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地宫
麦英豪等人火速赴京汇报详情，国家文物局领导紧急磋商。考古巨擘夏鼐大师的意见，国务院总理的批示。各路专家云集象岗，拉开发掘的帷幕。长乐宫器的发现，地宫内木车移动之谜，豪华的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到底是谁?
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麦英豪、饶志忠走出北京机场，未敢有片刻的耽搁，便搭车直奔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办公室。
黄景略和麦英豪早在印年代初于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发掘时就已相识。那时，中国开始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许多古墓和遗址暴露出来，而配合建设作清理、抢救文物遗址的考古人员严重匾乏。为了彻底解决今天西北告急、明日东南告急的紧张局面，由国家文物局牵头，中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三家联合在北大校园内共同举办考古专业培训班，学员由各地文物、考古部门选送，3个月为一期。给学员讲课的教师是中国最著名的考古界专家如夏鼐、苏秉琦、严文儒、梁思永、裴文中、杨钟健等人，学员结业后回原单位，奔赴发掘一线开展工作。早年就读于广州大学的麦英豪作为1953年第二期培训班学员由广州来到北京接受训练，而这个时候黄展岳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相同的专业、相同的志向与相同的目标，使他俩由相识渐渐成了要好的朋友。当麦英豪到田野实习时，黄展岳也因为毕业实习而同麦英豪分到了一个工地，于是，两人成’了忘年交。黄景略是黄展岳的同乡和先后同学，这样二黄就成为麦英豪共同的朋友。尽管后来三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来往不断，相互在工作和生活中给予对方鼓励与支持。这次，随着象岗古墓的发现，他们将再度相会和合作。
“晦，这么快就来了?!”黄景略见麦英豪敲门进来，略作吃惊地打着招呼。
“有你这个大处长的指示，我怎敢怠慢。”麦英豪随意地对应着，转身就要同后进来的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饶志忠一起向黄景略作介绍。
黄景略一边热情地给两人倒水，一边说:“你们那边的事我向局领导作了汇报，他们都很兴奋，也很重视，说等你们来后要听详细汇报，你俩先喝点水，我去看看领导们，定在什么时问汇报。”说着拉门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黄景略返回办公室对麦英豪说:“走，到小会议室，局长到部里开会去了，由沈竹副局长和其他几位同志听取汇报，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如何发掘的决定。”
麦英豪、饶志忠起身跟黄景略一同来到小会议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文物专家沈竹已在此等候了。几个人相互寒暄着尚未坐定，国家文物局顾问、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以及文物出版社社长高履芳相继走了进来。
待大家坐定，麦英豪将在象岗发现古墓和墓内文物分布的大致经过详细讲厂一遍，之后又将黄淼章画的一张墓室状况的草图递给沈竹过目。
沈竹看着草图，原本那兴奋、激动的面庞渐渐泛起惊喜之色，他突然抬起头，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盯着麦英豪:“你们估计是南越王的墓葬？”
“若不是南越王赵佗的，也应属于后代那个继位的王或其家族的墓葬，否则，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麦英豪回答。
沈竹点点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同小可了，从随葬器物和墓室的形状看得出，墓主人的身份的确很高，里边如果真的没有被盗，那它的价值就不亚于长沙马王堆软侯家族的墓葬。”沈竹说着，将草图递给身边的谢辰生:“谢先生，你估计一下这个墓的主人会是谁?”
