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条件。我们在第六章中还提到，新社会形态的诸因素只有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相互调
节的结构时，才能壮大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重要原理的。
理解这一原理并不困难。因为社会结构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经济结构、政治结
构、意识形态结构都是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形成的。在每一个
人身上，这几种活动都是基本统一，必须相互协调的。不可能想象在三种活动矛盾冲突
很大时一个人怎样生活。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只是这种原理的普遍化而已。
9．5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结构组合
我们把9.3部分第（3）条运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多
样性的结论。列宁早就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
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
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
的区别……”。这说明，在一定社会生产水平上，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具有多样性，从而
显示出结构形态的千差万别。
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一切复杂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同样的环境，生物可以用
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它。在水中呼吸，鱼类通过鳃，蛙类用肺泡组织，而鲸鱼则依靠能够
经受巨大压力并长期保存空气的肺。社会结构复杂得多，相适应的方式也更为丰富。
在世界史中，因子系统适应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与
古埃及奴隶村社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宗教和法老权力的合一，意识形态结
构是以阿蒙神为中心的多神教。与古印度奴隶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种姓制度、
贵族和王权，意识形态结构是婆罗门教。在古罗马与其奴隶制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就
有两种：共和制和帝国。适应方式不同，又可以造成子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罗马共和
国的经济结构不仅包含大量奴隶劳动，而且还存在不少自耕农经济。自耕农是罗马共和
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来源。这样，就必须调和贵族与自由民之间的冲突，以保证对奴隶
们的统治，就必须用共和制的办法，并防土贵族把自由民自耕农变为债务奴。这种调节
方式决定了政治结构取共和制形态，它保持自耕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到罗马帝
国时，经济结构中自耕农成份就相当少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大地产出现。罗马自由
民的尚武精神也衰退了，国家的军事力量改为依靠职业雇佣兵。这样，它演变为皇帝加
上由贵族和商人阶层中的人组成官僚阶层的帝国制。可见，罗马共和国制是与奴隶经济、
自耕农经济相适应的，而罗马帝国是和大地产、商业的奴隶经济相适应的。这是两种不
同的适应结构。
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日本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
基本类似，但也有差别。同样是庄园制经济结构，西欧庄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统一的，
都属于封建领主，日本幕府时代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属于幕府将军，而不属于庄园领主，
地租占有者是“地头”，江户时代“大名”则是地租的直接占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
别呢？很明显，这是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儒家“忠君”的伦理观念的
调节作用，所以日本武士可以接受一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封建制度。儒家观念和
宗法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经济结构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是
稳定的。而在西欧，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保持对上帝的忠诚。这样也就出现“我附庸的
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在欧洲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统一才是稳定的。可见，欧洲
和日本封建社会尽管比较类似，但两者的意识形态有差别，由于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
用，所以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差别。
从已有的社会结构出发，来分析它们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容易的。控制论、系统论
能否从理论上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适应方式及其社会稳态结构呢？原则上说，这应该是可
能的。这就是使用结构组合方法。
我们把问题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考虑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
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最基本的子系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少种可能的结构，并将
三者组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步，这些可能的结构组合中，哪些结构
组合是稳态结构，是可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稳
态结构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主要有两种，即大一统
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局面（分裂的政权形式又是多样的）；经济形式有两种，
即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和庄园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则有儒家和道家。
每个子系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共有三个子系统，那么存在着多少组合的可能性呢？
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求出：23=8。这八种结构组合中，只有我们在本书分析过的两种结构
为稳态和亚稳态：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儒家正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
形式，是超稳定的；另一种是持续了两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其结构组合形式
是类似在园制的经济结构，玄学和佛教占上风的意识形态，分裂的政治局面。除了这两
种结构组合外，还有两种组合方式也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但不是稳态结构，如汉初
的社会结构（如图31所示），唐代灭亡后和五代十国社会结构（如图32所示）。这两种
