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求画。傅说，他作画，首先要选择时间，选不好不下笔。朋友约定中秋晚上作画。他说，如果天气晴爽，风定月明，就要朋友准备好纸笔。
中秋到了，天气果然晴爽，朋友大喜。他知道傅饮酒，就先与他痛饮，从晡时（下午三至五时）到日偏西才罢。然后让侍者把墨研浓，把两张茶几拼在一起，将丈把长的玉版纸铺在上面，取铁界尺压住纸的四角，说等月亮东升时就用蜡烛光照着画。
不久月亮出来了，傅很高兴。他让侍者手拿一钵浓墨放在旁边几上，让其他人退下，独自一人执笔作画。朋友远立观望。只见傅手舞足蹈，好像发狂似的。朋友跑到他背后，用力把他抱住。傅狂叫一声，叹道：“你这一下子把我的画兴败了。”说完，把笔扔在地上不画了。
女画家的不幸
清代有个女画家叫李珍。她是湖北潜江人，便自号“潜江女史”。父亲叫李小峰，以画花卉闻名，是他教李珍画画并成名。但由于她父亲贪图权势和金钱，使富于才华的李珍遭遇不幸：她成了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李珍花卉画得好，求画的人自然多，求婚的人也多。答应谁好呢？他父亲贪鄙，要找个做官的作女婿，以便日后与官场打交道。
江夏（今武昌）县令诸可权的远方亲戚向李珍求婚。他家本来穷，有时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认为把李珍娶过来，靠她卖画，便可解决生活问题，便请人代为求婚。李珍父亲觉得把女儿嫁给诸某，就可捐一个县丞、巡检那样的官儿，便答应了。后来他听说诸某穷，又追悔莫及。
新婚之夜，李珍见诸某无能又难看，很不高兴。一个月后，李珍随诸某到汉阳婆家，妯娌笑她长得不好看，有的又说她的脚不够小，还拿她的脚细看。李珍的女仆偶尔劝阻，竟遭诸某之兄的耳光。
李珍不惯煮饭、女红，家里人又说她懒，无能。
不久，诸某即督促李珍到武昌取画具、画稿，希望她卖画得钱。李珍对这个要求很气愤。她认为，绘画是父亲教的，作品卖钱大半应归父亲。这又导致了翁婿之争。
父亲、丈夫都是贪鄙之人，夫家个个俗陋难堪。处于如此环境中，李珍感到如行于荆棘之上，便愤怒地说：“如果以大义要求我，我以自己的手艺养丈夫就够了，现在全家吃吃喝喝都靠我，哪有这个道理？”她于是把画具尽行扔掉，发誓不再作画。婆家见她如此，对她更为刻薄，多次骂她。李珍再也忍受不了，便吞生莺粟膏自杀了。
长江万里图
张学曾，会稽人，字尔唯，号约庵，工书，善山水画。顺治元年（1644），张到苏州担任太守。同级堂官孙承泽（益都人，字耳北，号北海，明崇祯进士，入清仕至吏部左十郎）、龚鼎孳（合肥人，字孝升，号芝鹿，明崇祯进士，康熙时官至礼部尚书，擅长诗歌）、曹溶（秀水人，字秋岳。明崇祯进士，官御使，归清后授原官。擅长诗歌）三人设宴为之饯行。
酒后各人展示所藏名画，互相夸耀。张学曾展示的是其所藏宋名画长江贯道（名参）“万里长江”画卷真迹。孙、龚、曹三人传观，爱不释手，赞不绝口。都说，这可谓压卷之作了。张很是得意。不意孙承泽突然对他说：“这图以‘万里’为名，而为你一人所有，岂不太贪；不如截为四段，每人一段，各得二万五千里，岂不是件好事？”龚、曹二人附和，拍手叫好，令侍从立即取刀尺来。爱图如命的张学曾一听，信以为真，连忙跪地乞求。孙北海大笑，说：“我现在想起唐代一副绝对了。”大家问是什么对。孙说：“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
“翦取吴淞半江水，恼乱苏州刺史肠”是集句对。上句出自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下句是刘禹锡《赠李司空妓》“恼乱蓟州刺史肠”句，改换了一字。
清朝时期的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一语可能是来自留美学者容闳一本书名：《西学东渐记》，意思是西方学术传入东方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遍世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也开始逐步进入中国。明代，意大利人利玛窦、艾儒略、罗雅谷、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来华，译介了西方数学、建筑、测量、历法和神学等方面的西方著作，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南怀仁像到了清朝尤其是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关闭的大门后，西学东渐加速了步伐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清朝前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天文方面。清廷入关后，德国学者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易名《西洋新法历书》，献给清朝。清廷又易名《时宪历》颁行。从清初到道光十八年（1838），钦天监监正和监副由西方人担任。第二是军事方面。在平定三藩时期，比利时学者南怀仁制造火炮三百多门，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第三是自然科学方面。张诚、白晋、洪若翰、刘应、雷孝思等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于康熙二十六年来中国传教，携有天文仪器和图书多种。南怀仁和张诚（法国人）等向康熙传授过自然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在康熙的支持下，编译了《数理精蕴》。白晋、雷孝思他们帮助中国测绘了中国地图，康熙五十八年成《皇舆全图》。张诚有译著《实用几何学》。洪若翰、刘应治好了康熙眼疾。康熙帝让他们在皇宫建造实验室，制造丹药物，西方药物开始在中国传开。解剖学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三年（1704）罗马法王派铎罗来华，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祀孔、祭祖，惹怒康熙帝。铎罗被送出澳门，凡不在钦天监工作的教徒一律出境。从此到嘉庆，西学东渐冷了下来。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速，原因之一是五口通商，闭关自守政策没法坚持，西方文化随着商品大量涌入。原因之二是译书量大。中译西书来自两方面：一是中国学者开始从鸦片战争失败寻找教训，感到有必要学习西方，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多起来。洋务运动期间，同文馆、翻译馆翻译了西方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有算学、重学（注：即力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等。第二是外国人西书中译。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出书介绍西方气象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方面知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等在马六甲、新加坡华侨中传播西学，出版书籍。