谢辰生接过草图看了看，极为谨慎地说;“像这样巨大完整的汉代石室壁画墓，在岭南地区考古史上的确是前所未见的，从老麦刚才介绍的墓室内的器物推断，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不过是不是南越王赵佗或赵佗家族的墓葬，现在还不好过早地下结论。要想知道真相，当然还需要考古发掘予以证明。我看老麦你们也不要着急，等发掘之后，墓主人自己会告诉你们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发不发掘?”等谢辰生说完，麦英豪仍有些着急地问。沈竹略作沉思，说:“你们先将古墓保护好，别发生其他的意外。至于墓葬的情况，你向夏先生汇报一下，看他有什么意见，如果确实需要国家文物局出面支持和帮助，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听完沈竹的话，麦英豪点点头:“好吧，我们俩现在就去考古所找夏鼐先生。”说着望了一眼身边的饶志忠，两人喝了口茶水，说了儿句闲话，告辞而去。
当麦英豪、饶志忠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时，得知考古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未在办公室。麦英豪便将情况向考古所其他几位负责人，如考古专家王仲殊、王廷芳、邬恩、徐苹芳等作了汇报。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可惜夏所长不在所里，不过我今大晚上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你们所说的情况，看夏先生有什么意见。明天上午你们再来一趟，我会将他的意见转达的。”听完汇报后，王仲殊颇为激动地对麦英豪说。
第二天上午，麦英豪和饶志忠再次来到考古所，同王仲殊、徐苹芳等负责人见面，王仲殊热情地对麦英豪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会议休息的地方找到了夏先生，他得知你们那里的情况后很兴奋，也很高兴，对于这个墓的价值，先生的评价是: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其价值不亚于马王堆和满城汉墓。对于发掘的事宜，先生要求一定要从中国考古事业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各方面要通力协作，相互支持，一定要把这座汉墓的发掘事宜办好，做到不留或尽量少留遗憾。夏先生还指示我们考古所，要尽量运用现有的最高技术水平，尽最大努力投到这次工作中去。如果需要考古所派人参加发掘，就要同广州的同志一道把这件事情办好，人去了就要积极工作，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去做客，更不要把发掘看成是额外负担。如果考古所在人力上一时有困难，有些不太紧急的工作该停就停，要抽的人尽量抽出来，总之是一定要把这座墓葬发掘的事情办好。如果考古所派人与地方的同志联合组成发掘队，队长要由地方的同志担任，考古所的同志最多只能挂个副职。至于发掘后出土的文物，考古所一件不要。为了保证质量，早日出版发掘报告，所里可派人参加编写，但出版时考古所的名字要排在后头……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墓葬要尽快组织人力发掘，如果拖延的时间久了，对地下文物的保护不利。这个墓不同于一般的考古发现，恐怕需要中央领导亲自批准发掘才行，建议由考古所和文物局出面，请社科院和文化部联合打报告上报国务院，一旦国务院领导批准，马上实施发掘，万万不能耽搁……”
王仲殊转达完夏鼐的意见后，对麦英豪说:“现在我们就着手和文物局联系，协商具体操作的事情，你们也考虑一下这边要给予什么样的支持与配合。”
“好吧。”麦英豪很是感动地答应着。
1983年6月20日，在文物局和考古所的共同努力下，一份上报国务院的报告拟就出来了，其内容为:
关子发掘广州象岗大型汉墓的请示报告国务院:
据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物普查办公室报告，今年6月9日，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的广东省城建局宿舍工地，发现一座西汉早期的大型石室墓。该墓位于象岗顶部，深约20米，工地推土平掉17米、于挖墙基时穿透了墓顶。从缝隙观察，墓前室两壁及顶部有壁画痕迹，后部纵列三个棺室，随葬品约数百件，其中有编钟、编磐、大型铜鼎、铜壶、成串的玉璧，以及漆器、陶器等。西汉初年的石室壁画墓，在岭南地区属首见，从墓葬形制、随葬品规格、历吏文献记载推断，墓主人有可能是西汉初期南越王赵佗王室的主要成员。这一重大发现对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研究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国际上也将引起较大反响。
现在该墓已由当地基建部门协助搭棚避雨，并由公安部门围封保卫。由于墓顶已经挖破，必须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建议由广东省及广州市人民政府组织发掘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工作，由广州市文管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组成考古队负责进行发掘。
为保证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广州象岗汉墓及考古发掘的新闻报道，拟于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由发掘领导小组统一发布，发掘时坚决谢绝参观、采访。由于这项发掘地近闹市，又处山顶，请广东省及广州市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该墓发掘后如何进行保护，须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研究。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予批准。
文化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1983年6月20日
抄报:中宣部
抄致: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掘报告上报国务院之后，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根据麦英豪的要求，开始作人力、物力上的援助准备，鉴于象岗古墓发现后有许多事情待处理，麦英豪、饶志忠决定先回广州，除向省、市领导汇报北京方面的情况外，也加紧人力、财力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筹备。麦英豪、饶志忠来到国家文物局，向沈竹、谢辰生等领导辞行。临别时，沈竹问麦英豪:“这发掘队队长的人选你考虑了没有?”
“回去后，看市里怎么安排，一旦确定，我电话向您汇报。”麦英豪答。
沈竹转过身，对饶志忠说;“饶局长，我们和考古所的意见，最好让老麦当这个队长，你回去后转达一下我们的意见。”
未等饶志忠说话，麦英豪一摆手:“不行，还是让其他人来当吧，这个担子太重了，再说，当队长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看这个重担非你挑不可，法律责任也要由你负。只要你当队长，发掘执照我们就批，你不当，就不批。”，沈竹说着又转向饶志忠问:“饶局长，你看怎么样?”
