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征百越
战国烽烟渐息，秦始皇问鼎中原。南强北劲，匈奴和百越两大势力对秦王朝再度构成威胁。在精心策划之后，50万秦军兵发岭南。百越之地刀光剑影。血战过后，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强大的秦军再次伐越，百越之地终于落入强秦的掌中··
血战岭南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门中原大地上持续儿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T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的那样:“德逾三皇，功盖五帝:”为了使这个王朝的江山永固井传之于子孙万代，极具雄刁‘大略又阴险狡诈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种种措施:
一、把六国的王族和富豪都迁到秦都咸阳居作，便于就近监视;二、把全国分为二十六郡，郡以下设县，郡、县的长官都由朝廷委派。这样，统治全国官民的大权便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三、没收六国的兵器，运到咸阳销熔，铸成为!‘二个大铜人，以防止六国十民造反;四、令全国焚烧诸子百家的书籍(竹简)，只保留算术、农艺、工艺等几种杂1子。士人要想学习文化，可就近拜官史为师，学习法律等几种不涉及政治的书籍。
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王朝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所谓黔首，即编人农、工、商户的二种平氏。这道法令就是命农民、半工半农、半商半农的入民白行圈定所耕的土地，并向当地县衙门呈报，嗣后便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这种做法从根本上阻塞了六国所有的旧贵族，包括“士”这个阶层依靠农民租税为生的道路，逼迫他们只能乖乖地遵从秦朝的法令，或者拜吏为师学文，或者被征人军队服役习武。
以上种种防范措施和治国之策的实行，使国内形势衡时平静下来，但这种平静并未标志着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从此安然无事。因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地区的百越。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曾是夏王朝的后裔，战国时称为匈奴或胡。他们既无城郭，也无宫室，专以游牧为生。其生活习俗是食肉衣皮，随水草迁徙，注重骑马射猎，崇尚强武。大约在战国晚期，匈奴开始进人阶级社会，并产生了一位领袖，叫头曼单于。这个时候的匈奴贵族，大肆掳掠，常乘他国边境空虚无备之时，南下劫夺牲畜人口，给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当时中原北部的燕、赵、秦三国，曾分别在边境筑造长城以作防守，同时还经常派数十万大军警戒反击，但收效不大。因为匈奴兵进攻与撤退的速度很快，大多数匈奴劲骑从他们集结地出发，只需一天一夜就可以到达关中地区，在速度上远胜于中原骑兵，而中原步兵更是望尘莫及。倘匈奴占领区域遇上天早等不虞之年，为了生存就会出动大队人马南下中原进行掠夺。
就在中原诸侯国之间狼烟四起，相互攻伐，强秦逐渐蚕食山东六国的十几年间，匈奴人由弱到强，由强到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击力量。也就在这个期间，头曼单于曾亲率几十万人众，多次南侵，并一举攻占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当地经济，还将大批男女掳去充做奴隶。在这种情形下，秦始皇不得不派出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伐匈奴，夺取河南地，并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地区设置34个县，后再置九原郡，同时在黄河一段地区依河筑塞，利用地形地势，连接战国时秦、赵、燕三国的旧长城，筑起一条西起临挑、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匈奴的攻击，保护北方的农业区域。
越族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据史书记载，越族的祖先可能是华夏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有“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记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曾“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昨，命为伯”。从此句可见，勾践自认与周的关系是“君臣”的关系。战国早期，楚悼王用昊起曾一度“南平百越”，而到了战国晚期，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越族开始“服朝于楚”，成为楚国的一部分。到公元前223年，秦国军队灭楚后，于第二年由大将王剪率军继续南进，夺取了越地一部分，建立了会稽郡。当秦王朝建立后，越人主要分布在今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一带。由于越人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或部落联盟，且族类甚多，故中原人习惯上把他们统称为百越。将百越中居住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的越族称为南越和西皿，福建一带的称闽越。南越以番禺(今广州)为活动中心，西甄以广西贵县为活动中心。由于两广地区位于南岭山脉之南，又称岭南。越人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错臂左枉，部落之间好相攻击，多为穴居，从事渔业和简单的农业生产，整体处于尚未开化的野蛮状态。
