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称王
中原大乱，岭南震动，南海尉死前密嘱赵佗兴兵绝道，割据立国。赵佗依计而行，绝道筑城。越人部族趁机叛乱，赵佗发兵征讨，百越降服，赵佗称王。战火纷乱中，西汉王朝派陆贾出使南越，汉越言和，赵佗臣服……
岭南割据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整个中原山头林立、各路英雄豪杰虎争天下。就在这样一个大混乱、大拼杀的格局中，谁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岭南这块土地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偏于东南一隅的岭南，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并使岭南最终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两个人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当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后，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朝廷、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就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并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垂相王馆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也自然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渐渐萌生了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当然，要想在岭南实施割据，就要有割据的资本和条件，那岭南的资本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岭南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万汉军，这股颇具实力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力量便是称雄割据的根本。另外，随着秦对岭南地区的征服，源源不断而来的中原移民，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些汉族军民，在中原时深受秦暴政的摧残和蹂胭，早就有离绝秦王朝挣脱锁链的想法，许多人自走向岭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和志向。当这些人来到岭南后，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备匈奴的汉人，会趁天下大乱面“皆复去”。相反的是，面对在任嚣治理下相对宽松的政治、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这块土地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未尝不深虑之面力卫之也”。如此一来，岭南便有了一个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新兴的家园，一旦天下有变，他们自然会团结一心，全力支持任嚣。
当然，促使任嚣产生割据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岭南在地理上易守难攻。就当时的交通条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北部的五岭成了阻挡南北行进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难以逾越的程度，作为曾是秦军将领的任嚣以及所有南下的军民是领教过的。尽管在秦征服岭南的中后期，曾有灵渠的开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驻军把守，灵渠和新道都将变成进退不得的死道，复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个岭南地区多江河水道，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转直下，地理形势相当险要，若有不熟悉这里的船只过往，往往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鉴于这样的地理形势，作为岭南的军民完全可据此守之。假如五岭的防卫已破，仅凭这些江河水道也可以步步为营，和敌军对垒抗衡。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令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引爆了整个中原六国人民反秦的大起义时，任嚣闻知立即感觉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兴奋之余也加紧了割据岭南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准备付诸行动。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历史大转折的紧急关头，自己却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的赵佗召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赵佗原是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关于率军征伐岭南之前的经历史无明载。有记载的是他到岭南后，曾上书秦王朝，要求派三万名中原女子到岭南为驻守岭南的将士“缝补衣服”，最后秦始皇选派了一万五千名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人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此时，作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赵佗，听了任嚣的密嘱，心中十分感动，当场答应按任嚣的构想予以行动。两人经过一番谋划，任嚣便假借秦中央王朝的命令，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职务，为赵伦顺利实施割据构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就在赵佗代南海尉不久，任嚣撒手归天。这个时候中原的局势是，秦大将章邯的四十万大军，正和以楚军为首的六国反秦联军相持在漳河地区(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而另一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却乘机沿着黄河南岸向秦国首都咸阳急速进发。
面对如此纷乱的战局，继任的赵佗迅速开始了对任嚣计划的实施，其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驻守在横浦、阳山、徨黔关的将领快马发出檄告，告知他们“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赵佗所说的“盗兵”，表面上指的是诸侯兵，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中原可能派遣来镇压的秦军。因为横浦、阳山、涅黯关皆位于秦所开辟的连通岭南的两条新道上，系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绝了此三关道，也就断绝了秦军南下到岭南地区的通道。
