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兴亡
吕后下诏，割断汉越经济联系。南越王赵佗震怒，发兵攻掠长沙。吕后归阴，举朝震动，吕、刘两个政治集团的纷争由暗转明。未央宫刀光剑影，长安城血水涌动。新天子即位，“文景之治”再展大汉雄风。南越国的再度臣服与叛乱，汉武帝大军兵发岭南。天下一统归大汉…
五岭起烽烟
就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而言，在惠帝执政期间，汉王朝和南越国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发展。惠帝在位七年而崩，接下来由吕后执政。吕后执政的前四年，汉越双方的关系还能勉强维持原状，第五年(公元前13年)春，汉越关系发生了变化。
吕后五年春，吕后突然下诏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等运往南越国，并颁布所谓“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不但有断绝与南越国贸易的内涵，而且有歧视南越国的意味。
秦平岭南，推动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在岭南许多地区逐渐推广了先进的生产工具，使岭南地区对这些生产工具的需求量日渐增大。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岭南地区发展到了南越国时期，仍然不能制造这些用于生产的工具，而必须从中原输人，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南越国对中原有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关系。如今吕后突然下诏禁止向南越国输出这些生产工具与牲畜，无异于对南越国实行了经济封锁，给南越国的经济以重大打击。面对吕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歧视，南越王赵佗迅速作出反应。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也不知道吕后为什么下这道诏令的情况下，赵佗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估计，“今吕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也就是说吕后听信了长沙国的谗言才颁布这道诏令的。谙于政治的赵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派人向汉廷说明才是上策。如若此时反汉，则未必能取得胜利，想到这里，赵佗强按心中的怒火，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令赵佗意想不到的是，吕后不但毫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的高级官员，不久还派人诛杀了赵佗在中原的宗族，并捣毁赵佗父母在老家真定的坟墓。
自古以来，对葬礼的重视已成为各民族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之一。在孔子时代就强调孝事父母的中原汉族人民更是这样，焚毁别人父母坟家之举被认为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点，早在以前的战国之时就有实例可证。如燕昭王与其他几国联合进攻齐国，占领了齐国的绝大多数城池，这时齐仅剩下即墨、营两城，攻即墨的燕军十分残暴，公然在即墨城外“尽掘垄墓，烧死人”，焚毁即墨人民逝去亲人的遗体，使守城的“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由此可见人们对祖先坟家的重视程度。
当吕后残忍、暴决无常的做法传到岭南后，赵佗怒不可遏，愤然说道:“先前高皇帝任命我当南越王，准许两国自由贸易往来，而今吕后采纳奸臣的建议，把我们视为蛮夷，不准卖给我们东西，这一定是长沙王进献谗言所致。”悲愤交集的赵佗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拒汉称帝。
这年春，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并“恨长沙王图己”，而发兵攻打长沙国，连破数县而回。
吕后听到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的消息后，大怒。立即下令削去赵佗以前受封的南越王的爵位，并派遣汉朝将军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澳率兵征讨南越国。由于赵佗在南岭战略要点早已派兵据险筑城，严加防守，所以汉军进军受阻。加之由于此时天气酷热，汉军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多染疾病，汉军的玫势始终未能越过南岭，致使汉越两军在以五岭为主要争夺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长期的僵持对峙局面。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吕后死后，汉军见难以获胜，才开始罢兵休战。