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作了概略的论述，以f一二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黝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大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栋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私水之战，三君狱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暴政的对立面。当时西汉政权应实行“无为”政治，别无出路。因此，他大声疾呼:“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关于“无为”政治的理想境界，陆贾有一段颇为生动的描述。他说:“是以君子之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骤无夜行之吏，乡间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陆贾的《新语》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莫定了理论基础，对汉初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汉书·艺文志》载，陆贾曾著有《楚汉春秋》和赋三篇，均已散佚。世传《新语》十二篇，与《史记》及《汉书》本传所记篇数相符，而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三篇不合。其篇目及内容，自唐以来大抵如此，是否系陆贾作品，历来人们认识不一。应该说，陆贾原作者有之，后人搀杂者亦有之，但基本上反映了陆贾的思想。
陆贾曾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在<新语》里也大谈仁义，似乎是一个儒家之徒。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旧史家均把陆贾置于儒家之列。《四库全书》在谈到《新语》时也说:“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此之醇正也。”这个论断现在看来也不尽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陆贾所说的“仁义”与孔孟的“仁义”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与孔孟仁义相联系的那些繁琐的礼仪，陆贾几乎没有提及。比较起来，陆贾则更重视老学。秦汉以前，“无为”同“仁义”是互不相容的。陆贾根据汉初社会现实的需要，却把这两个分属于道家和儒家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但主次是分明的。西汉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在评论道家时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综观《新语》，陆贾的思想正与司马谈所言之道家相合。显然，汉初道家与先秦道家并不完全相同，陆贾的思想并非老庄思想的翻版。陆贾在继承老学“无为”思想的基础七，加以发展，并掺人了儒、墨、名、法、阴阳各家及黄帝之学的思想，使老学变得比较符合汉初社会的需要，形成了著名的黄老学派。这是道家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也是老学思想的一次重大改造。而这个任务正是由陆贾完成的。汉初，在君主和大臣之中，崇尚黄老思想者不乏其人，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陆贾则是汉初黄老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汉初第一个有政治著作传世的杰出政治家。
陆贾的思想体系得到刘邦以及众多臣僚的赞赏。以此为转折，汉王朝君巨反复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到，秦始皇并非不欲为治，秦的速亡，正是由于举措(兵役摇役)太暴，用刑太过的缘故。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摇薄赋慎刑，才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在这一思想方针的指导下，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陆续采取了如下一些重要措施:
一、罢兵士归家乡。规定跟随刘邦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意留在关中为民的，免摇役卜三年，回关东的免摇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晋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摇赋。归农的军吏卒，按照爵级高低，授予田宅。这些被遣散的军吏卒，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一般农民。这些农民由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获得了一份土地，又不需要服摇役，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成为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命令在战乱中聚啸山泽的人各归本土，“复故爵田宅”，使地主追乡，农民返籍。“故爵”无疑指秦代的封爵，秦爵与田宅密不可分，“复故爵田宅”是对秦代中小地主既得利益的法律承认，有利于消除秦朝吏民的反抗情绪，这项安抚政策在汉初稳定封建秩序方面是成功的。
三、宣布因饥荒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这里限定的“自卖”只是当时奴埠买卖的一种形式，其他还有“略卖”、“出卖”等。如果再从自由民沦为奴婶的渠道论之，形式就更多了。因此，这项法令并不是要废除奴隶制，而是有限地释免一些“自卖”者，尽管如此，它对解放社会生产力还是有益的。
四、重农抑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有其历史必然性。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始自商鞍变法，商秧认为工商业严重妨碍“重农”政策，因为在商品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事工商更容易获利。对此，史学家司马迁曾概括指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在工商业的利导下，大量农民纷纷脱离农业转而从事工商，这在农业生产力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是有害而无益的。正因为如此，刘邦君臣继承了这一政策，并具体规定:不许商人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商人从政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据<云梦秦简·田律》可知，秦代的田赋征收禾稼(粮食)、刍饲料)、粟(禾秆)等，即每顷收当三石，粟二石。后来，董仲舒批评秦政说秦代“田租日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秦朝的赋税很重，汉初则力求轻摇薄赋。
刘邦君臣通过上述“与民休息”的措施，总算把秦末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稳定下来，陆贾成为汉初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刘邦认为陆贾是出使南越的最佳人选。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及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人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人(指中原地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人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答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夭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北面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慕，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偏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
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
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
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工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
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为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
