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非非者的不幸
有的文字狱是一些想入非非的穷知识分子自投罗网。他们为了出名，对帝王怀着幻想，为了唤起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注意，或著书立说，或出谋献策，不但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反而被认为“干犯皇上御名”、“狂妄”等罪名，受到严惩，身首异处，家破人亡。下面说两桩这样的案子。
第一桩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五日，广西浔州平南县老秀才吴英在桂林拦住藩司朱椿的轿子，献上一份策书。该书向皇帝献了五策：
第一是免粮银充实社仓。他说：“民饱则易于驾驭，民饥则难于控制。”现在皇上正免除各省税粮，不如将所征粮款划拨州乡，添设义仓，这样不但易于借纳、发放，又免差役、胥吏索取的弊病。第二是准许百姓自由贩盐。由专门的衙门管理盐业有许多弊病，例如负担盐官的俸禄，运输过程中易出现私盐现象，盐埠业主短斤缺两等等。准许百姓自由贩盐，交税纳款，上下两便。第三是弥盗。小盗乱于荒野，大盗作乱朝廷，弥盗是大问题。他提出的弥盗之法是实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一人为盗，九人连坐，甲长与盗同罪。第四是限制或禁绝种植烟草。第五是整治寺僧。他认为寺僧太多，增加农民负担。让众多寺僧参加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利。
吴英已到花甲之年，乡试屡试不第，以为通过献策能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得到重用。出乎吴英意料，朱椿看了第一条就认为“语多狂悖且叠犯皇上御名”，把他逮捕起来，审问他有没有同谋。最后吴英被判凌迟处死，两个儿子和亲弟、侄子斩立决，吴英的妻妾、未成年的子孙和侄子给功臣为奴。一个家庭就这样给他断送了。
第二桩
乾隆年间，山西临汾有个读书人叫冯其炎。亲生父亲本来姓赵，他年幼时父亲就死了。父亲死时，有母亲、一兄、一弟。因为母亲改嫁给冯珍，他便改姓冯。十年后母亲去世，妹妹夭折，哥哥返回赵家，只他一人跟继父生活，穷而孤单，但他继父还是送他读了书，于乾隆四十一年中了秀才。
成年的冯其炎产生了对异性的追求。恰好他的两个姨母，一个有一小女，年方十七，另一个也有小女，年方十四。如果他一人而娶此二表妹，岂不美哉？可是他家穷，不说娶两个，一个都没办法。他精神失常了。四十七年七月，他跳城墙自杀而伤腿。对两表妹的思念割舍不断，他想起一个办法：先得到皇帝赏识，然后请他帮忙！若皇帝赏识他的才华，派个能干的官员，骑一匹快马，赶到临汾，问冯其炎有没有两个表妹，事情不就完成了吗？
他开始给先秦名著《易经》和《诗经》作注。四十八年正月他携带两书注解到了北京，寻机会把注解送给皇帝。他听说皇帝将出城祭泰陵（清世宗陵），便成天守在长辛店路上。结果被认为形迹可疑，将他拘捕起来，并搜出他携带的材料。直隶总督袁守侗便以他“妄言狂吠，上渎天聪”的罪名，判他流放黑龙江为奴。
七个“惨”字，终结腰斩酷刑
腰斩是一种酷刑，起码从秦时就开始用了。对丞相李斯施行的刑罚就是腰斩。腰斩是从腰部将犯人砍作两截。刽子手要犯人快死，就从上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要犯人慢点死，就从下面一点的部位动刀。如果慢死，上截往往还是活的，过段时间才痛苦地闭上眼睛，很惨。
最后一次腰斩出在雍正十一年。这次腰斩是雍正帝所判，而废除腰斩也正是雍正帝。
这最后一次腰斩是判给了河南学政俞鸿图。
俞鸿图，字麟一，浙江海盐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雍正十年被任命为河南学政。学政负责一省学校教育和各种文化学术之事，举人考试也在其中。科考时，他告诫仆从在试院外值班以绝考试资料传递之弊。处斩犯人的发辫被拽起想不到仆人欲得举子贿赂，与他的妾串通，帮助他们作弊。其妾把与考试有关的材料贴在俞鸿图的官服里面，俞鸿图穿出去，脱下后，仆人撕下来传给外面的举子；外面的仆人也用同样的办法把有关的材料传进考场，收取贿赂，达万余两。他们的勾当俞鸿图因大意并不知道。不久，外面满城风雨。十一年兼河南巡抚的王士俊弹劾俞鸿图，告他纳贿营私。十二年三月，雍正帝派户部侍郎陈树萱前往河南会同山西、河南的河东总督审理俞鸿图案件。谕旨十分严厉，声称如果徇情，对侍郎和总督严惩不贷。
开始俞鸿图否认自己有接受贿赂行为。但其妻妾仆人承认了作弊、接受贿赂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俞鸿图不得不认罪：的确有将劣等试卷当作合格试卷并接受贿赂万余两的事。陈树萱向刑部提出了将俞鸿图处斩的意见，刑部同意并报雍正审批。十二年三月十二日雍正批准对俞鸿图斩立决。
俞鸿图亲家邹士恒受命接管俞鸿图的职务，并将俞鸿图处以腰斩，监斩的人也是邹士恒。
让犯人亲戚接替犯人的职务并由他施行酷刑，这多么残酷，多么不人道。但雍正帝的性格决定了他要这么做。邹士恒慑于天威，不敢把此刑罚告诉俞鸿图。
刽子手执行腰斩，犯人要想快死，必须给钱。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邹士恒才告诉他是执行腰斩，这时他已来不及准备。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俞鸿图上截在地上打滚，痛苦万状。他用手指蘸上身上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7个“惨”字，才慢慢痛苦地死去。
邹士恒向雍正帝报告了这一惨状后，雍正帝下令封刀，腰斩自此废除。
清朝外交简史