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造成汉越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局面，完全是由于吕后政策失误所致，究其原因，则是她缺少对东南地区形势进行充分认识的缘故，南越的反叛不仅使汉朝在东南边睡战火重燃，而且留给后世许多隐患和函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隐患是，汉伐南越，不但没有达到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个结局使得南越国在它周围地区的威望陡然增高，许多邻国不得不对南越国谨小慎微地另眼相看。不仅如此，赵佗借着他在汉越战争中的余威和汉王朝无暇南顾的机会，以兵威边，迫使相邻的闽越、西},骆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建立起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对汉王朝的南部边睡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血溅长安城
公元前180年春三月，吕后在霸上主持祈福驱灾大祭，回宫途中，经过软道(古亭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北)，看见一个东西，像一只青毛狗，前腿微屈，流星般直扑吕后腋下，惊愕之间，那个东西忽然不见。吕后心里发毛，就命令巫师占卜，巫师说:“那是赵王刘如意的冤魂。”吕后听罢毛骨惊然，立刻就觉得腋下痛楚，与日俱增。
这年秋七月，吕后病情越来越沉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这生命的最后时日，她清楚地知道刘氏集团决不会甘心屈居吕氏集团的淫威之下，似乎已经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阵凉意，因而精心做了应变的准备。她任命外戚集团中的箭垛式亲信人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帅北军;梁王吕产统帅南军，控制了首都和宫廷的卫戍部队。
吕后临死前，觉得有件事总是放心不下、又把吕禄、吕产等人找来，谆谆告诫说:“高皇帝平定天下以后，曾和大臣们订立盟约‘非刘氏子弟而封王的，天下共击之。’现在吕姓的封王，大臣们都不服气。我死之后，皇帝年幼，大臣们恐怕要发动变乱。你们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兵权，严密保卫宫廷，千万不要为我送葬。否则，一旦离开军营，万一有变，你们就要为人所制了。”吕后的一番话，吕禄等人信以为然。
不久，吕后死去，遗诏大赦天下，任命吕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当皇后，审食其为太傅，为巩固吕氏集团政权做了最后的努力。
吕后大肆封王诸吕的活动，势必排斥刘氏贵族及其他功臣宿将的仕途，自然要引起他们的不满与反抗。当然，吕后健在之时，凭着她的权威和智谋，暂时谁也无可奈何。但是，这个靠山却不能构成永久的防线，一旦吕后死去，这些靠裙带关系受封或升迁的吕氏宗族成员，必然要遭受到刘氏集团的猛烈反击。
吕后之死，为刘氏集团向吕氏集团发动进攻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借助这个机会，刘氏集团加快了准备发动政变的步伐。吕禄、吕产也感到形势严峻，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便打算先发制人，利用手中掌握的南北军向刘氏集团发难。
南北军是西汉初年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南军归卫尉统领，分别驻扎在未央、长乐两宫之内的城垣下，负责守卫两宫。北军归中尉(后改名为执金吾)统领，负责掌管宫城以外、京城内的治安。未央、长乐两宫位于长安城南部，所以卫尉统率的军队称南军;长安城北部归中尉，所以中尉统率的军队称北军。南军从各郡国选调，总数约有一两万人;北军由三辅(京兆尹、左冯姗、右扶风)选调，总数达几万人，实力上超过南军，成为护卫和稳定京城秩序的重要力量。
诸吕暂时控制着关中和京城的局势，把持着朝廷大权，但他们也深知刘氏集团具有很大的潜力，因而对于是否立刻在首都动手以诛杀刘氏集团还犹豫不决。而此时太尉周勃、垂相陈平以及刘章等人为首的刘氏集团，也正加紧密谋着诛除诸吕的行动计划。在刘氏集团的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让太尉周勃设法取得对南北军的控制、指挥权。但北军营门森严，无法进人。这时，刘氏集团中的襄平侯纪通担任尚符节(负责掌管皇宫印信)，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冒险派人“持节”假传圣旨，诏令吕禄控制的北军接纳太尉周勃。同时，周勃又让自己的心腹郦寄和典客刘揭骗吕禄说:“皇上令太尉接管北军，叫你回到封地去。你赶快把将军大印交出来吧，否则就要大祸临头了。”
吕禄不知是计，他跟郦寄号称是生死之交，相信这位哥们儿不会欺骗、出卖自己，一念之差，就痛快地解下上将军印信交给刘揭，让他转交周勃。
吕禄离去后，周勃迅速集合全军将士，大声宣布:“效忠吕氏的人请袒露右臂;效忠刘氏的人，请祖露左臂。”霎时，全军将士一律袒露左臂。由此，周勃掌握了北军的统帅权。
此时南军还控制在吕产手中，因而，周勃还不敢贸然发动对吕氏集团的进攻。陈平得知周勃控制了北军的局势，就让刘章去协助周勃，敦促他迅速发动兵变。周勃一面命令刘章守卫辕门以防南军突袭，一面令曹参向卫尉《南军主帅)传达他的命令:“阻止相国吕产进人殿门。”
这时，吕产还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仍然按原计划准备人据未央宫发动政变，当他来到殿门口时，殿门紧闭，不得人内。吕产一边在宫门外徘徊，一边思谋对策。曹参不敢行动，飞报周勃。周勃仍没有必胜的把握，担心吕产劫持少帝(刘弘)，使形势发生逆转，于是命令刘章:“快进宫保护皇上!”