吴小如《中国文化史纲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提供了几个西书中译的数量：
一、1843年到1860年，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类329种，占75.8%，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105种，占24.2%。
二、从1860年到1900年，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西书555种，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他游记、杂著、议论45种。
三、1900年到1911年的10年中，从日文、英文、法文等翻译的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百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译书的两倍。
四、马礼逊等传教士出版的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属于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32种，成为林则徐、魏源了解世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物质文化的进步和社会变革。道光朝，林则徐购买了西方大炮装备虎门炮台。同光时期开始了舰枪炮的制造。光绪四年，唐山开平煤矿有了铁路。电话、电报、电灯、电车都在光绪朝出现。甲午战争后，“纺织、印刷、酿造、纸革、陶瓷、茶糖、淀粉、玻璃、肥皂、火柴之类，靡不购机设厂，竞师西法。”晚清戊戌变法、新政、开办学校，无不与西学引进有关。辛亥革命中，爱国知识分子就运用了中译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学说》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论进行革命。
清朝统治阶级容纳西学，是为了政治目的，这就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中学”指封建制度和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西学”，洋务派与维新派有不同解释。洋务派的“西学”局限在自然科学技术，只是物质方面的东西。维新派的“西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西方政治制度和民权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清朝统治阶级是企图用西方的知识为其统治服务。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
1896年断发易服、投身革命的孙中山以鸦片战争为开头，列强频繁入侵，逼迫清王朝多次割地赔款，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沉重打击了清王朝。以“洪秀全第二”自居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在20世纪初年终于灭掉了清王朝。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先翠亨村一个贫苦家庭。光绪四年，他随母亲到美国檀香山生活了5年，开阔了眼界。光绪九年（1883），他回到国内，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由于受改良主义影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应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蔡元培一句话，就是要求清政府实行资本主义。他的要求根本没有引起重视。而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中，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仍不顾国计民生，大修宫苑。看清清王朝的腐朽后，孙中山决定抛弃改良思想，推翻清王朝。
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首先在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后来，蔡元培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光绪三十年（1904）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纲。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在武昌成立日知会，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从此，革命党人有了统一的政党和纲领。
首先鼓吹革命而且最激烈、最热情的群体是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东京的留学生。蔡元培在上海从文化方面宣传革命，从日本被驱逐回国的留学生和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经常在上海集会，评议时政，宣传革命。一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被翻译出来，抨击清政府，宣传“三民主义”，号召推翻清朝统治的报刊如《国民报》、《浙江潮》等纷纷出版，并成为青年最爱读的书籍。东京当时是世界上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生以纪念明亡242周年为名集会，痛斥清王朝，鼓动反清。两地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
