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以往封建官学、私学和书院形式得到了跃进式的变化，使近代新的教育制度建立起来了。
教育花絮
科举时代的老师
科举时代的老师有好几类：
一是受业师。受业，即传授知识。受业师经年累月地跟学生讲授四书五经，指导他们写文章。
二是问业师。问业是请教学业的意思。问业师不去天天授课，只是解答偶尔来找他们的学生的一些疑难。
三是受知师。受知是受人知遇，赏识宠遇的意思。负责考试的老师名为受知师。受知师有的是县、府、道试的主试官及阅卷主任，有的是主持科试（分科考试）的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有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优贡、拔贡的学政，有的是乡、会试主考，有的是殿试阅卷大臣，有的则是书院的山长、监员。
四是保举师。顾名思义，保举师就是保举升官的“老师”。这种“老师”只有当官的人才会有。此类“老师”也必为一定级别的官吏。他赏识某个下司，便打报告荐举，使之晋升。
五是拜门之师。拜门本意为登门拜谢。拜门之师也可列于受知师之师。这种“老师”是足以作为靠山，能提携自己的高官显官。求他们帮忙，得请人介绍，整肃衣冠，准备好礼物登门谒见。到时得叩很多次头，口口声声“老师”、“老师”，才得以在簿籍上登上姓名，得到做弟子的资格。
唐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这里讲的职责去衡量，只有受业师才真正称得上“老师”，问业师勉强算得上，其余的都是因手中权力大，与人前途关系大而尊为“老师”的。
桃李先栽海外花
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始于东汉，清代的外国留学生来自日本、朝鲜、琉球等国。
琉球国大臣子弟到中国入学国子监读书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一批4人，学成回国后，嘉庆读书像授予4品官职。
嘉庆十年（1805）琉球国学生又按老规矩来中国求学。中国政府派著名诗人吴兰雪以博士身份教他们作诗。吴兰雪即吴嵩梁，“兰雪”是字。江西东乡人。乾隆初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失败。不久，参加乡试终局。官内阁中书。善诗，称“师佛”。学生很聪明，学的很好。十四年，学生回国，途经山东。别驾蒋第送行。学生作诗谢蒋，诗句工整可诵。见兰雪衣钵传海外，蒋乃为诗云：“凤凰未识池边树，桃李先栽海外花。”
凤凰池，典出《晋书·荀勋传》，指中书省。这里是指内阁中书吴兰雪。两句意思是说，没想到内阁中书吴大人竟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外国留学生。
正音书院
所谓正音”就是矫正语音。清初闽方言区的福建郡县和粤方言的广东地区都设有正音书院。规定二省乡试举子须用官话词语，不许用方言词语。学政面试考生，听不懂，不会说官话的童生不能考秀才。
正音书院的设立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培养官员说官话，听官话，便于向地方官准确地传达皇帝的命令，也方便从方言区来的官员转到外省做官。
雍正六年（1728）皇帝说：“凡是官员都有管理老百姓的责任，他们讲话应让个个明白，这样才可通晓民情，熟悉地方上的事情，办起事来不出差错……我接见大小官员让他们奏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用他们土话讲，听不懂。他们都是做官的人，到礼部演习礼仪之后，陈述奏进对答，仍有不可通晓的话，那末，到其他省做官，又怎能宣读命令，嘉庆当皇子时的作业审理案子时都做到历历清楚，使小民都清楚呢？官与民，上级与下级，言语不同，一定要办理文书的小吏代为翻译转达，转个弯，一定出很多岔子。况且这两省的人，到外省做官，他们讲话听不懂，便不能深悉下民之情，老百姓也不懂官长的意旨，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太不方便了。但语言自幼习惯而成，一下难以改过来，一定要慢慢训导，久了一定会通。应让福建、广东两省督抚，向所属府、州、县管教育的官员下达命令，要他们多方训导，一定让语言明白，使人易懂，不得仍用土话。那么他们以奏请对答，便可讲得详细而易懂，到地方做官，民情便容易上达了。”
两省正音书院到道光以后逐步废弛。
武训兴学
教会学校的学生在用辫梢画圆武训，山东堂邑（今聊城西北）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家贫不能读书。因不识字，常尾随上学的富人儿童之后想学几个字，儿童讨厌他并欺侮他。他便立下志愿办义学，教人读书识字。
他行乞数年，积得200余串钱，有个家伙骗他说：“你攒钱没利息，何不把你的钱做本放出去？以后你这笔钱用不尽。”武训不知钱该放给谁，那个家伙便来了个毛遂自荐。武训便把200多串钱交给了他。
那家伙欺侮武训老实，把钱全吞了。武训讨还，一文不得，气得生了病。同县贡生杨树坊为他诚心感动，对他说：“以后你把钱存放在我这儿，我绝不亏待你。你以后不要听那些不正当人的话，一误再误。”
