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容颜初露
神秘坚固的石门挡住了大家行进的道路，无奈中，考古人员再度钻入幽暗的墓穴深处探测隐情。奇妙的破门之术，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发现丝缕玉衣。基主露出千年容颜。一件镇墓之宝出世，千年隐秘即将揭开……
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
当墓内前室和左右耳室的工作行将结束时，考占人员便开始策划后部各室的清理工作。
同前室的情况基本相同，后室的入口处也安装一道大石门，石门紧闭，不留一点缝隙，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众人通过观察发现，这道石门与前室第一道石门的结构相似，即两扇石门的卜下门轴都加有铜器件，只是这些铜器件锈蚀严重，且两扇门板被铜锈蚀成一个整体。有几名队员试着推动石门，但任凭他们怎样用力，石I' 1就像山中天然凸现的石头，纹丝不动。这后边到底用何种器物和形式将此门封住，队员们心中无数。按照常规，这道石门理应采取第一道石门的封闭方法，也就是用长条石柱作顶门石，以此让后来者无法进入。然而这第二道石门难以用人力推开，而后室的顶部又牢牢封死，并不同于前室多有裂缝，可供入从缝隙中钻进钻出，以此窥视里边的景况，要想进入后室，看来只有在这道石门上做文章。
经过仔细观察，考占队员陈伟汉看出了一点门道，他发现石门下方的一段石制门槛有些松动，若先将这段门槛移开，对整个石门的打开或许有些帮助。这个建议在得到发掘队领导认可后，几名队员开始实施起来。陈伟汉的想法的确有些道理，由于石门槛并未和其他的建筑物紧密相连或叠压，且又有些松动，故考古人员未费多大力气就将其移出了原来的位置。当这件工作完成后，石门脚下便露出了一条约有10厘米高的缝隙。这条缝隙的显露，无疑为打开整道石门创造了条件，考古人员找来几根木棍，沿着门槛空出来的缝隙伸进去，并用力向上撬动。与此同时，几名队员双手按在石门的中上部用力推动，企图以撬与推相结合的方法将石门打开。但是，不管队员们怎样用力，石门依然纹丝不动，当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有些灰心丧气时，考古人员黄淼章提出了一个用液压千斤顶放人门下工作，或许可将石门顶松并有可能打开的设想。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发掘队的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只好决定按黄淼章的想法一试。很快，液压千斤顶从广州一家机械厂借来并按计划施行，令黄淼章以及众人大为扫兴的是，千斤顶的使用仍然未能把铁板一样的石门移动分毫。至此，一个开门人室的事情变得棘手、复杂起来。
“大活人不能被一泡尿憋死。来，大家都到工棚里去，一是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再就是研究一下我们到底该怎样把这扇顽固不动的石门给打开。”面对眼前久推不开的石门，麦英豪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大着嗓门对大家哈喝起来。考古人员陆陆续续钻出墓室，来到工地临时搭起的席棚内，一边喝水，一边为打开石门出谋划策。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最后大家感到要进人后室，可行的有如下三种方案:
一、设法打开石门，哪怕是只打开一扇也好，但不能让石门受损。
二、如果石门最终无法打开，可考虑采取当初白荣金提出的大揭盖的方法，工作人员从室顶下去。
三、如果以上两种都不可取或无力做到，可尝试从前室正对石门处开挖一段坑道，工作人员从地下坑道进人，先观察一下内部情况，然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
不难看出，以上三种方案，第一种过于虚无，且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至少在较短的时间内，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将石门打开。第二种最容易做到，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如果揭取顶盖石，难免会有碎石、泥土掉人墓室内，在对室内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里边器物的安全难以保证，同时也会破坏墓室的原貌。相对此前的两种方案，第三种当算是上策，这样做既保证了室内文物的安全，又可从此进人后室，将情况了解清楚。经过反复比较推敲，考古队领导决定按第三种方案行动。
正当大家再度振作精神，欲按照既定的计划实施时，却意外地传来第9号台风马上就要在广州登陆的消息，如果台风一旦登陆，发掘工地临时拉来的照明电源就要中断，工地上的席棚以及墓顶上的防护棚也有被狂风暴雨掀翻浸塌的危险。鉴于此情，发掘队领导者决定，暂时停止地下清理工作，所有人员都要把精力用于防护棚的加固以及墓葬外部的保护。于是，众人只得放下惦念着的墓室文物以及打开石门的行动，全力以赴地投人到抵御台风的紧张与忙碌之中。
9月10日下午，台风逐渐减弱，发掘工地中断的电源再度接通，打开第二道石门的方案得以正式实施。