结构不能形成相互调节而保持稳定，所以是变化中的一种暂态，因此不能算作中国封建
社会的结构，它们很快就演化到稳态结构中去了。另外还有四种组合方式为：庄园经济
十儒家正统十分裂；庄园经济十佛老学说十统一；庄园经济十儒家正统十统一；地主经
济十佛老学说十分裂。这些组合形式更不稳定，其结构内部各子系统没有相互调节保持
自身稳定的适应性，即使在历史上出现过，也只是更为短暂的一瞬，所以这些组合不能
称为适应的多样性结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结构组合的可能性，并知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
我们就能从理论分析中求出有多少种不同的稳定结构。显然，上面的例子是过份简单化
的。在世界文明史中，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可能的结构都决不只有两
种，而是有许多种。而且我们没有考虑内环境的结构。如果用9．2部分图29来分析结构
组合可能性，并把自然．环境也看作与社会相适应的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n1、
n2、n3、n4、n5种结构，则结构组合共有n1Xn2Xn3Xn4Xn5种，由此可见结构组合是十分
丰富而复杂的。在这许多组合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不可能存在？这就要根据历史条
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9．6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破坏了系统的适应性
剖析社会结构适应性和多样性往往不能使人满足。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结构演
化。社会某一种稳态结构怎样被破坏？新的稳态结构又怎样取而代之？
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政治、意
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种无组织力量破坏了社会
结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状态。这种分析是不是可以推广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来说，
其内部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是否可以提出如下重要假设呢？即无组织力量的
增长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断削弱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翻开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深信，没有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永远稳定地存在
下去。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不仅中国封建王朝
的更替说明了这一点，古埃及王朝的周期性盛衰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莫拉比曾在巴比仑
建立伟大的帝国，然而不到三百年也衰落了。古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在世界史中颇为突
出，但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当然，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很多帝国的灭亡是军事征
服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在被征服前已经走下坡路了。拜占庭帝国被土耳
其人征服前一百多年就已衰落。蒙兀尔帝国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登上印度大陆前已处于
四分五裂之中。汤因比很形象地作过一个比喻，它们在被征服时早已不是原来武功赫赫
的战士，而只是一具满身被挂的尸体。为什么任何盛大的文明都会相继衰落呢？
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历史研究者往往可以列举很多原因：农奴制的兴起；
商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内战和剥削使人民不能忍受；基督教的传播；蛮族人侵；等
等。但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不出现呢？实际上，罗马帝国
后期的社会危机恰恰同是出于造成罗马帝国强盛和繁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危机是这-社
会结构在调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结果。它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有
一致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化盛致衰的过程中发现；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
拒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什么叫调节积累效应呢？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
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
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
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
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
于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
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正是调节积累效应的表现。调节积累效应在别
种社会结构中也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罗马奴隶制大帝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不断把大量金币投入流通中，这种措施是
保持商品经 梅 荣的必要手段。从短期看来，这一调节是有效的。但它也造成了长远的
危险，市场经济越来越依靠于金银矿的开采。一旦金银来源枯竭，整个流通领域就显得
投有活力了。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把金银矿的枯竭看作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这一判
断虽有些偏颇，但显然不失是调节积累效应之一例。罗马人信奉以朱比特为首的多神教，
这对维持尚武精神是很有用的。它是罗马军团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调节力量。但用武力建
立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后，罗马文明对贵族、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产生腐蚀作用，它使得
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传播，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军队战士不得不从蛮族中雇佣。征服
的后果破坏了征服的武器，这也是调节积累效应。
苏末尔人最早开发了两河流域，创造出高度繁荣的两河流域文化。但他们并没有注
意环境生态问题，致使两河流域的沙漠化盐碱化日益严重。今天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
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石油的利用，建立了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系统，造成
了所谓经济奇迹。但是，当石油枯竭而其他能源又不能及时顶替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
。
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也是一种调节行为，在短期内常常取得一项又一项成功，但其积累
效应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它破坏人和环境的适应性，造成人和环境之间无组织力
