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珅的恩威并施下,福长安对和珅死心蹋地。两人在乾隆御前打转、力讨乾隆欣喜,在军机处更是联合一起,一致对付阿桂为首的不听话的军机大臣。后来,和珅奏清乾隆让福长安代替自己任户部尚书,户部乃是肥缺,福长安对和珅更是感激涕怜了。
后来嘉庆试图分化福长安、和珅,可是福长安已经认谁一个理,和珅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诬陷其他人也不能诬陷和珅。
利用皇帝好恶实行打击报复
在专制统治时期,统治者最注重对社会舆论的控制了,满清是异族入关,更注重控制汉人的思想。而且,满清人是在马背上得天下,他们最瞧不起迂腐的汉族读书人,但又恐读书人乱言惑国,令子民思念前朝,因此,在满清初年,从鳌拜开始,便大兴文字狱。
和珅深知乾隆最厌烦士人乱讲话,或写诗讥讽时政,因此,和珅经常兴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而且利用文字狱来打击异己。和珅,第一个打击的就是海成,海成乃地方大员,进京在军机处时不把年纪尚轻的军机大臣和珅放在眼里。和珅虽表面不动声色,可暗中记恨海成。乾隆四十年,海成辖地有个名叫王锡候的秀才编了本《字贯》的字典,王锡成在《字贯》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历尚未多走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所汲数增至四万六千家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此说本又算什么,但同乡本家王汰南为了邀功和报复王锡候(王泷南本是乡里的无赖恶棍。被官府抓着发配云南,他不甘心老死于烟瘴荒蛮之地。便偷偷跑回原籍。那时王锡侯正值年轻气盛,便伙同乡里的几个人把王泷南再次扭送到官府。多年之后,王泷南遇赦还乡,便搜寻着报复王锡侯的机会。《字贯》刊印后,王泷南大喜,咬定王锡侯悖逆,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告到官府。县令觉得此事重大,把此事上报给巡抚海成。后又报于皇上,乾隆渝示海成严查。海成及幕僚认为此书虽对康熙帝有慢渎不敬的意思,并算不上悖逆。便写了奏折,建议将王锡侯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派专差将奏折及《字贯》一部四十本送到京师。乾隆看罢,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便搁置起来。
也是王锡侯命运不济,在家中遇着一个无赖,在朝中又碰到了政治流氓。书落到和珅手里以后,和珅翻到第一本第十页的“凡例”内,此字典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乾隆御名字样悉行开列,于是和珅大喜:海成这龟儿子必死无疑了。
乾隆最怕汉人对满清不恭敬,江浙文人渊鼓,明末遗臣又集中于那里,所以,乾隆对江浙一带的文人的态度,更是类似于神经质。听罢和珅所奏,又看了第十页上果然有圣祖、世宗的庙讳及自己御史,勃然大怒道:“此实件逆不法,为从来没发生过的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犯。”
和珅乘乾隆正怒,又奏曰:“奴才看后面竟有大行皇太后的名讳。”和珅把“皇太后”三字念得最重、最清晰。乾隆在逝母的悲哀中还没解脱出来.看着这些不敬的字眼本已恨怒,一听又有冒犯太后的字眼.愤怒到了极点,道:“领旨,即拘王锡侯,立斩,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和珅又道:“想那巡抚海成,身为一省长官,竟未看出《字贯》中的悖逆不道,这明明是对王锡侯心存袒护,也太过失职,藩桌诸司,也难逃其责,这些官吏,为政怠惰极是明显,若不整治,官吏尽是聋聩瞎眼之辈,这天下岂不滋生出更多的肆无忌惮之徒!若任他们说东道西,不闻不问,大清朝的威严何在?”乾隆一听竟然连蹦带跳,大骂海成。于是乾隆又渝沼天下道:“海成对此悖逆之事,竟然双眼无珠,茫然不见,仅请革去王锡侯举人,以便审拟,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思。”
最后朝廷决定:由和珅迅速列出违禁书目颁行天下,江西巡抚海成,拟斩侯;江西藩臭两司,皆失于昏眩不察,实在难逃其责,把他俩削职为民;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本来,封建帝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名字,百民必须避讳,这是自古如此,王锡侯岂能不知?但是他写的乃是一部字典,怎好避讳?另外王锡侯是出于好心,恐伯年轻人不知避讳,故于书中开写,使人人知晓,实在没有做大逆不道的事。而且,乾隆对避讳的事一向极宽容,曾说:“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联向来不以为然,也不刻意那些新进之后及村野无知者避讳。”而和珅“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此杀鸡儆猴,显抖自己的威风,便把乾隆的怒气挑拨煽动起来。
扬州府东台县有个书生叫徐述夔,原名庚雅,字孝文,乾隆三年中过举人,也做过一任知县。但他自恃才高,说自己若生在明朝,必有如唐顺之、董其昌一样显贵扬名,此
