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季首次发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玉片后，考古人员心中久存的希望之火骤然点燃，也就是说，这座墓室存有玉衣硷服的可能性极大。在高度的兴奋与渴望中，麦英豪指示李季沿一条直线迅速向棺摔位置清理.以此验证心中的期盼是否能成为现实。李季遵照指令，一边清理其他器物一边按直线向前推进，当接近棺杯并将棺梓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点点细细清掉后，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带孔的小玉片凸现出来，
“玉衣，真是玉衣!”未等李季说话，众人便急切地叫喊起来。眼前的事实无疑向考古人员证实了墓主确是身穿玉衣躺在这冥宫之中的。大家知道，既然以玉衣硷葬，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已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谁会有这样的气派?
主棺室发现玉衣的消息很快报告给仍在广州的考古大师夏鼎t夏鼎闻听惊喜异常，立即驱车赶到发掘现场。他在仔细观察了室内显露的各种迹象后指出:“棺撑己朽，应注意从板灰及附件的位置获知其原尺寸的大小，要勤记录、多绘图与拍照，尽可能把各种迹象详记下来，以便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真实而科学的依据。”与此同时，夏鼎还建议当玉衣清出轮廓后，最好整件取出，以便在室内修整复原。
根据夏薰大师的指示，考古人员在清理完棺撑周边的漆木屏风等器物后，集中白荣金、杜玉生、冼锦样、李季等最精干的力量，进行棺撑部位的清理。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深人，玉衣的轮廓也渐渐凸现出来。只见玉衣紧贴棺底，几块大玉璧贾盖在玉衣的胸腹间，另外还有组玉佩、金银饰物等覆压其上。玉衣的两侧依次排列着几把长剑，头下置珍珠枕。可能因为断石和棺撑朽腐散架后挤压的缘故，玉衣保存状况极为糟糕，整体已被坍压成扁片，平均厚度只有3一4厘米，且多数玉衣片已散乱不堪，除两袖、裤筒、手套等部位的轮廓尚隐约可辨外，面罩和双鞋则零乱得难以分出原有的顺序和层次……尽管如此，考古人员依然情绪亢奋，喜不自禁，因为这毕竟是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南部地区首次发现的一件汉代玉衣硷服。1968年，考古学家在河北满城刘胜夫妇的墓中出土了两件金缕玉衣，曾轰动世界。而今夭，象岗古墓发现的玉衣也必将令世人再度为之瞩目。
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和高级贵族死后的S}服，史书中称“玉匣”或“玉押”，但它的形状究竟是什么模样，自汉代以后就无人知晓一了，这个谜团曾困惑了人类l仪心多年。1968年，考古一〔作者在河北满城县的一座小山丘中，发现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给的墓葬。，在刘胜和窦给的尸体位置上，分散着许多小玉片，经过考古人员白荣金等人的精心清理、修整和研究，终于复原出两套完整的玉衣。刘胜和窦馆玉衣的出现，使现代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历史记载中的玉衣的真面目，从而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
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玉衣，外观和人体的形状一样，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5大部分，各部分都由许多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圆形等玉片组成，玉片上有小的钻孔，玉片之间用纤细的金丝加以编缀，考古界将它称为“金缕玉衣”。在这两套玉衣中，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状，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而窦给的玉衣比较短小，没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状，这可能是由于表现女性人体凸凹与当时的传统观念相违背的缘故。刘胜玉衣全长1 .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
玉衣作为汉代高级贵族特有的硷服，有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从考古资料考察分析，早在东周时期就有在死者脸部覆以缀玉面罩、身上硷以缀玉衣服的习俗，这种“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的现象应当算是“玉衣”的雏形。自田野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后，从1954年到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发掘的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在有些死者的脸部发现了许多带孔的玉石片，有的玉石片做成眉、眼、鼻、口的形状，并按五官的位置排列，以象征人的脸部。根据《仪礼·士丧礼》记载，古时覆盖死者的脸部用“布巾”、“冥目”，裹首用“掩”。而此次考古工作者于东周墓中死者脸部发现的玉石片，原来可能是缝缀在“布巾”、“冥目”一类覆面织物之上的。至于玉衣的头罩，则应是从裹首的“掩”演变而来的。
战国时代死者脸上的缀玉覆面和身上的缀玉硷服，虽然和汉代的玉衣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还不是真正的玉衣。类似满城汉墓出土的、形制完备的玉衣，最早出现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在考古发掘中，曾多次出土汉代的玉衣，但保存完整的只占少数，多数仅残存或多或少的玉片。从考古资料看，已出土的玉衣为数在}2套以上，其中属于西汉的共11套，属于东汉者至少有11或12套。在西汉玉衣中，有准确年代早于满城汉墓的，有咸阳杨家湾汉墓和临沂刘疵墓。杨家湾汉墓的年代为文景时期，刘疵墓属于西汉前期。但这两座墓都缺乏明确的断代根据，只能确定其上限应为文帝时期，下限可能达到武帝初年。至于文帝以前的玉衣则没有发现过。
