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意识形态对土地兼并也起到抑制作用。从孟子起，很多儒生就把井田作为理想的土地制度。孟子勾画过一幅农家乐图：一家农民有一百亩地，五亩作住宅之用，盖房植桑，养猪喂鸡，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有绸衣穿，七十岁以上的有肉吃。农民们能做到“养生丧死而无憾”之后，又受点礼义的教育，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样，就实现了“王道”，国家可以安定繁荣了。这样“制民之产”以保国家，就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济思想。另外，儒家道德观念把保持祖业使其“基祉不衰”看作美德。汉代萧何就非常聪明，他购买田宅专挑僻远之地。因为他想到自己死后，后代节俭贤能，尚可保产业。如不贤，地在僻远也可“毋为势家所夺”。那些卖田产的后代，历来被视为不肖子孙。
另一方面，宗法家族结构，也是保家产续祖业的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尤其自宋代以后，宗法家族制日益完善，出现了不能买卖的族田，对稳固宗法家族内部的等级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宋人就说过：族田“百亩之田或传十数世而不失一”。 虽然国家和一体化宗法结构对土地兼并进行控制，但是土地兼并的自发和受控阶段并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经济在发展着，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会使兼并的自发倾向加速。而国家利用宗法一体化结构对经济的控制并不是随之而加强，相反，这种控制是处于不断减弱之中的。在封建国家中，实现这种控制主要是靠各级封建官僚吏员，而他们本身往往就是土地兼并者，封建国家所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公”，与一己一家利益的“私”根本不能维持平衡，执法者对抑兼并政策的破坏就意味着封建国家对经济结构控制力量的削弱。这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必然会使土地兼并的潜流，突然冲决国家控制的堤坝，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于是土地兼并进入加剧、爆发危机的阶段。
3．8 危机爆发的突然性
历史上土地兼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爆发，大多具有突然性。在王朝前期，这一问题并不很突出，但到了某一转折点，这个问题就突然爆发出来。如汉代，是在汉武帝统治时突然爆发的，当时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唐代均田制保持到代宗大历年间，但玄宗时土地兼并问题就爆发了。据史载，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超过西汉末年成帝、哀帝时期。当时，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明代土地兼并加剧的突然性也十分明显。明代流民问题是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爆发的，高峰期约持续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六千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六百万流民，流民占百分之十。为什么说流民的突然出现能表明土地兼并速度的骤然加剧呢？最近，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中指出，变为流民的绝大多数是自耕农，而不是佃农。显然这是由于土地兼并突然加剧，大批自耕农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又不可能立即转化为佃农而被社会吸收，农民破产速度大大高于转变为佃农速度。这就造成了流民问题以爆发的形式出现。这说明了土地兼并爆发决不仅仅是单纯的自发趋向发展。仅就自发兼并而言，因土地卖买是一个连续的经济过程，自耕农一破产往往就转为佃农，不致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
土地兼并的骤然加剧，可以从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相互作用得到说明，见图7。
封建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对土地兼并实行控制，即实行抑兼劳保护自耕农的负反馈调节。但是，封建官吏同时又进行土地兼并，即有正反馈加剧作用。在王朝初期，官僚较廉洁，法令尚能贯彻，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抑制还占上风。但一旦官吏兼并加剧作用大于一体化的抑制作用，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一过这一转折点，就象缰绳断裂、野马失去控制，土地兼并问题便突然爆发了。”
控制论以数学的形式证明，某一系统内子系统之间互相抑制的负反馈调节逐渐减弱，变为互相促进放大的正反馈，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即突变的关节点。
历史上，一个王朝到达鼎盛时期，往往就是土地兼并爆发的前夜，它是王朝由上升阶段转入维持和下降阶段的转折点。太平盛世的繁荣同时意味着大大小小的封建剥削者侵吞挥霍财富，无法餍足的胃口使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勒索。尤其封建社会里有政治势力的那一部分剥削者，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可能在集中和分配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捞取大量油水。他们不仅凭借经济力量兼并土地，而且依仗政治势力强占土地。一旦这股社会势力张开了血盆大口，那就很难再有什么力量阻止他们的活动了。这部分人就是官僚地主阶级和与之有勾结的商业高利贷地主、恶霸地主。官僚地主是指在朝廷当官的士大夫地主，恶霸地主是官僚的走狗，其政治身份是吏或地头蛇的那一部分地主。这两种类型的地主，在各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豪强、衣冠户、形势户或不课户等等。
政治结构对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加剧，表明中国封建社会无组织力量增长的一个重要规律：政治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只要各自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越出自己存在的子系统的范围，相互加剧，对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影响。这就好比癌一样，只要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向其他系统和器官转移，摧残整个机体。
