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发展的解释
放权与稳定
中央
中央之下
未来
重大的国内挑战
重大的跨国挑战
可能的前景
结论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正文 出版中译本的现实意义
2010-1-22 22：16：23 本章字数：232
出版中译本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侃如博士所代表的第三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看法（第一代以费正清为代表，第二代以鲍大可[A. Doak Barnett]为代表。第一、二代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大都已经谢世）。目前这一代人活跃在美国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方法较为科学，中文较好，他们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相当影响。了解他们对中国看法，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会为我们对美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正文 名家点评
2010-1-22 22：16：25 本章字数：519
李侃如博士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学识最渊博的美国学者。本书凝聚了他对中国政治近40年的研究和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专家三年的经历。它公正、客观而且全面，是美国使用最广泛的介绍中国政治的教科书。它的最新修订版着重增补了国际贸易和政治的新近变化，以及中国的变革。
--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
正如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持续增强那样，李侃如博士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及所面临问题的深刻和真实的分析，对于理解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中国将会产生的影响，也显示出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我相信，通过将这本在美国使用最为广泛的论述当代中国的教科书呈献给中国读者，李侃如博士《治理中国》一书的中文版将对中美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贡献。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我感到异常欣喜。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李侃如博士的《治理中国》一书基于最新资料，对中国的决策机制、中国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以及这种制度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提供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
正文 序（1）
2010-1-22 22：16：26 本章字数：927
序
一周之前，在华盛顿到北京直飞航班的候机室里，我同李侃如教授不期而遇。登机后，发现又恰巧彼此相邻而坐。十几个小时里，除了休息以外，说了不少话，基本上没有脱离“今日中国”这个话题。一如我们两人以往的语言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他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临别，李侃如教授非常礼貌地再度提醒我，《治理中国》一书中文版的一切工作都已就绪，唯独缺我答应给他写的序言。
其实，要讲学术，我没有给本书作序的资格。虽然我一生一世在中国生活，而且在海外如果有讲学的机会，主题也是中国政治与外交，但绝不能说自己全面了解中国。本书内容之丰富，超过了我的学术视野。为了作序，我又通读了一遍《治理中国》，不仅发现了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细节，还想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常常说要“从国情出发”，但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情，研究自己的国家，也因为“身在此山中”等多重原因，而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要把“中国政治”这样一个高度复杂、高度敏感的议题浓缩到一本三十多万字的学术著作里，既力求客观公允，又不失独立见解，非一般功力可逮。从了解自己的国情、国史、国策的角度出发，读这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这是我管窥所及，极力向国内读者推荐本书的最大理由。
当然，如果深究细节，任何一个中国读者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不能认可的事实或观点。例如，研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可能认为本书第一章中对儒学的概括过于简单，褒扬不足；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可能会发现书中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的许多描述同自己的理解有出入；对妇女问题有所关注的读者，可能会对第十章中关于当今中国妇女地位问题的观点提出异议。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更有其价值和可读性。
本书观察中国政治的广阔视角，是国内外许多相关著作难以企及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厚今薄古地纵向描述了中国政治史；第六章和第七章论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过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对外关系等角度刻画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和发展前景。这种章节间纵横交错、章节内丝丝入扣的写法，符合《文心雕龙》所称的“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正文 序（2）
2010-1-22 22：16：29 本章字数：934
