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我们会发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解体方式是全面崩溃，我们称之为脆性瓦解；而西欧封建社会组织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体，我们称之为柔性瓦解。两种解体方式不同，造成了第三阶段的重大差异。
什么叫脆性瓦解呢？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一个组织突然解体了，出现了完全无序的状态，那就是脆性瓦解。所谓柔性瓦解，并不是说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是一种渐变。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总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某种无序状态，出现社会革命的剧烈振荡。但柔性解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不是同时陷于无序状态，其某一子系统发生革命时，其他子系统仍处于相对有序状态，革命分阶段相继完成。
封建社会柔性瓦解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十六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毛纺业变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圈地运动象旋风般地在广大农村刮起，流浪权的队伍充斥社会。在经济结构陷于某种秩序中时，英国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公元1549年诺福克郡爆发了两万人规模的起义，但短短两个月时间就被瓦维克伯爵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英国的宗教改革是英国国王和政府操纵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与罗马教廷决裂，停止向教经缴纳贡税，并封闭大批寺院，没收其土地财产，卡尔文教、路德教等新教在英国广泛传播。尽管其间有“血腥的玛利”在位时对清教徒的残酷宗教审判，天主教一度复辟，引起国内强烈不满，但并没有酿成大动乱。不久，伊丽莎白当政，1563年国会通过了“三十九条信条”，确定了英国国教的教义。在1642～1649年八年内战和革命期间，英国分为“骑士党”和清教徒“园颅党”两个敌对阵营，交通曾一时中断，贸易也有所停顿。但是，在政治结构秩序急剧变革时，国内的经济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上仍是稳定的。就拿革命期间伦敦的粮食贸易来说，革命前从肯特、爱塞克斯、索福尔克、色西克斯等郡运往伦敦的粮食是二百七十三船。而在克伦威尔革命期间，1649—1650年，粮食贸易更加繁荣了，增加到八百零三船。当然，内战和革命对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如粮价上涨。1620年平均粮价为三十先令，1646年上涨到五十八先令，1648年——1649年上涨为六十八先令。但1646——1650年，社会工资收入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虽然同期面包价格增长了两倍。这些经济情况证明，英国政治革命爆发期间，经济仍在向前发展着，并没有出现无序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政治结构一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社会大动乱时期，物价飞涨是毁灭性的。物价的上涨，不是几倍、十几倍，而是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秦末大动乱时，米价上涨一百六十六倍，马价涨到一匹百余，最困难时一石米要值万钱。汉末大动乱时物价也上涨万倍。崩溃性的物价飞涨使经济结构马上破坏。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是脆性解体呢？因为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碎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
以货币流通为例，元代以前主要使用铜币，元代以后白银的地位明显地重要了，甚至以纸币为流通手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中，使用纸币这些不是以它们本身价值为基础的货币，就必须以强大的国家政治力量为后盾。货币的稳定性要依赖于政治上的稳定性。历史上常出现由于纯粹政治因素而引起物价的大幅度波动的现象。如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因有人谋刺他，便大索关中二十日，米价上涨几十倍，每石一千六百钱（原来每石约为三十至六十钱）。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波动，完全是政治干预的结果。欧洲封建社会，则以金、银、贵金属为流通手段，一直比较稳定。元代通货膨胀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众所周知，元代的纸币通行全国，完全是官僚机构控制的结果。有的地方使用铜钱，则明令禁用。对推行交钞不利的肃州，元世祖曾“降诏谕之”。1280年，连边远的维吾尔（畏兀儿）等地，也设立交钞提举司，开始通用交钞了。正因为纸币的使用是依靠一体化强控制来实现的，所以随着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一整套货币管理发行、回收、黄金准备制度也就开始破坏。原设立了“回易库”处理用环的昏钞，但到后期“民持昏钞赴库倒换者，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于是货币信用日益丧失，“民间所存昏钞，又不能纳赋税，易货物，于是遂成废纸矣。”民间造伪钞者与贪官污吏相勾结，胆子也越来越大。另外，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国家开支就越大，元武宗时每年用钞六百万锭，降旨赏赐用三百多万锭，土木营造用几百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而国库没有十一万多锭的储备。这种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印钞来解决。元末物价上涨六、七千倍，贿赂官吏所用纸币要用车载。
脆性瓦解为什么不利于新结构的诞生呢？旧社会组织的彻底瓦解，不正是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彻底吗？问题在于这种脆性的社会一旦陷于崩溃，就具有惊人的残酷性，特别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脆性瓦解总是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古代社会中人口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或被破坏的程度。我们可以用王朝灭亡前后的人口波动来看脆性瓦解的破坏性。
