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旧结构中有没有代表新社会结构的潜组织，有几种潜组织，其生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旧结构是否实行强控制。强控制的程度不同，潜结构发育的难易也不同。
③旧结构瓦解对，无组织力量能否被杀伤，有没有完善的修复机制使旧结构重建。
①旧结构解体是脆性还是柔性？瓦解时有哪几种潜结构成熟了？竞争条件使哪一种取而代之？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可以提出四种最基本的演化模式。第一种：某种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十分缓慢，旧结构非常稳定，只要没有外来影响，就会长期保持下去。这种社会组织简单，规模相当小。人类在国家组织形成以前的社会结构，就属于这种静态停滞型的。静态停滞型不是指社会不发展，而是指它要经历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时间才能演化到新结构中去。
第二种：旧结构脆性很大，强控制十分厉害，潜组织成长极为困难。同时，社会被无组织力量（或其他力量）瓦解时，旧结构既没有自我修复的修复机制，新结构也不能出现，这时就会产生文明灭绝。人类早期文明曾有过不少灭绝型的。
第三种：旧结构有完善的修复机制，它有脆性与强控制协特点。其结构瓦解时能杀伤无组织力量，使旧结构再生。这种社会结构停滞性和周期性动乱同时出现，这就是超稳定系统。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这种“崩溃-修复”型的演化模式，在其他社会形态中也存在。
第四种：旧结构是柔性的，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潜结构不断壮大发展，并在社会的柔性瓦解过程冲逐步取而代之，确立了新结构。西欧封建制向资本主义演化就是这样。我们称之为取代型。在演化中，旧结构瓦解后往往有着不止一种可以确立的新结构，因此，演化图是呈树状的。如罗马帝国崩溃后，西罗马帝国演化到西欧封住社会结构中去了，东罗马帝国则是另一种社会结构。
必须指出，这四种类型是在不同文明相互隔离不考虑它们的相互影响下导出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不同社会结构之间、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这里列举的四种类型，只不过是一种高度简化概括而已。
10．8静态型社会组织
用“静态型”这个词来描述数万年内保持较原始状态的社会结构，我们总觉得不够理想。因为，人们很容易对这个词发生误解。我们只不过是借用这个词来形容某种内部适应性特队强、无组织力量增长特别慢的社会组织。它长期保存着自己的适应态而不向另一种形态转化。
生物学中有些物种可以称为静态型的。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以至于数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间保存了原始形态。这些物种被人们称为“活化石”。现在已发现多种静态停滞型物种，如与蝎子和蜘蛛有亲缘关系的剑尾类，目前仍在澳洲和北美海岸上活动着。一亿五千万年以前的牡项，其形状和滋味与今天在饭店里出卖的几乎一样。而海豆芽更是有了四亿五千万年的历史。
进化论表明，虽然大多数物种和环境相适应，但这种适应总是相对的。环境的变化和其适应能力的减弱，就会导致其原有的适应方式的破坏，在变异中选择那种具有新的适应性的物种，造成物种进化。那些被称为活化石的生物，它们与环境的高度适应一直没有破坏。到目前为止，活化石怎样保持自己的巨大适应性的机制，还没有统一的说明。但原始的静态的结构是存在的。人类社会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形。一般说来，社会组织越大、越复杂，内部调节层次就越多。与此相应，无组织力量也就增长得越快。也就是说，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否定旧结构、进化到新结构过程也就越迅速。这是社会进步呈加速度的原因。众所周知，人类已有三百万年左右的进化史，但真正称得上文明史的不过才数万年。其中，进入阶级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在这几千年里文明呈明显加速发展的趋势。如果我们考察那些人类早期的社会组织，即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组织方式的原始社会，就可以发现，它们内部分化很小，亲合力很强，无组织力量也增长很慢，它们和较大的社会组织发展相比，呈现出一种静态型。
公元1788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澳洲居留时，这里的土著居民至少已居住了三万年。他们约有三十万人，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这些土著居民被1688年、1698年两次抵澳的英国人威廉.丹皮尔称为“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为“他们除具有人形以外，和野兽没有什么区别”。1770年在澳洲东海岸登陆的英国海军船长詹姆斯·库克则指出：“他们生活于不受不平等条件干扰的宁静状态中：陆地和海洋自动供应了他们生活上必需的一切；他们不羡慕高楼大厦、家具等等；他们生活于温暖良好的气候中，享受非常新鲜的空气，因此，他们很少需要穿衣服”。这些描述，表明澳洲土著居民与他们生活环境的高度适应。