本书看似简单的章节安排和深入浅出的内容陈述，其实是以深厚的政治学功底为基础的。李侃如没有花费宝贵的篇幅去表述写作本书的方法论，而是把严谨的方法和学风融化到全书结构以至每一个注释之中。他也没有刻意将中国比照于西方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比较政治学的方法随处可见。本书原版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所以要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有时不能不借用奥斯曼帝国、苏联、印度、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事例来作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同他国相比才能突出“中国特色”。从学术上研究中国政治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都需要运用比较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找出各国政治的共性和个性。本书对于我们理解怎样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国别政治，如何从学术角度观察政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治理中国》中的“治理”（govern及其名词形式governance）一词在现代政治学上的含义，值得深究。Govern的本意是统治、支配、统辖，所以其名词形式之一是government，即政府。但是在现代法治社会，执政党与政府以外的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参政议政、公民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居民自治与互助、公民依宪监督、依照民意与听证会立法、司法部门监督行政等等，都超出了政府管治的范围，因而有了比government的内涵更为宽泛的governance的概念，用以包含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本书第十章专门论述了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且作为本书的中心议题和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或可换一种解释：本书标题的“治理”是“治”（ruling）和“理”(managing)的结合，其行为主体不仅是架构于社会之上的政府，也包括社会本身。对于习惯于把“政治”看成“政府事务”的中国读者来说，了解这点至关重要。
“治理”与“政府”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在论述环境的第九章中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用接近本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去描绘中国环境质量的下降，以及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治理环境的艰苦努力，足见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第九章也是给我最深印象、最大感触的一章。环境恶化，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之路上最大的羁绊。环境政治，也因而越来越成为“大政治”。
正文 序（3）
2010-1-22 22：16：30 本章字数：72
窥一斑而知全豹，透过本书可以看到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学术史、水平和深度。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正文 序（4）
2010-1-22 22：16：32 本章字数：932
李侃如教授和与他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后成名成家的。同其学术前辈相比，他们有更好的条件和更多的机会提供政策建议，以至直接参与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卡特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经与李侃如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政治系长期共事，合作著书立说（本书多处引用他们两人的合著）。不幸的是，奥克森伯格在2001年英年早逝，令人痛惜。在克林顿时期，李侃如和另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都从大学教授的岗位上直接进入政府，分别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部资深主任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直接处理对华关系。直至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府内外出谋划策。李侃如教授去年从密歇根大学退休，到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中国中心主任，在政策咨询的舞台上更加活跃。
一代代学者专家对中国的理解、视角、观点以及不同学派，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潜移默化，形成了既有大共识、又有小分歧的思想背景。《治理中国》这本书虽然不直接谈及美国对华政策，但从其对中国政治的基本判断特别是第十一章对中国未来所做的预测中，可以推衍出作者本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务实思路。我们从书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对中国面临的内外挑战的深思与担忧，而不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形成的威胁。
回到序言开头提到的我同李侃如教授在飞机上的促膝长谈。他说，今日中国最令他感到担忧的，一是社会价值观的缺失，二是水资源日益缺乏。接着，他详细介绍了南水北调工程遇到的困难，以及在这一重大项目中各方利益的碰撞。我一边惊愕于他对事实的占有（特别是同我们这些所谓美国问题专家对美国的了解相比），一边在想这同美国利益有何关联？我们研究美国是为了中国，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却不完全是为了美国。这一强烈反差，既反映了中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反映了文化背景与精神境界的差异。想到这里，本书给我的厚重感，已经大大超越了其内容本身。
王缉思
2009年立冬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正文 中文版序言
2010-1-22 22：16：34 本章字数：891
中文版序言
我开始研究中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那时，我对了解所有的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很感兴趣。我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苏联，然而，一旦开始研究中国，我便对这个国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此后我的研究一直集中于中国。
因此，当中国从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十年向1978年之后改革的各个阶段转变时，我能够努力地去理解它。当中国从20世纪的革命社会转变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时，我满怀痴迷和崇敬地在观察它。
对中国变革的长期研究使我深感了解历史的重要。社会和政府不会周期性地自我更新。相反，无论其优先事项、目标和政策的变化有多大，它们仍然要受先前制度遗产的影响，包括管理、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遗产。这些遗产影响着新措施的出台，也塑造着他们将面临的挑战。
