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清王朝对作弊行为严肃查处，但舞弊行为在整个清朝科举考试中不断出现。同治朝就不严格了。《异辞录·考试公然犯规》说，同治四年（1865）会试，有举人把携带入场的书掉在地上，有人捡起来交给检搜王大臣。王大臣放进袖里，说：“为什么带账本进场？”光绪年间，考生把满装书籍的藤箱拉进试场，这样公然的犯规都没有人禁止。
考场是监狱
科举时代，考场是监狱，很多考生视为畏途，有的听说与考试有关的人和事竟吓得魂飞魄散。
首先，不论什么考试，考生都要受遍身搜查之辱。考生被视同囚犯。
如果是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得考三场，要挨一天一夜的苦，受三十多个小时牢房的折磨。考生须于考前一天入场，对号入号舍。随身携带之物除文具外，还有餐具、茶具、被褥、食物乃至煮饭、汲水的用具。号舍只4尺长、3尺宽，卧时只能缩着头。第二天子时发试卷，考生就得点蜡烛考试，顾不得闷热、蚊咬。
监考，有的是在楼上居高临下监视，有的是在试场上走来走去，特殊的考试则由士兵持刀夹着考。
考试时间有严格规定。考试终止时间一到，就要立刻交卷，不允许稍停片刻。
一举成名天下知。可是得以录取的名额是很少的。能否成名，荣华富贵取决于一场文战。考生思想紧张可想而知。成功的考生，不仅要在寒窗10年里将大量的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善于八股文、试帖诗的制作，还非得有龙马般的精神、驴骡筋骨、蝜蝂呆气、骆驼毅力不可。
考规的威逼，吏卒的监视，时间上的催促和搜查的凌辱，使很多考生视考场为畏途，每到考期，都有戒心。有个年近50的士子叫齐升甫的考了20次童试还没过关。一天他与几个与他同遭遇的人饮酒。忽然有人跑来大喊：某日学政（负责考试的人）要来视察了。几个饮酒的人马上停杯，窜逃一空，而齐某不动。原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吓得魂飞魄散，手足僵硬了。
清朝文化简史
清代文化成就辉煌，现分哲学、考据学、历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几个方面简述。
清初有三名著名哲学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都参加过抗清。黄宗羲（1610－1695）哲学著作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易学象数论》，哲学上主张理在气中，政治思想上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认为民重君轻。顾炎武（1613－1682）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兵书》。他有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气构成的。他赞赏黄宗羲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对君权进行限制。他反对理学，认为理学空言心性，不是学问。他主张学以致用。王夫之（1619－1692）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等10种。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继承宋代张载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思想。乾嘉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是戴震（1724－1777）。哲学著作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他对“气在理先”、“理生气”等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理是气之理，“非生物之外别有理也”。他还批判了天理人欲的程朱理学，指出“存天理，去人欲”是杀人的观点。
鸦片战争后积聚的社会动荡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孙中山都是代表人物。龚自珍（1791－1841）、魏源（1794－1857）都注意研究现实问题，反对脱离实际，学习西方，提倡改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哲学上，龚自珍在《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批判了长期流传的天人感应论，否认天象与认识的必然联系。他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告诉人们清王朝已从“治世”进入“衰世”，提出了“更法”思想和“心力”说。魏源的重要哲学著作是《默觚》。他强调“知”在认识中的作用。康有为哲学著作有《万木草堂口说》、《春秋董氏学》、《大同书》等。他提出“元气论”和变异、进化思想。他把元气看成万物的本原，晚清的中国村落认为变异是普遍现象，生物是不断进化的。谭嗣同（1865－1898）主要哲学著作是《仁学》。他用“以太”作为宇宙本原。“以太”是西方物理学概念。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对象和真理是客观的，另方面又怀疑感性认识的作用。严复（1854－1921）哲学思想反映在所译《天演论》中。