当绝道闭关、聚兵自守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后，赵佗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这就是:诛秦吏代以党羽。此时的赵佗虽然代理了南海尉并已行使职权，但他深知自己这个官职是任嚣假传皇帝圣旨而骗来的，心中自然不怎么踏实。且此时的南海郡许多官吏都是秦王朝派来的，不是赵佗的嫡系，他们不一定全部听从赵佗的号令，即使听从也有阳奉阴违的现象。这些异己势力的存在，对赵佗割剧岭南计划的实施十分不利，所以赵佗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铲除他们。
如前所述，秦法苛严，可谓法网恢恢，无所不存，人民深受其害，官吏知法而犯法者也人数甚众，自秦到岭南的移民中就有相当数量的犯罪官吏，这就给深谙秦律的赵佗打开了一扇借刀杀人的方便之门。赵佗利用多种借[:1，声称那些不服从自己的秦吏违犯了这样或那样的秦律而尽杀之，正如《史记》、《汉书》两书所言“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长吏”，系秦在边郡之地所设置之官，隶属于郡尉，主要掌兵马等事务。诛杀了这些秦吏后，赵佗选拔拥护自己的心腹担任郡守、令、长吏之类的重要职务，赵佗真正成了岭南的最高长官。当以上两个步骤完成后，掌握了军政大权的赵佗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下令军民迅速修筑关防城池，加强岭南的防御力量。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在这个其间和稍后的时日，主要修筑加固的城池有:
一、乐昌“赵佗城”
乐昌，武水流经的重要地点，而武水是北江的重要支流之一，源于湖南南部的宜章，水流湍急，流人广东后，历乐昌、韶关，与侦水合流为北江。如果中原兵将进攻，可在湖南顺武水而下，逾岭达于北江，然后下至番禺等地。所以武水被认为是一条有战略意义的河流，乐昌傍武水，近南岭，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正因为如此，早在任嚣出任南海尉时，即在乐昌傍武水，抵拢口处筑城并置备戍兵，时称“任嚣城”。当赵佗出任南海尉后，又援故例，在任嚣城的河对岸(即今乐昌县南2 .5公里处)，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用以隔绝通往岭北的险要水道。
任嚣、赵佗之所以傍水筑城，除了河流为交通要道之一外，还在于越人习于水性，舟兵〔即楼船兵)很有战斗力，水战对岭南有利。
当然，赵佗之所以傍任嚣城又修筑了一座赵佗城，除了水战的考虑外，还因为“秦新道惟此拢中(指武水的乐昌一段水域)最险，彼北从侦水、西从漓水以人者，险皆不及”。所以，于此筑城，不仅可以就近牢牢控制武水水道，而且还可以对湖南地理形势起一定的控制作用，阻止敌军由此南下;另外，赵佗城与任嚣城夹武水而筑，互为声援，不仅加强了乐昌附近的防卫力量，可以更有效地阻击敌军南下，还可以与附近的秦关防连为一体，形成较大区域的军事防卫区。秦三关中的徨黔关可阻击从湖南郴州沿框水而下至广东边州的敌兵，乐昌两城则可阻击从湖南宜章顺武水而下的敌兵，收到“壮徨黯”的军事效果。
二、新筑仁化城
仁化也紧邻湖南，为防卫前沿之一，赵佗在仁化北一百三十里而今城日处筑城。仁化之城，可以阻敌军南下，同乐昌两城可以“壮徨豁”一样，仁化城也可以达到“壮横浦”的军事效果。同时，乐昌、仁化两城的修筑还可防备从南安〔今江西境内)间道和郴、桂直趋人粤的敌军。
三、广筑万人城
除了在毗邻边界之地修筑关防城池外，赵伦还命军民在稍靠五岭的岭南沤水、祯水交接处的沤浦关附近筑起了一座万人城。同时在清远筑万人城一座。
清远离番禺仅一天之路程，其北为英德，系两粤之孔道，北来之门户，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为了守住这一门户，赵佗在此筑城，以利于清远的士卒北上驰援英德、南下屏藩番禺。
四、强化郡治番禺的防卫
番禺系南海郡郡治，也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赵佗要想割据岭南，势必要加强番禺的防卫。
首先，赵佗加固了任嚣时代所建筑的番禺城，这座城是秦汉时期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
其次，屯兵石门。石门是位于番禺西边北江的夭然险要之一，明朝胡荣曾在《粤会堂记略》中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自然险要，也是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的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番禺将无险可依凭，对如此险要之地，赵佗自然不会忽视，故他在石门驻屯了一支军队，以守卫番禺的北郊。
赵佗通过以上的举措，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主要是针对戍守边疆这一主旨而设，它以涅黔、阳山、横浦等秦关为主，又新建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点面结合，交相呼应，互为椅角。这条防线的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为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以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与框浦关夹江而布，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并配备了一定兵力。第三条防线则是石门要塞。
赵佗的防御，使得中原军队若要从北部陆地攻到番禺，就必须先破这三条防线，只有这三条防线得以突破，才可能抵达已经加固的番禺城下，由此可见赵佗在军事战略上的用心之良苦。
后来发生的战争证明，赵佗所构筑的军事防线是非常有效的。当赵佗称帝后，吕后即遣周灶等将领率兵前来征讨，而赵佗的南越国兵据岭上关防予以反击，终使汉军未能逾岭。
就在中原大乱，赵佗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割据构想时，处于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也随机而变，纷纷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如后蜀王子建立了“西欧骆裸国”，不再受南海尉的节制。同时，赵佗虽名为“东南一尉”，其实际控制之地不过为南海一郡，在桂林、象郡的统治力量则较为薄弱，这也是桂林、象郡越人部族趁天下大乱而纷纷自立旗号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若允许这些越人部族势力独立存在，就等于打开了岭南两侧的门户，使得赵佗已采取的绝秦关、守五岭等措施变得毫无意义，也将使划岭而守的割据计划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对反对势力予以打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为5年，赵佗正式发兵攻打桂林和象郡。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酷烈程度，《史记》、《汉书》两书未作细致的描述，倒是晋人的<交州外域记》曾作过这样一段描述: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锥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锥民。设锥王雏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锥将，锥将铜印青缓。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锥王、雄侯，服诸锥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日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路博德讨越王。，，一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雏将主民如故。