外交，清朝称“洋务”或“夷务”。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清朝外交方面的发展情况。
关外时期
政治是目的，外交是手段。努尔哈赤在不同时期因政治目的不同，使用的外交手段也不同。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首先使用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从苏克素护河部开始由近及远地攻打各部。统一女真族时，与蒙古和朝鲜保持友好关系，与明朝保持君臣关系，向明朝进贡，与明朝保持贸易往来。在统一海西四部过程中，努尔哈赤运用了联姻手段，与叶赫和乌拉两部都建立了婚姻关系。努尔哈赤与弟舒尔哈齐娶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布占泰。努尔哈赤还娶了叶赫部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杨古砮死后，努尔哈赤没有因姻亲关系给杨吉砮的儿子纳林布禄任何让步。最后他们还是兵戎相见。
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赢得萨尔浒战争胜利，接着攻占沈阳、辽阳及辽河地区70多个城堡后，天启元年(1621)后金成立后，他又有了夺取中原的企图。为了争取时间做准备，这时努尔哈赤又要与明朝和谈。闰四月二十二日，他让释放而归的张儒绅、张栋、杨希舜、卢国仕四人进关对明朝廷说，明朝应承认后金，并要求派人到后金进贡谈判罢兵。
明朝决心围剿后金，乃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构成包围圈。努尔哈赤利用外交打破这种包围。他多次派遣使者赍书朝鲜，希望朝鲜“不事南朝，子子孙孙，永结盟约。”然而朝鲜没听他的。
皇太极即位后充分利用外交为其扩张的政治服务。他的目标与其父一样是占领中原，统一中国。天聪四年上谕，表示要实现“打开山海(关)，通我后路，迁都内地，作长久计”的计划。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首先征服漠南蒙古和朝鲜，断明朝羽翼。努尔哈赤死后，明辽东巡抚袁祟焕派李喇嘛和都司傅有爵为窥视后金前去吊丧，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遣使者回访。袁祟焕表示愿意讲和，让使者告诉皇太极。因为朝鲜拒绝努尔哈赤提出的双方结盟的建议，皇太极下决心攻打朝鲜。为绝明朝从后牵制之患，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方吉纳、温塔石到宁远表示愿意讲和，并给袁崇焕开出一张礼单，要求明朝“以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匹百万，毛青细蓝布千万匹馈送之后，以为和好之礼。”礼成之后，后金“以东珠十颗，貂皮十张，人参千斤送尔。尔则以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毛青细蓝布三十万匹送我。”三月五日，袁崇焕与李喇嘛各写了一封信，要求后金接受和谈条件，遣使臣杜明忠给皇太极带去，业已降服朝鲜的皇太极马上板起脸，于四月八日回复中逐条批驳他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故昭梿《啸亭杂录·太宗伐明》说：“天聪己巳，文皇帝欲伐明，先与明巡抚袁祟焕书，申讲和议。崇焕信其言，故对庄烈帝有‘五载复辽’之语，实受文皇绐(di，欺骗)也。”元年(1635)三月，皇太极派阿敏进攻朝鲜，降服朝鲜后就以袁崇焕“修葺城墙，潜图侵逼”为借口，攻打锦州，遭重创。增兵攻打宁远，又遭重创，史称“宁远大捷”。这件事使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他需要一段时间把后金的事办好才能夺下中原。他又玩起了和谈花招，先后于天聪元年十月二日给祟祯帝写信，二年正月给宁远总兵祖大寿写信，给明廷诸臣写信，三年正月十三日致书袁崇焕，都是讲和。五月十一日，五次派兵越过长城，掠夺明边。在这期间，他多次提出与明朝和谈，他觉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和谈。皇太极把明朝作为主要对手，而对农民军取避让方针，多尔衮按照这个方针，于顺治元年正月写信给李自成农民军，表示“协谋同心，并取中原。”
皇太极三次派兵征服了漠南蒙古，蒙古与后金形成内附关系。两次派兵征服朝鲜，朝鲜成为清朝属国，称臣纳贡，四年朝贡一次。
这个时期外交政策由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制定。外事由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负责。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
入关后到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清朝外交有如下特点：
第一、以实力为自主外交基础。顺治年间，俄国向我黑龙江流域扩张，先后占领尼布楚和雅克萨两城。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康熙帝先后两次派兵进攻俄军盘踞的雅克萨，把他们打痛之后，派遣索额图等与俄国以戈洛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边界问题。索额图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俄方企图多占我土地的无耻谰言，签订了平等条约《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雍正年间，中俄就中段边界谈判，中方代表隆科多对俄南怀仁献给康熙皇帝的铜镀金天文望远镜方代表萨瓦战争威胁不示弱，与之力争。后来签订《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中段中俄边界。