时又看了吕留良的一些著述,于是对满清更愤怒,说:“剃头有什么好看的,丑死了,前边剃了,后边拖着根长辫子,跟驴尾巴一样。”又说;“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受之父母,怎可随意剃去?”于是便为一个学生起名叫徐首发。这徐述夔整日吟出许多诗句,对当朝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向往那想生活而又未曾生活过的明朝。感叹:“江北久无干净土。”又说:“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并非非。”他这样做,自己没引来杀身之祸已为万幸,偏偏他的儿子也步其父后尘,其子徐怀祖把他的诗歌编为《一柱楼诗》刊印发行。
乾隆四十二年,徐怀祖也走向黄泉。去世前,他用二千四百两白银买了邻家蔡耘的田地数顷。徐怀祖死后,蔡耘与堂兄蔡嘉树忽然说徐家买的地里有蔡家的祖坟,要求赎回,但却只交赎银九百六十两,且非赎不可,要挟说:“若不同意,一定把《一柱楼诗》揭发出来。”徐怀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恐怕整日只知道“食田”、“食书”,而不知“食人”、“食世”,竟天真地一起商量道:“与其让他揭发出来,不如自己先献出来。”于是将刊印之书及手抄原样,献于县令,东台县令认为此事并不算多么重大,也就草草处理了事。哪知蔡嘉树、蔡耘都是饱读诗书的人,知道在这件事上必能夺了那块地,而且必能邀功请赏,于是蔡嘉树等又把此事告到省里。此时刘墉任江苏学政,见到诗后,认为大逆不道,急忙给皇上写了奏折。皇上看罢,交手和珅。和珅想,这个功劳要从刘墉手里夺回来,起码也要瓜分点出来,更要通过此事显出自己的本事和威风。于是便仔细地翻阅此诗。忽然看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的句子。和珅奏道:“‘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悖逆不道,意甚明了,‘壶儿’即‘胡儿’,‘搁半边’就是推翻清朝,这明摆着是要反清复明。”“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本来“明朝”是指“明天的早晨”,“去清都”是说到清朝的都城去。可是和印解释道:“‘明朝’却指‘明王朝’,‘期振翮’即等明朝恢复,振翅高飞;‘去清都’就是推翻清朝,废除大清都城。”于是乾隆便把此案交于和珅处理,不久全案查清,和珅将奏折递于皇上,请皇上谕示如何惩处。
和珅不久又得到一个肥缺——总督崇文门税务。这崇文门是天下四大税关之一,得到这个职务,等于得到了一个银仓。不久又让和珅总理行营事务,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州都统,旋又授正白旗都统。
和珅尝到了甜头,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心,显自己的诚挚才干超过刘墉,便终日留心新书、新诗,一日看到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和珅急忙拿到乾隆那里道:“这不是诬我大清不识文墨吗?”乾隆大怒,命将此诗作者处斩,和珅当然得到了嘉奖。和珅越发起劲,一天,看了一个满族贝子写了首《塞上吟》,竟称蒙古人为:胡儿”,和珅奏道:“这‘夷’、‘狄’、‘胡’等字眼,乃对我满蒙的蔑称,怎能乱用?”乾隆勃然大怒道:“如此忘本之徒,定斩不饶,念他是贝子,赐其全尸。”于是伛令那贝子自尽。
和珅又推波助澜,由查书而毁书,几近疯狂,和珅奏道:“诋毁影射本朝的诗集书籍应当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一些词典剧本,也应,删改或销毁。”不久,乾隆发下上谕,道:
“前令各省将违碍字句书籍,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一名督抚等陆续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者,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胡字句,启当一体伤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伤查。此等剧本,大约聚于苏扬等处,著传渝伊龄阿、全德,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钻签解京呈览。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
不久,查禁风潮席卷全国,乾隆朝,共禁毁书籍三干一百多种,十五万一千多部,销毁书板八万块以上。民间畏惧,不论是禁书还是非禁书籍,往往都一并烧毁以避祸。而一些文人学士为避祸而销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而和珅正是这次书林浩劫、查禁风潮的献策者、赞助者、推波助澜者。
与查禁销毁书籍的同时,和珅更得到重用,招任了《四库全书》馆总裁。和珅宠固,那些势利小人对他又趋之若英鹜,再也不敢对和珅说三道四,那“傲气”,被和珅彻底涤荡干净了。
众人争先恐后地舔和珅的痔疮,在那些舔痔者的队列中,最奇的莫过于刘国泰和苏凌阿了。
整刘墉、整嘉庆老师朱圭
有一次有一个掌管税务的官员半夜里到刘统勋家叩门求见,刘统勋把他拒在门外。第二天,刘统勋把那个下属叫到政事堂,训斥他说:“半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何禀告,可在众人面前,在堂上明言,即使指出老夫过失,老夫也可视为规箴。”那个属员嗫嚅蚕吐,惭愧地退了出去。
乾隆三十六年,刘中堂故去,乾隆亲自到中堂府上祭奠,痛哭流涕。回到宫中,对满朝文武道:“刘统勋方不愧为真宰相。”乾隆最愿说宰相贤能,说治国靠宰相,可是却称刘统勋为“真宰相”,可见对刘统勋的信任程度。
钱沣想:我让刘统勋之子刘墉与我一同查办此案,那和伸又能奈何?况刘墉向来与和伸不和。
