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文明演化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排他的、达成最后真理的体系；它只是一个探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
—一梅林
10．1什么是社会结构
至此为止，我们一直是围绕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来展开研究的。人们自然会问：这种研究方法能不能推广呢？在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是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呢？
我们认为，把本书中用于解剖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法推广到世界史研究中去，这是值得探究的。要把这种方法进行推广，就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①是不是可以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关系，来把握其他的社会结构？
③怎样用系统方法来研究大致相当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③其他类型的社会，是否也象中国封建宗法一体化结构那样不断异化出无组织力量，从而使自身调节能力不断减弱而造成归结构的瓦解？
④如果社会结构不是脆性的，而是柔性的，旧结构又没有修复机制，那么社会演化又将采取什么方式？
确实，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本章将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我们从什么是社会结构这个问题入手。
社会结构这个概念，过去广泛被人们使用，特别是西方一些结构主义哲学家对其进行曲解，使得很多人对它的科学含义并不很清楚。
控制论在对某一类问题进行整体研究时，就将它称为系统，而把组成系统的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组织方式）称为系统结构。所谓结构分析，就是先确定系统由哪些基本要素组成，然后分析要素之间的某种稳定位联系和组织方式，从而从整体上把握系统行为。
这种分析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早就运用，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物质的分子结构？这里，分子就是系统，组成分子的原子是要素，分子结构就是原子间的相互关系和组织方式。水分子的结构，就是指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要素）组成，氢原子和氢原子按一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结构），（图26）。又如生态系统的结构，它包括组成这一系统的各要素——不同生物，及它们之间的食物链、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等关系。研究太阳系的结构，就是探讨太阳及九大行星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数学中结构的概念更为清晰和严格，图形的结构是指点、线、面之间的关系，数的结构是指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如函数、算法、运算等等。最著名的把握结构的数学方法是群论。对结构普遍意义的揭示，正是从近代数学开始的，它把结构分析法作为一种把握事物整体特征的一般方法，迅速引进各研究领域。
在掌握系统结构的概念时，必须注意两个条件。第一，这种关系是普遍存在并相对稳定的，它有一定的保持自身存在的调节能力；第二，这种关系把要素组成一个整体。这两个限制很重要，它构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结构现和唯心主义结构观的根本区别。我们仍以水分子结构为例来说明。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是否随便排列都能形成稳定的水分子呢？不，只有两个氢原子相对氧原子排成104o40'夹角，并且氢、氧原子之间、保持1.1Ao 距离时，水分子才是稳定的，才有保持这种结构的能力，并从整体上表现出水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氢、氢原子之间其他方式的排列，都不代表水分子结构。系统的结构并不是由研究者随心所欲地加以约定并与要素无关的。
其他系统也一样，都要满足于以上条件。我们可以借用这两个原则来分析社会结构。组成社会这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的要素是人和人创造的物质、精神产品。因此，社会结构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文明创造物之间的某种确定性关系和组织方式。对于第一个限制条件来说，只有那些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产品之间相对稳定并有一定调节能力保持自身相对稳定的关系，才是社会结构。在火车上或旅馆里一些人萍水相逢，又匆匆离开，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这虽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是社会结构考察对象。第二个限制条件则要求我们去剖析那些把人组成社会的整体性关系网。一般来说，形成社会结构的普遍关系是家庭血缘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文化关系，以及发生这些关系的方式和媒介。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千变万化、不断发展着的海洋，而社会结构则是社会生活海洋中相对稳定的岛屿。它只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水平上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借以在其中生活、生产的文明框架。文明框架并不等于丰富的社会生活本身，但它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产品之间关系的主要形态，并具体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文化传统等等，社会结构的研究，不是去诉诸全部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而只是着重探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方式及其演化。因此，这种研究必然采取大尺度鸟瞰式的特点。