革命宣传首先遇到来自清王朝的阻挠和迫害。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要求日本政府阻止东京中国留学生反清宣传，他勾结日本政府驱逐留学生回国。革命宣传还遭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攻击。他们竭力为清王朝辩护，意在说明不应该推翻；他们鼓吹中国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共和；梁启超还极力维护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对保皇派的言论，革命派把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光绪末年，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为了模糊革命党人的视线，熄灭他们的斗争烈火，清政府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玩起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紫禁城西六宫成立“皇族内阁”，但是这种做法最后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孙中山没有把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停留在口头上。他像太平天国一样，坚持用武装斗争去实现目标。他与黄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购买枪支，策反新军，不断组织武装起义。早在兴中会成立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就组织武装起义，而后的起义接连不断，著名的有：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革命党先后发动了惠州起义、萍乡起义、黄冈起义、安庆起义、绍兴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上思起义、安庆起义、广州起义等。这些起义或由于布置不够周密，或由于叛徒出卖等原因终为清政府镇压，最后失败。失败后，队伍里出现了一些悲观情绪，有些人干起了暗杀。大多数革命党人未因失败而灰心。
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一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将粤汉、川汉铁路筑权卖给英、美、德、法，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的激烈反对，四川掀起保路运动，斗争发展到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镇压，湖北防务空虚。在同盟会的领导下，湖北革命党人在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晚成功地发动武昌起义，翌日黎明占领湖广督署，并成立湖北革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朝皇帝年号，国号定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
武昌起义在全国吹响了向清王朝发动总攻的号角，立刻就得到全国的响应。自9月1日到10月7日，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四川、山东等15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朝迅速土崩瓦解。1921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选为临时大总统，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12日，宣统帝被迫退位，清王朝灭亡，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也最后终结。
是武昌起义导致清王朝垮台。武昌起义发生在宣统三年，甲子纪年是辛亥年，史学界把以武昌起义为主的孙中山领导推翻清王朝的整个革命运动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伟大胜利，但最后又失败了。武昌起义之时，孙中山与其他领导人在国外、香港和上海，当时正在武汉的革命党人竟然推举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更严重的是后来让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临时约法》被抛弃，南京临时政府命运被断送。
革命鼓动家
欲起革命，舆论先行。要推翻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清王朝和已经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首先要有规模巨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日本和上海两地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如同春笋接连出现，一批不顾个人安危，以犀利、激烈的言辞宣传革命，猛烈向清王朝开火，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宣传家也涌现出来。章炳麟、陈天华、邹容便是这样的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余杭人。自幼熟读经史，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家。他原来是改良派。光绪二十六年他自动与改良派决裂。他写了《客帝匡谬》一问，批评自己拥护清帝的错误。两年后他在日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通过纪念明朝灭亡来动员反清。二十九年，章炳麟在上海《苏报》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保皇派的谬论，论证了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最好办法。他指出实现民主共和是必然趋势。他热情地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清政府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将章炳麟逮捕。被捕时，章炳麟从容地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在狱中，章炳麟通过新闻媒体继续鼓动人民与清廷作斗争。狱中过了3年，于光绪三十二年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编辑《民报》，宣传反清。