第二、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迅速增加，清朝成为宗主国。随着清朝的强大，四面八方的国家纷纷前来与清朝建立关系。到乾隆时与清建立关系的国家已有44个。先后成为清朝属国者，除朝鲜外，还有琉球(顺治十一年)、越南(顺治十七年)、缅甸(乾隆十五年)、暹罗(顺治九年)、南掌(雍正七年)、苏禄(雍正四年)、尼泊尔与锡金(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乾隆五十三年)、浩罕(乾隆二十四年)、坎巨提(乾隆二十六年)。朝贡密度，大的三年一贡，如琉球，中等的五年一贡，如苏禄，密度小的，十年一贡，如缅甸、南掌。
第三、外交礼节显尊自大。使臣出访，属国国王派陪臣三跪九拜迎接。宣读诏饬，国王率陪臣三跪九拜，读毕也要三跪九拜。属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必须三跪九拜。与清朝仅是一般关系的国家，其使臣觐见清朝皇帝也要三跪九拜。顺治十三年，俄国使臣巴依科夫率团到北京，不向顺治帝跪拜，遭到拒收礼物并遣返的惩罚。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时，马戛尔尼拒绝三跪九叩，最后允许他按觐见英王礼单膝下跪，这是惟一的宽大。后来英使阿美士德访问中国，欲觐见嘉庆帝，因为拒绝三跪九拜，嘉庆帝怒而不见，令其归国。
对于西方国家，清王朝也把它们当作藩邦属国看待。把他们的使臣说成“贡使”，以理藩院管理与他们的外交事务。
第四、闭关自守，限制外贸。详见《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第五、对于外国传教士由信任转向抵制。康熙朝允许人民信教，外国天主教徒有10万。对传教士顺治帝和康熙帝还比较信任。顺治帝临终就继承人问题征求德国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还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正。定三藩期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帮助铸造大炮。康熙四十三年(1705)罗马教王派多罗为特使到中国，规定入教之人不得祭天、祭孔子、祭祖先，触怒康熙，因执行这个命令后臣民就只听教皇不听皇帝了。四十五年多罗被驱逐，随后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十六年(1811)还颁布了传教治罪条例。
这个时期，外国人来中国最多的是俄国人，其次是英国人。主要是贸易往来，俄国还派学生到中国学习汉语和喇嘛教。俄英两国不止一次派团访华，俄国七次派使团就政治、贸易、宗教事务访华。清朝罕见派团出国的情况，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两个团访俄，祝贺新皇即位，争取对征讨准噶尔的支持。
这个时期，清朝外交由皇帝决策，理藩院、鸿胪寺兼外事执行机关。
鸦片战争后至清朝灭亡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近代。清朝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实行屈辱外交成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点，鲜有外交自主可言。由于清朝腐朽，积贫积弱，列强发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战争，1842年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同英国全权代表璞鼎
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清朝屡战屡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为了苟延残喘，实行投降政策，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危害中国最大的条约有《南京条约》（1842）、《天津条约》（1858）、《北京条约》（1860）、《中俄瑗珲条约》（1858）、《马关条约》（1895）、《辛丑条约》（1901），根据条约赔款共13亿两，割地，计有香港（归英国）、九龙半岛（归英国）、澳门（归葡萄牙）、黑龙江北岸（归俄国）、乌苏里江地区（归俄国）、霍尔果斯河地区（归俄国）、帕米尔高原大部分（归俄国）、辽东半岛（归日本）、台湾（归日本）、澎湖列岛（归日本），其中割让给俄国的土地面积最大，占150多万平方公里。割让的土地，少数还了，多数没还。还有很荒唐的现象：外国人可以代表清政府与本国签约，例如尼泊尔和锡金于光绪十九年，英国人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约，承认这两个国家为英国保护国。外国人率领清朝代表团出访，例如美国人蒲安臣于同治七年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欧美和日本等11个国家。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俄为争夺我东北地区发生日俄战争。清政府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中立，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两个强盗抢自己的东西却袖手旁观！