举一个例子也许能更清楚地理解从社会结构角度来研究历史的含义。如果我们到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去游玩，除了少数残留地面的遗迹外，我们几乎不能发现它和普通农村有什么区别。当年的楼台亭阁早已不见了，这里变成了农舍、藕塘、稻田和芦苇荡，群蛙在咯咯地叫着。但我们如果从飞机上鸟瞰圆明园遗址，就会大吃一惊。将当年圆明园设计者绘制的蓝图和飞机上拍下的遗址照片一对照，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一百多年前的精心设计和布局历历在目。人们只要一看这幅照片，就可以断言它是一个辉煌的文明遗迹（图27、图28）。这是站在圆明园荒地上的观察者所不能获得的强烈感受。确实，圆明园可以给历史研究以一定的启示。历史是亿万人生活、生产、创造的洪流，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各种细节总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只限于细节或局部，或者只看到丰富而又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那就容易局限于人类短期活动的产物。如中国封建社会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同的，就是在同一朝代前期和后期也有极大的差异，而且因不同的地点、人、事和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出惊人的丰富性和可变性。但是，如果从结构角度来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就可以发现秦汉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具有宗位一体化结构，是一个具有双重调节机制的超稳定系统。它是我们民族两千余年间文明活动的轨道。
10．2宏观分析与建立模型
既然社会结构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和物又数以亿万计，关系错综复杂、变化万端，那么如何去把握它呢？这时，控制论往往来用宏观分析的方法。把组成系统的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分成几个不同的类，把每一类要素及关系看作一个有着内部结构的子系统，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代表着不同类的要素及关系之间的联系。
生态学研究往往应用模型方法。生态系统的要素是不同的生物个体、物种以及环境。但是，生物个体数目成千上万，如果把每一个生物个体都看作一个子系统，那么生态结构将复杂得难以入手研究。这时，科学家就把系统有关的生物划为某几类，有相同关系的归为一类，并把个体间千变万化的关系也分类，定型化为一种物种和另一种的食物链关系、共生关系等。这样得到的宏观模型相对简单，但又可以反映生态结构的本质。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借用这种宏观分析的方法。
社会关系网虽然错综复杂，但从宏观分析角度来看，可以分解为以下几张最主要的关系网。第一张是经济关系网。人必须赖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才能生存，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一种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它包括生产方式、劳动组织、货币、信用、交换、计划、超经济强制等等。第二张关系网是政治关系网。它包括人与人之间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虽然政治权力往往和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直接有关，但权力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力量，国家组织、军队、司法机构等等是它的具体形式。第三张关系网是思想文化关系网。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习惯心理以及宗教、信仰、世界观把人们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除此以外，还有家庭血缘关系。经济、政治、文化、血缘是把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四张基本关系网。
如果把这四张关系网分层次的话，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同一层次的，家庭血缘关系是低一层次的。
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越追溯得远古，社会组织中血缘关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随着社会的进化，血缘关系逐渐成为低一层次的关系，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所以我们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时，往往是利用1．8部分中图1所示的框图来表示结构。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都代表布及整个社会的某类关系网，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就是这三张关系网之间的联系。对于每个具体的人，他都同时隶属于这三张网。
还有一个问题，人与人所创造出来的某种内环境又怎样表示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层物质文明外壳，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层物质文明外壳也在加厚，它们是工厂建筑、耕地、工具、机械仪器、书刊报纸等等区别于自然物的文明创造物，反映着人类认识、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发展水平。这个文明外壳又可以叫作人类生活的内环境，具有历史继承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那样：“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物质文明外壳也看作一个子系统，人类通过这一子系统和自然界发生关系。
这样，我们分析社会结构时，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外面还有一层文明外壳（内环境），如图29所示。这个模型框图，是根据我们对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的理解，用宏观分析方法画出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物质文明外壳在一天一天地增厚的。它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它促使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以适应它的发展。在古代，人类社会的某些阶段（如封建社会），生产力进步相对缓慢，物质文明结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这样，我们往往可以把物质文明要素分类归入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使分析得以简化。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研究，正是采用简化了的方法，并把重点放到社会结构内部的三个子系统中。但最，在近代社会生活中，或者研究人类文明大尺度转化，就不能不特别考虑物质文明结构的巨大影响。