《治理中国》一书是我为美国人写的，我很荣幸本书如今已在美国很多大学和其他地方作为介绍中国的核心教材使用。因此，本书是以美国人的分析框架来组织的，为的是向美国读者阐述那些塑造了中国近代历史，并将在中国寻求成为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影响其应对所面临的挑战的各种力量。
在美国，我们发现阅读外国人对我们社会的分析非常有价值。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外国人的眼光常常审视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事务--我们所做的假定和我们无意中采用的思维方式，只有那些身处我们社会之外的人以他们的眼光来观察才看得更清楚。19世纪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关于美国的作品在美国非常著名，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思考。
因此，我尤感荣幸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中文版，呈现给中国读者。我并不佯装深刻地洞察了中国的复杂现实，可以肯定中国读者会发现书中的各种错误。但本书通过一位美国教授的观察，提供了对中国的一种视角宽广的分析，而且我希望中国读者会发现其中某些分析方法有益，某些观察结果有用。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中国的学生，我最大的愿望是通过本书分享我对什么是重要问题的看法，为增进相互了解做出一些贡献。
2009年12月
正文 前言（1）
2010-1-22 22：16：36 本章字数：1057
前言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95年初，但完稿于1993年12月。此后的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如此深远的发展，本书第二版远不仅是在保留原书大纲和研究方法的同时，更新年代表和数据。基于对2003年中国的观察，本书第二版提出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要求对每一章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和至少是每章的一些修改。本版书还附有1993年以来公开出版的一些相关的第二手资料。
同1993年相比，2003年的中国是一个更具活力、更富裕和更加开放的社会。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拥有了发达的、具有世界最广泛的无线网络之一的电信系统。电脑和互联网在主要城市已经广泛使用。消费者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东部沿海城市如今以拥有欣赏西方人舒适的设备和品味的中产阶级而自豪， 私人拥有住房和汽车势头正猛。在总体经济方面，在国有企业流失工作机会的同时，私有企业已经成为新的就业的主要产生器。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迅速增长，在这里，这个国家被视为正在迅速成为未来世界制造业中心。并且，中国目前是每个主要多边组织的成员，包括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十年见证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地区的巨大的人口迁徙。如今这次巨大的人口迁徙正加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众迁徙运动。其结果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正在遭到破坏，这给许多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以承受目前的这些活动。
这些方面的变化、人口运动和环境发展，对中国政治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的制度和规章安排已无法满足巨大的人口要求。其他一些基本的方面，如国家对获取信息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也已改变。 本书第二版详细叙述了这些新的挑战和政治制度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
如本书第一版所言，这个国家的未来存在着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对中国强大与稳定的期望，一再受到政治制度的困扰。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每十年都会遭遇后果巨大的政治巨变：1912年绵延几千年的帝制的终结；1910年代末的“五四”运动；20年代国共合作乃至后来的北伐；30年代末日本对中国的占领；40年代末国民党的溃败和共产党的胜利；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70年代末进行的后毛泽东时代影响深远的改革；80年代末的“六四”政治风波。90年代被证明是这个世纪中国政治最稳定和经济繁荣的10年，但是正如本书修订版所阐释的，认为中国已经抵达通向成功的完全安全通道，还为时尚早。
正文 前言（2）
2010-1-22 22：16：40 本章字数：1013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周期性政治动荡折射出中国政治的固有缺陷。最突出的有两点。中国领导人善于组织复杂的政府官僚机构，却未能缜密地制定出政治程序与制度，以避免权力斗争扰乱整个体制。2002-2003年中国首次适时、和平的领导人交替，显示出精英迈向更大程度地接受行为规范的渐进的进步，但这个制度还远未稳定和充分制度化。
此外，中国公众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去发展正常的政治参与渠道。几千年来，国家基于这样的前提运转，即国家规定政治活动的条件。国家可以把对这些活动的管理，有条件地委托给如行业协会等国家认可的机构管理，只要这些机构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自帝国时代至今，中国政府管理机构经常以无情的手段，管制那些寻求逃离这种政治束缚的团体或组织。
尽管近年来民间和专业协会日渐成熟，追求个人理想的自由度更大，中国民众仍然不曾在稳定和自治的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有意义的、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政府当局总是动员群众为政府确立的目标去努力，并在其过程中参加对国家领袖的顶礼膜拜。但旨在影响政策或国家人事调整的真正自治政治的努力，则完全限定在如秘密会社等非法地下组织，或通过示威和街头暴力等形式爆发的零星的民众抗议。这种抗议重复地发生，致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在社会平静的表面下总是潜伏着某些不稳定，甚至混乱。
而这些混乱常发生在政治制度给予民众这样的创议“空间”的时候。中国公民没有被赋予日复一日的机会，去发展组织自治团体或协会的技能，以作为政治参与的渠道。因此，民众的政治参与只是零星的和不稳定的，无法演变成在制度内缓解紧张和减少冲突的传统方法。发展出必要的心态和技能，以使后一种形式的参与运转良好，尚需时日。