乾隆想提拔刘墉做吏部侍郎。和伸想:这吏部铨选考核天下官吏,我让苏凌阿做了侍郎,在各道府安插了许多我的人,如果插进一刘墉,岂不从旁掣肘。便在金銮殿上说:“皇上,历朝成规,面貌寝丑、形容猴琐者,不得位列朝班。似刘墉,擢为吏部侍郎有碍圣视,且外藩也视我大清无人。”原来刘墉个子很矮,背部又突起一“驼峰”,显得很是丑陋。不料刘墉却道:“皇上,和大人所言甚谬,自古就有眼斜貌丑者在朝为官,且为官清正,万古流芳。”乾隆曰:“朕倒不知是哪一位。”刘墉道:“五柳先生陶渊明,其风如何?”乾隆道:
“其风如菊。”刘墉道:“他却是个斜眼。”乾隆道:“联却不知,此说从何而来?”刘墉说:“有诗为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五柳先生如若不是斜眼,怎能东篱采菊却望见南山?”满朝文武哈哈大笑,连那和伸也捧腹不已。不料和伸又道:“皇上,这纯属戏谑之言,实是对皇上不敬。”乾隆道:“虽是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却见才思敏捷,实为诙谐,并无不敬。”和伸道:“既然他才思敏捷,不若让他在这金銮殿上,以他驼背为题,学曹植七步吟诗的故事,若吟出便授吏部侍六郎之官,若不能,则见其长于谐谴末节,短于吏治正事。”乾隆道:“既如此,你且吟来。”
刘墉不慌不忙,吟出一首诗来:
“背驼负乾坤,胸高满经纶。
一眼辨忠奸,单腿跳龙门。
丹心扶社稷,涂脑谢皇恩。
以貌取材者,岂是贤德人。”
乾隆大喜,道:“奇才、奇才,即授吏部侍郎。”自此,刘墉与和伸更加不和。
大年初一,和伸一定会去皇宫为乾隆拜年,给公主送押岁的礼物。刘墉披上一身破烂的衣服,满身尽是油渍,走出门去。门外大雪刚过,泥泞满地。刘墉又让人把污水泼在上面。更站在门边等候,家人疑惑不解。不久,和伸的轿子走到门前,刘墉忙叫仆人到和伸轿前高声叫道:“中堂亲自到敝府贺年,实在难得,乃吾主恭幸。”随又传呼:“主人,和大人来拜年了。”刘墉忙迎出道:“中堂大人到敝府贺岁,下官合府荣幸,请下轿。”和伸只得下轿,心想我和他寒喧几句也就罢了。哪知刘墉见他下轿,却扑嗵一声跪在地上,五体投地。清朝礼节,大臣之间位列平等以礼相待。和伸也只好跪下答礼。和伸今天特地去拜见皇上,又是大年初一,穿着玄裘绣袄,韶帜狐裙,待站起来,已污秽满身。和伸到宫阉,哭诉在乾隆面前道:“刘墉如此捉弄奴才,皇上也不过问一二。”哪种乾隆哈哈大笑起来:“你俩平日玩笑惯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和伸对刘墉始终无可奈何。
令敌手陷于政事,无暇他顾
和伸在朝为官。不可避免的要遇到与已不和的同僚,对于那些官职低微,势单力薄的官员,和伸总是想办法让他们丢官弃职,排挤出官场,面对那些根抵深厚,可以同他抗衡的朝廷大员们,和伸也有办法,他会让他们在应接不暇的政事中疲于奔命,无暇与他相争。
在和伸的同僚中,他最为忌惮的也许就是阿桂,阿桂,姓章佳氏,字广庭,他的父亲是大学士阿克?,阿桂在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即跟随当时的兵部尚书班年参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来经过累次升迁在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26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驻扎在伊犁,从此,阿桂在朝中的地位一天天提高,等到和伸飞皇腾达的时候,阿桂早已经是乾隆朝无可替代的一位重臣了,乾隆也深知阿桂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所以,对他特别器重,虽然和伸在乾隆面前能争得宠信,但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来,乾隆真正倚仗的还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阿桂,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甘肃省境内撒给尔回教爆发了新旧两支教派的矛盾,清政府派兵支持老教,镇压新教,新教教民奋起反抗,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一时间波及兰州、形势紧急,消息传到朝中,乾隆下令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带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带兵征付,命和伸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和伸正暗自得意,皇上如此信任自己的时候,乾隆略一沉吟,又把和伸召了回来,把命令改成和伸同大学士阿桂一起督军甘肃,和伸先行,等阿桂到达甘肃后,和伸听从阿桂约束,这件事让和伸怨怨不已,这不分明表明乾隆怕和伸能力不够,心里面更加倚重阿桂吗,不只乾隆是如此,就连军中的战将也都瞧不起和伸,史书中记载,和伸到达甘肃之后,急于求胜,强令海兰察等人进攻起义军,结果因准备不足,地势险要,遭到起义军的痛击,反而被起义军占领了险要道口,等到阿桂到达甘肃,和伸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不置可否,遂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伸、和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从调遣吗,这又是为何,和伸要更加怀恨在心了。