当天傍晚，黄淼章指挥几个民工，先把石门下方西端的一段石门槛移去，又在石门下开挖出一段可容一人钻进钻出的小通道。当这段通道挖好后，为弄清室内的具体情况，麦英豪指派黄淼章、陈伟汉以及国家文物局的李季等3位身体瘦削的人，先后进人后室进行侦察。由于通道极其狭窄，进人的人无法以俯卧的姿势行动，第一个钻人的黄淼章只得仰躺在通道中，头向内.脚朝外，两手攀扶着石门底部，双腿的后跟用力蹬地，屏住呼吸，用尽气力，一点点蹭了进去。紧接着，其他两人也按照黄淼章的姿势和做法渐渐进人室内。
当3人像幽灵一样遁人地宫的后室时，眼前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里面出奇地寂静，寂静得让人心中发慌、发毛、发休。这3人相互拉扶着站起身，拧亮携带的手电筒，开始小心冀翼地观察着面前的一切。关于进人墓室的情形以及当时的心情，身临其境的黄淼章曾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叙述:“手电在黑暗的墓室失去了原来的光亮，变得十分黯淡，似萤火虫光一样，使这冥冥的地宫，在微弱的光柱下更加神秘莫测。通过观察看到，室内跌落了不少垫石，使本来不算太大的墓室显得有些狭窄。我们置身于这灰暗的室内，一种幽禁的感觉涌上心头，四壁角在向我们压了过来。这封闭了两千年的主室，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味，阵阵阴风徐徐飘来，扑在我们的身上，只觉一阵阴冷，不寒面栗，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定了定神，才轻步进人室内。只见墓主的棺荐早已腐朽，六个安在外停的大铜兽首衔环却仍然完好，只是它们都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下，一个个双眼圆瞪，张牙露齿，在手电光的映照下泛出道道令人心寒的绿光，恶狠狠地盯着两千年后从地下冒出的三个不速之客。在棺掉位置内，我们发现了许多玉器，还有宝剑、箭傲等，室东部还有一座大型屏风的铜构件。我知道，这仅仅是墓室中(所藏器物)极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奇珍异宝还掩盖在泥土和石块之下，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伟大时刻的到来。”
经过黄淼章等人的观察，终于弄清了室内的大体情形，整个后室分为四部分，每个部分独立成为一个室，正中的一室(后被考古人员称为主棺室)两边墙头上的条石有多块断裂落下，其余各室也有断石跌落。铺盖在室顶的大石板多数中间断裂，但裂缝的错位不大，看上去尚无倒塌跌落的危险。就在主棺室之后的贴墙处立有两条石柱，石柱将最后的部分隔出一个小间，里面塞满了陶器和铜、铁等器物。主棺室的西侧，分别有两个小型的石室，形制和前室两侧的东西耳室基本相同，里面同样堆放了珍贵的器物……当对整个室内的情形有了大体的了解之后，黄淼章等3人又移步来到两扇石门的背面仔细观察，借着手电的光亮看得出，整道石门保存完好，同第一道石门一样，这第二道石门的门后，同样设置了自动顶门器，其形状和作用与第一道石门的顶门器相同。3人把门后顶门器的前端慢慢按下去，想以此打开石门，但无论怎样拉动，外边的人如何推移，石门仍无半点活动、开启的迹象。后经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石门的上下轴头布满了绿色铜锈，石门与门嵋石以及门下的石砧早已因锈蚀的缘故而结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若能找到一个方法将锈蚀去掉，此门的开启将不再是一件难事。
黄淼章等人观察完毕，沿着门下的通道陆续钻出，将里边看到的情形向麦英豪、黄展岳等作了详细汇报，麦英豪听说石门由于锈蚀而结成一个整体，且只要将锈蚀除掉便可打开的推断后，当即决定让湖北省博物馆前来支援发掘的考古队员后德俊进入后室，作锈蚀清除的试验。
后德俊在湖北省博物馆堪称田野考古发掘的宿将，除对古墓的发掘、清理、研究具有丰富的经验外，对破锁开门也颇为内行，此次象岗古墓的发掘，他受广州市文管会的邀请，专门来此助一臂之力。现在，面对石门久扣不开的难题，麦英豪想到了他。
后德俊受领任务后，很快找来了钢锥、锤、凿等器械，按黄淼章等人钻人通道的姿势进人后室。就在后德俊进人后室之前，他凭着多年积累的破锁开门的考古经验，对锈蚀的清除满怀信心，认为不会有大的困难和阻力，而应该是举手之劳的事情。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门轴与两边石墙贴得太近，只有极小的一点空隙，任他怎样想方设法变换角度，手中的器械依然无法施展应有的威力，试验只好作罢。无奈又于心不甘的后德俊站在后室的门后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想着用怎样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经过一番细致的观察和琢磨，他终于想到了一个用滴灌化学药物除锈的方案。当他钻出通道后，对麦英豪等人说明了刚才试验失败的原因以及新的应对方法。麦英豪、黄展岳以及其他的考古人员听了后德俊的叙说后，认为用化学药液除锈，可能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又不可避免地对石门造成损坏，可谓有得有失。大家经过反复斟酌，决定放弃这个方案，另想办法。