3．9无组织力量的汇流
从封建国家的长久之计来说，官僚凭借政权力量兼并立地谋取私利的行为是应受到限制的、汉代匡衡就曾利用封建特权，冒领扩大私有土地，犯了“专地盗土”之罪，被罢了相。唐代天宝年间，也曾禁止官员和私人侵占荒地，“并潜停客户”，“如辄有违反，无官者决杖四十，有官者录奏处分。”自宋代以后还有不许地方官在当地买置田产的规定。宋仁宗时，曾公亮曾因其父在其辖境内买田，受到了“滴监湖州酒”的贬职处分。清代对州县官中隐瞒土地者，十顷以上罚俸三个月，五十顷以上罚俸九个月，至百顷者降一级调用。但是，封建官僚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他们一定会利用获取的政治权力，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侵占土地。
这一现象，历代王朝都很严重。汉代时，张禹就买田达四百顷之多。这些田“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之地。成帝时，有一个被称为“宿儒”的丞相翟方进，在侵占汝南鸿隙陂下良田不遂时，竟然利用职权破坏水利建设，致使田地枯旱，没有收成。东汉末期，更是豪绅、富商、世族、官僚、贵族横行的时代。老百姓有谚语道：“县官漫漫，怨者死半”。
唐宋时，那些被称为衣冠户、官户的官僚地主分子，“既恃其不差不科”的特权，“恣其无畏无忌”；“不推自置在田”，横行乡里，并利用权势包庇笼络富户，使他们“永绝差料”。宋代官户虽然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但他们是主要兼并力量之一。当时，一些上户有势力的人家，已享受免差役的特权，还要偷偷地把田产托于官户。这只是地方官和当地家强富户勾结，广占田地，欺压百姓的一种办法。
地方官除了和地方豪强勾结，利用权力购置田产以外，有的还利用职权明目张胆地搜刮土地。唐初，。名担任过深州刺史的张长贵、赵士达，离职后在深州境内部占有膏腴之田数十顷。唐代许州长葛令严郜罢任以后，便在县西“置别业，良田万项”。宋人曾说，士大夫们“宦游而归，鲜不买田”，真是“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
明代的诸王、勋戚、宦官以及官僚们兼并土地的情况更为惊人：曾任内阁首辅的徐阶，罢官回乡，在苏松地区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佃户数万人。他每年仅在华亭一地就收租一万三千石，敛银九千八百两。明代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户部对各地藩王的刍牧地作了一次调查，发现仅这一项土地里就有三千余须是强占农民的田产。景泰二年（1451年），贵戚汪泉一人占有土地达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即近二百万亩。景泰五年，权贵黄宏泰以奏讨方式兼并侵吞了相当于四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所以皇族、勋戚以及宦官宠臣在土地兼并过程中是特别突出的。根据嘉靖、万历，天启三朝一百年间《明实录》中有关王公勋戚文武大官兼并土地万亩以上的记载，我们将他们八十八人的占田累计起来，就会画出一条急骤上升的曲线（图8）。这条曲线还不包括万亩以下但为数更多的官僚地主在内。到1628年，这八十八个达官贵人占地累加数已达到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四项，和明初全国耕地八百五十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二点六，和万历年间耕地面积七百零一万顷相比，占百分之三。八十八个人占地达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三。这充分表明了明朝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
除官僚地主外，还有大量为政府办事的吏员，他们的人数是官僚人数的十数倍左右。这么大量的封建官僚爪牙，他们在本乡政府机构中服务，其中很多人成为地方豪强。中唐时，吏员已达三十五万人。而宋代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役人达五十三万六千余人。这数十万吏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形势户，但其上层是形势户，他们凭借着官府的力量对百姓敲榨勒索，无恶不作。唐代自穆家以至武宗以后，形势户在地方已成为一股相当嚣张的恶势力。从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所发的一道诏书可以看出，当时形势户竟敢以坏地调换国家配给官员的职田，而政府亦长期不明真相，还强迫原来耕种职田的佃客纳税。形势户连官员职田都敢于变相地兼并，对农民的土地就更是明目张胆地强占了。五代十国的史籍中称形势户为“有力户”。他们“私事寄禁”囚犯，无视国法，还敢于不向封建国家交纳两税。在吏强官弱的宋代，形势户更是肆无忌惮地作恶。南宋房州房陵人李政在农村当保正，为人顽滑健讼，侵田占地，夺人牛马，连官府也管治不了他。《来会要》中还记载着，有不少百姓因为逃避寇盗而离乡背井，回家后“形势户侵夺地界，不许耕凿” 。根据《宋史》卷173《食贷志》可算出，形势户占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此外，宦官攫取土地也是穷凶极恶的。明代皇室有大量皇庄。宦官在为皇室经管皇庄的同时，也向皇帝讨赏，趁机侵占大量民田。刘瑾弄权时，他手下一个叫谷大用的太监就强占民田达万顷之多。宪宗时（148O年）还出过这么一回事：一个管皇太子庄田的太监占了大量民田，引起老百姓向朝廷告状。户都一个员外郎前往调查，这个太监就对他说：如果你能把这些民田断给我们，我们保证让你升官！
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与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汇合，互相促进，恶性发展。这污秽的浊流很快就冲刷掉封建大国的繁荣的外壳，使社会危机日益暴露出来。最后，不仅广大农民破产，无法生存，就是小地主、一般下层上大夫也处于朝不保夕、穷困潦倒的境地。明代的皇庄占地相当多，末期更是惊人。如在成都周围的十一个州县，王府占去了百分之七十的田地，军屯又占百分之二十，民间（包括农民及小地主）占田不过百分之十。农民的构成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初期自耕农、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到末期仅占不到百分之十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