此时赵佗自比于刘邦的夜郎自大与他见陆贾之初的“魅结箕踞”以及接着蹶然起坐”等都是一致的，他满足于独霸岭南，但又不能得罪汉廷，他以这种井蛙式的表现，向汉廷暗示他“欲自外乎蛮夷”，“无远大志”，以此求“杜兼井之祸于无形”。可见赵佗还是相当明智的。
最后，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赵佗钦佩陆贾的才千和“威仪文采”，挽留他在岭南住了几个月，并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我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当陆贾临走之时，赵佗送陆贾价值二千金的财物，算是饯行。
陆贾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刘邦很是高兴，升陆贾为太中大夫，以资奖励。
南越国臣服
陆贾出使南越，使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南越国对汉朝称臣，遵守汉朝法律的约束。自此，南越国也就正式成为西汉的一个诸侯下国，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大大加强，贸易互有所补，各获其利，中原地区获得了南越国的物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面南越国也获得了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有利于南越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此，南越王赵佗岁修职贡，向汉天子奉献蛟鱼、荔枝、龙眼、珠矶等珍品。汉王朝则以蒲桃、锦缎等物报之。赵佗又常使贡石蜜五解，蜜烛二百枚，白鹏黑鹃各两双，亦厚报遣其使。
然面，到了汉高祖十二年三月，刘邦想到南越国赵佗虽然表面接受诏封，称南越王，但他有带甲兵百万，又有五岭阻隔，终是一件难事。加上朝中部分大臣及长沙成王吴臣又上书进献谗言，刘邦遂生疑俱之心。南越之地不能真正划归到汉廷的版图之中，和当年秦始皇相比，终是一件憾事。为抑制南越王赵佗，刘邦又故技重演，封南武织为南海王。这个南海王虽是虚封，但却像当年封长沙王吴苗和齐信侯摇毋余一样，再次给南越王赵佗树立了一个敌人。
就在刘邦苦心孤诣地想方设法要彻底让南越国臣服时，他治下的淮南王英布又谋反了。英布的谋反，不仅使南越国彻底臣服的构想成为泡影，就连刘邦本人也走上了黄泉之路。
英布原是六县(今安徽六安东北)人，秦王朝统治时，只不过是一介庶民，且有点乡间地痞流氓的习气。在有关他的记载中，史家总是不肯漏掉这样一个故事，说英布少年时，有一个算卦先生对他说:“你受刑之后就能称王。”到他壮年时，果真因为触犯大秦律法被处以黯刑(脸上刺字)。于是，英布笑着对别人说:“以前有人说我受刑以后就能称工，大概就指的是今日之刑吧。”周围的人听了不禁哄堂大笑，皆把他当做马戏团的小丑或不知好歹的疯子来看待。
就在这次受刑不久，英布被押至骊山修造秦始皇的陵墓。也就在这个期间，英布结交了不少同为刑徒的豪壮之士，并瞅了个机会，率领一帮患难弟兄逃出骊山工地，流落到长江一带做了强盗。陈胜起义时，英布见天下已乱，正是施展本领、实现政治抱负的大好时机，便率众投靠了番阳令昊丙，跟其一道举兵反秦。昊茵见英布威猛机智，是难得的英雄豪杰，遂将女儿许配与他，两人结成了亲缘关系。
在这天下纷乱的若于年内，英布先是转归项梁。项梁死后，又归属项羽，再后来又弃项投刘，跟随刘邦转战各地，浇勇无比，屡建奇功，直至西汉王朝建立初年，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成了一个诸侯国的小皇帝。至此，英布当年在受刑后的妄言竟真的变成了现实。可惜好景不长，到了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三月，刘邦在其妻吕后的挑唆和主谋下，继谋杀了楚王韩信之后，又将梁王彭越送上了断头台。为达到杀一做百的效果，刘邦竟命人将彭越的尸体剁成碎块，熬成肉酱，分别派人送给各诸侯王品尝。
英布与韩信、彭越在楚汉战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称帝后，他们三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可以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今当英布得知韩、彭两人先后惨死的消息，并意外地收到了彭越的肉酱这一极其血腥和暗伏杀机的“赏赐”后，不禁惊恐万状，立即部署军事力量，以备不测。恰在这时，淮南国中大夫责赫因和英布的姬妾偷情东窗事发，深知大事不妙，便仓皇逃往长安，向刘邦诬告英布谋反。英布知道责赫一旦逃到长安，必然将自己的军事部署和意图报告刘邦，生性多疑的刘邦自然不会放过置自己于死地的机会，必然带兵前来征讨。于是，英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遂屠杀了责赫全家，起兵叛汉。