量的增长。
第二，调节器官区扩大。无组织力量作为调节机制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
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
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
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调节器盲区会不断扩张。使用农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
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药就会使农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药性
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药
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
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这两种情
况都表明，调节语言区随着调节的使用不断扩大着。
对于社会结构的调节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封建社会如不实行宗法一体化调节，
人身依附关系就会不断加强，就会出现贵族化而导致分裂。但实行一体化调节又不能不
依靠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数就是土地兼并势力。他们一方面实行对社会的调节
，
另一方面又使调节器日益丧失功能。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护民官议制，宣布一系列法令，
限制贵族特权以协调贵族与自由民的关系。这种调节控制对于防止自由民沦为债务奴是
有效的，而对于自由民失去土地趋势却控制不住，最后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城市贫民阶
层，奴隶制度发生危机。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贵族领主不仅是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者，而且是这个地区的法官
、
行政首领和武装保卫者。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的调节器，但它也有盲区。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封建领主更愿意采用货币地租来代替实物地租。货币经济的发展会使领主们的
“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淡漠，对地方治安也渐渐置于脑后。这一切发展下去，欧洲封建
制度所固有的调节能力也就日益丧失了。
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使一个系统丧失调节能力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为什么任何生
命个体都会老化死亡？生命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但没有长生不老的生物个体。这正好
说明无组织力量在系统内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把社会组织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必然破坏系统的适应性导致其瓦解，作为
一个基本假设提出来，它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我们认为，对于任何
一种社会结构来说，它依靠自己的调节机制来维持社会结构的有序状态，但调节机制本
身有自发趋于无序的趋势，调节作用的异化有破坏自身调节功能的趋势，这就是无组织
力量增长的原因，它是社会稳态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
9．7潜组织的成长及社会发展的四种模式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除了原有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外，
还需要代表新的结构的潜组织不断成长。下面，我们举一个生态演化的例子，来说明无
组织力量的增长和潜组织发展的关系。
在一个水源充足的相对孤立的池塘中，鱼、水草、池塘环境构成一个相互适应、相
互调节的稳态结构。这一系统在维持结构稳定的调节中也会慢慢释放出无组织力量，如
鱼的新陈代谢，水草的光合作用，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是生态结构在
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它们不断沉积造成池塘的沼泽化，水越变越浅，使
得鱼、水草不适应环境。这时，旧结构就要让位于蛙类和芦苇等沼泽带的生态结构。这
就是生态结构的转化。原来蛙类和芦苇是池塘中的潜在结构，只是不占主导地位。随着
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结构适应性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取代旧结构而占主导地位
。
这种分析方法能不能用来研究社会结构演化呢？粗一看，不可能。因为社会结构的
演化不是自然界生态结构那种被动的演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必须考虑到人改造社会的行
动。
确实，组成社会这一系统的要素和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有根本的不同。人的行动是
有目的的，人会自觉地改造社会。正因为人的行为有目的性，所以西方有一些史学家认
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用来研究历史学。
这一理由表面上很有道理，但是，人的目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作为一种社会目的，
把亿万人组织起来的目的，绝不可能是随心所欲产生的。从大尺度历史演变来看，人行
动的目的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现社会结构运转的目的性。社会中亿万人每天
都在进行的有目的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它们是由社会需要向每个人提出的。人们
通过达到这些目的，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社会机器的运转。我们把它称为维系
旧结构稳定的目的性。第二类是人改造社会的目的性，如思想家思考理想社会模式，经
济学家进行经济改革，政治家企图改变体制等等。这是改变现社会结构，创造新结构的
目的性。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显然也不可能由人头脑中凭空产生，它来自于旧社会结构
的不适应性。也就是说，只有旧社会结构不适应时，才会激发人们去探讨旧社会结构是
否合理，去创造新结构，否则这一类目的是不会产生的。因此，从短期看来，目的性几
乎不能用结构演化来把握。但从大尺度研究来说，目的性必须从社会结构来把握。
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结合人类第一类目的性而言的。而第一类短期目
的性会释放出无组织力量破坏旧结构，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出现，这时，第二类目的
性就出现了。当社会改革方案实行，新社会结构建立，系统重新达到适应态时，第二类
目的性就消失。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概括为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的潜
结构成长，取而代之的过程。但社会的容量比池塘大得多，在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稳态
结构中总存在着多种新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当旧结构适应性很强、调节能力很大时，新
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处于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压制的地位。一旦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
一定程度、控制能力大大减弱时，新结构就会发展起来。最后取而代之。正如马克思所
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