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皇太极要求屯地的官员懂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
顺治到嘉庆时期
男人在辫发顺治元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但并未切实执行，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5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加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顺治八年，国库存银仅20万两，十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400余万石。顺治亲政后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顺治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负担。譬如顺治八年免山西荒地150000顷额粮，十七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16年份额赋。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可免赋3至6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很大成绩，顺治十八年全国土田比八年增加了2356444顷。在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财政收支还有赢余。顺治时期还完成了一桩大事，那就是花了10年功夫，在顺治十四年编纂成《赋役全书》。由于战乱，明代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使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康熙至乾隆是清朝经济最辉煌的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巨大成绩。
三代同堂的小商人之家农业方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康熙帝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耕地面积便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540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至680余万顷，雍正二年680余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扩大到700多万顷。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康熙帝派靳辅治河，解决了水患。雍正和乾隆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小凤仙以前明朝的一条鞭法的役赋制度不公平，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役赋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农业技术和南方双季稻在这个时期得到积极推广，精耕细作，品种改良，亩产不断提高。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同时，棉花、桑树、甘蔗、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也发展得很快。
手工业。丝织业在苏杭、江宁十分发达。江宁在乾隆时仅织缎机就有30000多张。这些地方的丝织品十分精美。棉织业中心则在松江(今上海吴淞南)和上海、苏州、无锡。松江的棉纺织有“衣被天下之称”。无锡号称“布码头”。陶瓷产地有几十个，最著名的是景德镇，有官窑，有民窑，工匠有几十万。产品销往国内外。此外清朝陶瓷，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都很著名。
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烟、茶、糖、铁器、瓷器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北有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南有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扬州、无锡、广州。商业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商号和拥有数百万两的大商人。
外贸。外贸在这个时期比清初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康熙开海禁，于云台山(今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海关，对外贸易逐渐兴旺。从事外贸的主要是闽、粤、浙等地商人，出口货物主要是日用品，如丝、茶、大黄、瓷器、色纸、红毡、白丝、金丝、白沙、鼎釜等。进口则有大米、燕窝、鱼翅、鹿皮、苏木、白锡、胡椒、象牙、米虾、纹银等日用品。互市的国家由暹罗(今泰国)、菲律宾等南洋发展到荷兰、日本、琉球、英国、葡萄牙、法国。贸易发展很快，康熙五十年，苏州造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余只。外国来的船更多。中国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
卖红枣的小贩明代产生而在清初一度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时候“春风吹又生”。譬如，不少机户雇请工人织布，矿冶业大型冶铁工场雇请工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清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只限于几个手工业小门类，星星点点，未成燎原之势，发展十分缓慢。
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康熙二十一年收入3110万两，二十四年3123万两，雍正二年3092.6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入4359万两。国库存银不断增加：康熙十二年(1673)存银2135.8万两，由于平定三藩战争，十七年降至3339920两，三十年激增到31849719两，五十八年增至47368645两。雍正三年增至4000万两，八年增至62183349两。雍正十三年减至34530485两。乾隆二十八年增至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81824044两。
