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波不绝
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诞生，对赵胡与赵昧两个名字的解释，学界争论激烈。赵睐到底是谁?是司马迁、班固真的失误，还是后人的附会?赵佗墓到底匿藏何处?最后的秘境，希望的曙光……
令人费解的谜团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人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的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2000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决定就地筹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便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优秀的中国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昧，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昧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他弄错了。
依据考古学大师夏鼎“尽快写出发掘报告，以向学术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之后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昧’，就是“赵胡”，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作了这样的公开解释:
……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汉书·南粤传》记赵佗惬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悟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二字。这枚“文帝行玺”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傍号为“文帝”。史汉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昧”，又有“泰子”印二枚，与史汉皆不合。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昧”、“泰子”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昧”印“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昧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记》误“昧”为“胡”，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现在应据此印文改赵胡为赵昧，还他本来名字。
这份报告一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爆了一场学术大争论。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赞成以上的看法，也有学者断然否定以上的看法，并发表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著名学者余天炽先生最先提出，赵昧根本不是赵胡，而是赵胡的父亲或者长兄。他在<南越文王的名字、卒年辨》一文中针对报告提出的观点，作了如下的批驳:
广州南越文王墓在墓主人身上出土了“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一枚，同时同地还出土了“泰子”龟钮金印一枚，“泰子”覆斗钮玉印一枚和“赵昧”覆斗钮玉印一枚。《初步报告》说:因“‘赵昧’印与‘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昧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汉把赵“眯”误写成赵“胡”。因此，“现在应据印文改赵胡为赵昧，还他本来名字”。
这是史汉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的对南越王名字的更正，很清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史汉致误的原因，《初步报告》认为，“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斑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
“或”，不确定也。孔子说:“或之者，疑之也。”(许慎:《说文解字》，《或》字条引)可知，丈初步报告》的作者断定是史汉致误，尚无确凿证据，只是以疑而断也。
是不是司马迁所据的档案资料不实而致误呢?我以为不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南越国历5世93年而亡。史汉对南越王的名字，记载一致而且明确。就五代南越王在位时间看，赵佗居首，赵胡次之，赵婴齐又次之，赵兴居四，赵建德居后。在五代南越王中，在位最长和最短的都因所据资料档案翔实，名字都写对了，惟独在位长达十余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太史公得到的档案资料就不准确，以致连名字也写错了。真是这样么?!造成这个历史真实的偶然性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赵胡在位期间与西汉王朝的交往甚多。据史汉记载，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卒，佗孙胡继立为南越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郑趁南越国旧王新丧，新王初立，国内未集之机，发兵攻打南越国。赵胡尊汉约，守职守，不敢擅自兴兵相攻击，而立即派人上书汉武帝，请求天子出面处理。后来，汉武帝不仅饭两军攻打闽越王郭x惩强救弱，而且先后派唐蒙、庄助、严助三人出使南越国，晓谕南越王赵胡入朝谢恩。赵胡均称病推辞，而派其子婴齐入质于长安达十余年之久。在五代南越王中，除赵佗而外，与西汉王朝交往最多的是赵胡。邂逅相遇，连名宇也记错是常有的事。但是，与汉朝交往了十多年，又是汉朝密切注意的“强胡劲越”的南越王，怎么会连名字也搞错呢?
第三，西汉行郡国之制，郡县有编户之籍，诸候王设王籍。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l96年)五月，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削去南粤之籍”(《前汉书·西南夹两粤传》)。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恢复南越王“故号”，赵佗死孙胡立，继位为南越王，他的名字当然也记入汉朝王籍。如此重要的国家档案文书，竟然会把南越王“赵昧”错写成“赵胡”?果真如此，汉唐盛世，文章风采之邦，将何以言之?
第四，赵佗在上汉文帝书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写上:“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这大概是一般的上书格式吧。赵胡上书汉武帝起码就应有三次:佗死，他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时要上书汉武帝，以便得到汉朝的承认。第二次是建元六年那次，上书请汉武帝处理闽越王擅兴发兵攻南越事。第三次是他派太子婴齐入质长安。赵胡这几次上皇帝书，当然不会连“南越王臣胡”也不写，或者是惜惜懂懂，把自己的名字“赵昧”却错写成“赵胡”。因为从史汉的记载看，我们尚无法证明赵胡是晋惠帝式的白痴。
第五，我国古代史官之设，相传始于黄帝。其职掌专事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及掌管国家的图书、历象、占验之事。史官记言记事，历来讲求翔实直书。司马迁世称良史，他为汉武帝之太史令时，已“年二十八”(《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既为史官和历官之长，掌天文及国史，当然他就不仅能看到金医石室之藏书档案，而且也能看到史官们当场记下有关唐蒙等人出使南越国的汇报，赵胡给汉武帝的上书及汉朝廷有关处理南越和闽越关系的议论和决定。凭借这些翔实直书的实录材料，太史公怎么会把南越王的名字搞错呢?