面对如何尽快进人后室发掘清理的当务之急，考古队再次召开全体队员会议，并围绕着是加宽通道进人还是设法打开大门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论证，多数人认为:如将原有的坑道加深、加宽，以此进入入员清理，首先要考虑整个墓室的基础安全，根据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墓室是建在沙质岩上，加上年久日深，墓壁的基础并不牢固，所开掘的通道不易过大过深，而狭窄的通道不但使工作人员的进出极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后部各室都有大块的断石落下，要想清理器物，首先要把这些石块移出室外，过于狭窄的通道是无法搬运石块的。而且已发现的后室中那几件形体颇大的随葬器物，同样难以搬移出来。这诸多的条件限制也就决定了挖掘通道进人的方案不足为取，真正可行的还是要在打开石门上想办法。在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出台之前，考古队领导决定，把石门下那条原有的通道扩宽加深，让韩悦、姜言忠等摄影录像人员先后人内把清理前的原貌拍录下来，接着再派杜玉生、冼锦样两人进人室内测绘位于石门后面的几堆陶璧平面图，然后将一部分陶璧暂时起取，为打开石门腾出一块工作场地。
当上面的事务按照事先的设想和要求处理妥当后，麦英豪向北京方面作了阶段性的电话汇报。9月1$日，社科院考古所所长、考古大师夏邪同副所长王廷芳以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等3人飞往广州，对发掘现场作了视察，同时听取了麦英豪、黄展岳、杨式挺3人的详细汇报以及下一步的工作方案。夏鼎等领导对第二道石门作了具体勘察后，对发掘队作出的设法打开石门进人室内清理的方案给予了肯定与支持。考古队决定请在石料的开采利用和破解方面具有实际操作经验的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人员前来协助，以便尽快开启石门，投人清理工作。
9月19日，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队长陈日荣接到求援的电话后，率领两名队员很快赶到象岗发掘工地，与考古人员共同商讨打开石门的办法。陈口荣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西边那扇石门的上轴处有一道裂痕，凭着多年的采石经验，他立即感觉到如果巧妙地借用裂缝的缺陷，这扇石门便不难打开，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在这扇门下的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随着掏坑的加深，沉重的石门板必然随之下沉，由于石门的上轴处已经断裂，下沉后的石门板就会脱离石轴成为一块孤板，随时可用起重机将其安全吊离现场。只要这扇石门板吊离，另一扇也就随之打开了。陈日荣提出的设想在经过众人的论证后，认为值得一试。
9月20日，麦英豪开始让人在砧石底部慢慢掏挖，陈日荣不愧是采石方面的行家里手，他的设想果然奇妙，随着掏坑的加深，巨大而沉重的石门板开始下沉，当掏坑加深到一定程度后，西边的那扇石门发出“嘎吱”一声轻微的响动，随后完全脱离门轴而成为一块孤板。众人望着眼前的一切，无不为之振奋，随着一阵欢呼声，大家七手八脚找来麻袋对石门进行捆垫，然后再缚上钢丝绳以便吊离，随着起重机几声沉闷的轰响，石门板被吊离现场。一个让考古人员困惑了十天一l一夜的难题迎刃而解，第二道石门轰然洞开了。
墓主棺樟今安在
石门打开后，考古人员按照各自的分工陆续进人后室。只见整个后室是由一个较大的厅堂和三个小型的内室组成。厅堂居中，三个小型内室以厅为中心，分左、右、后三面环布，且都有过道和厅堂相通，整个格局如同现代居房中的三室一厅。经测量和勘察，厅堂内长4.84米、宽1 .84米、高2.3米。从室内结构和散乱的随葬品观察，这里应是墓主人棺撑存放的地方。考古人员把厅堂定为主棺室，其他3个小型内室定为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在主棺室东、西两侧石墙上平铺的石板有3块已断裂掉下，断裂口与墙壁齐平，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乃是由于墓穴上方填土的重压所产生的剪力作用所致。考古人员还发现，在主棺室西墙间上有2块石板断落下来，其中最大的一块长达1.66米，掉落在主棺室与西侧室的中间过道上。经推断，这块巨石沿墙头成直线断开后，在落地时又折为两半再开裂成两片，一片压在棺撑的一个铜铺之上，另一片压在棺停的腹部位置。除此之外，还有几块巨石以及碎裂的小石块散落在主棺室的周围并将一些随葬器物砸坏。
当测量、绘图、照相、录像等例行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接下来要做的事项就是对室内断石碎块予以清理。由于其中几块断石较大，墓室又相对狭小，单靠人力难以将断石直接搬出墓室，考古人员便在主棺室前端铺上两行厚木板，上面再铺放几根圆木棍作移动器械，由几人合力将墙壁上掉下的断石搬人圆木棍之上，慢慢移出室外。所有的石块被移走后，考古人员又利用先前白荣金发明的悬空发掘的办法，沿着墙根清理出几个对应点，叠砌起几个砖座，架上横杭，再铺厚板，搭成一个悬空的工作平台。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对主棺室那具有非凡意义的清理工作正式展开了。