稍后的晋人著《广州记》亦载云:“交趾有骆田，……人垦食其田，名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一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攻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以上两书所言，其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显然不能作为正史，而只是民间传说，且这传说在时间上也有与史实抵悟之处。不过，透过这两条据传说而作的传记，可以让后人触摸到一些早已湮没的历史线索，正如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两先生所言:当赵佗绝关自守后，曾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岭南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而正处于军事酋长制阶段的那个“安阳王”即是其一，这个“安阳王”和他的部族不服从赵佗的号令，甚至自举旗号，在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对他的这个举动，赵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出兵征伐。其结果自然是赵佗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击并桂林、象郡”，扫除了反对势力，基本上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
椅角之势
当岭南地区实现了统一之时，正是各路豪杰中原逐鹿之日。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赵佗趁机自称南越王，建立了南越国。
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本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书·两粤传》所记与《史记》相同，也未载明何年。后来的研究者，也就只好根据《史记》、《汉书》两书留下的只言片语作推测揣摸了。若按公元前黝7年夏历十月(秦及汉初皆以十月为岁首)，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秦朝灭亡算，赵佗称王应于秦已破灭之年，即最早不会在这一年之前。
《史记·陆贾列传》称:“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从这段记载来看，可知刘邦“中国初定”之年，即赵佗称王之年。
秦亡以后，刘邦同项羽进行了为时近五年的楚汉战争。陆贾说:“汉王起巴蜀，鞭答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这场战争从汉元年(公元前入兀年)开始，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刘邦消灭项羽而告结束。所谓“中国初定”应是刘邦对项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项羽尚未被完全打垮之时。那么这五年中，哪一年才算汉王平中国初定之年，亦即赵佗称南越王之年呢?
据《史记》、《汉书》记载，楚汉战争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头两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么万年)刘邦所处的境况并不理想。当时，项羽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再挫败刘邦。汉二年四月，彭城(今江苏徐州)一战，汉军大败，刘太公、吕后竟被项羽俘获，留为人质。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一些原来归汉的诸侯王纷纷投降项羽，刘邦率残部狼狈逃到荣阳(今河南荣阳市西南)，形势对刘邦很不利。这两年对汉来说，当然不是“中国初定”之年。
楚汉战争在汉三年(公元前2以年)应为双方相持之局。当时，刘邦依靠萧何着力经营的关中，征集兵员、粮草补充前线，与楚军相拒于荣阳一带。刘邦为了扭转楚强汉弱的形势，在政治上争取与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军事才能的彭越、韩信等，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侧翼牵制的对敌作战方针，并用计离问项羽集团。但是，这一年，楚在军事上对汉仍然占有暂时的优势。项羽调动大军加紧对汉军发动攻势，并两次攻占了荣阳、成皋，使刘邦一再受挫。刘邦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出兵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南)间，引诱楚军南下;派彭越攻占雕阳，汉政权在这一年尚处于胜负未卜之中，仍不能说是“初定”之年。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决定性转变。十月，汉军趁项羽主力东调、回击彭越之机，对楚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成皋。这时，汉大将韩信已经破魏、赵，攻下三齐，占领了楚以北广大地区;“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至此，汉军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并发起全面反击的攻势，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力量。项羽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陷于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败局难以挽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年，才称得上是“中国初定”之年。由此可以推断这一年是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年。因为赵佗在秦已破灭之后，“击并桂林、象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只是这个过程史籍未留下多少记载而已。
根据史学家吕名中先生的研究认为，赵佗正式称王不会早在刘邦人咸阳或楚汉战争开始时。汉十一年(公元前t%年)陆贾奉命首次使南越，赵佗起初高傲不恭，陆贾批评赵佗“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如此”。如果赵佗早在刘邦人咸阳之年就已称王，陆贾就不应称南越王国为“新造未集之越”。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元鼎六年(公元前lli年)冬，汉武帝派数路大军平定了南越王国的反叛。“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自赵佗称王到公元前}1}年被平定，共九十三年，这个年数《汉书》所记亦同。从公元前}1}年反推九十三年，恰是公元前203年，也就是汉军对楚发起反攻，并完成了对楚军战略包围的那一年。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四，在论及《南越列传》问题中指出:赵佗“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这个论断应当是合理而可信的。可见赵佗正式称王于汉高帝四年，即公元前加3年，当确凿无误。