‘我们当然也希望老麦来当这个队长，他要不当，谁还有资格主持这个工作。”饶志忠回答着，又对麦英豪说:“老麦，你就不要推辞了，快向沈局长表个态，我们好赶飞机呢。”
“那就当吧。不过这个队长我当，你沈局长可要加倍地支持呵!”麦英豪微笑着说。
“不支持谁也要支持你呵，咱们今天就算一言为定。”沈竹诙谐地谈着，同麦英豪、饶志忠握手告别。
考古人员云集象岗
自关于象岗古墓的发掘报告报往国务院之后，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一边加紧发掘前的准备工作，一边等待这份报告的批复。6月23日，国务院秘书长昊庆彤签署了“拟同意，请纪云同志批示”的意见。6月24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作了:“同意。”
7月1日，国家文物局派出顾问谢辰生、文物处处长黄景略、年轻的考古学者李季，连同社科院考古所秦汉研究室考古专家黄展岳，携带国务院同意发掘的批示和由文化部批发的田野考占发掘执照，飞赴广州作实际勘察，同时就发掘人员的组成、所需经费以及技术设施等问题和广州方面作了最后论证与协商。为了便于各方面的协调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中共广州市委指示成立发掘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的组成人员为:
组长: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欧初
组员:广州市政法委员会主任兼公安局长宋怒忠
广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黄裕华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嘉
广州市政府秘书长施振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黄流沙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麦英豪
广东省文化厅文物处处长徐恒彬
发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副主任由施振和饶志忠分别担任，专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在这个领导小组之下，是由中央、省、市三方组成的“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由麦英豪任队长，社科院考古所秦汉考古专家黄展岳、广东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杨式挺任副队长。
为便于工作分工，发掘队分设发掘组、技术组、保管组、行政组等4个小组。其中参加发掘组工作的有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白荣金、杜玉生，国家文物局的李季，广东省博物馆的杨式挺、古运泉，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冼锦祥、黄淼章、陈伟汉、吕烈丹、黄杰玲、邱书怀、黄清源。参加技术组工作的有考古研究所的姜言忠、韩悦、王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陆寿麟、李化元，湖北省博物馆的后德俊，广州市文物馆的莫健超。先后参加保管组工作的有广州博物馆的叶超强、曾海胜、伍敏、钟映波、李卫华、冯兆娟。参加行政组和保卫工作的，主要有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黄流沙、邹艳玉、廖明泉和广州市文化局文物处的林纪康、苏桂芬、谭庆芝，广州博物馆的赵伟淼、何国伟、张洁悦、侯左军等人。
当象岗汉墓发掘队人员名单最后敲定及发掘队主要负责人制定了发掘方案后，又制定了一份由三方签署的议定书，其内容如下:
广州象岗汉墓联合发掘议定书
根据国务院批复同意发掘广州象岗汉墓的指示，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各选派若千工作人员组成象岗汉墓发掘队，详见《象岗汉墓发掘方案》。在筹备发掘过程中，发掘队三方一致认为，应在《发掘方案》规定的原则基础上，对有关具体享项加以进一步明确，为此商定本议定书，裨三方共同遵守。
一、发掘队由正副队长具体负责。发掘队的内部分工由队长与有关同志商定后作具体安排。发掘期间的后勤和保卫工作由广州市文管会负责。
二、象岗汉墓在岭南考古中有其重要意义，发掘后可能成立博物馆，因此，原始发掘资料应全部归“象岗汉墓博物馆”(暂名)所有。原始发掘资料包括发掘记录、绘图、照片以及出土器物。
三、原始发掘资料由发掘队工作人员共同使用。在编写报告完成后，作为发掘的全档案，应立即移交象岗汉墓博物馆收存。在象岗汉墓博物馆成立以前，可暂由广州市文管会代存。同时复制一份原始发掘资料(出土器物除外)，交考古研究所保存。
四、拍摄彩色电影纪录片、黑白电影纪录片、墓内发掘照片、幻灯片等四项由考古研究所负责，并承担所需费用，母片亦归考古研究所保存。
五、考古研究所负责洗印一套完整的彩色电影纪录片毛片、黑白纪录片毛片，加拍一套墓内发掘底片(即一个镜头至少拍两张底片)和印制一套完整的幻灯片，交象岗汉墓博物馆保存。这四项成本费由发掘经费内开支。
六、录像由广州市文管会负责，费用由发掘经费内开支。底片交象岗汉墓博物馆保存。