实际上，在史前社会任何部落内，无组织力量增长都相当慢。目前，我们还很难把握原始社会里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形式及速度，但是可以肯定，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社会组织也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本书9．2部分图29曾分析的社会结构的适应性主要表现为血缘组织、内环境和自然界这三者的适应，因而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内环境结构与血缘组织内。这样，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当然很慢，因为它主要是通过生物学因素和环境变化而积累起来的。只有当环境不利于原始人类生活时，也就是出现了汤因比所说的环境的挑战时，才使大多数原始部落解体，进化到新的社会组织中去。由于无组织力量主要出现在内环境中，所以它有时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手段加以克服（例如迁移）。这就发生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可能性：如果一个原始部落有可能采用某种办法克服无组织力量，那么它们就会比其他原始组织更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形态。非洲中部原始部落进化的停滞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年以前，非洲撒哈拉的苍苍沃野开始消失了，巨大的沙漠割断了南非与北非、地中海的联系。但这块神秘的大陆内仍有许多原始人类活动着。直到欧洲殖民主义者深入非洲大陆以后，他们仍保持着原始氏族的生活方式。这些部落与环境的适应方式不断迁移。著名的非洲史研究者巴兹尔. 戴维逊说：“那里的土地是这样的辽阔，并不发生要求在某个地方生产剩余食品的情况。古代的氏族在捕完当地的野生动物以后，就迁移到其他地方去。即使到了后来，当农业和金属时代的技术使某一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当地土地供应能力时，情况也是这样：部落分支脱离原来的部落，迁移到新的地区去。”
他还非常清晰明确地指出；“这种迁徙的过程肯定是不鼓励社会由一种形式发展到另一种形式的。”可见这些非洲部落的静态停滞是由两个条件造成的：一是大沙漠和热带森林使他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很少有外来干扰破坏他们与环境的适应关系；第二，他们不断迁徙和分化，克服了内环境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无组织力量，而保持了适应性。
10．9灭绝型文明
当无组织力量使旧社会结构瓦解时，如果没有潜结构成长起来代替它，旧结构中又不存在扫荡无组织力量的修复机制，那么就会出现最为可怕的后果：文明灭绝。现在人类文明是第三期的，第一、二期文明大多灭绝了。
一百多年前，美国考古学家约换. 斯特芬在美洲中部的约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里发现一座幻境般的城市。这里有巨大而壮丽的宫殿和庙宇，但荒无人迹，只有地老鼠在废墟中乱窜。庄严、雄伟的高塔耸立着，上面描绘着色彩辉煌的壁画。然而，令人毛骨耸然的蛇头在躦动，矫健的美洲豹在昂首阔步，它们是废墟的居民和卫士。这座被原始森林包围的空城就是古代玛雅文化循一个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玛雅人曾有非常发达的文化。他们把一年分为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并且还会计算日、月蚀出现的时间，以及月球、金星运行的周期。他们的天文知识比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人都丰富。然而，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六个世纪之前，玛雅文明就已经毁灭了。
公元1862年，法国考古学家梅·戴沃在叙利亚北部沙漠里发现了由巨塔、教堂、修道院、塔楼组成的“死城”。精美的考林斯式柱支撑着建筑物的拱顶。墙面、柱头上、过梁上都雕着十字架和代表基督的符号。更加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死城不是一座、几座，而是几百座！这些建筑物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但已没有居民，成为沙漠中“不可逾越的、被当地居民遗弃的地区”。当年这里是布满葡萄和橄榄树的青翠山岗，狂热的宗教信徒们曾蜂涌而至。为什么公元七世纪时繁荣昌盛的地区骤然衰落了，从此一千年再也无人问津？有人认为这是波斯人、阿拉伯人火烧斧砍、野蛮征服的结果。还有的历史学家则从生态学上提出，其衰亡是因为国家硬要在只适宜种单一作物（葡萄、橄榄）的丘陵上同时种植麦类，结果事与愿违。
非洲的大津巴布韦石头建筑遗址更令人吃惊，以至于人们根本不敢相信当地土著和这伟大文明遗迹有任何联系。那高耸入云的大墙围成一个个椭圆形的建筑，楼塔耸立。建筑材料是花岗岩，人们把这种坚硬的石头砍得象砖一样平坦，砌成坚如磐石的建筑，在这荒凉的土地上表现出一种庄严的不可抗拒的生命力。这些文化遗址分布在相当广泛的地区，显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家”。但是，它在十八世纪时荒芜了。本世纪初，人们已知道这样的废墟就达二百四十处。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南太平洋上复活节岛上巨大而又神秘的石像群；古代如花似锦的锡迈尼文化；传说中的海上帝国克里特文明；柬埔寨的吴哥城；等等。还有多少人类历史上灿烂的文明，由于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原因而灭绝了。它们留下了即使使用今天的技术力量来建造也是非常艰巨的巨大工程，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向我们宣布：今天的文明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永恒的。
近一百多年来，人类对自己的文明史越来越好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有不少证据说明，它们是在自己最繁荣昌盛时灭绝的。我们有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灭绝型文明也是由于无组织力量增长的结果呢？
