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朴素，廉洁克己。于成龙，康熙帝誉之为“天下第一廉吏”，本书《名王名臣》中有详细介绍。汤斌(1627－1687)是康熙年间另一廉臣。他位至内阁学士，每日以豆腐和蔬菜为食。死时只有8两银子，同僚凑了20两才把他埋葬。在整个清代，廉洁臣子是凤毛麟角，少得很。
为民治水，大禹再世。清初，黄河多次水灾，顺治朝朱之锡受命治水十年。总督朱昌祚说他“治河十载，绸缪旱潦，则尽瘁昕(昕，xīn，太阳升起时)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受事之初，河库储银十余万，频年撙节(撙节，节约)，见今财库四十六万有奇。及至积劳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北往临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他的前任杨方兴和后来的治水名臣靳辅也无不如此。
临危不惧，气壮山河。鸦片战争中，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率4000人防守，他登城督战，誓与镇海共存亡。镇海失陷，他悲愤投水殉难。
直言不讳，不顾安危。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在《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中直陈朝政得失。启中有“视朝太晏”、“小人荧惑”之语，嘉庆帝读后大怒，遣送伊犁。他对自己的遭遇全不在乎，做诗“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光绪年间御史安维峻更是一位不怕死的直谏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二，他上疏劾李鸿章跋扈，还责备慈禧太后：“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仍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结果是革职。这样的结果乃至比这更惨的后果，安维峻不可能事先不知道。
生活特殊，常人难想。清朝一些官员醉生梦死，生活方式非一般人能想得出来。乾隆时担任过甘肃布政使和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喜欢吃驴肉丝，让养驴的在驴身上割下最肥的一块来做。被割肉的地方流血，就用烧红的烙铁在流血的地方烙一下，以此止血。这时，驴总要惨叫一声。道光时的南河督设宴，有里脊肉一道菜。这菜的做法是先鞭打猪，待猪奔跑到要死时，从背上割下一块肉。这块肉因为奔跑时精华集中此处，故美味无比。做这样的一道菜要杀50多头猪。
封豕长蛇，贪婪无比。贪赃枉法是清朝官员的通病，有的数额特别巨大。乾隆朝和珅，贪赃枉法，抄没的家产达8亿两。国泰是山东巡抚，附和和珅，行贿受贿，州县仓库亏空200多万。王亶望在担任甘肃布政使期间，与总督勒尔锦改“监粮”为输粮，又捏灾冒赈，侵吞国家钱粮。任浙江巡抚时，被抄出的家产逾百万。嘉庆十三年，山阳县县令王伸汉冒开饥民户数领取救济款25000两，杀害查赈的江苏知县李毓昌。道光时的南督，住江苏清江浦。每年修河费五六万两银，大小官吏侵吞十分之九。两广总督李鸿宾每月从外国走私鸦片的贩子处收贿银36000。光绪时，李鸿章与俄国签订辽东半岛租借条约，一次性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曹贵民《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
狡诈无比，诡计多端。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挥师北上，直抵南京城下，收复附近4府、3州、24县。两江总督郎廷佐假降，但要求宽限30日，郑成功听信其言，放弃进攻，坐待受降。清将梁化凤穴地而出，以500骑兵突袭郑成功前锋营，次日城内尽出攻击，郑成功大败，北伐失败，仓皇退回厦门。
淫乱无度，残忍无比。《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
卖国投降，不顾廉耻。鸦片战争中，琦善擅自答应义律提出的割让香港给英国并签订含有该项内容的草约。战后，耆英与伊里布担任全权代表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谈判，全部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签订《南京条约》。
贪生怕死，遇敌即逃。鸦片战争中，在英军进攻面前，浙江总督步云逃跑，两江总督牛鉴逃跑。广西巡抚徐延旭在中法战争中负责北宁军事，驻军谅山，但当法军进攻北宁时，他仓皇逃往龙州。