英布起兵后，先向东攻击荆国，荆王刘贾(刘邦的叔父)大败而逃，死于富陵乱军之中。英布合并了荆国军队，乘胜北上，渡过淮河，义将楚国刘交(刘邦的弟弟)军队击溃，然后率大军向西挺进。一时，淮南国军队声势浩大，锋芒所及，无人能敌，西汉中央政权受到了极大威胁。在这危急关头，刘邦不得不强撑病体，亲自统率大军前来征讨。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1一月，刘邦大军跟英布军队在薪县西面的会击乡遭遇。刘邦见英布军锋芒甚健，不敢贸然迎战，便在庸城(今安徽宿县薪县集西)固守营壁，英布也排兵布阵，欲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骑马从城中出来，望见英布的布军阵，跟项羽当年的布阵很是相似，内心不免有些畏惧，便想用说服的办法劝英布罢阵息兵，但刚说了句“我平日待你不薄，你何苦要反叛呢?”想不到英布却极不买账地说:“什么反叛，我不过也想尝尝当皇帝的味道罢了。”
刘邦听后大怒，纵兵攻击。英布军抵挡不住，向后撤退。当渡过淮河后，双方又经过几次激烈的拼杀，由于多种原因，英布失利，只好退到长江以南。正当英布欲寻机会重整旗鼓，再度反攻时，刚好长沙王昊臣(昊茜之子)派人前来，声称要接他到长沙国去整休。英布想到吴臣的姐姐是自己的妻子，两家关系素来交好，这昊臣应是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便怀着感激之情，率部跟随说客向长沙国而去。但英布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刚走到番阳县兹乡时，就被长沙王吴臣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兵丁杀死了。
当刘邦平息了英布的叛乱，于次年返回长安后，因箭伤发，病情甚危，吕后为其请良医。医者人见刘邦。刘邦问道:“朕疾可医?”医者答道:“疾可医。”
不知刘邦处于怎样的一种心情和想法，他听了医者的话一反常态地大骂道:“联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大命乎了命乃在天，虽扁鹊在世义有何益?”拒绝医治。
汉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崩于长乐宫，死时年62岁，在位13年。
或许鉴于异姓王相继叛乱的教训，或许是出于对其妻吕后的芥蒂和防范，就在刘邦行将归天的弥留之际，他召集列侯群臣一同人宫，命人杀了一匹白马，一起盟誓道:“从今以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个时候，原来分封的八个诸侯王，除长沙王外，全部被除，其封地渐渐被九个刘姓王瓜分。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年刚I7岁，秉性儒弱，身体不好，由其母吕后临朝称制，掌握了实权。尽管刘邦生前为刘氏夭下的稳定久远、想了种种招数，做了种种限制，但吕后掌权的时代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吕后掌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背叛刘邦杀白马与群臣献血为盟的誓约，培植起一个吕氏外戚集团，希望通过封诸吕为王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从惠帝七年(公元前f 88年)刘盈病死，到高后八年(公元前I$}年)吕后去世，八年之中，吕后在其宗族至亲中先后封了张僵、吕台、吕嘉、吕产、吕通、吕禄等六人为王。封吕种、吕平、吕婪、吕他、吕更始、吕忿、吕庄等十余人为侯，再加上其他异姓的亲信封侯者二十人左右，共封了三十余人，这些王、侯中，除个别属刘氏宗族心向刘氏集团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吕后的私党。这些私党连同朝廷内外一些攀龙附凤的文武官员，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外戚集团。这个集团很快就掌握了汉中央王朝的绝大部分权力，成为当时政治的轴心。重权在握的吕后除对刘氏集团及其相关的各色人等大施淫威外，在对待南越国的问题上，也犯了战略性错误，致使南越王赵佗盛怒之下，兴兵犯境，汉越双方的关系再度变得复杂、麻烦起来。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第/\章
来自岭南的震撼
后三室的发掘齐头并进，四位殉葬夫人依次出现。一枚龟钮金印的出土，引发了关于一个女人身份的争论。凄惨的殉人制度，漫长的文明发展史。“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关于象岗古墓形制的探讨。新华社向世界播发消息，来自岭南的震撼…
神奇的龟钮金印
当主棺室的清理工作即将进人尾声时，考古队决定对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分头进行清理。其人员布置为:黄淼章、古运泉负责发掘东侧室，杨式挺、陈伟汉、吕烈丹负责发掘西侧室，杜玉生、冼锦祥负责发掘后藏室。其他人员协助三个室发掘，摄影、录像、电影拍摄仍分别由姜言忠、吴继东、韩悦担任。
