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灿烂
面对堆满地宫的灿烂珍宝，发掘人员一筹莫展。考古学家白荣金献出奇计，悬空发掘得以实施。墓穴深处，一件件奇珍异宝相继出土，让世人领略久远的岭南文明，同时也为解开墓主之谜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通连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考古人员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注意到，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l0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人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后，来自北京的白荣金提出了一个，’悬空发掘”的方案，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在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队员中，白荣金可称得上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宿将。他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至今己参加发掘墓葬和遗址近百处，尤其在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白荣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白荣金为人处事却极其谦虚，每遇到棘手难办的间题，他总是在耐心听完其他人的意见后，以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风度、学识和耐心，经过反复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提出的“悬空发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O。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大头在前室，上面坐上数人作重压。小的一端伸进耳室，考古队员可沿着这把竹梯慢慢“爬”进室内作分层清理……白荣金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木屑麻包堆起来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员陈伟汉、李季等3人顺序坐上了竹梯伸人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将白荣金身穿裤权、背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竹梯的外端“爬”进了西耳室。进人室内的白荣金在深人室内约1.5米的南北两面石墙的墙根下随着竹梯的左旋右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先取起遗物的地方。经过照相、绘图后，白荣金慢慢将遗物取出，从而清理出两个落脚点，随后在这两个点上用外面考古人员递进来的砖块叠起了两个短柱，在这两个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杭，将竹梯的一端搭.上去。这样，整个室内便有了一个“万”型的支架。由于西耳室的总长度在4米以上，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屯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人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人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人地下加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一占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儿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来潮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1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磁磁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占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砚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4O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10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仁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前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人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3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筒内，只是竹筒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3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圆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筒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筒内人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惟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人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作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1个或2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2个、扁足方鼎2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人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至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九鼎人于秦，有的说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泅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人彭城郊外的徊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称，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子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未赐神鼎的纪念。