七、文化部文物局及参加发掘的三方如需复制拷贝或录像，成本费由需要单位承担。
八、为了确保出土文物的安全，保证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纪录片、墓室内发掘照片、幻灯片由考古研究所负责拍摄;录像由广州市文管会负责拍摄;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准进入墓室内拍摄。参加工作人员出于研究复原需要对特殊现象的拍照例外。
九、田野发掘工作结束后，发掘队应即着手整理资料，编写发掘报告。考古研究所应即着手编制电影纪录片。这两项工作拟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发布发掘消息。由发掘队起草文字稿，配合数张照片及简短彩色电视录像，经发掘领导小组审核，报文化部文物局批准，转送国家新闻传播单位发布。第二阶段，在《考古》刊物上发表发掘简报，配合播放(十多分钟)彩色纪录新闻片。第三阶段，编写发掘专著，编辑大型纪录片。前两项由“象岗汉墓发掘队”署名发表，后一项由发掘三方的单位一起署名。在发掘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包括合作的三方单位和工作人员)均不得私自发布发掘消息，也不得向外单位或他人提供资料及照片。
十、本议定书由参加发掘的三方代表签署后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如有一方提出补充或修改，可在征得发掘领导小组和文化部文物局意见后，由发掘三方协商解决。
广州市文管会代表黄流沙
广东省博物馆代表杨式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代表乌恩
1983年8月12日
8月22日，由三方组成的发掘队人员云集广州文化局招待所，在这支庞大的考古发掘队伍中，不仅有经验丰富、成就显赫的秦汉考古专家、文物修复保护专家、摄影师、录像师，还有保管员、电工、木工、司机、采购等二线、三线人员。同时，还从广州郊区雇来了十几名民工，以作发掘时的援助力量。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第二天上午，各路人员云集象岗，开始了发掘前的勘察和准备工作。
此时的象岗古墓上方早已搭起了几个巨大的席棚，用来遮挡阳光的暴晒和风雨的袭击，在古墓的四周又搭起了几间大席棚和几幢活动板房，作为考古发掘人员临时休整的工棚和暂存文物的仓库。在活动板房的外围，拉起了一圈铁丝网，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站在铁丝网外昼夜站岗值班，密切注视着四周的动静，随时防范可能出现的意外不测。
自从麦英豪赴京之后，广州市考古队便按照事先的部署，分成两组人马，一组由冼锦祥率领，在象岗古墓的外围进行考古钻探，观察有无其他墓葬和陪葬墓存在。他们在古墓四周几十米的区域内，划出一个个一米见方的网格，每格用考古探铲钻一个孔，以作观察。但整个区域钻遍之后，并未发现其他陪葬墓的迹象。由此推断，象岗古墓的主人确是非凡人物，整座山头都被他一人独占了。
就在冼锦祥等人挥汗如雨、持铲钻探的同时，以黄淼章、陈伟汉为首的另一组考古人员，为迎接正式发掘，开始了对古墓墓道的清理。令黄淼章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长约于儿米的斜坡墓道，竟掩埋着若干块巨石，小的重约数百斤，大的重约2吨，巨石横七竖八毫无规则地穿插在一起，很明显，这些巨石的存在当是墓主或其后人精心设计的一个防盗措施。中国古代厚葬成风，特别是秦汉之后，厚葬之风更加隆盛。由于墓中葬人了许多金银财宝、奇珍异玩，盗墓风潮也随之生发、猖撅起来，面对这种难以遏制的局面，历代厚葬者便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反盗墓，先秦墓葬大多采取了“棺谆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的方法，甚至用铸铁浇灌。秦始皇更是“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椁”除这些反盗墓的方法和招数以外，许多帝王将相费尽心机在墓中设置机关、暗器，以射杀盗墓者，保住墓葬和墓主人的安宁。象岗古墓墓道中的巨石，虽不同于其他墓葬中的机关、暗器，但从整个墓穴建筑在山腹之中，凿山为陵，不起坟头，使地下宫殿与山体混为一体，并历2000多年未被世人发现这一点看，足见墓主当年是绞尽脑汁，颇费了一番心机的。
由于墓道内巨石过于庞大、沉重，黄淼章等人只得将外部的土层稍作清理便停止了工作，当发掘队大队人马到来时，这些巨石依然静静地伏卧在墓道探处，忠诚地守护着墓穴的主人。
发掘队人员围着古墓观察了一遍后，发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饶志忠便召集大家到临时活动板房开现场会，研究发掘方案和具体操作步骤，并给每个人员配发了贴有照片的“象岗古墓发掘工地出人证”，同时规定，凡以后进出工地者，必须持证通过执勤武警的检查方可通行，否则将被拒之于铁丝网外而不得入内。
会议结束后，主要发掘人员开始按各自领受的任务进行现场观察、测量并作着安置器械和技术设备的准备工作。整个墓穴四周顿时出现了忙碌的身影。照明灯线是否够长?储藏胶片的冰箱是否能制冷?如果发现漆木器应在哪里作应急性化学处理?万一出现塌方，出现人员受伤事故该怎样抢救?事先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药品?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使每个人都在思考，每个人都放心不下，每个人都面呈神圣庄严之色设想着更加完美的方案，以等待那个谜底的早日揭开。
