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典籍看，三国、唐代仍有妃妾殉葬的悲剧发生。当历史进展到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人的思想及生活习俗有很大发展变化，就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仍然残存着人殉制度二不过，这时的帝上将相、史官笔吏，自感这种残酷的做法不甚光彩，为掩盖事实，宫廷文献极少记载，只是从零星的史料中透露出一点信息，让后人窥视到其中惨相。
明朝用人殉葬和奴隶社会不同的是，不采用战俘或奴隶，而是以妃殡宫女殉葬。其方法也不再是活埋或砍头再埋，而大多是先吊死，再埋人陵内或别处。明景泰帝时所载“唐氏等妃俱赐红帛自尽”，便是一例。若殉葬的妃缤人数多(如为朱元璋殉葬的有四十六人)，就让她们集体上吊自杀。临刑前还在宫内摆设宴席，请她们盛装打扮后赴宴。可想而知，再好的盛宴恐怕也难使这些行将结束青春和生命的女人下咽，只听得哭声响彻大殿，衰泣之音弥漫深宫。宴席结束后，她们便在指定的殿堂内，分别站在木床之上，将头伸进预先拴好的绳套中，随后太监撤去木床，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便告别尘世，芳魂远去了。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有一个朝鲜妃子韩氏，在成祖死后被指定殉葬。她明知自己将死，但却无法抗争。当她站立木床，将要把头伸进帛套的刹那间，却猛地回首呼唤自己的乳母金氏道:“娘，吾去!娘，吾去……”其凄惨之状、悲坳之声，连监刑的太监都清然泪下。太监将其头颅强按进帛套中，抽掉木床，韩氏挣扎了几下，就魂归地府了。金氏是韩氏从朝鲜带来的乳母，后来被放回故国，才把这段详情公之于世，并载人朝鲜文献《李朝实录》中。
为掩人耳目，帝王常采用加封和追溢的办法安慰殉葬者的亲人，以显示皇恩浩荡。为宣宗皇帝朱瞻基殉葬的宫女何氏、赵氏等十人，就分别追封为妃殡并加溢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给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户”。
对未被封溢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她们的名字和生前的片言只语，致使后来者无法得知其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例外，<明史》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凤阳有一少女名叫郭爱，出身书香门第，天真美丽、聪颖而有文才，14岁时被选人宫为宣宗缤人。当她怀着满腹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离开凤阳这块大明帝国的崛起之地，欢笑着来到北京去找她的凤阳同乡时，却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死神正向她走来。在她进宫刚二十天，就传来宣宗驾崩的消息，而且她己被指定为这位凤阳老乡的殉葬者。
旨意传来，这位豆范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急、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象岗古墓的殉人制度是怎样的状况，从清理的迹象看，大多数是死后人埋的，而且都有随葬品。其中有的器物相当精美。这些殉者是墓主的妃妾、近幸、仆役，而并非从事生产的奴隶。殉葬的表现形式与封建社会殉人葬俗的一般特点相吻合。上面已经提到，封建社会中用人殉是中央帝王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等级特权，象岗古墓的殉入，当不例外。此一殉人现象，在岭南无独有偶。汉初曾是南越国一辖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座西汉早期大型木撑墓的棺掉底下，也发现有七个殉葬坑保留;辨其性别，则为一男六女。这些不幸者，当是墓主生前近身的侍从与奴婶。据报道，这些殉葬者的盛尸棺具分有长方形与独木棺形两种形状。其独木型棺在岭南，与独木舟的形制相似。在今海南岛黎族群中，既用于藏尸(称独木棺)，又用作水上交通用舟(称独木舟)。在贵县罗泊湾毗邻的广西横县，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南宁府杂录》载，乃是古代以善于“剖木为舟”而驰名的地方。据此，其中以独木棺殉葬的不幸者，可能属于越族人。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象岗古墓的殉人中，有六人是可以确知用铜镜覆面的，其余的人骸因为骨殖腐朽已无从分辨了。这种用铜镜覆面的葬习，在其他地区未曾见过，不知这是南越人特有的一种葬习，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意识，此点尚需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名女人之死
就从纯粹的考古发掘方面而言，东侧室的收获颇为丰硕，尤其是那枚龟钮金印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在大出意料的同时又惊喜万分。由于东侧室和西侧室几乎是同时开始发掘的，那么这个西侧室的收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面，与主棺室并列，并有一门道相通。此室为长方形，经测量，长7米、宽1. 62米。考古人员清理时，首先在过道内侧中间和北面中部墙根处，发现了两个铜环。由此推断，过道原有木门，但不知是由于年深日久还是另有原因，竟没有发现安设痕迹。考古人员将过道内遗存的器物作了清理后，开始进人室内工作。在此之前，大家己从录像资料中观察得知，西侧室内覆盖的土层很少，故随葬器物多暴露在外，不难辨别，且四周尚有空隙可落脚清理。针对以上情况，考古人员采取了从上而下，由外及里，先易后难，保留重点的清理方法。在清理过程中，除发现较少的金、玉、银、铁以及漆木器之外，还发现了七个殉葬人遗迹。从安葬的位置看，其中有五人位于室内的南半部，另外两个殉葬者在北半部，部分骨骼和牙齿己混在其他随葬品之中，由于两人的残骸己被水浸后产生浮移，出土时考古人员只是根据人牙、铜镜和小玉饰等器物确定了殉人的大体位置。从室内的遗迹推断，以上七个殉葬人均无棺具，都是直接放置于木板之上的。木板的黑色朽灰厚约1厘米左右，呈南北走向铺就，根据这些殉葬人的随葬品比较简单且质地较差等特点来看，殉葬人生前的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隶役之类。经后来鉴定得知，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其余六名年龄在20一35岁左右。从其随身陪葬的小玉饰、带钩及铜镜等饰物看，这几个人属于女性的可能性较大。