由此可见，“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此疑怕难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传抄“笔误”?古文献中，常有因辗转传抄而笔误之事。汉代尚未有印刷术，其时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后会更多些，这是事实。但是，古文献的传抄笔误一般多出于字形相似、偏旁相类、音义相近的字，并非凡字都会笔误。“昧”字，《说文解字》载:“从目，末声。”而“胡”字，则“从肉，古声”。可见，“昧”与“胡”，无论是字形、音义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难造成笔误。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提到赵胡名字的共有八处，《汉书·西南夹两粤传》中也达七处。如果是班固传抄笔误，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竟至于七而不发觉?!
说实在的，时至今日，我们尚无法找到确凿的例证，甚至是孤证，以构成我们“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继抄笔误”的假证。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又怎好以疑而断，肯定是班固把“赵昧”错抄成“赵胡”呢?
因此，我们以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名字还是叫“赵胡”，而不是“赵昧”。史汉所记应无误，我们尚不敢贸然为赵胡立案更名。
的确，“赵昧”印和“文帝”印同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并认真去解释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的途径去探索:
第一，“赵胡”、“赵昧”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汉误写了，要么是“赵眯”是赵胡的别名。前一种解释我们己论证了其不可能，后一种解释说实在我们也无法证明它成立。因为，人有别名，早见于先秦史籍。齐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爱称她为少齐(《左传》昭二年)。这是一例。但是，赵胡的别号“赵昧”，却全无历史记载。而且，不但南越国其他四代南越王均无用别名的习惯，就是同时期的汉朝皇帝、同姓诸侯王亦无此习惯。可见，“赵昧”不可能是赵胡的别名。“赵昧”、“赵胡”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几枚印玺来看，南越文王赵胡，亦非“赵昧’”。在封建礼制统治森严的年代里，印钮饰和印的质料的区别，本身就是这种等级统治的一种表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与龙钮金印“文帝行玺”一同出土的两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龟钮金印，另一枚是覆斗钮玉印。这两枚“泰子”印的钮饰和质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说明它们不是一个“泰子”的用物，而是两个“泰子”的信物。同时，“赵眯”覆斗钮玉印，其钮饰和制裁料与那枚覆斗钮“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虽然是龟钮而不是龙钮，但它与“文帝行玺”同为金印。所以，我们认为，金质“泰子”龟钮印，应是“文帝”赵胡的太子印，玉质“泰子”覆斗钮印，应是“赵昧”的太子印。赵胡、“赵昧”是两个太子。
第二，既然赵胡、赵昧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汉误记，那么，“赵昧”是谁呢?我们的猜测，一个可能是赵胡的父亲，另一个可能是赵胡的兄长。
当然，“赵昧”者也有可能是赵胡的长兄。赵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书时就说过:“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袍孙焉。”(《汉书·西南夷两粤传》)孙已是“抱”了，其“得”孙之年当在此年前几年。而赵佗孙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孙“赵昧”为太子，后“赵昧”又早逝，佗于是更立庶孙胡为太子。胡死，携其曾为太子之长兄“赵昧”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缅怀毋忘之意，亦非子虚乌有之事。
总而言之，“赵昧”何许人，至今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想达到据史事而作出合理猜测、假设的阶段。但是，“赵昧”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继余天炽之后，暨南大学学者朱纪敦又提出了既不同于初步报告，也不同意余天炽观点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同时，宣称:赵胡和赵睐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国是汉初的地方割据政权。秦汉之交，南海尉赵佗乘“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史记·南越列传》)之机，割据一方，称王五世。国王名声显赫，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班固治学严谨，怎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竟将国王名字写错?何况赵胡当政时，为报答汉廷替他兴兵讨闽越的恩德，曾派太于到汉廷当人质。太子怎会将其父王之名误传呢?再说，太子婴齐在汉廷时，娶邯郸缪氏女为次妻。婴齐归国后，缪氏还继续与汉廷的安国少季私通，并在南越王国内结成一个与南越地方割据势力相对抗的亲汉集团。当时汉廷与南越王国之间，来往频繁.统一与割据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廷连南越国国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确是令人难以置信，再次，“胡”与“眯”二字从形、音、义上说，相距甚远，笔误的可能性极小。但前者被载人史册，后者却见诸出土文物，似乎两不相干，颇费推敲。仔细分析当时情况，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赵胡”是原名，“昧”是后来的改名;