解开木车移动之谜
1983年8月25日，这是岭南乃至中国考古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日子。这天上午发掘队全体成员和当地省市的领导人云集象岗，满怀激动、兴奋的心情，等待墓葬正式考古发掘的剪彩仪式。这个剪彩仪式跟平时人们遇到或从电视画面上看到的相比有些不同，其特别之处在于，现场没有搭台设景，也没有新闻界的记者捧场，因为记者们压根就不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就是知道也逾越不了大墓四周那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的包围圈。早在发掘的准备阶段，发掘队就制订了一条规定，为确保发掘现场和文物的安全，对外界特别是新闻界要严格保密，等到发掘告一段落后再统一发布消息。象岗山古墓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剪彩仪式的中心内容是所有到场的人围着一台大型的机械起重机，墓道中的一块巨石已被起重机的长臂牢牢樱住。此时，由于发掘队队长麦英豪身体意外受伤在医院治疗，发掘工作暂由黄展岳和杨式挺负责。副队长黄展岳紧盯着腕上的手表，当时针指向上午9点时，冲众人喊了一声:“各位注意，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现在正式开始！”
随着黄展岳话音落地，伸着长臂的起重机轰鸣着“哗”地一下将墓道中的巨石抱起举到了天空，四周众人纷纷击掌庆贺。在机器的轰鸣和众人的掌声中，发掘队摄影师韩悦、姜言忠用各自的机器拍下了这个有纪念意义的镜头。由此，中国考古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发掘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起重机将墓道中的巨石一块块吊走后，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发掘人员沿着墓道中轴拉了一道直线，把整个墓道分为东西两半分别清理。待中间残留的填土被一筐筐清理干净后，经测量发现，这是一条长度为10.46米、宽2.50米、距地表深度为3.22米的长方形斜坡墓道，在靠近墓室门口4.12米的地方，斜坡开始转为一个平底的竖坑。就在这个竖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棺椁及两个殉葬人的灰痕，这种于墓室之外就藏棺椁殉人的汉墓，在广州乃至岭南属首次发现。尤其引起发掘人员注意的是，墓道中还发现了铜器、陶器等殉葬品，并发现了刻有“长乐宫器”的四字戳印。长乐宫原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著名的宫殿建筑，它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宫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宫，自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移住未央宫后，长乐宫便成为太后之宫，其遗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下来，而且经考古人员的努力，宫垣已基本探出，整座宫殿占地面积约为6平方公里，约占整个长安城总面积的1/6。长乐宫器戮印的出土，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这是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信号，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潜号“南越武帝”的赵佗家族某一位王。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是否就是赵佗本人?发掘人员为此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猜想和议论。
当然，仅凭猜想和议论最终是无法确定墓中那位酣睡了2000多年的主人真正身份的，古人云:不人虎穴，焉得虎子。显而易见，今天的考古人员要是不人墓穴，就难以看到那位千寻万盼不出来的墓主的真实容颜。
在这个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尽头，是两扇东倒西歪的石门。看来当初为墓主下葬的群臣、民夫，在撤退时显得有些匆忙和慌乱，当关闭墓门后，便胡乱向墓道中填滚乱石和泥土，石门在这些巨石碎土的严重挤压和冲撞中，门轴断裂，使已经关闭的两扇硕大的门板冉度分离开来，并使中间敞开了一道足可容人进出的缺口。可以想见，假如在这个墓葬封闭的2000多年来，有盗墓贼发现了此墓并从墓道中穿凿而进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非常容易的。然而这座已经敞开墓门的巨型大墓，历2000余年未被发现和盗掘，实在是墓主的幸运和盗墓者的遗憾。不过，当今天的发掘人员发现时，要想进入墓穴却不那么从容了。因为这个墓葬已无数次被现代化推土机的履带隆隆碾过，致使石门的顶石和前室及左耳室的顶盖石被压断，形成了摇摇欲坠之势，倘若有人进出，说不定哪块断裂的巨石会突然落下，降灾难于现世，移大祸于人身，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