奉承巴结，设法上爬。军机大臣傅恒，是孝贤纯皇后弟，为乾隆帝倚为重臣。很多官员都想巴结他。傅恒兄长广成去世。傅恒正在热河陪伴乾隆，请假回京治丧。他没到之前，很少有官员去吊唁，而当傅恒到的那天，官员便蜂拥而至，素车白马。一向与广成没有瓜葛的也去了，并故意找机会与傅恒讲话。
顽固守旧，反对改革。晚清时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指导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以“求强”、“求富”。但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把洋务派斥为“名教罪人”。
人往往有多种经历，表现有多方面。前面提到的王亶望，他不仅贪婪，而且好色，生活糜烂。他有个宠妾叫卿怜。他让人做了一条四脚裤，上绣“鸳鸯裤”三字，与卿怜同穿。乾隆帝生气地说：“公卿宣淫，以至于此！”清末袁世凯一生，更是五毒俱全。他反对人民群众运动，倒退反动，两面三刀，卖友求荣，投机钻营，窃取革命果实。再拿清末三大“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来说，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但也有搞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近代化的功绩，左宗棠还有收复新疆的大功。
人与人相比，往往有相同方面，也有不同方面。就镇压太平天国的作用而言，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就洋务运动功绩而言，则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但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捍卫国家尊严方面，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比是望尘莫及的。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很多观点与曾国藩雷同，但左宗棠与李鸿章观点就有很多差别。(董蔡时《左宗棠评传》66667页)他们在“海防”和“塞防”问题上，在中法战争中就有矛盾，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崇洋媚外行径也有过非议。三人禀性也不同：曾国藩长于“谋”，李鸿章长于“才”，左宗棠则长于“气(正气)”。吴三桂与李成栋有相似之处，都是明朝臣子，都降清，镇压清初的抗清斗争十分卖力，但也有很大的区别。两人后来都反清，但李成栋是反正，而吴三桂是叛乱。
上面我们以概括的语言说了一些清代官员形形色色的表现，下面我们再引一些具体例子和故事做进一步的补充。
巡抚朱国治
前面说平定三藩一事时曾提到云南巡抚朱国治因不从吴三桂反被杀。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过去。
朱国治(？－1673)是汉军正黄旗人。顺治四年(1647)由拔贡知北京附近的固安县。十七年升江宁巡抚。上年郑成功北伐为粱化凤所破，十六年十月，郑成功还至厦门。十七年九月初六，他给朝廷上疏，提出以守为战的策略。他分析清军与郑成功军各自长短：清军长于弓马和陆战，郑军长于战船海战。他建议海口多设烽堠炮台，使郑军势困援绝，众心必变，乘间攻之，一定得胜。十八年，就是这个巡抚连续制造了两桩大案——哭庙案与奏销案。前一案包庇贪官，压制人民，后一案是维护朝廷催促钱粮，打击缙绅。
顺治十七年，江苏吴县县令任维初盗卖仓粮。第二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去世。二月初一，丧报江南，地方官设堂哭灵。过了两天，对任维初痛恨的百多名诸生(一说18人)到孔庙哭灵，发泄对任维初的怨恨，将任告到府衙，向朱国治呈投了诉状。审理时，任维初交代他初到吴县，因为上司索求馈赠，没有钱，只好做这样事。朱国治听后大惊。他不仅没有惩治任维初，反而诬陷诸生，向朝廷报告说：“‘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震惊先帝之灵，妄图抗粮谋反。”朝廷立即派员调查，朱国治大造声势。七月朝廷下令，将倪国宝、顾伟业、金圣叹等18人处斩，其中还有8人的妻子、家产入官。朱国治亲临刑场监斩。
奏销案与哭庙案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奏销的意思是将征收的钱粮报部。奏销案就是一个与征收钱粮有关的案子。
明代以来，江南役赋比其他省重得多，其中又以苏州、松江为最。因为役赋重而完不成的人很多很多。
顺治帝去世后，康熙帝即位，以索尼、鳌拜等4人辅政。辅政令吏、刑二部让各级官吏催征积欠、钱粮。接到命令后朱国治立即行动，到无锡、嘉定一带催交。六月，朱国治上疏，造册向户部报告苏州、常州、镇江、松江4府与溧县一县欠交钱粮的13517位文武绅士，还有衙役254名，诬称他们“抗粮”。吏部作出严厉的惩罚规定。根据规定，在籍绅衿，不论官职，或黜革，或降职。有些人还遭鞭打。有3000人被械送刑部议处，第二年五月才送回。翰林院编修探花叶名霭因为欠钱一文，都被革去编修之职。于是有民谣说：“探花不值一文钱。”“苛政猛于虎”，这话再次得到了证实。