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5字，反面有“一栖饮之”4字，正反两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命”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余为之”的记载，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上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纤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4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等。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卜长下短之势。4件金节中，有3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3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3件。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8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划娴熟劲秀。相同的3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于蔽郧之游宫……”“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集尹、栽尹”应为官名。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王命命传赁”金节中的“传赁”也应为官名。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梧饮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梢子”。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一焙饮之”4字连起来分析，认为“焙”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桔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 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关于鄂君 启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 期”，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 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 则难以定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 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 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 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 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 品。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 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证明。
造型独特的恺甲
在西耳室前部南侧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在众多散乱的器物中，发现了一件保存较完整的铁恺甲，这副恺甲的发现使考古人员神情一振，特别是社科院考古所来的白荣金更是惊喜异常。因为自1968年满城汉墓发现一副完整的恺甲后，在10余年的考古发掘中，很难有这类器物出土，尤其在岭南地区，铁恺甲的发现更是前所未有的考古盛事。它让今天的人类透过滚滚的历史尘烟，再次窥视到2仪刃年前作为防护兵器的恺甲的真实面貌。
恺甲在兵器学史上属于防护兵器的范畴，它的用途自然是战争中的防卫。
中国古籍(韩非子·难一》中，记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矛盾故事”。它向人们揭示出，进行战争不仅要有进攻性兵器，还要有防护性兵器，这样才既能消灭敌人，又能保存自己。进攻与防护两类兵器的发展相辅相成，一般前者居先，并促进后者相应发展，但后者进步了，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前者的发展。防护兵器正是与进攻兵器在相互不断促进中，发展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主要以甲胃、盾、马具装三类为主。
其实，早在铜铁兵器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已经知道利用藤条、木片、兽皮等原料，经过简单加工，制作出早期的防护装具，并开始用于保护人体最重要的头、胸、背等部位了。当历史进人到青铜时代，随着作战方式的变化，制造技术的进步，以及锋利的进攻性青铜兵器的演进，防护装具也随之得到了大踏步的革新和发展。除皮革甲宵外，还出现了青铜铸造的甲胃，这些甲宵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对青铜兵器如戈、矛、剑、链等攻击的防护性能。
历史上的恺甲，又名“介”或“函”，其形类似衣服，用以防护人体的重要部位。据考古资料证明，在青铜兵器盛行的商代，防护装具仍以皮甲为主，青铜甲处于盟生时期。到西周时期，青铜甲开始大量出现。、如近年在陕西陇县发现的西周青铜甲饰，多呈圆泡形，正面弧凸，周沿留有窄边，背面中空，有“十”字形或“一”字形钮:〕出土时，这些铜泡背面短每粘有皮革残存，周边还有漆痕，这说明西周时代是在经过裸漆的皮甲卜面再嵌附铜甲饰的。再如建国前在浚县辛村的西周墓里也曾出土大、中、小各类甲泡11枚，从出土铜泡在墓葬中的位置分析，有的铜泡是缀于甲衣上的，但也有的铜泡是缀于人小腿部位的长靴上，从形制上看，西周的圆泡形铜甲饰不同于陕西固城出土的透顶或尖顶商代铜甲。数量较多的商周青铜甲饰的出土，反映当时的恺甲在军队中的广泛使用。