就越人和匈奴比较而言，越族对中原的威胁要小一些，其主要原因是，越族多习水战，不喜陆战，加之居住地区与中原之间又有大庚、骑田、都庞、萌诸、越城等险峻的五岭阻隔，即使对中原用兵也没有匈奴那样便捷和迅速，所以在短时间内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威胁。另外，岭南越族虽然人数众多，但农业经济不发达，多数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作为用兵和大规模战争的补给。而且越人分为众多部落，分居于中国南部纵横几千里的山岭丛林之中，缺乏统一的领导，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部落之间又不断地相互征伐，近似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强劲的一致对外的政治、军事同盟。这一切都决定了其威胁力要远远小于北方的匈奴。
尽管越人因上述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方式等局限，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原的威胁远小于匈奴，但越族毕竟是一个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庞大群体，且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相互攻伐和对外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渐渐形成了勇猛无畏的作战传统。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曾多次与中原诸国交战，使中原诸国吃了不少苦头。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势必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力。这种威胁力，对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铁血人物秦始皇以及整个秦帝国而’言都是无法避而不见的，要想保持帝国的强大和牢固，就必须对外来的威胁力量进行打击。
于是，秦帝国对岭南越人的征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史书《淮南子·人间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日:“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晌之。又……使尉屠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莱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唯，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迪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战争的酷烈程度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这场战争最终于公元前214年结束，著名的史书(史记》、《汉书》都曾作了明确的记载。但这场战争开始于何年何月，不只是成书较早的《淮南子·人间训》没有记载，即使以后成书的《史记》、《汉书》也未作补充说明。于是，继《史记》、(汉书》之后的中外学者围绕秦平岭南到底始于何时的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论争，并渐渐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这场战争开始于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持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清代史学家仇池石，他在其编著的《羊城古钞》一书中认为:“始皇二十五年，遣王剪南征百粤，略定陆梁地，以为南海、桂林、象郡。”由此仇池石认为秦统一岭南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22年开始，于此年结束并设岭南三郡的。
第二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持此种说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人郭辈和法国人鄂卢梭，其中郭辈明确地把秦设南海等三郡的时间定于公元前221年。鄂卢梭则根据《淮南子4人间训》中有关秦派出5O万大军的说法，认为:“似乎《淮南子》所言之役，应在公元前221年。”
第三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广东学者余天炽即持此说。
第四种说法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越南史学家陶维英即持此说。他在其所著的名著《越南古代史》一书中，明确表示“秦朝发兵应在公元前218年”。
以上四种说法，其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22年到公元前2I8年，这些说法虽然各有各的论据和理由，但又有不尽完善和推理的成分。按照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的推断和论证，以上四种说法，前三种离历史史实较远，只有越南史学家陶维英提出的第四种，也就是公元前218年一说比较符合史实，其主要理由是:
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说的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这段记载，联想到平定岭南为公元前214年这一明确记载，那么由公元前214年上推3年则为公元前217年。就在这一年，《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为“无事”，故此，秦发动战争之年就只能是公元前218年了。
当然，这个推断和结论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和相反的意见，有的学者仍固执地认为秦平岭南的战争最迟不超过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主要理由是，这一年秦始皇曾东巡并在琅邪台的刻石中列举其疆域有“南尽北户”，这个“北户”即“北向户”，秦时泛指五岭以南地区。如果此时秦军没有开赴岭南，秦始皇为何要把岭南当做秦朝的版图而论定?从《史记》记载看，这次秦始皇的东巡，足迹曾到达了衡山，这个衡山离五岭山脉不远，应与岭南战争有关。以上观点遭到了历史学家何清谷等人的反对。尽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公元前221年“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挑、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记载，于是便有人认为这是官方文告，并根据“南至北向户”这一提法断定此年秦军已到岭南。何先生认为以上记述不像政府文告，而是司马迁概括的秦王朝后期的疆域，如文中“北据河为塞”，显然是公元前214年蒙恬北逐匈奴后秦的北疆，因而不能据此确定秦进军岭南的时间。