刘章率领1人赶到未央宫时，看见吕产正在庭院，遂下令将他团团围住。双方僵持到傍晚，刘章开始发动攻击。正在这时，天空忽然刮起大风，吹得吕产的卫队和随行官员乱作一团，丢盔弃甲，无法跟刘章交战，纷纷跪地投降。吕产眼看大势不妙，就逃进郎中令府的厕所里躲藏起来，可还是被刘章发现，冲过去一刀砍死。接看，刘章又带兵冲进长乐宫，斩了长乐宫卫尉吕更始，然后直奔北军，回报周勃。周勃肃然起立，向刘章拜谢说:“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吕产，如今把他杀掉，天下大事定矣。”
随后，周勃分别派出军队，搜浦诸吕在京城的宗族，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屠杀。于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迅速展开，长安城一时鬼哭狼嚎，血流成河。吕禄从北军回到府上，正兴致勃勃地拥着爱姬喝酒，忽听喊杀声四起，还没回过神来，士兵已冲杀进来，将他团团围住。这些士兵以前都归他指挥，不忍下手，就请求他自裁。吕禄平时作威作福，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手里提着佩刀，却怎么也举不起来，还是他的爱妃性格刚烈，夺过刀，闭着眼睛就是一剑，正好从吕禄的心窝穿过，然后她自己也伏剑而死。
在京城的吕氏集团被屠灭后，周勃又派人诛杀了燕王吕通以及其他吕氏集团的各色人物。
至此，以周勃为代表的刘氏集团，几天之内通过一场宫廷军事政变，便痛快淋漓地扫荡了吕氏集团，在他们举杯庆祝胜利的时候，又考虑到对少帝(刘弘)，以及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等人的处理问题，大臣们共同商议后作出决定:少帝、淮阳王、常山王等，都不是惠帝真正的亲生儿子，是吕后诈取别人的儿子，杀死他们的生母，送到皇宫养育，命令惠帝收作儿子，立为皇太子，晋封王爵的，目的是力口强吕姓家族的力量。而今吕姓家族已全部屠灭，而皇帝也好，亲王也好，年龄一天天长大，一旦掌握了权柄，那么诛杀诸吕的这些人就要付出代价。与其冒这种风险，不如从刘氏诸王中选择一位品德贤明的人为天子，以绝后患。
继这个决定之后，众大臣又经过一番商量，秘密派出使节，前往晋阳(代国都城，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迎接刘恒继登大位。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与薄姬所生的儿子。薄姬又称薄夫人，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秦朝的时候，薄姬的父亲跟故魏王宗室女子魏媳私通，便生下了她。秦末农民战争中，魏豹被项羽封为魏王时，魏姐把薄姬献进魏宫做宫女。楚汉战争之初，有个叫许负的人给薄姬相而，说她能生一个天子。魏豹本来和刘邦合纵攻楚，听了许负的话，暗想自己会取得天下，所以一面把薄姬带在身边，加紧临幸，一而背叛刘邦搞中立，与楚连横。不久，刘邦派韩信等讨伐魏豹，结果魏豹兵败被俘，薄姬被输到织室(王宫中的纺织工场)劳作。魏豹死后，刘邦有一次到织室寻欢，见到薄姬，很是喜欢，就下诏把她选进后宫。薄姬原以为会得到刘邦的宠幸，可刘邦在织室逢场作戏后早把她给忘了，竟使薄姬一年多没有机会接近刘邦。
薄姬小时候，和管夫人、赵子儿都是密友，曾在一起相约说:“将来谁先富贵了都不要忘了好朋友!”这时.管夫人、赵子儿都先于薄姬成为刘邦的姬妾，而且很受宠爱。汉四年，管夫人、赵子儿在成皋服侍刘邦，闲来无事便互相窃窃私语，说起了跟薄姬儿时的约定，觉得很好笑。刘邦隐约听到了她们的对话，就询问是怎么回事。两人不敢隐瞒，遂说了实情。刘邦听后，顿生爱怜之情，觉得薄姬很可怜，当天就召薄姬侍枕。薄姬喜不自胜，对刘邦说:“昨暮梦龙据妾胸。”刘邦听后兴奋地说:“是个好梦，我今晚就成全你。”薄姬由此怀孕，生下刘恒。薄姬有孩子以后，逐渐失宠，刘恒在皇子中也不得势，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宽仁、随和的性格。
刘邦死后，吕后嫉恨刘邦生前宠爱的戚夫人等姬妾，把她们统统囚禁起来，不准出宫。而薄姬因为失宠，因祸得福，被允许前往)L子的封国代国，尊称代国皇太后。
长安的使节到了代地，向刘恒递交了秘密信件。时年23岁的刘恒，对这个飞来的洪福，且喜且惊，举棋不定，于是召集谋臣们商议。郎中令张武等抱怀疑态度说:“汉中央大臣都是高皇帝时代的将领，精通战阵，长于谋略。他们不会满足现有的地位，只是畏惧高皇帝、吕太后的威望，才不敢轻易表现。如今，他们已诛灭吕氏家族，喋血京师，此时前来迎接大王，不可轻信。我们建议大王声称有病，静观京城的变化。”
中尉宋昌持不同意见，他说:“大家的判断似是而非。当初，秦王朝失去控制，六国王族后裔和英雄豪杰，风起云涌，有数万人之多，都以为可以夺取天下。然而，天下终于归于刘姓，大家早已绝望，此其一。
“高皇帝把子弟们封王各地，犬牙交错，互相牵制，已像磐石般地稳固，再没有人可以起来对抗，此其二。
“汉王朝建立以来，废除秦朝的暴政，法令简单，广施恩德，人民相安，任何煽动都难以动摇，此其三。
“以吕太后的严厉，强立吕氏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周勃一旦‘持节’进入北军，登高一呼，将士们都袒露左臂，愿为刘氏而战，吕氏家族终归灭亡。这是天意，并非普通人力可以办到。如今即使大臣们想发动政变，人民不听驱使，他能靠一小撮党羽就干起来吗?