至于西周时期的青铜甲，在考占发掘中仅在山东胶县西周车马坑出土过一件铜胸甲，这具胸甲宽37厘米，高38厘米，由左、中、右三片合成，铜甲周围有O。8-1.2厘米的扁平边缘，缘上分布小的穿孔12个。从整体上看，这件铜胸甲呈狰狞兽面状，左右两片对称，构成怪兽外凸的大眼和向下弯曲的嘴部，瞳孔处开有圆孔。中片是一个巨大的兽鼻形，并开有两个圆鼻孔，鼻孔两侧向下弯出撩牙各一枚。中片一与左右甲片相连的边缘部位各开有小圆穿孔。考古人员在发现铜胸甲的同时，还发现了直径11厘米的铜背甲。背甲圆泡形，中心凸出，中间有直径}.厘米的穿孔，铜泡外缘扁平，缘边也有小穿孔。根据铜胸甲、背甲的形状及宽边缘上的小穿孔来看，这铜胸甲和铜背甲也是钉缀在皮甲上的附属物，以起到护胸和护背的防御作用。
关于铁恺甲在中国的出现时间，从文献和考古发掘得知，至少在战国时已出现了。《吕氏春秋·贵卒》中，有中山国力十“衣铁甲，操铁杖以战”的记述;《战国策·韩一》中，有韩卒“甲盾裴黎铁幕”“无不毕具”的话。这里所说的“铁幕”即“以铁为臂胫之衣”。1965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科号墓中出土了战国后期的铁胃，这件铁胃高26厘米，由89片7排铁甲片编缀而成。几乎与此同时，发掘者还在该遗址21号墓清理出216片铁甲片，长6一7 .8厘米、宽5.3-6.9厘米。根据出土情况分析，铁甲和铁宵两类甲片各有不同，这说明从那时起防护装具即开始进人一个新阶段。到了汉代，随着钢铁技术的发展，铁甲宵逐渐取代皮甲成为主要装备。如:l965年，陕西咸阳市杨家湾出土陶俑2500多件，其中4O%的俑身披有模拟实用恺甲。这些陶俑的出土，对西汉前期恺甲制提供了形象性资料。1959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二十家子汉城遗址发现一领汉武帝时期铁恺，以及西汉中后期零散甲片三百余片。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出一领刘胜葬仪用恺甲。这件恺甲经复原，为甲身、甲袖组成的鱼鳞甲，全甲由2859片组成，重16. 85公斤，属西汉中期的产物。1975 --1977年，在西安市大刘寨西汉武库遗址，出土了较多铁恺甲片，这些甲片大致分为三型:大型长宽为11厘米x2厘米，中型5厘米x2厘米左右，四角呈圆弧形，小型2厘米X1.5厘米。甲片都有成对的边孔，用以编缀。该武库自汉初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年。
关于汉代铁恺甲的成型技术，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是上承皮甲传统工艺的，一般来说，与皮甲编组方法相同。但个别情况也有不同，如刘胜墓鱼鳞甲，其固定编缀，横排以中心一片为基准，向左右展开，后一片前缘压在前片后缘上，边孔对齐以穿绳;纵编时，上排压下排，邻排相错，隔排相对。活动编缀，与皮甲方法相差不多，纵向连接时编绳留有一定长度，便于甲片.上下推移。
关于甲的编制，按甲片特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扎甲。如杨家湾陶俑所示，系由共排至五排长方形甲片制成。其中屯排甲的扎甲特别长，至少为20一3O厘米，防护部位仅限于胸背，故此种甲还比较原始;四五排甲是在前一种基础上发展而成，防护部位扩大，身甲下延至腰下，肩仁加有披膊，其腰下和披肩均为活动编缀。第二类为鱼鳞甲。主要由中小型甲片编成，精工细作，防护能力更强。这类甲在杨家湾汉墓中仅出一例，说明此种甲可能只有将领才有。刘胜墓所出，比杨家湾的更精细，是这种甲的代表。以上甲制反映出西汉时期甲片由大型向中小型变化，由扎甲向精密鱼鳞甲过渡，由仅仅保护上体进而扩大到保护其他部位的发展趋势。
随着战争的需要和进攻性钢铁兵器的发展，对恺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且从着装角度要求，不仅要坚固合体，还要整齐划一，这些要求对恺甲的改进无疑会起到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西汉时期恺甲生产技术逐渐达到了成熟阶段。从出土的同类甲片看，无论形状、尺寸、穿孔部位都比较一致。生产一领恺甲，所用甲片大小相差不大，这表明恺甲生产已向规格化、标准化发展。
东汉时，恺甲又有了新的发展。就防护部位而言，除西汉已有的身甲、披膊外，护头的兜黎、护颈的盆领、护腿的腿裙等都已出现，进一步强化了防护效能。制甲材料，也由西汉的块炼铁发展到东汉的百炼钢。东汉陈琳在《武库赋》一文说:“恺则东胡胭巩，百炼精刚”，就是恺为百炼钢制品的生动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甲制进一步发展，种类也随之增多。诸葛亮曾有《作钢恺教》流传后世，文中有“较作部皆作五折钢恺、十折矛，以给之”的句子，这说明当时以炒钢为原料制甲比较普遍。而甲的种类，从曹植《上先帝赐臣恺表》可知，当时有黑光恺、明光恺、两当恺、环锁恺、马恺五种。据研究者分析，黑光恺可能是本色铁恺，即汉代所谓“玄甲”，其他几种属新式恺。这后四种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自此始，逐渐成为两晋南北朝流行的主要装备。
唐代，甲的种类已达到了十三种，据《唐六典》记载:“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日乌锤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日皮甲，十有一日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可见甲的种类和形式已蔚为壮观了。
到宋代，在继承唐代甲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较完整的系列。《武经总要》载仁宗时期的五种甲制，每种包括头黎、顿项、披膊、身甲、腿裙、鹊尾等六部分。以步人甲为例，头黎为覆钵状，上插长缨，下缀顿项;身甲和甲裙，由十二排甲片缀成，胸背甲从肩上系连，腰腹甲从背后系连;甲身上缀披膊，两片披膊在背后连成一体，用带系结颈下，膝裙下面接两片吊腿。从文献记载中还可得知，当时甲分长短三等，以人的身材大小给之。政和兰年(1113年)，姚古上奏更定军器，规定此前每甲二副拆作三副，说明北宋晚期甲制已出现了轻型化趋势。但到南宋时，面对重装骑兵的女真族军队，又恢复推行重甲制。如张俊造甲，“凡黎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军器所造甲，“全装四十五至五十斤止”，可见当时推行的是全装重甲。乾道三年(1167年)王琪进三色甲，有枪手甲、弓箭手甲和弩手甲，表明当时已由北宋步骑两种甲制发展成四种，正如《宋史·兵十一》所言。“甲之武，有四等”。
