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临终感叹中苏分裂。周恩来北京机场痛斥柯西金。陈妈妈送三子当
兵，使肖全夫想起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
一
北京，中南海西华厅。
B月23日深夜，周恩来服用了安眠药，正准备入睡。驻越南大使王幼平突然打来紧急电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突然加重，卡在噪子眼里的浓痰难以咳出，呼吸极度困难，如今已出现休克现象。
周恩来立即要通了卫生部长的电话，指示他们马上组派专家医疗组飞赴越南，抢救胡志明。
安排完后，周恩来放下电话，定定地沉默了好长时间。
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关系，不仅仅是中、越两国、两党的关系，个人的私交和友情也很深。周恩来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住在巴黎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旅馆，在雷诺汽车厂做工认识了胡志明。那时两人志趣相投，危难共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回国后在广州黄埔军校任职，胡志明也相随来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还担任过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胡志明也参加了。……
周恩来的忧虑，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随着中苏矛盾冲突的不断升级，越南党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派别。有的主张倒向苏联，断绝同中国的关系。有的主张依靠中国，疏远苏联。还有的主张等距离外交，多方面的争取外援，等解决了国内酌问题再说。几种努力的对抗日益加剧。正是因为有了德高望重的胡志明的调整抚慰，这种种矛盾才没有激起。一旦胡志明不在了，越南会倒向何方?
这是压在周恩来心头的又一块巨石。
25日八时，由李邦琦、王叔成、岳美中等心血管病专家和护士王西明组成的医疗组，乘专机飞往河内。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出医疗组。第一次是年初，胡志明病情严重，中国曾派出张孝、孙震环、黄挽等中西医专家和翻译张德维组成的医疗组。经过中越两国医务人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志明的病情明显好转。食欲转佳、体重也有增加。第一医疗组的同志舒了一口气，正欲报请中央批准回国，没想到8月15日，胡志明突患感冒，病情再次恶化。
26日，第三急救医疗组的专机再次起航，机上五人；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乘车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
27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专家们会诊后，决定给胡志明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的党政领导人感到为难，这固然是因为病人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胡志明怕打针。胡志明的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磨难，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革命家，然而他却极怕打针。这也可称之谓领袖的弱点吧!
越南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在病榻之侧召开了会议；他们望着昏迷不醒的领袖，终于做出了输液的决定。
护士孔繁英挂好药瓶，排出针管内的气泡，正要进针，胡志明突然睁开了眼睛，孔繁英顿时惊怔住了，几位在场的越南党政要人也屏住了呼吸。
胡志明极轻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孔繁英望了周围的人一眼，嗫嚅着说：“我叫孔繁英。”
“你拿着针要做什么呀?”
孔繁英犹豫了片刻，大着胆子说：“胡主席，为了早些治好病，要给您打针。”
胡志明眯着眼睛，嘴角挂着笑意：“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你想趁我睡着，搞突然袭击呀!”
在场的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孔繁英窘迫地撅了撅嘴唇，索性爽快地说：
“胡主席，这可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啊!”
胡志明迟缓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同志们一眼，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微微颔首说：“既然是大家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吧!”