武训病好后白天行乞或给人打工，晚上绩麻。过了几年，积了几千文，全部交给杨树坊，利息逐年增加。这样过了三十多年，积钱万余串。杨树坊劝武训娶媳妇，要后代，武训不同意，说：“我决心下定了：我要拿这个钱办学。”
杨建议武训把学校设在本庄，武训不同意。他觉得设在本庄有谋私之嫌。他要把学校设在几里路外的柳庄。柳庄大，招生容易，学校设在那里，还可以防本村思想不好的人揩油。校舍地址定了以后，附近村庄纷纷捐助。
校舍建好后，即招收童蒙、攻经两级学生。所谓“经”是指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之类。他对老师很尊敬。老师吃饭，他站在门外。一位老师昼寝，武训跪在床前。老师醒来后，非常感动，以后就不再昼寝。对调皮学生，武训也以长跪来使之觉悟改过。
武训在柳林办起义学后，又在临清、馆陶办起义学。远近之人皆称武训为武善人。
武训50岁去世。县里人感激他兴办新学，在柳林为他立祠祭祀。
晚清公费留学
鸦片战争后，魏源（1794－1857）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同治年间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出现了到国外留学的热潮。
一、留美
官费派学生留美从私人留美说起。道光二十七年（1847）容闳、黄宽、黄胜3人由在香港的英人教会学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咸丰三、四年（1853、1854）又有两批私人留学美国。咸丰四年（1854）容闳自美国留学归来，努力促成公派出国。同治十年（1871）与十一年曾国藩两次奏请公派出国，获得同意。十一年至光绪元年4年间，清朝先后派出4批1115岁的幼童共120名留学美国，以陈兰彬与容闳为正、副监督。1872年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学生住在美国人家中，后来美国方面盖了3层楼给监督教员与学生居住。
正监督陈兰彬顽固守旧，要求留学生忠君，遥向清朝皇帝叩头并保持满族服饰，拖长辫子。容闳则听由学生改变装束。陈兰彬不满，要求总理衙门把容闳调回国内。后来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容闳调任副公使兼副监督，吴子登接替陈兰彬职务。吴子登到美国后，由于留学生没有给他叩头，大发雷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朝廷，要求全部遣返留美学生。光绪七年（1881）全部官费留美学生94名幼童返回中国。中途辍学和去世的有32名。
这批学生中最有名的是詹天佑，他勘查、设计了京张铁路。
为了侵华长远利益，美国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意以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留学生。通过考试，清政府选出47名学生于宣统元年（1909）送往美国，分在19所大学学习。2年送70名，3年送62名。
二、留欧
洋务运动中为了引进西方技术，培养人才，以创办船政实业，清政府于光绪三年（1877）至二十三年（1897）派出4批学生赴欧留学。4批学生由船政局和水师学堂派出，留学的国家有英、法、德。学生是成年人，思想成熟，任务明确，学习刻苦，成效显著。其中一半成了北洋舰队的军官。有名的有林泰曾（镇远号管带）、刘步蟾（定远号管带）。
19世纪以前，日本经常派人到中国留学。自19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富强起来，导致日本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18941895）的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日本的强盛刺激了中国的留日热。第2年，清政府就派了13名学生到日本留学，义和团（1900）运动后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留日潮流形成。三十一年官费留日生就达2000人左右。
除了官费留学外，自费和其他渠道留学的也很多。譬如光绪二十九年在日本留学的自费生和其他渠道留学的就达6000人左右。
家教
家教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中国自古重视家教。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孙奇逢《孝友堂家训》指出不重视家教的危害和齐家难于治国平天下。家教有身教和言教。言教有很多写成了著作。例如东汉蔡邕《女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蜀汉诸葛亮《家戒》、唐太宗《帝范》、宋叶梦得《石林家训》、元郑太和《郑氏规范》等等。清朝写成文字的家教也很多，有名的有朱柏庐《朱子家训》、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张履祥《训子语》、康熙帝《圣祖廷训格言》、张英《聪训斋语》、汪辉祖《双节堂庸训》、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等等。清人家教的内容主要是讲如何修身、咸丰为皇子时的《楷书唐人诗》治家、处世、读书、交友、就业等方面。