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应用控制论方法研究物质文明外壳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关系以及它们演变的历史，是一个重要的、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但由于本书论题的范围所限，不能进一步展开讨论。
10．3稳态结构及其适应性
我们把社会结构分为几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以后，怎样进 一步分析它呢?一种情形是力图用单向因果的方法来研究它，如认为其他子系统完全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这虽然也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精确的方法；所以在强调反作用时又常常引起混乱。控制论认为，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这一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十分明显。恩格斯明确提出过系统问题。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系统，物体的一种总的联系”。
为了说明控制论方法的这个重要特点，我们分析由森林鹿和少见的鹿的捕食兽共存的生态系统作为例子（图30）。显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互为因果的系统，可不可以用单向的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来研究呢？我们认为是不能的。1907年，美国开巴高原大约七十万亩的森林中，有大约四千只鹿和一定数量的狼、山狮等捕食兽。如果用单向因果关系来分析，那么显然，捕禽兽的存在是鹿的数量不能增加的原因。人们为了增加鹿的数量，以为只要消灭了捕食兽就行了。1924年，捕食兽几乎被杀绝。果然，在很短的时期 内鹿的数量猛增到十万只。然而，结果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十万只鹿几乎把森林吃光，大批鹿饿死了。整个系统迅速趋于另一种结构；森林毁灭，鹿和捕食兽都近于灭绝。
可见，对于一个互为因果的系统，是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寻找单向终极原因的。事实上，鹿、捕食兽、森林三者是互相依存的。它们各自的数量（或面积）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相互适应才能共存。在整体上说，不存在一个子系统的数量最终决定另一个子系统的数量的情形。相对稳定的适应态可以简单地描述如下：森林的生长速度要跟得上鹿群等消耗植物的速度；鹿被吃掉的数量和鹿的繁殖速度大致相同；捕食兽维持在鹿群刚好养活它们的水平上。这种相对平衡的状态，称为系统的稳态结构。离开这种稳态，整个系统就解体了。
当外来干扰不大时，系统内部存在的调节作用会自动趋向适应态。如鹿的数量超过了适应态所允许的范围，就会使得捕食兽因食物丰富而相应增殖。但捕食兽增多又反过来使鹿的数量减少。鹿的数量减少又使捕食兽自动减少。这样，通过复杂的互为因果关系，鹿和捕食兽的数量又都拉回到适应态。三者是通过相互制约保持各自稳定的。只要外来干扰没有大到这个系统内在的调节机制不可克服的程度，系统的稳态结构就不会打破。但是，如果人们大量枪杀捕食兽，就会造成原来稳态结构的破坏。但这一系统仍要趋向一个新的适应态，即森林面积很小，鹿很少，捕食兽很少的状态。这一状态三者的关系也是相互适应的。自然界大量存在的生态系统一般都有自己的稳态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情况要复杂得多。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共同之点。我们知道，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互相适应的关系。控制论指出，不管这些系统的内容怎样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如下四个特点：
（1）各子系统相互适应时，整个系统达到某种稳态，各子系统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各自保持自身的稳定。我们不能把系统的稳态结构归结为某一子系统的稳定不变。
（2）稳态结构是一种动态模型。各个子系统完全适应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子系统常常因内部变化、外部干扰等原因偏离适应态。但是，因为系统具有调节功能，一旦偏离发生，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关系就会使它们重新趋向适应态。因此，系统的动态模型一方面包含丰富和多变的内容，但同时又承认某种稳态结构是一定时间内系统存在的主要状态，不稳定只是暂态。对于社会结构来说，这就意味着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生产水平下，社会都必须有某种稳态结构存在。社会长期处于不稳态就意味着瓦解。
（3）系统稳态结构的多样性。在上面举的那个生态系统的例子中，至少有两种适应态：一种是森林面积大、鹿多并有相当的捕食兽共存；另一种是森林大量破坏，鹿很少，捕食兽更少。控制论、系统论指出，对于复杂系统（一般称为非线性系统），适应态是多于一个的。在不同的适应态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方式不同，子系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4）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的条件是：旧稳态结构瓦解，新稳态结构在旧稳态结构内已形成，并有力量取而代之。
读者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前八章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的探讨中贯穿着这些原则。下面，我们就利用这些原则来分析社会结构及其演化的一般模式。
10．4 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把本书9．3部分（1）、（2）两条运用到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就会得到一个重要结论：一个社会能否以某种稳态结构存在，取决于它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相互调节功能，即：任何一种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与它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如此。如果这种调节能力丧失，那么社会的稳态结构就会瓦解，三个子系统都将不稳定。我们称此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