不管以上的推断和论证谁是谁非，秦始皇在荡平六国并建立起强大的秦王朝不久，即派出大军攻伐岭南则是事实。在这场战争中，秦军的总指挥官屠维指挥五路大军，分别从五个方向扑向岭南。I1从文献记载看，五路大军中的一、二路是用来对付越族中的一支—西贩族的。第一路塞谭城之岭。据专家考证，这里说的谭城之岭就是如今的越城岭，蜿蜒于广西东北部和湖南边境，向南沿湘桂走廊可达西威族地区。第二路守九疑之塞。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由此向西南，越都庞岭进人广西，再沿贺江而南亦可与西哑人接触。从历史记载来看，“塞”和“守”并非进攻之意，可能由于西贩族人的强悍与分散，秦军不敢贸然行动，只好暂时采取防守战略，当众多的秦军在南越战场上大显身手时，这两路大军才以进攻的姿态沿上述两条路线向西贩人的聚集区推进。与第一、第二路军不同的是，第三、第四路秦军好像一开始就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南越战场上，尤其是“处番禺之都”的秦军。在老将任嚣的指挥下，他月l]以赣江上游作为前进基地，越过梅岭后，便在横浦(今南雄县城附近)暂时驻扎下来，伐木造船，然后到今夭的曲江、英德、清远，逐站筑城以确保队伍能稳步前进，最后抵达海边的番禺。
任嚣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是几路大军中最为神速的一支，到达番禺后，任嚣便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起一座小城，后来人们便称它为任嚣城，这座城是秦南海郡的郡城—番禺城，也就是最早的广州城。第四路军守南野，这里所说的南野是指今天江西境内的赣江上游，具体位置当在今南康县南大庚岭北部一带。这个地区在军事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不仅是闽越人与岭南越族相互联系的岭口要冲，而且还与闽越北部的会稽郡紧紧相连，一旦驻军把守，对进攻闽越族十分有利。驻守在此处的秦军，实际上是接济南下番禺的后续部队。第五路秦军“结余干之水”。余干，今江西北部的余干县，余干之水指自都阳湖流出的余干水系，而余干水系是闽越人到达江淮的通道，此地虽距岭南较远，但地理位置亦相当重要。史学家顾祖禹认为:“越人欲为变，必先由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盖其地当闽越襟领也。且北距大江，西隔重湘，兵争出人，常为孔道。”故此，只要秦军占领了此地，在军事战略上就完全打破了闽越人北人江淮的可能性。
但由于闽越之地“僻处海隅，偏浅迫隘”，既无城郭，也无村落，不仅没有什么险要之处可资凭依，甚至连人行的道路也没有，只有偶尔在河谷盆地里碰到越人聚居的山洞和稀疏的人烟，因而形成了“用以争雄天下，则申兵槟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的渗淡局面，这个局面在秦军先进的战术、精良的武器、密集的兵力的强大攻击下，更加支离破碎，残缺不全。以闽越王无诸所匆匆组织起来的越人反抗力量很快被击溃，秦军顺利地占领了闽越之地，同年，秦王朝在闽越之地设置了闽中郡。
秦军虽以凌厉之势攻占了南越大部分地区，但是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势复杂，地广人稀，有限的秦军在此难于立足，常常遭到越人的暗中攻击。恃别是第一和第二路军，在进攻西贩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以屠唯为首的一些秦军将领，在攻占西瓯族的过程中，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变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他们在‘片领地区，对被击溃的西瓯人不采取安抚政策，而是急于施行中原“暴秦”的那一套残酷无情的法令，对被征服的越人采取了重压和歧视的态度。尤其让西瓯人难以容忍的是，秦军主帅屠唯在进人象郡之后，特意派人将西匝族的首领译吁宋召到帐前，强行命他依照秦朝对蛮族的事例贡献当地土特产。面对屠唯的非礼，译吁宋拒不答应，狂傲的屠难一怒之下命刀斧手将译吁宋推出帐外砍下了头颅。这一事件使西瓯人举族震惊，他们宁愿“皆人丛薄中，与禽兽处”，也“莫肯为秦虏”，形成了一股誓与秦军拼死一搏的悲壮力量。西瓯人自觉面积极地组织起来，推举本族能攻善战的杰俊为将领，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发动对秦军的袭击，使秦军在占领区无法安宁，疲意不堪。在极度的屈辱与悲愤中组织起来的西瓯族人，还不断地袭击秦军的粮道，致使秦军粮食匾乏。与此同时，强悍的西欧族人还集中力量不断对秦军发起进攻，秦军出现了“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的悲惨局面。最后连不可一世的秦军主帅屠唯也在乱军中被杀死，其首级被西瓯族人取去祭神。
秦军主帅屠唯的被杀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日夜凭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时秦军的粮草和军事装备在接济上又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人了极为不妙的境地。在这种格局下，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贩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人了秦越对峙的阶段。
当然，这种秦越对峙的局面是暂时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实力，决不可能允许秦越长期对峙下去，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见血而还。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尽快完成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征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