修养方面的家训，如康熙《圣祖庭训格言》就论述了“志于道”的意义：
志之所趋，无远不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志于道，则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据于德，而依于仁，而游于艺，自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涵泳从容，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如何治家?朱柏庐《朱子家训》说：
勤与俭，治生之道也。
如何读书？汪辉祖《双节堂庸训》中说：
所贵于读书者，期于明伦达理、立身应务也，今之读书有两等人：一等浮华伶俐，粗解文词，自诩才华，凌傲浮薄，藐视父兄，伦理实行，百不竟一，幸窃科名，尤滋罪恶。此为得罪名教，无足言也。又有一等衿其稽古之士，于世务一无分晓，身心一无得，高谈远骛，务为博杂，不但任之以事一无实用，至父母奉养、妻子饥寒亦不一顾，不知通人云者，以通情解理，可以引经制事，不则迂阔无当于身心事为之用，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何?赖此两脚书橱耶?此似胜于浮华无行之流，亦非读书致用之义也。……希贤希圣，儒者之分。圣贤德业虽不易几，既禀儒术，必先勉力学为端人，绳趋尺步，宁方勿圆。名士才子，放诞恶习，极力戒之，否则不如不识字人也。
平辈人见面打拱作揖这段家训，首先指出两类读书人的恶劣倾向，然后告诫子孙要学做道德端正之人，不要效法上述两类读书人。
封建时代的家训有阶级性和时代局限性。有的话在当时看来是对的，今天看来则是糟粕。张英《聪训斋语》有言：“读书固所以取功名，继家声，然亦使人尊重”，就不太高尚。
家训语言一般朴素易懂，亲切。看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的一段：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甚矣。
处此时世，负此重名，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一则平日免于觊觎，仓卒免于抢掠；二则子弟略见窘态，不至一味奢侈。
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宴起为首。
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
再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段他写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信：
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外出游戏征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可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有的家训用诗歌韵语形式，流畅易记，如阮元(乾隆进士，曾为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教儿子从小就养成廉洁习惯的训语就是用诗歌形式写在一张小红笺上：
翡翠珊瑚列满盘，
不教尔手一相拈。
男儿立志初生日，
乳饱饴甘便要廉。
清代科举
清代科举最早在皇太极时期就已举行了，但不经常，考试的方式方法比较简单。入关后，首次科举考试是在顺治二年。
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清朝土地辽阔，需要大批官僚来管理政事，帮助维持统治。从科举及第的考生中选取官员是唐代以来选拔官员的正途。这种做法有助于克服选拔中的长官意志，扩大选官基础。二是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这个目的清初尤其明显。范文程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出乎这个目的，康熙、乾隆二帝各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之外还搞了一次制科考试——博学鸿词科考试。第三是有助于加强思想统治。通过考四书五经，默写《圣谕广训》，就可以有效地达到用儒家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目的。
火车站进京赶考的举人（左一、左四吸烟袋者）清朝科举制度仿照明制。与明朝一样，科举考试由礼部负责，考试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相同——都是靠四书五经，考试的级别、步骤、授予的资格以及授予官职和明代也基本一样。
科举考试分童试和正式考试。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参加正式考试。乡、会试实行回避制度，试官子弟、亲戚不能参加考试。