据我们理解，很明显，上述原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原理。但是，有不少人片面理解这一基本原理，导致了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曾批评说：“青年们有时过份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就拿中国封建社会来说，经济决定论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形态归结为是由地主经济决定的。当人们进一步追问地主经济出现的原因时，又可以追到农业生产水平以及牛耕和铁器生产工具的使用。这样，顺着单线往下追，就追到了某种与所论问题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因素上去了。
这就好比把鹿的数量归为由捕食兽的数量终极决定那样，引起极大的混乱。我们认为，社会结构的调节原理可以避免这种混乱。
人们常把经济基础看作一定的政治、文化结构成长的土壤，这个比喻是很好的。只要用系统调节的观点来加以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常识告诉人们，没有土壤就不会有森林。但反过来问。没有森林（和其他植被）会不会有土壤呢？作为一个局部来看，似乎是土壤先于森林的。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森林的砍伐毁灭，就会使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的调机制破坏，土壤也会流失。这里役有单纯的终极原因。有人会进一步说，虽然森林可以保持土壤的稳定，但毕竟土壤是先于森林而存在的决定因素。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错觉。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地球上土壤的起源，就可以发现土壤和植被（及其他生物）是相互调节、相互促进；同时起源、发展、演化的。
在地球还未形成生物圈以前，只有原始海洋和岩石，并没有土壤。近代对生物圈的研究证明，生物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生态系统进化过程，土壤和植被就是在相互作用中才各自形成的。首先经历苔藓期。苔藓的光合作用不断合成有机物，它的死亡和生长，使土壤层日益加厚。经过漫长的进化，直到形成盛林期。土壤肥力和厚度足以供给巨大森林的生长，而森林又保持土壤有机物的稳定并调节气候，达到生态学中所谓的顶极状态。所以，对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时，系统内部的关系是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
根据社会结构调节原理，一定的经济结构只有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才是稳定的，才不会被历史的流水冲失。例如，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制度的经济结构必然造成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利益的对抗，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调节，奴隶制经济结构才不会由于内部的对抗而解体。当然，具体的调节方式对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斯巴达是军事民主制，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结构。它们都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调节各种关系。在奴隶社会中，严禁出现债务奴的法律，自由民统一的宗教信仰、荣誉感对保持自由民的团结十分重要，而否认奴隶的人格，把他们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又为奴隶主对奴隶进行超经济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样，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国家统治，必须依赖于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但没有国家调节力量就不可能维持大量自耕农的存在。
在魏晋南北朝的亚稳态结构一章中，我们已证明亚稳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只不过方式不一样而已。
欧洲的、日本的、印度的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也都存在着自己的相互调节方式，从而保持了稳定形态。基督教认为经商致富是一种罪恶，这种观念对保护自给自足的贵族庄园制经济起到调节作用。一直到十二、三世纪时，欧洲封建社会大多数商人为犹太人。如果没有贵族政治制度，领主经济也不会长期维持下去。甚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调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都是保持其经济结构稳定的重要条件。我们在第六章中还提到，新社会形态的诸因素只有相互结合，形成一种相互调节的结构时，才能壮大发展，也是基于这一重要原理的。
理解这一原理并不困难。因为社会结构都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都是通过人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思想文化活动形成的。在每一个人身上，这几种活动都是基本统一，必须相互协调的。不可能想象在三种活动矛盾冲突很大时一个人怎样生活。社会结构调节原理，只是这种原理的普遍化而已。
10．5社会结构的多样性与结构组合
我们把9.3部分第（3）条运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多样性的结论。列宁早就强调过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这说明，在一定社会生产水平上，社会结构适应方式具有多样性，从而显示出结构形态的千差万别。
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一切复杂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同样的环境，生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适应它。在水中呼吸，鱼类通过鳃，蛙类用肺泡组织，而鲸鱼则依靠能够经受巨大压力并长期保存空气的肺。社会结构复杂得多，相适应的方式也更为丰富。