所以,和伸对阿桂的嫉妒、怨恨由来已久,又没有能力彻底整倒阿桂,只好想方设法不让阿桂留在京城,全国各地四处奔波,阿桂平定了甘肃的起义之后,立刻被乾隆下令命他在甘肃查清“捐监”一案,审理王禀第等人的贪污问题,提着又被调往黄河,治理黄河在河南青龙冈一带的决口,赈济灾民,修筑堤坝。不允,浙江义爆出了陈辉祖贪污的案件。阿桂风尘仆仆,马不停蹄的赶去处理。从此,阿桂几乎没有在京城呆过多久,整年在各地奔波,阿桂对国家一片忠心,也不辞劳苦,为了国家还是毫无怨言,只是阿桂早就知道和伸是朝廷的一大祸害。想为国为民除害,却不能如愿。据洪亮吉在他的《书文成遗事》中记载: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阿桂年逾八旬,身染重病,在病中对家人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阿桂一生,戎马倥偬,无怨无悔,唯一遗憾的是不能亲眼看到嘉庆帝亲政,辅佐他亲手为国翦除和伸这一大祸患,阿桂终于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在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八月,他八十一岁之际,赉志而没,此时距乾隆驾崩,嘉庆查抄和伸还有整整二年时间。
如果说阿桂是凭着累累战功与和伸抗衡,那福康安则是在军功之外又有显赫的出身,却依然不是和伸的对手。福康安系出名门,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的名臣。官拜大学士,他的姑姑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曾历任桂林,成都,盛京将军,和云贵、四川、两广、闽浙的总督,镇守各处重要的边陲省份,乾隆对他的赏识也不亚于阿桂。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荣誉。对他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率兵起义,清政府派去的将领常青,皆*无能,屡战屡败,致使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沿海诸省的民众也纷纷群起影应,搞的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和伸见状,忙向乾隆推荐任福康安为主帅,去平定台湾叛乱。乾隆于是把远在甘肃,时任陕甘总督的福康安调到福建。任命他为将军,率湖南、湖北贵州等地增援的绿营兵各二千人,连合福建原有的几万大军,攻打起义军,福康安明知台湾一战凶险异常,却也不敢抗旨不遵,只得领兵前往,和伸把台湾这一困难的局面轻而易举的就抛给福康安。福康安果然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起义军在丛山密林中周旋,经过一年的苦战才平定了起义,擒获义军首领林爽文。
和伸对福康安采用了对付阿桂同样的办法,设法常年将他安排外任,这样,满朝中就再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和伸一争高下的人,和伸得以只手遮天,横行无忌。
学会相安无事、周舟共济也是缘
与和珅同朝为官的,除了地位显赫的阿桂和福康安,还有两位有名的大才子:刘墉和纪晓岚,刘墉以书法闻名,是清中叶四大书法家之一,有人许他的字“貌丰骨劾,味厚神藏”,当时名满天下,诗作亦是不俗,而且他为官清廉,爱民、忠于职守,是有清代的名翰林,他的事迹经过长久流传,还被后人编为《刘公案》刊行天下,纪晓岚在乾隆一朝也是文名卓著,他实际负责主编《四库全书》,而且他的笔体小说记《阅微草堂笔记》,至今还为人广为乐道。他们两人全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人又都很正直,早就看不惯和珅的胡作非为,经常想办法捉弄和珅,打击一下他的嚣张气焰,和珅对他们的百般戏弄装聋作哑,逐渐学会了相安无事,有时也会不甘心,同他们较量一下,却每每因为智不如人,落得个狼狈的下场。
野史中,关于刘墉与和珅斗智的故事很多,而且全都妙趣横生,令人读来莞尔。传说,有一年大年初一,朝臣们依照惯例都要进宫向皇帝恭贺新禧,和珅每年这个时候总是穿着崭新华贵的朝服第一个进宫,刘墉有心要捉弄他一下,就命人找来一套破旧不堪又上面沾满油渍的衣服,早早的在和珅进宫的必经之路上等他,远远的看到和珅的官轿来了,刘墉贵州就命手下人喊:刘墉在此恭候和做大人。和珅闻听,只好下轿来与刘墉寒暄几句,谁知他刚步出轿门,还没等说话,刘墉就噗嗵一声跪在地上,口中还念叨着给和大人拜年,按清朝制度,官员同级之间要以平等的礼节相见以平等的礼节相待。和珅也必须跪下来还礼。那天刚好是天降瑞雪,道路上的雪水和着尘土早已变成了泥潭,和珅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新袍在泥水中弄得脏呼呼的,污秽满身。心中早就咬牙切齿的咒骂起来刘墉,刘墉装做浑然不觉,行完礼后,随便说了几句打道回府了,和珅不得不穿着一身满是泥点、污渍的朝服,去上殿面见皇上,看见的人无不掩口而笑,和珅丢尽了面子,可是最终也不能把刘墉怎么样。
和珅也曾经试过戏弄刘墉,最有名的一次,大概就是激刘墉去参皇上了,那时刘墉刚出巡办案归来,回朝述职,早朝前与诸位大臣呆在朝房里等待,有几个官员便趁机过来拍刘墉的马屁,说他办案精审,明察秋毫,一路上早就听说百姓们都尊称他为刘青天,和珅在一旁听了极不自在,觉得刘墉俨然在自己之上了,就不冷不热的说道:“抓几个小小的贪官,谁还不会,不知道若是遇上大官,刘大人又会如何。” 刘墉哪受得了和珅的讥讽,接着说,不论官有多大,只要是犯了法,他刘墉一样敢参奏他,这话,刘墉是说给和珅听的,试想满朝之中,官最大的也许就算是和珅了。和珅眉头一皱,计来心来,有心要和珅难堪,就说:“我说出一个人来,你就未必敢参,你我可以打个赌,你若敢参他,我就给你磕三个响头,你若是不敢参,就当着各位大臣的面给我磕三个响头,你看如何”,刘墉被和珅激得性起,立刻击掌为誓,“只要和大人能说出他是谁,我就敢参他。”和珅见刘墉已经入了自己的圈套,就一脸诡异的笑容说“当今圣上,你敢参吗?”一语既出,在座的满朝文武全都惊呆了,刘墉心里也是一沉,知道这是和珅设下的陷井,然而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输给和珅,当下把心一横说:“我当是谁,原来是皇上,我正要有本参奏,我若果真参奏下来,你可不要食言。”和珅于是与刘墉再击三掌,一言为定。