童试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正式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下面介绍这些考试。
县试在每年二月举行，由知县主持。考前要报名，填写姓名、籍贯、年龄和三代履历。倡优、皂隶的子孙与居丧守孝者不能参加考试。考生由5人联保，另有本县一名廪生作保人。县试考4场或5场。前2场考八股文与试帖诗，默写《圣谕广训》。第三场考诗赋，四、五场考对四书五经的解释。县试录取后即可参加府试。事实上第一场录取后即可获得参加府试的资格。府试是通过县试后才有资格参加的考试。府试在管辖本县的府进行，由知府主持。时间多在四月。参加府试，报名、保结，与考试的场次、内容同县试差不多，只是保结廪生要多一名。府试通过后是院试。院试由学正主持。学正又名提督学院，故名。院试考两场。第一场为正试，考八股文两篇，试帖诗一首。第二场为复试，考八股文一篇，试帖诗一首，默写《圣谕广训》。录取后获得生员资格，生员俗称秀才，送入府县学官，准备参加正式考试。
乡试是正式考试的第一级。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因是八月考试，又称秋闱。生员、监生、荫生、贡生、官生以及经科考合格的都可参加。考试分三场：初九为头场，十二为第二场，十五为第三场。举子须于前一天进场，第三天交卷出场。第一场考八股文7篇，第二场考论一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5道。录取后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是正式考试第二级。每3年在京城举行一次。时间是二、三月，所以又叫春闱。举人与国子监的监生参加。为防止假冒举人参加，顺治十四年后，举人在会试前要复试。会试有礼部主持，大总裁（主考官）为内阁学士或六部尚书。副总裁为六部侍江南贡院的考棚郎或内阁学士。考试场次和内容与乡试同。会试取中的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是最高级考试，由皇帝主持，考策问。策问是以政事、经义等设问，举子作答。内阁拟题，皇帝选定。答题用字千字以上。四月二十一日举行。考试3天后读卷官送前十名呈献皇帝。皇帝确定名次，并召见这十人，叫小传胪。余下取中的也由皇帝确定名次。内阁中书填写金榜。二十五日殿试名次揭晓，以舞刀射箭为晋身之阶的晚清武童在太和殿举行名典礼，这叫大传胪。大金榜张贴在长安街宫墙上。二十六日举行恩荣宴。考中者为进士，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殿试后中式者除前3名外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朝考。由皇帝命题，由钦定大臣阅卷，分别等次。
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其他新进士由掌院学士带领引见，由皇帝派遣任官。有的选为庶吉士，散馆后再授予官职。一般的授予六部主事、国子监博士或县令。
举人通过大挑也可作官。大挑始于乾隆十七年。会试后，6年搞1次，由朝廷挑选形貌好和应对灵敏的做知县或学官。
上面说的是正常进行的科举考试。除此以外，清代还有制科、翻译科和武科考试。
制科是由朝廷举行的考试取士制度，始于两汉，清代制科始于康熙。清朝的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和孝廉方正科，还有经学科和临时的召试。博学鸿词科在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了一次，试题是“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一首。参试者143人，取中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翰林官。乾隆元年（1736）举行第二次制科考试，钦命第一场题为“五六天体之中合赋，以敬授民时圣人所先为韵”。诗题为“赋得山鸡舞镜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韵”，文题是“黄钟为万事根本论”。第二场题经、史、制、策各一。参加者176人，取中一等5人，授编修；二等10人，授庶吉士。二年补试续到者，取中一等1人，二等3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考试。试题为“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制钱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复试首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次题“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186人参加考试，经过复试，仅有10多人考取。经济特科是应贵州学政严修于二十四年所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拟订章程后才举行的。大金榜孝廉方正科所举，重在考查德行。清朝入关后在顺治、康熙孝廉方正科还没形成定制，乾隆后才成常例。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孝廉方正科考试多是虚应故事。经学科考试仅在乾隆十六年搞过一次，进士、诸生和退了休的都可参加，但他们的经学必须渊博纯正，道德高尚修明，由大学士、九卿、督抚荐举。录取了4人：吴鼎、梁锡玙、陈祖范、顾高。前2人授为国子司业，后2人年事高，不能供职，进士题名碑授予国子监司业衔。临时的召试是皇帝巡幸，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生员，办了一些规定手续后，由学政会同地方督抚考试录取。