二、“赵胡”不是原名，是当时人给他的绰号，是浑名。
朱纪敦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以上的两种可能性，最后他总结性地说:赵胡即赵眯。“赵昧”既非笔误，也非司马迁所据失实，或班固传抄失慎。
朱纪敦的一家之言发表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成，其中广东文史馆的学者于城撰文附会说:
从该墓出土的陪葬文物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赵昧，但《史记》和《汉书》都一致说南越文王名叫赵胡。因此，引得许多学者纷纷探讨，作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释。据我看来，李情倒很简单，赵昧既然有两种不同身份:一是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帝”;一是向汉朝俯首称臣的“王”。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两个名字呢?“昧”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尊贵的，是要忌讳的，他不愿在向汉朝上奏章时使用这个名字，更不愿汉使向他宣读皇帝诏书时喊这个名字，所以他在与汉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个名字赵胡。难怪司马迁和斑固都说他的名字叫赵胡呢。几乎就在朱纪敦和于城等人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海外学者高悼云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悼云眼中的赵昧，既不是历史上记载的赵胡的父亲、兄弟，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赵胡的)L子赵婴齐。他的理由是:
一、赵佗身侍秦汉两朝，至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岁上下。《史记》称赵佗在秦亡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及汉高祖定天下，亦体谅佗为南方安静而劳苦，并没有为难于他，至高后时，有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溢为文王，恰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投。死时定不过四十。
墓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睐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经过深人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沦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与赵昧应是一人，赵昧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于是，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在经过长时间冷静而细致的思考研究后，于1991年在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等三家共同编写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中，再度抛出了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长篇论文《墓主和年代》，就在这篇长文中，对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考查论证，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昧”、“帝王”)、铭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金印与“赵昧”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这是一种猜测。《说文》:“葬，藏也。”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人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昧”与史书“赵胡”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作解释。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眯、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2枚“泰子”印，因其质料钮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昧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睐、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昧的私印人葬。这实在令人费解。墓主既然随葬了自己的官印却不随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辈的私章人葬，实在于理欠通;再说墓中有“昧”字封泥同出，如果“昧”是墓主的父兄，这就无异于说，父兄生前已为子弟检封葬品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还是三主，是赵佗之子还是赵佗之孙?除了上述因出土2枚“泰子”印和赵昧与史载赵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见外，有些学者又从“赵佗年寿有问题”出发，坚持墓主赵昧是赵佗之子，进而武断赵佗子曾继任王位。