稍顷,王公大臣们一起上殿面君,刘墉等其他大臣的本章奏完,站出朝班说:“臣有一本要奏一人,只是不敢上奏。”众大臣一听,不禁都倒吸一口冷气,刘墉果然要奏了,乾隆还迷惑不解,说道:“恕你无罪,快快奏来。”刘墉还是说:“臣不敢冒奏”,乾隆不耐烦了:“不是恕你无罪了吗,要奏快奏,不奏退朝。” 刘墉这才说道:“臣要参奏的,是当今万岁。”乾隆听了一震:“什么,你要参奏朕。你要参奏朕什么罪名。”“偷坟堀墓,罪在流放。”乾隆怒道:“朕……朕偷坟掘墓,这从何说起。”刘墉道:“万岁不记得了,前几年乾清宫失火,修葺急需木材,无耐,您只好下令将明陵的殿宇拆下,运来木材救急,这不是偷坟掘墓吗?”“啊,这……,这……,”乾隆被刘墉说的一时语塞,不知该说什么,刘墉接着说:“这件事皇上并未亲自动手,乃臣下所为,只是难逃其究,臣想万岁需受流放之闾右之罚,臣此次由江南归来,带回了一个戏班,声音清丽婉转,冠绝天下,臣恭请万岁至臣家中看戏,可当流放之罚。” 刘墉说到这,乾隆转怒为喜,原来,乾隆素喜看戏,听刘墉这么一说,早就动心了,赶着要去刘墉府里一观。于是说:“刘墉所奏,确为实情,朕自当受过,移驾刘墉府。”和珅静静立在旁边将整个过程尽收眼底,心里越来越气,生气之余不禁也暗暗佩服刘墉的机智,这么困难的局面,竟被他三言两语应付过去,看来自己是不及他呀,日后,这是小心为上。再说乾隆兴高采烈的到刘墉府中看戏,料定这件事必有隐情,不然,刘墉何必费这么多周折,刘墉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的向乾隆言明。乾隆听罢,有些气恼和珅,开玩笑开到朕头上来了,回宫之后,又把和珅好一通训斥,和珅陷害刘墉不成,反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纪晓岚,即纪昀,此人的机智不在刘墉之下,也留下了许多戏弄和珅之作,一次,和珅的新府第落成,这是和珅费了很多的心血才营造好的安乐窝,建造的极其精巧、华美。尤其是后花园,采江南园林的布局,回廊曲水,舞台歌榭,令人赏心悦目,乾隆听说和珅的府第建成,便率着身边的近臣到和珅府观赏,其中就有纪晓岚,和珅毕恭毕敬的跟在后边,每到一处,和珅不无得意地向乾隆讲述建筑的构思之妙,说的乾隆频频点头,非常满意,忽然来到一处竹林中,茂密的竹林一片翠绿,让人看了顿觉神清气爽,生世外之感。乾隆连声道好,林中有一亭,在竹叶的环抑中,幽静清雅,和珅便趁机请乾隆为此亭题字,乾隆回身望了望一直跟在身后,不言不语的纪晓岚说:“纪爱卿素有诗才,又写得一笔好字,不如由纪爱卿为此亭题名如何?”和珅听了也非常高兴,谁不知道纪晓岚是有名的才子,他的题名定会让自己的府第棚壁生辉,锦上添花,忙命手下人等预备好笔墨,笑盈盈的请纪晓岚题名,纪晓岚也不推辞,略一沉吟,提笔写下了两个苍劲的大字:“竹苞”,跟在一旁的群臣,连声称赞这一名字合乎竹林的景致,又极典雅,实在妙不可言,和珅也听的喜不自禁,脸上堆满了笑容。纪晓岚也不言语,写完就束手站在一边,微笑着看着和珅,倒是乾隆率先看出了个中端倪,大笑道:“和珅,纪晓岚在取笑你,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哈哈。”和珅不解,乾隆说:“你且把那‘竹苞’二字拆开一看是什么”“拆开来,……‘竹苞’,……”和珅还没想到,早有心思快的大臣喊了出来,“个个草包”,“哈哈……”,众人顿时爆出大笑,和珅知道自己又被纪晓岚戏弄了,一张脸气得通红,闷在一边生气。虽然,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和珅也深为忌恨纪晓岚,可和珅还是能与他相安无事,共同合作。和珅在担任四库馆正总裁时,纪晓岚为副总裁,事实上,《四库全书》的编篡、定夺大部分是由纪晓岚完成的,和珅知道自己才学不济,尽可能的采纳纪昀的意见,不乱发议论,两人通力合作,才最后完成了《四库全书》的最后定本。
俗话说:“十年修得同船渡”,能够同朝为官,无疑也是一种缘份,和珅同刘墉、纪晓岚等人之间,既相互争斗,也许还不无一丝相互钦佩存在其中,有些“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不然和珅一人横行天下,是不是也会感到些寂寞呢?
总揽大权,独霸军机处
军机处是雍正六年开始设立的一个机构,当时清政府正在平定新疆、准尔噶尔的叛乱,为了更加及时有效的调用军需物资,成产了“军需房”,这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后来,叛乱平定,军需房也就保留下来,成了军机处。这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传统的趋势,历代的封建帝王,为了更好地集中权力,把统治权由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手中争夺过来,总会在靠近内宫的地方设立一个直接吏属于自己的机构,处理国家大事,而这一机构逐渐成形,又会逐渐过渡成官僚的系统中的一部分,封建帝王又要重新建立新的机构,雍正设立的军机处就是这种性质的一个机构,清制废除了宰相制度,权归六部,然而军机处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责,掌管几乎国家的全部重大事务,由此可见,军机处在清朝的行政体中的重要地位。