就文献记载而言，《史记》所述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而未见关于玉衣的记载。成书于武帝时期的《淮南子》一书，在论述厚葬时仍然只承袭《吕氏春秋》中所谓“含珠鳞施”的说法，也未见“玉衣”一词。由此推测，葬以玉衣的习俗，在全又武帝时期可能才流行不久，或尚未形成一种制度，因而知道的人不多，《史记》也未载其事。
从汉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考察，玉衣的出现不大可能在西汉初年。高祖时，由于经济贫困，“自天子不能具醇骊，而将相或乘牛车”。惠帝、吕后年间，虽然“衣食滋殖”，但经济尚未恢复。文帝时期，虽然经济有所发展，面“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本人也规定，“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所记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当然值得怀疑，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济尚不富裕的事实。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武帝初年，汉王朝通过70年左右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致使“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状况。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日益骄奢淫逸，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则实行厚葬。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大环境下，封建贵族以玉衣作为硷服的风气开始出现了，到武帝时期已发展到顶峰。也正是自武帝以后，玉衣开始由中央朝廷手二业作坊统一制作，皇帝把它作为礼物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及朝中受宠幸的大臣。当时中央设置了一个专门制作丧葬品的机构，称为东园匠，玉衣就是在它的监督下制作的。玉衣的制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所用的玉料要经过开料、锯片、磨光及钻孔等，每一玉片的大小形状都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和细致加工，这需要有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整个玉衣制作过程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相当惊人，据推算，汉代制作一件玉衣，约需一名玉工费十余年的功夫。
从河北定州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部分玉衣片看，背面墨书“中山”两字，说明朝廷作坊的工匠们为各地诸侯王、列侯制成玉衣后，为便于区别，就将诸侯国的国名书写在玉衣片上。而那块书写“中山”两字的玉衣片，表示此件玉衣主人是中山国君。再有定州4O号汉墓墓主是西汉中山孝王刘兴，或许是他身材较矮小的缘故，金缕玉衣过于肥大，因此在穿用时不得不把裤筒下部过长的部分拆下，垫盖在他的腹部下方。由此可见，汉中央朝廷玉器作坊制造的玉衣是按统一规格制作的。在制作过程中，有着严格的朝廷等级界限，从编缀用金、银、铜、丝、玉、石原料的使用几方面可明显地体现出来。
关于玉衣采用的材料，从文献记载看，有着严格的规定，一律为玉料，不曾有使用汉白玉石料的记载。但实际发现的事实则不同，是既有玉料，也有石料，石料应以劣玉看待，是等级不同的表现。西汉时期，王、王后、列侯都用玉料;而在东汉，只有王用玉料，王后、列侯(如浮阳侯刘氏)及夫人等用汉白玉石衣，一律铜缕。
玉衣在使用上，除了按照诸侯王、列侯以及功臣贵戚等不同等级颁赐给或金缕、银缕、铜缕玉衣、石衣之外，绝不允许私自制造，违者治罪。<后汉书·朱穆传》载:“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潜为均潘，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使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这个故事说明当时限制是很严格的。《前汉书·王子侯表》载，西汉诸侯王、列侯等总数约《幻人左右，如果把东汉时期诸侯王、列侯等计在一起，人数要达千人以上。这样一支庞大的贵族队伍，其玉衣的制作，仅靠东园匠是难以胜任的。有些玉衣，特别是后人所看到的那些出土的汉白玉石衣，不一定都是朝廷所制作和颁赐，或许是由各郡国所建的由中央朝廷特许的作坊所制造，这或许正是文献中没有石料玉衣记载的缘故，或者也正是考古工作者近年在河北定县的许多大墓中曾发现大量做工粗劣的铜缕汉白玉石衣的真正原因。
玉衣葬服在经历了一个萌芽、发展、鼎盛时期后，子东汉时代渐趋衰落，它的衰落与东汉晚期的政治衰败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时厚葬盛行，一些京师贵戚、郡县豪吏竞相靡费，丧葬逾制已成风气。汉光武帝建武七年、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三年、和帝永元十一年及安帝永初元年都曾下诏禁止奢侈厚葬之风，但不能止。在奢侈之风的冲击下，玉衣的制作，有朝廷作为颁赐而制作，也有私自潜越伪造的。伪造者，不按制度，粗制滥造，以石代玉，以婆金铜缕代替金缕或银缕等都出现了。从玉、石衣在一些较大型东汉墓中发现的情况看，其制度已相当紊乱。到了东汉晚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发诸帝后陵，盗取、劫掠、烧取金缕玉衣之事也就随之发生了。《后汉书·董卓列传》载:“……及何后葬，开文陵，阜悉取藏中珍物。”“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家墓，收其珍宝。”此风一开，世人争相仿效，最终出现了两汉帝王陵寝到三国初年都被盗掘的灾难性事实。而在这些盗墓者心中，玉衣是主要的猎获物。到三国魏文帝曹王时代，鉴于统治者用玉匣作为葬服容易引起后人盗掘和过于奢靡浪费，曾于黄初三年(222年)，下了一道终制诏，指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礼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于是禁止使用珠懦玉匣。曹不终制诏后，从考古发掘资料看，似乎未发现贵族墓葬中出现以玉匣为葬服的实例。玉匣葬服从文景时期出现，到魏黄初三年结束，约跨4个世纪的时间。随着玉衣的禁用，口含珠玉也被禁止，九窍(眼、耳、鼻、口、前后阴)玉塞也就不用了。可见，汉代的葬制，由于东汉灭亡，到了只国时期，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厚葬之风一时被刹住，代表封建帝王高贵权力的玉匣葬服已不再用，玉匣葬制也就自然地成为一段历史往事了。