这个时期国家的钱基本上用于军饷和战争。乾隆三年户部尚书梁诗正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十年梁诗正擢户部尚书，又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全国兵饷每年平均22000万两。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次战事军费37613万两，而从康熙十六年到道光六年海塘、河工例外开支只是9133.3万两。
嘉庆到鸦片战争时期
嘉庆至道光二十二年，这个时期清朝经济步入衰落阶段。由于入关后大量掠夺土地，1078处皇庄拥有土地35772顷75亩多。乾隆至道光期间，大官僚拼命兼并土地，例如大学士和珅有地8000余顷，广东巡抚百龄有土地5000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有地25000余顷，导致农民逃亡，沦为佃户和流民，耕地面积锐减。“乾隆三十一年，民田、屯田共7807156顷，其他官田尚未计算入内，嘉庆十七包括民田、庄田、屯田、起旗地及其他各种官田，共7913939顷，统计项目增加一倍，耕地面积仅增长1％强，这意味着耕地实际面积在减少……”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萎缩。由于政府过重的征课和派差，商人亏本，负担过重，影响生产。例如，铜产，乾隆三十一年是14674481斤，嘉庆十五年减为10574916斤。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无法发展。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户部存银下降：嘉庆元年是5600多万两，三年减至1900多万两，十六年存银2078万多两，十七年收入4013万两，支出3510万两，结余仅50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每年库存不过2700多万两。道光十九年收入4191.9万两，支出3178.3万两，结余1013.6万两。
鸦片战争后到宣统时期
身着盛装的晚清蒙古贵族妇女道光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个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王朝灭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变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但鸦片战争后，这种自然经济体系打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及其附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增开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例如，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输出中国的商品(多为棉纺织品)是52.4万英镑，二十五年(1845)就达到239万多英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放肆从中国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如蚕丝、茶叶、棉花、食糖、烟叶、畜产等。赛金花洋货尤其是纺织品的流入使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没有土纱织布，江浙地区农民纷纷从事经济作物养蚕产丝，供应市场。传统的自然经济就这样开始受到破坏，中国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全面展开。它们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就达8.127亿美元。它们采取四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一)政治贷款：为偿还日本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法洋款”(4亿法郎)、二十二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数额巨大，利息很高，都附有政治条件。(二)向铁路投资：甲午战争后，英、俄、德、美在中国争相夺得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建权。(三)投资矿山：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开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攫取多个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四)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后，属于外国资本的有900多家。帝国主义的投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部门，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同治初年至光绪朝中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奕与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是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商办企业即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已有170家，集中在缫丝、面粉、机器修造等企业。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后几年里兴起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在上海、江苏、湖北和浙江一带，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办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制药、榨油、印刷等企业和采矿业。