者，很重要的一点要办事果断决绝，不能有“妇人之仁”，像和伸这样的巨贪之人，作起事来更是心狠手辣，决不手软，尤其是对待那些敢于与他作对的人，常要置人于死地方才安心。
和伸当道时，常有人因为胆敢对和伸不敬落得失官弃职，家破人亡的下场，山东博山县知县武虚谷，即是一例，武虚谷又名武已，河南偃师人，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出任博山县知县，当时的和伸身兼步军统领一职，负责维护京师一带的社会治安，社会上一度盛传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率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伦尚在人间，和伸便以搜捕王伦，以绝后患为借口，纵容后下兵士四处横行，骚扰百姓，不但在京师一带胡作非为，有时还跑到王伦的起兵地山东一带寻衅滋事，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的时候，刚刚出任县令的武虚谷就遇到了和伸派来搜捕叛匪的官兵，他们在乡间随意殴打百姓，掠取钱物，搞的民不聊生，武虚谷派人将他们拘捕到县衙，不料，这些人以官差自居，傲慢无礼，见了武虚谷也不下跪，向他暗示自己是和中堂的属下，谅他一个小小县令也不敢怎样，武虚谷义正严辞的说：朝廷派你们来是为了抓捕逆贼，却不是让你们来滋扰百姓的，你们到达我县，胡作非为，还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命众衙役将这群人痛打了一通，赶出博山县，和伸知道这件事对武虚谷怀恨在心，连这个小小的县令也不放过，没过多久就寻了一个借口，革去了他的官职人，把他发往东北为奴了。
和伸对待武虚谷这样一个小小的县令，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对他的报复也不会处心积虑，赶尽杀绝，可他对待江南巡抚海成，则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海成身为江南巡抚，自恃官商，从没把和伸放在眼里，他到京城述职的时候，在军机处见到众位大臣，作揖打手，态度随和，唯独不理睬进入宫机处不久的和伸，而且言语间多有不敬，语中带刺的讥讽为了升官甘当佞臣，还故意让和伸听到，和伸正处于发迹之初，周围的人都对他有些瞧不起，海威的行为，正好击中了和伸的痛处，和伸暗下决心，一定不能放过他。
机会不久就来了，海成治下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文人，屡次参加科举不中，眼见入仕无望，就放弃了做官的想法，安心呆在家中著书立说，他苦苦钻研十七年，著成了一部《字贯》自以为是一部较之《康熙字典》更为完备的字书，偏偏王锡侯得罪过同族的一个名叫王汝南的无赖，想借这本书报复于他，王汝南借《字贯》前言中说此书超出《康熙字典》之上的话，一口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皇帝，一张状纸告到了县令那里，县令不敢独断，上报巡抚海成，后又上报给了乾隆皇帝，乾隆责令海威严查此案，海成细读了之后，认为这只不过文人之气，惯于夸大，并不是有心悖逆，算不得什么大案，仅革去了王锡侯的举人名份，并没有把他怎么样，乾隆看完海成的上奏，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再追究了。如果，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后来没有落到和伸手中的话，这件事就会这么不了了之了。和伸在翻阅军机处卷宗时，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始末，顿时喜笑颜开，找到了陷害海成的办法，他在《字贯》一书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圣祖世京等帝的库讳和乾隆皇帝的名讳都写了出来。同其他的字一样排列。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讲究“为尊者讳”，随着皇权的完善和加强，避讳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不但皇帝的名字不许言说，书写，有时，就连音同字不同的字也不能用，到了清朝，因为满族人的名姓冗长，字数繁多，原本对避讳已经不太追究了。可是因为清朝以异族入主中原，在江南又遇到了文人的暂死抗争。对文人们的一举一动颇为反感，避讳之事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件大事，怕得就是父人对朝廷不敬，因此，和伸拿着《字贯》一书，禀明乾隆时，乾隆看到。自己同皇考的名字竟然一般无二的开列在书中。勃然大怒，要对王锡侯处以极刑，和伸眼看时机已到，对乾隆说：“王锡侯大逆不道，理应问斩，想那巡抚海成，对《字贯》中如此悖逆不道的地方，竟然视而不见，分明是有意袒护，无视朝廷，像这样的官员又怎能继续留任在朝中为官，如果不严加整治恐怕长久下去，官吏多会效仿，都对朝廷不敬了。大清的威严何在。”乾隆正在火冒三丈的时候，如何受得了和伸 的挑拔，顿时迁怒于海成，强下诏书，立即拘捕王锡侯，斩立决，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江西巡抚海成，有意庇护，无视朝纲，拟斩侯，另有江西的藩台，臬台也昏聩不察，罪责难逃，革职为民永不述用，海成因为自己的言语不慎触怒了和伸这种险恶毒辣的小人，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类似的事情，和伸一生中不知干了多少，连朝鲜的使臣也有记载，据朝鲜李朝的史实中载：陕西一个书生，因对和伸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的恶行多有耳闻，又亲见官场昏暗，民不疗生，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为乾隆上书，向他说明和伸的种种恶行，上书虽然幸运的到了乾隆那里，乾隆却根本不理不采，对和伸依然是坚信不疑，宠幸如常，和伸派人打听到这个书生的下落。竟然将他全家满门杀死，给他家带来“赤族之祸”。