通过较为详细的观察，大家发现，整个主棺室随葬器物的分布是:墓主的棺停位于主室正中，四周分别摆放着质地不同的随葬器物。贝占近东墙的地方置一座漆木大屏风，这座屏风将主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日遮挡起来，不过此时屏风的漆木架早己朽毁，原来各转角处的铜包角构件都掉落在石墙脚下。后经考占人员麦英豪等人复原后得知，这座屏风正面分为正上间与左右间，其中左右两间的宽度与正间相同，正间设两扇屏门可向后随意开启，两侧各有一页翼障，用有转轴的折叠铜构件相连，可作卯度启合，形成一座平面为“门”形的漆木围屏。从遗存的迹象看，屏风上的铜柱顶饰和支撑、托的构件全部是拆下或砍凿下来以后，又将这些器物堆放于东墙北端转角处的。由此可以推断，当初下葬时，此室的安置顺序是:先将东侧室和西侧室陪葬的棺具及随葬器物安置停当，再把众多的器物放人后藏室，然后放置了这座漆木屏风。由于屏风过于庞大，墓室的空间难以安置，负责葬仪的人在匆忙中开始对屏风削头去脚地予以砍削，直到屏风安置妥当为止。当屏风安置完毕后，最后才将墓主人棺荐抬运进来。
考古人员发现，存放于室内正中位置的棺撑早已腐朽不存，根据所遗留的一部分板灰痕遗迹及原钉嵌在撑板上的6个大铜铺首的出土位置，以及棺梓内随葬器物的排列情形看，可以大体推知棺撑入葬时的状况。
那6个大型铜铺首的排列顺序是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相互对应。铺首的大小造型及纹样均相同，其状为双口圆睁，粗眉上扬，张开的大口与面颊同宽，口中上齿毕露，缺2个犬齿:上鬓及两嘴角鬓皇上卷。两耳作卷云形，末端向内卷曲，鼻梁呈三截凸起，额顶中凹，其卜加一卷云纹饰。顶端两侧的发式呈绞索形，末端向内卷曲。齐头宽大的鼻子衔一粗壮铜环，环径达14.5厘米，圆环铸出3组带饰。带的末端呈穗状下垂，其上饰浮雕式卷云纹，在每组带饰卜还残留有裹扎着的宽幅丝带。整个铺首通体奕金，眉间和上眼睑用黑漆勾画出线纹，两眼涂黑漆，只是因年深口久，黑漆大多已脱落，只有残留的斑点隐约可辨在铺首的背面横出一个方柱形插掸，长8，5厘米，插桦的表面留有松木痕迹—由此可知，这6个大铜铺首原是分别钉嵌在探漆的外梓壁板上，原撑板的厚度应在10厘米以上。
从s个铜铺首的出土位置看，右〔西)侧的2个相距r.}米.成一直线排列，这说明2个铜铺首从掉壁板坠下后，基本上保持在原来的平面位置，没有偏移的迹象，两者与棺内布列整齐的遗物之间留有约20厘米的距离—以此可以推断，这应是棺、掉两侧璧板的厚度。
与右(西)侧的z个铜铺首排列顺序不同的是，左(东)侧的2个铜铺首位置却出现了大幅度倾斜，其中南面的一个与右(西)侧的一个相对，紧贴在棺内左侧5把铁剑的末端，当中没有空余的缝隙，可见这个铜铺首明显不在棺外而是压人了棺内。与此相反的是，位于北面的一个远离棺内遗物0.5米、斜倒在屏风的铜构件脚下。这个反常的现象向考古入员无言地表明了墓穴深处那悄然发生的一幕:当东墙头的石板由于受到外界强大的压力而断裂掉下时，正好碰撞在外撑左边及屏风上，石块强大的撞击力使本已腐朽的壁板立即散裂开来，致使原本镶嵌在撑壁上的铜铺首也随着掉落下来，其中北面的一个倒在屏风脚下，南面的一个斜向棺里扑倒。与此同时，外撑的两头挡板也在巨大的重创下分另晌内扑倒，身上镶嵌的铜铺首跟着掉落于撑内的“头箱”和“足箱”盛放的随葬物之中。
尽管此时墓室内棺撑早已腐烂如泥，但尚可见到遗留下来的部分残漆皮，在考古人员采集到的10余片漆皮中，保留最大的一块约有巴掌大小。仔细观察，发现漆皮为黑漆地，分别用绿、黄、朱三色绘制成流云图案。据此可以推知，整个外撑的四周壁应全部由彩绘纹饰装饰而成，遗憾的是随着棺梓的腐烂，彩绘图案的形状已无法知晓了。根据棺撑腐朽后残留在左(东)侧的一条比较清楚的板灰线痕以及两个外撑铜铺首相距0 .9米的现象推知，墓主人的外停长约3 .3米，宽约为1米，由于外撑的高度无遗留残痕可作参照物，故无法推知其高度。从棺停内遗物的分布位置和左侧棺掉板残留的灰痕推断，内棺的两壁与外撑板之间不会留有多少空隙，两者几乎是紧贴在一起。另外从两侧和头足间随葬器物的分布位置测知，墓主的内棺长约}.2米、宽约Q.}S米，其高度仍无法作出较为准确的推断。
当棺撑的情形大体弄清之后，考古人员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室内散乱的随葬品上。通过洋细观察，得知室内器物散乱不堪的原因主要来自断石的打击。由于最初停盖面上和撑内前后两头都放有随葬物，当两边墙壁断裂的大石块掉落后，撑盖板受到撞击，结构开裂，原置于撑面上的器物便被抛离开来，这个现象最为明显的例证是:原来撑面的四角处每角放置一块玉璧，位于南端两角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落到屏风脚下，所幸考古人员发现时还完好如初，面另一块则被抛压在一个铜铺首的下面，早已碎裂。与此相对应的北端的两块，其中一块被抛于棺内左侧5把随葬铁剑的上方，已碎裂成6片，璧片上还意外粘有屏风中门的朽木，门板上的铜包角构件也掉落到璧旁。这一现象进一步表明，当落下的巨石砸开外撑左壁护板的同时，同样受到撞击的屏风，其中一扇中门板也随之倒在棺撑上。当门板腐朽后，上面的包角构件便随着落人撑内。就在这次巨石的撞击中，另外一块玉璧也被抛出，最后落到外撑前头的右侧处，破裂为3片。