秦汉之交，短短八年时间中，全国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到一千万左右，减少一倍之多。汉初，社会普遍贫困。史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懂。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户口可得数才什二三。”这样算来，连天子都乘不起四匹马的马车，将相只能乘牛车而已。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当中，“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皇帝这种“以示敦朴，为天下先”的作法，固然有其政治意图，但这也说明大动乱后社会的极端贫困。
东汉末年大动乱造成的破坏更为惊人。公元157年东汉人口达五千六百多万，大动乱后公元260－28O年，魏、蜀、吴三国人口总数才七百六十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仅曹操破徐州一次坑杀江淮难民就达数万口，竟至“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192年，董卓部将李隺、郭汜攻破长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隺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两年间数十万户人聚居的繁华地区竟然所剩无几，一片荒凉，事可以比作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了。皇帝刘协逃出长安后，住处是以荆棘编的门户，宫女缺衣食，许多饿死途中。随驾官员出门打柴，往往倒毙在路边。袁绍军队在河北，有时靠桑椹供食。袁术军认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饥。在这种食人习以为常的动乱中，孔融曾为人吃人制造理论根据。他说吃不认识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鹦鹉。程昱向曹操提供的军粮中就夹有不少人肉干。
隋代人口近五千万，九百万户，但唐初武德年间全国只有二百多万户，到贞观时总户数才达三百余万户，仅为隋代的三分之一。唐代生产发展了，人口又上升到五千万，但经过唐末大动乱和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时，全国登记只有三百万户左右。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生养息，宋代人口慢慢增至六千万左右。但经过元末明末大动乱，公元1655年，即清初顺治十二年，人口仅为一千四百零三万三千九百人，与公元1626年即明末天启六年总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相比，短短二十年间，人口减少数千万。当然，史书所载的人口数和实际人口是有差别的，但人口的波动如此剧烈，可见脆性瓦解破坏性之大。欧洲十四世纪中叶黑死病大流行，短短几年中使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有的经济史家把这次大瘟疫看作欧洲十四世纪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把它与中国大动乱对人口的杀伤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种巨大破坏性，就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第二，大动乱的巨大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过程的周期性中断。
6．7 严峻的选择
控制论关于系统的组织及其演化的理论表明，一个复杂系统的建立，不会从空白状态开始。系统的进化是内部不断调整改进的过程。如果整个系统出现了完全无序状态，那么弱小的新组织因素是不可能建立一种新协调结构以完成整个系统的重建的。
任何一种新结构的优越性，并不能在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觉察到。它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时间进行自我调整。它往往要在和旧结构的不断竞争中，慢慢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不以脆性瓦解的方式，而以柔性瓦解的方式，才能给新结构以自我调整和显示优越性的时间。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适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寻求这一适应状态，却经过了相当多的尝试和相当长时间的调整。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克伦威尔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实际上他实行的是个人独裁。这种政体和英国新经济结构并不适应。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新议会马上请回被处死的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即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制复辟。复辟后的君主制更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还必须进一步调整。1688年，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废黜了国王詹姆斯二世，君主专制最后失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经过这样反复的调整和寻找，英国政治结构才达到相对适应的稳定状态，议会成为具有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它日益显示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著名的产业革命。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社会结构全面资本主义化，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十倍，跃为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历史证明，即使是新结构完全确立后，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修改、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开始时，上议院的议员全部是贵族，下议院的五百零七名议员中，除七十名外，其余也全是贵族。产业革命开始时，英国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没有议员，而那些正在衰落的老城镇却有很多议员。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1832年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重新分配了议员，取消了“衰落选区”在下院的席位，把席位拨给新兴城市，并扩大了选民范围，使有选举权的人数从四十三万五千人增加到六十五万六千人。改革后的议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废除谷物法，走上了自由贸易的道路。1867年和1884年又进行了两次政治改革，把选举权扩大到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实行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普选制。