康熙十年，朱国治调云南巡抚。很可能是康熙觉得朱国治对清朝太忠诚了，于是派他去监督吴三桂。
从朱国治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他对清王朝是忠实走狗，对人民却猛过恶狼。
双料曹操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个善骗无义，好生诡谋的奸雄。无独有偶，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朱勋集狡猾、贪婪、巧佞于一身，在短短的十年就从一个县丞爬到封疆大吏的官位，人称“双料曹操”。双料者，加倍也。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双料曹操最后落了个凄凉回籍，没过几年就魂归地府了。
朱勋，江苏靖江人，出生在乾隆朝，字晋斋，号虚舟。族人富有，独朱勋中落。他因为有点鬼才，经常做些古怪事，族人给他捐了个官，分发陕西。乾隆五十三年(1788)，朱勋借补咸阳县丞。
一天，吏员集中在长官衙门请示公事，有同僚说，按察使有个外甥女正在择婿，如果哪个人年轻还没娶妻，这就是好机会了。有按察使作奥援，富贵不难。朱勋听到这番话后怦然心动，谋划起怎么做按察使的乘龙快婿来。
回到家里，朱勋便唉声叹气起来。妻子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刚才听说你妈病得十分厉害，怎么办呢？”妻子听后马上说：“我回去看看。”朱勋暗喜。随后朱勋暗地里拿出6百两银子交给一个仆人，对他说：“这些钱都给你。你领夫人去哪里都可以，只要不再回陕西给我找麻烦就行。”仆人明白他的意思，大喜过望，按照他的话去了。
妻子走后，朱勋就借口说他妻子死了，委托媒人，娶按察使外甥女为继室。有了按察使的奥援，朱勋飞黄腾达起来。五十五年升为咸宁知县，五十九年迁乾州直隶州知州，六十年擢同州府知府。
嘉庆元年(1796)朱勋因剿灭将军山农民起义，赏戴花翎，五年二月升延榆绥道。闰四月，调陕安道。七年镇压白莲教起义首领苟文明有功，赏加按察使衔。八年朱勋授按察使。十年因为他在秋审时轻罪重判，部议降职，但嘉庆帝改为留任。十四年，朱勋授布政使。十八年九月朱勋做上了护理巡抚。所谓“护理”是指官员出缺，由次级官守护印信，处理事务。十月，实授巡抚。《清史稿·疆臣年表》上记载，朱勋从嘉庆十八年到道光二年担任陕西巡抚。
朱勋贪婪。嘉庆八年初，因南山粮食腾贵，朝廷给士兵在饷外增加盐米钱5钱，并规定三年后才减到4钱。十年六月，朱勋把4钱全扣了，放进自己荷包。他却借包谷2千石给士兵作3个月的粮食，这种做法引起了宁陕新兵之变。此事在魏源《圣武记》中有记载。
昭槤《啸亭续录·朱勋》里描写朱勋：“惟以贿闻，百姓恨之切齿。”他开始当巡抚那年，南山木材匮乏，他照旧征税，引起农民造反。农民说：“惟有屠斫老朱后，我辈方解甲归田也。”这话用今天话说，就是“把这个姓朱的老东西杀了以后，我们才会放下武器回去耕田。”最后有个叫杨时斋的救了他。
十九年(1814)十二月，朱勋因为因循疲玩，降二级留任。
道光元年(1821)九月，朱勋担任护理总督。十一月，华阴县农民严文潮故意杀了一家二口，朱勋审案时，判处严文潮斩决枭示。但刑部按照当时法律改拟斩监候。朱勋自请交部议处，部议降二级调用，皇帝从宽改为留任。
道光二年(1822)陕西渭南县发生一桩人命案。该县富豪柳全璧索债将佣人朱某打死。接着他以重金贿赂县令徐润，称朱某是自己跌伤致死。虽然结了案，但朱某妻子不服，上控到朱勋巡抚衙门。朱勋改托另一县令姚洽另审。柳全璧广行贿赂，朱勋与布政使邓廷桢都有所染。姚洽按意旨办案。朱某妻子刚生小孩，姚洽叫差役硬逼她赴审，以致伤风而死。朱某妻子的亲戚马某屡次控告，姚洽对他施以严刑也死了。朱某有个侄女，因为接受贿赂，私下里表示可以私了。但村民很愤怒，威胁她说：“你如不上告，我们要分你的尸。”该侄女不得已入京上告。后来朝廷派人弄清了真相，柳全璧处死，徐润、姚洽戍边，朱勋与邓廷桢降职。
钦差工部尚书文孚、内阁学士辛从益奏劾，道光帝很是气愤，斥责道：“朱勋历任有年，于地方人命重案，任听属员颠倒是非，舞弊枉法，负恩溺职，莫此为甚！必应先行严议。”部议将朱勋革职，命他到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但道光帝赏三品顶戴，让他退休还乡。听到这个消息，百姓拍手称快。
朱勋留念京城，与要员结交。他以为自己没事，常常发牢骚说：“这么久还不起用我？”三年(1823)秋天，朱勋接驾良乡(离房山不远)，没想到道光帝要他马上还乡。朱勋为人豪奢，他虽侵吞巨款，但不够他挥霍。离京之日，债券如山，行李萧条。在家乡凄凉度日，九年(1829)病死。
不文不正