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咤南越列传》，始皇三十三年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时佗为龙川县令。说明从始皇二十八年时，赵佗一直留居岭南。假定始皇二十八年，赵佗已二十岁，至文帝元年相隔有39年;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建元四年，又经43年，实足年寿应是1}岁。逾百岁者不多见，但是不能因为不多见而否定其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史记》记佗“至建元四年卒”一语不误。今本《汉书》记文帝元年佗上书自谓“处粤四十九年，.之四十九应是“三十九”之讹。汉代简书“四十”常作“”;“三十”常作“十”或“早”，由此，我们颇疑今本《汉书》的讹误非始自班固，而极可能是后代的误抄。
以上论证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王赵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记》、《汉书》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数没有明确记载，仅知第二代即位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段，这中间共24年，是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数的总和。《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汉书》夺“卒”字，余同。出土铜勾翟刻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史记》、<汉书》记胡(昧)在位十余年当可信。由此椎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约死于元朔末元狩初，估计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后一二年为宜。
对照墓主遗骸的鉴定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墓主与赵佗的祖孙关系。
从墓主遗骸的鉴定，可以判断死亡年龄为35一45岁。今以4O岁估算，知墓主约生于文帝末年，是时赵佗应有八九十岁(照王鸣盛算已近百岁)7之年生子，实为奇谈。故墓主决非赵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赵佗的孙子，则符合实际情况。从古代帝王早婚，祖孙岁差又达八九十年这两个方面估算，墓主赵昧不会是赵佗的长孙，而应是赵佗的次孙中的一个。《汉书·南粤传》载，汉文帝元年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汉文帝书称“于今抱孙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万步来说，汉文帝元年赵佗的孙子刚出生，到佗死之年这孙子已是43岁的壮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约16年，如果二世是长孙的话，死年己是58或59岁将近老年的人了，这个岁数与墓主遗骸鉴定的年岁迥异，所以，这是论定墓主是佗的次孙的又一力证。
再说墓中出土不少药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这一点与上引“后十余岁，胡实病甚”的墓主健康状况也是相符的。
由于麦英豪、黄展岳以大量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对象岗古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作了严谨和较为科学的论述，所以当这篇长文抛出后，认同麦、黄两人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学界原来那极其热闹的争论渐渐沉寂了。
最后的秘境
根据文献记载，南越国共传5主93年，第一代王赵佗在位长达67年之久。第二代王赵胡是赵佗之孙，在位十余年病死，葬于象岗，其陵墓已经发掘。第三代王赵婴齐是赵胡之子，在位只有八九年。第四代王是婴齐之子赵兴，即位不久便被承相吕嘉所杀，最后的亡国之主赵建德在位不久也死去。若把南越国第四、五主在位时间合起来，前后也只不过仅三年多，从两人死亡的结局看，生前和死后不可能建造起与前辈匹敌或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大型陵墓。而有精力和财力建造大型陵墓的，只有前三主，现在第二主赵胡的陵墓已被发掘，那么整个南越国五主中就只有一主赵佗和三主赵婴齐的陵墓尚未找到。