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作为战败国的外交人员，清朝使臣频受侮辱。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去日本议和，竟被日本暴徒打伤，抵抗八国联军侵略失败后，日、德两国竟要清政府派大员到这两个国家赔礼道歉。结果醇亲王载沣为专使，张翼、荫昌赴德国，礼部侍郎那桐和驻日公使李盛铎去日本赔礼道歉，载沣去德国，德皇要求他行跪拜礼，经公使吕海寰一再疏通，才免除跪拜。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一文说：“过去清政府要求洋人跪拜，拒绝采取西方仪式，这次反过来，求用西方仪式而不易得。”前清时期的外交礼规如不在北京与外国使臣交涉，要外国使臣三跪九叩等规矩在咸丰后不得不打破。
尽管屈辱外交是清朝外交特点，但清朝政府及其外交人员并非对列强处处俯首贴耳，有时还是进行了斗争。首先在咸丰朝光绪初年肃顺严词拒绝了沙俄使臣伊格那提也夫对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侵略要求。光绪初年在新疆问题上清朝与俄国进行了斗争，处分了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崇厚，派遣曾纪泽重开谈判，经过斗争签订了《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七日，俄国逼迫盛京将军增祺派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把奉天（今辽宁）置于沙俄的监督管理之下。清政府知道后，拒绝承认，将增祺革职。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驻俄公使杨儒拒绝在新约稿上签字。加上东三省人民抗俄斗争和其他列强的反对，俄国政府被迫在《交收东三省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批在18个月内撤走。光绪二十九年（1902）英国侵略西藏。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与英方草签《拉萨条约》，规定划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清政府外务部电令有泰“切勿画押”。后来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到印度与英方代表力争，要求重订条约。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唐绍仪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续订藏印条约》，收回了原来条约中丧失的部分主权。但是英方攫取了50万英镑赔款，与增设商埠，设代办处的特权。
第二、鸦片战争后对列强由排斥转向勾结。咸丰帝坚持“华夷之辨”，认为外国人“性同犬羊”，宁愿放弃全部关税也不愿让外国使臣进驻北京。长期以来清朝把外国称之为带有贬义的“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首的洋务派改变了对列强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于是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出现“借师助剿”。
第三、对外国的称呼变化。咸丰以前称呼外国用带有侮辱性的“夷”字。在外国压力下，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各式公文不得书写“夷”字，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日本公使又要求清政府改正“夷岛”的说法，清政府便诏令一切文书不得再用“夷”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慈禧太后就对列强侵略者口口声声称“友邦”了。
第四、属国逐步与清朝解除藩属关系。由于清朝力弱和属国被列强侵占等原因，属国纷纷被迫解除原来与清朝的藩属关系。具体情况如下：朝鲜于光绪二十一年因《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完全控制朝鲜，琉球于光绪五年为日本所灭，越南于光绪十一年《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缅甸于光绪二十一年被英国占领，这一年缅甸最后一次向清朝进贡。暹罗于咸丰二年因太平天国起义，贡使不能进入中国，此后成为自主之国。南掌于光绪十一年成为法国保护国，苏禄于乾隆二十八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清史稿·属国列传》说廓尔喀在光绪末年还入贡中国，但没说明何时绝贡。浩罕于光绪二十九年为俄国吞并，坎巨提于光绪十九年为英国吞并。