玉器之最
尽管外撑和内棺的左右侧壁是紧贴在一起的，但棺撑的头足两处却留有较大的空间，用以存放随葬品。其中棺的头前留有约O.5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椁的“头箱”，棺的后部约有0.4米X1米的空间，形成外梓的“足箱”。在“头箱”内分左右平置两个大漆仓，位于右边的漆仓盛满珍珠，珍珠上面叠置了7块大玉璧。由于漆食朽烂，里面的珍珠散落满地，使原本压在上面的大玉璧也向棺内发生了倾斜倒塌，左边的漆仓同样朽烂不存，只有里边盛装的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尚可分辨。
除两个漆奋外，考古人员还在“头箱”和“足箱”里，分别发现了一批精美的玉器和陶璧，其中有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以及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珍品。值得庆幸的是，这批精美绝伦的珍贵器物，虽然经历了坠石的撞击和棺撑倒塌崩裂的灾难，但都完好如初，静静地伏卧在墓穴深处2以X)余年，一直等到重返人间这一时刻的到来。
玉器是以各种玉石原料，经过采矿、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抛光、刻款等工序制成的玉石制品。在世界范围内，玉石的产地遍布欧洲、亚洲、美洲及新西兰等地区。据史料记载，在欧洲部分地区和中国)“’阔的土地上，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即开始以玉石制作简单的工具，当时人们常把质地比一般石材更细腻坚硬、色彩绚丽斑斓的彩石视为宝物，并赋予这些充满神秘感的“美石”以信仰的崇拜功能。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要加工这些“美石”特别不易，所以琢制成型的“美石”就越发显得珍贵，这是人类对玉的最初认识。
在古代，中国是盛产玉的大国，因此被称为“玉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使用磨制工具，生产技能较之旧石器时代有了重大妞跃。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中国最旱的玉器出现于距今7仪刃年的新石器时代。在河姆渡文化、大演口文化、良诸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出土有精美玉器。从玉器形制之奇巧、工艺之精美、选料之准确来分析，当时的玉器制作和使用己比较发达。到了殷商晚期，即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中国的玉器制作已达到了成熟时期，从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来看，其中有多件是精美的艺术品。
周代是中国古代礼制最兴盛的时期，所谓“礼制”，就是从王侯到平民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准则。人们平时的衣、食、住、行，乃至婚嫁丧葬，都有严格的礼制约束，礼仪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功能。当这种礼制反映在用玉制度上的时候，便出现了一系列礼玉，这些礼玉形制不同，用途各异，名称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璧、圭、琼、璋、唬和磺，合称为六瑞。这6种玉器组成了中国古典玉器的核心，在传世的汉碑上尚可见到这6种“瑞玉”的图形。
玉璧是“六瑞”中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礼玉。这种器物的特点是圆形扁平，中间有一圆孔。新石器时代江浙地区的良绪文化墓葬中，就出土了大量玉璧，这些玉璧都没有纹饰，尺寸大小及随葬数量也没有统一的格式。玉璧往往被成批地放置在墓主身旁，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可能与财富观念和祭祀有关，其形状大概源于纺轮或圆环形石斧，也有人认为玉璧的出现与祭天有关，反映了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国晚期开始，玉璧被用于为死者硷葬，铺垫在死者的胸前和身后，作为葬礼用器之一。丧葬用璧主要是一种兽面纹璧，狰狞的兽首，大概有驱鬼避邪之意。
两汉时期，迷信俄纬与厚葬之风盛行，玉璧更成为人们日常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信物。汉代以后，玉璧的使用逐渐减少，除各代皇室仍用子祭祀外，民间已罕见其物。