从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到十九世纪普选制，英国的政治结构经过二百年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才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世界上其他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不是一日之功，都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这只有在旧社会结构柔性瓦解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数次脆性瓦解中，有几次是可能过渡到新社会形态中去的。例如明末，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已有萌芽，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中国，象徐光启、李之藻、王征、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都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作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明末大动乱时，李自成的农民政权主张均田，废八股，改用策论取土，允许西洋教士随军，这些进步倾向都有异于以往的农民起义。但这些新因素并没有竞争的实力，实际上是满族贵族建立清朝，完成了对旧王朝的修复。即使是李自成统一了中国，中国也不一定能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脆性瓦解中，任何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变异都注定要被清除。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也是个异端，太平天国也曾建立了政权。但它还没有达到象李自成大起义那样推翻了旧王朝的统治的程度，就被镇压下去了。社会组织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那种造成整个社会崩溃、具有巨大破坏性的动乱，很难说对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积极意义。旧大厦的存在固然是新大厦建立的障碍，但是假如有一天旧大厦完全倒塌，新建筑材料和建设蓝图还没有出现，人们连栖身之处也失去了，形势就会迫使人们迅速作出选择。这时，人们会选择最快恢复秩序的办法。人们不得不用旧砖瓦，依照旧大厦的样子，迅速地把屋子建造起来。本来大变革意味着一次选择机会的到来，但在新组织核心相当弱小、并且不具备必要的细节，其设计蓝图远不如旧结构的残留印象清晰有力时，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旧结构。所以，在脆性瓦解所造成的崩溃局面中，最后结果不是社会的毁灭就是旧结构的恢复。
6．8 永恒的萌芽
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宙斯罚西西弗斯每天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上去，但石头一推到山顶，就因自身的重力作用而滚下来。于是，西西弗斯重新开始把石头往山上推。日复一日，西西弗斯处于周期性的努力之中。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有点象西西弗斯推石头。在王朝稳定的时间里，生产力在进步积累，但在王朝脆性瓦解时，它就象大石头从山顶滾到山下，下一个新王朝不得不重新开始积累。生产力的进步因素处于发芽、生长、摧毁的周期性破坏之中，萌芽不能发展成新组织的大树。
如果我们研究周期性大动乱对经济积累的破坏，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规律，即越是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凡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正是无组织力量麇集之处，贪官污吏、豪门大户、富商巨贾往往十分集中，农民大起义会首先扫荡这些地区。
经济史研究者常常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转移过程，即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由秦汉时陕西关中平原东移到华北平原，唐宋以后又向江南转移。实际上这一转移是和大动乱对经济中心周期性的扫荡与破坏联在一起的。中国号称丝国，就从我国蚕丝业中心转移的情况来看，唐以前蚕丝业的中心在黄河下游山东省一带。据《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唐各州府在开元年间贡纳的丝和丝织品情况判断，当时长江流域的蚕丝业虽也发展起来，但还敌不过北方。唐中叶以后，尤其是经过唐末的动乱，北方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来说要轻得多。宋代，江浙一带的蚕丝业就超过了北方。明以后，再三受动乱扫荡的北方，蚕丝业就一蹶不振，后来加上棉花传入，就完全衰落了。
大动乱对繁华富庶地区的重点杀伤，还表现在对城市的摧毁上。东汉末年大动乱中，大军阀董卓焚洛阳城，胁迫献帝西迁长安，洛阳居民也被迫迁徙，沿途积尸累累。一直到魏文帝时，中原一带仍人烟稀少，昔日繁华的都城洛阳附近仍树木成林，田芜罕耘。“自伊、洛以东，暨平海岱”的中原，本是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繁荣的地区。隋大业时，全国人口曾达八百余万户，后经隋末丧乱，到唐代建立六十年以后，中原一带仍是“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代长安人口近二百万，比今日西安还要大。唐末和五代动乱，对以长安为中心的经济富庶地区的打击也最为猛烈。开封在盛唐时不过是个周围八点三公里的小城，唐末时发展为周围五十六公里的城市。唐末大动乱时，开封所受的破坏比长安一带小。宋代以开封为都城，它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城方圆达一百九十三公里，十一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但经过大动乱，公元1330年，开封人口只有九万了，周围八点五公里，倒退到六百年前盛唐时开封市的规模了。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华北地区，人口由三千万左右降为一千万。六百年似乎一个大轮回。
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南宋时以临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杭州人口达三十九万户，百余万口。但经过元代动乱，杭州市衰落了。史书称；“嘉靖初年，市井委巷，有草深尺余者，城东西僻有狐兔为群者。”唐代扬州市是“雄富冠天下”的重要商业贸易城市，经动乱后，明初扬州城市仅余下十八家居民了。福建泉州的兴衰也很典型地反映出周期性动乱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泉州市在宋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了高度繁荣。自西晋到隋三百年间，这里是块没有战乱骚扰的绿州。唐末农民大起义时，起义军自福州南下广州，也没有进泉州城。五代时，泉州也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数百年的建设造就了泉州在宋元时代的高度繁荣，侨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但是，元末大动乱，公元1357至1366年十年间，在富庶的泉州、兴化沿海地区也遭洗劫，出现“烽火连天暗锋镝，遗骸遍地飞鸟鸢”的凄凉景象。阿拉伯、波斯商人纷纷从这里离去。这个曾经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著名港城，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和光辉。泉州市的兴衰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少有能够逃脱周期性大动乱打击的经济中心。有时逃过了一次两次，但第三次打击来临时就难平幸免了。