第五、成立专门外交机构。鸦片战争前，清朝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外交事务由理藩院承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迫于五口通商，于道光二十二年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外交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事务，但这是个兼职，初由两江总督兼，二十四年改由两广总督兼，咸丰八年又归两江总督兼。十年改为南洋通商大臣，也是由江苏巡抚兼。咸丰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光绪二十七年成立外务部，替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朝没有从事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从此成为历史。应该指出的是外务部与总理衙门组织机构没多大差别。顾维钧说：“改称外务部后，内部组织仍沿其旧。办事的有几个留学生，业务也和从前一样，不同的是名义上由一名总长代替多名大臣来主持外交事务。”
在国外开始建立使馆。光绪二年（1877）十二月八日，郭嵩焘以公使身份被派赴伦敦，表示对马嘉理案的“惋惜”，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接着在美国、日本、德国、俄国等国建立使馆。
第六、外交使团出访多起来。前清派使团出国访问是罕见的事，清末就多了起来。除了前面说到的蒲安臣率领志刚、孙家谷出访11国外，还有同治五年知县斌椿父子及同文馆三人组织的观光团游览英、法、德、丹、比诸国。
咸丰、同治朝与列强签订的部分条约清末外交思想存在分歧。首先，清流派与洋务派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奕为代表的洋务派对列强的态度已由敌对转向笼络、勾结，而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抨击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第二，在洋务派之间也有矛盾。奕认为英国“犹可以信义笼络”，曾国藩认为对外国应以诚相待。他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笃教’。……无论彼之或逆或顺，我常常守此而勿失”。“忠信”、“笃教”，出《论语·卫灵公》。李鸿章记得曾国藩与他论及与洋人交往之道：“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过分吃亏。”又说：“我这一辈子办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之力。”郭嵩焘则主张“循理”：条约不载，拒绝；条约载了，就须服从。薛福成则认为对列强不能以诚信相待，对它们“循理”。他指出，洋人欺软怕硬，只可以势禁，不可情感。他还主张外交应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奕、曾国藩、李鸿章把个人行为规范等同于外交准则，郭嵩焘则过分强调了“理”而忽视了“力”。薛福成观点符合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利益。
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外交上有感情用事的现象，最严重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在光绪二十六年。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载垣与英法联军谈判，把巴夏礼等26名英方人员和13名法方人员拘禁起来要挟。光绪二十六年抗击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令荣禄联合义和团进攻外国使馆，辅国公载勋发布枪杀外国外交官的奖赏令，日本使馆秘书杉上杉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这种做法为对方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
清末外交在道光朝和咸丰朝当然是由道光帝和咸丰帝决策。尔后则由慈禧太后、载沣决策。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参与决策、咨询并执行外交政策。其下属部门和使领馆是外交政策的纯粹执行者。
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是康熙年间驱逐盘踞在黑龙江流域雅克萨城的俄军的自卫反击战。尼布楚条约则是清朝通过雅克萨战争以及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
黑龙江流域自唐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元年，俄罗斯帝国在向西伯利亚扩张得手后便把魔爪伸入我黑龙江地区，先后占领了尼布楚与雅克萨两城。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后康熙帝即着手解决驱逐沙俄问题。二十一年（1682）二月中旬开始，康熙巡行东北。东巡后，他命令副都统彭春与郎谈在八月十五日以行猎为名到达斡尔、索伦侦察敌情。两人回来汇报，说只要3000人带上红衣大炮20门就可解决问题。十二月，康熙帝任萨布尔为黑龙江将军扩建瑷辉城，为驱逐俄军作准备。
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帝令彭春、郎谈、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领满、蒙、汉3000多人分批抵达雅克萨。五月中下旬到达城下，要求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撤退，但受到拒绝。二十五日，一队沙俄军队企图冲入城内支援，被林兴珠（原是吴三桂部下，平定三藩时降清）所率藤牌兵杀伤大半。清军当晚以炮火攻城，次日郎谈又在城下堆放柴火，准备焚城。俄军大惊，托尔布津没办法，乞求投降。康熙降旨，宽恕他们的罪过，让俄军撤离。清军毁城，撤回瑷珲。