在世界史中，因子系统适应方式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社会结构的例子俯拾皆是。与古埃及奴隶村社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宗教和法老权力的合一，意识形态结构是以阿蒙神为中心的多神教。与古印度奴隶制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是种姓制度、贵族和王权，意识形态结构是婆罗门教。在古罗马与其奴隶制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就有两种：共和制和帝国。适应方式不同，又可以造成子系统内部结构的不同。罗马共和国的经济结构不仅包含大量奴隶劳动，而且还存在不少自耕农经济。自耕农是罗马共和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来源。这样，就必须调和贵族与自由民之间的冲突，以保证对奴隶们的统治，就必须用共和制的办法，并防土贵族把自由民自耕农变为债务奴。这种调节方式决定了政治结构取共和制形态，它保持自耕农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到罗马帝国时，经济结构中自耕农成份就相当少了，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大地产出现。罗马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也衰退了，国家的军事力量改为依靠职业雇佣兵。这样，它演变为皇帝加上由贵族和商人阶层中的人组成官僚阶层的帝国制。可见，罗马共和国制是与奴隶经济、自耕农经济相适应的，而罗马帝国是和大地产、商业的奴隶经济相适应的。这是两种不同的适应结构。
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解释很多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知道，日本与西欧封建社会结构基本类似，但也有差别。同样是庄园制经济结构，西欧庄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统一的，都属于封建领主，日本幕府时代土地所有权基本上属于幕府将军，而不属于庄园领主，地租占有者是“地头”，江户时代“大名”则是地租的直接占有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很明显，这是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正因为儒家“忠君”的伦理观念的调节作用，所以日本武士可以接受一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封建制度。儒家观念和宗法关系的调节作用，使得这种管理权与所有权不统一的经济结构在日本封建社会中是稳定的。而在西欧，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保持对上帝的忠诚。这样也就出现“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在欧洲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统一才是稳定的。可见，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尽管比较类似，但两者的意识形态有差别，由于意识形态结构的调节作用，所以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差别。
从已有的社会结构出发，来分析它们适应方式的多样性是容易的。控制论、系统论能否从理论上来分析可能出现的适应方式及其社会稳态结构呢？原则上说，这应该是可能的。这就是使用结构组合方法。
我们把问题分两步来考虑：第一步，考虑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最基本的子系统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多少种可能的结构，并将三者组合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步，这些可能的结构组合中，哪些结构组合是稳态结构，是可以成为社会结构的。因为在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地区只有一种稳态结构为社会存在的主要方式。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主要有两种，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和分裂局面（分裂的政权形式又是多样的）；经济形式有两种，即有大量自耕农存在的地主经济结构和庄园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则有儒家和道家。每个子系统中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共有三个子系统，那么存在着多少组合的可能性呢？它可以用排列组合求出：2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要知道结构组合的可能性，并知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就能从理论分析中求出有多少种不同的稳定结构。显然，上面的例子是过份简单化的。在世界文明史中，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可能的结构都决不只有两种，而是有许多种。而且我们没有考虑内环境的结构。如果用9．2部分图29来分析结构组合可能性，并把自然．环境也看作与社会相适应的子系统，这五个子系统分别有n1、n2 、n3 、n4、n5 种结构，则结构组合共有n1Xn2Xn3 Xn4 Xn5种，由此可见结构组合是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在这许多组合中，哪些是稳定的？哪些不可能存在？这就要根据历史条件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10．6无组织力量的增长破坏了系统的适应性
剖析社会结构适应性和多样性往往不能使人满足。人们更为感兴趣的问题是结构演化。社会某一种稳态结构怎样被破坏？新的稳态结构又怎样取而代之？
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分析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个不可遏制的趋势。正是这种无组织力量破坏了社会结构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状态。这种分析是不是可以推广呢？对于不同社会结构来说，其内部的无组织力量是不同的。但是，是否可以提出如下重要假设呢？即无组织力量的增长是普遍存在的，它不断削弱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的适应性。
翻开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深信，没有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永远稳定地存在下去。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会灭亡。”不仅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说明了这一点，古埃及王朝的周期性盛衰也证明了这一点。汉莫拉比曾在巴比仑建立伟大的帝国，然而不到三百年也衰落了。古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在世界史中颇为突出，但也不可避免地灭亡了。当然，历史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很多帝国的灭亡是军事征服所致。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在被征服前已经走下坡路了。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征服前一百多年就已衰落。蒙兀尔帝国在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登上印度大陆前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汤因比很形象地作过一个比喻，它们在被征服时早已不是原来武功赫赫的战士，而只是一具满身被挂的尸体。为什么任何盛大的文明都会相继衰落呢？