他奉行“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认为认识来自实际，但他不相信感觉之外的东西，陷入了不可知论。孙中山（1866－1925）哲学观点反映在《心理建设》（或称《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中。他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由物种进化而来，按“洪荒时代”——“神权时代”——“民权时代”次序进化。人的认识过程是行——知——行，知难行易。他有形而上学的认识观点，认为人的认识水平有三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他把社会发展动力归因于群众心理，又是历史唯心主义。
清代兴盛考据学。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手法对古文献真伪和其中的史实、人物、典章制度考证研究。顺、康、雍三朝为考据学创始期。顾炎武的《日知录》有着丰富的校勘、辨伪以及对人物、史实、典制、天文、地理的考证结果，《音学五书》对古音审定精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古代典章制度考述甚详。阎若璩在康熙年间所作《尚书古文疏证》，举证128条，对《尚书》的真伪进行了深刻研究。乾嘉时期考据学发展到全盛，分为两派：吴派、皖派和浙东派。吴派擅长经史，代表人物有惠栋、江永、王鸣盛、钱大昕；皖派擅长经、子、小学，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这个时期考据学方面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惠栋的《周易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道光以后为衰落期。这个时期绝大多数考据学家“失去了早期考据学者的那种博大精深的学术修养和严格缜密的治学方法了”。这个时期考据贡献较大的有俞樾和孙诒让。前者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和后者的《墨子间诂》很有名。
乡间绅士的聚会清重修史。鸦片战争前修史分官修和私修。前者有《明史》、《清实录》、《清会典》、《清三通》、《大清一统志》等。《清实录》是《满洲实录》与清朝诸帝实录的合称，《清会典》、《清三通》讲清朝的典章制度，《大清一统志》是中国地理志。私修的史书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志》讲历史地理，阮元《畴人传》，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畴人传三篇》是历代科技人物传，计六奇《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与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记写明末农民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章学诚（17381810）的《文史通义》。乾隆绘《岁寒三友图》此书重在论史，可与唐刘知己《史通》媲美。鸦片战争后，修史不绝。著名的有魏源、夏燮、梁启超、夏曾佑、王国维等。魏源著《海国图志》、《圣武志》，前者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后者写关外和清初历史。夏燮《中西纪事》叙述两次鸦片战争，《明通鉴》记述明朝兴亡和南明事。梁启超是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学家，研究方面极为广博。他极力使史学为政治服务，他著《变法通议》、《古议院考》、《波兰灭亡记》、《越南小记》等就是使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例子。他的史学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很有名，他的《王荆公传》、《李鸿章传》等人物传记也是众所皆知。所著《新史学》标志着资产阶级新史学的诞生，提出旧史的弊端，呼吁“史学革命”。夏曾佑在20世纪初年出版通史《最新中学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在体例上、内容上都有很多创新，对中国历史发展分期客观而科学，胜于前人。19世纪末，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古代经卷，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新资料。王国维在清华大学讲古史新证课时提出以新发掘的地下资料甲金文与历史典籍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来考察历史。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考》等论文就是这一方法的实践结晶。他用甲金文与《史记》、《楚辞》等材料相互印证，考证了商周人物、制度，令人信服。