在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
孔繁英护士却紧张起来，持针的手不停的颤抖，比量了好久也未敢下针。
“我不怕，你怕什么呀!一针不行，再来一针嘛!”胡志明鼓励着说。
孔繁英屏住气息，一咬牙，猛然一针扎了下去。
胡志明一皱眉。引管里见血，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党政领导人如释重负，纷纷走过来同孔繁英握手，祝贺成功。
孔繁英只觉身子软软的，好一会儿，才觉出内衣都被汗水濡湿了，冰凉。
9月1日夜，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生命恍如一线游丝。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应守护在侧，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在此之前，周恩来便电嘱王幼平大使，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9月2日凌晨，中国又派出第四个医疗组，携带药品和器材前去抢救，他们尚在飞往河内的途中，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失声痛哭，最后列队向胡志明鞠躬致哀，含泪退出。
周恩来手执河内发来的胡志明逝世的电报，悲痛难抑地流下了泪水。
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知己。
中国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
这种失去在嗣后的岁月里益发显示出沉重和残酷。
心细如丝的周恩来考虑到越方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强抑痛楚，给王幼平大使发去第二份署名指示电：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周恩来的判断与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因为9月2日恰逢越南建国24周年国庆日。越南劳动党不愿把深受人民爱戴的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的纪念活动无法妥为安排。于是中央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延后一天，公布为9月3日。周恩来的电报使中国的工作人员未因过度悲痛而泄露秘密。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王幼平大使对此仍然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只有这两次，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两份电报。”
飞机穿透云层，直向南飞。
座舱里，周恩来停止了批阅文件，目光定定地透过舷窗，注视着白絮般绵软的云朵。
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与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不能参加追悼会和越方正式举行的吊丧活动，周恩来的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苦痛。但是，参加正式吊丧活动，不可避免的要同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会面。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河内到了。
周恩来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
范文同，武元甲、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先后来到周恩来住处。一见到周总理，好像见到了最可信赖的兄长，顿时泪飞如雨、大放悲声。
周恩来轻抚着范文同、武元甲的肩膀，强抑着盈眶的泪水，悲痛地自责着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周恩来的话似乎开启了泪水的闸门，在场的人顿时大声恸哭起来。人们互相拥抱着，攀挽着，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肩头、衣袖。
整个会客厅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
一小时后，周恩来与范文同进行了短时间的个别交谈。
周恩来：“胡主席临终前有什么遗言吗?”
范文同泪痕未干，悲怆地说：“他断断续续说过不少话，他希望能亲眼看到独立、民主、统一的越南。”
周恩来深深地点点头。
范文同望了一眼周恩来，犹豫着说：“他对中、苏关系的现状很忧虑，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周恩来怔怔地望着范文同，许久，才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缓缓直起身来，踱到窗前。
窗外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圃。有蜂儿、蝶儿在花丛间翩舞起落。
中国何曾要打呢?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祈求上苍，让和平永驻人间。
阳光、春风、鲜花……人人都期望着去拥抱它们。
我们不想打，可人家打到我们头上，怎么办?
好兄弟，安息吧：尽管有这么多未了的心愿。
下午五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
晚七时，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遗容。
晚八时，周恩来率代表团飞离河内回国。
8日下午，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
9日上午十时许，越南在河内巴亭广场为胡志明主席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外国代表团有32个，其中，有柯西金率领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柯西金急欲同周恩来会晤，河内之行可以算是天赐良机，谁知他前脚刚到，周恩来已经离去。
柯西金苦无良策，最后毅然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
二
9月11日，北京，南苑机场。
下午三点；柯西金的专机在跑道上停稳，神情严峻的周恩来带领随行人员追了上去。
船门拉开，柯西金出现在舱门前的舷梯上，他身材细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土黄色的稀疏的头发在微风里拂动。当他灰褐色的眼眸发现了周恩来身影的时候，陡然泛出熠熠的闪光。笼罩在脸庞上的疲惫倦容不翼而飞。
柯西金放心了，不管此行的结果如何，国家的尊严没有受到损害，自己的人格没有受到贬辱。
因为站在面前的是周恩来，而且首先伸出了表示友好的手。
9月10日，在河内扑空的柯西金，急欲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便在临回国前，通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在回莫斯科的途中路过北京，并同周恩来总理会晤。
电报发出后，柯西金心烦意乱地在河内等了一天，没有答复的消息。柯西金几近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将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告诉了中国大使馆，从河内经印度、阿富汗、中亚细亚到莫斯科。他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飞机向北，进入了苏联境内。当飞机在中亚细亚的杜尚别停留时，心灰意冷的柯西金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的电报：同意与周恩来在北京会晤。
柯西金在杜尚别过了一夜，这是忧喜参半的一夜。
同意去北京会谈，这便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一种诚意的表示，固然可喜。
中国会不会派出级别较低的官员同自己会晤，借此贬辱自己呢?
