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后时期，牛录还是基层司法机关，而由于天聪五年六部设立，中央有了最高司法机关和折狱审案的专职部门——刑部。审案，有时各旗旗主、诸王贝勒大臣仍须参加，最后报告皇太极，由他裁夺，付诸实施。
顺治到鸦片战争时期
清朝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封建政权，关外那些简陋的法规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开始了涉及面广大的立法活动。多尔衮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能统治全国，还必须实行封建法制。顺治元年王朝以《大明律》为蓝本，参考后金满制，于顺治三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此律是清朝大法典，用到宣统三年才废止。该法典弁以“六脏图”、“五刑图”等八种图像。律是基本大法，436条；例是辅助法，824条。律文7篇：名例律、吏律、户律、刑律、工律等。此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续修，更名为《大清律例》，俗称《大清律》。律文相对保持稳定，而附例即条例不断续增，由原来的824条到同治时已增至1892条。
除了《大清律》这个基本法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规和各部院的则例，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光绪会典事例》、《六部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还有各部管辖的事项规则，如《钦定八旗则例》、《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等，监察法规有《京察法》、《大计法》，民族法规有《蒙古律》、《回律》、《番律》、《钦定西藏章程》等。此外还有各种经济法规和涉外法律。
法律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维护皇权和封建统治。《大清律》明确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规定对犯有推翻王朝罪行的凌迟处死并株连到祖父、伯叔、兄弟之子。被凌迟处死的，其子孙如不知情可以免死，但须阉割并发配新疆。
二、以刑罚加强思想专政。从顺治朝直到宣统朝以文字狱打击对清朝有不满情绪的知识分子，其中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甚，详《文字狱》一文。
三、维护旗人特权，对他们刑罚可以换轻刑、减等。《大清律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减等是指所犯死罪斩立决，可以换成斩监候之类。
四、维护宗族特权。宗族是同一父系的家族。为了通过宗族的领导管理同族，以巩固清朝统治，清朝统治者要求立族正，并赋予他们以调处、裁判的权力。清朝利用族正征税、治安、禁盗贼、禁犯上、守国法等等。同时法律规定维护宗族的特权，允许对“悖逆子孙”予以严惩，规定对族产予以保护。
五、刑制规范。清废除了明代厂卫和镇抚司使用的一些酷刑，如脑箍、烙铁、立枷等，而将建于五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当作正刑。笞是用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杖是用大竹板或荆条打脊背或臀部、腿，徒是拘禁并强制劳动，流是流放僻远之地，死就是处死。其中死刑分立决和监候两种。立决是犯大罪，立即处死；监候是犯罪较轻，经过秋审才决定是否要杀。五刑之外还有一些非正刑，例如迁徙、充军、枷号、赎刑、刺字、凌迟、枭首、戮尸。枷号是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赎刑是用钱抵刑，刺字是用满、汉两种文字在面、额、项、臀部等处标明犯罪原因，凌迟是酷刑：先割两乳、两臂，然后开膛取出内脏，最后割脑袋，枭首是斩首并悬挂示众，戮尸是陈尸示众，以示羞辱。
六、民事经济方面。严令旗地买卖(这个规定到咸丰五年松动)，实行地丁合一(详《经济·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清初为了镇压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而颁布《禁海令》、《迁海令》，限制对外贸易，限制开矿，维护旗人地位，也给了奴仆一些小保护权，但雍正时期有开豁贱籍政策。
七、涉外法律以闭关自守为原则，讲究自尊，限制贸易，警惕外患，排除天主教。
这个时期法律特点与其内容密切相关。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和满族、宗族特权，二是刑罚严酷，三是实行思想专政，四是闭关自守。
这个时期的司法制度比关外严密多了。其中央司法机构维持明朝“三法司”制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负责审判，大理寺负责复核，都察院监察百官，并参与审理大案。地方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有督抚、臬司、府、县四级。