研究灭绝型文明的难度相当大，有着语言、心理以及各方面的障碍。但有一些文明遗址，由于它们和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曾有着血肉联系，有大量史料可供查阅。这样，研究它们就容易得多了。汉代朔方垦区古代城市的衰落就是最好的例子。1963年，我国一支历史地理考察队来到荒无人烟的乌兰布和沙漠。他们发现了三座被流沙掩埋的古城。经考证，这就是西汉初年建立的临戎、三封、窳浑。汉代后，这三座城市消失了，一直是个谜团。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难以想象在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可以建立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发现，两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沃野，属于著名的朔方垦区。据记载，公元前52年，汉宣帝派人送呼韩邪单于回国，仅从这里运走赠送单于的边谷米粣就达二百多万斤。汉武帝时有数十万中原居民移居到这里。汉帝国为了在这里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在朔方以西的垦区设置的官吏就达五、六万人。历史地理学家们还找到了通天山南北的著名要塞——鸡鹿塞，这是当年王昭君出塞的地方、可是到了今天，那巨大的水利网以及农田和湖泊都消失了，到处是滚滚的黄沙。难道能把这巨大的历史变迁仅仅归结为气候原因吗？实际上，沙漠化是人类活动退却的结果。西汉末，匈奴南下，朔方郡开始衰落，大批百姓纷纷逃离。到了东汉，这个原有十多万居民的垦区骤减到一万人了。这里的水利灌溉系统无人维持，农田荒芜，人工垦植的植被萎缩，干旱的气候使得粘土层很快风化，粘土层下面的大片流沙翻了上来，渐渐淹没了大地。
表面上看去，农田荒芜是沙漠化的原因，匈奴南下又是农田荒芜的原因，那么我们是否能把汉代古城的衰亡归结为匈奴南下呢？我们在第七章中已分析过，少数民族的南下是由于汉帝国的自身衰落，汉帝国的衰落又是其内部无组织力量恶性增长的结果。表面上看去，沙漠狂风、干旱是人类不能在这里建立文明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一切倒是文明衰落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汉代古城衰落的过程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文明之所以在这里灭绝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使得旧社会结构瓦解。第二，旧结构瓦解后，由于无组织力量不能被消灭，就导致某种不可逆的结果。例如，长期农田荒芜导致沙漠化，而沙漠化可以被看作环境中的无组织力量，它在这种条件下是不能被消除的。这又使得这一地区恢复旧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中国封建王朝可以“死则又育”，但在某种地区不具备文明修复机制，就造成了这地区文明灭绝。汉代古城衰落对其他灭绝型文明的研究、会不会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呢？
固然，上例中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增长表现为沙漠化，但并不是所有的灭绝型文明中环境因素都这样明显。有的社会结构因为它极其脆弱，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但新结构成长不易。当在无组织力量增长的条件下它这脆性结构解体，而又没有修复机制时，它的文明就不得不灭绝了。但这里的环境并非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古老的文明遗址上，生活着一些极其原始的氏族部落，他们对那些灭绝的文明一无所知，与旧结构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他们又回到大自然中去，开始走那漫长的文明发展之路。
是的，在灭绝型文明中，在这文明尚未灭绝之时，人们对自己的繁荣和成功十分迷信，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结构中有不同的潜结构存在。它们过于单纯而僵化，以至在必然的衰落来临时没有可以取代它的结构，从而造成了灭绝。
历史通过文明灭绝告诫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功必须充分肯定，但又不能迷信。重要的是要善于保护那些代表前进方向的潜结构的成长。对只要是合乎规律的新生事物都要具有宽容和扶持精神，把它作为改善自己的结构，适应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一切潜结构，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自己的一切都视为神圣的不可怀疑的与永远不可改变的东西。在新的成功面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句古老的格言：“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10．10崩溃—一修复型：超稳定系统
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国封建社会演化的特点，它是动态停滞型的。这种超稳定系统结构，是不是六千年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呢？不。至少可以说埃及古代奴隶制王朝也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尽管中国封建大国和古埃及法老统治的奴隶制国家结构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一样，但是它们的社会的强控制和脆性、用周期性动乱消灭无组织力量、旧结构复苏这些起稳定系统的特征是类似的。
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七世纪，古埃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制大国。仅从古埃及法老们的陵墓——金字塔来看，那时社会组织程度是令人惊叹的。第四期王朝第二代法老胡孚修建的著名的大金字塔，共用巨石二百三十万块，每块重约二点五啦，塔底占地52900m2 。金字塔设计所用的教学和夭文知识也令人惊奇不已。在哈佛拾金字塔旁，有一座巨大的狮身人面石像，高二十二米，长五十七米，由一块夭城巨石雕成，一只耳朵就有两米长。以今天的技术去雕刻这样的庞然大物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至今为止，研究者们仍在争论着古埃及人怎样创造这些奇迹的问题。人们可以肯定，那时的经济一定相当繁荣，国家有极强的控制能力。