由于一个月前铁里克提事件的发生，中国领导人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不管怎么样，柯西金仍然期待着前往北京。
面对中苏一触即发的核大战，柯西金深感焦虑不安。
他认为格列奇科“采用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想法是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而且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中国接壤的其它国家人民。何况几颗核弹难以从根本上毁灭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旦中国被逼上绝路，挺而走险，倾其所有的核弹统统扔到苏联头上的话，这种灾难是苏联也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遭到否决和奚落。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做一次和平的使者。
周恩来、柯西金一行走进机场的一个会客厅。
柯西金：“周恩来总理，我们已经有四年半没有见面了，我非常想念您，急切地想同您同志式的坦诚地交换看法。”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柯西金主席，您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同我会晤，我要坚持不同您见面，就有点输理了。可是事情搞到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谈些什么?”
柯西金辩解着说：“我们两国之间的边境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由于误会和缺乏克制造成的……”
周恩来虽然气愤，声音却很平静。“什么是误会，谁缺乏克制?三月珍宝岛事件和上个月的铁里克提事件，是你们出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侵入我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我们误会了吗?你们在武装挑衅中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数十人。我们还缺乏克制吗?是不是把主权都让出去，才算解除了误会不缺乏克制了呢?”
周恩来义正辞严的一番话，令柯西金有些手足无措，他暗暗自责：此行本不是来斗口舌的，何必再为那些事情辩解呢?于是，便转了话题。
“总理阁下，今天同您会晤，主要是为了消除敌意，缓解边绕紧张的战争局势的。”
周恩来冷峻地：“边界的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谁要发动战争?你应该清楚。你们在我们边界陈兵百万，几乎天天挑起边境纠纷，边界的局势怎么会不紧张?去年你们派二十多个坦克师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要打我们的主意，我们该如何消除敌意呢？”
柯西金强词夺理地说：“你们也在边界不断增兵，而且让400余万青少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这对我们边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啊?”
周恩来淡淡一笑：“他们都是些中学生，还是些孩子，只不过到艰苦的地方进行锻炼，如果这也算构成威胁的话，你们的两万辆坦克，几万门大炮，还有进入一级战备的核导弹，一齐对向我们，谁的威胁更现实些呢?”
柯西金发现这种唇枪舌箭的交战实在难以应付，干脆坦诚地说：“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企望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认为，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主席阁下，您为避免战争所做的努力，我表示赞赏。我想重复一遍我们的立场：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议的地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该努力维持边界现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大打、打核大战。如果有人想欺负我们，我们会坚决奉陪到底的。”
柯西金婉转地说：“我想，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们保证能够做到，只是上次边界谈判时，贵国的一些先决条件使我们很难堪，比如要我们必须承认沙俄与满清政府签订的几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然后再进行谈判。如果我们承认是不平等的，还有什么脸面再谈下去呢?”
周恩来寸步不让地说：“沙俄的侵略扩张政策当然与你们现任政府无关，但你们却继承了沙俄非法掠夺的土地。在这个事实面前，你们连当年的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都要否认吗?苏维埃建立之初，列宁曾明确表示把沙俄非法侵占的领土归还我国，为此还同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进行过多次会谈。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会谈不得已中止了。现在重开谈判，你们非但不准备归还这些领土，连条约不平等的性质都不肯承认，你们还有丝毫的诚意吗?”
柯西金沉默了。
细细思量，周恩来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两个毗邻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疆界的更动是常有的事情。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既为过去的历史划上一个句号，又顾及了现实中国人民的感情。
只是，勃列日涅夫能同意吗?安德烈·格列奇科能同意吗?