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期间，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达62家，资本总额1246万元(一说58家，资本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19家，资本543万元(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拿纺织企业来说，民族资本主义纱厂的棉纱就难以与洋纱和外资棉纱竞争。清朝实行的厘金税率高达5％10％，清末身穿“朝天马蹄袖”的上海妇女也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遭受了两次危机。清政府用于鸦片战争的费用多达4000多万两。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用于河工和赈灾3312多万两。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户部存银123.9万两，三十年十月，187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库存银只有战前的1／10。太平天国起义最初3年，清王朝镇压起义，开支浩大，加上因江苏的水灾、冰雹而下拨赈灾款450万两，清朝遭受第一次财政危机。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存银仅22万多两。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有所好转。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中，平均收入是8250万两，而道光年间一般只有4200万两，看起来增收将近一倍。但是支出大，节余不多。光绪十一年(1885)至二十年(1894)的10年中，节余最多的一年是十七年：1032万多两，最少的一年是二十年，只有75万多两，其他八年是270多万两至967万多两之间。甲午战争失败，巨额战争赔款，清王朝遭遇第二次财政危机。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例如捐纳(给钱粮得官)，由各级官吏赔偿亏空，内府接济，发大额钞票和收取厘金等。再有一个重大措施是举债。一是举内债——向民间金融机构透支或垫支，二是举外债——向外国银行借钱。第三是加重税收。有亩捐、土药税、印花税等。庚子事件后，赔款摊派到各省，税收多如牛毛。“捐税之多，无孔不及，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凡百货什物均要抽捐，肩挑负贩，无不纳税。”
咸丰、同治时，清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这支军队是私人军队，要自筹军饷，清廷不得不允许他设立了军需局、总粮局、支应局(就地筹款的非正式机构)、厘金局，从而操纵地方财权。财政大权交给地方督抚，而使中央对财政的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对地方财政失去了控制。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后，1902年中国汉族少女的着装督抚专擅财权的局面并没改变。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清廷搞新政要钱，搞“预备立宪”要钱，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制定了清理财政的措施。例如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调查每年收支情况，找出历年财政体系问题，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从地方督抚手中要将财权逐步夺回。地方对此消极反抗，隐瞒财用实际情况，不让中央政府知道。中央与地方在财权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经济掠影
治理黄河
《乾隆南巡图》中视察黄河的场面黄河在历史上经常决口，顺治时据王永谦统计大决口就达20次，康熙最初16年决口67次。归仁堤、王家营、邢家口、翟家坝等处溃溢，高家堰最严重，决口数十处。黄河水逆流到清水潭、洪泽湖，泛滥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使下河、山阳、高邮等七州县受淹。黄河泛滥成灾，使占清朝每年漕粮400万石之半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六府“连年灾荒，民生痛苦”。黄河泛滥使淮河和运河受影响，梗塞不通。治理黄河成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康熙十六年（1677）二月，康熙帝即任安徽巡抚、治河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时有官学考授国史编修，康熙初历内阁学士、安徽巡抚。靳辅任河道总督后，为了工程的顺利进行，选用了没有官职的水利专家陈湟作助手。陈湟，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
靳辅受命后，四月五日即赴宿迁河工署就任。他周密考察，广泛听取治河意见，同日向朝廷上了《经理河工八疏》，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方案，也有用工和经费预算。廷议以经费多、用工多而否决。康熙决心治河，要求靳辅再拿出可行方案。晚清农民在耙地靳辅从桃园到海口，一一勘阅出有问题的河段。当时正是平三藩用钱多的时候，为了把费用限制在原来估计之内，靳辅反复修改了原计划，例如用驴运土改为用车运土，离堤30丈外取土改为20丈内取土，河身两旁各挑引河一道改为浚深河底。十七年又上《敬陈经理河工八疏》，提出了减少人工、经费少的方案。经过廷议，得到批准，《康熙帝南巡图》中的治河场景支给正项钱粮250余万两。
根据黄河实际问题，靳辅对症下药，在清口开引河四道，塞高家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筑堤束水，引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疏浚清江浦以下经云梯关至入海口河道，修两岸堤防及云梯关外拦水坝，使河水畅流无阻，在砀山、萧县、宿迁、桃园、清河等地黄河两岸修建水坝，降低黄河水势，加固考城、仪封、封丘、荥阳的黄河堤岸。封闭新庄闸运口，另开七里闸运口，运口距黄、淮交汇处约10里，从此没有淤垫之患。经过这一番治理，河患大大减轻，山阳、高邮等七州水退田出。黄河治好后，20年间没有大患，对于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
靳辅还在清水潭筑长堤，船行于是安全。靳辅在黄河北岸挖出一条中河，漕船过清口仅行数里即转至运河。以前漕船北上出清口后要走黄河180里才能进入运河。