和伸在乾隆四十年到嘉庆四年,24年的时间里,担任军机大臣长达23年之久,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达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达15年之久,再加上如嘉庆所说:“和伸揽权专政……盖由和伸以军机大臣兼御前大臣,事权过重,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军机处几乎完全控制在和伸一人手中。偶有敢违背他的意图的人,和伸就不遗余力地加以打击排挤,同时任军机大臣的王杰,就是被和伸排挤的一例。王杰,字伟人,陕西朝城人,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中进士。后得乾隆赏识,一生中历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左都御吏,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王杰在军机处任职期间,正是和伸专权的十几年,《清史稿》中记载,当时,和伸“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整个军机处,却因为乾隆喜爱王杰,总是不能得逞,情急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招无耻至极的决策。
一天王杰正在军机处内值班,和伸特决来到军机处,见王杰独自一个人坐在炕边就色迷迷地凑过去,拿起王杰的手,一边抚弄一边说一些王大人的手好骄嫩呀,等等不堪入耳的话,最后竟然欲行非礼,王杰拼命挣扎,方才躲过,逃出军机处,处了这些奇耻大辱,王杰满腔愤恨,几乎要气晕过去,可是这样的事又怎能拿出来跟别人说。王杰在军机处再也呆不下去了,终于在嘉庆元年(公元1996年),以自己的脚伤未愈为借口,称病辞官回乡了,直到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帝亲政,和伸已查抄问罪之后,王杰才重新出任首辅,入主军机处。
排挤掉王杰,和伸在军机处内更是翻云覆雨无所顾忌了,甚至愚蠢到同已然登基称帝的嘉庆帝争权夺利。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体系中,长久以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选拔考察官员的制度,由吏部下属的“考功司”主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针对在京为官的官员,而“大计”则是针对地方官员设立的考查制度。考查选拔官员向来是行政权力中最重要的一种,可以通过官员的任免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已。这一权力在和伸任吏部尚书时是由和伸牢牢把持的,然而,嘉庆登基后,刘墉出任吏部尚书,而刘墉对嘉庆忠心耿耿,为官正直,选官权落到他手中对和伸来说无疑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和伸就想把选官权从吏部转移到自己操纵的军机处,也就是由嘉庆、刘墉那里抢过来。和伸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太上皇禅位,皇上亲政以来,天下安定,未有什么大的变局,值此之际,更应该肃清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国家政策的体现,法令的申张严明,全系于官员身上,所以,对官员的考察选拔实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奴才认为,单是考功司已不足以担此重任,这样的大事应该交给军机处,由众为大臣共同办理,吏部可以行辅助军机处之责。”嘉庆立刻明白和伸的意图,无奈自己现在还是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军国大权还被乾隆控制着,他能做的,只有据理力争,试图说服乾隆:“按照大清的体制,全选官吏一向由吏部考功司主持,大学士洞察,朕以为考功司多年经办此事,对官员状态清楚了解,且经验丰富,而且吏部尚书大学士刘墉办事干练、清正廉明,定能禀公而断,不至于出什么纰露。”乾隆一时难以绝断,决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和伸等嘉庆走后,居心叵测的对乾隆说:“太一皇,皇上此举是为了能掌握全选天下官员的权力,好选择任用对他忠诚的官员,扩大自己的权势。这几句话恰好说到了乾隆的痛处,乾隆担心的就是自己退位归政后大权旁落,听和伸这么一说,立刻决定选官权交由军机处处理,吏部只是从旁协助。和伸在这场与嘉庆帝的争斗中,竞争战胜了皇帝,心里飘飘然起来,他并不知道,当他越来越紧的把权力收拢过来的时候,离自己的覆灭之期也越来越近了。
帮忙奴力与帮闲文人
和伸在乾隆后期的朝廷里,文武皆通,不仅对国家用武大事,运筹帷幄,谋划大计,还兼通满汉,对蒙、藏文字也颇识大意,承诣书谕,办理俱佳,他还知书达礼,嗜好诗词书法,与乾隆同在诗词歌赋上颇能应付,乾隆正是喜欢”巧与迎合、式于显勤。“的干练之才。
1.军国大事谋略家
和伸在乾隆后期,当政长达20多年,在乾隆的同意下,对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变更革新,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这一点上,和伸可谓是一位军国大事的谋略家,当然,更多的是他为了方便自己独断专权而做的调整,为清朝以后的统治留下了弊端。