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三郡的辖区相当。在南越国疆域的东西南北四向边界中，除东界濒南海外，其余皆为陆地。具体的位置是，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盯等国相比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这个疆域基本上维持到南越国的灭亡。
赵佗称王后，考虑到一旦中原归于一统，朝廷很可能会派人前来征伐;同时也为了防备长沙国可能进行的突袭，遂再一次加强了边防力量，并在南越国北部边界地形险要之处再建关筑城，为南越国筑起了一条东西长达数千里的边防线，这条边防线东起今粤闽之交的蒲葵关，沿横浦关、阳山关、乐昌赵佗城，连一州关防，历桂岭而到广西的严关、秦城，其中关城互为绮角，又与岭南内侧第二条防线交相呼应，成为南越一条较为严密的军事防线，基本上具备了与中原军队抗衡的边防武装力量。
划岭而治
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并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但是，当他环顾自己的这个王国时，却未免有些心灰意冷。偌大的国土上，只有几条大河流的河畔，才各建有几座郡、县城。虽然尾随大军之后陆续来了几批商贾、滴吏、赘婿、罪徒及妇女等，但编人册籍的百姓跟中原每一个割据势力相比，还是少得可怜，而他的王国就要依靠这些臣民做支柱。中央政府的庞大机构，众多的后宫妃殡、内官、侍从人员，郡县的官吏，保卫边境的武将吏卒等，都由这些百姓创造的财富予以支撑。就连筑城修路、造船建屋、耕田纳赋、制作器物等，也还是由这些百姓负担。当然，在他的王国里，还有三两倍这个数目的土著},骆族人民。可是，这些化外之民，都各自匿居在他们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洞里，靠渔猎为生，平时除了为一点小事相互攻打外，王国的盛衰与他们毫不相关。
面对此情，赵佗并没有气馁，他从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的兴亡中悟出了事在人为的道理。乘着刘、项相争.无暇南顾的机会，尽力设法来建设自己的王国。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仿效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了人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岭南越族各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与风俗习惯:在饮食上，喜食蛇蚌;服饰上，断发文身;居行上，干栏建筑，水处舟行;宗教上，巫祝盛行，使用鸡卜等。这些风俗习惯，都源于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积淀，如果轻蔑地加以否定，无疑会伤害广大越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其结果只能是加深汉越之间的民族隔阂，不利于统治;而加以尊重，则会有助于汉越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和睦相处。因此，赵佗对于越俗采取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
在服饰上，赵佗抛弃了孔孟之说，不用中原的“冠带之制”，而与越族“同其风俗”。当他在十几年之后，首次接见刘邦派来的使臣陆贾时，就从越俗，与中原的束发戴冠大相径庭，俨然以真正的蛮夷大长自居。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居蛮中久”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
当然，对越人之俗，赵佗也不是完全遵从的，他曾明令禁止一些恶习。如越人好相攻击，这一点除了岭南越人各族发展程度不一样的缘故外，还代表着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的残存形式。赵佗若遵从这个相互攻斗的恶习或对这个恶习视而不见，则南越必无宁日，并会妨碍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所以，赵佗下令禁止。经过多方努力，越人相互攻击、好勇斗狠的恶习渐渐得以改正，从而促进了岭南越族各支系之间的和睦共处，加速了岭南社会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赵佗为促进民族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自古以来，两个民族通过联姻而消除隔阂、建立和睦关系，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无不给赵佗以教益和启示。
他不仅大力提倡汉人与越族通婚，并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南越国垂相吕嘉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使赵氏与吕氏两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趋于一致。再如南越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也可能是越女，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也娶有越女为妻，并生有子赵建德。
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动、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汉人与越族的通婚已相当普遍。尤其是数十万秦兵，他们除了极小部分与中原来的一万五千名女子组成家庭外，大部分秦兵士卒都与驻地的越族通婚。
除此之外，赵佗还采取了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的方针政策。岭南为百越聚居之地，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这些支系、部族不同的越族，其势力也参差不齐。针对这些不同情况，赵佗采取了一些比较灵活、变通的统治政策，如赵佗在兼并象郡后，针对象郡一带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行了由越人自治的办法;交趾一带，越族的部落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原部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已形成了比较严密的部落组织，面对此情，赵佗仅派二使者前往“典主”，同时又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位“西于王”。这位西于工，正是组织杀死屠难的原酉讴君吁宋的后裔，在西欧族越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及广泛的影响。赵佗把他封为王，明显地是以安抚之策让其自治，并通过不断的经济援助，增强西哑地区的向心力，以加强对西瓯地区的控制。