清代文学最辉煌的成就是小说和戏剧。小说创作在清代的辉煌，其标志是乾隆时所出小说《红楼梦》。其他前期小说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也都很有名。清末，出现三类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行记》，揭露清末黑暗的政治面貌，曾朴《孽海花》反映同治后30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风貌，现实性都很强，艺术性也都很高。嘉庆手书吉语清末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翻译外国小说异军突起。林琴南翻译小说多达171种，成为当时翻译大户。由于明清小说成就高，故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戏剧创作，前清有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个传奇剧本，成就甚高。戏剧家李渔（1610－1680）不仅创作了《风筝误》、《玉搔头》等多种剧本，还写了戏剧理论著作《闲情偶记》。清末戏剧革命，出现服务于政治的倾向。
清代文学，散文、诗歌也有成就。清初散文有名的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清中期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和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晚清时期，曾国藩把桐城派古文推向新高潮。维新思想兴起后，桐城古文受到冲击。诗歌创作，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诗作表现民族兴亡，希望恢复故国。钱谦益、吴伟业虽屈身仕清，但诗中还是抒发怀念故国的情怀。乾嘉时期著名诗人首推沈德潜。他创台阁体诗派，词气安闲，雍容尔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纪昀像郑燮诗作反映人民疾苦，能触及阶级矛盾。袁枚书写“性情”，缺乏社会意义，但他彻底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起了好作用。晚清著名诗人有龚自珍、柳亚子、黄遵宪等。龚自珍作品为现实服务，想像丰富，风格多样。柳亚子是南社诗人，诗作中多追怀民族英雄，揭露社会黑暗。风格清新朴实，流转自如。黄遵宪诗作反映了自咸丰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段时间的历史面貌。他长期从事外交，到过日本、新加坡，诗作中反映了世界上的奇风异物和新思想，带给中国全新信息。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作诗要有“新意境”。他本人写了一些维新方面的诗歌。
自然科学方面也取得一些成就。天文学家王锡阐（1826－1682），精于天文历算，著有《大统历》、《历说》、《西历启蒙》。又有《晓庵新法》讲勾股割圆诸法和其他内容。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在天文历算方面著书80余种。邹伯奇（1819－1919）通晓天文、化学、物理、地理，发明摄影器。李善兰（1811－1882）翻译了大量数学著作，华蘅芳（1833－1902）与徐寿（1818－1884）翻译了很多物理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的著作。詹天佑（1861－1919）从美国学成归来，担任铁路工程师，修建了京张铁路，并发明了火车挂钩。
文化撷英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都是康乾盛世出的大型图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著名的图书精品。
《古今图书集成》是类书。全面收录从上古到明末清初的古代文献资料。著名学者陈梦雷说：“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漏；其在稗史子集者，十亦只删一二。”按类编排，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下设32典，分为6117部，每部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等10个纬目。1万卷，另有目录40卷，合1亿6千万字，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5倍多。
本书首先是康熙年间陈梦雷编纂，雍正时蒋廷锡奉敕续编。
《四库全书》是乾隆间奉敕按经、史、子、集四部将古代文献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一部巨型丛书。
雍正《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了夸示文治，乾隆于三十七年（1772）下令收罗学者，开四库馆，校辑古籍。令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总裁，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任总篡，陆费墀为总校官，戴震主持经书，邵晋涵主持史书，周永年主持子书，纪昀主持文集并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王念孙、朱筠、姚鼎等儒学大师担任编辑，真可谓学者云集而由鸿儒把关。