康熙对治河贡献极大。治河是他的部署，审查靳辅治河计划的也是他。他六巡江南时每次都查看河工，给治河作重要指示。
康熙帝还派人修治了北京永定河。永定河原名浑河。因其发源于西北，水含大量泥沙，对下游危害很大。康熙三十七年，康熙帝派人从良乡（北京附近）到东安（北京与天津之间）修了一条200余里的新河道，两岸还修长堤，让水乖乖地流入大海。原来受水淹的地方，百姓建房、耕地。
蠲免钱粮
蠲（juān）免钱粮就是免交赋税，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朝。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顺治入关，首先免了都城遭受战争实难的三年服役，顺治八年，顺治亲政，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荒残额赋。以后朝朝如此，成为清朝一贯政策。
康熙朝蠲免钱粮最为经常而且量大。“有一年蠲及数省者”或“一省连蠲数年者”，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如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下令第二年将全国钱粮一概蠲免，并从第二年起，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使远近均沾，历年旧欠，也都免征。据《蕉廊脞录·康乾普免钱粮》，康熙五十年（1711）普免天下钱粮27940400两，三十年（1691）与四十二年相同，免天下钱粮27590000多两。五十五年（1716）免27700000两，六十年（1721）免27641900多两。
乾隆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蠲免多次。例如，二十一年（1756）、三十五年（1770）、四十二年（1766），四十三年（1767），五十五年（1790）。或三年轮免一周，或七年轮免一周。
蠲免钱粮原因，首先是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社会稳定。第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以得到群众拥护。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老百姓受灾，没有收成，不蠲免钱粮，就会引起起义。不得不免了赋税。例如康熙四十五年免直隶、江南、福建、江西、湖广等三十二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还有嘉庆十一年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咸丰四年免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南、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等。
雍正朝也蠲免钱粮，只是不那么经常。例如，雍正四年（1726）蠲免苏州、松江两府田赋45万两，八年免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全部额征地丁钱粮。雍正对蠲免钱粮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蠲免钱粮使“无知小民”产生侥幸心理：“少遇歉收，即借言委延逋欠，盈千累百，积至数十年，总期一免而已。”
从“一条鞭法”到“地丁合一”
顺治十年（1653）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其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丁”就是人头。“一条鞭法”就是赋役合并，赋税既量地又计丁，用银交纳，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州县徭役，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一条鞭法有其进步方面，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根据它的要求，赋税既量地又计丁，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清初继续贯彻此法，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大量逃亡，而政府因此也难掌握人口实数，征税困难。
中国传统的手纺织机康熙末年，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点修改。五十年（1711）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但这未免除丁粮，改革不彻底。雍正元年（1723），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实行“地丁合一”法，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按亩数征收，取消了丁银项目。这样田多的丁税多，田少的丁税少，无田则无丁税。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这种制度显然合理，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据《清史稿·食货·户口》：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19203233，雍正十二年26417932，道光二十九年增加到412986649人。
乾隆时很多人家巨富。先说京师附近的：
京师米、贾、祝氏从明代起就富于王侯，屋宇有千多间，园亭华丽，游10天都游不完。宛平的查氏、盘氏两家也和米、贾、祝诸家一样富。这两家喜欢交结士大夫，总想往上爬，多次被弹劾。
陕西有一家是唐尉迟敬德的后代，积累的资产无法计算。所铸银砖，四人还抬不动。
最后讲两家江苏和浙江的：
江苏吴县西南太湖洞庭山的席氏和浙江嘉兴县北30里的王江泾陶氏都是大地主。两姓联姻。一天陶氏坐船到席家去，从泊船处到席家两里多路，都设有灯棚，晚上行走不需点蜡烛。
陶氏到后，席家好几天都设宴招待，还奏乐。席氏对陶氏说：“我这里还有不够好的地方吗？”陶氏说：“别的没什么，只是大厅地板砖太宽，长宽都有好几尺，像是行宫里的样子。另外，书房窗外池塘没有荷花。”席氏听后没吭声。
过了两个时辰（4小时）左右，席氏邀请陶某再去看池塘。哟，怎么一下子满眼都是荷花了？再到大厅一看，地板早已把大砖换成只有尺把见方的小砖了。
有一次，姓陶的到苏州找到个戏班子，这个戏班子很有名气，叫绝秀班。演员见他是个乡巴佬，讨厌他，讥笑他，清朝时的农村少数民族乐队说：“你喜欢看戏，何不请我们到你家里演？但每天要用凤鱼、火腿招待我们才行。”当时，演一场戏要200两银子。陶回去后，一下就向他们定演100场，每场都给200两。他把戏班子关在大厅里演个不停，但他不看。一天招待两餐饭，都是凤鱼与火腿，没有其他饭菜。这样过了十天，把戏班子折磨得难受极了，道了歉才作罢。