审理案件程序是：诉讼先经州县审录，如判徒刑须经府、按察司，然后报督抚。督抚同意后还要报刑部备案。判流刑、充军、发遣，须由各省督抚审结，案卷报刑部，由堂官侍郎批复，由各省执行。判死刑特别慎重，由三法司会审。有秋审和朝审。州县将判死刑的案犯和案卷送省城(乾隆三年以前还要经过府，才到省)。臬司审核后报督抚。督抚根据情况判为情实或是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具题上奏皇帝裁决。皇帝将题本转交三法司。刑部提出处理意见，别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留养承祀。将意见分送天安门会审各衙门。八月一天，天安门会审。书吏宣读刑部决定，会审会议通过。再报告皇帝裁决。朝审是复核京师死刑案件。过程与秋审一致，时间是八月初。皇帝判决算是终审。判可矜、留养承祀就是免了死刑，批缓决就是继续监押，留待下次秋审或朝审。批情实就要处决。
非常大案要王、大臣、九卿会审。宗室、觉罗罪犯由宗人府、刑部会审，蒙、汉相涉案由蒙古官员与汉族地方官共同审理，地方大案由布政使与按察使会审。发回及驳回案件由督抚与司道会审。
鸦片战争后到清末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朝丧失了部分司法主权。在新政变革中，清朝封建法制迅速解体，向近代法律体系演变。
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新阶段，也开启了清朝法制新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司法制度也开始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并从同治三年开始在租界内任意设置司法公廨。列强侨民在民事、刑事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审理而由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领事法庭公廨审理。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中国丧失司法主权的标志。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变法。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改革法制的建议被采纳。清廷成立了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负责法律改革。经过10年的努力，对旧有的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法律体系建立了起来。封建法制演变为近代法制。法制变革包括司法制度的变革与新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司法制度变革。一、司法独立。光绪三十一年(1906)清政府改革官制，改刑部为法部，为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不再兼审判事务；大理寺改名大理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法部设总检查厅，成为最高检察机关。这个改革使司法终于独立，过去司法行政混一的体制崩溃了。二、审判诉讼制度改革。西方一系列的近代诉讼审判原则和制度被引进。废除三法司会审和九卿会审制，实行四级三审制。审判衙门分为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四级(宣统元年，开始筹措经费，建立审判厅，培训新型司法人才)。民事、刑事案件，由初级审判厅审判；不服，准赴地方审判厅控诉；再不服，准赴高等审判厅上告。民事、刑事诉讼分开，建立了起诉、预审、公判、上诉、判决等程序和公审、回避、陪审、辩护等制度。三、监狱制度改革。设“模范监狱”、“罪犯习艺所”，改变以往以监狱惩罚罪犯的传统。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了京师模范监狱，随即在一些省府州县也陆续筹建。
新法律体系建立。新法律体系的建立仰仗新的法典的制定。经过十年努力，制定了一系列近代法律。光绪三十年(1904)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三十二年颁布《破产律》，三十四年(1908)颁发《钦定宪法大纲》，同年制定了近代行政法《钦定行政纲目》，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又诞生近代刑法《大清新刑律》，宣统三年编成近代民法《大清民律草案》。此外，三十四年拟订的《大清商律草案》、宣统二年编成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尚未经清廷审核，清朝就已灭亡。
折狱与释纷
清朝专门负责审判的，中央一级有刑部官员，地方上有按察司的官员。由于行政与司法混一是封建社会法系的一大特点，皇帝是一国最高行政长官，也是一国最高司法官，县令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一县的大法官。行政长官兼管司法，要判案，还要解纷。