文献来源是敕撰本（由朝廷组织专人编撰的书籍）、内府本（皇史宬懋勤殿内阁大库、武英殿昭德摛藻堂藏书）、永乐大典本，还有从各地征集来的图书。乾隆五十二年全书缮写完毕，历时15载，分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古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万6千多册，另有存目书6766种，93551卷。全书收集图书浩瀚，包罗宏富。
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宫中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编书过程中，销毁了近3000种所谓有“违碍”之书。
王氏父子
说到清代的小学即文字、训诂之学，不能不提到乾嘉学派。说乾嘉学派，又不能不说到江苏高邮王氏父子。他们在中国的音韵学、校勘学、语法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氏父子指王念孙及其儿子王引之。王念孙（1744－1832）字怀足，号石臞，乾隆进士，曾任谏官，弹劾国相和珅。任永定河道时，水溢河道，免官。年少时受业于经学大师戴震，成为有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校勘学家，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定古韵为21部。此外他还著有《方言疏证补》和《毛氏群经楚辞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嘉庆进士，授编修，累官至工部尚书。他继承父亲的文字、音韵之学并加以推广。著有《经义述文》、《经传释词》。
王氏父子精通小学，以校勘见长。他们不株守汉学，能跳出汉学的藩篱。他们采用因音求义、旁征博考、文献互证等一系列的方法来训诂、释义，考证结果因而精确，使人信服。例如《诗·终风》：“终风且暴”。毛《传》：“终日风为终风。”《韩诗》：“终风，西风也。”王氏父子找出了《诗》中“终……且……”句子（例如《燕燕》“终温且惠”、《伐木》“终窭且贫”），经过综合分析，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终”作“既”解。
在校勘方面，他们既善于利用已有的科研成果，又不囿于成见，综合各种方法进行精密的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同时他们还注意总结规律，归纳条例。例如，“王念孙《淮南内篇杂志后序》，根据校勘《淮南子》的九百多条实例，‘推其致误之由’，得出‘传写讹脱者半，凭意妄改者半’的结论，并进而归纳出64种条例，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孙钦善《考据学》）他们在考据学上代表了乾嘉学派最高成就。
道光七年（1827）王引之奉道光之命，纠正《康熙字典》的错误，共2588条，遂成《字典考证》一书。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
甲骨文是龟甲兽骨文字简称，其内容是商代王室的卜辞，是殷商时的文字，是陶文之后的最早文字，在地下掩埋了两千多年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小屯村发现的。
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古时称殷，商朝迁都于此。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农民就常从地下挖出甲骨。甲骨与泥相粘，浸水后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离析。放入水盆，大约两三个月后才现上面刻辞。二十年下半年，古董商售甲骨于天津。学者王襄、孟定生断定为古简。二十五年古董商范维卿贩甲骨于北京，王懿荣、端方以每字二两或二两五银的价收购。王懿荣定为甲骨文。
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字正孺，光绪进士，甲午战争时期入直南书房，任国子祭酒兼练兵大臣。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看到他们在北京的野兽暴行后，十分愤慨而投池自尽。他搜集的上千片甲骨由其子卖给刘鹗。刘鹗字铁云，号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曾捐官治河，很有成绩。范维卿和另外两个古董商赵执斋、方药雨也把收到的甲骨卖给他。刘鹗又让他的三子买到千多片，他一共购得5000片。
光绪二十八年，刘鹗在上海寓所与朋友罗振玉讨论甲骨文。罗振玉怂恿刘鹗拓墨影印，并结合《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经孙诒让、日本林泰辅学士考订，第二年，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石印，线装6册，拓印1058片。
罗振玉，江苏淮安人，字叔宫，号雪堂。孙诒让，字仲容，同治举人，经文家兼文字学家。尔后著名的甲骨文研究者有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罗振玉与此三人合称四堂。1978－1982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合集》。