上面讲的人应该说是富有的了，但是还有比他们更富裕的。昭梿《啸亭续录》里就说到一户：
怀柔郝氏，膏腴万顷，喜施济贫困，人呼为“郝善人”。纯皇帝尝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馐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与舆儓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十余万云。
从熔化内府金钟到推广厘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清王朝镇压起义，一方面要兵，另一方面要钱。咸丰帝解决兵的问题，开始是调遣八旗、绿营，后来是依靠湘军。军费开支浩繁，但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咸丰帝和清廷巧立名目，榨取百姓，想尽了一切办法，下面是其中的几项：
熔化内府金钟。咸丰三年十一月，咸丰帝命大臣熔化乾隆五十四年（1790）所铸造的内府金钟（乐器）3口。3口钟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
停薪。咸丰三年停发了文职六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俸银一年，但增加养廉银。
捐款。要富绅捐款，要京城铺户捐税。
捐输。捐输也叫捐纳，就是用官职换钱。清朝遇到急难解决的经费问题时常用这个办法。这项措施首先施行于康熙十三年平定三藩之时，不过那时仅限文官。用武官官职换钱，始于雍正初年，用兵于西北之际。咸丰年间，捐输又用上了。元年户部捐输收入1110585两，二年捐输收入3135861两，三年捐输收入672611两。
清朝农村木匠活中的拉大锯举借内外债。内债是向国内的票商、士绅借钱；外债是向洋商借款。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四年，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借外债12笔，共1878620两，年息8厘到1分5厘。
预征钱粮。所谓预征钱粮是指前一年预先征纳下一年的钱粮，例如咸丰三年令山西、陕西、四川等“完善地区”预先借征咸丰四年的钱粮，四年秋又预先征五年的钱粮。
实行钱粮津贴制度。钱粮津贴是行之四川的一种加派：每田赋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浮收。所谓浮收指额外征收钱粮。浮收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残酷。如漕粮浮收，故意用脚踢斛，使斛面堆尖，又要交水脚费、花户费、灰印费等，合计一下，二石四五之当一石。
铸大钱。铸大钱是指咸丰三年开始铸造减重大钱。例如咸丰二年每文重1钱，每千文重6斤，当千的大钱仅重2两，那么以往千文钱所要的铜可制每枚当千文的硬币48枚（6×16两÷2＝48）。这样减重大钱面值有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八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当千共15种。
印发官票和钱票。官票和钱票都是纸币，由户部印制发行。官票印有“户部官票”字样，面额有1两、5两、10两和50两；钱票又称宝钞，是大钱，面值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4种。规定2000文抵银1两。
实行厘金制。厘金就是厘税，1%为厘。厘金是对生产运销过程中商品征收的捐税。咸丰三年，帮办扬州军务刑部侍郎雷以根据盛世滋生图幕客钱江的建议向里下河地区仙女庙米行、店铺实行1%抽税制度（当时叫“劝捐”助饷），半年就得2万贯。此法从1个地区推向江苏1省，后又推向全国的一切商品。厘金分百货厘、盐厘、土药（国产鸦片）厘、洋药(鸦片）厘4种，以百货厘为主。它使用范围最大，收入也最多。农产品、日用百货在运输、交易过程中都课税。故有坐厘、行厘之分。所谓行厘就是商品过关卡就要收税，而关卡很多，山隘水涯、关津要道都有“奉宪抽厘”的旗帜，所以重复课税非常普遍。所谓坐厘是指在商店、粮行交易的货物纳税。实际上一些非交易的商品，如走亲戚带的鸡鸭也都纳税。厘金名目很多：出产地有“出产税”、“落地税”、“土产税”等；通过地有“土产厘”、“百货厘”等；销售地有“坐厘”、“门市月厘”等。税率不断提高，从1%提高到4%乃至12%。
就这样咸丰帝筹集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1亿7千万两军费。
清政府为了筹集军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什么办法都想到了。结果是人民吃尽了苦头。预征钱粮、钱粮津贴、浮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生活无法过下去；铸大钱，发行大额钞票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引发私铸之风；厘金苛重，危害商民，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清代教育简史
清代教育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封建教育进入到近代新式教育的过程。
以满洲贵族为统治集团主体的清朝，从进入中原后就注重学习汉族文化。其文教政策，第一是尊崇儒学，提倡理学，使之向全社会推广，成为共同的行为规范，笼络汉人学子。第二是推崇官学，学校与科举并行而以科举控制学校。他们的文教政策实质就是从思想上牢笼全国人民特别是士子，对清王朝俯首听命，乖乖地服从它的统治。
京师大学堂外景及其牌匾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清代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中央的官学是国子监、宗学、觉罗学、算学馆、俄罗斯学馆等。地方上的有府学、州学、县学。私塾为私学。