一想到格列奇科那张傲慢、狂妄的脸，柯西金就有一种恶心呕吐的感觉。
双方会谈了55分钟。
柯西金的随员根据会谈的要点起草了一份公报。经柯西金审阅后，交给了周恩来。
中国外交部对苏方草拟的会谈公报进行了修改，将其中一些虚饰的陈词滥调划掉了。
周总理审阅时，又将“同志般的”“友好的”这几个字眼划掉了，只剩下“坦率的”。
这个公报很短，按周恩来的意见排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中间不显眼的位置，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丧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李先念、谢富治。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卡图谢夫、亚什诺夫。
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对苏、中两国来说，似乎只是一种敌对双方的外交礼仪，没有引起些微的波澜。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却把尼克松的神经触动了。
三
华盛顿，白宫。
午餐很丰盛，有咖喱鸡、煎蛋饼、烤牛排，还有刚采摘的新鲜的草莓。这些都是帕特的杰作。
帕特细细咀嚼着精美的食品，不时停下刀叉，注视几眼坐在对面餐桌前的尼克松。
尼克松一面埋头进餐，一面翻看着一大摞当日的报纸。丝毫未注意帕特投来的温情脉脉的目光。
尼克松展开《华盛顿明星报》，一版头栏上的一行标题使他的口腔停止了蠕动。
“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会晤。”
他急目扫就了消息的全文，暴怒地将报纸摔在餐桌上。
“理查德，发生了什么事情?”帕特关切地问。
“完了，全完了，我的战略构想完了。中苏和解了。”涨红脸的尼克松将刀叉餐具推到一边，两手沮丧地捂住额头。
帕特找到报纸，看完了这则让丈夫大倒胃口的消息。
“理查德，也许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好好和享利商量商量，千万别发火。”帕特以妻子特有的温柔抚慰了丈夫。
即便是伟人，也有感情脆弱的时候。
尼克松马上召见了基辛格。
基辛格没想到尼克松会发这么大的脾气。
总统发火是有理由的。基辛格往日幽默、犀利的辩辞如今都派不上用场。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未能就此事预先向总统提供一些看法，基辛格的确感到疚责。
如果说对此事毫无预见，那就冤枉了哈佛的博土。
事实是，越南一公布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基辛格就盯准了举行丧事的时间表。他估计中国、苏联都会派高级代表赶赴河内。届时，将有两国首脑会晤的可能。
然而，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丧礼前到达河内，并于当天就飞回了北京。基辛格当时便松了一口气。明眼人都可看出，这是中国在故意回避苏联。
基辛格绝未料到，柯西金在河内扑空后，会兜了一个大圈子，再飞到北京去。
迄今为止，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搜集到任何材料，尼克松的消息是从报纸上得来的。
基辛格惊异于尼克松的敏锐。
在哈佛大学教授们的眼中，尼克松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形象最糟糕的人物。他们常常讥笑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就在去年尼克松竞选获胜，入主白宫已成定局时，基辛格还在曼哈顿东五十五街400步的寓所里，与采访他的记者大骂尼克松，“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
尼克松不计前嫌，在组阁时委任他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助理，并授以重权，这是他最初的惊异。
进入白宫后，与尼克松朝夕相处，基辛格才发现，尼克松虽然生性腼腆，怯于外交，心境孤独，心细多疑，但他坚韧执著的毅力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是超人的。尤其是他对世界大政治的敏感，及善于准确把握时机的直觉，则令世人惊羡。
庸人与伟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听天由命，而后者能够把握命运。当历史用魔术师般的手法变幻出动荡混杂的局面和艰险困苦的环境时，伟人的远见卓识与非凡才能却可以酣畅淋漓的得到展示。后来的人们在欣赏这幕历史话剧的同时，也充分品味了蕴藏其中的永恒和伟大。
基辛格不知道该怎样评估尼克松。他像一块厚厚的多层蛋糕，不用刀切到底，永远猜不透里面究竟有多少种颜色。
基辛格两块镜片后射出的目光，在这张报纸上足足停留了20分种后，才冷静而自信地说：“总统阁下，这个只有三句话的联合声明是非常冷谈的。声明中没有使用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友好的’、‘兄弟般的”同志式的’，而只用了一个修饰词，‘坦率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
尼克松瞟了基辛格一眼，下颏突出的脸上挂满了忧虑。“你不以为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得到了缓和，双方达成了某种谅解吗?”