墓主的死亡年龄
根据考古大师夏鼎的指示，考古人员经过一番筹划后，提取玉衣的行动正式开始了。
为确保玉衣出土现状的完整，以利于仔细清理和修整复原，考古人员决定从现场整取运回室内。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极富经验的考古发掘宿将白荣金。在开始时，白荣金仿效印年代自己起取满城汉墓刘胜夫妇玉衣的经验，将这套玉衣的中间截开，分段起取，以便于搬运。但当他揭开上层两排玉片时，竟发现了墓主尸骸的股骨，这个意外发现表明玉衣不宜截断。于是白荣金和其他考古人员重新对出土现场进行观察研究，发现玉衣紧贴在凹凸不平的岩基上，玉衣片呈现松散不平的状态。与此同时，还发现有许多玉璧、佩饰以及人骨等相互交叉其间，不可能简单摘理干净，看来只能整体取运。经过再度认真地分析研究，大家设想了几种起取的方案，最后综合出一个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这个方法从当时白荣金留下的一份工作记录看，其操作程序大致是:
1。将玉衣四周清理干净;
2.在玉衣上贴附绵纸，分段打石膏薄层加以固定;
3。用削制的薄竹签咬长60一70厘米、宽1.5一2厘米、厚约U . 2.厘米)从玉衣两侧之下，紧贴墓室地白试着逐根往里插人，操作时采取肖向对插与斜面对插相结合的方法，将}''1_签一根根密排插人，两边仅留签头;
4.再沿竹签下面顺序插入薄木板，将竹签托住;
S。在木板下插人数块铝合金薄板(长b(}厘米、宽约4}f1厘米、厚0.1厘米);
6.将预制好的木箱框(内口长21}厘米、宽f}2厘米、高2U厘米、板厚2厘米)套住玉衣;
7，在原先固定玉衣的石膏上，隔上纸，再敷厚约3厘米的一层石膏，其上再衬以木屑，填实后，钉上箱盖板;
8.在铝合金板下有间隔地插人托底木板数条，用铁丝捆缠板条的两端向上与顶盖固定收紧;
9.集中数人同时用力将箱体迅速翻转过来;
10。拆去原先托底的板条、铝板、薄木板和竹签，将玉衣背后整理垫平，铺衬一层塑料薄膜，用木板封钉箱底;
11。再将箱体翻转，使其正面朝上，并在箱上标明玉衣头向及各边方位。
当以上工作完成后，数名考古人员把整取玉衣的木箱安全抬出了墓室。由于整体取运的成功，喜不自禁的白荣金对队员们诙谐地说:“咱这是给老赵倒出殡了。”
玉衣取运出后，先放于广州市博物馆，后于19$}年春运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占研究所，由白荣金以及冼锦祥、李卫华、王影伊等专家进行修复。
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复原，玉衣各部位的情况已全部了解清楚，其中:
头套:共用玉片265片，以丝线连缀，并在背面贴衬丝绢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圆璧形、梯形、三角形、近方形、长方形和五边形。头套由头罩和面罩扣合而成。头罩顶部以一璧形玉片为中心，做成圆弧形状。面罩鼻部隆起，中露一细缝，下巴尖圆，略具写实的风格。
上衣:由衣身和两袖组成。用丝带纵横交叉将玉片粘接在一起，并在背面贴衬麻布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均无孔眼。衣身共用玉片537片，由前身片和后身片组成，呈对襟形式。在下部前后身片对接处皆有开r一】，有如衣服下摆的“开气”。两袖均呈筒形，上粗下细，体扁且弯，左袖用玉片215片，右袖用玉片209片。
裤筒:分左右裤筒，均呈上粗下细的筒形，制作方法与上衣相同。左裤筒用玉片266片，右裤筒用玉片388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
手套:左右手套结构均如手形，由手背、掌心和五指组成。拇指伸直，其余四指并拢弯曲作握拳状。左手共用玉片113片，右手用玉片121片。玉片的连缀方法与头套相同。玉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五边形、梯形、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鞋:左右鞋形均由底板、前脸、脚面、左右侧帮和后跟六部分组成。左鞋共用玉片lay片，右鞋用玉片lag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梯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玉片的编缀方法与头套相同。
复原后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l}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玉片2291片。玉片形状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另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和圆璧形等。玉片间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其中头套、手套和鞋的玉片两面打磨光滑，边角钻有小孔，用朱红色丝线通过小孔将玉片连缀起来，并在里面衬贴丝绢加固，待部件全部连缀完后，在边缘部位还要用丝织物缝合包边。上衣、袖筒和裤筒所用玉片多是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割而厚薄不匀，其连缀方法是在玉片表面用窄朱红色丝带对角粘贴成菱形网络状纹样，四边再用宽朱红色带粘贴成方格状。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构成多重儿何形纹样，色泽异常鲜艳。