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是培养官僚的，设于京师崇仁里成贤街，隶礼部。主官为祭酒，满汉各1人，次官为司业，蒙满汉各1人。另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学官。讲学的有博士、助教、学录。教学管理有“五厅”（绳衍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掌馔厅）、“六堂”（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前3为低级班，中2为中级班，后1为高级班）。学生来源于贡生和监生。监生有岁贡生（每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恩贡生（逢国家大庆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拔贡生（乾隆七年开始，每隔12年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优贡生（学政任满后会同督抚从州、府、县的廪生中挑选入监学习者）、例贡生（廪、监附生，纳捐入监学习者）。监生有恩监生（为皇帝特许的监生者）、荫监生（官员子弟凭祖、父功劳为监生者）、优监生（由附生选入国子监学习者）、例监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者）、举监生（以举人资格入监学习者）。学生一般300人，住校。教材是《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有习字、习射。学生在低级班学习1年半，文理兼通则进入中级班，再过1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则进入高级班。教学以科举考试为中心，学生在监内要练习做八股文，以应付以后科举考试。
国子监有一些制度。一是按月考试积分。此法于顺治十七年停。二是历事制，即派监生到六部诸司历练政事3个月。此制度康熙初年停。三是季考月课制：为培养监生的科举考试能力，祭酒3月对监生一考，司业每月十五对监生考试。这个制度实行的时间比较长。
国子监在雍正后有所发展，争取到了较多经费，校舍也有所扩充。乾隆初年，对国子监的制度作了改革，严格了师生的选拔，加强了教学管理制度，增加了明经、治事科八股，监生肄业期满叙用也得到保障。
道光末年，国子监开始衰落，教学制度有名无实，住校人数只百余人，同治二年，只40人。
宗学是为宗室子弟开的学校。顺治十年开始，学制5年，教习从满汉人中选拔，读满书、汉书。兼习武艺。学生可以殿试授官。光绪三十四年宗学撤。觉罗学是为觉罗子弟开的学校。觉罗指努尔哈赤伯叔兄弟的旁系子孙，觉罗学与宗学差不多。这两类学校由宗人府管理。
俄罗斯馆是教授俄罗斯子弟学习汉语、满语及经史的学校，康熙四十七年（1708）设，同治元年撤。雍正五年（1727），定学生仅4名。算学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设于畅春圆，教八旗子弟算法。前者隶属国子监，后者在乾隆四年（1739）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由国子监管理，这段时间前后由钦天监管理。
外国教会在太原设立的女子学校的学生府学、州学、县学是府、州、县设立的学校。其教官有正有副。正教官，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1名；副教官是训导，员额不定。学生是童生经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再经过考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廪膳生，成绩最好，有一定名额，发给月米；其次是增广生，也有一定名额，没有月米；再其次为附学生（附于诸生之末故有此称）。府学、州学、县学课程教育内容为培养官僚而设置。有法律课，讲解清律；政治课，读卧碑。文化教育课，读《四书》、《御纂经解》、《性理大全》、《诗》、《古文辞》、《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课程少，重点放在考课上。考课有月考、季考与岁考。
由于官学是科举的附庸，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教官迂腐，管理混乱，考试制度腐朽，月科、季考废弛，学风败坏，国子监取消坐监制度。晚清时期，官学已经名存实亡。
清朝私塾形式有：一、教馆（或称坐馆），请老师到家里教学。二、家塾，老师在家里办学。三、义学（义塾），地方或家族在寺庙办学，教穷人家子弟。清末由学房铺变成的改良私塾这些私学从事启蒙教育，以教授识字、写字和基本知识，学生基本上五六岁到20岁。以《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四书》为教材。在这些地方能学到一些东西。这些私学，强调死记硬背，而且体罚严重，严重地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私塾一直坚持到民国时期。
除上述官学、私学外，清代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官学，叫书院。书院以往为私人创办，设于名胜之地。清初因为害怕坚持民族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利用书院宣传抗清思想，乃明令禁止。到雍正十一年才允许办书院。有的也由士绅开办。由于国家的支持，清朝的书院发展很快，由省发展到州、府、县，大约有4000所左右。书院的领导是山长，学生选拔首先通过各州县，再经过省道员和布政司的考察，他们是已进官学的生员和尚未进官学的童生。清朝书院绝大多数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但乾嘉时期，部分书院成为朴学讲研之地，在经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
从乾隆后期开始，书院开始衰落：山长滥竽充数，但向学生索取束脩，月课不行，滥用讲席……。光绪二十二年后，山西、江西一些书院开始裁减诗文教学，增加近代科学文化课程。礼部要求各省效仿。二十七年，清廷下令全国书院完全改为学校。
私塾里背对先生背书的学童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教育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光绪元年（1875）前后，列强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就有800余所，二十五年（1899）增加到2000所左右，有些学校还升为大学，如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和北京燕京大学等。贫穷子弟与富人子弟兼收。教会学校课程有3大类：宗教、经学和近代科学（数理、化学、生物、卫生、史地、美术、体育等）。列强兴办教会学校，目的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施行文化侵略，有些传教士办学，“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和传教的热诚”。但他们招收贫穷子弟，对普及文化有帮助，近代科学课程的设置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改变旧教育。十九世纪50－90年代，洋务兴起，为了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方言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教外语）、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讲授洋枪洋炮知识）、京师同文馆大门技术学堂（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训练使用和维修洋机器技术），近代新教育从此产生。