下面是两组文章，记叙皇帝、督抚、臬司、县令折狱、释纷情况，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行政长官的才德和思想，并反映出吏治的优劣。
第一组是三篇关于折狱的短文。三篇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用对比。第一篇比较了嘉庆帝、刑部和伊犁将军审案。在给赵继昌定刑的问题上，刑部显然是轻判而嘉庆帝量刑准确。刑部之所以轻判是由于他们对赵继昌的罪行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实质。嘉庆帝比刑部高明，还在于他看到了翰林院的管理责任，而刑部只是就事论事，没有看出翰林院也有问题。第二个案子，是伊犁将军错判。这个伊犁将军观念僵化，没有看到邢杰强奸儿媳，这已经是犯了罪，原来的公公与儿媳的关系已经不存在。邢吴氏的反抗完全是自卫。嘉庆帝看出了变化，“翁媳之义已绝”，终于纠正了刑部的错误。第二篇反映唯心与唯物思想在办案中的表现及其不同结果。滋松县原县令是唯心思想，他不是先取证，而是断定作案的人肯定就是尸场附近的人干的，于是他把20多名无辜之人抓起来，关了多日，真正案犯查不出来。代理县令李静庵是唯物思想。他先是取证，最后找到作案的人，放出无辜者。取证当然要吃苦耐劳，李静庵“冲泥”、“冒雪”终于破了案。两种思想后面还有两种作风和对人民态度的对比。想当然、简单化是官僚作风，是草菅人命的态度，办案当然省力，但绝不能把案子办好。深入调查，是实事求是作风，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作风，需要“冲泥”、“冒雪”，最后终于把案办好，无辜终于获得自由。第三篇《胡氏杀夫案》中，截然不同的办案道德形成鲜明对照。一种是打击罪犯，保护无辜；一种是为了自己，不惜陷害无辜。遂宁县县令徐钧和幕僚张友是后一类，臬司张集馨和委员李象昺是前一类。徐钧为了保自己的官位，不去缉捕罪犯，却陷害受害者，并屈打成招。他们的心多么狠毒啊!读这篇文章应该注意该文最后一句：“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州县既不可靠，那么像徐钧那样的害民官吏，不知有多少，他们制造的冤假错案又不知有多少。
第二组是三篇关于释纷的短文。第一篇说的纷争源于双方各自局限，只知一时的江面宽度，并把自己了解的那一时宽度看成永恒，无视了水面宽度是变化的。陈树屏肯定双方都存在一定情况下的正确，自然取得皆大欢喜、纷争立解的结果。第二篇说的纷争起自“鼓噪”一词，裘孙制府通过释词正名，终于使裘安邦放弃了官司。这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分析纷争的症结，对症下药，释纷并不难为。第三篇是袁枚凭借其才学快刀斩乱麻解纷的故事，告诉我们，学识对于调解人民之间的纷争有很大作用。
第一组
嘉庆帝审案
嘉庆五年，嘉庆帝审查了刑部送来的一个案件。案情是这样的：
有个属于汉军籍叫赵继昌的读书人，混上一个庶吉士。所谓庶吉士是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的新进士。三年后通过考试授予官职。他请假多年，住在村里。因为文理不通，不敢参加甄别性的考试。
赵继昌以前认了一个姓赵的姑娘为义女并调戏成奸。这个“义女”后来嫁给一个叫袁凤瑞的。后来赵继昌多次奸污袁赵氏。为了达到永远占有她的目的，他伪造了一份袁凤瑞欠他钱的借据，逼他休了袁赵氏。赵继昌收纳袁赵氏为妾。
刑部认袁赵氏与赵继昌通奸，是袁赵氏父母贪财，怂恿她做出丑事，不可以良家女论。而赵继昌收纳她为妾，是在袁凤瑞休赵氏之后，性质与强占人家妻女不同。他们援引凶恶棍徒生事扰害良人罪例，判他到烟瘴地方充军。
刑部将案卷呈送嘉庆帝。嘉庆五年五月，嘉庆帝仔细审阅案卷，下谕：
一、赵继昌文理不通却成为庶吉士，如严加追究，可以构成大案。事属既往，姑免追究；
二、如果是袁赵氏在袁凤瑞责备她的不端后自行离婚，赵继昌买袁赵氏为妾，还不算强夺，可减轻对他的处罚。但实际上是赵继昌诬陷袁凤瑞，逼迫他休妻接着就买袁赵氏为妾，这与强占他人之妻无异。判赵继昌去烟瘴地方充军太轻，应比照强夺良人妻女，奸占为妻罪例判为拟绞候，进入秋审。
三、该犯是告假庶吉士，在村里久住。管理旗务的参领、佐领失察，应该按规定给予处分。翰林院掌院及教习庶吉士的大臣，有稽查训课的责任。赵继昌告假到期应催他销假，参加考试。看出他文理荒谬，不能应试，即可据实取消他的资格。为什么任他借请假拖延时间，借职官声势奸淫肆横?当时的掌院和教习，均不合格，要求刑部取消他们的职衔，一并论处。
嘉庆帝判案准确，改判合理。他从该案看出政府官员的问题并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很是难得。而总督和刑部却对案件性质认识不清，量刑失当。
嘉庆帝判案准确不止一次。嘉庆十七年(1812)西北地区有个叫邢杰的企图强奸儿媳邢吴氏，儿媳反抗，强奸未遂。咬掉邢杰嘴唇一块皮。六月伊犁将军晋昌拟判邢吴氏问斩。嘉庆帝审查时纠正了这个判决，改判邢吴氏免于治罪。他说：“蔑伦行奸，翁媳之义已绝。”他援引了乾隆时的一个案例：江苏省有个叫蔡通的撞见他叔叔与蔡通自己的老婆行奸。气急的蔡通刃伤他的叔叔。开始拟判蔡通绞决，经刑部讨论，认为蔡通是捉奸，刃伤胞叔，应当从宽赦免。邢吴氏是女子，突然遭到强暴，情急之下，咬掉她公公的嘴唇皮，其情节与无故干犯尊长完全不同。
冒雪破案释无辜
乾隆时湖北松滋县发生了一个案子：有个叫王五子的小孩死于野地，丢了耳环、衣服。县令把尸场附近20多人抓去审问多日，都查不出来。后来上司派李静庵做代理县令，接过案卷。