继七个殉人之后，考古人员在室内还发现能辨明字样的封泥5枚，印面皆方形，其中打印“厨承之印”的3枚，形状为小篆阳文，有田字格。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属下有厨，厨有长垂。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顾名思义，厨垂当是掌管皇后太子家饮食之事的长官。“厨巫之印”的出土，说明南越王国也设有厨官署，置厨承。这个室的随葬器物应是厨承检验缄封的。
在此之前，广州考古队曾在广州1120号、1121号两座汉墓出土的陶罐、陶瓮上发现过“大厨”的戳印。经研究，这两座均为南越国高级官吏墓。戳印“大厨”的陶器，应是南越王国少府属下司陶工官专为“厨”官署所监造，后由南越王室赐与或蹲赠于墓主的。而贵县罗泊湾l号墓随葬针刻“厨”字和烙印“布山”的漆器，则又说明南越王国册封的西匝君家也有厨官署的设置。
除“厨垂之印”外，西侧室还出土了2枚“泰官”封泥，其大小书体皆同，阴刻篆书，印面有竖隔。有边框。
据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人研究，泰官即太官、大官。古籍中，泰、太、大三字互通但以写作“太官”为常见。《通典·职官·光禄卿》载:“太官署令承，于周官为膳夫、危人、外赛，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垂t属少府，两汉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下有太官令承，颜师古注:“太官主膳食。”(续汉书·百官志三》载:少府属下“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汉旧仪(补遗)》载:“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姐撰具。”《汉官仪》载:“太官主膳懂4”由此可证太官是掌管皇帝饮食的职官，其衙署称“太官署”，其长官称“太官令”。从出土文物看，大多写作“大官”，少数作“泰官”、“太官”。
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官”封泥，表明南越国也有“泰官，’设置，其职责也掌管南越王的饮食。挂有“泰官”封泥匣标签的器物，应是南越国泰官令署检核缄封，然后放人墓中随葬的。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与东、西两个侧室齐头并进的，是后藏室的清理。当主棺室内“头箱”和“足箱”的随葬器物全部起取之后，在靠近后藏室门道处已腾出一小块地方，从而大大方便了后藏室的清理。
后藏室略呈方形，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与主棺室之间仅用两条石柱分隔。作为门道，从残留的痕迹看，门道原来安设木门，只是当发掘时早己腐朽成灰，仅有2个铜门环遗落在两根石柱的附近。从门环扣有铁片折叠而成的销钉以及钉上残留的木痕推知，门板原厚4厘米。
据初步观察，后藏索曾数次进水，并使一些小型器物浮漂移位，散落在室内各处，东壁顶卜一块条石断裂并塌落一「来，将一件越式大铜鼎的口沿砸塌变形，一些陶瓮也被砸破::由于此室面积较小，随葬的大小铜、陶器等100余件堆叠在一起，塞满全室，已无立足之地。所幸的是此室因未受人十扰，顶部落下的泥土也不多，器物全部露出，稍加清扫即可绘图、拍照。
清理工作开始后，主要考古队员杜玉生、冼锦祥决定先起取门道位置处3—5厘米厚的木炭，然后按白荣金创造的老办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内，把从东墙头上断落掉下并砸在越式大铜鼎上的那块断石移出室外，然后由外至内渐次向前推进。
后藏室地面纵铺木板，清理时可见到少许的朽木与板灰痕迹，随葬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盟洗器为主，如鼎、烤炉、提筒、鉴、盆以及陶瓮、陶罐等相互叠置，共有130多件。从各种器物的用途推断，此室应为储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储容器的重要库藏。以此类推，那最早在门道边清理和后来在室内东南角地板上发现的木炭堆，应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放进墓内，作为象征性烧煮食物的燃料而储备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据推断，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郡的记载，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此前发掘的广州1伪7号南越墓出土漆仓烙印和象岗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铭刻。<淮南子》、<史记》、《汉书》及以后各种版本的书籍都写作“番禺”，此前在广州、九龙东汉墓出土的墓砖模印文字也写作“番禺”。看来上面加草头的“蕃禺”似乎只用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
至于“少内”铭刻，在后藏室出土的5件铜器之上全部为阴刻古隶体，与“蕃”、“蕃禺”互见或连文，这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从史料记载看，少内为秦置，属内史，分掌财货，有中央少内和县少内之分。汉因之，若周之“职内”。《汉书·丙吉传》载:“少内音夫白吉日:‘食皇孙亡诏令”，，颜师古注:“少内，掖庭主府减之官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郑玄注:“职内，主入也，若今之泉所人，谓之少内。”据《史记》，<汉书》载，南越国有内史藩，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候印”、“苍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临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属官有候，此皆汉表所失载。“粼郑候印”封泥的发现，为陈氏之说增添一例实证。据陈氏说以此类推，“粼榔”应是南越国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属官。