东侧室位于主棺室东边，与西侧室相对称。室内呈南北向，长方形，中部有一过道和主棺室相通。此前工地挖掘墙基时已将东侧室的部分顶盖石揭掉，所以无论是从中部还是从顶盖石的部分塌陷处，都可以窥见室内的大体情况。
整个东侧室有5块顶盖石平铺在两壁的岩石上，南起第1石、第2石已断裂。东墙头的第4块、第5块岩石断裂后掉人墓室内，致使部分随葬器物被砸坏。清理工作开始后，考古人员仍按照白荣金创立的“悬空作业”的方法，先在过道向室内伸人一块横板，头部用砖块支起，然后以这块横板为中心，分别向南北端各架一木板，以此贯通全室。
经测量，此室通长6.95米、宽1.61米、高2. 24米，室内地面原用木板铺垫，清理时已全部腐朽，只从残存的木痕迹中隐约看出。木板呈南北向排列，室内的墙壁.上有多道水痕，其中顶盖石面处还粘附有漆皮及朽木痕迹。由此可以推断，室内曾多次遭到水浸，并至少有一次积水灌满全室。由于水的浸人，使随葬的器物多数已漂动移位，最明显的是一件双耳罐，由于室内积水而浮起后，漂移到断裂落下的一块岩石面上。
当测量、绘图、拍照等系列工作完成之后，考古人员搬掉断裂掉落的石块，开始由南向北渐次清理。从整体上看，东侧室的随葬器物多数器体较小，但很精致，器物的分布也很有规律。随葬器物多是各式铜镜和组玉佩。当清理工作开始不久，考古人员就在位于墓室南部靠近过道处，发现了一具殉人的骸骨，骸骨早已散架腐朽，仅存部分脊椎骨、肋骨、脚趾骨和数枚残缺不全的牙齿。脊椎骨上有铜镜、带钩等器物，近旁有一枚龟钮、龟头的婆金铜印，印面方形，阴刻，上有篆文“左夫人印”四字，刻凿工整，有边框和十字界格。龟钮、龟头略伸出印面外，龟背平素无纹，四足，尾向左垂，腹下中空，可系缓。印面边长2.4厘米、印台高0.6厘米、通高1.7厘米。由这枚鉴金铜印推断，这具从殉者的遗骸当是左夫人。根据出土状况观察，这位左夫人，人葬时以漆棺装硷，漆棺内霖红漆，外探黑漆，黑漆上可能还施以彩绘.由于棺木全朽，色彩形状已无法知晓了。
就在“左夫人”铜印出土不久，考古人员又连续发现了两枚铜印，印的形制与“左夫人”印相同，一枚阴刻篆文“泰夫人印”四字，一枚阴刻篆文“口夫人印”四字，由于此印在出土时锈蚀严重，部分己成粉末，第一字残损难辨，考古人员不便妄加推断猜测，只好空下来，留待日后再作观察研究。
在一个侧室内连续发现了三枚夫人印章，大大出乎考古人员意料，当古运泉将这一信息报告给麦英豪和黄展岳时，麦、黄两人立即赶来观察。从室内分布的器物和出土的印章推断，情况很明显，这应是墓主姬妾的藏所。在无法确切得知此室到底有几位姬妾殉葬的情况下，麦英豪对三枚印章观察了好一阵子，然后对古运泉说:“既然有左夫人的印章，那么按理也应有右夫人，这右夫人应比左夫人地位更高，你们清理时要多加注意，如果真的发现了右夫人印，我请你们吃东江盐炯鸡。”
麦英豪的一番话使黄淼章、古运泉大受鼓舞和启发，于是古运泉半开玩笑地回答:“为了吃上你的东江盐局（火旁）鸡，说什么我们也要把这位高贵的右夫人请出来见你。”
麦英豪的预见很快得到证实。几个小时之后，考古人员在东侧室中部，发现了多组由金、玉、玻璃等质地制成的组佩饰，其中不少玉器雕刻精致，华而不俗。由此推测，这可能属于一位贵夫人的殉葬品。考古人员仔细地清理着每一件器物，惟恐有半点遗漏。突然，古运泉手中的竹签触到了一件硬物，他轻轻地剔去周围的泥土封尘，一只金光灿烂的小龟凸现在眼前。
"呵!一枚龟钮金印!”古运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叫喊起来。
众人听到叫喊，纷纷围拢过来观看，古运泉所言不虚，确是一枚龟钮金印伏卧在一堆零乱的器物之中。在一阵紧张而有序的绘图、照相后，有人又将摄影师韩悦请过来，拍摄这枚金印出土的全过程。在明亮耀眼的碘钨灯下，只见古运泉轻手捏住翘起的龟钮，缓缓将金印翻转开来，就在这一刻，“右夫人玺”四个阴刻篆书的字映人众人的眼帘，与此同时，“沙沙”转动的摄影机也将这一幕从头至尾地收入镜头。“没错，是右夫人玺，看来老麦的推测是正确的，咱这只东江盐局（火旁）鸡也算是吃定了。”古运泉手捧金印反复端详着，两眼放光，神情兴奋地对众人说。
“先别得意，看看周围还有没有更重要的印信。”黄淼章对志得意满的古运泉提醒着。
“那我再看看。”古运泉似有所悟，将金印交给其他考古人员，又蹲下身来手执竹签小心翼翼地搜索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古运泉连续发现了一枚绿松石印、一枚玉印、一枚穿带玉印。遗憾的是这三枚印皆无文字，不甘心的古运泉继续搜寻，终于又发现了一枚覆斗钮象牙印，上面阴刻篆书“赵蓝”两字。