李静庵先到尸场查看后便冒着雨雪，带领几个精干差役微服出行。他们来到一家卜筮草店，问近日来卜卦的人是多还是少。卜者说：“少。前些日子本地有个十六七岁名叫鲜旺儿的童子来测字。我检出‘鸱鸮’的‘鸮’字，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枭首之象。’他显得很紧张。”李静庵追问那人详情，卜者说，那人曾做过一个人的义子。因他游手好闲，品行不端，被赶出家门。李静庵又问那人住处，卜者又告诉了他。
李静庵率差役寻到卜者讲的地方。李静庵让差役突然喊一声：“鲜旺儿！”马上就有一人从草丛中跳出来，惊问李静庵是什么人。李静庵说：“我是你的邻居呀，隔了几年，你就不认识我了？现在我要到某村去，路不熟，你给我们带路，我们给钱。”鲜旺儿开始觉得路远，天色也不早了，不愿去。但看见白花花的钱，就答应了。李静庵又说：“你把你的东西带上，免得丢了。”鲜旺儿就从草丛中拿起一个小袋与他们同行。到了一个客栈，李静庵让差役翻看鲜旺儿的袋子，发现有当票。李静庵马上让鲜旺儿把所当的东西赎回来。赎回来的东西竟是耳环和衣服。李静庵让死者家属来认看。死者家属一见马上号啕大哭。有了赃物，但鲜旺儿还死不承认。李静庵用饮食引诱他，他才承认。李静庵急让人把20多名无辜放了出来。有人为此作诗颂扬李静庵：
不是冲泥亲冒雪，无辜枉累廿三人。
“冲泥”是踏泥而行的意思。
胡氏杀夫案
道光二十八年（1848）四川遂宁县县令徐钧上报了一个杀夫案：县里有个姓胡的妇女与她小姑杀了她（胡氏）的丈夫蒋某，判二人凌迟。当时担任四川臬司的张集馨接案审理。
一般妇女杀丈夫，是因为与他人通奸，张集馨审查材料，没发现有奸夫的叙述。胡氏仅18岁，小姑才17岁。老婆谋害丈夫，妹妹谋害兄长，一定有重情，而非情非理，令人惊异。案卷里说蒋某痨病严重，胡氏谋害丈夫后即可改嫁，小姑等胡氏改嫁后就可独吞百亩地。案卷里还说蒋某被害后有盗贼剪开篾墙盗窃，捕役曾亲往查验。张集馨于是调集了捕役和验伤人员。
他特别派遣委员李象昺悉心调查研究，说：“此案实情与罪名相距很大，稍有疏忽，一定冤枉好人。”
李象昺先向捕役了解剪开的篾墙道口、盗贼出入的印痕口门尺寸高度（1尺2寸）和宽度（1尺1寸）。问了一天，盗情已经清楚。
张集馨问验伤人：“验尸单上填有‘上颚红润’，那就是捏伤肾子造成的，肾囊是否还坚硬呢？”
“不硬。”
“哪有上颚红润而肾囊不硬的事？”
验伤人交代说：“肾囊的确没伤，上颚也没红润，幕府张友说遍体无伤，哪会死呢？不如在验尸报告单上说捏伤肾子，才不会被驳回。”
张集馨接着提胡氏姑嫂来问。张集馨发现姑嫂二人都是纤弱女子，很是老实，没有一点泼妇的样子。张集馨问他们为什么害死蒋某，她们回答说，她们受了刑，书吏要她们这样招供。临起解时，县令母亲每人给了制钱千文，叫她们不要翻供。
张集馨又提地方上负责治安的团长来问，团长作了如下交代：
验尸无伤，死者所盖的棉絮失落无存。要求县令查出棉絮所在，说如果查出来案情就可大白于天下，结果被县令斥责了一番。
死者有痨病，咳嗽不已，体力很弱。平日从床边到寝室门口只几步路，他都要蹲地休息片刻。死的那天晚上，胡氏与他同床，下垫篾席，上盖絮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惊闻其夫大喊一声，滚地说不出话来。她摸衣服，找不到。只见墙根有一个圆洞。是盗贼钻进篾墙把被窝、连带他们的衣服都抱走了。
胡氏开门到小姑卧室借火和小褂。小姑说：“你把我的衣服穿走了，我咋办？”
厢房住有王姓母子二人，听到胡氏喊有盗贼，儿子拿起一个棒子就要出门。母亲制止他，说：“盗不可测，我们租别人房子住，何必要替主人外御其侮？”听了这话，儿子才没出来。
蒋某叔婶住后院。听到胡氏呼喊，就提着油灯来看。只见蒋某滚在床下，墙根有洞，床上棉絮荡然无存，胡氏布褂也不见。开大门出看，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微闻临村有逐盗之声。第二天向乡保、团长报案，他们马上到营县呈报。当时缉捕令很严，县令害怕受到四参处分，授意捕役说不是盗窃案，是胡氏与小姑谋命案。徐钧验尸，见尸体没有伤痕，就胡编什么尸体背后的指甲抓痕就是致死之伤。没有凶器，就把屋内墙上篾匠用的弯针一条指为凶器。接着县令派人把胡氏与小姑锁到观音崖，打了她们几十个耳光，又用木扁担各压一次，两人忍不了疼，就按照差役教的招供，两人被迫无辜服罪。
张集馨调徐钧到省申斥。开始他还桀骜不服。张集馨让知府怡昌、委员李象昺提集全体人证，在衙署与徐钧同审。徐钧见验尸人和差役吐出真情，才无话可说。当晚，徐钧到李象昺家里，向他求情。李象昺对他说：“如果尸体有致死之伤，不难开棺再验；如果尸体没有伤，我不能只顾友谊而让无辜受到极刑处罚。”徐钧说：“死者实在没伤，肾囊之伤是张友所为。”
案子平反后，胡氏与小姑脱去囚衣，交亲属领回。
徐钧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忍心害理，陷害两个弱女子。案子大白后，他不自责请罪，却担心弹劾，就到处找关系替他找出路。学使彭咏莪写信给张集馨，说徐钧是他亲戚，能容就容，不能容就让他病退；山东巡抚陈庆偕也要求对他格外优容。上司没有深究，结果徐钧以病为名退休回家。
此案如果不是张集馨的认真负责，不是他把百姓当成一回事，如果不是委员李象昺的深入调查研究，徐钧一定纠缠不已。张集馨深深感到：“州县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
第二组
陈树屏解纷
光绪十五年(1889)，中丞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制军谭继洵升任湖北巡抚。二人地位相当，个性都很强，经常发生口角。