但这一繁荣并不持久，社会内部的无组织力量在增加，到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崩溃了，到处爆发了奴隶和贫民的大起义。从“伊浦味箴言”和“聂非尔列胡箴言”中，我们可以零星地知道古埃及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十年。阿明尼赫特一世镇压了叛乱，建立了统一的第十一王朝，这就是埃及中王国。中王国和古王国的结构很类似。动乱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中王国又走向繁荣。
历史记载表明，在中王国时期，虽然王室、农庄和神庙依然存在，但是前古王国时期显贵们散布在各地的农庄都随着古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中王国的法老们依然建立金字塔。又经过了几个世纪，由于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中王国崩溃了，埃及处于分裂之中。这时，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占领埃及达一百年之久。公元前十六世纪，底比斯的统治者雅赫摩斯一世成功地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十八王朝。十八王朝又是中王国社会结构的一次复苏。新王国仍然面临着几乎和历史上一样的无组织力量的威胁。新王国后期，帝国官吏营私舞弊、贪污横行，农村公社的农民不断破产，国家赋税和劳役越来越重。终于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爆发了著名的伊苏奴隶大起义。奴隶们没收祭司和奴隶主的财产，横扫无组织力量，对待神“象对待人一样”。大动乱持续数年之后，谢特涅赫特镇压了起义，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第二十王朝。它仍然是旧结构的重复。
我们无须细述从古王国在“白城”建都到埃及被波斯人和罗马帝国征服的三千年的历史。尽管其史料远不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那么详备，但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社会结构不是象木乃伊那样静态地保持三千年不变。周期性动乱和社会结构的停滞性，无疑是古埃及社会的两个不容置疑的特征。我们有理由相信，超稳定结构的分析可以运用到古埃及社会演化中去。
超稳定系统另一个特征是强控制和脆性。我们还没有充分的材料来全面分析古埃及社会结构，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它显然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法老和神是合一的，官僚机构由具有统一信仰的贵族和祭师组成，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网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张网的破裂都会引起另一张网的破裂。最明显的例子是新王国十八王朝阿蒙霍捷普四世的宗教改革。
阿蒙霍捷普四世为了打击无组织力量，主要是打击以底比斯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集团，他实行宗教改革，宣布太阳神“阿吞”为宇宙间唯一的神，禁止对阿蒙以及其他地方神的崇拜，没收阿蒙神庙的土地。同时，他把世代相传的法老名号“阿蒙”更改为“阿吞”。由于社会结构是脆性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确实，它引起了社会剧烈的震动。在霍捷普四世死后不久，经过短暂的动乱，军队将领哈列姆黑布取得王位，改革失败。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古埃及的法令表明，国家对潜组织的遏制非常严，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很紧。例如第二十六王朝雅赫摩斯二世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埃及人每年都必须向地方长官呈报自己的一切生活资料，凡违令者，或不能证明自己是靠合法手段谋生的人，均处以死刑。与中国封建大国一样，古王国第一王朝时就有了相应的人口和财产调查制度。现在保存下来的古埃及的帕勒摩石碑上有这样的铭文记录。可见，强控制是高度一体化社会的特点。在新兴的希腊、罗马文明冲击下，古埃及超稳定系统瓦解了。罗马帝国衰落后，埃及又接受了基督教文明。公元五世纪，它又被伊斯兰教征服。今天那曾经繁荣过三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似乎已被遗忘。只有那些伟大而沉默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伫立在尼罗河边，并以它们不可抗拒的魅力证明着那古老悠久的历史。
10．11社会结构的进步
社会结构演化的第四种模式是结构取代型。世界史中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我们已较系统地讨论过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里，有关取代型的两个问题究要进一步说明。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结构的演化和进步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新结构代替旧结构就一定意味着进步呢？第二个问题是，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是不是只有唯一的新结构可以取代它呢？