鉴于以上的险情，发掘队黄展岳、杨式挺等人经过研究，决定暂缓进人墓室，将人员全部召到工地搭起的席棚内现场讨论，制订一个周密的发掘方案，既保证进出人员的安全，也不能使室内的文物有半点损伤。
当发掘人员陆续走出墓道，聚集到大席拥准备讨论时，却画面相觑，一时都不知说什么，更没有什么计策可供讨论。因为墓中的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己不知彼，若无的放矢，凭一知半解或胡猜乱想地坐而论道，其结果不但难以切中要害，还有可能使考察误人歧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很明显，要想制订一个周密可行的发掘方案，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需要尽快弄清墓室中的具体情况。
在大家深知不可能每个人都冒险钻进墓室作详细考察而又迫切需要知道内部境况的两难情形下，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来的两位摄影师姜言忠和韩悦献出一条计策。即先由他们对墓室的景物分别拍照和录像，其余人员可间接地从照片和录像中看到墓室的情况，然后根据看到的情况再制订出相应的发掘方案。姜、韩两人的计策立即得到大家的认可并开始付诸实施。
姜言忠走出工棚，打开自己从北京专门带来的几个箱子，从里边取出了一件件“秘密武器”，这些“武器”有长有短、有圆有方、有直杆也有长线，外人看了觉得眼花缭乱。其实，这是姜言忠在长期的考古发掘拍摄实践中，土法上马，自己设计制作的“遥控照相机”，这种机器原先是吊在气球上俯瞰拍摄较大的发掘遗址现场时专用的，如今面对眼前的墓室，经验丰富并精于摄影之道的姜言忠，当然知道不能同往昔一样再用气球升空的方法拍摄了，而是改用“悬丝飞灯法”的拍摄方案，以解决在墓中拍摄照片的难题，这个方法最早创立于仍年代河北满城汉墓发掘拍摄工作中。由于满城汉墓墓室空间较大，用一般的摄影技术无法拍摄全景，富有创造精神的姜言忠，在冥思苦想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悬丝飞灯法”，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个方法简单地说就是:先在墓室内的中上部纵穿一条细钢丝，在钢丝上挂一个大号的碘钨灯，碘钨灯上有细丝，可以人力拉动。当摄影机在墓室内适当的位置架好后，碘钨灯打开，摄影机的光圈定在B门开始拍照。当摄影师感到前方的景致已拍好后，让专门操作碘钨灯的工作人员随着摄影机在飞舞旋转的同时，渐渐后退，并一直退到室外为止。这样整个墓室的景致便全部留在了摄影机的胶片中。这次，姜言忠以同样的方法对墓室进行拍摄，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照片冲洗出来后.墓中的形貌几乎全面地显现出来，姜言忠“悬丝飞灯法”成功地拍摄，既为此次具体发掘计划的制订铺就了道路，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
当姜言忠拍摄完成之后，专门负责拍摄影视的韩悦利用自己的优势，献出了一个更加便捷和大胆的办法。根据事先的布置，他和助手吴继东身扛摄影机，谨慎小心地沿着门板的开裂处侧身钻进墓室，选定一个既于文物无损，又使自身安全的立足处，按外面黄展岳等人的指挥，不断变换摄影机的角度来拍摄墓前室和东、西两耳室的规模、形制、现状以及众多的随葬品。随着摄影机磁带的转动，墓室中的一切立即出现在外面一个早已安放好的监视器的荧屏之上，而在外部围观的众人可通过荧屏映出的彩色画面，详细观察墓室内的状况……当韩悦身扛摄影机大汗淋漓地走出时，墓室内的一切也就清楚明自了。
根据姜言忠和韩悦分别拍摄的照片和画面可以看出，墓葬前室的顶部由一整块巨大的石板覆盖，这块盖石被凿山盖楼的推土机那沉重的履带碾断后，又遭到了民工铁锹镐头的撬砸，致使这块完整的盖石断裂成四块，并上下错位达10厘米，最宽的裂隙达3O多厘米，当初考古队员黄淼章下地宫查探时，正是从这条裂隙钻人的。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这块断裂的顶盖石已险象环生，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如进人墓室发掘，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拆掉顶盖石，排除险情。而要拆掉顶盖石又不致砸坏下面的文物，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支顶的措施，只有将顶部全部承托起来，才能安全稳妥地将断石拆移，并为下一步清理东、西两耳室腾出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发掘计划制定之后，受伤住院治疗的麦英豪也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来到了发掘工地。在他的主持下，由自己的弟子、精明干练的考古队员冼锦祥和古运泉两人率先行动，冼、古两人得到指示，立即行动起来。当他们冒险进人室内后，草测了已露在积土沉渣外部的铜鼎、陶瓶等几件器物的位置，并将器物暂时取出，然后在室内地面铺一层塑料薄膜作垫，以防文物遗迹混乱或损伤。塑料薄膜铺好后，在其他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石门断裂的缝隙，慢慢把几十个塞满木屑的麻包运进墓室，垒叠成一个方形的支柱，用以承托起顶盖石的断裂部位。