在分析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时，历史研究者往往可以列举很多原因：农奴制的兴起；商业手工业发展受到限制；内战和剥削使人民不能忍受；基督教的传播；蛮族人侵；等等。但人们会问，为什么这些社会问题在罗马帝国强盛时不出现呢？实际上，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危机恰恰同是出于造成罗马帝国强盛和繁荣的那些制度和政策，危机是这-社会结构在调节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结果。它和我们在本书中讨论的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有一致性。
我们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每个王朝化盛致衰的过程中发现；无组织力量增长不可抗拒可以归为两个原因。
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什么叫调节积累效应呢？实际上，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社会调节主要靠制度和政策，而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会带来复杂的影响。人们在考虑制度和政策时，只能从它们最主要的效果着眼，而对于它们在一定时期内不那么明显的副作用和不良影响，则不可能过多顾及。只要副作用看来不大，就是可行的。但长此以往，这种不良影响就会积累起来。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机构膨胀、腐败、正是调节积累效应的表现。调节积累效应在别种社会结构中也存在，只是形式不同。
罗马奴隶制大帝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不断把大量金币投入流通中，这种措施是保持商品经济繁荣的必要手段。从短期看来，这一调节是有效的。但它也造成了长远的危险，市场经济越来越依靠于金银矿的开采。一旦金银来源枯竭，整个流通领域就显得投有活力了。有的历史学家甚至把金银矿的枯竭看作罗马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这一判断虽有些偏颇，但显然不失是调节积累效应之一例。罗马人信奉以朱比特为首的多神教，这对维持尚武精神是很有用的。它是罗马军团和政治制度的有效调节力量。但用武力建立罗马奴隶制超级大国后，罗马文明对贵族、自由民的尚武精神产生腐蚀作用，它使得理性主义和怀疑精神传播，导致尚武精神的衰落。军队战士不得不从蛮族中雇佣。征服的后果破坏了征服的武器，这也是调节积累效应。
苏末尔人最早开发了两河流域，创造出高度繁荣的两河流域文化。但他们并没有注意环境生态问题，致使两河流域的沙漠化盐碱化日益严重。今天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石油的利用，建立了以石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系统，造成了所谓经济奇迹。但是，当石油枯竭而其他能源又不能及时顶替时，前景是不堪设想的。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也是一种调节行为，在短期内常常取得一项又一项成功，但其积累效应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它破坏人和环境的适应性，造成人和环境之间无组织力量的增长。
第二，调节器官区扩大。无组织力量作为调节机制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随着调节的长期使用，这一盲区就会从小到大，不断扩张，最后失去控制。
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调节器盲区会不断扩张。使用农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药就会使农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药性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药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这两种情况都表明，调节语言区随着调节的使用不断扩大着。
对于社会结构的调节也具有类似的情形。中国封建社会如不实行宗法一体化调节，人身依附关系就会不断加强，就会出现贵族化而导致分裂。但实行一体化调节又不能不依靠封建地主知识分子。这些人多数就是土地兼并势力。他们一方面实行对社会的调节，另一方面又使调节器日益丧失功能。罗马共和国建立了护民官议制，宣布一系列法令，限制贵族特权以协调贵族与自由民的关系。这种调节控制对于防止自由民沦为债务奴是有效的，而对于自由民失去土地趋势却控制不住，最后出现一个越来越大的城市贫民阶层，奴隶制度发生危机。
在西欧封建社会里，贵族领主不仅是土地和农奴的占有者，而且是这个地区的法官、行政首领和武装保卫者。贵族政治是领主经济的调节器，但它也有盲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领主更愿意采用货币地租来代替实物地租。货币经济的发展会使领主们的“权利义务”观念日益淡漠，对地方治安也渐渐置于脑后。这一切发展下去，欧洲封建制度所固有的调节能力也就日益丧失了。
无组织力量不断增长使一个系统丧失调节能力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为什么任何生命个体都会老化死亡？生命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但没有长生不老的生物个体。这正好说明无组织力量在系统内的增长是不可抗拒的。
我们把社会组织中无组织力量的不断增长必然破坏系统的适应性导致其瓦解，作为一个基本假设提出来，它是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析为出发点的。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结构来说，它依靠自己的调节机制来维持社会结构的有序状态，但调节机制本身有自发趋于无序的趋势，调节作用的异化有破坏自身调节功能的趋势，这就是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它是社会稳态结构瓦解的内部动因。
10．7 潜组织的成长及社会发展的四种模式
系统由一种稳态结构向另一种稳态结构演化，除了原有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外，还需要代表新的结构的潜组织不断成长。下面，我们举一个生态演化的例子，来说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和潜组织发展的关系。