“不文不正”是嘉道宠臣曹振镛死后社会上给他的评语。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笙，安徽歙县人。父文埴，官户部尚书。乾隆四十六年曹振镛中进士，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侍讲、编修、学政，先后充当乡试副考官、正考官、殿试读卷官、会试正考官、通政使、实录馆副总裁、实录馆总裁、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他还有些加衔，如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此外道光皇帝还在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在紫光阁给他画像，并作辞赞扬，赏给双眼花翎等等。他是皇帝十足的宠臣。
曹振镛历仕三朝，为官数十年，干的事主要是在科举考试、撰写皇帝实录、政府部门事务(如承书谕旨，议论国事等)上，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为什么他能历仕三朝，飞黄腾达？《清史稿·曹振镛》说他：“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同光时人朱克敬《瞑庵二识》说：“曹文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有几次曹振镛也因为有过失，嘉庆、道光二帝不得不交部严议，但结果是一再“加恩”，减轻部议处分。例如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以失察工部书吏舞弊冒领三库银两，部议降二级调用，上加恩降三级留任。”道光二年二月，“承办坛庙工程司员得受官匠银两，复瞩托看册司员蒙混算销，上以该堂官漫不经心，将振镛等交部严议，寻议褫职，上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
曹振镛三次担任学政，主持过乡试、会试各4次。据《清史稿·曹振镛传》，他评举子的文章全看字，看是不是馆阁体。馆阁体字体拘谨，毫无生气。据《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进士中如果谁有个字不合馆阁体，就进不了翰林。判断文章优劣，不看内容，只看字体，多么荒唐！《清史稿·曹振镛传》说他“不取淹博才华之士”，那就得取庸庸碌碌之辈，让这种人管理政事，哪能让国家振兴起来？
曹振镛在朝中钳制人口，堵塞言路。朱克敬《瞑庵杂识》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道光初年，曹振镛当政国，很不喜欢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做御史的，他“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缄默守位，寖成风俗矣。”《清朝野史大观·曹振镛之误清》上说：道光初年，道光帝为政事弄得很疲倦，苦于章奏不能全阅。曹振镛向道光皇帝献“计”：现在天下太平，臣子好危言耸听，指陈朝廷阙失，是想追求声誉。治他们的罪，他们会说拒谏。以后奏章，不用都看，只选一部分有错误的为据，批评他们，他们为陛下圣明震慑，就没人放肆了。道光帝听了他的话。从此可以理解，当时为什么“万马齐喑究可哀”！咸丰初年，曾国藩曾上书，痛惜“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人折言地方之利病。”
道光时期，一般士大夫麻木愚昧，苟且因循。这种风气也可在曹振镛那里找到根源。罗继祖《枫窗三绿》上载了一个故事：宣宗曾大考翰林和詹事，以左思《咏史》诗“巢林栖一枝”命题，好多人不得其解。曹振镛在侧，宣宗问他：“你知道吗？”曹振镛明明知道也说不知道。别人问他为什么在皇帝面前说不知道，他说：“知道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也没什么损失，‘炫己损人，吾不为也。’”作者评论道，曹振镛是以文学受知遇，并擢升到宰相地位，在文学方面应起带头作用，怎能装不懂来显示自己有容，有修养？这就是道咸以后缙绅不学无术的根源。
曹振镛的“有容”是表面的，有限的，骨子里是妒忌，不惜暗地里陷害他人。金安清《水窗春呓》说到一件事：有一次道光帝问：“阮元当督抚已经有三十年了。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多快啊！”曹振镛说：“这是由于他学问优异。”道光帝接着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曹振镛答道：“他现在担任云贵总督，还天天刻书谈文。”曹振镛知道道光帝不喜欢大臣这样做，怕废了公事，曹振镛这样一说，目的是想引起道光帝的厌恶情绪。结果不久阮元就内调了。