托尔布津得到清军撤回的消息后，七月又回到雅克萨，重新筑城。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尔率军2500人再攻雅克萨。五月萨布尔与郎谈率军到达城下。俄军不投降，六月四日清军炮轰，同时切断水源，歼敌百余名，托尔布津重伤死去，雅克萨旦日可下。沙俄连忙派人到北京，“乞撤雅克萨之围”。为了和平谈判边界问题，清廷主动撤军。沙俄被迫同意清政府主张，答应派使者议定边界。
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索额图离京与俄国谈判。离京前，康熙帝谕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游以及通向此江的一河一溪都属我方。二十八年（1689）七月八日，双方代表：清朝方面是领侍卫大臣索额图，俄国方面是御前大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双方在尼布楚开始边界谈判。俄方代表提出以黑龙江为界的无理要求，被中方代表断然拒绝。经过斗争，双方在七月二十四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外兴安岭以南属中国，以北属俄国，额尔古纳河以南属中国，外兴安岭以南和乌第河中间地区归属留待以后讨论。
2、拆毁雅克萨城，俄国居民及其财物撤回俄国。
3、严禁双方猎户人等捕猎偷盗。
4、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和俄国境内的中国人仍留原处，不必遣还。
5、中俄两国人民有合法手续者，可以相互贸易。
6、条约签订后，双方有逃亡的必须引渡送回。
这是一个平等条约，是雅克萨战的胜利成果，保障了东北边疆的安定。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
清朝前期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闭关自守。这个政策到鸦片战争结束后开放五口才停止。
顺治时，郑成功在厦门一带抗清。为了切断郑成功与大陆的联系，清王朝于顺治十二年（1655）实行海禁，宣布寸板不得下海。对西方商船也作了严格限制，只许驶进厦门，在澳门停泊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海禁失去了意义，次年海禁撤销，允许海上捕鱼，第三年又开放对外贸易，设置四个港口：广州、漳州、宁波与云台山（连云港），准许外商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以“民俗易嚣，洋行错处，必致滋事”为由把四口减为广州一口。
康熙时虽然放宽了外贸，但对外商有约束和限制。约束之一是规定外商输出入货物要经过官商即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并非就是13家。康熙五年（1720）是16家洋行组成公行，乾隆初有20家，二十二年有26家，道光九年只有7家，道光十七年（1837）才真的有13家。公行负责为外商买卖货物，交纳税款。
到乾隆和嘉庆时约束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二十二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5条《防范夷商规条》：
1、外商船到粤卖货后，令其依期回国，即有行欠未清，就让他们在澳门居住，将货交行代售，第二年顺搭归国。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
2、不是开洋行之家，一概不许窝歇外商，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如有故纵夷商，以致作弊者，分别追究责任。
3、向来外商到粤贸易，只许将带来货物售卖，买别的货回国；凡是禁止出洋之货，一概不得私行贩运。内地行店民人如有违禁借贷勾结的，照交结外国借贷诓骗财物例追究；内地民人贪财受雇，应交地方官教育。
4、外商购买货物，派遣许多人，到江浙等省，不时雇觅千里马，往来探听货价低昂，与内地奸商往来交结。嗣后有似此者，代为觅雇及递送之人，一并抓获追究。
5、外商船进口之后，停泊黄浦地方，督标候补备内酌拨一员，督同稽查；并于附近之新塘营酌拨桨船一只，与该处原设左翼中营船会同稽查，巡逻弹压。
嘉庆十三年（180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十五年颁布《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进一步对外商和其他外国人进入实行限制。这里仅详细介绍《八条章程》。八条是：
一、外国战舰不得进入虎门。
二、不能携外国妇女来商馆，商馆不能藏武器。
三、外船雇佣领江人员及买办人员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由衙门发护照，并随身携带备查。
四、外商雇佣中国奴仆限名额。
五、居住商馆的外国人，不得任意乘船出游。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到花园及寺庙游玩，但须带翻译。外国人如有不当行为，翻译要负责。
六、外国人不得自行到官厅报告。如有陈诉，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负有指导、保护外国人责任，但不负责外国人债务。