“现在，首都长安之内，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刘章之弟)，是皇族血亲;在首都长安之外，有吴王刘澳、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邪王刘泽、齐王刘襄，以及我们代国，都使大臣们畏惧。现今高皇帝儿子中，只有你跟刘长，而你是兄长，人们又知你仁爱忠厚，所以大臣们顺应人望，迎你登极，请不要怀疑。”
刘恒觉得宋昌说得有些道理，便把此事报告给母亲薄太后，同时派人到长安探听虚实。当派去的入回来相告长安方而的举动完全出子诚意，可以相信后，刘恒才放下心来，日夜兼程，赶奔长安。
公元前180年闰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刘恒进人长安，并于代邸正式即天子位，这便是享誉古今的汉文帝。
汉越罢兵再言和
文帝即位不久，便颁诏大赦天下，修改苛刑酷罚，以松弛自秦王朝以来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缓和对民众的压迫程度，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与大臣们商议说:“一人犯法，定罪即可，为何要把父母、妻子连同治罪?诸位可议改此法!”众臣经过一番讨论，很快废除了一人犯罪全家连坐的法令。不久，又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同时，文帝还颁出一道诏命，救济各地的娜、寡、孤、独之人。规定so岁以上的老人按月发给米、肉、布帛，地方官吏必须按时按节去慰问年老的人。各地官吏在宣布这道诏命时，老弱病残者都扶杖驻听，拍手称赞。与此同时，还规定了赦免官奴脾为庶人的办法。
多少年来，百姓被称为黔首，绝对不允许谈论政治，更不用说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针对这一情况，文帝颁诏，允许百姓向皇上进谏。如此一来，上奏章的，当面规劝皇帝的日益增多。，除在朝廷中接纳众人的进谏外，就是在道边路旁，凡有人上书，文帝也总是停下车来，把奏章接过去审看。对于这种做法，有些臣僚提出异议，但文帝却对大臣们说:“可采用者则采用，不可用者搁在一边，这有何不好?”文帝还很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农业是天下之本，百姓赖此生存。他一方面仿照古代的“籍田礼”川，作出带头耕田的样子，以鼓励农耕;另一方面还多次减免田租，有时减一半，有时全免。口赋和摇役也减少三分之二。他还倡行俭约，有效地控制朝廷上下的开支，不新建宫室苑囿，并陆续撤销旧有的苑囿，将土地赐于贫民。除了自己带头节俭以外，文帝又坚持保境安民的原则，尽量避免用兵作战。这就使得百姓的摇役负担大为减轻，并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粮食价格降到十多钱一石，全国呈现出一派和平繁荣景象。
在对待附属国的关系上，文帝采取了“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并开始酝酿纠正吕后对南越采取的错误政策。正在这个时候，善于审时度势的赵佗考虑到南越国虽然成功地阻击了汉军的南下，但南越国与汉的对峙，对南越国尤为不利，鉴于此情，赵佗采取主动，派人送书给驻守在长沙国边境的汉将周灶，“请罢长沙两将军兵，求还兄弟之在真定者，将与汉和”。周灶接到赵佗派人送来的这封要求汉越和解的书信，不敢怠慢，立即送人汉朝廷请文帝定夺。
文帝接到赵佗的和解书，马上作出反应，除表示同意外，并以实际行动“为佗亲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又“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同时，还“罢将军博阳侯”，表面上解除了与南越国的武力对峙。汉文帝采取的这些非凡举动，为汉越双方紧张关系的解冻以及走向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为进一步达到赵佗解除帝号，俯首称臣的目的，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
此时陆贾己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古稀老人了，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推辞这个差事，但是为了汉越两族化干戈为玉帛，毅然受命，带上文帝的诏书、一名副使以及文帝赐给南越王赵佗的礼物—“上褚五十衣、中者三十、下者三十”，踏上了通往岭南的道路。
陆贾作为汉朝使者的到来，虽然是赵佗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他没有料到新即位的文帝会这么快就作出了相应的答复，这个举动反而使他有些惊慌不安，带着既有所希望又“甚恐”不安的心情接见了陆贾。
双方见面后，陆贾即递交了文帝的诏书，诏书大意是:
皇帝谨问南越王，非常苦心劳意。我是高皇帝姬妾的儿子，被放逐到首都之外，在北方的代郡建立封国。由于道路遥远，而我又是愚鲁朴实，见闻有限，所以没有向你修书问候。自高皇帝逝世，孝惠皇帝即位，皇太后吕雄主持朝政，不幸身体患病，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敌乱法，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并乘隙企图颠覆政权，幸赖宗庙显灵，功臣们出力，才把他们诛灭。我因为王侯及元勋大臣们的坚持，不准推辞，不得不继承帝位，现在已经即位。
不久前，接到报告说，你派人送信给隆虑侯周灶、要求遣送你的亲人兄弟前往南越，并要求撤退驻扎在长沙国的两支汉军，我已依照你信上的意见，调回博阳侯陈澳所率领的驻防长沙国的军队。你在故乡的亲人兄弟，已派人照料，并整修了你祖先们的坟墓。
前几天，又接到报告说，你再度发兵出击，在边界造成灾难，长沙国受害很重，而南郡更苦。问题是你的国家，难道因此受到好处了吗?战争一旦发动，必然造成士兵将领的死伤，使人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父母无依无靠，得到一分而丧失十分，我不忍心做这种事情。我准备重新划定两国边界，调整犬牙交错不规则的分界线，并为此询问主管官员，主管官员说:“这是高皇帝厘定的界线。”我不敢擅自变动。事实上，中国得到贵国土地，并大不了多少，夺取贵国的财物，也不会使中国更为富有。但愿五岭山脉以南地区，贵国自行治理，中国决不干预。不过，你称“皇帝”就有了两个皇帝，而又缺少一介使节来往，这才发生争执。只知道争执而不知道让步，不是有仁爱之心的人的行为。我建议我们共同抛弃以前的怨恨，从今天起直到永远，互相派遣使节。
从历史留给后人的史料来看，文帝给赵佗的诏书是比较客观的。诏书中文帝首先承认了吕后对南越国的政策是“悖暴乎治”的，过错在汉朝方面;其次，又告诉赵佗，汉朝为恢复与南越国的关系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撤去了靠近南越国边界的一支汉军，修葺赵佗父母坟家等;诏书中还认为，汉越交兵，“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对汉越双方都是不利的;最后文帝委婉地告诉赵佗:南越国与长沙国一样，都是高祖所封，其土地界限不能更改，希望赵佗“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面对文帝的诏书，赵佗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呢?前文已述，赵佗在秦时就进人岭南，后又任南海尉以至划岭而王，此时执政已达38年，他对岭南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十分了解，他深知岭南虽然有了如余年的开拓史，而且社会经济水平比秦平岭南时增强了许多，但与中原汉朝相比，仍是绵力薄材，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南越国对汉的抗衡也是不能持久的，一旦中原“贤天子继出”，则完全可能趁势消灭南越国。故赵佗深知南越“诚非汉之敌”，可谓“明哲炳于几变，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自然也就“固不待贾之再来，而帝号之削，在佗意中久矣”。赵佗惟一没有料到的是，陆贾如此之快就到了南越。直至陆贾来到，交待清楚了汉朝天子的意图后，他深表恐惧与歉意，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书，作为藩属，按期进贡。同时说:“我听说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存。汉皇帝(刘恒)是一位贤明的天子，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皇帝，撤销黄缓车盖、左侧大旗。”于是给汉文帝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并在信中说:
我是故秦南海郡的一个官员，蒙高皇帝踢给印信，封我为南越王。后来孝惠皇帝即位，在道义上不忍舍弃，赏踢给我的礼物，至为厚重。可是等到吕雄当权，听信任臣谗言，跟邻国蛮夷划清界线，下令说:“不可以把下列东西卖给他们:金、铁、耕田用具、马、牛、羊。即令卖给他们，只准卖给他们雄的，不准卖给他们雌的。”我的国家十分荒僻，马牛羊都要老了，我以为是自已祭祀不周，有死罪，就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前往长安，上书请求宽怒，想不到全被扣留，不准他们回国。接着又听说我父母的坟墓被破坏削平，亲人兄弟全被屠杀。这才自称皇帝，只不过对内使用，并不敢伤害天下。可是吕雄却大发脾气，撤除南越王称号，断绝使节，阻塞交通。我疑心是长沙王吴苗从中挑拨，所以才出兵骚扰他的边境。
我在南越四十九年，于今已有孙儿。然而凌晨即起，深夜才睡，卧不能安枕，食不知滋味，眼不看女人的美色，耳不听欢娱的音乐，只为了不能侍奉汉室。而今陛下哀怜我，恢复南越王的封号，又准许交通来往，我已如愿以偿，即令死亡，名声不灭，我已除去帝号，不敢与汉室匹敌。
陆贾这次出使南越，赵佗对他格外看重，相待有加礼。