从这套玉衣的玉片质料来看，玉片的颜色较杂，少数玉片呈透明的青绿色，多数不透明，以黄褐色、黄白色为主，间有青色斑块，后者硬度较低。个别玉片呈灰黄色或红褐色，质地较软，已分解为碎块，或风化为粉状，显然属于一般石料‘，对比满城2号墓窦维所服玉衣h衣前后身玉衣片的部分质料，两者均大同小异，同属不很珍贵的软玉类品种。除此之外还可发现，玉衣片中还包含着一些制作玉器切割下来的下脚料和玉器残片。由此可推测，玉衣制作地点可能是在制作玉器的作坊或其附近，也许是在一个综合性玉器作坊中完成的。从玉片上保留着粗糙的切割表皮看，当时安排使用玉料是相当节省的。
由于玉衣的造型是以人体形状为基本依据的，从玉衣出土时的整体尺度推算，墓主人的身高应在170厘米左不;，从两袖下段筒口分析，墓主人体型可能较瘦。至于上衣衣身较宽大，可能与玉衣内放置玉璧有关。有些玉片上保留着开料时的切口，有的切口宽度仅约}. 1毫米。切割面上留下了基本平行的“锯路”痕迹，说明当初割料时用的是一种长条形扁片工具。由于切割面较平整光滑，可以看出用的磨料较细，因而可推断当初的切割效率不会很高，需要消耗很多的劳动力和时间。
按照白荣金等专家推断，玉衣的制作地点大体有三种可能:第一，全部由汉廷制作，赐给象岗墓主作硷葬用，但从躯干部位玉片用料过于简率这一点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第二，头、手、脚共部分为汉廷制作，躯干部分为南越国配制，这种可能性虽较前一种稍大，但裤筒卜的玉片有个别属于头、手、脚的穿孔残片配人，说明制作玉农躯于的地点ltr]时又有制作头、手等穿孔玉片的余片，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先前推论的成立;第三，全部在南越国加工制作的可能性似乎最大。象岗古墓墓主玉衣片上的钻孔，从剖面上看，孔壁呈圆锥形，属杆钻加磨料钻成。从一些未钻通的废孔痕迹和一般钻孔现象分析，钻孔先从背面钻起，待钻透时，再从正面轻轻钻磨一下，把正面孔口卜的锐棱磨掉，避免连缀时用的丝线被割断。而满城汉墓玉衣片上的孔眼是用管形钻钻出的，孔壁呈圆筒形，既细且匀。可见象岗古墓慕主玉衣的钻孔’r_艺较为落后，从而有助于证明象岗古墓墓主玉衣是在本地制作的推断。经中国地质科学研究所闻广等专家研究鉴定，玉衣的玉料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且取材地点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岭南曲江县的玉山之中。
象岗古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于汉代考古文献记载中已知金缕、银缕、铜缕玉衣以外的又一个新的品种。如果墓主确属赵胡，那么，丝缕玉衣随墓主人的人葬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m}年)或稍后，其制作时间要早于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近}o年或多些。但象岗古墓玉衣制作较特殊，头罩、双手、双足是用长方形或方形等小而薄的玉片，四角钻孔用丝线编缀而成;其余两个袖筒、上身胸腹及下身两裤筒共五个部分，只用长方形或方形小玉石片粘贴在麻布上，石片上再覆以素绢。这种全套玉衣都用丝缀及粘贴的制法为中原所不见。河北满城的中山国靖王刘胜夫妇以诸侯王的身份享用金缕玉衣，可能是由皇帝特赐，或者是因为当时玉衣初行，制度等级不严，金缕玉衣并未成为皇帝至尊专用的硷服。赵胡继位为南越王是得到汉中央政府承认的，如玉衣系汉廷所赐，可与刘胜同用金缕，即使按严格的等级制度，也当用银缕，而赵胡所用却是丝缕玉衣。由此可进一步推断这件丝缕玉衣属南越国工匠自制的。尽管象岗古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在质量和规格上无法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衣相匹敌，但它却是经科学发掘、整理和修复起来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完整的玉衣。这套丝缕玉衣以它独特的形式，显示出了中国玉衣发展过程中的早期特点，其在玉衣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在此之前所发现的一切玉衣无法代替的，因而，也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价值。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s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一50毫米。由头罩中检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粘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也就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惟一宝贵资料，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占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40一45岁。
镇墓之宝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璃虎钮，璃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就在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极为精致。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陷于了迷惑和沉思。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的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外，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人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人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昧(音MO)”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潜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膺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而从“泰子”印看，墓主人应该是赵佗的儿子赵始或赵胡后辈的家族成员。