甲午战争失败刺激了大批爱国志士。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出了改革的呼声，其中包括了学制革新。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了一系列学校，如万木草堂（康有为创办于广州）、时务学堂（梁启超创办于湖南），还有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这3所均为严复创办）。这些学堂学兼中西。比如万木草堂，其课程有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史和地理、数学、格致）、经世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等）、文字之学（包括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府、县的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校。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措施，办了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修普通之学与专门之学。普通之学包括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算术、格致、政治学、地理学、文学、体操。专门之学有高等算学、高等物理、化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等10种。戊戌政变后，惟独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签订《辛丑条约》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以苟延残喘。在文化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宣称“维新”。二十七年八月奉旨，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但这个改革没实行多久，又取消了。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了张百熙（管学大臣）、张之洞（两广总督，教育家，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奏定学堂章程》。河南淮宁县（现淮阳县）高等小学堂师生于1904年的合影二十九年是癸卯年，故称为癸卯学制。根据这个学制，正式教育分初等、中等、高等3级。初等教育有3类：一、蒙养院，学习4年，学游戏、说话、歌谣。二、小学，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地理、格致、体操。三、高等小学，学习4年。课程是除掉体操的初等小学课程，加上中国历史和图画。中等教育只有1类：中学学堂，学习5年。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外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高等教育有3类：张之洞一、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习3年。分3类：第一类是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预科；第二类是格致科，工科、农科大学预科；第三类是医科大学预科，各自有其课程。外语在各类学堂占重要位置，一般要修两门。二、分科大学堂。分8科：经学、政治、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商科，3年毕业。三、通儒院。通儒院是大学本科后教育，无规定科目。
癸卯学制除对普通教育作出规划外，还规划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与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育分正式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实业师范学堂3类。正式实业学堂分初等实业学堂（按专业分为农业学堂、商业学堂和商船学堂3种）、中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工、商、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高等事业学堂（按专业分农业、工业、商业与商船4科，并各有其学堂）3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则分普通补习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两种。实业师范学堂含实业教员讲习所。这些学堂分别与普通教育中的一些类别平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高等小学并列，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
张之洞受命于张百熙主持指定学制，张之洞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了日本教育，癸卯学制就是学习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结果。教育内容进行了革新，由专注四书五经为科举的教育转向重视学习西方科学，而且教育模式也获得更新，使教育第一次与国际接轨。然而仍保留了封建色彩，比如学校还保留每月的祭孔，读《圣谕广训》，中学毕业生授予拔贡、优贡、岁贡，把高小生当作秀才，通儒院毕业生当作翰林升阶等。
上海王家堂圣母院所设女塾内的教内女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日，清廷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国子监归并其中。第2年，各省裁撤学政，设提学使司，各厅、州、县设立劝学所，管理本地区学务。教育行政机构更新，保证新学制的贯彻。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旧学制由此瓦解，新式教育的障碍得以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