明代甲胃种类较之宋代又有增多，且形制完备。仅头盔，见于《明会典》的就有二十七种之多，其中钢铁盔占多数。至于明代的甲，名目就更加繁多了，如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擎长身甲、鱼鳞叶明甲、匙头叶明甲、反动抹金甲等。从甲的长度来说，有长短两类。从甲的构成来说，上身有胸背甲、腰圈、臂缚、腕甲等;长甲下身还有甲裙、甲裤和甲靴，可见防护部位比过去又有所扩大。其中将领所用铁甲，甲片多呈“山”字形或鱼鳞形;士兵铁甲，多为钢丝编缀的连环锁子甲，既轻巧又坚固。此外，明代还有棉甲、绢甲、藤甲，前两种以棉布或丝绸为甲面，在上面钉缀甲片;后一种以藤浸晒后编成，主要在南方使用。
清代甲胃，与明代有所不同。《清会典》载头盔十三种，甲制七种，均以铁制为主，其次者，胃有铜、皮、棉，甲有棉、绢。清亲王贵族均着铁甲，以绸缎为表里，中敷铁叶，外部钉以金或银或铜的钉子。一般军官和士兵，均着棉甲，以绸表布里，中敷棉，外布白铜钉。自清中叶以后，由于火器的广泛使用，甲胃被迫退出战争舞台，成为一种演习校阅的装饰性装备。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知，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发现的这副恺甲，自然属子汉代的器物。至于此甲的甲制属于什么形体，由于恺甲的四周粘附许多残乱零碎的漆皮和丝织物，使恺甲模糊不清，一时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不过从现场稍作清理得知，此件铁恺甲整体纵向卷曲呈筒状，南北向，领口朝南，底缘向北，甲体自右后身侧边起始向外卷绕两周半，放置向上的一面为恺甲之前身右侧、从周围残存的器物遗痕判断，这副恺甲人葬时是外裹草席置于墓中的，如此珍贵的器物用一张草席包裹就匆匆掩埋于地下，不知当时主持殡葬的人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由于当初包扎不善，加之长期受墓中阴暗潮湿等不利环境影响，恺甲的甲片锈蚀得极为严重，有些编连部位松动断裂，致使局部甲片散乱开来。面对此情，白荣金根据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经验，提出了用两块薄铁板自两侧插入，然后将恺甲整体托出的提取方法。这个方案得到考古队领导人以及众多队员的认可，铁恺甲很快被整体取出了墓室。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墓发掘完成半年之后的1}8r年春，经多方商定，决定将在西耳室发现的这副铁恺甲装箱运至北京，由考古所技术室和厂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共同进行清理复原。参加人员由早在十几年前因修复满城汉墓出土的铁恺甲而一举成名的白荣金挂帅，另由冼锦祥、李卫华、冯兆娟、王影伊等人协助。这项工作从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下旬止，用了一个月时间方才完成。清理工作中，白荣金等人对于甲体表里两面暴露部分的诸种痕迹与现象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并将妨碍考察的部分表面附着物—漆皮、朽木痕、席痕及土垢等作了适当的清除。由于此甲左右肩片保存状况不佳，残散较甚，给复原工作带来一定难度，白荣金等人根据散片的叠压情况、组编重叠痕迹、系带位置、断口、包边等特点，通过逐块逐片的编号，反复进行分析判断，复原出了两个完整的肩片。
由于此前白荣金已做过满城汉墓出土铁恺甲的清理复原工作，积累r丰厚的经验，又加之儿十年来他对各地出土的恺甲饰件以及披甲陶俑实物作过多次观察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恺甲结构和甲片组合的通用规律，使他在未将象岗山古墓出上的恺甲全部拆开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和分析，清楚地了解了其结构和编连情况。这副恺甲的组合关系大致可分为9个部位块，其中前身包括胸片、腹片、右前侧片和左侧片4块;后身包括后背上段、后背下段和右后侧片3块。此外，左右肩片各1块。整个恺甲的特点是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平时人们身穿的坎肩，只是领口前低后高呈长方孔状，前身片较短，后身片较长，其中前后身片的下段左侧相连，右侧对应处则为敞开式，可叠合后系带连定。在恺甲肩部及底缘等一些部位，残存有以锦类织物包边的痕迹。至于这些织物的本来颜色，由于铁锈的侵蚀则很难辨别了。
复原后的恺甲，据测算共有709片铁甲片，用丝带穿结成型，恺甲通高为58厘米、胸围102厘米。
毫无疑问，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恺甲，当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此甲结构较为简单，没有袖和垂缘，当属轻型铁甲，这种恺甲适合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这件铁恺甲的发现，对了解西汉时期南方鱼鳞甲的原始式样，以及与中原地区恺甲的差别，提供了一件极为可贵的标本。除此之外，部分甲片上以丝带编饰出菱纹图案也很有恃色，这与咸阳杨家湾汉墓中彩绘武俑恺甲上装饰的菱纹图案极为相近，由此可见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反映出制作程序的大同小异。当然，整副恺甲甲片的加工锻制略欠规整，甲片的组编材料不是麻绳而是用丝带，也较特殊，这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中山王刘胜的铁甲，而与湖北擂鼓墩战国皮甲相同。从甲片的编联方式较为多样化来看，这又与秦俑恺甲上甲片的布列方式相同。从右胸与右肋系带开合的形式来看，此甲也保存和沿袭着秦甲的一些遗制。
就总体而言，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副铁恺甲，在中国几千年甲胃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神奇的丝绸纺织工艺
当铁恺甲被完整地移出墓室后，考古人员便集中力量进行丝织品的清理。