综观玉璧的发展史，曾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的时期，而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几乎都有不同的故事流传下来。当然，流传最广的便是那件价值连城的被誉为“天下所共传之宝”的和氏璧的故事。这个故事产生于玉璧鼎盛时代的春秋时期，说的是有一个名叫卞和的楚国人，在楚山中偶然找到了一块上等的玉璞，为了表示忠君之心，他便把这块玉璞献给了楚厉王。玉璞是天然玉料，如果不经锯割，外表看上去同普通石块没什么区别。楚厉王找来玉工鉴别，不知这玉工是出于嫉妒之心还是无知，竟认为卞和所献的是一钱不值的石头而非玉璞。厉王闻听大怒，认为卞和以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有意欺君，便下令砍去他的左足，同时逐出国都以示惩罚。厉上死后，楚武王继位，那个卞和仍痴心不改，父将玉璞献上，玉工仍鉴定为石头，武工盛怒之下，又以欺君之罪砍去了他的右足。又过了儿十年，武王之子文王继位。这时卞和又想献宝，无奈已是风烛残年，双足被砍去，行动不便，于是怀抱玉璞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仍不停止，直至流尽眼泪而溢血。文王听说后，很感好奇，便派人问卞和:“天下被削足的人很多，为什么你却哭得如此悲伤呢?”卞和答道:“我并不是因削足而悲伤，而是因为明明是宝玉却被误认为石头，忠贞之士被当做欺君之臣，是非颠倒，黑白不辨啊!”文王听了这段话，就命令玉工剖开玉璞以辨真伪。当玉璞剖开后，果然得到一块无瑕的美玉。为嘉奖卞和的忠诚，文王特将此玉命名为“和氏之璧”。
当然，以上所说的’‘璧”，与六瑞玉之一的璧概念不同，而是美玉的通称。楚文王获此美玉后舍不得雕琢成器，而是将它奉为玉宝珍藏起来。
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国吞灭越国，楚威王因相国昭阳灭越有功，准备将和氏璧赐与昭阳。但就在这个时候，和氏璧竟失窃了。〕国宝的不翼而飞震动了朝野，当时魏国人张仪正在楚国游说，曾与昭阳共饮，于是张仪成了怀疑对象。张仪在“掠答数百”的严刑下仍不承认是自己窃走了玉璧，楚人无奈，只好将他释放。张仪受辱后离开楚国，辗转至秦国，后来成为秦相，为秦国的强大立下汗马功劳，这自然是后话。
当和氏璧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突然在赵国冒了出来，至于是怎样流落到赵国的，已成为历史悬案。后人所知道的是，赵惠文王时，宦官令缪贤从，一外地商人手中购得这块璧，经玉工鉴定后，方知这正是失踪多年的和氏璧，赵王得此消息，惊喜万分，遂利用手中的特权，将这件稀世之宝强行夺去。
秦昭王听说和氏璧在赵国出现，便动了据为己有的邪念。在一番预谋后，他派人送信给赵王，希望以巧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王明知秦国想巧取豪夺此璧，但慑于秦国的强大势力，只好派蔺相如奉璧出使秦国去易城。
蔺相如奉命到了秦国，将璧献给秦王，秦王大喜，将璧传给左右妃缤大臣观看，众人皆呼万岁。蔺相如见秦王无意割城给赵国，气愤之中心生一计，就走上前说:“璧上有点瑕疵，让我指给您看。”秦王不知是计，便将璧递给蔺相如，只见蔺相如持璧倚柱而立，怒道:“您想得此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群臣商议时，大家都说‘秦国贪婪，倚仗自己的强盛以空话来求璧、易城之事不可信。’我认为百姓之间的交往都不相欺，何况大国呢!况且因为一璧而得罪秦国，实在不值。于是赵王在斋戒五日后，派我将璧给您送来。可您在见我时无礼傲慢，将璧传给众人看，这是对我的蔑视和戏弄。我看您无意以城易璧，就取回此璧。您若再逼我献璧，我现在就和璧一起碰碎在这柱子上t”蔺相如说罢，举璧视柱，作欲碰状。秦王惟恐玉璧被碰坏，急忙道歉，并召人拿来地图，指出给赵国的15座城。蔺相如知道这是秦王的缓兵之计，就对他说:“赵王在送璧时曾斋戒五日，现在您也应斋戒五日，并设九宾之礼相迎，这样我才献璧。”秦王见无法强夺，只好答应下来。
蔺相如回到宾舍，心想秦王虽答应斋戒，但肯定负约不将城池割给赵国，于是命随从使者换上百姓衣着，怀揣玉璧，连夜从秦国逃回赵国。
五日后，秦王在宫廷内设九宾之礼，命人请蔺相如，蔺相如人宫后对秦王说:秦国自缪公以来20余位君主，没有一位是俗守信约的。我担心被您欺骗而辜负赵国重托，已派人将璧送还赵国。秦强而赵弱，秦先割让巧座城给赵国，赵国怎敢留璧而得罪您呢?我知道欺君之罪当杀，我愿在此下汤锅，您看着办吧。这一番话，6得秦王与众臣面面相觑，无一言以对。朝中群臣感到受了戏弄，便建议将蔺相如囚禁起来，秦王一想，就是杀了蔺相如，也得不到玉璧，况且还使两国关系恶化，不如厚待蔺相如，让他回去，赵王怎敢因一璧而欺秦国呢?于是秦王在宫廷内以隆重的礼节款待蔺相如，并将他送回赵国。蔺相如回到赵国后，因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而被封为上大夫。以后的结果是，秦国并没有割让巧座城给赵国，而赵国最终也没把璧给秦国。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的故事。
到了公元前228年，秦国大军攻占赵国都城邯郸，赵幽王投降，并献出了和氏之璧。秦王赢政终于实现了他曾祖父的愿望，和氏璧最终落人秦国宝库之中。从此以后，和氏璧便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围绕和氏璧的下落，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和氏璧制成了传国玉玺代代相传。但关于传国玺的来龙去脉，历史文献记述得较详细，明确说明它是用蓝田玉制成的，因此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玺的说法受到了挑战。