八、外国人每年在广东商馆居住经商，有一定限制。事毕须回国。不归者只能在澳门居住。
英国一直垂涎中国市场。为了扩大中国市场，推销商品，乾隆五十八年（1793）派遣使臣马戛尔尼勋爵率代表团到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提出六条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英国不死心，嘉庆二十一年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企图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因为代表团不愿意行清朝政府规定的三跪九拜之礼，还没等到嘉庆帝接见就走了。二事详下文《英使访华》。英国扩大中国市场的企图始终没有达到。
清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原因有三：
一、夜郎自大。乾隆在写给英国女王信中称：“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二、中国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
三、害怕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侵害，怕中国人与西方国家勾结反叛。
清朝前期的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它阻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影响了清朝的财政收入。其次，妨碍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输入。第三，导致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衰落。所有这一切，阻碍了中国在十八九世纪的发展，导致中国在近代的落后，遭受列强欺辱。
英使访华
为了打开中国封闭的贸易大门倾销其商品，英国两次派遣使臣访华。一次在乾隆五十八年，一次在嘉庆二十一年。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为使、斯当东为副使，率领英国使团第一次访华，并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
五月二十九日，英使马戛尔尼、副使斯当东率领英国百人左右的使团乘船从英国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抵达大沽港。钦差徵瑞派天津道员乔人杰与通州协副将王文雄前去迎接。清廷把英使当成贡使，在他们的船上挂上“英吉利贡使”旗。翌日，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代表团会见。然后走陆路转往北京赴热河。七月初九，徵瑞就代表团觐见乾隆帝的礼节问题发生了争执。徵瑞要求马戛尔尼三跪九拜，马戛尔尼只愿依拜见本国元首时的礼节，免冠单腿行礼。
八月初二，代表团抵达热河；初七，二使拜访和珅。初十，英使在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帝，九屈膝，九鞠躬。递送了英国《表文》，即国书。《表文》要求遣使驻京。使团敬献礼品19件，有钟座、天球全图、地球全图、铜炮、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后来乾隆帝回京看这些礼品，对这个模型特别感兴趣。乾隆帝奖赏了英使，回赠英王礼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第二天英使再次谒见了乾隆帝。
十三日，是万寿节，乾隆帝83寿辰。使团到敬诚瞻泊殿行庆贺礼。仪式盛大，参加盛典的有外国使臣，王公大臣。演出有歌舞、杂耍、戏剧、烟火，连续几天。
十七日，英使团返京。二十八日，大学士和珅会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二十九日，马戛尔尼到大内太和门接受《敕书》，拒绝遣使驻京要求。马戛尔尼回到住所，按照本国政府训示，拟出六项要求，交给和珅。六个要求是：
一、允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贸易；
二、允许效仿俄罗斯例，在京师设商馆，藏货或发货；
三、允许租借舟山附近一个没有城寨的小岛，作为英国商人的住地，收储货物；
四、允许在广州附近一个地方，居留英国商人及寄寓澳门之人，准其自由出入；
五、取消澳门与广州之间转口税。如果完全做到，则照1782年税率减免；
六、禁止向英商于钦定税则之外另行勒索，并请颁发钦定税则抄本，以便遵守奉行。
和珅将英使要求汇报乾隆，乾隆以《敕书》回答。
九月初三，英使团迫于乾隆的命令由军机大臣松筠陪同坐船离京回国。和珅等送行，把拒绝六条要求的《敕书》与赠送礼物清单送船上。
乾隆帝担心马戛尔尼在离京后生是非，命军机大臣通知沿途地方保持警惕，增强防务。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遣阿美士德为首，马礼逊为副的使团第二次访华，扩大中英贸易。闰六月初六乘五条船到达天津。嘉庆帝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恭、工部尚书苏楞额到天津，率长芦盐政广惠陪同“贡使”来京。和世恭要使团行三跪九拜之礼，使团不听。一夜之间，驰至圆明园。第二天早上，嘉庆帝等待使者朝见，正使说病了，副使说礼服没有准备好，嘉庆帝发怒说，英使“竟系无福承受天朝恩赉”，当日就遣还了使团，《表文》也不要，退回“贡品”。第二天，嘉庆帝怒气消了些，派布彦泰带上礼品白玉如意一支，翡翠玉朝球一盘，大荷包两对，小荷包八对赏给英国国王，又派苏楞额赶到通州，赏收英国部分“贡品”：地图4张，英国王妃像5张，山水人物画95张。送上敕谕一道，内容有三：英国远在重洋，来中国是“输诚慕化”。二、赞扬马戛尔尼“不愆于仪”，斥责使团“不遵礼节”。三、说明原定接待计划：初七使臣瞻觐，初八赐宴，初九陛辞，十一日颁赏，十二日遣行。