就这样，依靠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调节力量组织起来的封建大国，又被这种结构调节力量所异化出来的无组织力量瓦解，整个社会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3．10 王朝威信（天命）的丧失
意识形态结构中无组织力量增长，表现为思想日益混乱，官方意识形态渐渐失去指导意义。王朝初期，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还是较适应的。但是，由于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恶性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指导管理国家的作用。朝廷上下道德败坏，仕途也失去了保证一体化结构的作用，成为一桩买卖交易。这时候，便出现思想混乱、纲纪崩环、小人麇集官场、理想主义者的儒生退避林泉、百姓怨声载道的情况。于是王朝威信丧失，人们开始把种种自然灾变着作是旧王朝天命丧失的征兆。这样的意识形态占了上风以后，就充分显示这个王朝面临崩溃的危险了。
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中无组织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我们知道，一旦封建王朝不仅把土地作为商品，而且把它爵禄位、功名也统统作为商品时，理想主义者的儒生希望通过读书作官报效国家的梦想便破产了。中国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到王朝财政困难的时候，如东汉末年，刘宏在鸿都门悬内外大小官爵的价格表：禄位为二千石的卖二千万文；四百石的卖四百万文；“公”卖一千万文……。曹嵩就是花了一万万文买了个太尉。崔烈贿通灵帝的媬姆半价买得司徒。直到清代，卖官鬻爵一直是封建统治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康熙平三藩之乱时，就大搞这一套。金钱可以使人“显贵不必诗书，而蓄资可致”，入仕者如市中贸易。 仕途的阻塞意味着儒家国家学说对于管理国家事务的指导作用逐渐丧失。一个王朝是否能把理想主义的儒生吸取和组织进官僚机构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官僚机构本身是否健全而有效率，能维持仕途的严肃性；二是这个王朝政府（包括皇帝在内），对理想主义的儒生是否还有吸引力。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合流，官僚机构腐化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个腐朽的机体便再也不能吸收较为新鲜一点的血液。这样，每个王朝后期便出现那种贪官污吏横行，官员们“非奸即迂”，不堪任用的情况，再也不能象唐太宗那样夸口天下人才“尽入吾彀中矣”。
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精书·文学传》中形容过这种局面：“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隋末，一些名流文土，如大儒刘炫，名士王胄、虞绰，礼律专家潘征，诗人禇亮等等，不是被杀，就是被贬，还有更多的人与隋政府不合作。祖君彦等“自负其才”，而“郁郁思乱”。后来唐太宗能集会那么多有才干的名臣武将，就是吸收了隋末大量落拓民间的人才。实际上，这种人才危机在各个朝代末期都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官僚机构再也不会推行儒家学说指导下的“制民之产”的农桑政策和忠君保民的原则，儒家道德也失去了对他们的约束力。趋炎附势，胁肩谄笑，成为升官发财所必备的政治品质。明代有这么一件事：太监王振得势时，有一个名叫王佑的美男子，没有长胡子。有一天，王振问他：“王待郎何无须？”善于察颜观色的王佑马上答道：“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太监无须，乃阉割所致，而王佑自贱称儿不算，还说连胡须也不敢生了，讨好谄媚到作践自己人格的无耻地步。王佑就因为有这种本事，由工部郎中超擢为工部右侍郎。每到一个王朝后期，官僚们拍马逢迎，甘作两面派或乡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下层士人尚且惶惶不可终日，那么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残酷压榨就更可想而知了。在儒家国家学说里，皇帝受命于天，皇帝有君临天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世间没有可以约束他的力量。但是“天”却要监视警戒皇帝。董仲舒在完善儒家国家学说时，就发展了这套理论。他说“天子受命于天”，“天”对国君的行为有约束力，并可以通过天象显示出来。各种灾异现象，就是对皇帝做坏事的一种谴告。“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到国君坏事做绝，“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所以每个王朝末期，民怨沸腾之时，便会出现针对王朝的民间舆论，其中有很多是宣扬现王朝天命丧失，气数已尽的。这一点，也是下层儒生的意识。在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感到无法生活下去时，那种本于天命的五德终始的改朝换代观念，便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表明，这个王朝已完全被无组织力量吞没了。这时，全国性的农民战争使会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巨浪。
本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中无组织力量增长的原因及过程。概括起来，要点如下：
1．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
2．无组织力量增长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在王朝前期，它们受到一体化结构的控制作用较强，因而增长速度较慢。但无组织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自繁殖机制，增长速度大大加快。
3．无组织力量的增长不是局限在每个子系统的内部，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加剧的。三个子系统内部的无组织力量的汇流，破坏了封建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功能，从而造成原有社会的瓦解。
无组织力量增长过程所具有的这三个特点很重要。我们将在给十章中，根据这三个特点，引入数学工具来描述它们，并且进一步建立模型，讨论王朝寿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