陈天华，字星台，号思黄，湖南兴化人。年少即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31岁还没结婚。有人催促他，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声讨沙俄妄图霸占我东北地区。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镇压，陈天华忧愤如焚。便写《猛回头》、《警世钟》来唤醒国人。且看《猛回头》中的一段文字：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压制我，从汉人，拱手降洋。
《警世钟》里写道：“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们是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同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
他笔下一个个字如粒粒子弹，射向敌人，如一只只劲手挥动，召唤国人挥刀向满清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头上砍去，由于陈天华用白话文或浅近文言文来写，他的文字宣传最盛行，有效，传阅长江沿岸各省。
光绪三十年（1904）秋，为了发起湖南起义，刘天华回到长沙，计划在十月十日慈禧太后六十寿辰，全省官吏在万寿宫行礼时，预埋炸药把他们全部炸死，同时分别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地起事。
由于泄密，刘天华重返日本。第二年，刘参加发起同盟会，推为会章起草之人，编辑《民报》。这年十二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清国学生取缔规则》。他担心罢课斗争继续不下去，将会证实日本报刊诬蔑中国学生“乌合之众”的说法，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湾自杀，留下《绝命书》一份。
陈天华死后，香港在杏花楼开追悼会，临吊千余人，灵柩运回湖南，葬岳麓山。出葬之日，送葬学生出动，队伍长达10余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正当是夏天，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安蔚丹，又作威丹，四川巴县人。父亲是巨商。
邹容聪明，12岁时，四书、五经及《史记》、《汉书》均已朗朗上口。他从事雕刻并成为高手，更通晓经文、《说文》。父亲要他从科举中找出路，他不高兴。父亲发怒，要他跟随成都名儒吕翼文读书。
他好菲薄古人，把程朱清儒学说，驳得体无完肤。吕翼文将他开除。光绪二十八年（1902），邹容留学日本。初就神田区同文书院学习日文。第二年春，邹容参加拒俄大会，登台演说。他参加义勇队，以备归国从戎。不久，日本政府按照清公使蔡钧的要求，勒令解散义勇队。正好清政府指派的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出了丑事，邹容乃与好友张继等五人，闯入姚舍，打了他几十个耳光，把他辫子剪下，挂在留学生会馆正梁。闻见者无不称快。姚文甫要警察逮捕行凶者，邹容便与张继回到上海。
当时著名革命家兼学者章太炎先生主讲爱国学社，张继引邹容晋见。章一见就觉得邹容是个非凡的人才，称赞他少年英发，并把他称为“小弟”。
邹容参加爱国学社不久就觉悟到清政府的不可靠而革命志士觉悟还不甚高，便发愤写出《革命军》一书，此书共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全书共二万多字。书写好后，给章太炎修改。章太炎说，语虽浅直，但能感动一般世人，不这样不行。于是作序，以广发行。金天翮、蔡寅、陶赓熊等为他提供出版经费。《苏报》发评论颂扬。书一出，举世轰动。
后来章太炎被捕，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在公堂上，他与章太炎以“汉种四万万人之代表”身份，义正词严地驳斥清政府的“起诉”，使清政府官员大出其丑。
邹容章太炎为邹容所感动，写就《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①，干牛肉作糇②。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③，乾坤只两头④。
就在差两个多月就可出狱之时，邹容受不了折磨病逝，时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九日，年仅20岁。中国教育会为他举行追悼会，革命志士刘三冒毁家杀身危险，将他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赠邹容以大将军称号。章太炎为他修治墓道，并作表刻石，称颂他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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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指剪去姚文甫辫子事。
②指生活不讲究。糇，干粮。
③临命，临死；掺手，手拉手。
④指顶天立地。
大论战
正当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活动之时，死守改良主义的康有为、梁启超对革命派大力攻击，孙中山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论战在报刊上进行。《新民丛报》是保守派的主要喉舌，《民报》是革命派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康有为围绕三大问题展开。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反满，要不要推翻清王朝。改良派说，满族已与汉人同化，应该注意政治改革而不该排满。改良派反对排满，实际上是反对推翻清王朝。他们说革命会引起内乱，爱国就不要革命。革命派举出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进行民族压迫、出卖主权的行为，已经使人对它绝望，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仇人，爱国必须推翻清王朝。所谓排满，并非把满人斩尽杀绝，只是推翻清王朝。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改革是实现君主立宪还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有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与《礼运》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抛出“三世说”，说“据乱世”要经过“升平世”，才能到达“太平世”，即从封建专制进入到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君主立宪阶段。