ii螂”地望不详，从南越国与长沙国长期为敌，以及“粼榔”属汉化地名等方面考虑，推测“郑榔”可能在南越国北境，与长沙国毗邻，粼郑候之职责似应与汉代边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由于“粼绑候印”封泥出于后藏室，可知室中部分器物应为“郡榔候”所膊送。整个后藏室，里面全是各种日常用具，除煮食的鼎、烤炉、银洗器外，还有盛物的陶罐等。有些罐里头还放有剁得大小相似的猪骨，有去了头和爪的禾花雀，还有鱼、海贝、虾等等，称得上是山珍海味俱全。显然，这些都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准备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工作，整个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了。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的宴乐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罄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青、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撑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送。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危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置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鑫，称制，与中国律”。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秦之后的西汉共有1}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他9座分布在咸阳。西汉帝陵的地而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高29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为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4劝米，墙基宽8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陵园四而墙的平面呈长方形，长173.8米，宽120米，在东、西、南三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场所，其中寝殿要‘旧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而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
“陵”，意为高大的土山，汉代坟墓称“陵”者其墓主身份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曾称诸侯王墓为“陵”。从1970年考古人员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来看，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铭刻，这个铭刻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周礼·春宫·冢人》郑玄注曰: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他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不过，这样的制度也有例外，如汉文帝就别出心裁地规定他的霸陵“因其山，不起坟”，为的是“欲为省，毋烦民”。另据考古发掘所见，汉初诸侯王仍沿袭旧式的穿土为扩的墓扩形式。汉武帝时，出现了在山崖内开凿巨大的横穴式洞室作墓扩，这种墓一般称为崖洞墓。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候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豫作寿冢”。
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l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l号墓封土呈覆斗形:，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206年)，到献帝刘协失汉(220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16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前后共存在了4}6年。西汉早期〔高祖一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一王莽)，竖穴木悴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撑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代替木材筑砌停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盖顶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如前所述，南越王葬埋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家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主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亦即象岗)_仁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昧)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昧)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但它又不完全照搬中原王陵的形式，采用了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至于象岗古墓为什么采取了既类似于中原又有别于中原工陵的建筑形制，这一点可从象岗山本身的自然条件来分析推断个中缘由。