于是，一项因战争的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
帷幕。
史禄与灵渠的开凿
秦始皇命令下达后，由史禄组织指挥十万军工执行这一任务。史禄，名禄，官职为秦监御史，故此史料中称他为史禄或监禄，至于他姓什么、生卒年代和籍贯都无法确考，后世研究者只知道他大致是秦始皇同时代的人，他的名字之所以还能流传于后世，是与他主持宏伟的灵渠开凿工程紧密相关。灵渠的开凿应当是史禄一生中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大事。
历史上最早记载史禄名字和开凿灵渠之事的，要数司马迁和刘安等人，但是他们的记载都十分简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道:“又使尉(佗)屠唯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人越·一”刘安召集百家游士编撰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只是说:“秦王使监禄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而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严助传》中也仅仅提到:“监禄者，秦监御史也，秦始皇时，尝使尉难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没有补充什么新的内容。在上述史书中，史禄只是作为一个次要人物被附带提及，<史记》和(汉书》中不但没有史禄的传，就连《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恤志》中竟然也不曾收人史禄领导开凿灵渠的任何事迹，这显然与他的官职卑微有关，于今读来，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东汉以后，历代虽有不少文献谈及史禄开凿灵渠之事，但大都相互抄转，失之于略而不详，或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直到宋代，才有人对此事作了补充性的描述。如范成大在所著《桂海虞衡录》中记载:“湘水源于海阳山，在此下融江。融江为洋河下流，本南流。兴安地势最高，二水远不相谋。禄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融，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元代脱脱等所修《宋史·河渠志第七》东南诸水下云:“广西水灵渠源即漓水，在桂林兴安县之北，经县郭西南。其初乃秦史禄所凿，以下兵于南粤者。”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一云:“史禄其先越人，赘婿咸阳，禄任秦以史监郡。”看来，关于史禄的人生经历，后人所知的也不外乎这些了。
灵渠，史书中作“浮渠”或“灵渠”，据说因漓江又称灵河而得名。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之水，又名“湘漓运河”。其穿越广西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后人又称“兴安运河”。秦始皇为何在大军受挫后，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运河，这当然由中原与岭南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从历史记载看，秦时中原与岭南沟通有水、陆两路，但这两路对人行特别是运输都极其不便。就陆路而言，虽然不像唐代诗人李白所形容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也是道路崎岖，险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险阻，一旦用于大规模的运输，则变得极其艰难和复杂，其难度绝不亚于蜀道之难。除陆路外，可通行的水路只有以下两条: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赣江，运载物资到达大痰岭，然后以人力搬运逾岭，之后再通过祯水流域输向岭南地区;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达五岭之下，以人力将物资搬运逾岭，然后再通过漓水流域输向岭南。
由以上水、陆两路的自然条件可以看出，要向岭南运输大量的战备物资是何等繁琐与艰难。在秦军征伐岭南之初，由于秦王朝有一定的战争准备，物资的运输与前方将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遭到越人强有力的反击之后，前方军队的急需和后援物资运输缓慢的矛盾就变得尖锐和显著起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势必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而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仅仅靠增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开辟一条较为畅通的路线方能达到彻底征服岭南的目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凿灵渠就成了当务之急了。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后人无法知道秦王朝为什么要选在兴安一带开凿灵渠，但可以想象的是，关于开辟中原通向岭南这条新通道的选址问题，秦始皇本人和他手下的众多臣僚们，一定是经过反复论证和再三斟酌才最后选定在兴安的。就其自然条件而言，运河开凿之前，在兴安县城附近，湘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西南的拓园附近，叫双女井溪;滴江有一小支流，发源于兴安城北面的山谷，叫始安水。由始安水至双女井溪汇人湘江处，相距不足1 .5公里，不仅距离很近，而且两水的水位相差也不太大。两水之间只隔着一系列小土岭，即太史庙山、始安岭和排楼岭。这些土岭南北走向，宽度仅3习0至500米，相对高度20至30米。这样的自然条件就为开凿灵渠，引湘人漓创造了相对方便的条件。