至此，整个东侧室已发现了四位夫入的共五枚有文字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出土，为研究象岗古墓的葬制以及南越国的后宫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夫人”称谓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诸侯王妻称工后，妾亦称夫人。这样的称谓，在《史记》、《汉书》中屡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淮南王王后茶”，“衡山王赐，王后乘舒”;《史记》、《汉书》两书都在暇南越(粤)列传》中载，南越王婴齐嗣位，“上书请立缪氏女为后”;《汉书·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载，刘旦“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等，这些记载皆可为证。由此可以推知，象岗古墓出土的印文中四位夫人身份，皆为南越王后宫的姬妾。而关于这四位夫人，又分为右、左、泰夫人或其他名号，只不过是反映封建等级制度而已。汉时贵右卑左，故称所重者为右。据《汉书·灌夫传》载:“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搜。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钓。”颜师古注:“右，尊也;左，卑也。”又如《史记·陈相世家》载:“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垂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承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承相，位次第二。”这个左右承相的调换，又可证右尊左卑。南越国的宫室百官礼仪制度皆仿效汉朝，当亦以右为尊。从四枚夫人印来看，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夫人皆婆金铜印，印文称“印”，可见右夫人在诸夫人中应居首位。但汉廷后宫的夫人皆直呼其姓，如高祖的戚夫人，武帝的李夫人;或以其爵位称之，如武帝的尹婕好，成帝的赵昭仪，并没有“右夫人”、“左夫人”这样的称号。夫人分左右的事例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内有“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照汉人的理解，细君为右夫人，地位应在匈奴女左夫人之上，其实不然。《史记·匈奴列传》载:“置左右贤王……匈奴谓贤日‘屠看’，故常以太子为左屠普王。……其坐，长左而北乡”，“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鸟孙与匈奴同俗，长期服属匈奴，亲匈奴疏汉廷，当亦以左为尊。汉武帝时，乌孙对汉廷的态度有所改变，“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但仍不敢得罪匈奴。乌孙昆莫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这可以看做是乌孙对汉朝和匈奴采取“对等外交”的一种手段。既尊重汉人尚右，又尊重匈奴人尚左的制度，可谓不偏不倚，汉廷与匈奴双方都无法挑剔。
象岗古墓“右夫人玺”出土之后，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右夫人”应是墓主的正妻。其立论的依据，除了误解乌孙昆莫的右夫人为“第一夫人”和随意发挥汉人“贵右卑左”观念以外，另一重要理由是，右夫人独有黄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位夫人却是夔金铜印，印文称印，以此作为划分妻妾的依据。这个论断公之于世后，立即遭到了包括麦英豪、黄展岳等众多学者的反对。按麦英豪等人的观点，以上看法混淆汉制“适称皇后(王后)，妾皆称夫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时期(包括汉朝)并不存在殉妻制度。四位夫人同殉葬于东侧室，右夫人除了有比较华丽的组玉佩和较多的随葬品以外，很难看出她同另外三位夫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也很难用“合葬”来解释。而汉代印文称玺，仅见于帝、后及部分诸侯王，右夫人印文称玺，确属罕见。这只能看做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不能作其他附会和猜测。
当右夫人、左夫人的名次已被考订以后，另外两位即泰夫人和口夫人的身份也就不难推断了。泰通大，即大夫人，位次似在左夫人之下。口字，字迹已极模糊，经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左旁为“邑”，右旁似“音”，铃印当为“部”字。如果这个观察结果不误，此印文就应是“部夫人印”。部，小阜。《说文通训定声》有“部，假借为培”。《风俗通义·山泽·培》载:“部者，卑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印，名之为部矣。”引申可作少、小解。夫人称部，其义称部，其义或许即少夫人之谓。又<集韵》载:“部，姓。”所以也有可能指其姓。在四位夫人中，部夫人似居末位。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以上关于“口夫人”的这个推断，其中广州外语学院的许国彬教授则认为这个“口”应是“否”字，而不是“部”字。他的看法是:中国自古以来，阴阳八卦盛行，一切事物都用阴阳加以概括，均被列为成双成对。“左”、“右”为方位名，相互对立。君王既授有左、右承相，也配有左、右夫人，这并不奇怪。古时有两妻室的主人，出入坐卧往往主在中间，两位夫人左右陪伴，并有严格的规定，至于哪个有较高的地位，那就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观念。