西耳室众多的随葬器物，大都用丝织品包裹，约在2.8平方米的范围内，还有整批的丝织物散乱地堆放在室内的西侧。丝织物的表面有残破的木板和竹筒、草筒的残片等遗存。这表明丝织物人葬时是盛放在木箱或竹筒之中的。经测量，这堆丝织物的碳化堆积厚度达扮一3O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能够一次出土，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史上是少见的。遗憾的是，这堆多层叠放的丝织物，几乎全部碳化朽毁，其质地松软，色泽变深，毫无韧性，若用手指轻轻触及即成粉末。所幸的是，织物的组织、结构还比较清晰，印染的花纹、色泽还可以通过仪器分辨出来。更为可贵的是，考古人员在丝织品的一边发现了与印染有关的工具。这批丝织物以及印染工具的出现，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业特别是岭南地区纺织业的历史与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证据。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丝绸发源地，其育蚕、缥丝、织绸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192年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大约到殷周时代，野蚕已开始改由室内饲养，这就是说，野蚕已开始驯养为家蚕。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至于中国养蚕技术始于何时，从流传至今的典籍看，较早的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的记载。关于“宫事”二字，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折，以伐远扬，猜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据专家考证，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蹬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人不同的色线纹纬。这种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的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的暗花绸，即“文绮”。这说明此时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专门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也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增、帛、素、练、纨、缟、绢、绮、罗、锦等。在织造方法上，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面且有多彩的织物“锦”。河北革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触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纵、绢、纱、罗、当。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械，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这种提花技术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纺织技术，早在公元前5、6世纪，中国美丽的丝绸就传到了欧洲，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一位大臣在《政论》一书中，就记载了公元前4世纪中国丝织品向印度运销，印度商人又把它运到欧洲的事。那时希腊、罗马等国以古代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专作贩卖丝绸生意的部落“赛里丝”代称中国—即“丝国”之意。一位罗马作家曾赞美说:“丝国制造宝贵的丝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网一样纤细。”据考证，“赛里丝”名称应当与“丝”、“绮”等与丝绸有关的汉语发音有关，西方人知道赛里丝的时间最早约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据说公元前416一前398年，在波斯宫廷做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最早提到赛里丝的名称。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在东征时，于公元前329一前323年间直抵阿姆河上游叶赫什河旁的霍阐，在今阿富汗境内筑有巴尔克城和希拉特城，在那里征伐的亚历山大部将尼亚科斯和奥尼西克里特当时就已知道，再向东行进便是赛里丝了，正当这支大军欲继续东征时，偏偏亚历山大病重，这些东征的希腊军人，不得不退至西亚地区，从而失去了了解中国的良机。生于公元前130一前87年间的阿帕洛杜勒斯曾记述说:巴克特里亚欧多台墨王的领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扩展到了赛里丝，不过所见的赛里丝人碧眼红发，或许都是西域人。根据各种传闻，西方人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中国，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斯特拉邦在其17卷的《地理书)中称中国人“将亚麻皮弄细而制成丝绸”。同一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一前19年)在其《农耕赋》中说:丝是某种树叶经过梳理后采集的细线。许多西方人甚至想象赛里丝人长寿，每人可活200岁以上。
许多年过去了，经过坚持不断地打听，欧洲人终于得知，丝是一种从树上采来的“羊毛”。罗马帝国时代的作家老普林尼，在其成书于公元77年的《自然史》中说，赛里丝人这个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展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从这位作家的记述看，欧洲人经过千百年的时光，用种种渠道打听来的答案依然是不准确的。他们把丝称为一种羊毛，又以为丝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白色绒毛。实际上蚕丝是一种动物蛋白纤维，而不是植物纤维。但平心而论，作家老普林尼的这个记述.与过去相比，毕竟与真理接近了一步，因为蚕是一种与桑树为伴的昆虫。
到了2世纪大秦王安敦执政时代，包撒尼亚斯在写作《希腊志》时，了解到中国的丝产自于一种被称为SER的昆虫，即蚕。他说:“赛里丝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在他们的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丝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他说:“这种小动物与蜘蛛相似。”毫无疑问，这种小昆虫就是蚕。包撒尼亚斯虽然比他的前辈更准确地了解了丝的来源，但他显然仍是通过间接途径了解到丝的生产过程的。他接着说:赛里丝人用笼子来饲养这种小虫，这种小虫制造出一种在它们的足上缠绕的细丝。一季蚕需要养五年，前四年一直用黍作饲料，直到第五年才必用绿芦苇来饲养。这种小动物十分喜欢绿芦苇，拼命地吃，直到破肚子死去，丝就留在其肚子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