一天，在武昌黄鹤楼举行公宴，相互敬酒。主宾都有几分醉意。座中突然有人问到面前长江水面的宽度。谭说是五点三里，张说是七点三里。双方争得面红脖子粗，谁也不肯服输，一时又无人判断谁是谁非。张突然想起江夏县(武昌)县令陈树屏。张说他应该最了解。于是立刻派了一名军士请他。
陈树屏是名进士。听到二人请他回答长江水面宽度的问题，便立即跟军士走。他足一迈入屋，张、谭异口同声地问。陈应声道：“水涨时是七点三里，水退后只有五点三里。您二位说的都不假。”听后，张、谭哈哈大笑，争辩立刻停了下来。
片言解纷
康熙十年有个规定：军队将官因为发饷迟了，或扣发军饷，或对士兵暴虐，引起士兵鼓噪，就要革职。顶头上司及提镇都要降两级调走。另外，河营士兵喧哗，提督徇情不检举，或检举不实在，也要降两级调动他处。如果顶头上司唆使喧哗，就要革职审问。
道光三年的一天，南河中军副将军裘安邦（字古愚，嘉庆武进士）操练士兵，因为要求过严，士兵不服，喧哗起来，裘安邦认为士兵“鼓噪”，要求河督（河道总督）查办，但河督不答应，双方产生龃龉。
江督孙制府（疑为两江总督孙玉廷。据《清史稿·疆臣年表》，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孙玉廷担任两江总督。）知道了这事，决定让双方重归于好。做到这点，必须让裘安邦放弃要求。
孙制府在“鼓噪”二字上做文章。他问裘安邦：“当天演武场中只是人声喧哗呢，还是又有击鼓声呢？”裘安邦说：“只有人声，没有击鼓声。”孙制府说：“鼓者，伐鼓渊渊；噪者，人声噪杂。一定兼而有之，才叫鼓噪。你说的情况不叫鼓噪。”听了这席话，裘安邦再也没说什么，与河督的纠纷马上平息。
袁枚解纷
乾隆时期，文人袁枚（1716－1798）曾在溧水、江浦、江宁（今南京）担任知县。以他渊博的才学和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不少纠纷。下面是其中的三个。
一
有两人争方山溪洞外的一块地。两人打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没有契券，官司久久断不下来。袁枚接手后，望着成堆的案卷说：“这与左丘明讲的‘宋郑之间有隙地’差不多。（按，《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两国之间有几处可垦而未垦之田，双方展开了长期争夺。）我认为你们把官司了结了吧。”说完把他们的状子烧了，发给双方田契，让双方开垦，双方不再争执。
二
一天，江宁一条战船停在江边，一个老兵蹲在舵楼拉屎。一条小船扬帆而过，老兵被撞，坠水而死。士兵跑出来，把小船的帆斩断，系住小船，把船夫打得死去活来。
官司打到袁枚那里。袁枚查验了尸体，对船夫说：“你把帆挂起来试开一下，看为什么会撞别人的船。”船夫说是风大，非人力所能控制。袁枚说：“你的话不可信，再张开来给我看看。”船夫按照袁枚的话做了，乘风破浪。船一下子就走远了。士兵见小船走了大嚷。袁枚结案说：“这是误杀，不是有意的。法律上没有因误杀而赔命的规矩。埋葬费由我出好了。”
三
有一年的五月十日，天刮大风，白天都变黑了。江宁有个韩姓姑娘被风吹到铜井村。该村离江宁90里。第二天村里人将姑娘送到江宁。姑娘与李秀才的儿子早已订婚。李秀才认为风不可能把人吹到那么远，姑娘被送回，一定有奸情。他把官司打到县里，要求把婚约解除掉。袁枚说：“古代有风把人吹到60里外的事，你知道吗？”李秀才不信。袁枚便把载有此事的元代郝经《陵川集》给他看，并说：“郝公一代名臣，能说骗人的话吗？当年风吹的是吴家女，后来嫁了宰相，只怕你儿子没有福分。”秀才听了大喜，把状子撤了。
清朝文字狱
在其整个统治时期尤其是在康熙至乾隆期间，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所谓文字狱就是统治者从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来镇压对自己不满的知识分子。中国最早的文字狱是崔杼杀大史，事出公元前548年（据王彬《禁书·文字狱》26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齐庄公与大夫崔杼妻子通奸，崔杼杀了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把大史杀了，大史弟又这么写，崔杼又把他杀了。二弟又这么写，崔杼为他们的正直折服了才没杀。后世文字狱屡屡为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有清一代，文字狱达160多次。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顺治二年。这年河南乡试，一份中举试卷误将“皇叔父”（指多尔衮）书为“王叔父”，被指为大不敬，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革职，交刑部论罪，最后的一次文字狱是清末“苏报案”。
在清朝16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不满清朝的情绪，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例如下面讲到的雍正二年的查嗣庭狱，起因是一个“维民所止”题目。这本是诗经上的句子，但统治者挑出首尾二字，并牵强附会地说这是“雍正”断头的意思。再如下面讲的《徐述夔诗集大案》，作为罪证之一的是诗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指明天，“清都”当指天帝住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表现的是一种理想，一种浪漫主义精神。但讦（jié）告者和统治者把这里的“明”“清”二字硬说成是“明朝”与“清朝”。乾隆朝杭州有个叫卓长龄的，写了一本《忆鸣集》，仅因为“鸣”与“明朝”的“明”谐音，“忆鸣”就说成是“忆明朝”，指为图谋不轨。多专横的统治者！