甲骨文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有力见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文字研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清代学者对于发现和研究甲骨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出版与藏书
清代图书业十分繁荣，出书种类多，卷帙浩繁。从西汉以前到明代出的书，根据方厚枢《中国书知多少》，才62016部，666446卷。清代200多年，出书多达126649种，170万卷。《清史稿·艺文志》中著录的只是经史子集部分，就有8000多部。清代所出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规模最大，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出版事业中的盛举。
清代图书出版繁荣，有几个原因：
一、清王朝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康熙、雍正、乾隆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善书法能诗。为了文治的需要，他们积极鼓励著述。《啸亭杂录续集》说：“列圣万机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模仿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他们勘定的图书，就有157种，22580卷（此据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二、清代的前期和中期，生产发展，社会安定。
三、学术勃兴。梁启超把清朝200余年比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诸大儒不与清王朝合作，潜心著述，开启了清代的朴学。中期的乾嘉学派，大兴朴学，考证由经学蔓向历史、地理、天文、算术等数十个方面。清季大兴考伪之风，并起古今文之争。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译风骤起，敦煌写经和殷墟甲骨文，研究甚盛。中国危亡，研究中国出路的也多。于是，“硕学名儒，各标宗派。故鸿篇巨制，不可殚纪。”
四、出书手段多。有手写，如《四库全书》；铜活字印刷，如《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排印，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石头记》；锡活字印刷，如马瑞临《文献通考》；磁版印刷，如徐致定《周易说略》；木刻版印，如徐乾学所辑《通志堂经解》。此外还有泥活字印刷、铅活字印刷、石印、铅印等。石印与铅印是鸦片战争后从西洋引进。
清代图书业兴旺，藏书处也多，藏书楼有国家的更有私人的。国家的，有七阁和建于明代的皇史宬，其他官藏还有昭仁殿、五经萃室、南巽殿、紫光阁、舆图房。私人藏书处很多，有名的多在江浙。其他地方有名的，清初有江苏的绛云楼、汲古阁，天一阁，晚清有山东聊城的海源楼，江苏常熟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归安皕宋楼与杭州的八千卷楼。
下面简介七阁和私人藏书楼。
七阁是清代乾隆时造于各地的用以储藏四库全书的藏书楼。他们分别是文渊阁、文源阁、文津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和文澜阁。文渊阁在北京紫禁城东南角文华殿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建；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中，乾隆四十年（1775）建；文津阁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乾隆四十年（1775）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建；文溯阁在沈阳清故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文汇阁在江苏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文宗阁在江苏金山寺，乾隆四十四年（1779）建；文澜阁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乾隆四十九年（1784）建。
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收书七万九千余卷，三千五百种，历时十年完成。文渊阁的《四库全书》，每册都盖有“文渊阁宝”四字，与“乾隆御览之宝”二印，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每卷首钤有“文源阁宝”印，上加“古稀天子”圆玺。
七阁之中，文源阁在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焚毁，文汇阁在咸丰四年（1854）焚毁，文宗阁在咸丰三年焚毁，文澜阁在咸丰十年倒塌，书多有失。
传是楼是徐健庵建的藏书楼。徐健庵（16311694），江苏昆山人，名乾学，字原一，“健庵”是他的号。康熙九年（1670）进士，授编修，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告老还乡，建传是楼，以藏其书。