关于三主婴齐的陵墓，文献中已有被三国时吴主孙权派兵盗掘的记载。与这个记载有些关联的还有，1983年5月，也就是在象岗大墓发现之前的一个多月，广州市考古队在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曾清理了一座汉代大型木撑墓。墓坑长13米，宽6米，全部以河沙填实，这座墓堪称广州所见的汉代规模最大的一座木撑墓，遗憾的是墓室早已被盗。在发掘中，考古人员于盗洞内发现了玉舞人、玉璧、玉瑛、玉剑饰等精美玉器若干件，当象岗古墓发掘后，将出土文物与之对比，发现木撑墓遗落的器物，不论是玉质还是雕琢工艺，都不在象岗古墓出土器物之下。据此推断，木撑墓的这些器物当是盗墓者在慌忙之中遗落的。过去广州也曾发掘过一些汉代大墓，但从未出土过如此精美的玉佩饰，这表明墓主有较高的身份。另外，从墓中出土的玉剑饰推断，墓主应为男性。根据以上种种迹象，考古人员推断此墓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三主赵婴齐的陵墓。
如果考古人员对木棒墓的推断确属实的话，那么在南越五主中，就只剩一主赵佗的陵墓没有找到。赵佗在位67年，且是南越国的鼎盛时期，他的陵墓一定比象岗赵胡的陵墓规格更高，内中的随葬品也一定更加华丽和壮观。那么，赵佗的陵墓到底秘藏在何处?这成为岭南考古中一个最大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广州市考古人员在发掘象岗赵胡大墓之后，经过查阅有关地方史籍和整理考古资料，终于得出了一些较为合理的推论，从而为寻找赵佗墓的秘所提供了新的线索。
据晋代裴渊《广州记》云:“〔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岗，谓之马鞍岗。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岗受厥称焉。”《蕃禺县志》卷52杂记云:“城北五里马鞍岗，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此岗，其后卒有尉佗称制之事。”据此分析，马鞍岗在今广州越秀山与象岗相连凹处。
北魏哪道元《水经注》引王氏《交广春秋》云:“越王赵佗，生有奉制藩之节，死有秘异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莹可谓奢大，葬积珍玩·一佗虽奢偕，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此记载没有明确指出赵佗的陵墓何在，却由此可知，赵佗在生前就为其陵墓作了十分填密的安排，因山为坟，地面不留痕迹，十分神秘。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禺山在县西南一里，尉佗葬于此。”禺山在何处，这是广州古史上仍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蕃禺杂志》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葛蒲涧在广州白云山，此记载把赵佗陵墓说成在白云山上。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
清梁廷桥《南越五主传》云，赵佗死“葬都城东北，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岗接岭，葬时多为疑家。丧车从四门出，棺棚无定处，当时人莫知所在。孙胡嗣立，私上谧日武帝”。此记载与《广东新语》基本相同，只讲出赵佗墓的一个大致范围。
在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唐朝贞元时期，有一个姓崔的人居南海，一次不小心跌人鲍姑井，这里竟通赵佗的陵墓。崔某从陵墓中拿了一颗宝珠，给波斯商人。此波斯商携珠返国时，珠落于广州大江，变为大石，珠江由此得名。此传说虽然神异荒诞不可信，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鲍姑井本在越秀山的三远宫，编此传说的人可能认为赵佗陵墓在越秀山上。
另外，在《广东通志》、《广州府志》、《蕃禺县志》、《羊城古钞》、《广东考古辑要》等地方史籍中，均有赵佗陵墓的记载，但都是互相转抄上面史籍，均大同小异。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南越王赵佗的确在生前就对陵墓作了周密的安排，他死后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但赵伦的陵墓何在，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以上史料透露的信息，可能在“白云山”、“马鞍岗”、“县东北八里”、“悟性寺”等地。
考古学家黄淼章结合以上几个地点的地形和考古调查材料进行排比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佗陵墓在“白云山之说”，其所依据的史料较少。广州考古队曾调查过白云山，但至今还未发现过西汉前期的遗址和墓葬。第二代南越王墓在象岗，离当年南越国都城仅二三公里，从南越国已发现的坟墓一般都是合族而葬来看，赵佗陵墓不应离象岗太远。因此，赵佗墓是否会远离都城而在白云山上，值得怀疑。
二、“禺山之说”。禺山在何处?广州究竟有无禺山?这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同时还有番北禺南、番南禺北和番东禺西等不同说法。今中山四路北面，从儿童公园起往东至旧仓巷古城隆庙一带，是一块长几百米呈东西向的台地，俗称“高坡”。古诗有云:“欲问禺山何处是，路旁童子说高坡。”相传这里是禺山所在，清代曾在此建有禺山书院。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据地层关系可以看到，这个所谓台地是由秦汉至明清年间的遗物堆积而成的。有人认为禺山在今西湖商场附近。1988年，西湖商场拆建，地下基础挖得较深，考古队前往调查，没有发现广州地区山岗常见的基岩，这里也不是禺山，更不可能有赵佗的陵墓。据说五代时南汉主刘龚曾凿平番禺二山为宫闭，二山遂平。如此分析，禺山十分矮小，赵佗当然不会选择一个小岗作为自己永久的寝宫。再说，按各种史籍记载，禺山是在城内，赵佗为了保密，使自己的寝宫不受盗扰，是不会在城内大肆动土搞地宫的。因此，赵佗陵墓在禺山之说不能成立。
三、“鸡笼岗之说”。此岗在今燕塘附近，清代属鹿步司。这一带虽然岗峦起伏，但都很低矮，目前广州市区向此发展，许多小岗已被基建削平，这里很少发现汉代墓葬，更没有西汉前期大墓的迹象。从地形分析，很难想象出叱咤风云的赵佗会葬于此。因为赵佗之墓，一定会深藏地下十余米至二十米以下，才能不露痕迹。而广州地区天气潮湿，地下水位较高，一般小岗挖地不到十米，便碰到地下水，所以小岗是不会被赵佗用作陵墓所在地的。