这些在政治制度中高层和底层的缺陷，预示着中国未来的稳定并不乐观。但是，所有长期观察中国这个非凡国家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用于这句老话了：“变得越多，留存越多。”几乎所有初次访问中国的人，都会为他们所见所闻的变化速度而惊讶。但是，在国家的组织、对政治领导人性质的基本看法、国家在经济中的性质，以及许多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层理念方面，过去仍然对现在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了解由于这些巨变中国什么变了，还要了解什么没有改变。尽管政治辞藻也许充斥在喧哗与动荡的年代，但经过几个世纪缓慢演变而来的观念和方式无法在一夜间丢弃。
正文 前言（3）
2010-1-22 22：16：42 本章字数：926
因而今日之中国，既是传统深远的帝制过去的，也是20世纪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它传承着那些至今影响着基本理念和实践的强大的遗产。它的政策在人类历史最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形成，其结构是帝国时代的遗产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国范围广泛地效法苏联的反映。从这个国家致力于完全融入国际经济制度和寻求应对社会与政治后果来看，2002-2003年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再次给中国带来了巨变的可能。古往今来的遗产和制度将以各种各样的、相互冲突的方式塑造中国的未来。
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了解中国就更具挑战性。例如，中国既是都市的，又是乡村的，既是工业化北半球，又是非工业化南半球的一员。在国家的一些地方已经现代都市化，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欠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
在理解中国时存在着的诸多障碍，使人很容易试图用一些相对简单的印象来看中国。例如，在过去50年中，美国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想象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极权社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一个乌托邦革命的社会。我们有时对中美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添油加醋，指出一些共有的特点和热望，让我们对彼此间的友谊有一种特殊感情。有时，我们把中国视为“另类”--东方的、奇怪的、缺乏定义美国人性格的个人主义。当1971-1972年美国与中国恢复政治关系的时候，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一夜之间从“蓝蚂蚁军团”“蓝色”是那时大多数中国人衣着的颜色。转变成“8亿勤奋工作的人”。而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骤然从正面转为负面，这是有史以来民意测验所记载的在短短几个月中的最大一次转变。
公众看法的脆弱性，折射出我们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时变化迅疾的眼前发展，却忽视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力量。本书全面阐释这些深层的历史、制度和文化力量，细致挖掘它们的动力与意蕴，然后通过这一努力所获得的认知，分析当前的问题与挑战。久远的历史在本书中，不仅是简单的描述，而且被用来认识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正文 前言（4）
2010-1-22 22：16：44 本章字数：966
本书由四部分组成，它们塑造了20世纪的中国：
* 帝国遗产及其终结（第一、二章）
* 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发展道路的影响，包括夺取政权的斗争、精英政治冲突和过去的政策（第二至五章）
* 1949年后中国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运转机制（第六至七章）
*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和政府得以用来应对这些问题的政治资源。这些挑战包括保持经济发展，处理环境问题，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第八至十章）
结论部分（第十一章）在分析中国国内制度和国际姿态的改变前景时，不仅讨论了国内的发展，也谈及中国周边的问题。
本书写给学生和一般读者。我尽量避免使用术语，并尽可能充分提供背景材料，以使读者评判书中的观点。各章都对“政治”一词采取广义的处理，以适用于所有对中国经济、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人。本书还得益于我对中国本身的体验和讲授中国课程的心得。本书草稿曾经用于四门课程的教学，目前的版本反映了我的学生的意见。
在近30年我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经历中，我采访过制度中各种层级的人：政治局委员、最高层领导的顾问、部长、局领导、省级领导、县级官员、市级干部、城市中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农民，等等。我所接触到的这些人，涵盖了政治光谱中的所有方面，从改革领导者到一些著名的保守人士。虽然他们的身份和资料来源在此不便谈及，但他们的观点则在书中呈现。
在对中国100多次的访问中，我几乎在中国每个重要的地方做过研究，包括台湾和香港。我有幸与中国各行各业的一些人发展了深厚的个人联系。这些友谊在过去30年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而且给我提供了机会，去了解睿智的中国人应对许多书中所提到的挑战的长期观点。旅行也使我直接感受毛泽东以后中国每一年气氛的变化。1979年初，我在民主墙与持不同政见者交谈，感受到了人头攒动的兴奋。我还亲眼目睹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自从“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中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本书旨在把对中国管理制度中变与不变之动力的理解，呈现给读者。
本书的注释，主要给读者提供与正文讨论主题有关的第二手英文资料。本书只有在必须要说明的部分只有中文材料可以引用时，才引用中文材料。
正文 致谢
2010-1-22 22：16：45 本章字数：348
致谢
多年以来，我有幸多次与中国人谈论中国，这增进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受，增添了研究它的乐趣，并以极其重要的方式影响了我对它的判断。我对他们所欠甚多。在过去30年里，我的同事和学生极大地加深了我对中国的理解，并且促使我知道如何最好地讲授中国。我衷心感谢这些经历和他们给予我的快乐。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拨冗阅读本书部分草稿，并提出宝贵意见和更正的人。他们是：哈佛大学威廉·柯比教授、北卡罗来纳大学史蒂文·莱文教授、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以及一位匿名审稿人，他们仔细阅读了整部著作。他们内容丰富的评论和见解极大地影响了本书第一版。密歇根大学费维恺教授、特拉华大学阿比盖尔·杰希尔教授、国际经济研究院罗迪教授、密歇根大学李青关（音译，Ching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