随着经济最发达地区一再受到周期性大动乱的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也必然是一上一下地波动着，它很难有一个几百年近千年的连续积累过程。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金本位制，金为上币，单位为镒（二十两）；以铜币为下币，禁止以他物为货币。这是十分先进的制度。但秦崩溃后，汉代的货币一直很不稳定。从惠帝二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共八十年间，钱法变更了九次，直到武帝收回铸币权，废除以往各种杂钱，通行五铢钱，才稳定下来。从武帝到平帝一百年间，共铸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枚。但从王莽改制到东汉建立，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大振荡，商品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东汉王朝黄金在经济中的作用反不如西汉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统一的货币制度崩溃，一些地方又倒退到以物易物的低级状态，人们反而用谷帛等实物作为流通手段。查两晋时期的史书，竟然没有铸钱的记载，大约只用旧币就够了。可见东汉末年的大动乱对商品经济破坏到何等程度。
唐代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长安已出现了金融市场，并有专门办理汇兑的商人组织，有供给普薄信用的公函，还出现了供抵押信用的质库，现代的几种金融业务在唐代差不多都有了。公元782年，政府以筹措军费为名，向长安金融市场勒借二百万，商人为之罢市，政府不得不让步，可见市民有相当力量了。但唐宋大动乱后，进步经济萌芽又被动乱所摧毁。五代时没有一个政府不是穷困的。唐代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在南来和元代就消失了。唐代的柜坊中，有类似近代银行的萌芽，宋以后竟变成了赌坊，元代就完全消失了。
宋代的城市和商品经济是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印刷得十分精美的纸币。铸钱数量，数十倍于唐，对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日本就使用宋代的货币为国内通货。据日本出土的自唐至明五十五万三千枚中国货币来看，其中百分之八十二点四是北宋钱。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沈括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他对神宗说：“钱利于流借。十室六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这一最基本的货币流通规律，欧洲到十七世纪才由洛克发现。但随着宋朝的灭亡，沈括的理论再也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纸币使用也是这样。开始使用纸币的时间，法国是1716年，英国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而俄国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欧美使用纸币比我国要晚五、六百年。我们在前面谈到过元代有一系列的货币制度，其中某些是相当成熟的。但元灭亡以后，那些可以进一步完备的货币管理制度并没有完全继承下来。这说明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了，会产生一些进步的萌芽。但是，即使是这些种子发芽了，有的发育成幼苗了，但它们注定要在周期性的大动乱中夭折。
急风暴雨似的周期性大动乱，不仅一次又一次地把经济结构中萌发的新因素幼苗摧残了，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生产技术发展所必要的积累过程。
我们知道，生产力的进步需要有生产技术的积累，产品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就以钢铁生产来看，只有钢铁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积累到一定量以后，才能普及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才能在经济结构中发挥重要影响。而这种积累在古代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显然，周期性大动乱对生产力的积累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欧洲封建社会每隔两三百年也来一次大破坏，其生产力也不可能发展到足以产生资本主义。
近年来有的同志在铁产量上做了些统计（表8）。统计表明，我国铁产量随着大动乱而明显地波动着。宋代铁产量比唐代有一个大的进步，但经过战乱和分裂．南宋产量就降到了唐的水平。到元代铁产量仍然未达到北宋水平。明代有个大发展，高出北宋一倍多，使我国的铁产量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到十七世纪，俄罗斯铁产量在其他各国中最多，也只不过为二千四百吨，与我国永乐初年铁产量九千七百吨相比，数量质量都相差甚远。但到清代初期，经过明末大动乱，再加上政府严禁开矿，冶金业衰落了。康熙皇帝于公元1675年还谕令：“闻开矿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对于不能封闭的冶铁厂，则抽十分之二的重税。到乾隆时，全国合法的铁矿厂只有九十三处了。
航海业更是如此。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对本国人民的残酷压榨和对东方的血腥殖民掠夺的基础上的。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又和地理大发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地理大发现则以航海业的进步为前提。西方地理大发现以前，我国的航海业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早在唐宋，我国的远洋航海就极为发达了。明代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古世界史上航海事业的盛举。郑和的船队出海人数多达两万七千余人，组织严密，分工细致。宝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一次就有六十二艘船的大型船队远航。宝船曾达红海海口和东非海岸。当时无论造船还是航海技术，我国都是遥遥领先的。造船的吨位数，我国是七百吨位，印度才有三百吨，而半个多世纪者著名的哥伦布才不过几十人驾着一百吨位左右的海船开始了冒险事业。