四、“县东北八里之说”。按西汉时期番禺城不大，史称赵佗筑城周四十里。其城的东界，据麦英豪先生考证，当在今芳草街附近，而北界则在东风路以南。这样，县东1匕八里，即为今淘金坑、黄花岗、永福村一带。这一片地区，都没有比较高大的山岗。考古工作者在华侨新村、淘金坑、黄花岗一带，发现了一大批南越国墓葬，但都是臣民墓。这附近今天已成为羊城闹市，二三十层高楼不少，是广州高层建筑最集中的地方，建筑基础一般都挖得很深，却未见有赵佗陵墓的影踪。
五、广州附近，还有比较高大的山岗，即西得胜岗、花果山、飞鹅岭，也即今广州电视台、广州市科技中心、广州大学一带。这几个岗都是风化花岗岩山石，近几年来，这里大规模动土，几个山岗都被推削了几米至十几米。基建期间，考古工作者都前往调查发掘。在广州大学，考古人员配合推土工程于19$7年8月、1989年3月发现和发掘了数座西汉墓葬和晋墓，但没有发现西汉前期的大墓。广州科技中心基建工地，近年来推土已达十余来深，1985年3月25日在工地发现一座西汉前期木撑墓，墓室呈“凸”字形，长9.6米、宽5,}米，出土有近百件铜器、陶器等文物，但多保存不好，此墓规模圈较大，不少铜器有雏金，表明墓主生前有一定身份，可能是南越国中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1988年5月，在其西面的另一工地上发现一座西汉前期墓，出土一枚“向责”玉印，应是墓主的私章。在今广州电视台基建工地，已推土将小山岗削去近二十米，只在1988年12月在岗顶三四米深处发掘了一座东汉砖室墓。这几座山岗比较高大，可以隐藏比较大型的古墓，但近年来基建挖土都很深，考古人员却未能在此找到南越王陵的线索。
六、至于“马鞍岗”、“天井岗”、“悟性寺”等说，由于这几个地方都隶属越秀山，因此可一并视为“越秀山之说”。经查阅地方史料，结合地理环境和象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及汉代陵墓昭穆制度分析，认为赵佗陵墓应在越秀山上。
越秀山是广州的主山，属白云山余脉，其东西绵延约}.5公里。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所载:“越秀山在省会城北，为省会主山，由白云山透逸而西，跨郡而耸起，东西延囊三里余，俯视三城，下临万井，为南武之镇山，··…中峰之正脉落于越王故官，上有越台故址。”越秀山属于低山，其主峰越井岗海拔仅74.8米，周围还有木壳岗、长腰岗、上山岗、蟠龙岗、鲤鱼岗、象岗和圆炮台等等。
越秀山是广州最早的风景名胜地，据地方史志载，南越王赵佗当年就在此山大宴群臣，并和汉朝派来的使者陆贾同游此山，山上还有越王台旧址，因此越秀山也称为越王山。在隶属于越秀山的象岗，发现赵胡陵墓，表明越秀山不仅是赵氏王朝佳口游宴之地，也是南越国王陵所在地。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为寻找赵佗墓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考古发现南越国墓葬看，有如下特点:墓葬多分布在西北郊和东j匕郊，大墓、中小墓分岗埋葬。中小墓数十座围在一岗成一个墓群，大墓则独占一个山岗。从总体来看，南越国墓葬反映出“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制度。第二代南越王墓独占了象岗，看来，赵佗的陵墓也会独占一个山岗。按合族而葬制度推测，赵佗陵墓不会离第二代王太远，而离象岗较近的山岗，比较高大能藏下王者之墓者，除上面提到的飞鹅岭、西得胜岗和花果山外，剩下的就是越秀山了。
从氏族宗法制度来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符合制度的。据西安发现的汉代帝陵分布情况分析，以父为昭、子为穆的昭穆制度在汉代前期依然存在。《周礼·春官·家人》记载:“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若以汉高祖长陵为祖位，高祖太子惠帝的安陵正是在长陵之右居于穆位。赵佗本是汉人，南越国又有不少中原人相辅，对中原的昭穆制度当然了解。从理论上说，南越国以赵佗的陵墓为祖位，居中，第二代南越王为穆位，居右。从考古发现看，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墓在象岗，位于越秀山之右，刚好是穆位。因此，推测赵佗墓在越秀山，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对越秀山各岗的调查分析推测来看，赵佗陵墓很可能就在越秀山的主峰越井岗—即今中山纪念碑附近的岗腹深处。
越秀山地理环境优越，滔滔珠江从前面流过，都城番禺就在脚下，从越秀山可眺望附近的碧波，又可看到吁陌纵横的田园。清初陈恭尹《九日登镇海楼》诗云:“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越秀山的特点。能以此山为枕，确实具有王者之风，与赵佗地位相符。
另外，越秀山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据晋代裴渊《广州记》，“秦时占气者曰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此岗即隶属越秀山的马鞍岗。到了明朝，也有术士认为越秀山有王者之气，故在山卜建“镇海楼”，含有雄镇海疆之意，又有镇王者气之意。南越王赵佗生前喜欢此山，在山上建越王台，作游乐玩赏之地;死后作为秘密的永久寝宫，也是顺理成章的。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赵佗的陵墓虽然是他生前选定的，但丧葬仪式却是接班人即象岗墓主赵胡主持的。赵佗的殡葬是轰动南越国的大事，赵胡竟然能掩过众人的耳目，制造不少假象，使人坠人迷雾，不知陵墓所在。赵佗陵墓能长期保存不留痕迹，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确实费了不少心机。