基辛格的眸子在镜片后灵动地转了一圈，坚定地说：“我不这样认为。‘坦率的’是形容双方摆明了各自的立场，并不表明有建设性的进展。相反，在我看来，这是双方严阵以待，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斗争的序曲。我甚至在这个声明的字里行间，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
尼克松轻“哦”了一声，不放心的问：“这次会晤，依你看是哪方采取了主动行动呢?中国、还是苏联?从军事实力上讲，中国是弱者，会不会在大战即将爆发的最后时刻，中国发出了停战的邀请呢?”
基辛格短暂的迷惘很快被灵智的火光融化了，他冷僻透彻地说：“阁下，把发生的事情整了串连起来，答案就清楚了。胡志明去世，中国为什么要派出两个代表团，我认为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的安排。中国和越南互称兄弟，周恩来与胡志明私交颇深，不去参加丧礼，便失掉了情理和信义，而去，必然要和苏联的高级代表团碰面，这也是中国极力要避免的。因此，才违反常规地出现了两个奔丧使团，周恩来肯定有无法言喻的苦衷……”
尼克松频频颌首，他从心里欣赏这个大额头的犹太人。
“其次，即便中国发出了邀请，柯西金应该从河内直飞北京，这才合乎情理，而柯西金却在回国途中，其实是已经踏进了国门后，又返身折向中国。柯西金在做空中旅行吗?不，我想他不会有那种雅兴，答案是，他未能在河内见到周恩来，便要求去北京会晤。中国高层领导经过研究，表示同意。因为这个时间差，柯西金所以在空中兜了一个大圈子。”
基辛格侃侃而谈，说到兴奋处，居然站起身，手舞足蹈地表演起来。
“第三，如果中国发出邀请，按照外交礼仪柯西金应当受 到国宾级的接待。然而中国却没有让他离开机场。会谈后，又是苏联首先宣布了这次会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采取主动行动的肯定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其实不说后面的结论，尼克松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欣赏基辛格思路的清晰、敏捷，讨厌他那种得意洋洋好为人师的说话口吻。
尼克松摆子摆手，“我的意思是说，这次会晤是不是表明中苏的冲突发生了新的根本性变化?”
基辛格察觉出尼克松不耐烦的样子，语调不得不有所收敛地说；“55分钟的会晤是改变不了十年日积月累的怨恨的。这次会晤，不管解释为中苏在寻求和解也好，或是解释为苏联在给北京一个警告也好。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中苏间的矛盾冲突正在走向一个危机点，因为柯西金不能左右苏联政治局，而中国也不会轻信柯西金。”
尼克松心中的愁云渐渐消散了。他自然满意基辛格的分析，因为这同他期待的完全一致。上帝给了他一个改变历史的机会，他看到了，正准备孤注一掷地扑过去拥抱，如果上帝突然改变了主意，那可就太残酷了。
基辛格的分析，需要时间来验证。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尼克松心中的石头还未能真正放下。
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此人已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查明，其真实身份是克格勃的新闻代言人。文章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在讨论一场中苏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发生，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核基地进行空中袭击”。文章中宣称：“……中国有一个反毛的地下电台正在广播，这证明了反毛力量的存在。它很可能产生一个领袖，这位领袖将会要求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兄弟般的援助。”
文章中还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
尼克松明白，这是苏联在寻找进攻中国的借口了。他们要侵略一个国家，总是先找到或者捏造一个反对力量，根据“社会主义大家庭论”“有限主权论”的观点，应反对力量的“要求”而伸出“兄弟般”的魔爪。
把践踏别国的领土和主权美化为“应其要求”。
把赤裸裸的军事入侵装扮成“援助”。
去年，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成功地演出了一幕丑剧。
今年，他们要在中国重演。
这是进攻的前兆，也是试探各方反应的气球。这篇文章透露的杀机完全证实了基辛格三天前的判断：
中苏关系已经走向一个危机点。
看完这篇文章，尼克松心中惊悲异常。他似乎看到苏联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已经起飞，发射架上的中程导弹呼啸着飞向蓝天，中国大地上一片火海，世界平衡的框架打碎了。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倾斜，北极熊得意地狂笑着走向世界霸王的座椅……
恼怒、焦灼，而又无能为力。美国国会不会让总统做出直接反应的，全国的舆论也不会允许他插手其间。二十多年孤立中国的政策开始品尝到恶果了。美国的公民不会去考虑世界失衡后的灾难。他们会说：“让他们打去吧，他们不都是我们的敌人吗，不都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吗?”