纵贯湖南全省的湘江，发源于广西灵川县境内的海洋山，其山水流经兴安的湘江故道(也称海洋河)，流人湘江北去;而美丽的漓江，发源于五岭之一的越城岭的苗儿山，其山水南流人珠江。两江异源分流，一流向北，一流向南，相离而去。后人为“相离”两字加上三点水偏旁，以示湘漓两水背道面驰。当时，开凿灵渠的工程人员对兴安县附近的地形和水文情况作了详细考察后，选择了兴安县城东南两公里的分水塘(又称溪潭)，作为筑坝分水的地点。就当时来说，这个选择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海洋河从源地流出，沿途流经砂页岩地段，河谷比较开阔，河床比降较大，至分水村附近，因海洋河垂直切穿鳌头岭和龙王庙山而进人平原，水流变缓，对筑堤断流极为有利。第二，这里处于湘江上游，水位较高，筑坝拦水之后，可把水位提高6米左右，使越过分水岭的渠道开凿工程大为节省。在分水塘附近筑坝分水、引湘人漓，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充分显示了古代工程人员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智慧。
兴安灵渠工程分为南北两渠，全长34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两大水系，整个工程包括桦嘴、大小天平、南北渠道、池水天平、陡门、水函、堰坝、虹桥等水工设施，它们互相联系和依存，构成完整的水利工程体系，兴安城东的灵渠分水塘，称为大小天平，它起着断流河水，减缓流速，抬高水位，将河水分导人南北渠道的作用，如遇洪水又可向故道泄流。大小天平呈人字形，北段称大天平，长度为340米，南段为1米。湘江上源的海洋河水，环绕一坐几十米长的石坛，坛上古树繁茂，花草绿红相映，靠坛边有小巧的凉亭，亭里有块碑，碑上刻有“湘漓分派”4个字。原来这块大石坛，就叫分水烨嘴，它把两江汇流滚来的洪水劈分两股，一股向北人北堤，一股向南人秦堤，按“三分漓水七分湘”的比例分流着。至于大小天平大坝结构，由二层大坝组建，一层为大青石块铺成，一层为鱼鳞石组成，犹如两条坚固的防线。
运河的南渠全长30余公里，人工开凿部分约占5公里多，是南渠首经兴安城区的那一部分，后人称为秦堤。此堤穿越鱼公山、城台岭、太史庙山等处，然后接始安水、灵河等天然河道。
北渠从分水塘开始，绕了几个大弯汇流人湘江故道，北渠的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绕弯后拉长1倍，约4公里。最突出的是北渠开始不远的弯陡处，有观音阁小丘，河水在这个小岛形成了一个大弯然后北去，到打鱼陡又绕一个弯，一弯一曲前进，这是为了减低河水流速的冲击力而设计的渠道，流水迁缓，利于航行，可见古代灵渠的设计者们考虑十分周密。
南北渠道的一个重要工程设施，便是陡门，或称斗门。这道门户起船闸作用，能自由起闭提高水位，利于船舶通航。陡门设置地点多是选择渠道较狭地方，容易控制水流。陡门的距离，依地形需要而定，一般大致在四五百米之间，也有相距一二公里。陡门用大块方石砌成半圆形，半径1.}米至2米，渠道两岸各一，形成拦腰约束流水的石堤形状，突出在渠道中间，两堤距离约为5米余，这就形成陡门。陡门下有石板垫底，两岸半圆形石堤上凿有凹口，作为塞陡时架陡杠用，陡门附近竖有石柱，称将军桩，上而多刻陡名。在其中一将军桩不远处，有一座圆形墓家，人们称为“三将军墓”。关于将军墓的名称，当地有这样的传说:当初，秦始皇派人来修灵渠时，曾经历过多次失败，不是湘江水涨、灵渠水千，就是灵渠水多、湘江水少。这样，第一个修渠的负责人被杀头了。
接着派来了第二个负责人。第二人左试右试，从上游把10根木头放下来，到分水的地方，流人湘江的是7根，流人灵渠的是3根，他就在三七分开的地方，修上桦嘴。
分水分成了，可是洪水一来，过多的水涌进灵渠，冲毁堤岸，造成水灾。这样，第二个人又被杀头了。
于是，又派来了第三个负责人，这第三个人经过考查，发现灵渠堤岸太低，但要加高又不稳固，问题是如何既能经常维持灵渠的一定水位，保证通航，又不会涨洪。后来就在桦嘴尾部通向南北的江岸，砌了两道不高不矮的人字坝，叫做大小天平，平时可以拦水，洪水来时又可滚水泄流。这样，分水、通航、防洪等问题都解决了。
第三个人获得成功之后，觉得自己的成功都是在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功劳不应统归自己。前两人为修渠积累了经验，反而被加罪问斩，自己活下来没有意思，于是就自刻而死了。人们把这三个人合葬在一起，觉得他们如此英烈，便称他们为“三将军”。
传说总离实际发生的故事有较大的差距，应该是不足为信的，但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这样的隐喻，那就是工程技术的复杂和艰难，条件的严峻，秦王朝官吏们的残暴和十万军工为此付出的悲苦与牺牲，同时还透出天下苍生对这场秦越战争的抵触和不满。就当时的中原地区而言，人民久经战乱并饱受战乱之苦，当秦王朝统一天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天下百姓清别勿待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安静环境，在这种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作为秦王朝应当把统治政策的中心迅速转移到生产上来，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因战乱而遭到重大损失的经济力量，治愈战争创伤，走富国强民之路。但此时的秦始皇却置此于不顾，不惜劳民伤财，一意孤行地要征服岭南地区，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汉族人民有许多在这次战争中，被弄得家破人亡，出现了“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观。而且秦越战争中有几十万士卒亡故他乡。至于像《搜神记》中所记“被差征发，落陷南国，··…三年还家”的长安人王道平的神话传说，那还是极其幸运的。在这场战争中越族人也同样付出了渗重代价。以_七传说中那第三个工程负责人在成功之后不是邀功请赏，而是以悲壮的自刻方式告别成功和荣耀，便是对这场战争持抵触和不满情绪的印证。
当然，整个灵渠开凿过程留下来的传说，不全是抵触、不满和悲壮，也有一些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成分掺杂其中，关于那块“飞来石”的传说便是极好的例证。据说灵渠附近并无石山，却偏偏在拐弯处的堤边“飞来了”一块巨石。巨石周围刻有后人赞美灵渠的诗文和修渠事务的记载，其中一段专门讲述了“飞来石”故事:当灵渠修到此地时，工程被迫停顿，因为白天砌好的堤坝，到夜晚就被大水冲垮。多次反复后，人们就在夜晚去察看，这一察看方才得知，堤坝并不是被水冲垮的，分明是一只猪婆龙在作祟，是它用长嘴暗中拱开了堤坝。于是，人们同猪婆龙展开了斗争。后来，这件事被峨眉山上的仙人发现了，他对人们的顽强战斗精神甚是赞扬，便设法帮助修渠的人们。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里，天空忽然飞来一块巨石，正好砸在猪婆龙的脊背上，使它再不能逞凶作恶。后来，这大堤坝也就顺利地建成了。