按说凭郑和的船队及航海技术，是有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的。但是，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不久，航海业就因禁海运而衰落了。清代限定沿海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超过一丈，出洋贸易的海船仅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时间一晃，又是三百年过去了。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崩溃，又到复苏繁荣的王朝大轮回。而西方却在这三百年间迅速发展起来，开始了对东方的殖民。不进步就要挨打，失去了时间就可能被列强侵略，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喻为近代文明发展前提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项伟大的技术发源于我国。特别是火药传到西方后，对摧毁封建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伟大发明在自己故乡的命运又如何呢？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说过：西洋人用火药做武器，而我们却用来做鞭炮；西洋人用罗盘来航海，而我们则用它来看风水。
我国发明火药后，也曾用于制造武器，并不仅仅为了辟邪驱鬼和游乐。宋代开封就有兵工厂，称为“广备攻城作”。公元1040年，《武经总要》里记载了三种火药配方，为世界上最早的火药资料。火药武器用于战争最早的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当时火器被用于镇压蜀民作乱。而外国用火器作战，最早为1247年的Leon之战。明代火器曾广泛用于军备。明末军营编制里，除一千人为骑射外，其余均为火器手。火器装备普及到一营兵的三分之一左右。嘉靖时，陕西总督曾铣说：“每一营（五千人大营）其用霹雳炮三千六百杆，合用药九千斤，重八钱铅于九十万个，……，大连珠炮二百杆，合用药六百七十五斤，……手把铳四百杆……盏口将军一百六十位。这是何等强的火力和先进的装备啊！当时明政府建立了规模相当大的军火工业及供给机构。宣宗时熹峰口外御清兵之战，就是用火器打胜的。史书载，清太祖被“铁铳击之，所伤甚重”，后来身亡。另一方面，明廷因为怕“外夷”掌握威力巨大的火器，往往是在士兵临上阵时才发给火器。士兵平时没有受过使用火器的训练，打仗时不会用。于谦在他的《建置五团营疏》里，曾建议平时就把“枪炮”发给士兵，使火器真正成为他们的长技。但是，后来封建政府却以此为借口杀了他的头。随着明朝灭亡，先进的火器技术也慢慢落后甚至被遗忘了。当外国的洋枪洋炮打入中国时，手持弓箭长矛的清军士兵已不识其为何物了。他们怎么能想到这些新式武器正是从我国的火器技术不断改进发展而来的呢？中国的悲剧在于：这些先进技术在生产、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往往受到大动乱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而中断了，但与宗法一体化结构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奇特而又畸型的用途，却不会失传。于是用罗盘看风水，用鞭炮驱邪辟鬼，反倒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周期性大动乱割断了生产力的积累发展，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生产技术、科学发明失传的特点。失传使得后代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去研究前辈的发现，为发掘被湮没的科学技术文明而耗去宝贵精力。最著名的例子是指南车一次一次地发明又一再失传。有人把历代制作指南车的人列了一个表（表9）。指南车为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机械。它在中国历史上吸引了如此多的科学发明家和能工巧匠，使他们在这种反反复复的再发明中耗尽了精力。
近年出土的秦青铜宝剑，历时两千余年仍熠熠闪光。经分析鉴定，其表面有一层防腐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而用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德国人是1937年、美国人是1950年才做到的。这种技术随着秦王剑埋藏了两千年。另一个惊人的例子是《几何原本》的翻译。明末利玛窦曾口译《几何原本》，由著名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笔录。但十五卷本的《几何原本》只译了前六卷，利玛窦就不干了。利玛窦说：“请先传此。使同志者习之，果以为用也，而后徐计其余。”利玛窦似乎不相信译著会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什么大影响。当时有远见的徐光启急欲传播科学知识，也深知这一中断就不知会拖到何时，他感慨地说：“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的确如徐光启感慨的那样，明朝一灭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清末数学家李善兰才译出了后九卷。但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传到日本，影响甚深。而且，日本人研究《几何原本》的著作也已问世。一本西方自然科学名著传入中国，仅翻译时间就前后中断两百年，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始于何时的讨论，我们就会理解何以史学界意见分歧这么大、时间跨度这么长了。问题在于，无论是说萌芽起于宋，还是起于明清，它们都在周期性大动乱中遭受浩劫，萌芽也一次又一次顽强地萌发起来。可悲的是，它们只不过是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是没有新果实的耕耘。尽管从历史发展总体过程来看，历代王朝的生产水平处于缓慢的上升发展中，即后期封建王朝的生产水平和生产关系，都比前期王朝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但这种前进是在一次又一次毁灭后的复苏，遗忘失传后的再创造中缓慢实现的。前进的道路是如此迂回曲折，不得不由一代又一代人反反复复地去走。伟大的有创造性的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边创造了无比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一边迈着沉重的步子行走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以至于两千余年，一直到清代鸦片战争，中国社会仍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
6．9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用超稳定系统的理论来总结一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和长期延续的原因了。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控制论、系统论中超稳定系统的行为曲线一般如图16。