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风化成砂质勃_}o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大幅度降低，有些地方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挖开，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只好在总体规划上采用了竖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然后向下挖掘，到一定深度(约20米)停止，在竖穴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以及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赵胡(昧)墓的墓室建筑实际坑位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仅相当于中山靖王刘胜墓(502平方米)的五分之一，连长沙国王后曹撰的墓( 128平方米)也比它大得多。这无论从墓主作为外藩封国之王，或潜称“文帝”的身份来说，似乎都很不相称。这个差异应和南越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汉初，岭南地区要比中原落后，处于广种薄收的落后生产方式阶段中，生活水平很低。汉兴几十年，经过秦代留戍岭南的五十万大军和南越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到武帝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才有了飞速发展。建国后广‘州近郊发现的南越王国时期的墓群也反映了这一史实。南越王国前期，墓的规模一般较小，随葬器物也少，大墓很少发现。那些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的大墓，几乎都出于南越王国的后期—汉文、景以后到武帝元鼎六年南越灭亡这一个时期。象岗赵胡(昧》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却绝不算小，相反，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20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20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象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20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
我们的祖先在刚刚学会造房子的时候，是用木棍组成房架，用兽皮做挡风的墙壁。到青铜时代，中国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来建墙，以木为柱;而南方的房子则主要是木结构的，用石头做材料的建筑.在岭南地区，目前只见到南越王墓一座。
经考古人员计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750多块石头。这些石料后来经过广东省地质测试分中心以及社科院广洲地质新技术研究所施纯溪、朱照宇等专家的鉴定分析，其岩性主要是砂岩，其次是少量玄武岩，还有一两块花岗岩，砂岩比不上玄武岩和花岗岩这些火成岩坚硬耐久，但却容易凿打加工，在完全靠手工凿石的时代，它自然是首选的材料了。
象岗南越王墓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墙石、挑檐石、柱石、顶盖石板等，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凿打。在墓室一些砌墙石块上，考古人员还找到了比较清晰的凿痕。根据这些凿浪，估计当时用来加工石料的工具，是一种金属的凿子，刃口宽2一3厘米。至子是用青铜器凿还是用铁器凿的已很难确定。在加工时，是依着石块的对角线进行斜向凿打的，这与现代石工用手工凿平石坯的取向相同。墓中的砌墙石，至少有三面是平整的，其中有的六面平整，呈规整的长方形，石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不仅较小的砌墙石如此，盖在前室顶部的那块全墓最大的石板，面积有5甲5平方米，石板的两面也都凿得异常平滑。根据现代手工打凿石料的经验，每开一立方米石料要两三天，而加工一块1.3米x0.3x 0.15米的石料六面平整，一个工人也要干两天左右。参考现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额，仅采石和凿石加工两项，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个工人工作10D天以上。运输石料的工作就更艰巨，根据地质科学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来自番禺莲花山。那里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采下的石料，据推测是沿珠江运到广州再到象岗的，这样，运送这批石料，估计100个工人要花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合起来估算，仅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就需要100个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时不仅没有起重机械，没有汽车.连锤、凿也不如现代的工具那么坚硬。用人力打一下这些硕大的石板，再用人力运送到墓室所在的工地，可以想象其困难的程度。
从整体来看，象岗南越王墓石墙的砌造，质量是较高的，每一面墙都砌得平直规整。在各个墓室连接的转角处，还特意用长、宽1米多的大石砌成“石柱”，既支撑沉重的顶盖石板，又保证转角位置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墓室结构的稳定。