这段颇具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故事，明显地淡化了军工们劳作中的悲苦和哀怨，增添了一股昂扬向上的意欲征服自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色彩和乐观的精神风貌。或许，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意志，兴安运河才得以最终成功地打通。
尽管史料没有提及工程的艰难以及施工的技术处理等细节，但后人可以想象的是，灵渠的开凿一定是吸收和借鉴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兴建而成的。早在秦国灭西周后的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在四川就由李冰主持了都江堰工程的兴建。这项工程有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等三个主要部分紧密相连，形成工程的总体，其中鱼嘴的作用是把氓江分为内外两江，外江为主流，内江水流则通过宝瓶口流向成都平原，起一种分水作用。都江堰的鱼嘴与灵渠的桦嘴，是同一类型的水利建筑物，都起着分水作用。都江堰建成与灵渠的开凿，相距只有35年，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而同时代兴修的水利工程之间不能排除技术交流的可能性。尽管历代对桦嘴是否修建于秦代素有争论，但多数学者、专家还是认为锌嘴建成于秦代的可能性较大，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要建南北渠道是不能没有分水工程设施的，除此别无他途。
郑国渠开凿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干渠东西长“三百余里”，横穿几条天然河流，于渠横穿河流的技术措施，缺乏文献记录资料。据现代水利史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建闸(即斗门)控制，实属不易，从文字记载和考古上都尚未发现在秦代有这样大型的灌溉闸门。在郑国渠修建万年后新建的灵渠，是否已懂得修建闸门的技术，因资料缺乏无从判断。如不用闸门提高水位，则常年运输将成问题，一种可能是尽量利用流量充沛的季节运输;另一种可能是使用一种原始方法提高水位，两者必居其一。
史禄负责领导开凿的灵渠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运河，是我国水利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它同都江堰、郑国渠一起被后人并称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并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灵渠沟通了湘漓两条河流，湘水汇人漓水，使原本属于长扛流域的湘水与属于珠江流域的漓水连接了起来，因而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漓江逾五岭而直接到达岭南地区，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顺利通过，这就为被困于岭南的秦军粮炯的补给带来了新的转机。由于秦工朝的粮晌源源不断地输人，为秦军快速、彻底地征服岭南地区创造了条件。当然，灵渠的作用不仅限于秦始皇时代对岭南的用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和意义变得越发宏大和深远。自秦之后的历代，随着灵渠的不断修筑，对于促进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岭南同中原水陆交通运输大动脉的灵渠，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按照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亲眼见到的情形，灵渠内依然是“运航鳞次”，船只往来不绝。到清代，灵渠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长沙、衡、永数郡盛产谷米，连检衔尾，浮苍梧(梧州)直下羊城(厂‘州)”。岭南地区大量的特产和器物也通过灵渠下湘江、越洞庭、溯汉水，输送到长江流域和中原各地，促进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与民族的融合。灵渠在作为水陆交通的同时，还浇灌着两岸的万亩农田，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传统的观点与角度看，秦王朝开凿灵渠的目的主要是兵发岭南并征服这块土地上的越人，以稳固秦王朝的统治和满足秦始皇对于财富的贪婪和私欲。而史禄领导开凿灵渠动用了十万军工，也有其耗费人力物力、劳民伤财的一面。但是客观地从历史角度来看，灵渠毕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史禄作为秦代开发南方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历史功绩是不应被抹杀的。虽然在古代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但是灵渠工程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那用巨石垒砌而成的坚固大堤，就是开凿灵渠的十万军工以及史禄本人的不倒的纪念碑群。就史禄在历史上的地位面言，正如宋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一书中所言:“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残忍。其余威能阁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惟始皇，禄亦人杰矣。”
岭南“通街”