尼克松又要召请基辛格来商讨了。虽然他有不少令人讨厌的地方，但大脑袋里也藏着不少好主意。
尼克松很欣赏自己的宽容和大度。对这位曾是敌手的博士给予最大的赏识和任用，在总统生涯中，这将是值得重笔涂抹的一章。
四
9月，中苏15000余公里的边界显得异常的平静，没有了零星的枪炮声，没有了双方巡逻人员的争吵、怒骂，没有了以往频频发生了越境事件的照会、抗议……
这会不会是大战前的静默?
东北边境。
经过了夏的热烈，秋的凉意已经很浓很浓了。一片片昂藏挺直的白桦林、山榆林，树冠上缀满了金黄色的叶片，随着完达山麓砍来的一阵阵的寒风，秋叶终于几经缠绵地告别了枝楂在飘浮的空中依恋地观赏了最后一次落日后，静静地落向了草丝中的那片“墓地”。
乌苏里江的秋水平缓地流淌着，打碎了冬的枷锁，体验了春的冰凌的撞击，发泄了夏的怒吼和咆哮，秋的乌苏里江才真正显露出女儿般娇美的面容和娉婷的肢体。那软缎般光洁腻滑的肌肤、在夕阳告别的亲吻里，焕发着富丽而辉煌的神彩。
江面上，星星点点的渔舟尚不肯收网，如今正是捕捞大马哈鱼的季节。这鱼儿性情凶狠、长相凶恶，然而，却是世上最精美的食品，也是最最痴情的母亲。每年鱼儿产卵的时节，它便从海里溯江而上，寻找到沙质的滩底，用腹、臀的鳍扒出穴窝，将鱼卵下在里面。为了让小宝宝一睁开眼睛，便能有丰美的食物，最后有力气游回大海。母鱼便不吃不喝地死在小宝宝的身边。用自岂的血肉，喂食那些未曾谋面的儿女，延续着海洋生物中这奇特的一族。
虎林县烈士陵园，三百多名军人在一座新隆起的坟丘前肃立看。夕照的残光透过交错密织的树桠，斑斑驳驳的投射在墓地的草坪上。坟丘前一块新镌刻的石碑，上面写着“陈绍亮烈士之墓”。
陈绍光的弟弟陈绍亮，在抢修国防公路的紧张施工中，英勇牺牲了。
为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战，边界的守备力量需要大大加强。原有的两条公路过于狭窄、弯曲，许多重型武器装备难以远送。东线前指下达了紧急命令：迅速拓宽了虎林至五林洞乃至前沿防御阵地的公路。
半个月前，施工进入一个山石风化的危险地段。在一次山石滚坡的事故中，年轻的陈绍亮为了掩护战友，被山石砸成重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死时年仅18岁。
陈妈妈带着第三个儿子陈绍强，又一次来到了乌苏里江边。
一年不到，陈妈妈原本灰黑的头发已变成雪白的银丝，额头、脸庞上皱纹似被凿刀重新镌刻过，纹迹更加深陷、密集。此刻，她紧闭着双眼，强忍住盈眶的泪水，默默地伫立在坟前，似乎冥冥之中，在向第二个远行的游子嘱说着慈母的祝福。
15岁的绍强像一株挺拔的白杨，依偎在母亲的身边，困苦的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而早熟。他不时用衣袖揩去沾满面颊的泪水，绝不用任性的哭号去搅乱墓地的宁静。
肖全夫将军也来到了现场。望着面前这位身材单薄、面容枯槁的母亲，崇仰、钦敬、悲哀、伤感……诸多的情感一齐在胸中混搅涌动。
陈妈妈转过身来，神色刚毅地说：“肖司令这是我的小儿子绍强，他俩个哥哥都留在这儿了，我想把他留下，逢年逢节的，给他哥哥烧烧纸，我恐怕不能再来啦!”