“苟未至其时，实难躐等。”（按，躐是超过的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在封建专制下被愚昧，缺乏民主政治的能力，必须在“开明专制”下培养自治能力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的意思是现在实行民主共和还为时尚早。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一年（1905）的一篇文章中引当时菲律宾人民和美国黑人争取独立的事实说明民主共和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大声质问道：“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备之立宪乎？”针对梁启超的言论，革命派指出，国人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揭穿了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的实质是要使中国人民永远处于奴役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平均地权”是同盟会的主张，写进了纲领。梁启超说封建土地国有制是“国本”，而谁改变封建土地制，“平均地权”，就是“皇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指出，土地是生产要素，本来就不应该私有。要解决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地权失平”就会导致“人权失平”。只有平均地权，才能摆脱地主压迫，促进社会发展。
论战持续了两年，最后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新民丛报》停刊而终止。革命派取得胜利。通过辩论，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
六次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与清朝的灭亡》一文提到革命团体和政党等领导了多次起义。下面着重叙述六次：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光复会组织的安庆、绍兴两地同时举行的起义，同盟会组织的黄花岗起义，武汉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前五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引发了推翻清王朝全国性的辛亥革命。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
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是两次有关联的武装起义，而广州起义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早的反清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派会员募捐，用捐款购买枪支弹药并在汕头、香港等地招兵，企图一举夺取广东。半年时间，联络了会党和广州驻军数千人，定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九日起义。但八日即泄密，海关捕获手枪600余枝，70多人被捕，领导人之一陆皓东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他继续发展会员，建立分会，并积极筹备惠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00）闰八月十五日惠州起义在广东惠州三洲田爆发。
直接领导这次起义的是郑士良。他们攻打新安县沙湾，首战告捷。然后东进，势如破竹，胜于佛子坳，擒获清管带杜凤梧，夺洋枪700枝。攻永湖，击败清军5000，获洋枪五六百枝。沿路投奔革命队伍55000余人。队伍进军到梅林时，孙中山自香港来电，说外援没有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起义队伍弹尽粮绝而溃散，郑士良走避香港，第二年病逝（一说被清奸细毒死）。
安庆、绍兴起义
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成员在安庆和绍兴密谋举行的两次起义。安庆起义是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发动的，杀了安徽巡抚，但最后失败。绍兴起义是秋瑾预定同时在绍兴大通学校举行，然而尚未举行就不幸被捕。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年少即摒弃科举进入学堂，游学德国、日本。比较中外政治，深深感到满清政治的腐败，需要革命。
徐回国后捐了个道员，候补安徽。他到安徽后创办了巡警学堂，与革命党人经常通信，从大通等处潜运军火，准备武装起义。
偷运军火之事为安徽巡抚恩铭察觉，革命党人之一叶某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徐锡麟并说他是首领。叶某提到徐锡麟时是报他的别名。恩铭要当时已当上警察长的徐锡麟协商侦探。徐怕事情败露，决定先发制人。他打算先杀恩铭，再杀安徽满人官员。事定后直下南京，再徐定大计。
徐锡麟与下文提到的秋瑾约定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届时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出席，伺机之后进攻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后来改期为六月初十。后来因为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引起清廷警觉，于是徐、秋二人再次约定五月二十六日同时起义。
五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上午八点恩铭与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到会，徐即从靴统内拔出六响快枪两枝，一手一枝，轮流向恩铭射击，恩铭身中7枪，抢救无效死去。徐锡麟宣布起义，带领学生占领军械所。后徐锡麟被捕，视死如归，被剖腹剜心，不屈而死。
秋瑾（1877－1907）是清朝末年一位著名女革命家，女中豪杰。她是浙江绍兴人，字睿卿，号旦吾，又号竞雄、鉴湖女侠。
秋瑾少时聪颖好学，有才女之称。年18即依父命嫁与湖南人王延钧，生子女二人。她与丈夫志趣不同。光绪三十年（1904）秋与丈夫分家并到东京留学。她在东京与革命党人往来，并与湖南人刘道一、王时泽等结成秘密会，以反清恢复中原为宗旨。她还创办《中国白话报》，鼓吹革命。