曹振镛以自己的言行给晚清造成了严重的柔靡世风：官员们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瞑庵杂识》录有无名子赋《一翦梅》，予以讽刺。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云：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生前被当成股肱之臣，死后被谥“文正”。文，道德博闻；正，守道不移。对臣下来说，最美的谥就是“文正”了。在清朝历史上被谥“文正”的大臣只有8位：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这样的美谥，曹振镛哪里配？有人说曹振镛只能是不文不正。可是这样不文不正的大臣，却荣华终生。
硬骨头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人。在天津任知府的数年间，勤于政事，严于律己，吏慑其威，民怀其惠。
咸丰八年(1858)，英军侵犯天津，直督跑了，石赞清搬来两个大饔，里面注满水，放在台阶上，说：“英国佬要是进来威胁我，我跟妻子就死在这里。”不久，相国桂良与英国议和，英军离开天津。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入天津，总督以下多受辱。英军将卒分驻官廨。但石赞清坚持不离开官署。英国人要他走，他说：“砍我头可以，但衙门我不让。”英人听后感到诧异但对他无可奈何。
七月二十九日，英军500人拿着兵器进入他办公的地方，扶他上轿，抬进英国使馆，向他解释说：“我们并不是为难你。我们抬你进来是由于有兵卒烧我们的船，只好借你来镇镇他们。”石对他们的要求感到愤怒，不吃饭。好几天，老百姓情绪高昂，说如果石赞清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与英国人拼命。英国人害怕，叫石赞清离开使馆。石赞清不答应，说：“我是怎么个来的，就应当怎么个回去。”英国人只好再让500人为前导，在八月初三这一天，用轿将石抬回府衙。
买官之后
同治初年山西有个姓夏的商人，虽没读过什么书，却突然动了官兴，出钱买了个官儿，被分发到陕西当县令。有人好心地对他说：“你初入仕途，不懂什么规矩，最好聘请一个有文化熟悉官场的人做你的参谋，以免被人取笑。”于是这个姓夏的请了朋友帮忙。
到陕西之后，按规矩要到上司衙门排班参见。他到巡抚官厅，举止矫揉造作，同去参见的有一个是四川进士陕西长安县县令唐李杜(字诗甫)，问他：
“贵姓？”
“夏。”
“从前有个叫夏征舒，是府上什么人？”唐李杜听后高举两手，露出庄重的表情，问道。
“是先祖。”
姓夏的见唐李杜神情严肃庄重，以为他说的“夏征舒”一定是显贵。
唐李杜听了答话，点头笑了一下。
参见结束后，姓夏的回到寓所。朋友问他到巡抚官厅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姓夏的一五一十把唐李杜的问话与他的答话告诉了他。
朋友一听，连说：“坏了，坏了！这个夏征舒是个龟儿子。”
夏征舒是春秋时人。其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通奸。夏征舒杀灵公后逃到楚国。
夏听朋友一说，气得不得了，就要到长安县与唐李杜论理。朋友阻止了他，说：“明天他还要去巡抚官厅，还会见他。何必着急？”
第二天夏见了唐李杜就扑过去，揪住他的衣服，责问：
“你为什么骂我龟儿子？”
“诸位都在这里，我何尝骂他龟儿子？诸位听见我骂他龟儿子了吗？”
夏更加愤怒，揪住唐李杜去见巡抚。唐李杜让夏先说，夏把“夏征舒”的“征”字给忘了。巡抚笑着对夏说：“龟儿子是你自认的，不是他骂你。”说完叫巡官把他们送出去。随即挂出一块大牌子，上面内容大致说夏咆哮官厅还可原谅，但胸无笔墨，何以治民。令其回去读书等等。
夏没有办法，只是气罢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爱国者、思想家、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所写的诗句，体现了为振兴国家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的英雄本色。这气壮山河的呼声，是对旧世界的嘲笑，是参加革新运动自豪的表达。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清史稿·谭嗣同传)光绪十年(1884)入新疆刘锦棠幕，光绪二十二年(1986)奉父命以同知捐候补江苏知府。他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倡设南学会，办《湘报》。二十四年，拜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当荣禄奉慈禧之命大捕维新派时，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有人劝他逃走，被他拒绝。他将自己的著作交给梁启超，决心以死表示他的维新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谭嗣同始。”临刑赋绝命词一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八月九日被捕，在狱中题诗一首。