大多数的文字狱不仅要严惩诗文作者，还要株连大批无辜的人，包括家属、出版者、参订者、抄写人、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于是告讦成风，人人自危。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一头钻进故纸堆，搞考证去了，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下面是康熙到乾隆朝的一些文字狱案。
《明史》案
《明史》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决谳于康熙二年。
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明史》一书。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鑨。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尊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有指斥清朝词句。庄廷鑨是个瞎子，效法“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当作是自己写的书。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病死了。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明史辑略》，请崇祯十三年进士，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
庄廷鑨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顺治十七年以庄廷鑨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
好些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康熙二年（1663），归安县（在今浙江吴兴县）吴之荣，罢了知县，想借告发立功，以图东山再起，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知道后，通过贿赂免于起诉。之后，庄廷鑨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但未死心，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吴兴县东）富人朱佑明，他乘机嫁祸于朱，他说庄书中所称“旧史朱氏”指的就是朱佑明。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认为此书有8大罪。主要罪名是扬明朝，毁本朝。庄允城、朱佑明被逮至京城。
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利用此书大做文章，下令严审，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颜色看看。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其弟庄廷铖（24岁）与李令皙杀头。李令皙四个儿子也处以死刑，朱佑明有五个儿子，都被杀。参校该书的茅元锡（刚任命为朝邑县令）与吴之镛、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吴炎等人都被处死，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虽受牵连，但因为合词检举，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才没判罪。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带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免了官，而程维藩被杀了头。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案发后，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刻书、印书、订书、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斩首。浒墅关（吴县西北）货物专卖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吴县西北门）书坊有此书，派人去买。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家等了一会，朱某已70多岁，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受株连的221余人。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