墓室墙壁的建造，大部分是用“干砌法”，即将凿打好的石块，一块一块地叠砌起来。完成之后，用手抹上草拌泥浆，填补比较明显的缝隙。在有的砌墙石之间，考古人员发现了薄薄一层类似“砂浆”的东西。“干砌法”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工艺方法。当然远古时代也有用“干砌法”砌出非常伟大的建筑，像著名的埃及金字塔，那些干砌的巨大的石块之间，连刀片都插不进去，可见其严丝合缝的程度。但要达到这么高的质量，首先要把石块修整得十分规整。象岗南越王墓的石墙，远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有的石块还没有加工成规整的方形，因此在砌墙时出现了一些小洞，砌墙工人用小石块填进洞里去。这显然既不好看，也会影响墙壁的牢固性。另外，在摆放石头时，还没有完全注意错开上下层石块，于是有些地方就出现了“通缝”，即一道垂直的石缝贯穿好几层石块。
一般来说，大块石头应该砌在墙壁的底下一层或顶上一层以及转角处等地方。但这个墓在砌墙时似乎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在转角和门洞过道懂得用大块石之外，砌墙时有时是大石在下小石在上，有时却又倒过来，这显然在工艺上不够规范，让人感到像是一群聪明但还不够成熟的工匠的作品。象岗古墓尽管有如此多的缺憾，但就整个基本结构而言，却做得很好。全墓的17面石墙，在l600多个土方和30多个石方(盖顶石板)的重压之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地下水的侵蚀，墙上的石块虽有风化，却未脱落，墙壁也无一倾斜倒塌，这证明了古代工匠了不起的成就!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座王陵的建筑材料中，最沉重的，就是盖在墓顶上的石板。这些大石板，一般都有2米多长，1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重量达150多公斤。最大的一块铺在前室顶上、一面绘有花纹的那块顶板，面积达5.5平方米，重量为2000多公斤。这么沉重而庞大的石板，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是怎样吊起来，放到墓顶上去的呢?这成为研究者一个难解之谜。尤其困难的是前部东、西两侧那两个像隧道一样的耳室。这两个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长6米多，宽只1.8米，顶部就是石山，铺顶的大石板重1500公斤以上，要把它抬起两米多高，架到活动空间极小的顶部，又是多么的不易!
尽管象岗古墓在建造等方面的谜团一时难以解开，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便是在岭南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这是营造工程最艰巨、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就整个中国而言，也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有彩绘装饰的石室墓。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象岗汉墓的形制、规模与赵胡称帝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
鉴于以上诸问题已基本弄清，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我国考古发掘又重大收获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新华社11月10日电: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软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今年6月，广东省有关单位在这里建宿舍楼，发现此墓，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于8月开始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科学的发掘。
这座墓葬构筑在象岗的腹心，距岗顶深20米，南北向。墓室分前后两部分，共六室，墓室全长10.85米，最宽处12.43米，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最大的一块是前室顶盖石，长2.5米、宽2.2米、厚24厘米。前室、后中室有石门封闭。墓室深邃阴森，俨然地下宫殿。
随葬器物计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和药石等。依质料可分为青铜器、陶器、铁器、玉石器、金银器、象牙器、竹木器、丝织衣物等10多类。数量很大，目前已知的就有1000多件。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约500，多件，其次是玉器，约200多件。
重要的随葬器物有铜编钟(3组、27件)石编磐(2组、18件)，南越式的鼎和提桶，匈奴式浮雕斗兽纹的铜牌饰，长达3米许的铜架大屏风，直径41厘米的人物画像镜等等。
墓主置后中室，葬具一撑一棺，骸骨、棺撑已朽。墓主着玉衣，腰问两侧10把宝剑，头部放金钩玉饰，脚前戴金玉玻璃珠串，玉衣上下铺盖数十件大玉璧，直径大多在30厘米左右。足端棺撑之间还堆放100多件仿玉的陶璧。外撑头端平叠7件大玉璧，玉璧下有盛满珍珠的漆盒，还有雕刻精美的角形玉杯等等。
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日:“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
南越国是西汉前期岭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传5世93年。关于它的历史，《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有简明记载，但有缺佚。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如同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墓葬发掘以后，各方单位拟就地筹建博物馆加以永久保护，供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参观。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的2000年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