陆贾还朝时，赵佗“因贾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蠢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岭南地区的特产。赵佗一次上贡，即达1000多件物品、珍禽，可见赵佗与汉友好是诚心实意的。
陆贾胜利地完成了使命回到长安，向文帝详细汇报了出使经过，文帝十分满意，设宴庆贺陆贾的第二次出使安抚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的目的。由此开始南越国与汉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完全实现了双方关系的和好，赵佗对汉称臣，行诸侯之职，时时遣使人贡。
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死前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要求丧事从简，“出临三日，皆释服”，“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山为藏，不复起坟”。
汉文帝刘恒是以勤俭节约著称的皇帝。他开创了被后人称为“文景之治”盛世的先河。
文帝刘恒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崩于长安未央宫。在位24年，死时年仅46岁。葬于陕西霸陵，庙号太宗，溢日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刘恒驾崩后，由子刘启即皇帝位。刘启生于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母窦氏。文帝在代地所生三子皆早死，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以现子刘启居长，刘启又纯厚慈仁，遂立为太子。即位后是为孝景皇帝。
刘启继位后大赦天下，启用申屠嘉与周勃之子周亚夫为左右垂相，景帝承文帝节俭之风，继续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他把文帝的“三十税一”正式定为朝廷法令，摇役也由一年服一月改为三年而一事。重农抑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刑罚，为黎民百姓所拥戴。
自高祖刘邦到景帝刘启，历经的余年治理，已是天下太平，家富衣足，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京师之钱累巨万而不可计，居官者世代相传以为姓号。历史上把文帝刘恒与景帝刘启两帝共治的4O年称为西汉著名的盛世兆年“文景之治”。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刘启晏驾于长安未央宫内。在位17年，崩时年仅48岁。二月，葬于阳陵，溢日孝景皇帝。
南天支柱轰然倒塌
继景帝之后，年仅16岁的刘彻于景帝后元三年正月即皇帝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代雄主汉武帝。刘彻于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生，是景帝刘启的第9个儿子，母王氏。公元前153年封为胶东王，公元前150年四月，刘彻7岁时立为皇太子。
刘彻登位的翌年，定年号为建元，中国封建时代帝王年号由此开始。
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南越王赵佗不疾而乐终，享年101岁，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封建帝王中惟一的一位大寿者。
赵佗自秦始皇时代率军入岭南起，到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莞i在前后总计即余年的漫长历程中，称王称帝达60余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赵佗以自己的仁德、宽厚之心和满腔热情，一统了岭南，缔造了南越国，使南越各族人民摆脱了刀耕火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向中原社会发展水平推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使岭南百姓富庶，国泰民安，成为一撑华夏大地的南天支柱。
南越王赵佗仙逝后，长孙太子赵胡继王位。他与丞相吕嘉，为其祖父赵佗举行了自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葬。国中所分封的王侯、朝臣、将士、郡县之吏以及黎民百姓，纷纷从南越的四面八方赶至京都番禺，为其吊唁，连都城郊外十几里的村寨都住满了前来吊唁和送葬的人群。南越之地，可谓家家吊唁，人人万分悲痛。