倘若我们能站在和伸的立场上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和伸这样狠毒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想他，出身卑微，发迹也是靠了不光彩的手段，尽管官职高高在上，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如果他发迹之初，不对不敬他的人痛下毒手，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而等到他后来，多行不义，激起众怒的时候，也只能用严酷的手段让别人投鼠忌器，不敢对他轻举妄动，不然，他也许早就论为阶下阁了，不过，和伸还是不够明智，俗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的公理，又怎是狠毒能遮挡的住的呢？
化敌为友相安共事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真正的友谊是不掺杂一丝一毫的功利心在内的，而一旦我们对朋友是有所为而来，那就不是友谊，而是为了利益了，所以有人说，当我们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最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朋友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利欲重心的世界里，人不可能有永远的朋友，只会有永远的利益，人有进会为了利益，轻而易举的变敌人为朋友，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总之是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利益，和伸对福康安一打一拉，即是如此。与和伸同朝为官的朝臣中，真正能与他抗衡的除了阿桂就是福康安了，他出身名门，父亲博恒是乾隆朝名臣，曾官至大字士，赠郡王忠勇公，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由云骑尉起家，屡屡战功、历任、云贵，四川，两广、闽浙各地总督，后又任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实权职位，更被乾隆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税公和郡王贝子，是名符其实的位极人臣，和伸与他相比，未免稍为逊色了，和伸因此不免嫉妒福康安，总想着寻个机会打击一点他的气焰，便一手导演出了和琳弹劾李天培私用漕船，拖运木料的闹剧，事情发生在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七月，福康安因为忙于安南战事无法托身，正赶上他家中兴建庭院，于是就修书一封，请湖北按察吏李天培代为购置木材，并帮他托运到北京，谁知，李天培竟然用私自用朝廷的漕般为福康安把木料运到了北京，和伸侦察到李天培托运的木料竟是福康安的，而且，漕运船因为托运这批木料，致使河道雍塞，航道迟滞，觉得这是一个打击福康安的大好机会，于是唆使笔琳写本章弹劾，李元培、乾隆对件事极为重视，派出了阿桂查清此案，阿桂对和伸的诡计心知肚明，决心消尔此事。于是向乾隆启奏，说福康安对这件事实不知情，而且念他功勋卓著决心要严办这件事，亲自下谕判定，湖北按察使，李天培被革职充军伊犁。福康安因安南作战有功，从宽处罚，罚总督俸禄十年。公俸禄十年。公俸三年，就连阿桂也因为办案不利，受到了处罚，福康安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遇到了这样一个打击，不啻和伸当头一棒，从此之后，就对和伸心存间隙了，但也领教了和伸的手段，在他面前再也不敢大意，总是谨小慎微的，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入他手中。
和伸料想自己在乾隆面前的地位，还是不能与福康安相比，单是福康安的赫赫战功，自己就不能他万一，只要能打击一下他的气焰，让他对自己心有忌惮也就行了，以后难免还有要用到他的地方，过于针锋相对，反而对自己不利。和伸就在日后的一举一动中，有心拉拢福康安，福康安也不愿与和伸这样无的不为的小人交恶，也表面上和气的同他交好，尤其是同和伸的弟弟和琳关系亲密，形同好友，和琳就借势多跟随在福康安身边，做为他的副手，随他南征北战，福康安打起仗来，经验丰富，威风八面，每次都胜利凯旋，和琳跟随他，不用出什么力气，冒什么风险，就可以坐享其成，几年下来也立了不少战功，乾隆六十年，朝廷接到奏报，说贵州铜仁府大寒营苗民起兵造反。湖南等地的苗民也起兵响应，一时声势浩大，几不可挡，乾隆立刻命福康安，同和琳一起率大军征剿，福康安先后被封赏进公爵，贝子、食田、貂尾桂卜等，和琳也被赐为等宣勇伯爵，太子太保等职，官职同福康安一起水长船高，坐享其成，后来，白莲教也在山东掀起起义，汉民同苗民一起抵抗官军，福康安、和琳大军虽然得到朝廷增援，但既要瞻前又要顾后，逐渐变得步履涯艰，福康安不甘心一世美名毁在苗匪身上，不惜率领一支孤军深入苗民腹地，被四面八方赶来的苗民包围，他左冲右进，竟然擒住了苗民的头领之一吴八月，却也失掉了朝州城就在他准备率军收复朝州城的时候，突然眼前一花，摔下马来，扶回营中，竟然不治身亡了，噩耗传到朝廷，举朝震惊，和伸向乾隆表示过一翻哀痛之后，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不可一日无帅，还望皇上早日任命将军接掌帅印。当时的情形，最适和接替福康安挂帅的，就是和琳，于是嘉庆元年五朋，乾隆和新登基的嘉庆帝一起来热河避暑山庄拜和琳为帅，继续征讨苗民叛乱，从此，七省军队由和琳一人指挥，和伸兄弟一文一武，一将一相，成了不可动摇之势。这都在于和伸善于尽弃前嫌同福康安搞好关系，借助他的威势，让和琳飞皇腾达，试想，如果和伸同福康安一直水火不容，互相争斗，和琳如何能有挂帅之日。
