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尴尬
康乾盛世之时，站在全球大局的形势下，大清帝国已是相当尴尬了，只不过自己不知罢了。
首先是外交。具体的例子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老实说，与俄国人打仗，康熙皇帝并不示弱，所以，两次雅克萨之战，俄国人都失败了，于是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可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强国也无外交的，别看大清当时的GDP全球第一，但是，它连一个外交人才都没有。龚自珍曾感叹大清“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抑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龚大才子是名士风流，连“才偷才盗”都向往，这种向往甚至影响了我们。直到如今，我们都希望小偷进了咱的家，又哥们又义气，咱听见他的动静后，可以对着房顶上的他说：“哥们儿，你别忙活了，我的手机今天在公车上刚被人偷了，家里什么也没有，看你白忙活，挺心疼的。”那小偷呢，也可以临走之时在咱家门上贴个广而告之：“诸位，到此止步，这家主人太懒，除了一张嘴，家里啥都没有！”至于“才盗”，我认为应该是盗跖那样的，长得帅不说，还钢嘴铁牙，三言两语，就能把孔圣人给说成哑巴。我们欣赏龚自珍，跟龚自珍的这种名士风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龚自珍这些感叹里，少了一项最重要的：“外无才交”。一句话，大清帝国如果能拥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外交家就好了，再不济，有个晏子也行啊。
当然，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时候，中国代表索额图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智谋，但是不卑不亢起码做到了。问题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自己的翻译，于是只好雇佣德国传教士张诚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索额图虽然感觉这两洋人不是好鸟，可是自己又不懂鸟语，只好这么将就了。
索额图的感觉可能是对的，直到今天，大家对徐日升和张诚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模棱两可。河北社会科学院的杨思远先生在自己的文章《经世立政，尊孔崇儒——康熙大帝的宗教政策》中说，这两人“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简编》里模糊提到两人“在会下往返协商，从中斡旋。”至于民间历史故事，则把两人吃里扒外的小动作描写得活灵活现：徐日升跟人家说：“现在康熙皇帝正忙于对付西北部噶尔丹的叛乱，而且朝廷内外都知道西北部的叛乱是俄国人指使的。”张诚跟人家说：“皇帝要全力对付噶尔丹，所以急于和你们缔约。皇帝的旨意是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你们不答应，那就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如果你们坚持以黑龙江为界，占领雅克萨，我们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找一个地方，或者更现实一点儿。”
条约签订后的次日，俄方谈判代表戈洛文邀请他们到俄使驻地做客。徐日升与戈洛文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
徐：因为我身为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多年，而且因为是我（中国）皇帝派来的，所以不得不表现为他的忠实臣民。如果我不那样做，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戈：这样你就表现得合乎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这样做，那倒是不应该的。……总之，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升日记》第56节，1689年9月8日）。
张诚的日记中也说到，俄国使节“向我们保证他定竭力请求沙皇优礼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两个翻译倒是坦率，在自己的日记里啥都交待。
张诚与徐日升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服装售货员告诉顾客：“我们这服装，老板进价500元。老板的意思，不想赔本太多。如果250元卖出，我们老板就不干了。所以你们就在250与500之间还价吧。”不管怎么说，条约还是签订了，康熙可能意识到了一些什么，所以条约签订之后在理藩院之下设俄罗斯馆，选派24名八旗子弟，入馆学俄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清政府从此无此尴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