翻译科据商衍鎏先生考证本之于金女真进士科。翻译科之设是为维护满蒙语言文字。翻译科考试只限于八旗子弟，考试不定期。根据《清史稿·选举三》，关外皇太极时期开始了翻译考试，入关后顺治八年、康熙初年、雍正元年有乡试，乾隆朝次数多些，嘉庆、道光两朝仍然有乡、会试。考试要求屡变。例如，雍正元年，乡试只考一场，考试题目或奏章一道，或从四书、五经出一题。后来是从《性理精义》、《小学》中限三百字命题。乾隆三年规定在翻译题外作满文一篇。“武科，自世祖初元下诏举行，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年会试，入文科制。……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九月会试于京师，中式者为武进士。凡乡、会试俱分试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为外场。三场策二问、论一篇，为内场。……殿试简朝臣四人为读卷官，钦阅骑射技勇，乃试策文。临轩传唱状元、榜眼、探花之名，一如文科。”
下面对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作一解释。
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必用。它是明成化年间形成的一种考试文体。格式死板，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破题要说明题意，承题进一步说明题意和文章主旨，起讲是议论开始，入手是引入正题的话，起股是总论，出题是点出题目的散句，中股与后股发挥题意，至文章重心，束股说完意犹未尽的话，收结收束全文。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因而称八股文。有些文章只有六股，也算是八股文。
八股文多取四书语命题，例如顺治二年，第一题用《论语》，第二题用《中庸》，第三题用《孟子》。因为以四书语命题，因此八股文又叫四书文。作八股文，考生要用儒家思想论述，“代圣贤立言”。以书中一句话命题叫小题，例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如果以整篇为题就是大题。八股文用字有一定限制。顺治二年每篇不得超过550字，康熙二十年限650字，乾隆四十三年限700字。
还有一个试帖诗，它是乾隆二十二年后乡试、会试要考的。它是五言八韵诗。内容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例如路慎庄的试帖诗：
东西深不辨，空外但闻声。
共捣三更月，谁知万户情。
寒衣新浣出，密线旧缝成。
远近惊秋早，光阴入夜争。
力微拼用尽，辛苦说分阴。
凉意生双杵，繁音满一城。
深闺今日寄，绝塞几人征。
露布频闻捷，铙歌报太平。
清朝科举制度源自明朝的科举制度，但也有不同于明朝科举制度的地方。
第一是有民族歧视，尤其是清初。雍正前搞满汉两榜。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优待，只考翻译（满—汉）。科举本是选官的根据，但满人当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乾隆时大学士60人，汉人25，旗人35，汉人全是进士，旗人只有4个。
第二是考官不仅要有官位和出身，从雍正四年开始还要经过考试。
第三是为避免各省录取名额太悬殊，康熙五十一年开始把录取的名额分到各省。下面是4年会试录取名额：
年份 总数 满洲 蒙古 汉军 直隶 奉天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 福建 广东 广西 四川 贵州 云南 康五十二 186 4 2 22 1 15 10 15 9 30 20 13 12 8 6 3 4 3 4 乾三十四 143 3 1 13 1 10 8 8 5 28 24 16 4 3 7 4 2 3 2 1 嘉六 270 8 2 3 25 1 19 14 14 陕甘 12 江苏 20 安徽 15 25 22 12 10 17 14 7 10 8 10 道二十 183 7 3 5 20 2 17 8 8 陕甘 6 江苏 17 安徽 7 18 17 6 5 7 7 5 6 6 6
第四是为了避免代考现象，实行复试制度。乡试从顺治十五年开始复试，会试从康熙五十一年开始。