其诗曰：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首句：“望门投止”与“张俭”，出《后汉书·张俭传》。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人。开始被举荐为秀才，他揭发中常侍侯览罪恶，要求杀了他。张俭同乡朱并为讨好侯览而诬陷张俭与24个恶徒为党，于是发文缉捕张俭。张俭逃跑。“望门投止”是说张俭看到哪家就到哪家投宿。人们仰慕张俭名行，张到哪家投宿哪家都肯接受。“望门投止”在这里指戊戌政变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避难。“思张俭”意思是希望康梁二人出逃哪里都能得到保护。第二句：“忍死”是临死坚持，有所期待。“杜根”是后汉安帝时人，为郎中。他因为直谏邓太后归政安帝，被命令打得晕死过去。复苏，逃到酒家做工，邓氏被诛，杜根拜为御史。“忍死须臾待杜根”，意思是希望康梁忍耐一段时间，以图东山再起。第三句：“横刀”，刀架在脖子上。此句写作者为了国家利益而变法，面对死亡毫无畏惧，表现出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气概。末句自豪地把自己与康梁俱喻为高大的昆仑，为世人所景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十四日斩六君子于菜市口，翌年谭嗣同遗骸运回湖南，葬浏阳城外山下，墓前华表有挽联一副：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门包与别敬
门包是贿赂官府守门人的钱物。进官府都须给守门人礼物，这个陋规可以说是与清朝相始终。吴三桂派人出关乞求清兵进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时，想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金贿赂多尔衮左右，才得开门接见。后来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府有人刺探到杨宏胜(1886－1911，原任满清新军第三下标正目)从事反清活动消息，便乘夜谒见鄂都瑞澂。守门人就向他索取门包。
门包不是清朝才有。明宗臣《报刘一丈书》就有几处为进权门首先给守门人送礼金，守门人才给通报的描写。
清朝的陋规绝不仅是门包而已。比这更大的送礼还不少，而且名目有好几个。外官引见(皇帝接见臣下)、请训(三品以上外官赴任谒见皇上)离京向京官辞行送的礼叫“别敬”，夏天给京官送的礼叫“冰敬”，冬天给京官送的礼叫“炭敬”，过年给京官送的礼叫“年敬”，给京宫女眷送的礼叫“妆敬”。这些实际上都是贿赂。
何德刚光绪时曾在京曹19年，后来出任江西建昌和苏州知府，著有《春明梦录》一书，对此类礼作了较详细的说明：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丈肃(沈葆桢)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后来重官阶而轻交情矣。大概寻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余到京后，来源渐涩，每年所入不过百金。然亦不无小补。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雅观!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这段话讲了清代各种“敬”的馈送的原则乃至手法。
京官薪俸微薄，不像地方官那么便于向百姓搜刮，于是把手伸向地方官。地方官不给京官送礼，那结果可想而知。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了他几次调任觐见皇帝后“出京留别”送礼的情况。他在道光二十五年补授陕西督粮道，“出京留别”，“别敬”花了17000多两，调任河南藩司，“出京留别”，花了12000多。陕西粮道是“夙称优缺”，于是他借钱“别敬”：
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因托龙兰簃编修在广东洋行借银九千两，九厘行息；又借包怡庄观察千两；又借汪衡甫同年五百两，二分行息；江翊云同年五百两；又借西人项五千两。……余京中连买礼物数百金，共用别敬一万七千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蒙恩补授四川臬司”，又须觐见皇帝，又须“出京留别”。这次他送了多少呢?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召见后，
即日进城拜客，困于酒食，外官之常态也。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十一月初四“北上入觐”，十二月十二日到长辛店。八年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都有核别敬单的记录。但他花了多少钱，没说。估计数目不会小。