第二年二月四日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六月重返日本，加入同盟会。十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查禁中国学生的革命活动。秋瑾便于十二月回国。
秋瑾秋瑾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八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在虹口祥庆里租房建立机关。因制造炸药不慎，秋瑾伤手，陈伯平伤目。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秋瑾被邀主持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校事。学堂是徐锡麟、陶成章创办，是光复会的活动中心。秋瑾利用学堂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她联络金华、处州、绍兴会党，发展会员，组织“光复军”。她与徐锡麟分头组织安徽、浙江两省起义。时间原定五月二十六日，后改六月十日，再改回五月二十六日。
徐锡麟的死讯，秋瑾六月初一日才在报上看到。浙江金华、兰溪几处光复军在五月中下旬或起事失败，或因他故遭受破坏，秋瑾为之寝食不安。秋瑾的活动，清政府已闻知。六月四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学生叫她从后门逃走，她却叫学生先走，她独处室内，自闻知徐锡麟死讯后，义不独生。
秋瑾被捕后，始终“坚不招供”。她义正词严地回答审问她的人：“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最后她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恶魔般的清王朝的愤慨和对她的革命事业夭折的痛心。她在绝笔书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表达了她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必胜信念。六月初六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3岁。
黄花岗起义
宣统二年（1910）正月同盟会员倪焕典在广州率3000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倪焕典牺牲。一些革命党人灰心丧气，企图通过暗杀来夺取胜利。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开会，鼓舞斗志，并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起义。为了作好准备，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华侨中募捐，购买武器，黄兴、赵声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和800人敢死队，许多队员写了绝命书，表示必死的决心。林觉民就是写了绝命书的一位。
黄兴在广州建立了30多个秘密机关。由于叛徒出卖，一些机关遭受破坏。由于走漏风声，总督张鸣岐、提督李准为防革命党人和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新军发难，不给新军军械。同时，从香港过来的敢死队也只是一部分，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与原计划相比大减。原计划十路进兵，现只好改为四路进兵，黄兴集中力量攻打张鸣岐总督衙门。
攻打衙门是从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30开始的。起义军直捣总督衙门，张鸣岐已凿墙逃走。起义部队烧毁总督衙门房后，分三路迎接事先已联系好的新军、防营和民军。黄兴率领的一部行至双门底时，遇到前来响应的温带雄率领的防营数百名。由于温部未按原来约定的臂缠白布为记，黄部以为是敌人，双方互射，造成大批革命士兵伤亡。温带雄被打死。黄兴3指伤折，逃至香港。
起义军在途中又遭清军截击，双方展开巷战。由于参加起义的人太少，终于失败。牺牲86人，其中不少是爱国华侨。有的则被捕后就义。广州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骸骨72具，合葬黄花岗。
孙中山称这次失败为“吾党第十次之失败”，但“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在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推翻清朝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革命党人刘静庵、张难先等就在湖北组建了科学补习所，宣传革命。三十二年（1906）以后，由同盟会会员发起组织并以同盟会纲领为纲领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等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在15000名湖北新军中，1/3以上参加了革命组织或与革命组织有联系。宣统九月，共进社与文学社共推蒋翊武（文学社）为起义军总指挥，孙武（共进会）为参谋长，刘公为未来军政府总理，准备起义。同时派人到上海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到湖北主持大计。
革命党人原定八月中秋起义，后因准备不充分而延期。八月十八日，孙武在制造炸弹时不慎炸伤，送进医院，机关暴露，当天党人彭楚藩、杨洪胜、刘复基等30人被捕，后来被害。十九日总督瑞澂下令逮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走，在这“群龙无首”之际，革命党人充分发挥了主动精神，自发串联，约定起义。十九日凌晨得知三烈士死难消息后，革命党人工程营后队队长熊秉坤召集各队代表，约定当晚二道点名时发难。晚上八时许，二排排长陶启胜领护兵巡棚查哨，看见金兆龙、程正瀛推枪上弹，持枪而待，即问金兆龙干什么？金兆龙说：“准备不测。”陶喝问：“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上前扼住金兆龙手腕，呼令护兵逮捕他。程正瀛当即用枪托撞击陶启胜的头部，陶启胜忍痛急逃。程正瀛向他开了一枪。这时熊秉坤走到本队第一排第三棚，听到第二排呼喊声，知道有变故，即取枪在手，边装弹边走。远远看见陶启胜从对面跑来，熊向他开枪射击，陶下楼逃跑。这时全营顿时轰动起来，枪声大作。督队官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和司务长张文涛出来阻挠造反，没有一人退缩。阮荣发向人群开枪，打死士兵一人，起义士兵将他们三人打死。大队人马奔向楚望台军械所。枪库内士兵与起义军相互配合，占领了楚望台。