一般说来，社会结构的演化都意味着进步。但是，进步和新结构取代旧结构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已经说过，社会结构只是文明的框架，而进步则是指丰富的社会生活本身。进步包含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长，知识的深化，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合理化。打一个比方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好比是水，而社会结构就好比盛水的容器。社会结构进化，它容纳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度也就增大了。但这种演化并不意味着立即显示出生产水平的提高，它只是提供了生产水平更大提高的可能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一致，但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比它十七世纪时高得多。因此，社会结构的演化好象是容器的更换。而就生产水平本身而言，在社会结构的更换中，并不是直线增长的。相反，有时会出现生产受破坏的倒退现象。西欧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地中海的交通被伊斯兰教徒封锁，商品经济很快瓦解，西欧倒退到自给自足程度相当高的自然经济中去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其生产力都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直到欧洲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其社会结构才显示出比罗马帝国能容纳更新、更多、更大的生产力的进步因素。这就是社会结构演化进步的含义。
为什么演化一定会保证社会结构容量越来越大呢？这是因为新社会结构是在否定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度是对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否定。封建农奴制比奴隶制更合理一些，生产关系更进步一些，其可容纳的生产力水平就高一些。基督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对罗马贵族、自由民的放荡奢侈和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这种观念的否定，基督教把人组织起来的广度和规模也比罗马帝国的宗教要大。人文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结构，又是对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否定。由于新结构是在旧结构中成长起来的，又否定了旧结构，所以它能够克服旧结构中的一些弊病，从而对于进步的容量也增大了。辩证法早就指出，人类的进步就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波浪式前进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这对于细致地研究问题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取代型模式的第二个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是：人类文明的进化既有分叉又有相互融合汇流的趋势。
造成分叉发展的原因是：系统内蕴的发育成熟的潜组织可能不止一个，而且还有外来文明影响冲击的可能。例如，公元前六世纪雅典城邦内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使得贵族政体不适应了。这时它可能演变到两种社会结构中去，一种是僭主政治，一种是民主政治。这两种政治结构都是适应的。由于梭论进行了改革，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而一旦民主政治建立，赤裸裸的僭主统治就难以兴起了，因为法律中设计了防止僭主再兴起的办法。而希腊其他城邦的条件和雅典的类似，但它们大多数建立了僭主政治结构。也就是说，雅典的社会结构在梭论时代演化面临着分叉：民主政治还是僭主政治，而一旦选择了其中一个，就会排除另一个。至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的努力。
这种演化分叉，在复杂系统中是普遍存在的。生物学家都知道，印度犀牛只有一只用，而非洲犀牛有两只角。它们都是从无角的古犀牛进化来的。显然犀牛长了角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犀牛只有长两只角才能适应非洲的环境，印度犀牛只有长一只角才能适应南亚的环境。实际上，问题并不能这样简单地—一对应。只要长角，犀牛就能适应环境。生物学家把这类现象称为多个适应峰，也就是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答案。
演化的分叉现象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人类文明早期，当地理条件造成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较困难时，同样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社会会分叉出那么多类型的社会结构，不同的民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文明的增长，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会发生接触、交融，这时，一个社会中的潜结构就会受到另一种文明的影响。这样，由于文明的融合，那些最有生命力的潜结构就会成为人类未来社会的统一模式，这就形成了文明演化的汇流。
社会结构的演化既有分叉又有汇流，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化之路呈现网状的复杂形式。这一点和生物进化树状形式是不同的。我们所讲的社会结构演化的四种模式，只是复杂的进化之网中的一些典型的链而已。
从本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演化出发，将其方法外推，就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它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望去，那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显示出惊人的内在节奏和规律。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间进入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对于那些探索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研究者来说是十分迷人而又壮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