第五是讲形式。最主要的表现是在作文上。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说的“文徒空言，不适于用”。试帖诗纯粹是对仗、用韵，会用谀词。另一表现是重书法。书法不好，内容好也得不了高等。著名学者龚自珍朝考，文思浩荡，洒洒千余言，最后却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屈没了人才。
清朝科举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处罚也重，但始终不能根绝。这足以说明清朝士风的败坏和科举考试走到了末路。
科举考试固然为选官提供了一条路子，但弊病很多，最大的弊端就是摧残知识分子。它把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束缚在四书五经里面，思想僵化了，不会生计，年复一年的考试，身体也搞坏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就是典型。第二，学非所用，脱离实际。举子虽然把“子曰”、“诗云”背得滚瓜烂熟，胸中却无治国一策。书院考课课卷第三是把人限制在读书求功名的惟一道路上，使一些人谋求金榜题名，不惜金钱乃至生命，铤而走险，败坏了风气，也促使一些官僚腐败堕落。鉴于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病，清末康有为等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废除科举。统治集团中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要员也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宣布停止一切乡试、会试，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
附录一：八股文范文
题目：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按，此题出《大学·第十章》）
作者：严虞悙（1650－1713，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会试第二名。授编修。官至太仆寺少卿。著名散文家）
正文（括号内为结构简释）：
王者平天下之财，以道生之而已。（破题）夫财不可聚而可生，而生之自有大道也，可徒曰“外本内末”乎？（承题）且平天下者，而权夫多寡有无之数，宜非王事之本务也。不知生民有托命之处，无以给其欲则争。两间有不尽之藏，无以乘其机则敝。惟不私一己而以絜矩之意行其间，所为导利而布之上下者，诚非智取术驭者之所能几也。（起讲）吾为平天下者言生财：（入手）财本无不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气立耗，而生人即无以自全，知其本无不生，而长养收藏，可以观阴阳之聚。财亦非自生也，财一日而不生，则万物之精易散，而大君于是乎无权。知其不可不生，而盈虚衰旺，可以调人事之平。（起股）生财固有大道焉。（出题）求珠于渊，取璧于山，开天地之未有以夸珍奇者，非生也。夫民有衣食之利，而金玉夺之，贫与富相耀，私而不能公矣。大道以正其经，而不通难得之货，不作无益之器，饮食以为质，与天下相适于荡平焉。关市有征，国服有息，竭闾阎之力以称富强者，非生也。夫国有维正之式，而商贾算之，子与母相权，暂而不能久矣。大道以定其规，而不损下以益上，不夺彼以与此，制节而不过，与天下相安于中正焉。（中股）大道而精言之，则与性命相孚。以不贪为富，以不蓄为宝，清心寡欲，既以清生财之原而由是，措之则正，施之则行，百官万民，群拱手以观圣天子之发育。道之所为，无欲而通也。大道而广言之，则与天地相参。裁成其有余，辅相其不足，仰观俯察，既以博生财之途而自是，天不爱富，地不爱宝，人官物曲，咸奋发以赴圣天子之精神。道之所为，大亨而正也。（后股）于财之未者而生之，生于天，生天地，生于人，而实生于君。《周礼》、《周官》，具见圣人之学问。于财之既生者而益生之，益而生，畜而生，节而生，即涣而益生。官山府海，只为霸国之权谋。（束股）生财之道，即絜矩以平天下之大道也。（收结）
附录二：清代各省夺魁人数
说明：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历年录取的进士数统计，清朝进士共有27178名。一般每科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状元、榜眼、探花属第一甲，获此殊荣者叫夺魁。下表录自南京夫子庙展览室。
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直隶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东 湖南 贵州 河南 陕西 四川 蒙古 状元 40 20 9 6 4 4 3 3 3 3 2 2 1 1 1 1 榜眼 26 29 7 5 7 1 10 6 5 4 5 2 1 1 探花 42 27 4 3 6 5 1 5 4 6 1 2 1
一队夷齐下首阳
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缓和民族矛盾是清初恢复科举考试的一个目的。这一着的确奏效。