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起用为右佥都御史，后来死于寒热。《私史记事》云：康熙四年七月，“吴之荣归自闽中，行至半山，狂风骤起，雷电交加，之荣随成疟疾，寒热夹攻，两日而死，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
《南山集》案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发生在康熙时的一个大案。
此案须先方孝标说起。方孝标，桐城（今安徽）人。本名玄成，因避康熙（名玄烨）讳，以字行。顺治时，中进士，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顺治十四年（1657），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结果均被免官戍边，流放到宁古塔，后遇赦。方孝标到云南，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吴三桂反清失败，方孝标先迎降，得免死罪。他写有《钝斋文集》、《滇黔纪闻》二书。《滇黔纪闻》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用南明诸帝纪年。
戴名世，桐城人，字有田，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进士，任编修。他立志修明史，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对《滇黔纪闻》十分重视。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感到该书符合事实，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材料不少。
戴名世在《与弟子倪声》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认为“本朝当以康熙壬寅（按：即1662年）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
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以《南山集偶抄》之名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孑遗录》，记述桐城地区地主、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署名宋潜虚，因为戴姓出于宋后，所以讳戴为宋。此书由尤云锷、方正玉捐款印行。他们俩再加上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都作了序。印刷版藏于方苞家。
康熙五十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字慎旗）向刑部告发了此事。九卿会审，《南山集》定案。《南山集》案，实际上就是《南山集偶抄》案。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揭露南明隐事而已，但刑部大做文章，株连竟达数百人。戴名世寸磔，方孝标已死戮尸。他们的祖父、父亲、子孙、兄弟、以及叔伯父、兄弟之子，凡16岁以上都被杀头，母、女、妻妾、姊妹、儿子妻妾、15岁以下子孙、叔伯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朱书、王源这时已死，免于判罪，汪灏、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方正玉、尤云鹗发往宁古塔。方孝标儿子方登峰、方云旅，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尚书韩菼、伺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康熙闻奏改刑。戴名世斩立决，方孝标之子免死，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汪灏、方苞免死，入旗为奴。尤云锷、方正玉免死罪，其家迁徙边远地区。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都免于治罪。
查嗣庭案
科举考试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须出自四书五经。雍正四年（1726）九月，江西乡试正考官查嗣庭以“维民所止”四字命题。此四字本出《诗经·玄鸟》。但有人告发说，查嗣庭出这个题目是别有用心。“维”、“止”就是雍正断首，雍正大怒，查嗣庭自然挨上官司。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是康熙时中进士、授予编修的查慎行的弟弟。雍正说，他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是圣祖临终时惟一传诏大臣。雍正即位时曾任总理事务的四大臣之一。雍正五年（1727）以私藏玉碟底本等41罪判处永远监禁，次年死于禁所。是隆科多荐举了他。他出的题目，显露出他对朝廷心怀怨望。他有两本笔记，悖乱荒唐，其中有很多怨诽捏造之语。还说他对康熙皇帝用人、行政以及朝廷的诸种措施和处置进行毁谤和攻击。雍正命令，查嗣庭交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司）严审定案，最后罪名定为“大逆不道”。