当这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发掘人员小心地将顶盖石上厚约O.9米的夯土层掘去，使盖石全部暴露，尔后动用吊车，先把墓门之上那块断裂为二的门额石吊离，接下去起吊两扇石门，最后，吊车的长臂伸向顶盖石，用足气力抓、提、转、放，使四块巨石先后脱离了庇护2仪D余年的墓室。由于发掘人员事先在顶盖石下垫有麻包以防止碎石崩溅，断裂为四的顶盖石吊离后，墓中的文物安然无恙。
接下去要做的，就是撤出堆叠的麻包，以便从事墓室文物与遗痕的清理。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人这个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感觉最醒目和扎眼的就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这种分别用红、黑两种颜料绘制的装饰性图案，生动鲜活，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那彩绘的大小不同的云朵看上去如被腿风卷起，狂飘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同古代无数杰出的建筑大师和艺术家虽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却没有为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发掘队员同样没有在墓室中找到这位丹青高手的名字。只是在门坎后部的顶门石L发现了一方用卵石做成的墨砚，墨砚之上放置着一小块砚石，砚石的表面尚沾有黑中泛红的颜料，经现场鉴别，这种颜料和绘在墙上的卷云图案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这方卵石墨砚就是绘制墓室图案的工具之一。按正常的制度和规律，顶门石之上是不会存放这种器物的，这种颇有些反常的器物遗存，是否是当年那位画师在画完石壁上的图案后，由于一种意外的原因匆匆忙忙地走出墓室，而仓促间遗留在这根顶门石上的?或者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缺乏更充足的沦证。发掘人员只好作为一种猜想暂时将这个问题存留了下来，以待日后研究。因为此时他们的重要任务是尽快清理墓室中其他的文物。
清理工作按原定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就出土的器物看，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殉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工佩饰，尽管穿结的织带早已腐朽无痕，但那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磺和一件婆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从出土的位置看，这串组玉佩饰应是覆盖在殉葬者身上的。就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 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 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考古人员据此推断，这方印 就是殉葬者本人生前所佩戴的实物。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 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 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 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 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 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车的铜铁构件散落到前 室后部几处，几乎占了墓室5/6的面积，本来不算太大的木制模型 车，其散落的部件竟占据了如此之大的空间，这个明显违背常规的 纷乱布局，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显然，这具木制模型车在人葬 之后曾经大面积地移动过，这个异常现象使问题变得有些复杂起 来。大家知道，墓中的随葬品应是在关闭墓门之前就全部放人其 中了，也就是说放殉葬品在前，关闭墓门在后。既然墓门已闭，盗 墓贼又始终未进人这匿藏了2000多年的墓室之内，这具木制车又 何以会大范围地移动呢?是木车自身的原因，还是与人为的外力操 作有关?