八旗铁骑入关，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的情绪，有的甚至遁入山林，拒绝跟清朝统治者合作。清初恢复科举考试并出示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参加考试。康熙、乾隆两帝还要各地官府推荐隐逸名士参加制科考试。于是他们纷纷下山，走出家门，进入考场，自愿参加到为清朝服务的选士行列中。《清朝野史大观》有一篇讽刺文章《一队夷齐下首阳》可以佐证。
明国变后，诸生多抗节不受试者。后出示云：“山林隐逸有志进取者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昔人作诗嘲之曰：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常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吃精光。
“夷齐”、“首阳”、“周粟”，出自《史记·伯夷列传》：“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明朝诸生效法他们，为了抗节，杜门不出乃至上山，现在为了肚子，不得不走进考场应试。顺治三年，取中的进士，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93名。顺治八年，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也参加了科举考试，中副榜。《清史稿·选举志四》上说：“自康乾两朝再举词科与其选者，山林隐逸之数多于缙绅。”当然也有少数坚持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始终不参加，不与清朝合作，例如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
钱穆在《国史大纲·明末志士之气节》中说：“若使读书人反对科举，拒绝仕宦，与上层政权公开不合作，则失却其经济凭借……”寻求经济出路是明诸生下山、出门参加科考的主要原因。
老考生
在封社会，科举考试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条灿烂诱人的道路。考上秀才，在乡里就会被另眼相看，考上进士肯定就有官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成千上万，而统治阶级提供的资格名额却很少，有人把科举描绘为知识分子的羊肠小道，是十分形象而准确的。为了实现理想，有的读书人考了一年又一年，由黑发考到了白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封建社会白发考生不知有多少！下面是清代一些老考生：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考生黄章，年已百岁，还参加顺天乡试。进考场时由曾孙打着书有“百岁观场”4字的灯笼前导。黄章是40岁才中秀才83岁选为岁贡生。
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西李炜100岁，参加会试。
道光六年（1826）广东104岁老人陆云从应会试，没考上，道光帝恩赐国子监司业衔。
据王建辉、易学金主编的《中国文化知识精华》的统计，乾隆五十四年（1789）参加乡试的考生，八九十岁以上的有94人，第二年会试的，90岁以上有4人，80岁以上的有73人。嘉庆七年（1802）参加会试的举人70－90岁的有180人，95岁以上的有6人。
桂林一枝
桂林王城正阳门上，一块巨匾嵌入墙内，“三元及第”4字赫然可见，此匾标榜嘉庆十八年（1813）中解元，二十五年（1820）中会元，并于当年就中状元的临桂人陈继昌。4字为两广总督阮元亲自书写，让人刻的。
陈继昌参加廷试时，抱病勉力对策，仅得完卷。阅卷大臣始评为第二。曹振镛（1755－1835）说：“本朝百年余来，三元尚只一人，无以彰文明之化。”结果改为第一，于是陈继昌便三元及第。他的座师（主考官）刊刻“桂林一枝”图章一枚相赠。
曹振镛说的三元“尚只一人”是指江苏常州县钱启。他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解元，四十六年（1781）中会元与状元。
“桂林一枝”是出类拔萃之义，语出《晋书·邹诜传》：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之片玉。”
“桂林”双关，指桂林府，又指桂树林。“桂林一枝”说陈继昌是桂林府（临桂县属桂林府，桂林府治所在）的出类拔萃者。
陈继昌是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之孙，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会试同考、直隶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署江苏巡抚。
考场·作弊·科场案
考场，我们这里单说考举人的乡试考场。乡试每三年一次，时间是八月。乡试考3场，每场3天。第一场是八月初九，第二场是八月十二，第三场是八月十五。地点在省会的贡院。京师、山东、江南（康熙六年分为安徽、江苏两省）、浙江、江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陕西各有一所。围以高墙，种植荆棘，故贡院又名“棘闱”。贡院内有监视士子考试的明远楼，贡院的两旁是考生住和考试的号舍，一人一间。号舍高6尺，深4尺，宽3尺，只容1人起坐。墙的两侧有坎可支当桌凳的木板。木板拼起来就是晚间睡觉的床。巷尾有厕所。有号军取水生火。