传是楼筑在他居所之后，共七间，贮书若干万卷，分经史子集四种。所有的书都按部归类，淡黄的书套、白色的标志光彩夺目。
徐健庵把儿子带到楼上对他们说：他认为给子孙遗留土地财物、金玉珍玩、园池台榭之物都是眼光短浅的做法。他与众不同，传给子孙的是楼上的书。并将楼命名为“传是”，著名的散文家汪琬写了一篇记。汪在记中论述了藏书的意义。
汲古阁是毛晋（1599－1659）建的藏书楼。毛晋，初名凤苞，后改名晋，字子晋。该阁所藏宋、元刊精本，打上宋本、元本椭圆形印鉴，又在首页加盖甲字印。其余藏书印上“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或“毛氏藏书”或“东吴毛氏图书”或“汲古阁世宝”或“子孙永宝”或“子孙世昌”或“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或“开卷一乐”或“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或“弦歌草堂”或“仲雍故国人家”或“汲古主人”或“汲古得修绠”。还有的盖上朱方大印，其文云：“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友，无宁舍旃。’”
天一阁建于明朝，原是范钦的藏书处，在鄞县（今宁波市）。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阁初建时，下面凿一池，四周绕以竹木，阁未署名。收集碑刻时，忽得元揭傒斯所书吴道士龙虎山天一阁石刻，以为其意恰好与阁之凿池意图吻合，便移其名为阁名。范氏立法，书不借人。子孙读书，就在阁上。别人要是入内看书，要先报告范氏后裔。许可后，由人导往。
晚上禁入。不许在内吸烟。
阁门重重封锁，鲜有人进，到处是蜘蛛和蝙蝠粪便，狼藉不堪。
初藏书53000多卷，明清时为浙江藏书第一。由于盗窃原因，光绪时，十之九散失。
红豆书店是惠栋（1687－1758）藏书处，在江苏苏州城东南冷香溪北。
相传东禅寺有红豆树，为白鹤禅师所植，老朽后又萌发新枝。惠栋祖周惕移一枝种于阶前，生意郁然，乃自号红豆主人。惠栋亦以红豆名藏书处为红豆书店。
惠氏三世治经，闻名东南。客过吴门，必停舟瞻赏该树。
涵芬楼是宣统元年（1909）张元济（字菊生）创建的图书馆。原址在上海宝山路，靠近沪宁车站。
馆中藏中文书12000多种，其中宋刊、元版、精校、旧抄之本有500多种，附藏西文书3800多种，日文书400多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中藏有全套600册《永乐大典》（原为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已将涵芬楼并入其中的东方图书馆在战争中焚毁。幸好574种珍贵图书已转移，得以保存，现存北京图书馆。
清代书画
首先说清代的绘画。
清初以“六大家”和“四僧”的画著名。
“六大家”包括“四王”和吴、恽。
“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huī）。
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江苏太仓娄东人，祖父是明代万历朝的首辅。王鉴（1598－1677），字园照，号湘碧，与王时敏为同族子侄。他们都曾接受过明代画家董其昌指导作画，都是山水画家。道光《情殷鉴古图》王时敏追随元黄公望，代表作有《落木寒泉图》、《云壑烟滩图》等。王时敏诲人不倦，爱才若渴，“为一代画苑领袖”。王鉴以五代著名画家董源和南唐著名画家巨然为宗，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与王时敏匹敌。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王时敏之孙。少时从其祖父作画，仿效黄公望，于浅绛法独有心得，深得祖父赞许。康熙时进士，累官至户部侍郎，康熙常将他招入便殿作画，鉴定内府名迹，任书画总裁、康熙万寿总裁。曾任中国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编辑官，代表作有《梦境图》、《夏山图》等。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江苏常熟虞山人。王时敏与王鉴见他可以造就，带他游历各地，并示以秘本，指导将近20年，终于成就。王翚效法元人笔法而有唐人气度。他的山水画，或气象雄伟，或具体而微，构图别致。代表作有《溪山红树图》，《仿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等。康熙中期，应诏以布衣供奉内廷。他与学生杨晋合作创作了《康熙南巡图》。图长300米，人物20000余，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每年年底，王翚给他的门人宾客每人1幅画，用来换取裘衣。一些爱好他的作品的人马上准备钱等着买。王翚作品，钱谦益、吴伟业、周亮工、宋荦等都曾作诗赞许。他作画，必用宣德纸、重毫笔与顶烟墨。他说，缺一样，就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
“四王”技法都是以干笔渴墨层层积染作画。他们多模仿前人，创新不多，属于保守派，但是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清代一直以他们的画为正宗，追随者甚众，直至清末。