再从“赵昧”的名章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赵昧此人的记载，这个赵昧是谁?是墓主本人还是陪葬的家族成员?综观以上3枚不同的印章，竞出现厂3个不同的推论，那么墓主究竟是谁?看来要解开这个隐秘，还需要更加有力、确凿的a}=据来证实‘一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至_关重要的证据很快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1.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工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地剔除周围的泥十，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哎呵!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身首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面对此景，一个性急的考古队员按捺不住亢奋激动的心情，伸手就要翻动金印，以尽快看到正面的印文。‘嚼明动!”麦英豪望着队员的举动，立即加以制止，那位考古队员听到喊声，伸出的手轻微地哆嗦了一下，立即缩了回去。
“这还没有绘图、拍照、录像呢，怎么就要翻动?”麦英豪望着那位仍沉浸在亢奋之中的考古队员，小声地解释着，那位队员如梦方醒，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众人说:iC，我这一激动，差点忘了考古程序了。快，快绘图、快拍照，看看这金印正面到底刻的啥。”
麦英豪惊喜交加地望了一眼面前这枚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金印，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此时钟表的时针已指向了6点零8分，他沉思片刻，对身边的黄展岳说:“这枚金印关系重大，别由于急躁而弄出什么差错，我看还是吃过晚饭后，等大家的心情平静一点再提取吧。”黄展岳点头同意，于是麦英豪下令全体人员收工，待吃过晚饭后再来提取这个有可能揭开墓主之谜的极为重要的证据。
这天傍晚，尽管发掘队的后勤人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但由于发现了龙钮金印，众人对饭菜己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的是，关于那枚龙钮金印的印文到底是什么的猜想，却使大家兴趣盎然，争论不休。有人猜测金印下面的文字应和先前发现的金印、玉印一样，不是“帝印”便是“泰子”，或者是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陌生名字“赵昧”。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以上三种印文，既是龙钮金印，就应该刻有“越王之印”或者更高规格的“武帝之印”、“文帝之印”的印文。有的人则猜测，也许什么印文都没有，只是象征性的一枚印章·一就在这吵吵嚷嚷的胡乱猜想中，考古人员圆圈吞枣地将饭吃完，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工地，以尽快揭开这牵挂已久的秘密。
绘图工作完成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开始在墓穴深处不断地闪耀。紧接着，高强度的碘钨灯打开，录像机与摄影机开始“沙、沙”地转动。明亮的墓室内，只见不大的印钮游龙盘尾昂首，通体矫健，神态刚毅和高傲。在碘钨灯的映照下，整个金印耀眼夺目，光彩逼人。
当以上工作渐次完成之后，考古人员轻步踏人室内，在众人那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黄展岳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后放人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么I幻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众人望着黄展岳手中那明净铮亮、金光闪闪的印玺，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之后，接着是一阵欢呼。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寻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寻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麦英豪率领考古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打探，八方搜寻，他和同伴的足迹几乎踏遍广州城郊的大小岗岭，却总未取得预想中的成果。自象岗古墓发现以后，关于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大家，使众人昼思夜想，寝食不安，“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1玲两书所记载的曾嗜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垂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自此之后，关于这枚“传国玺”就开始了它那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