考场有极严格的搜检制度和监考制度。考生手提装有食物、蜡烛、笔墨的篮子进场。入场时首先要点名识认，防止顶冒。查检严格，设两门查检，2人搜检1人。考生要打开被褥，脱帽，脱鞋，解衣，散发。乾隆时规定，考生的衣裤、帽子、袜子都是单层，糕饼要切开，砚台不许过厚，衣缝拆开，鞋底单层。搜身后，领卷按号入闱。监考人员逐一核对考生的年龄相貌。写有考题的题纸由监临、知贡、提调等官分发到号舍。士子入号舍后即封门，查号。每号都有号卒看守。墙外日夜有人巡逻。
考生在号舍不许交谈、换号、换卷。交卷后从甬道出去，不许驻足。
对违规人员处罚很重：嘉庆规定，发现夹带，枷号一个月。
如此严格的考试，是不是就没有作弊现象了呢？有，有的还很严重。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清朝较之前代更甚。方式主要是三种：
夹带。夹带就是将有关考试内容的材料带入试场。举子把有关材料用绳头小楷抄在衣服里层，或抄在纸上，放在竹篮、酒罐或靴里。有的买通差役，公然带进考场。这种情况在同治之后尤多。
代考。代考就是请能人代替考试。光绪九年（1883）举行考职试，有人托浙江举人马星联代考，马星联说：“给我八百两银子，我包你得第一名。”发榜后那人果然得了第一。
合谋。考官与考生合谋。考生向考官行贿，送上自己的字体，或在考卷中作记号。某科诗题为《所宝惟贤》，考官与考生商定以“水烟袋”3字散见诗中以为关节。考生在卷子里写道：“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考官轻易地认出试卷，判为佳作。
考官对考生更直接的帮助作弊是派人代考。
清王朝对舞弊案进行过查处，曾给予严厉的惩罚，也抖出了一些幕后的高层丑恶，反映出清代科举的腐朽。这里讲5个案件。
第一个：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乡试，同考官李振邺、张我璞受贿，社会上盛传“张千李万”。2人录取爵高厚贿者田耕与邬作霖为举人。顺治帝指示吏部、都察院会审。结果李振邺、陆贻吉（科臣，行贿者）、田耕等7人立斩，7家老幼家产籍没入官，妻儿子女百余人流徙尚阳堡（辽宁开原东40里），另有25人受牵连，被流徙。
第二个：与此同时，江南乡试也发生严重舞弊现象。主考官方猷、副考官钱开宗与同考20人录取120名举人。其中很多是通过关节录取的。事情因一部《万金记》泄露。“方”去一点为“万”，“钱”去右半为“金”。“万”、“金”指两主考官和副考官。顺治闻之，令将2人与同考杀头，妻子家产籍没入官。
第三个：康熙三十八年（1699）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营私舞弊，受贿或凭关系录取举子。工部尚书熊一潇为儿子熊本，左都御史蒋宏道为儿子蒋仁锡能够中式而“直献囊金满万”。熊本只14岁，他们就由魏嘉谟为他代笔3场。督捕右堂刘国黼，考前几天晚上跟姜宸英、李蟠打了“招呼”，他的儿子就中了。考场正门没打开，题目就已有人知道了；还没放榜，状元就预报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御史鹿祜疏参。康熙帝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代考）之人亦复混人，着将举人齐集内廷复试。”经过复试，原来中式的举人有的取中，有的落第。最后姜宸英被逮捕下狱，死在牢中；李蟠谪戍。
第四个：康熙五十年（1711），顺天乡试。试榜一公布，无名者大哗。因为录取的多是盐商弟子。主考官为左必蕃，副考官为赵晋。盛怒的举子把“贡院”改为“卖完”。贡院门前贴对联一副：“赵子龙浑身是胆，左丘明有眼无珠”，直刺两主考官和副考官。康熙帝令尚书张鹏翮、总督噶礼和巡抚张伯行共同审查。想不到噶礼与张伯行竟互劾。康熙令尚书张鹏翮与穆和伦先后审查噶礼与张伯行，均认定张伯行有罪。康熙帝相信张伯行清白，对张、穆结论怀疑。于是又令九卿、御史、给事中会审，才查出噶礼与左必蕃勾结，胡作非为。结果噶礼与左必蕃革职，赵晋等人处决。
第五个：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主考是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副考官是户部尚书朱凤标、都察院左副都史程廷桂，同考官是编修邹应麟、浦安等人。考试结束后录取了一名戏子平龄为举人，引起议论。御史孟传金报告议论，咸丰帝命令复查试卷，发现50份试卷有问题，如朱、墨2卷（举子考卷用墨写，叫墨卷；让人将墨卷誊写一遍，编号而不书姓名，给阅卷大臣看的叫朱卷）不符。咸丰帝大怒，剥夺了柏葰职务，令载垣、肃顺等会审。查出沟通关节、改动朱卷等违法行为。此案涉及面广。直接参与者有柏葰家人、邹应麟、浦安、兵部主事李鹤龄、刑部主事罗鸿绎等人。还涉及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儿子。肃顺素与柏葰不和，坚持严办。最后柏葰与李鹤龄、罗鸿绎、浦安处死，朱凤标革职，陈孚恩降一级，程廷桂发往军台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