那么，和氏璧流落何处?有人作出了两种推测。一种推测认为它成为随葬品而埋葬在秦始皇陵墓内。秦始皇统一天下，功盖今古，其墓中藏满“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和氏璧或许正是这无数奇器珍怪之一。再一种推测认为它可能在秦末战争中遗失或为项羽所掠。项羽率兵人咸阳，烧秦宫室，掘始皇陵，掠宝物、宫女而去，和氏璧可能就在其中。但随后而来的楚汉战争，又使这批财物下落不明。它或许藏在项羽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或许遗落在项羽败死的该下(今安徽灵璧)。但究竟遗落何处，则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如前所述，当历史发展到西汉时期，由于迷信徽纬与厚葬之风盛行，玉器成为人们特别是达官贵族日常礼仪中不可缺少的信物，从象岗古墓出土的一系列玉器来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大批优质玉器的出土，在进一步证实了那段历史风情的同时，也使这座古墓在中国考古史的位置变得非同凡响和举足轻重。考古人员后来统计象岗古墓出土的玉璧主要有:
l，大玉璧。出于主棺室头箱内，出土时盛于一漆丧中，是本墓所出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直径X3.4厘米。此璧为青玉质，璧面纹饰可分3区，外区饰双身龙纹7组，中区为排列整齐有序的涡纹，内区饰3组双身龙纹。纹饰疏密得当，琢刻精致，显得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此璧是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形体最大、琢饰龙纹最多的一块，可称为“璧中之王”。
2。透雕重圈三龙衔环璧。出于主棺室棺内，其位置于墓主尸体阴部，直径}.}厘米。青白玉，玉质坚致，土浸部分呈黄白色或白色斑纹。外圈饰涡纹，内圈饰三龙，龙首伸人到外圈，成为内外两圈的边接点。此璧整体构思设计巧妙，琢刻亦精。
3。透雕龙纹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头罩上，直径$. $厘米。青玉，湖绿色，玉质极佳，莹润透亮。璧的中心圆孔内双面透雕一游龙，两面饰浅浮雕涡纹。龙昂首挺胸，曲身卷尾，四爪着地有力，好像正要努力挣脱圆孔的束缚一样，造型生动传神。
4‘透雕龙凤涡纹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身.上，是组玉佩中的一件，直径}. }厘米，青玉质，略软，土浸呈灰黄色。双面饰浅浮雕姿态矫健、栩栩如生的透雕游龙，两侧各连一透雕凤鸟，凤鸟回首曳尾攀附璧上。龙、风造型圆润丰满，琢刻线条准确流畅，富于动感。
5，兽首衔璧。出于主棺室。青玉质，通体浸蚀呈鸡骨白色。通长16.7厘米、宽13. 8厘米。整块玉材雕出:，兽首近方形，双目圆睁，狰狞可怖，左侧连一透雕璃虎，呈不对称布局。兽鼻琢刻成长方形环，与璧上端相应琢出的方孔相套接，还可前后摆动。璧面饰涨浮雕涡纹，全器采用透雕、浅浮雕和线雕只种技法琢刻而成，刻工精湛。上半部分兽首璃虎呈不对称布局，具有南越国本土玉器的特色。此件玉器系当玉佩使用。
6.双连玉璧。出于主棺室墓主玉衣双鞋的下方，原来可能用丝带捆绑于鞋底。宽12.3厘米、高7.4厘米。由两个涡纹玉璧外切相连，顶端饰一组透雕卷云纹，下端饰一对凤鸟纹。卷云纹和凤鸟纹左右对称，体态丰满，很富装饰效果，又起到了连接加固双璧的作用。整器既工整，又有变化。璧在古代是祭天的礼器，墓主双脚踏着双连璧，可能有乘驾双凤升天之意。
除了玉璧和小件日常用玉器外，象岗古墓还出土了玉盒、玉盖杯、玉危、高足杯和角杯等较大件玉器皿，这些器物的发现在汉代墓葬考古中是罕见的。这几件玉器皿，有的是纯玉制品，有的是与青铜工艺相结合的复合制品，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堪称汉玉中价值连城的孤绝品。
鉴于这些器皿在中国古玉史和汉代考古史上的非凡地位，这里就作简单介绍。
1、玉角杯。出于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丝绢。以整玉琢成，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揭色斑。外形像一只号角，长1$.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往下渐收，近底处成卷索状，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主纹饰自口沿浅浮雕处有一立姿夔龙，向下展开绕杯身回环卷缠，渐高起作高浮雕状，及底部成为圆雕。在主纹饰中间，用单线的勾连云雷纹填补空白。此角杯构思奇妙，制作尤精，装饰纹样采用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主纹突出，次纹补白，是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珍品，为汉玉中的稀世之宝。据推测，此杯应是南越王自用的饮酒器具。