其中，波峰状态为系统稳定时期，波谷为不稳定时期。超稳定系统一般都具有两重调节机制。一重调节机制在其稳定时期调节内部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重调节机制在第一重调节机制失灵时发挥作用，即用振荡方式消除不稳定因素，使系统回到原有状态。凡是具有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不论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还是社会，都具有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我们把中国封建王朝盛衰变迁过程依照时间顺序画出来，就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图17）。显然，它和上图所示的超稳定系统一般形式很类似。
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重调节机制在王朝稳定时期起作用，它主要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运用国家机器强控制，使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保持适应态，同时这种强控制也抑制着可能引起结构变异的新因素萌芽的成长。当第一重调节机制被其自身异化的无组织力量腐蚀而丧失功能时，第二套调节功能就发挥作用了，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扫荡了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摧垮无法维持下去的旧王朝，在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生剧烈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新因素也受到了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过程也中断了。宗法一体化结构在此基础上完成新王朝的修复和重建。两重调节机制交替发挥作用，保持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的稳定。显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超稳定系统。
应该看到，任何社会组织都是某种稳定系统。所谓稳定性，一方面是指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结构要保持某种相互适应的调节关系，使社会能以某种秩序维持下去，生产得以发展。那种不具稳定性的社会结构，正如生物中不适应环境的变种那样，很快就会被淘汰，被历史演变的洪流冲走。另一方面，一般的稳定系统并不能达到超稳定性。因为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任何稳态结构内部都会出现不适应，出现它固有的组织框架不能容纳的新内容的时候。这时，社会就不稳定，向着新的稳态逐步演化。而超稳定结构比稳态结构多了一重调节机制。在不可抗拒的发展变化潮流中，它内部的作用机制不是使新因素逐步建立新的协调关系，而是以周期性大振荡的方式消除对原有状态的不适应因素，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态。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史表明，大多数社会结构都属于稳态结构。超稳态系统是不多的。
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态模型。它在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稳定性的同时，又肯定了社会内部的不断发展变化，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和周期性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这个动态模型表明，如果我们把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割裂开来看，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能成为终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机制，表现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
超稳定系统结构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停滞，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和教训呢？
如果具有历史眼光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谴责中国封建社会超稳系统所造成的停滞性。因为，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和国家陷入分裂和动乱的黑夜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缔造出独特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尽管它是一种保守的停滞性的结构，但它内部有着顽强的难以摧毁的生命力。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象中国封建社会那样保存了那么多、那么完整的信息。是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历史的奇观，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独特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压制创造性的协调会造成长久的僵化，依靠强控制得来的暂时的繁荣会造成长期的停滞，在小农经济上组织起来的官僚网带来了毁灭性的动乱，以扼杀个性为代价实现了个人、家庭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思想，虽抵制了宗教的滋生，却可变为保守的思想体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具有足够的弹性的；一方面它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要相互协谐适应；另一面又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高度地一体化，用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相结合的强大调节能力去控制一切领域，这样强控制的后果必然是可悲的。因为它在社会稳定时期有效地遏制了新因素的萌芽，而它在解体时又采取脆性崩溃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是既不利于新结构的成长，又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一句话，一体化强控制不利于社会结构的进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告诉人类：最重要的是有积极的创造精神，开明的态度。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都会老化，关键在于我们对新因素的萌芽应有一种扶植爱护的态度，使潜结构能够在探索中成长起来。这样，它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取代旧结构，社会结构才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