嘉庆令各地在使臣过境时防范谨严，不许他们逗留停泊。
外交逸事
煞英使威风
唐景星在同治初年在总理衙门任职。当时朝廷诸大臣不明欧洲外交上的规矩，每当他们的使臣盛气凌人之时总是缩着颈，你看我，我看你，毫无办法。这样一来外国人对中国人更为轻慢。但他们想不到唐景星给了他们一点颜色看。
一天，驻华英使威妥玛在总理衙门为争一事不胜，拍案大嚷。这时刚从欧洲回来不久的唐景星在场，突然举起拳头呼地站起来，大声说：“威妥玛，你怎敢如此放肆？”威妥玛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何无礼，直呼我名？”唐景星说：“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清楚吗？你敢拍桌，我有什么必要对你讲礼！”此话出其不意，威妥玛的威风顿时被煞了下去，像个泄气皮球，一声不吭。
后来有人问唐为什么敢得罪英国大使。唐说：“我在欧洲时间长，熟悉他们的规矩。按照外交礼节，在公堂拍桌，他就有错，他无法怪罪我。”
折服英商
同治接见西方使节铜版画同治六年（1867）九月，陈其元（字子庄，海宁人）在南汇（上海附近）当县令。一天，一个英国商人用船载煤到上海，船陷淤泥沉没，煤浮于海面，海滨一些居民捞了一些浮煤回家。他们并不知道是从洋船来的。不久，那个英商和一个翻译来到县府，毫无根据地说什么他的船被南汇老百姓烧毁，煤全部被抢，要赔50000元。
陈其元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后来陈其元想，如不查清事情，把百姓捞到的煤归还他，他还会闹事，报告总署，伤害老百姓，成为不赔而赔了。况且哪里知道总署会不下令赔偿呢？于是他便到乡下亲自查询。这时，英国领事已照会清江海关道，关道委员与英商及翻译又来找他。海面上英舰往来鸣炮，南汇百姓大惊。
陈不怕种种恐吓，义正辞严地对英商说：“我县老百姓如果真的劫掠了你的船，是应治罪，可是事实上是你的船自行沉没，老百姓只是捞了点水上浮煤而已，这也算犯罪？如果你说煤不给捞，让我代为清查，尚可尽力查办。你丢的是煤，哪能让我们赔银呢？你要赔银，这是讹诈。讹诈，哪还有交情可言？我宁肯丢乌纱帽，你也休想要银子！”关道委员也大义凛然指责英商。英商无话可说，十分沮丧。最后陈与之商定，只将老百姓捞的煤交还给他了事。
王公出使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九月，镇国将军，庆亲王弈劻之子载振作为庆贺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的专使，前往英、比、法、美、日访问。回国后任命为商部尚书。诸王公羡慕得不得了，都想出国以猎取高位。后来贝子溥伦到美国看比赛，镇国公载泽到欧美考察宪政，镇国将军载到美国作参赞，海军大臣载洵、贝勒载涛到各国考察军政：使者联翩，不绝于道。但王公年少未学，声色狗马之外，别无所知，因此常不顾外交礼节，贻人笑柄，辱国而已。
载洵在英国住王宫，里面有食堂，各国王公贵人在里面吃饭。载洵的警卫是东北人，他们把受雇于英国汽船上的老乡也请去王宫里吃饭，同席的别国王公引以为大辱。
英国船厂商人邀载洵赴宴。载洵答应了但又不去。检阅英国军舰，时间定在上午九点，他又迟到。在柏林，他在众人面前称赞德国强大，英国人听后光火。
王公在国外有挟妓之行，载尤为放肆。
清朝经济发展简况
清朝经济简况，下面分阶段概述，重点在入关以后。
关外时期
满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则是游牧性的，以狩猎为生。到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有所增加，他们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还有，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产生封建因素。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旗制度创立，封建徭役萌芽：规定每1牛录出丁10人，牛4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天启元年(1621)，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由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满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搞庄田制，以13丁7牛，田100日为1庄，其中80日自食，20日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后5次侵入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1庄13丁改为8丁，其余5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通过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条件。他颁布《离主条例》，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这就削弱了奴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