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被推举为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讲话，号召讨伐满清，宣布了纪律。起义军连夜攻打总督衙门。瑞澂急忙凿穿衙门后墙逃上“楚豫号”舰逃往上海。经过一夜战斗，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全城。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早晨，驻汉阳、汉口新军起义。革命党的武装起义终于成功。不久，湖南、陕西、江西、云南等省相继独立，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革命派的暗杀活动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人除多次进行武装起义外，还进行了几十次的暗杀活动。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把这些搞暗杀活动的分成两类：一类是游离于革命团体以外的人，一类是经受不住革命失败，铤而走险的人。
下面所说到的三次暗杀活动都是第二类人所为。这些革命党人对武装起义丧失了信心，本人又敢冒险。暗杀活动，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暗杀活动虽然成功，对清廷产生某些震慑，但其作用是很有限的。陈月清主编《近代中国》说：“反动社会的统治秩序不是个别人物所能独自决定和支配的，恐怖活动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对暗杀手段的崇拜是革命者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
汪精卫炸摄政王
汪精卫汪精卫（1883－1944）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法政大学，三十三年入同盟会，推为评议员，曾任《民报》主编。23岁后随孙中山、黄克强、胡汉民等游历各方。曾往南洋群岛组织同盟分会。后归国参加起义，多次失败。宣统二年（1910）元月中旬汪精卫偕同黄树中、黎仲实、陈璧君离香港到北京，在北京太平桥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秘密机关，以从事暗杀活动。他写信给“南洋同志”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到北京后，他们计划过炸庆亲王奕沣、贝勒载洵、镇国将军载涛，都因不便而未行动，最后他们决计刺杀摄政王载沣。
他们首先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了一个可装四五十磅炸药的铁器，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精卫与喻培伦、监国摄政王载沣像黄复生在摄政王载沣必经的北京地安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三月七日汪精卫与黄树中被捕下狱。狱中，汪精卫书写供词，对自己暗杀事供认不讳。两人被判无期徒刑。狱中，汪精卫写了几首慷慨激昂的诗，但享受优厚待遇。清政府慑于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遂于宣统三年九月十六日将他们释放。
温生才毙孚琦
宣统三年三月初十，革命党人温生才在广州击毙广州将军孚琦。
温生才，字练生，广东梅县人。年少孤苦。14岁时被人骗去荷兰种植烟土。三年后转卖到吡叻，做锡矿工，每天只有六七毫工钱。在这里他参加了同盟会。做锡矿工时，不堪折磨，乘机逃回。跟随过沈宗济、荣勋、魏邦瀚，又到越南，充任常春亲兵，后来又归冯子材，执旗牌。阅历现状既多，特恨满族统治者。他一度重回吡叻，追随孙中山，革命之志益坚。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驻粤满族将军增祺被召入京，都统孚琦补缺任广州将军。三月初十这一天，华侨飞机师冯如在燕塘（广州东门外）演试飞机。孚琦浮夸习性，好事纵游，便停轿参观，他看罢飞机表演，又去农事试验场。之后到咨议局前商店麒麟阁门首时，早在这里守候的温生才知是孚琦，便从人群中飞出，冲向轿子，手持快枪，向孚琦射击。孚琦头部中弹。卫士为此突如其来的枪击吓得乱跑，轿夫也把轿搁下跑了。这就给了温生才从容射击的机会，孚琦总共中四枪：太阳穴一枪，脑门一枪，颈项一枪，身部一枪。温生才用的是五响手枪。
孚琦倒在轿内，两足突出轿外，鲜血涌出。
温生才后被警卫郑家卫跟踪。至东关凤仪街时，郑又约河南侦缉队黄熙材共同追踪。出永胜街，郑上前抱住温生才，并鸣号，召诸巡士将温拿获。
十六日，温就义。就义前，温神色自若，绝无怯容，沿途自言自笑。走到惠爱街时对路两旁观者说：“今天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必发奋做人。”“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彭家珍炸良弼
武昌起义后，感到大事不妙的清廷急忙启用还乡的袁世凯。袁世凯深感革命形势不可逆转，便想乘机篡夺革命果实而逼宣统下台。皇族亲贵良弼与载涛等反对退位。他们筹建“宗社党”，与南方革命军对抗并企图除掉袁世凯。
良弼，字赉臣，满洲人，是皇室成员，光绪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有军事知识。回国后任近卫军统制，至军咨使，主张用武力对付革命派。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人。16岁时考入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日本学军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国后历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参加了同盟会。他觉得不除良弼，就实现不了共和。于是他断然决定谋杀良弼。
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八，彭家珍乘快车到达北京，下榻金台旅馆。当晚他穿上整齐的军服、配上漂亮的腰刀，冒充良弼的好友——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泰，乘馆中马车径直来到西城红罗厂良弼住所。他走到良弼家门口，守门人告诉他良弼不在家。正当他怏怏不乐地准备折回时，良弼恰好从外面回来。他高喊“赉臣”！良弼对深夜有人来访感到意外，下车后上台阶往屋里走，彭急下车，将炸弹投向良弼，炸断左腿，昏厥于地。良弼被扶入屋里，请川田、池上两个日医治疗。但肌理中含药毒，又由于失血过多，良弼终于在初十那天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