发葬这天，南越国中所有鼓号齐鸣，送葬之车驾、人役绵延数十里之遥。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冈接岭的群山之中。为了使祖父赵伦永远安逸、静静长眠于黄泉之下，赵胡安葬祖父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家。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出来，四具棺枢皆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垂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外，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枢的真正下葬之处。
在南越国民众与朝臣官员及赵佗家人送葬的号晦大坳之中，垂相吕嘉是最年老的朝臣。他披麻戴孝，被两个家人搀扶着，曾几度哭得昏死过去。吕嘉昔日只是越族的一个少年，但他自幼聪慧好学，办事机灵，渐成大器。赵佗怜其才，拜吕嘉为军师，立国后又拜他为南越国的承相。吕嘉在与赵佗相处的6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深受赵佗仁德、宽厚的影响，对赵佗敬重万分。今赵佗晏驾，巨星陨落，他自是悲痛欲绝。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独居一室，仰望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岗悄然跪下，抚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
正如吕嘉所叹，南越国经历了的年风风雨雨之后，赵佗的仙逝，确实给这个号称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带来了厄运。
当南越王赵佗讨伐长沙成王时，赵佗威名大振，闽越王一时役属于南越王。但到了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南越王赵佗仙逝的公元前137年，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国内人心未定之机，出于自己狭隘的私利，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显然，闽越此举是一场毫无任何理由，乘人之危的侵略性战争。战争发起突然，南越人无法预料。
就地理位置而言，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但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
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存在着闽越王国，由首领无诸统治。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相传是“越王勾践之后”的无诸对此不满，盼望有一天能恢复王位。秦末，天下大乱，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都君吴茵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也因佐汉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复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地位。公元前l96年，赵佗也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两国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下诏禁止与南越交往，赵佗遂抗汉称帝并发兵攻长沙国，败数县而去，又阻击南下的汉军，终使汉军未能逾岭。赵伦这一对抗中央的行动获得胜利，提高了南越国的威望，赵佗也就在以兵威边的同时，趁机对闽越、夜郎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予以接受，因而对南越国产生了一种役属的关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平等关系结束，闽越国开始了向南越俯首称臣的历史。也就是说，闽越国开始了对汉王朝、南越国的双重依附关系。文r景两帝时，这种关系仍保持不变。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闽越国竟乘人之危，突然向南越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标志着闽越对南越役属关系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赵佗临终时曾把赵胡托付给垂相吕嘉，用赵佗的话说，凡遇大事不决时，就问垂相。此时的赵胡看了看仍处在悲痛中的吕嘉问道:“丞相，闽越王率军攻打蒲葵关，并劫掠边境村寨，守将告急，怎么办?”
颇有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闽越王乘人之危，攻打蒲葵关，吾王不须多虑，发兵击之!”
赵胡又问众文武大巨道:“列位爱卿，闽越王率兵来犯，本王当以何策御之?莫非也与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齐道:“正是，请吾王发兵击之!”