从印章的品质看，右夫入的印是金质，其他几枚是鉴金铜印，可见右夫人的地位在四位夫人中最高。
“泰”可作六十四卦之一，乾上坤下与其相对的是“否”，从方位角度来看。“泰”、“否”，可以表示前后或上下，这样便可以和左右相对。四位夫人围绕在君王周围，以“左右泰否”四者形成方阵，既符合古时人们喜欢把事物以方圆排列的习惯，又能表达君王的高贵尊严。
“泰”、“否”在六十四卦中的原意是通与阻，表示了对立两方互相转化的关系。在《周易》中，“泰”谓“天地高而万物通”，“否”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序卦传》对在泰卦之后为什么接着就是否卦作解释道:“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其意就是说:“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是通达的，到一定限度就要变为不通达了，所以泰卦后面要继之以否(阻塞)卦。
“否”并不是坏事，如果一开始就很安泰，必将丧失生物继续进化和社会不断发展的活力，所以《周易》还提到过“先否后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处于泰、否之中就不通不阻，万物一成不变。象岗古墓墓主授有“泰夫人”、“否夫人”之称，可当做他希望自己实现长治久安一统天下的愿望。
正如上述分析，完全有理由认为口夫人就是否夫人。
许国彬的这个论断，在得到部分人的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看来关于这个“口夫人”的问题，还要在学界争论下去。
至于发现的“赵蓝”象牙印，因与右夫人龟钮金印同出，应属右夫人名章，章上的“赵蓝”两字当是右夫人的姓名。学者们发现，这位右夫人竟和南越王家族同姓，这个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关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作了以下两种解释:
1，同姓通婚。《左传》哀公十二年有鲁昭公娶吴孟子事;吴王光鉴铭有昊王光女嫁蔡侯之孙事。鲁、昊、蔡同为姬姓。汉人同姓通婚亦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诉传》云，“宜春侯王诉死，子谭嗣，谭死，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又《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之事，也是同姓通婚的一个例证。
2.越女从夫姓。《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统治者提倡汉越通婚，南越国垂相越人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可证。赵蓝有“右夫人玺”金印同出，应以后说较为恰当。
有的学者根据“赵蓝”印的质料间题提出疑义，不同意麦、黄等人的说法，如历史学家黄新美认为:在封建等级制时代，印之质料是有严格规定的。汉朝规定:“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象岗古墓中之“右夫人”，其印文和随葬品的质量均为夫人中之佼佼者，但“赵蓝”覆斗钮印之质料仅与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相同，为地位之最下者。“右夫人”与“赵蓝”这一尊卑上下悬殊之别，该如何解释?黄新美据此认为，若“赵蓝”为“右夫人”之姓名，那么，“右夫人”赵蓝该是从一般宫女得宠而贵为右夫人的。若“赵蓝”不是“右夫人”的姓名，那么，“赵蓝”当是“右夫人”近侍脾女之印，藏之“右夫人”棺内，或许取殉人以侍奉死者之义。
就在东侧室清理时，考古人员还发现“衍”字封泥五枚，大小字体全同，阴刻篆体，笔划纤细略显造作，印而也较小。从这枚封泥分析，“衍”当为人名。汉人名衍者不少，最为知名的要算毒害宣帝许皇后的女医淳于衍。东侧室为姬妾之藏，而且只出“衍”字封泥，由此考占人员认为，这个’‘衍”当为南越宫廷中女官名，东侧室的随葬器物正是由这位女官衍检封入葬的。
凄惨的殉人制度
象岗古墓的人殉，从最早在墓道中发现的守门人，到东耳室中的乐师，以及后来发现的四位夫人等，其殉葬人数之多，类别之杂，这在汉代考古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考古入员的高度重视。从此前已发掘的中原诸侯王墓来看，未见殉人和殉人的残迹，两汉诸帝陵因尚未发掘，有无入殉还不明了，但《史记》、《汉书》均无相关的记载。汉代封建统治者是否已不用人殉?象岗古墓的人殉又说明了什么?