司马迁的《史记》在描述秦始皇陵墓时，曾有“以水银为百 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稍后的《汉书》也相差不多地这样记载:“石棒为游棺，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袅雁……”从以_L记载中可以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秦始皇的陵墓中，有一些器物在关闭墓门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能够运动;二是许多工匠被活着关闭于陵墓的外室之中。如果广州象岗山古墓也像秦始皇陵一样作如此安排，或许这辆木制的模型在安葬后本身可以移动，即使不能移动，那被活着关闭于墓室之中的工匠或不同身份的殉葬人，不可能立即死去，在弥留之际，极度的恐惧和求生的欲望会使他们在漆黑的墓室中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四散奔逃…在这短暂的大混乱中，由于人群的冲撞和踢踏，墓室中器物的移动也是极有可能的。
但是，让发掘人员无法理解的是，象岗山古墓的规模和形制，显然无法跟千古一帝秦始皇那旷古绝伦的浩大地宫相匹敌，不可能安置封闭墓门后仍能移动和奔跑的木车模型，而从散落在墓室中的简单的铜铁构件看，木车模型在安置后自己移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惟一可能造成这种局面的当是墓室中的那个殉葬人，不过从地上遗留的木板灰痕看，这个殉葬人不是活着被葬人墓室，当是在事先死亡之后，由棺具盛装安置于墓室之中的。若让一个死人去推动木车，除了善于幻想和制造迷信故事的人之外，每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
既然这具木车自己不会移动，而人为的可能性又被排除，那么这木车显然移动过的事实又作何解释?难道这阴间的世界真的有鬼魂在活动?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木车移动的秘密。原来，这个墓室中曾多次渗人地下水，尽管每次积聚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从四周的石壁上仍能隐约分辨出这个现象残存的遗痕。而从散落的铜铁车饰构件来看，虽然所占范围很大，但一些主要构件如害、铜、舆饰等都同位于一条线上，且木车的衡木饰在前(南)，伞盖饰倒落在后(北)，这均与木车的各部位置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这具漆木车的模型在被积水浮起后，曾往后(北)漂移过，待年久日深木车腐朽后，那些铜铁构件就随之四散掉落了。
一个令发掘队员们困惑的木车移动之谜由此得以解开。大音有声
当地宫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发掘人员将清理的重点转向了东耳室。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与西耳室相对称，呈东西向长方形，前面有过道和前室相通，从外形看，这个耳室是用掏洞法建造而成，经初步测量，室内长5.24米、宽1.75米、高1. 83米。整个室内未发现彩绘，东壁为象岗山原有的岩石，没有另砌石壁，其他三面则为人工石砌而成。室顶用3块大石板铺盖，石板的厚度为20一25厘米，朝内(下)的一面修琢平整，朝外(上)的一而则较粗糙，在石盖板的上方，是象岗山原有的岩石覆盖。发掘前，顶盖石中间的一块巨石断裂掉落，斜插在室内当中处，并将部分随葬器物压坏或压碎。由于石板过于庞大，根本无法从过道中运出，但如果不将这块石板运出，清理工作则很难进行。要运出巨石，看来最可行的办法是凿穿墓室顶部象岗的原岩，从上面利用吊车将石板吊离。于是，围绕着原岩需开凿多大面积，是将三块石板全部吊离，还是单独吊出那块已断裂的石板的问题，考古人员之间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北京来的考古学家白荣金的意见是，既然室顶的原岩不可避免地要凿穿，不如干脆来他个大揭盖，也就是说将室顶原岩全部揭开，把三块石盖板全部吊离，这样东耳室将变得通畅明亮，对发掘人员人室清理十分方便。白荣金的想法一提出，发掘队长、考古学家麦英豪就提出相反的看法，麦英豪的意见是，如果要大揭盖，并将三块盖石板全部吊离，无疑会对室内的随葬器物产生很大的威胁，只要稍有不慎或某个地方出了差错，室内的文物将受到人为的损坏，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像这样在岭南首次发现的未遭盗掘的南越王家族的大墓，如果发掘清理完毕，势必要在原址建立博物馆，这个墓葬的形制作为重要的部分，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如果人为地将原建筑拆除并重建，将削弱遗址性博物馆的价值和地位。鉴于此情，麦英豪在反对白荣金意见的同时，提出了原岩的穿凿洞不宜过大，只吊出那块断石，其余两块盖顶石不再吊离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发掘队多数人员的认可并很快付诸实施。
按照分工和操作步骤，发掘人员先在室内顶盖石的断裂部位用麻袋、木桩等搭成一层防护网，然后用钢钎等工具开始“丁丁当当”地穿凿室顶部的原岩。很快，一个东西南北各长2米并直通室内的方形洞口开凿成功，发掘人员借来了吊车，小心翼翼地将断裂的顶盖石从室内吊离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