赵胡听了承相和辅佐大臣之言，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道:“列位爱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决定不发一兵一卒。我南越今为汉臣，武帝陛下临朝不足五年，闽越与南越均为汉臣，今闽越发兵于边侵我南越，我南越当上书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击之。这样，朝廷既不会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将闽越兵击退，我只需一书一帛，便可御敌，何须与之兵戈相见……”
承相吕嘉听罢大惊，遂怒目圆睁强谏道:“启察大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带甲之众百万有余，只须三万人马，便可将人侵南越之敌击退，何必上书于汉廷。再说，从上书到汉兵至，需要多少时间?兵贵神速，如我不发兵击之，则闽越当视我惧怕其势，必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边关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时，一再叮泞吾等群臣，南越之事当由南越自己决断，若自强可以立国，若倚他人者必贻害于国！大王若不听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将岌岌可危矣!”
赵胡听罢，正色质问道:“我们如果与闽越兵戈相见，则朝廷势必乘机发兵，取渔人之利。以本王看，闽越人攻打蒲葵关，只是为了抢夺些财物而已，与我国本体并无大碍。不如一书一帛，汉兵至，则闽越人必退!”
尽管众臣僚对赵胡的主张极不赞成，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书中称:“两越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惟天子诏之。”以赵胡的想法，如此上书，不仅向汉武帝表明了南越国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同时又可使汉朝廷出面干涉。这样，就巧妙地把难题推给了汉廷。
汉武帝接到南越国使臣送来的求援书后，对赵胡的举动表示赞赏，认为南越国重信义，守职约。于是，汉武帝传诏曰:“王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即大行王恢率军出像章、大农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南北夹攻往讨闽越。”
汉王朝的直接发兵于预，大出闽越国统治者的预料之外，面对大敌当前的紧迫形势，闽越国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继无诸之后的闽越王郑之弟余善杀邹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于是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武帝乃改立无诸之孙“爵君丑为越舔王，奉闽越先祭祀”。但在闽越国统治集团的内让中，余善以杀其兄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拥有了相当的支持力量，因而“窃自立为王”。面对闽越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汉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余善为闽越王，从此闽越国一分为二，越舞王、闽越王并存。
在这场战争中，闽越出于掠夺财物的企图而发起侵袭，显然不是正义之举。而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看上去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就在这件好事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赵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出兵轻取闽越时，曾以兵威为后盾的番阳令唐蒙，奉诏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让南越王赵胡亲自人朝向皇帝谢恩。赵胡接到一诏谕后，不知汉武帝到底是何意图，对这个诏谕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置态度，没有立即奉诏前行。汉武帝见南越王赵胡无动于衷，接着，再次传诏，令严助赴南越说服赵胡前往长安。严助，会稽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耀助为中大夫”。严助在汉廷是屈指可数的善辩之士，曾“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汕”，所以汉武帝对他另眼看待，并委以重任。这次出使南越的任务落到严助的肩上。严助到达番禺后，告诉赵胡汉天子已将闽越的事摆平。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人汉朝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大惊失色。原本南越号称有百万带甲之众，击败昔日役属的闽越易如反掌，但赵胡却故作聪明地要请汉廷出兵。岂不知，古往今来，凡立国者，皆以己强而服众，一旦自己强盛起来，别人才会俯首帖耳，惟命是听。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礼仪再周全、再诚实、再厚道，在强者眼里，你也只是形同粪土。赵胡过分看重汉廷的实力和约定，而忽略自己百万带甲之众和据岭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个惟命是从，百依百顺的顺臣，这恰恰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赵胡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他不敢予以拒绝，也不敢跟严助人长安晋见天子。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人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即刻赴长安晋见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
严助见赵胡如此说，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赵胡同朝臣反复商量是否亲自去长安晋见天子之事。以承相吕嘉为首的臣僚不同意赵胡亲赴长安，并劝谏说:“汉兴兵诛郑，亦行以惊动南粤。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休好语人见。人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臣僚们的劝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
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人朝晋见自己，便以牙还牙，以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应验了。
后来，垂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人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主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谧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一再售汉以疑”，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则“祸速”也，认为只要人朝见天子，“一修朝数，礼成而还，恭格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僵的建议，下达“推恩令”等。联系当时形势，武帝对南越国是有征服的想法的。无论南越国如何讨好汉廷，只要汉朝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是不会允许这个极具威胁的王国存在的。且看汉越刀兵相向，就可知两者决一雌雄的日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