秦始皇一生曾数次出巡，相传当他有一次巡游至洞庭湖时，风浪大作，乘舟将覆，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关头，有臣僚献计把玉玺投入湖中可镇妖避邪，保全性命。于是秦始皇从腰中解下佩带的“传国玺”急投于湖中，湖面顿时风平浪静，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渡过了风险。8年后，秦始皇再次出行至华阴，有人拿着“传国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领兵率先攻人关中。大军压境，秦亡国之君子婴将此玺献给了刘邦。刘邦得到此玺后，经过大小百余次血战，终于击败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刘邦即皇位后，便正式佩带起“传国玺”。西汉时，“传国玺”一直存放在长乐宫内，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为了篡夺皇位，就命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传国玺”。王太后眼见刘氏江山将落入王莽手中，却又无奈，一气之下，将玉玺掷于地，玉玺之上雕刻的璃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玺后，将摔落的一角以金镶补起来。
自王莽佩玺继皇位后，没几年功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立刘玄为更始帝，更始军率先攻人都城长安。王莽见大势已去，携带“传国玺”仓皇逃窜，想不到竟被屠户杜吴追上杀死。但杜吴不知王莽佩有玉玺，有一个叫公宾的更始军将领就割下王莽头颅，取下玉玺，交给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将玺呈送给更始帝。此时，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也进人长安，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军对手的情况下，只得奉玺投降。后来，刘盆子又献玺于刘秀，刘秀重建汉王朝，此玺又传于东汉诸帝。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擅权作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率领下合兵讨伐董卓，洛阳城一片混乱，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往长安。当时在袁绍帐下任大将的孙坚率兵驻扎于洛阳城南一座宫殿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口井内闪现五色光环，孙坚甚感惊奇，便命士卒点火把下并打捞，不想却捞出一具女人的尸首，颈下戴一锦囊，打开一看，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旁缺一角，以金镶补。孙坚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权力象征的“传国玺”。在惊诧之余，便做起了登基的美梦。有些意外的是，孙坚手下有一位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报告了袁绍，袁绍正有磐越帝位之心，当然想攫取“传国玺”。他令人立即扣押孙坚的妻子以要挟，孙坚被逼无奈，只得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在与曹操争霸中败死，“传国玺”又归于汉献帝。
东汉亡后，“传国玺”归于曹魏和西晋。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动荡局面，“传国玺”儿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献给了东晋朝廷。此时，各地又出现了儿颗私制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玺、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还有北魏太武帝毁曹魏旧都邺城五层佛塔时，在泥像中寻得的两枚玉玺‘。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其部将侯子鉴将玺投人栖霞寺井中，寺僧永行将玺捞出收存，后其弟子将玺献于陈武帝。
隋火陈后，再次拥有此玺。隋、唐两代，“传国玺”仍被统治者奉为至宝。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坷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直至北宋哲宗时，咸阳人段义将其献出。金兵南侵时，又将玉玺掠走，后归人元朝廷。明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玺携至漠北，自此“传国玺”不知所终。
在“传国玺”流传的1 OC〔多年间，它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守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但得玺者不一定都能交上好运。后唐庄宗得魏州僧献“传国玺”，仅三年便死于兵乱之中。宋哲宗得玺改年号为元符，仅两年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天下大乱，同玉玺一道被金兵掳至北国。元世祖忽必烈得玺之年即死于元大都。这颗小小的玉玺，反映的是一幅幅朝代更迭、祸福交替的历史画面。
尽管自元末明初之后，世人再难见到这枚极具传奇色彩的“传国玺”，但研究者还是从历史典籍以及部分出土实物中窥探到原物的形制和风貌。
就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面一言，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巧年就宣告灭亡了，但这个帝国所建立的统治制度和模式却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汉早期，“汉承秦制”的特点格外明显。而这个时期拥有和使用玺的制度也儿乎和秦制完全相同。《晋书·舆服志》曾云:i4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s、‘皇帝之玺’、.皇帝信玺Z、‘大子行玺’、‘大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从区条记载中可以知道，当年的秦始皇不但拥有一枚‘’传国玺”，而且还开创了“六玺”制度，这个制度到汉朝建立后没有改变并沿袭下来。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上》载:汉朝“皇帝六玺，皆白玉姨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封之玺，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封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而(汉书·霍光传·注》则提出了一个三玺说。两说如图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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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帝有六玺说 │ 汉帝有三玺说 │
│(据《汉旧仪·上》) │(据《汉书·霍光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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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 │用途 │备注│印文 │用途│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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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行玺│封国 │ │天子之玺│ │自己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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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之玺│赐诸侯王 │ │天子行玺│ │在符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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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信玺│发兵 │ │天子信玺│ │在符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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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行玺│召大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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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玺│策封外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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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信玺│事天地鬼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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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传国玺”一样，汉朝皇帝的玉玺也早已失传，后人仅从清代吴式芬辑录的(封泥考略》中见到一枚“皇帝行玺”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应有原物存在过。至于此原物的形制，从本世纪6O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之玺”中可以得到启示。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小学生孔忠良故学回家，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发现了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怀着好奇的心清把它挖了出来，待剔去上面覆盖的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图章。回到家后，正好他父亲孔祥发要去西安办事，孔忠良就请父亲把这个大图章带到城里去刻字。孔样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端详上面的古字，觉得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要求鉴定。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判断是汉代皇后之玺，鉴于这枚玉玺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这枚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玉玺作四方形，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通体洁白晶莹，璃虎钮，四个侧面阴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其形制和印文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同。玉玺出土地点距埋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仅1)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人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2仪刀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璃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璃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