当兴安灵渠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大功告成后，秦军的粮晌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唯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晌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甄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甄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锥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锥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请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人秦王朝的版图。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唯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匝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在过去的战争征讨中，关于西匝人之难以征服，秦始皇和秦朝军队是有所领教的。为了防止其残存的军事势力卷土重来，采取了这一防范措施。据后人考证这个“侯”的遗存就是今广西兴安县西南四十华里的秦越遗址。清谢启昆编《广西通志·胜迹一》时曾说:“秦城在(兴安)县四十里，旁有秦王庙，秦始皇筑以限越。”直到今天，虽然秦王庙早已不存，而秦城古城垣和古战壕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据专家考证确属当年秦军驻扎的故垒，此处位于越城岭和庞岭之间的水道，其地势平坦，四周高山连绵，大溶江傍依而过，北靠天险严关，扼守此地，即可控制岭南西部的咽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岭北犯。
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几项具有开发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辖境大体相当今广东的大部，东到今福建南端的云霄，西到广东四会县东。其下置县有:番禺县、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揭阳县(今广东揭阳县)、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祯阳县(今广东英德县)、含沤县(演阳县之南)。桂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贵县境，辖境大体相当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包括今广西桂林市、柳州市、梧州市和广东肇庆市、茂名市一带。’下置县除布山县外，还有四会县(今广东四会县)。象郡治所临尘，辖境包括今广西百色地区、南宁市、凭祥市，广东的湛江市一带，南到越南北部的海防市和高平省。除县之外，在土著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道，利用其首领即“臣邦君长”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在有些地区还维持其!日的部落组织，所谓“且以其故俗治”。秦推行的郡县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这是在岭南建立封建政治秩序的开始。从此，岭南纳人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秦的郡县制模式统治岭南。在统一政权下，通过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和民族首领，推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加强了与内地的交往，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岭南越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
二、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这是秦一贯奉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由于北方人初去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征兵不易，因而改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滴戍”就是对“有罪者”实行充军、流放，其对象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的、父母曾有“市籍”、祖父母曾有“市籍”的，称之“七科滴”。从史料记载看，秦王朝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入，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滴发，配合军事占领，在三郡安置这些移民，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时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叫“不直”。这次把南越地与筑长城并提，可知是强迫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建筑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滴戍边”。这句记载虽未明言去处，但不外北边和南边，南边当指岭南。第四次是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为一万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华夏人落籍岭南的一万五千户人家。这也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诏令中所说:“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以上史料表明，秦代迁往岭南的华夏之民数量不少，他们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为岭南的开发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开新道，凿灵渠。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企图阻止起义军进人岭南。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涅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