控制科举，师生之谊笼络人
和伸自己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低科举的重要性，他知道：皇上选拔官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科举。而自己要控制官吏，培植心腹，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也必须要控制科举，因此，他主动接管国家的文化事业，先后担任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和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通过掌管这些职务，和伸便可控制官吏，借机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安放到要害部门，而打击排斥政敌。仇家和一切看不上的人。后来，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整个科举可以仅凭和伸个人的好恶随意进退科名。《清史列传》中《和伸》条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山西举人薛载熙赴京考取进士，几经周折后，脱颖而出进入复试，但在复试当时，薛载熙却被告知自己已被除名、无资格参加复试，他不知所云，忙向众人打听，有人告知，是和中堂主持复试大局，是否自己得罪了和中堂。薛载熙一想，自己也没招惹和伸啊，最多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去拜访过和伸，难道这也会得罪和伸？不错，此举就已让和伸很不满意，和伸希望入考的是顺从自己之人，不顺从者一律以各种借口除名，不让其参加考试，当然更不会有金殿会试的资格了。薛载熙只顾自己读书，而且平日里远在山西，哪会懂得个中关窍？因此和伸道：“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若在平时的话，薛载熙就此可以回家了，不过这次和伸碰了个软钉子，因为此时正值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寿诞，乾隆心情俱佳，在和伸的奏折上批复：“尚可加恩宽免，交与和伸与诸考官再行商议。”在讨论中，哪有不听和伸的？和伸谓：“以薛载熙试卷复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倩情弊，请追革在案。”复试与中卷不符，本属份内之事，可和伸就以此为借口打发老了薛载熙，本来载熙中举的消息已传回山西，可是回家后却孑然一人。薛载熙发奋攻读，但他也知道：只要和伸在位一天，除非自己去巴结讨好他，否则此生无望再中举。他不愿巴结和伸，只有韬阴养晦，静候和伸去世或倒台。他每日焚香诅咒和伸，或许是他的诅咒有了效果。和伸在十年后轰然倒台，他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薛载熙在北京苦等嘉庆出外巡视，终于等到机会了，一日，嘉庆出游，薛载熙拦驾哭诉冤枉，嘉庆也曾听闻此事，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伸办理此事，实属从刻。”故嘉庆帝“命试以诗”，薛载熙十年磨一剑，果然非同凡响，嘉庆听了薛载熙的诗句之后，以为“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总算给薛载熙平了反。
其他事例举不胜举，据清人沈祥年《借巢笔记》记载：沈祥年的祖父本来在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科春闱中，已列入殿试前十名。和伸见此人文才飞扬，便想拉拢他，沈祥年之祖父早已听说过和伸之恶名，心想自己已入殿试前十，凭自己本事当可谋得一官半职，而且他厌憎和伸人品，所以当和伸请他到家中叙谈后，沈祥年之祖父借故推辞，和伸一看此生竟不给自己面子，这种读书人臭脾气，一定要好好医治一下，于是又向乾隆启奏，乾隆同意让沈祥年祖父“抑置归班”，这样沈氏的殿试名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通过这些手段，和伸让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知道：自己一言可以令其中举，自己一言可可废其举人，于是乎，善钻空子的士子在考前都会馈赐和伸以重金。以求考试无忧。
乾隆六十年，乾隆欲禅位于嘉庆，为了大赏天下，庆祝二帝的“交接”形式，故颁令连续三年会试，读书人十年寒窗盼来了这次好机会，纷纷摩拳擦掌，力图在此次会试中榜上题名，所以各方士子都纷纷投靠在和伸门下，或是以名画珍玩，或许以重金，都以为自己必中无疑，和伸见天下士子尽入我手，也心安理得地收入各种礼品，可是风云突变，乾隆为了显示自己对嘉庆的宠幸，命嘉庆选取会试考官，嘉庆推辞再三，还是拗不过父皇的旨意，只好点左都御史窦光鼐任会试主考官。让可让天下士子都傻了眼。自己白花花的银子岂不是掉进水里了？和伸本人更是生气。他还是想继续插手科举考试，可窦光鼎不给他面子，他只好去两个副考官那边打主意，可一来两位副考官资历尚浅，无法成为窦光鼎的掣肘，二则副考官洪亮吉丝毫不给个人面子。和伸一计不成，一计又生，诬告洪亮吉诗中影射攻汗大清、希望借此整垮窦光鼎，自己重新当上主考官，可乾隆不愿再兴文字狱，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和伸也毫无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