和伸长期在军机处任职。利用职权对军机处做了大量的调整,而且等到后来和伸倒台后,已经分辩不清哪些是原有的体制,哪些是出自和伸的手笔了。清代学者洪亮吉曾说:”十余年来,其更变成例,汲行一已私人,犹未尝平心而论,内阁、六部各衙门,何为国家之成法,何为和伸所更张,谁为国家自用之人,谁为和伸所引进。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皇上纵极仁慈,纵欲宽胁从,又因人数其广,不能一切屏除。“嘉庆上台后,翦除和伸即使想要彻底清除和伸党羽,也因人数过多,忠奸难辨只好作罢了。和伸能做到这一步,首先因为他改变了过去军机处章京人数均有定额的做法,而是规定:”其挑补俱由军机大臣自取,并不带领引见“,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成了脱离皇帝管理之外的独立衙门,和伸完全掌握了军机处的人事任免权,可以不经过皇帝就决定人选,任人被排挤出去,和伸利用这一机会,将军机处中绝大部分与已不和,不依附于他的人撤职或调出,肆意利用党羽,使若大一个军机处完全成了和氏的天下。另外,和伸还对传统的台谏制度做了变更,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因为制度建设的松散和不健全,主要还是由官员进行”人治“,与此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约束和官员的体制,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封建社会中才设立了所谓的”谏官“制度,谏官起源于汉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称”台谏“之官,谏官的任务就是”风闻言事“负责监督各级官员的行为和操守,有权利直接向皇帝上书弹劾官员,而且可以仅凭”风闻“,即不一定需要具备充实确凿的主据,就可以加以参奏,历代的谏官,都为封建君主重视,大多选用清正耿直之士来抬任,到了和伸那里,他以年青官员、办事不如老年官员持重,多非无稽之谈为由,规定以后谏官之能任60岁以上的官员,试想人到老年,锐气大减,又离告还乡时日不远了,谁还肯为了参劾官员毁掉自己的晚年,落得个晚节不保的下场,所以,自此以后,台谏之官大多缄口无言,形同虚设,而且和伸还规定,以后凡是承递给皇上的奏折,都必须同时向军机处递交一份副本,这就是《清史稿》中所说的:”同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这样一来,和伸便把朝臣上书言事的渠道给封住了,谁会胆敢把弹劾和伸的奏折送到他手中。和伸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不用再担心有人会告他的状了。
在军事方面,和伸也手握重权,他除了担任正蓝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镶蓝旗的副都统,都统之外,还曾兼任过兵部尚书,掌握过整个国家的兵权。乾隆后期,甘肃农民起义,和伸曾做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后来,台湾起义,又是和伸向乾隆举荐福康安任主帅征讨台湾,而且整个用兵的粮饷,后勤也多是由和伸准备安排的。
和伸在制度上变更最为重要的是议罪银制度的设立,这项制度由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左右开始设立,一直延续到乾隆逝世才告终止,其间大约经历了二十年,议罪银由和伸在军机处内部设立的密记处加以管理,收取的银两绝大部分不归入国库,尚非法所难寡,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也就是官员交纳银两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皇帝需要银两了,可以很容易的寻找原由,叫官员出钱,因为议罪银采取的是”自愿“交纳的形式,有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为了日后减少麻烦,未雨绸缪,常常不等怪罪就先交上银两,而且从重交纳,以博取皇上欢心,据记载只议罪银一项,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达30万两左右。
和伸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变革,在嘉庆亲政后随着他的倒台大多被废除,但是,毕竟对乾隆统治后期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造成了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官员贪污成性等等社会的混乱局面。
皇帝的理财高手
乾隆之所以特别宠信和伸,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和伸善于敛财,他总是运用各种方式,为乾隆聚敛到不可计数的财富供他挥霍,正国为这样,乾隆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如何离不开和伸。