综观人类的历史，自从出现了阶级以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几千年来过着艰辛的生活，一幕幕的悲剧不断出现，而最为悲惨者莫过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等同于牛马，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买卖、赠送或宰杀。而人类历史舞台上最为悲惨的一幕，则反映在奴隶主的“人殉”、“人祭”之中。就当代从殷、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所看到的情形，真可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如像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经发掘后得知，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八条狗。奴隶埋好之后，奴隶主的棺停才开始下葬。撑顶上排列着奴隶主的兵器和仪仗队，使用兵器和充任仪仗队的奴隶也同时殉葬。在墓室四周上下以及墓道内，都埋满了奴隶，发掘时，整个墓内尸首遍地，白骨累累。根据墓中殉葬的情况得知，殉葬的奴隶常常被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反绑牵人墓道，强迫他们东西成排地面向墓室跪着，逐个把头砍下。然后先埋好无头尸体，填土夯平，把人头一个个面向墓室东西成行摆着，再填土夯平。通过发掘得知，仅一个墓中就发现被砍了头的躯体共八排五十九具，头颅二十七组七十三个。还有一些破碎了的尸骨，无法详细统计。经科学鉴定，这些被杀殉葬的奴隶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有的甚至是脑门未合的儿童。在安阳殷墟，处处都可发现王陵大墓中人殉的惨景，有的是被活埋，有的是被杀死再埋，一般一个大墓中都要殉葬三四百名奴隶。如武官村的一个大墓中，在掉室两侧殉葬男女奴隶四十一人，墓室四周又排列着头颅五十二个，墓的南边还发现了四排殉葬坑，每坑埋着十具无头尸体，其墓的总殉葬人数已经发现了一百五十二具。
除了人殉之外，还有“人祭”。奴隶主对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进行祭祀的时候，也要杀掉许多奴隶。如一块甲骨文上记载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就用了“小臣(男奴隶)30，小妾(女奴隶)30”，共达六十人。在武官村殷墟王陵区内的发掘中，至1976年时已发现了一百八十一个祭祀坑，每坑八到十具人骨，共近两千人。奴隶主平时还把成百上千个奴隶和牲口牛马一起关养在牢里，专供祭祀和殉葬之用，随时可从中抓出一个活埋或杀掉。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封建社会开始才逐渐停止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记录了这一情况。如墨子的(节葬篇》中就说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士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并对这种人殉进行了谴责。
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想出了一个用明器替代的办法。
明器是殉葬品的忌称，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模仿的“俑”或“偶”，一是实用品。俑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禽兽、用具、房屋、武器等等，实用物品更无所不包。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的两三千年中，形成了一套极为繁杂的埋葬礼仪，殉葬物品也极为庞杂，其中俑和偶是相同的东西，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成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后来又扩展到牲畜动物家禽和各种器物。
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曾发现有灰青泥质制作的带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数量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事实上，直到孔子的时代还用活人、活兽来殉葬。一生呼吁仁善的孔子对人殉固然痛心疾首，对以俑代人的殉葬方法也不赞成。他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孔子见这些之乎者也的语言仍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为俑者不仁。”
这位孔老夫子未免有些糊涂，真正创造和推行以俑代人制度者，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十足的大仁大智之士，此举不知使多少生命幸免于难，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之举。
殉人葬俗是奴隶社会中盛行的野蛮陋习，但进人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因此，封建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奴蟀作为“人”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地主阶级一般成员随意杀害他们，也不能随意用人殉葬。西汉时就有诸侯王因擅令奴埠从死而获罪除国的记载。这是秦以后一般诸侯王以下的墓葬罕见殉人的原因。
但是，封建等级制度规定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全国人口的所有者—帝王，当然可以用人殉葬，或者把它作为一种殊宠赐给巨下，殉人葬制逐渐成为专制君主的一种政治特权和等级特权。这是封建社会中殉人葬俗继续偶见于帝陵或皇帝特许的高官墓葬的政治原因。如在秦都咸阳所发掘的任家嘴秦木撑大墓，便有一成年男子与一小孩殉葬。秦始皇的陵寝，是否也有殉人，因未发掘，尚不清楚。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死，胡亥袭位葬其父时所云:“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如果这条记载不误，那就说明当时秦朝宫中那些无儿无女的宫娥、工匠与陵墓营建者，都成了殉葬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