肖全夫胸口猛觉一震，惶急地说：“陈妈妈，这怎么行?您这大年纪，身边总该有个伴，再说他还小，我们不能收呀!”
陈妈妈恳求着说：“肖司令，大道理我说不出多少，只明白一个理，眼下要打大仗。国家吃紧哪：俗话说：‘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毛主席都发号召了，我能不听嘛，咱是山里人，没啥钱物，就把他交给你啦！别看他个头小，过年就十六了。打起仗来活路多，能干啥就派个啥用场，你一定收下，这是大妈报国的一片心。”
肖全夫慌忙拦阻着说：“大妈，您的心情我们理解。可当兵的有规定。先让他送您老回去，过两年再来，那时候我一定收他……”
陈妈妈摇摇头：“您是怕我回不去?怕我没人伺候?肖司令，别看我上了点年纪，可腿脚还听使唤，坡里田里难不住我。再说哩，人家城里人都舍得把伢子搁在这儿，咱还有啥说的。人家的伢儿哪个不比咱的金贵?伢子，给肖司令磕头……。”
陈绍强紧抵住嘴角，泪眼哗哗地望了望娘，“扑通”一声跪在肖全夫的面前。
墓地前的军人队列里响起了哽哽咽咽的抽泣声，终于强抑的呜咽变成了放声的号啕。三百多个汉子挥泪如雨，哭声如雷，惊得树上中的鸟雀扑楞着翅膀四散飞逃。
军人的眼泪不是随意就肯抛洒的。
“向陈妈妈学习!”
“为牺牲的英雄报仇!”
“打倒苏修新沙皇!”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不知谁领着呼喊起口号，揪心扯肺的恸哭变成了同仇敌忾的怒吼。
肖全夫将跪在面前的陈绍强搀扶起来，百感交集地说：“陈妈妈，小强我留下，您放心，我会照顾他，您老可要多多保重。……”
陈妈妈嘴角露出了动人的微笑。然而，微笑很快凝固了，泪水从皱纹横叠的面颊上大颗大颗地滚落。
肖全夫劝慰着说：“陈妈妈，您的心情我理解，您的两个儿子都献给国家了，小强还是跟您回去吧!”
陈妈妈肃穆地摇了摇头，“肖司令，你想错了，我不是为死在这儿的两个儿子流泪。我是想，这是我最后一个儿子，再没有儿子往前线送了。”
蓦地，肖全夫的整个身心，被陈妈妈朴实的语言强烈地震撼了。
素有儒将之称的肖全夫，思潮激荡汹涌，他马上联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约翰·爱琳娜。
1861年7月，美国的南北战争进入一个危急的时刻，联邦政府军在马那萨斯城大会战中遭到了惨败。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彻底摧毁南部的奴隶制，解放黑人，林肯总统亲自颁发了《征兵令》。许多富家子弟却不肯到前线去打仗。
前线战争吃紧，北军屡遭败绩，军队却得不到补充。决心赢得战争的林肯断然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颁发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顿时，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约翰·爱琳娜正是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将自己的儿子一个又一个的送上了前线。当最后一个儿子走上前线时，林肯总统接见了约翰·爱琳娜，并且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将她的事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人民被她的事迹感动了，出现了踊跃参军的热潮。格兰特将军和巴特勒将军当时曾激动地向林肯报告说：“奇迹，总统阁下，今天一天就征集了五个师，三天就可以组建一支十万人的军团……。”
在研究战史时，每当谈到这一页，肖全夫都会热血沸腾、感慨不已。
约翰·爱琳娜，美国南北战争中的英雄母亲。
陈妈妈呢?该不该称之为中国的英雄母亲?！
采访中，笔者亦深深为陈妈妈的事迹所打动。因当时没有见诸报端，故而增补了上述的文字，陈绍强在部队表现出色，后担任副连级干部。1990年转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