清朝吏治
清朝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有官僚就有一个吏治的问题。清朝的吏治可以分两个时期来谈。一是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一是从乾隆后期到清末。
从努尔哈赤到乾隆中期
这个时期，清朝统治者总的比较重视吏治，措施比较得当，官员比较用命，贪污的相对少些。
关外时，努尔哈赤总结历代治世经验，指出：“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顺治八年(1651)谕曰：“国家纪纲，首重廉吏。”雍正帝说：“大吏不清，民何以安?”由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对官吏的管理比较严格，措施比较得当，官吏中贪污比较少。
这个时期的廉政措施如下：
一、禁止贪污。贪污损害国家，也腐蚀官僚队伍。这个时期的皇帝都有禁止贪污的上谕。努尔哈赤时就有命令不准行贿受贿：“诸申、尼堪、蒙古的官员们，不论谁只准收汗的赏赐，不准接受尼堪送的东西。……要给尼堪发指示，不能送任何东西来。如果送来，送的人治罪；如果接收，接收的人治罪。”皇太极制定律例，惩办贪暴。顺治帝为了杜绝贪污订出十分严格的规定：官员犯赃十两，衙役犯赃一两以上，流徙，赃重者处以绞刑。康熙朝所修的《大清会典》规定：“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大清律》对于监守自盗和官吏受财者，都作了严刑规定。例如监守自盗，1两以下杖80，20两杖1百，流2千里，40两斩。官吏受财者1两以下杖70，40两杖1百，徒3年，120两，绞(监候)。
二、严惩贪污受贿。这个时期对贪污、纳贿的官员给予了惩罚——革职、抄家、处死或令自尽。处死的，例如顺治朝有大学士陈名夏、巡按顾仁，雍正朝有河南学政俞鸿图，乾隆朝处死的不法官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更多，有名的如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闽浙总督伍拉纳、陈辉祖、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福菘、两淮盐政高恒等。至于被革职、抄家的那就更多。雍正初年清查钱粮，督抚、布政使、粮道官员共11名，再有苏州织造李煦。这些处置对有贪心的官吏起了震慑作用，敲响了警钟。
三、崇奖清廉。康熙帝重视好典型的教育作用。当时于成龙、汤斌、张伯行、陈瑸都比较廉洁，受到康熙帝赞扬，其中于成龙最突出，得到康熙帝高度赞扬，誉为“天下第一廉吏”。康熙帝崇奖清廉，促进了廉风的形成。康熙一朝，大臣大都比较端谨；只是康熙后来宽政，末年康熙帝多病，内政外交渐废，贪污之风有所抬头。
四、加强监察和考核。顺治时对京官实行京察，对地方官实行大计。皇太极就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负责对官吏监察。雍正元年掌勘察官府公事的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并入都察院，监察职能进一步加强。
五、实行耗羡归公，养廉加俸制。清初由于官员俸禄低，上索于下，下转索于民成为习惯。征收赋税时以弥补损耗为名，在正额之外再多收一些，称作“耗羡”。雍正二年开始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全部交公，一部分留补亏空，其余发给大小官员养廉，起到限制官吏贪污勒索作用。
乾隆后期到清末
这个时期吏治逐步败坏，朝廷廉政措施不力。
乾隆后期由于皇帝骄奢淫逸，要求官员向他“贡献”、“报效”，以罚代惩，官吏贪污成风，巨贪和珅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尽管乾隆口头也讲廉正，还惩罚了几个大贪，但风气败坏已无可挽回。
嘉道时期，吏治败坏又有新的特点。第一、官员贪污多串通作案，例如嘉庆十一年直隶司书王丽南私雕假印，串通银号虚收310600两，十四年通州粮仓场舞弊，中西二仓短米9600余石。户部银库累遭库吏侵蚀，道光二十三年，查出乾隆末年以来被侵吞900余万两。道光时期河工官员贪占河工费极为严重。朝廷每年下拨的河工费达五六百万，河工官员利用职务上的方便贪占大部分。第二、官员们普遍因循怠玩，大吃大喝，玩忽职守，最突出的例子是嘉庆二十五年兵部把印都丢了。第三、人际陋规多，详《门包与别敬》。第四、官吏不思进取，庸俗鄙陋。嘉道两朝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没有兴国之术，却阻拦向皇帝进言、限制知识分子、阿谀奉承，庸俗不堪，造成道光后世风柔靡。嘉庆帝打击了以和珅、富纲等贪官，惩罚了各个贪污案件中的罪犯，道光时期实行海运，使大批漕运官员勒索钱财无门，道光支持两江总督陶澍改革明代以来的垄断食盐运销制度，堵塞了大批盐政人员受贿之途。但两帝对官员因循怠玩，玩忽职守之风无可奈何。