在经济方面，赵佗从实际情况出发，着手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他积极地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越族地区，并教民耕种，大力传授使用铁器和耕牛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岭南越族人民逐步改变过去火耕水褥的粗放耕作方法，使越族地区农业生产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那些百越土著对新建立的夯土城堡，堂皇的王宫、官舍，以及威武齐整的族旗、仪仗等物，虽然感到新奇，但不甚喜欢。而对于官员们所佩带的青铜剑、铁剑，士卒们使用的铜戈、铜箭链等，都非常羡慕。他们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戍卒及工役们使用铁斧、铁凿砍木造船，用铁锄、铁锹翻田掘地;注视着工役们驾着牛车、马车输送重物，驶着有帆的船舶在江河上疾驰··一所有这些，在只有木招、石斧、竹箭等武器和工具的土著居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于是，为了换取一把铜匕首或一件铜戈头，一柄铁斧或一具铁锹，越人不惜拿出大量的谷米、山货、翠鸟、孔雀，甚至用难得的象牙、犀角等来交换。鉴于这种情况，赵佗及其谋臣们便在各郡县、市镇设立“市官”，由官府直接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商品交换，而把交换所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巩、香药等中原地区珍贵的宝货，成批地运到北边的关市去和汉帝国南来的商人贸易，并向他们购买了大批的牛、马、铜铁工具和器皿，然后又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绝的商品交易渠道。本来在一百越族人中间，早已出现了物物交换的贸易行为，但这只是在洞与洞之间，或在附近几个洞之间进行，因此彼此拿出去交换的物品，无论在品种或价值上，都是微不足道的。而有些东西，例如珍珠、紫贝、玳瑁等海产珍品，常常要通过多次交换，才辗转流到岭北的商人手里。现在由南越国官家统一经营，不仅大大扩展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而且也丰富了岭南地区市场的物品交换，百越族人很快便获得了他们所喜爱的铜铁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南越王国政府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即使不向土著居民征收租赋也不愁财政匾乏;同时又通过这项措施，使一些土著居民感到大有收益，从而拥戴王国政府及赵伦本人，甚至有些邻近郡县的“化外之民”也撤销了他们山洞的樊篱。
赵佗不仅重视发展生产，而且也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他推行所谓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越人“渐见礼化”。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这对越族文化的发展和越汉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赵佗积极提倡学习文化、发展教育，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有力促进下，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器，其色彩和造型，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其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不但产量大，而且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尤以漆器为突出。如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大批打有“布山”戳记(“布山”古地名，今贵县地区)的漆器，说明秦汉时期这里生产的漆器，艺术水平甚高，盒的内外都有漆彩画，其画有奔马、手持武器的战士和各种花鸟等，形象生动，富有真实感，可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出土文物中还有秦汉时期越族人民的住房模型，即“栅居式”的陶屋和“黄釉阁楼”。它设计新颖，名曰“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岭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持并沿用着。
正因为赵佗对南越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也就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不仅“和辑百越”，使得岭南“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佗的绝秦关道及称王建国，对于中原与岭南都是有益的。就当时的中原而言，加速厂秦朝统治的瓦解，对岭南而言，则不仅保证了汉越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且保证了汉越人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赵佗的划岭而治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出使南越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西汉王朝，其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就国内来说，呈现出一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惟洛阳可与比也t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上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 }}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决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莆，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菌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药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工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已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D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人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哪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唤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裹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祟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撤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Tr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辞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显得很惭愧的样子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