乾隆统治时期,整个社会经过了康熙、雍正两朝的历励精图治,表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足,国库也较为充裕,这些无疑会使得乾隆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政绩颇为得意,这就好像一个殷实之家的主人,看到自己的财富日多,就会变得喜好讲究气派,追求排场,乾隆也渐渐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多的最为好大喜功的皇帝之一,然而更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整日的挥霍,乾隆一生中曾六下江南,多次拜谒泰山,三孔等古迹,还修建了多次宫室,再加上他性喜收藏,对各种诗词碑帖,古玩玉器无所不爱,就连当时的乾隆使者都感觉到乾隆的奢侈无度;他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烦,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这样,到了乾隆中年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国库已然有些不支了,而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过惯了富贵日子的乾隆,很难一上子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他迫切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和伸的出现恰逢其时,立即就成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视做国之栋梁。
和伸是一个只知道敛财不会考虑社会生产发展与否的人,所以,他的广开财路,说白了只不过了是巧立名目,把各地官员和商人种的财富搜刮过来而已,而且,这些钱又必须来的名正言顺,让乾隆用的理直气壮,为此,他广泛号召官员,为了感激皇恩浩荡,自愿向进行贡献,以示忠心,他这么一说,谁敢不听,如果不贡献财物,岂不成了对皇上不忠心了。当时,无论是朝中的官员,还是各地的地方官都争先恐后,不遗余力的把搜括来的财物贡献出来,乾隆的第五、第六次南巡,靠的差不多全是江南一带官吏和富商的贡献,内务府几乎没有什么支出,还有每年到了皇上、皇太后寿诞或是年节之际,各地的礼物也会源源不断的涌入京城,让乾隆十分高兴,对和伸的理财才能赞不绝口S,好像这些财富全是和伸一人的功劳,他就忘了”羊毛了在羊身上“的道理,和伸为他聚敛的财富还不是出自天下的百姓。
和伸除此之外,确实也对政府财政的管理费了不少脑筋,他在身为崇文门税务总监期间,像管理自己的家产一样精打细算,绞尽脑汁,京城中自明朝起就设有收税的关卡,原本有一道,即在九座城市分别向进出京城的客商官员收税,到了清朝全部集中在一处,在崇文门统一收税,设正副监督各一人,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肥缺,皇上一般会任命他最喜爱的大臣掌管,以示恩宠,因此和伸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捞尽的油水,崇文门的关税在和伸的掌官之下,越来越重,恨不得雁过也要拔毛,不仅过往商旅不堪重负,就连朝廷官员也是难以应付,清代的笔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凡外吏部,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观,亦从无与较者,吴汇陆中丞以山东市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与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后不定还之而去。“堂堂一位希政使大人,竟会因为关税索要太重,而将行李全部寄放在城外,只衣进城,向故友借来被褥使用。由此,普通的百姓如何也可见一斑了。据传说,京城周围的百姓入城时,都会在帽沿上插上两文制钱,让把守的税吏自行摘取,已经成了习惯,这种苛刻的税收,使崇文门以每年17.32万两的收入位居全国30个税关的第四位,远远高于其他的关口。
和伸除了任崇文门税关总监督以外,还长期担任内务府大臣,内务府是皇室的财政机构,主管包括皇室的日常用度在内的一切开销,经过乾隆多年的奢侈生活,内务府早已是捉襟见肘,府库空需,难以为继了,据史料记载,和伸担任内务府大臣前,”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可是和伸出任内务府大臣之后,不出几年,状况就大为改观,内务府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有多出的银两可以接济外府了,整个局面来了个彻底的扭转。每年乾隆的寿诞,都是内务府的一笔巨大的开支,和伸没有接手之前,历任大臣每逢皇上寿诞都会百般无奈,既不能办的寒酸,又确实是苦于银两不足,常常到了最后,只能勉强应付,很难令乾隆满意,到了和伸手中,皇上的寿诞成了求之不得的好事,他不但能操持的排场隆重,自己还能从中大捞一笔,乾隆五十五(公元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他像往年一样下御旨,要求务求节俭,不可铺张,剩下的一切都放心的交给和伸去办了。经过和伸的细心筹备,庆黄办的异常隆重、盛大,史书记载:”皇帝虽立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封院人物,动基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需,外而到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院部院堂悉捐未俸,又以两滩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运,及其输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