咸丰时期，许多官员不按规定擅自征收赋税，即浮收，或以高价将应征粮食折为银两，即折收，从中渔利，咸丰帝发过整顿吏治的旨令，但不落实。
庆亲王奕劻贪污、行贿受贿成风。《贪官污吏传》(北京古籍出版社)记录了好些晚清巨贪：奎俊任四川总督时“食赈银至五千万两”，崇礼利用粤海关监督之职“括银数百万两”，甲年战争后，荣禄以练兵酬款为名奏请刚毅到江南搜刮，“除常款外，无公无私悉取之”。曹贵民在《晚清衰败的原因与教训》一文提到的巨贪还有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提到受贿大员李鸿章。奕劻贪污受贿而有家产2亿两白银，李鸿章与沙俄签订辽东半岛相界条约时一次获取沙俄财政大臣威特贿金50万卢布。
慈禧太后专权于晚清，她还为了个人的享乐，挪用海军军费建颐和园。她还违背祖制，怂恿内监安德海、李莲英违法乱纪。
清末搞新政，虽然也说裁“陋规”，但徒有倡廉之名而无廉政之实。·
清朝法制简史
清朝法制在关外经历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以及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入关后到清末经历了从封建法制到近代法制的演变。
关外时期
努尔哈赤欣赏诸葛亮的治蜀经验，重视以法治国。明万历十五年(1587)“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开始立法。但法律形式粗疏，多为努尔哈赤口头宣布的某些“禁令”，或者是诸贝勒口头议定的规则，或者是八王发布的“文书”。努尔哈赤口头“禁令”是基于女真传统习惯的不成文谕令。四十四年(1616)后金政权建立，努尔哈赤对于以法治国的重要性理解更深，强制八旗将领乃至八旗之主严守法度。这时法则多了一些但不全面，“内容涉及到八旗的组织和制度、军令、围猎令以及诉讼等各个方面。”开始有了成文法，例如天命六年(1621)《禁单身行路谕》就是。
在“定国政”之前，努尔哈赤政权还没有什么司法机构。那时谁犯了罪，直接按照军中的刑法规矩处理。万历四十三年立国后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五大臣，下设十名理事官“扎尔固齐”。司法机构就有了两级：第一级是牛录，第二级是诸王贝勒大臣。轻微案件由牛录处理。诸王贝勒大臣接受五大臣审问而未决和依努尔哈赤指定的案件。复杂案件，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再由五大臣鞫（ｊū）问。之后报告诸贝勒。大家议定后，向努尔哈赤奏明三遍复审的结果。如果恐怕有冤屈，就让打官司的人跪在努尔哈赤面前，再详细审问，把是非搞清楚为止。如果是努尔哈赤亲属犯法，努尔哈赤就以汗和家主双重身份亲自审断。
诸王贝勒大臣审案时不许喝酒、吃肉，索贿、受贿。
努尔哈赤时期刑罚残酷，死刑有斩头、烧杀、炮烙、“乱刺鼻、耳、脸、腰”后斩首、磔杀、戮尸，体刑有打腮、穿耳、鞭打等。
皇太极的法制建设围绕集权、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夺取明王朝的政权为目标来开展。制定了“参金酌汉”的立法路线，扩大立法范围，法律形式多样，成文法成为主要方式，法制建设已进入到封建法制阶段。
法律比努尔哈赤时期大为完善。如以下方面皇太极都立了法：一、行政。《崇德会典》汇集天命十一年到崇德元年的重要谕令，内容包括了礼、刑、户三部的主要法令，还为皇族立了法，建立了宗室封爵制度。二、调整社会关系。天聪五年七月颁布《离主条例》，就是为了调整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三、经济关系。规定按人口分配土地，禁止贵族大臣子弟放鹰，蹂躏田园，允许自由买卖粮食。四、刑事。汉族历代王朝刑律的“十恶”（谋反、谋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十恶）罪被引入，犯上罪列为十恶之首的政治罪。不在“十恶”范围里的政治罪还有叛逃罪、逃人罪（离开奴隶主逃跑）和容隐逃人罪、通敌罪。一般刑事犯罪有盗窃罪、通奸罪、欺骗罪、杀人罪、赌博罪、左道惑众罪、贩卖武器罪等。经济犯罪有经商漏税罪、隐匿壮丁罪、行贿受贿罪、隐匿俘获罪、种烟吸烟罪等。刑罚有杀头、拘禁、鞭笞、穿耳、鞭打、圈禁、流放、籍家、罚银、革职、解任等。四、典礼。为了集权的需要，皇太极还制定了显皇位之尊的典礼。在他登基之前，他要求王公大臣以及内宫遵守从汉族宫廷学来的各种礼仪。五、军律。为了有效地与明战争，皇太极迭次颁发军律。六、婚姻。天聪六年还下达了禁止乱伦婚娶，禁止没到十二岁的女子出嫁的法令。
法律形式，有与努尔哈赤一样的上谕，如“禁隐匿壮丁令”、“禁诸王贝勒违法令”；成文法则有条例，如《内外牛录首告离主条例》、《纵畜入田罚例》。崇德元年(1636)效法《大明会典》颁布了清朝第一部行政法典《崇德会典》，是天聪时期各种法令的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