2、铜框玉盖杯。出于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1}厘米。杯分杯身和杯盖两部分，杯体呈八棱筒形，上大下小，底部为喇叭形座。杯身先以青铜铸出棚栏形框架，鉴金，框内有浅槽，分上下两截，上截杯身周围共用8块长条形薄青玉片嵌入铜框内，下截杯底周围嵌入5块心形青玉片。杯盖圆形隆起，先铸出青铜外沿S金，再于盖顶处镶嵌一块圆形青玉，雕琢成螺纹形，此器是铸铜S余、治玉与镶嵌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在考古发掘中系首次发现。
3、铜框玉危。出于西侧室，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14厘米。由危身和盖组成。整体呈九棱圆筒形，再用9块长条形玉片镶嵌。危平底，在圆形铜框内嵌入一块圆玉片。危身上部嵌入例环形玉契1危盖圆框内嵌入一块圆玉片。危身玉片质坚色青，浮雕勾连谷纹。危身铜框饰兽形与几何形纹。此器的制作与铜框玉盖杯相比，还多了一层霖漆工艺，工艺更为复杂。
4.承盘高足玉杯。出主棺室，出土时以丝绢裹缠，通高17厘米。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
高足杯由杯身与座足组成。杯身圆筒形，上大下小，圆底，上下饰叶瓣纹，中间饰勾连谷纹。座足呈灯把形，饰以叶瓣纹，杯身与座足系用两块青玉分别雕琢而成，然后在杯身底部与座足上部连接处钻孔，以小竹条贯穿连接。玉杯高11. 75厘米。
托架由三龙共衔一块中心镂有圆孔的花瓣形玉片组成。玉片中心的圆孔径与玉杯下部吻合，玉片外沿透雕成三大只小共6个花瓣。，花面饰勾连云雷纹。三龙皆金首银身，张口各衔一瓣小花，共同托承玉杯。龙体的末端固定在托架底部的扁圆形铜圈上，铜圈又平置在铜承盘沿上。
铜承盘宽平沿，浅腹，平底，下附三个铺首形足。盘腹外壁贴饰三个用银铸制的小铺首。高6.6厘米。
这件承盘高足玉杯有着极复杂的套接关系，铺首形足与盘底，小银铺首与承盘壁，三龙尾与托架圆圈形底，二龙首与花瓣形玉片，花瓣形玉片与玉杯，玉杯身与座足等，或焊接、或铆接、或桦卯套接，可谓花样迭出，奇妙无穷。可以想象，完成这样一件器物，需要花费多少心血，更需要准确到位的制作以及精心的套接，没有青铜、金银、琢玉等工艺方面的能工巧匠通力合作，是不可能完成构思如此奇妙的旷世之作的。
5。带钩。共4件，皆精美华丽，出自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均外裹丝绢。
龙头形玉带钩，两件成对，形制全同，长巧，1厘米。青玉质，青黄色，半透明，玉质细腻温润，钩体呈细长条形，满饰勾连雷纹，如同鳞片一样，首尾均作龙头形，钮作矮圆柱形，雕工十分精湛。
圆雕龙虎玉带钩，青玉质，局部有深褐色斑，长19 .5厘米。通体圆雕，龙虎并体形，共分8节。钩首龙头和钩尾虎头2节做出圆卯，中间6节有圆孔贯通，中心用铁条将8节串连而成。主纹是虎形，虎头宽扁，鼓目露齿，四爪着地，好像与龙一起奔驰在风云交际之间。这件玉带钩无论在造型上，还是在工艺方面，都属上乘之作。
龙虎拥环带钩，青玉质，半透明，晶莹光洁，局部有褐色斑，长18.9厘米。全器由一块整玉雕成。雕钩首呈虎头形，末端作龙首形，虎龙双体并列，弯曲呈S形。钩中上部透雕一环，龙张口啮环，虎伸爪搜环，形象栩栩如生。钩体表面及圆环均饰勾连雷纹。钮扁圆形，钮柱为圆柱体。此带钩构思新奇，雕琢精细，不失为玉带钩中的一件精品。
由于象岗古墓出土了这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为中国乃至世界玉器发展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当然，这些玉器不是象岗古墓埋藏玉制品的全部，让考古人员倍感震惊的发现还在后面。
发现丝缕玉衣
当考古队员李季在棺撑的南端清理几堆散乱的陶璧时，偶然发现了一块四角钻有小孔的薄玉片。这块薄玉片的出现，并未引起李季格外的关注，他当时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块断石砸散的器物碎片而已。但当他详细观察后，猛然感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这个薄玉片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是墓主用玉衣作硷服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敢肯定，也不愿否定。因为在此之前，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国，从已发掘的长沙王、王后墓(长沙象鼻嘴1号汉墓和陡壁山汉墓)及软侯利苍家族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来看，墓主都没有穿着玉衣硷服。根据这几座大墓的发掘情况看，有的学者认为，南方汉代墓葬的墓主用玉衣殆服的可能性极小。就在象岗古墓发掘之初，考古人员也曾考虑过墓内是否有玉衣硷服的问题，但鉴于长沙几座汉墓的发掘现实，考古人员在渴望有玉衣出现的同时，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