在一个水源充足的相对孤立的池塘中，鱼、水草、池塘环境构成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稳态结构。这一系统在维持结构稳定的调节中也会慢慢释放出无组织力量，如鱼的新陈代谢，水草的光合作用，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是生态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中释放出来的，它们不断沉积造成池塘的沼泽化，水越变越浅，使得鱼、水草不适应环境。这时，旧结构就要让位于蛙类和芦苇等沼泽带的生态结构。这就是生态结构的转化。原来蛙类和芦苇是池塘中的潜在结构，只是不占主导地位。随着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结构适应性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取代旧结构而占主导地位。
这种分析方法能不能用来研究社会结构演化呢？粗一看，不可能。因为社会结构的演化不是自然界生态结构那种被动的演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必须考虑到人改造社会的行动。
确实，组成社会这一系统的要素和组成生态系统的要素有根本的不同。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人会自觉地改造社会。正因为人的行为有目的性，所以西方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用来研究历史学。
这一理由表面上很有道理，但是，人的目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作为一种社会目的，把亿万人组织起来的目的，绝不可能 是随心所欲产生的。从大尺度历史演变来看，人行动的目的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现社会结构运转的目的性。社会中亿万人每天都在进行的有目的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它们是由社会需要向每个人提出的。人们通过达到这些目的，维系着社会结构的稳定，保持社会机器的运转。我们把它称为维系旧结构稳定的目的性。第二类是人改造社会的目的性，如思想家思考理想社会模式，经济学家进行经济改革，政治家企图改变体制等等。这是改变现社会结构，创造新结构的目的性。它又是怎么来的呢？显然也不可能由人头脑中凭空产生，它来自于旧社会结构的不适应性。也就是说，只有旧社会结构不适应时，才会激发人们去探讨旧社会结构是否合理，去创造新结构，否则这一类目的是不会产生的。因此，从短期看来，目的性几乎不能用结构演化来把握。但从大尺度研究来说，目的性必须从社会结构来把握。
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调节原理，是结合人类第一类目的性而言的。而第一类短期目的性会释放出无组织力量破坏旧结构，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出现，这时，第二类目的性就出现了。当社会改革方案实行，新社会结构建立，系统重新达到适应态时，第二类目的性就消失。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也可以概括为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新的潜结构成长，取而代之的过程。但社会的容量比池塘大得多，在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稳态结构中总存在着多种新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当旧结构适应性很强、调节能力很大时，新结构的种子和萌芽处于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压制的地位。一旦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到一定程度、控制能力大大减弱时，新结构就会发展起来。最后取而代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在第六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西欧资本主义结构怎样由萌芽出现直到最后取代了封建旧结构。这种演化方式是带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如此，奴隶制取代原始社会也是如此。潜组织成长的快慢、发育是否正常与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第六章中说明：由于宗法一体化结构是脆性的，对社会实行强控制，所以潜组织的萌芽成长十分困难。一般说来，一个社会结构脆性越大，控制得越严，潜组织壮大就越困难。另外，社会结构脆性大，它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采取崩溃式的解体方式，这对潜结构取代旧结构也是极为不利的，往往造成玉石俱焚的后果。在柔性的社会里，新结构一部分一部分地取代旧结构，就比较顺利。
总之，我们把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及其演化的方法加以推广，就可得到分析社会结构演化的一般模式。
这种分析方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社会象一个巨大的容器，在存在一个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未来组织的萌芽就包含在其中。社会的未来是在各种发展着的潜组织和原有社会结构中进行选择的。它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进步趋势，同时也指出，历史遵循着一条法则：如果没有足以取代旧结构的新结构成熟，那就势必复旧。因为人们不可能没有社会而存在，历史不能在发展中消失，除非一个民族在动乱中灭亡。综上所述，社会结构的演化在外来干扰不大的情况下，取决于四个基本条件：
①原有社会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快慢。如果社会结构子系统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关系不破坏，旧结构就可以保持下去。这时绝大多数人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持着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希望在这种结构中不断改善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只有当无组织力量使旧社会结构处于极不适应但尚未解体的状态时，人们才会牢骚满腹，思考着改革或去接受新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结构，其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具体内容、增长方式、增长速度都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