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寿平”是字，号南田，江苏武进人。父亲忠于明，恽寿平不应举，卖画养父。山水学元代王蒙，并以山水画自负，见了王翚画后，自量比不上他，就改写生，专攻花卉，开拓了宋徐崇嗣的没骨画法。作品超脱不俗，清新生动，得元人冷淡幽隽之至。代表作有《双清图》轴、《花卉册》等。浑格不仅画法独步，而且诗格超逸，书法得禇遂良神髓，世称“南田三绝”。
吴历（1632－1718），号墨井道人，也是常熟人。与王翚同师王时敏，两人风格不同：王翚画清丽，吴历画冷隽。吴历山水画还富于纵深感与立体感。“宗法元人，尤长大痴法。迭嶂层峦，心思独运，而气韵厚重沉郁，深得王奉常之传。”晚年吴历信奉基督教，改用西洋法作画，“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时”。
“四僧”指八大、石涛、髡残和弘仁四个和尚。这群画家风格与“四王”迥然不同。
朱耷（1626－1705），名统麓，号雪个、八大山人，明宗室，入清后为僧。善山水，擅花鸟。山水画原学董其昌。入清后，更易其法，布局险怪，意境苍凉。代表作有《山水通景屏》、《鱼乐图》、《柯石双禽图》等。花鸟画用拟人手法，简约含蓄。《孔雀牡丹图》以牡丹悬崖下孔雀站立卵石顶上为画面，令人联想到清代官员头上的花翎，讽刺惟命是从的奴才。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之子（石涛于画后往往钤以“靖江后人”），名若极，字石涛，自号清涧老人，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明亡后，出家为僧。曾两次以明遗民身份接驾，迎康熙。工花鸟兰竹、人物，尤善山水。前者代表作有《墨竹》、《墨荷图》、《焦菊图》、人物代表作是《睡牛图》、《西园雅集图》，山水代表作有《淮阳洁秋图》、《搜尽奇峰打草稿》、《泼墨山水卷》。石涛最初师法清初安徽新安画派，受清初画家梅清影响殊深，后来他自创新法，《清史稿》上说他“画笔纵恣，脱尽窠臼。”《中国美术简史》说：“石涛山水不宗一家，戛戛独造，看似无法而实际上便古法为我法，想像力丰富，景色郁勃新奇，构图新颖自然，笔墨纵肆潇洒意境生气奕奕，充满了昂扬的激情。”王原祁说，石涛当推第一。他自叹不如，亦料王翚不及。
石涛有很高的绘画理论，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影响很大。
髡残（1612－1673），姓刘，字白秃，号石谿，湖南武陵（常德）人。善人物、花卉、尤长山水画，取法王公望、王梦。好写奇特奥景，构图好山重水复，善用秃笔，多含兴亡之感。代表作有《苍翠凌天图》、《苍山结茅图》等。
弘仁（1610－1663），原名江韬，字奇六，安徽歙（shè）县人。明代诸生，入清后为僧，改名弘仁，早年学宋人画师，晚年学元末画家倪瓒。善山水画，好画黄山松石，表现幽寂的气氛和奇倔的形象，透露出与清王朝不合作的思想。代表作有《冈陵图》、《晓江风便图》。
“四王”与“四僧”的区别主要是保守与创新。
清代中期（康熙末至嘉庆），出现了两个绘画中心：一是北京，一是扬州。
北京的宫廷画家以创作人物为主。著名画家有焦秉贵、冷枚、丁关鹏等。他们多画人物：皇帝、后妃等。意大利画家郎时宁用西洋画法和中国颜料创作了许多人物画和花鸟画。
乾隆时期“扬州八怪”以画山水、人物为主。郑燮（1693－1765）好画兰、梅，尤善画竹，借以歌颂清风亮节，表达孤傲脱俗的感情。代表作有《衙斋竹图》、《兰竹图》、《荆棘丛兰图》。金农（1687－1764），山水、人物、花卉都行，尤善画梅，造意新奇。画山水则景色疏简，饶有趣味。画人物，则外貌夸张。代表作有《玉壶春色图》、《梅花图》。汪士慎（1686－1759）画梅花、水仙精妙独绝，《春风香国图》、《湖石水仙图》是其代表之作。李觯（1686－1762）善花卉，画笔纵横，风格豪迈。《松藤图》、《土墙蝶花图》都是传世之作。黄慎（1687－1770）善人物、山水、花鸟。“用狂草入画，恣意放纵，线条酣畅，极具变化”。（赵丛苍主编《古代书画》）。慈安太后便服像有《漱石捧砚图》、《醉眠图》传世。李方膺（1695－1755）善画兰竹松石，也能画梅。有《墨梅图》、《风竹图》、《游鱼图》传世。高翔（1688－1752）山水画著名，构图简静而洗练。代表作有《山水册》、《弹指阁图》、《梅花图》。罗聘（1733－1799），金农弟子，善山水、花卉、人物，能继承前人又不拘泥，笔法生动，《鬼趣图》、《二色梅图》都是传世精品。
“扬州八怪”以花鸟画为主，注重发挥个性，表现自我，创新精神强，新意浓郁，写意画得以很大的发展，使画坛再次异军突起。
嘉庆以后的著名画家有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两人都是书法家兼花鸟画家。他们的画融入了他们用笔苍健的书法特点，具有淳朴风格，然而色彩鲜明。他们力求造型特色之美，有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
下面说清代的书法。
清代书法可分二个时期：清初至中期道光与中期以后。
第一个时期是帖学大兴时期。所谓帖学是翻刻前代名帖临摹。清初，由于康熙皇帝赏识，明董其昌书法十分流行，出现“万家一董”的现象。董体融颜体与赵体之法，圆转流利，闲适自然，但启示薄弱。学董体最著名的有张照（1691－1745）、沈荃（1624－1684）、金农（1687－1763）、查昇（1650－1707）。清中期，乾隆皇帝则偏好元代赵孟頫的字体，又出现“千户一赵”的现象。赵体笔画圆润，光绪皇帝《临颜真卿自书告》轴字体匀称优雅。学赵体最著名的有汪由敦（1692－1758）等。