第二年查嗣庭案结束。查嗣庭虽已在监狱病故，仍受到戮尸、儿子处死、家属流放的惩罚。因为查嗣庭是浙江人，以前还另有一个浙江人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秘书，著《西征随笔》，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被认为是讽刺康熙皇帝，于雍正四年被杀。雍正对浙江人怀恨，于当年10月下诏停止浙江乡试。
吕留良戮尸
吕留良，字庄生，号晚村，浙江石门人，明末诸生。明亡后，因种族思想主导，不仕清朝。郡守以隐逸推荐，他辞而行医，后又削发为僧。他认为皇帝与臣下的关系与父子关系不同，反对尊君卑臣。他主张驱逐满族统治者，恢复汉人统治。吕留良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想不到雍正时受曾静文字狱牵连，被戮尸，著述被毁。
曾静的事是这样：湖南人曾静崇拜吕留良的思想，派他的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同谋举事反清。想不到岳钟琪告发了曾静，雍正便派人提曾审问。曾静供认是受了吕留良著作中有关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论述的影响，又与吕氏门徒严鸿达、沈在宽很投合，遂有此举。
曾静、张熙被解至京师，吕留良、严鸿达、沈在宽的藏书被抄，日记被缴。由于曾静改口称颂雍正并著文驳斥吕留良的缘故，雍正认为吕留良的罪过超过了曾静。结果将吕留良、严鸿达及吕留良之子吕葆中戮尸示众，子孙遣送边陲，妇女入宫。沈在宽凌迟处死，而曾静、张熙则免罪释放。
雍正把曾静投书事和吕留良案的上谕，审问曾静的记录合在一起，编辑《大义觉迷录》四卷，刊发全国各县学，目的是以此消除反清思想，分化抗清力量。
乾隆即位后，曾静、张熙还是被凌迟处死。
徐述夔诗集大案
徐述夔诗集大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府东台县人。乾隆三年中举。
徐述夔著有一部诗集《一柱楼编年诗》，多数咏叹明末之事，如《正德杯》：“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其子徐怀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将此书刻印出版。
徐怀祖以2400两银买下蔡耘田地数顷，不久就去世了。乾隆中期查禁书甚严，蔡耘田兄蔡嘉树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徐怀祖之子徐食田，说是他卖出的几顷田地里有祖坟，要求用960两银来赎，否则要告徐家私刻、藏匿禁书。
因为有谕旨说只要在规定期限把书送官府，可免于追究，徐食田将《一柱楼编年诗》送到县府。东台县令徐跃龙要徐家给蔡家划出坟地10亩，蔡嘉树觉得目的还没达到，便向江宁布政使陶易告状，说“壶儿”就是“胡儿”，含诽谤之意，其他句子也多有悖逆之意，实为罪大恶极。陶易觉得徐食田已经交书，可免追究藏书之罪。他在蔡嘉树诉状上批语说，书版已交，如有违碍，就销毁，事与你无干。师爷陆琰在批语上还加上为徐述夔打抱不平的话。案子转扬州府知府谢启坤。
八月，江苏如皋县民童志夔向江苏学政刘墉交出徐述夔诗集及沈德潜《徐述夔传》，事情就闹大了。乾隆帝认为徐述夔“暗肆诋讥”、“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十一月，大学士、九卿遵旨拟议，说，“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况且不说“到清都”，“上清都”，而说“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作出将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徐食田处决的判决。
最后奉旨：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戮尸，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斩监候，秋后处决。尊孙徐道南、寿南、孙媳缪氏、沈氏给功臣为奴，门生徐首发、沈成濯与江苏藩司陶易、幕友陆应琰、扬州府知府谢启坤，还有作序的黄斌和沈德潜都治了罪。
徐述夔书、版销毁。
《字贯》编者的冤死
王锡侯，字韩伯，江西新昌人，乾隆举人，因《康熙字典》错误颇多，他就另编了一本字典以补不足。他取名《字贯》，是他认为字好像散钱，以义贯之。
《字贯》依《康熙字典》分部，又依义分为天、地、人、物四类。下面再分四十部，体例略同《尔雅》。音义相同的，即合在一起。每部配以千字文。
《康熙字典》是奉康熙帝之命所作，并由他作序，是御定之书。王锡侯的《字贯》是对《康熙字典》的大胆挑战，是件好事。王锡侯的冤家王泷南却当成攻击王锡侯的机会而揭发他的“罪行”。乾隆帝读了进呈的《字贯》。他认为第一本序文凡例中把康熙、雍正庙讳与御名相并列是“大逆不法”，便命令将王锡侯押至京师，交刑部审讯。
结果，王锡侯及其子孙都处以重刑，毁版并禁止销售。解京治罪的还有题诗卷首的李友棠。他被革职。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大学士史贻直、尚书钱群为王氏家谱及王锡侯其他书作序，只因为他们去世，才未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