象岗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墓的发现，为后人寻找赵佗陵墓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依据地方史志和广州考古新发现材料分析，南越王赵佗的陵墓应在象岗东面的越秀山上，具体的位置就在越秀山“中山碑”之下。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真正找到这最后的秘境，揭开赵佗陵墓之谜，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新发现。
1999年夏完稿于北京十三陵北新村2000年7月二稿于北京定慧寺
跋:一部走出象牙塔的成功之作
麦英豪
岳南先生的新作《岭南震撼》在付印前托友人将书稿转给我，并嘱在他新作的卷末添几句话。这使我犯难了，写什么好呢?一时思绪万千，因为我与南越王墓有不解之缘，说来话长了，惟有长话短说吧。
回想起来，我自1953年初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开始踏入文物考古之门。打从那时起，我就梦想自己有幸能碰上发掘南越王墓的机会，由此而“朝思暮想”足有30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1983年峰回路转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在广州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象岗一个建筑工地，南越王墓被发现了!自从这座王陵发现之后，我们参与勘探、发掘、整理考古资料、修复出土文物、编写发掘报告与专题论著，又忙于筹划古墓原地保护、就地兴建古墓遗址博物馆、筹组在国内和出境的出土文物珍品展览等一连串工作。转眼又过了十多个年头，说起来又是“得来实在费工夫”哩。在这十余年中，有些日子确实是为了它而废寝忘食，但虽苦而无怨，累而不怠，何也?我们认为:值得。虽然，已发现的还不是南越开国之君赵佗的墓，而是二主的墓，但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岳南先生以《岭南震撼》作为他新作的书名，我觉得南越王墓发现后，不仅令岭南震撼，而且震惊中外，因为它的文物价值实在太重要了。正如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先生说的，南越王墓有三个至为难得:一是从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所见，凡属大型的墓几乎都被盗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盗扰，保存完好，实在难得;其次，发现时墓内未遭任何扰乱破坏，这对科学研究有特别重要的价值;还有，这座石室墓是岭南发现规模最大、随葬遗物最丰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汉大墓，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均为主人入传，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确。试看，建国50年来在各地发现的大量汉墓中，有几座墓的主人在<史记》、《汉书》中有传可查的呢?
另一方面，南越王墓发掘后已出版有《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专刊》，台湾光复书局出版了《中国文物考古之美—岭南西汉的宝库》的专著。出土的文物珍品又先后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历史博物馆以及境外的日本、德国等多个地方举办专题展览，都有精美的图录刊行。在围绕墓主人身份的考证等问题上引发学术争鸣的文章连篇累赎，虽未刻意经营，却已构成了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的系列。这样的学术效应，在岭南的考古发现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近日，还接到一个信息: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第20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南越王墓博物馆被大会属下组织评定为2O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秦代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被誉为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这三个重要的秦汉文物史迹已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
《岭南震撼》又为南越王墓学术研究系列增添一本别开生面的新作。我以为这本书有如下几点是值得称道的;
一是具有可读性。本书以发掘报告为蓝本，结合作者大量调查、采访中得来的与发掘相关的人和事等素材，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将发掘的全程分层铺开，在关键的地方切入秦汉期间的历史背景、南越国事件与南越的历史人物等。在叙说古墓各部分的发掘过程中既见现场，又见人、见物、见史，情节生动。即使不搞考古的人也能读懂，并读出兴味来。
二是史物结合。全书按发掘的先后分章，各章紧扣“史物结合，以物带史”的原则。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所以它可以不必依循考古发掘报告专刊对遗址与遗物要客观、要全面的规范要求，又可以根据情节的需要对遗迹遗物等自由取舍。作者刻意把相关的考古学知识与历史的基本事实巧妙地结合起来，穿插到各章节之中，夹叙夹议，娓娓而谈，这就摆脱了发掘报告或专题研究难以避免的冗长与涩味;同时，又有别于一般以精美文物图片为主体的各种图录与图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