不论在清初还是中期，书风独特的书法家还是大有人在。譬如清初的傅山、朱耷，中期的梁同书、郑板桥。傅山（1605－1690），草书云转霞飞，小楷朴实古拙，行书秀逸多姿。朱耷行草融合篆法，风貌奇特。梁同书（1723－1815）号山周，是乾隆时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梁诗正的儿子。开始学颜柳书法，接着又学米芾，晚年又加以变化，崇尚自然，笔力纵横，名满天下，求书者众多，每天求他替自己写字的纸就有数束。日本、琉球都有人来求字。一次，琉球国王让一个留学生回国前一定要梁同书写幅字才回去。梁同书满足了他的愿望，学生才高兴离去。郑板桥书法也很有特色，融真草隶篆为一体，杂以兰竹描绘之法，别成一体，郑板桥称为六分半书。
第二个时期是碑学时期。碑学是崇尚碑刻的书派。嘉庆、道光以后，书法家效法六朝碑版以及自秦及晋的石碑文。最突出的有邓石如、赵之谦等。
邓石如（1739－1805），安徽休宁人。他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遍临秦汉碑刻。他学书善作变化，融合篆书、隶书，能以隶法写篆书，以篆书笔意写隶书，超越了前代隶书和篆书高手。在篆隶书取得突破后，他又以篆隶笔法入楷，超越了唐人。
赵之谦（1829－1884），绍兴人。开始学颜体，后钻研北碑，以碑北写行书。篆、隶学邓石如，并能融化，楷书以颜体为本而又有魏碑特点，称为“颜底魏面”。隶书又掺以楷法，很有个性。
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清末大书法家。学书不囿于一人一体：楷书学颜体、钟繇，隶书学汉石刻，篆书学石鼓文。篆、隶、真、行、草俱佳而以篆书为最。其楷书，严谨匀整；行草，气势奔腾；隶书，苍劲雄浑；篆书，雄放泼辣。
清代是书法中兴的时期，名家众多，上面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值得佩服的是，很多书家同时又是画家，譬如傅山、朱耷、金农、郑燮、赵之谦、吴昌硕等。虽是书画同源，两者毕竟是不同的艺术。一人而兼善两艺，需付出多少劳动！
清代书法论著较为丰富，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刘熙载《艺概·书概》、石涛《画语录》。
搜尽奇峰打草稿
石涛（1642－1718），广西全州人，本姓朱，明靖江王朱守谦子，名若极，号石涛，释号原济，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等。工人物画，尤善山水画。构图富于变化，意境新奇、雄浑。著名画家王原祁赞叹道：“大江南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与弘仁（1610－1663）、髡残（1612－1673）、八大山人，合称“清初四画僧”。
由于清王朝对汉族知识分子和明宗室采取优抚政策，石涛的大半辈子在清朝过，并两次恭迎康熙圣驾，坚持不懈地从事绘画创作。
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为了获取绘画素材，使作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祖国的奇山异水不断赋予他的创作以新意。
石涛注重师承，但不囿于成法。因此他的山水作品富于变化。当代著名美术史家俞建华评论说，石涛“能熔铸千古，脱去时习，独出手眼，无一笔浙、吴两派习气”。
石涛不仅是著名的山水画家，还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绘画论著《画语录》论及艺术与现实的统一、内外统一、心物统一、识受统一，还有无法而法论、借古开今论、不似之似论、远尘脱俗论等等，今天画界还奉为圭臬。八 大 山 人
八大山人，姓朱名耷，明宗室，号人屋。“八大”，四方四隅人为大；“人屋”，广厦万间俱人屋。
八大山人性耿直，有异秉。八岁即会诗。善书法，工篆刻，精于绘画。曾画荷花一枝，半开池中，败叶散乱，横斜水面，生机勃勃。张挂堂中，如清风徐来，香气满堂。他又曾画过龙，蜿蜒升降，欲飞若动。山人又喜欢说笑话，倾倒四座。
后来山人哑不能言，后弃家为僧，号雪阁，不久又发疯。其号先后易为个山、个山驴、八大山人。
山人酒后作画。作画时只将墨泼在纸上，或用破扫把将墨水洒在纸上，或用破帽把墨抹在纸上。一张纸搞得肮肮脏脏的，简直不忍目睹，这时他才拿起笔来渲染，或成山林，或成丘壑或成花鸟竹石，无不入神。如果写字，他就挥臂援笔，狂叫大呼，洋洋洒洒，立刻写出几十个字来。酒要是醒了，一个字都写不出。这时即使把百镒黄金放在他面前要他再写，他看都不看。
焦秉贞的西洋画
吴历《湖天春色图轴》西洋画传入中国始于明末，大概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带来的，有耶教天主像。
这幅像画的是一个神气圆满、彩色鲜丽的小儿。利玛窦曾说：“中国人只会画凸出的一面，所以没有凹凸之分。我国画家既会画凸出的部分又会画凹陷的部分，所以四面都圆满。”
康熙时济宁人焦秉贞研究西洋画后，领悟了它的画法：正面明而侧面暗，把暗处涂黑一点，明亮的正面就凸现出来了。后来他又把西洋画的画法来了一番变通，描绘人物甚工。
焦秉贞供奉内廷，他依康熙之命绘制了四十六幅西洋画耕织图，形态毕肖。不知者还以为是外国人画的。
傅青主作画
傅青主（1602－1683）即傅山，青主是字，明末清初人。明亡后，他坚持民族气节，穿朱衣，住土穴，坚决不出来作官。康熙年间，他已70余岁，举博学鸿词，被强征至京。他躺在城西古寺，不参加考试。最后以老病辞归。
傅青主善画山水墨竹，工诗文及金石篆刻。他还擅长医术，尤其妇科。
傅青主以书画闻于世，但不轻易为人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