2010-1-22 22：16：47 本章字数：792
中华帝国的遗产
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本书中的“国家”（state）泛指所有政府组织和它们直接控制的机构。当“国家”一词用在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年代时，它包含共产党、政府、军队和政府拥有的社会组织，如国有企业；或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组织，如国家资助的“群众组织”，包括工会和妇联。当仅指政府或共产党时，本书使用“政府”和“党”来表述，而不用“国家”。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可以用人的意志来改造中国社会。它一再地以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掀起民众的狂热，与此同时，又以这个农业国家稀少的资源大力推动快速的工业发展。直到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影似乎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对政治决定的严格执行，被意识形态狂热所驱使的顺从民众，藐视世界其他地方。
不论是这种形象，还是表象下更复杂的现实，都折射出中华帝国--一个开始于两千多年前、逐渐演变进入20世纪初的统治制度--的历史烙印。例如，帝国传统养育出这样的观念，即国家制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信念上，在顶端要有强势的个人领导，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性政府官僚机构。由于政府要为全社会建立道德框架，所以政府的影响应当无所不在的现代中国的观念，也是帝国时代的产物。
此外，帝制所传承的矛盾和弱点也困扰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例如，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统治者和政府行政官僚机构之间的紧张。皇帝的私人随从经常与官僚发生冲突。全国性的税务机构并没有进入到地方。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征税，当税款经由国家官僚机构逐级上缴时，每个层级的政府（县、州府、道、省）都会克扣若干。中央政府的税收基础因此受到严重侵蚀。在乡村一级有被称为“乡绅”的重要地方领袖，他们既对国家，也对他们的乡亲忠诚。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是上述种种及其他潜在的帝国时代的问题，都可见于毛泽东时期。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2）
2010-1-22 22：16：48 本章字数：745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小平开始对毛的体制进行改革。可是，邓自身在许多方面也受到复杂的帝国遗产的影响。他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处理了一些问题，如建立全国性税收机构的需要。但在其他方面，如确保地方官员的忠诚方面，邓发动的改革凸显了持续存在的困难，而未能提供解决方案。
中华帝国实行君主制统治和家长制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主导下，社会被赋予了一种非常独特的风格和氛围，但在多层依赖关系、地位的来源和行为模式等很多细节方面，其实可以在近代的西方君主制社会中找到。例如，Wood在书（1991）的第一章中所描绘的17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态度和道德观念与同时期中国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国制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庞大的规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官僚结构及其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它还持续了格外长的时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就好像是罗马帝国一直演进并绵延进入到了20世纪。
这样的历史既塑造着、也困扰着中国。19世纪末以来，许多中国观察家将他们的国家不敌那些军事力量伴随着工业力量成长的外国的原因，归咎于传统思想。这些批评认为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文化才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例如，他们争辩说，传统体制不鼓励经济成长所需要的投资行为和技术变革。他们有一定的道理。早在汉朝（前206-220年），儒家学者即指出：“毋以示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引自Ebrey所摘录的《盐铁论》，见Ebrey，Debate on Salt and Iron， 1981，pp.24-25.这种态度虽然没有阻挡住蓬勃的商业活动在中国出现，但它的确维持了一种观念，即把经商视为低下的职业，不配享有权力并得到尊重。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3）
2010-1-22 22：16：50 本章字数：798
此外，在中华帝国的社会中，文明的优越地位侵蚀了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观念。中国人把他们的帝国称为“天下”。只是到了现代，“国家”一词才取而代之。Siu(1990).结果，只要外族人的行为与中国文明的准则相一致，就能取得成为统治者的合法性。例如，在满人征服中原并于1644年建立清王朝后，于次年就恢复举办以儒学经典为内容的传统科举考试。在帝国时代最后的一千年里，中华帝国几乎有一半时间被外族统治。
西方民族主义到18世纪以后才发展成为一种力量。西方民族主义者以他们的过去为傲，不少人建构出一种对久远过去的神话，并将自己植根于此。相反，自19世纪结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扭曲中国的历史，许多人曾试图以否定过去来建构爱国主义意识。因此在整个20世纪中，在作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所造成的紧张，一直困扰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关于种族，或对汉人、中国人、华人的各种不同的定义，是这种紧张的根源。Cf，Unger(1996)；Tu，1991.
中 华 帝 制
传统的中国曾有令人敬畏的政治成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府体制。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官僚机构始建于两千多年前秦朝（前221-前206年）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治时期（前221-前210年在位）。中国的统治制度在此后历经兴衰的历代王朝中演进，直到20世纪早期。
无需追溯中华帝制在近两千年中的演变。它改变了许多，但制度的基本特征却为理解当代中国的风格、能力和不满提供了极佳的视角。
中国的帝制绵延如此久远，部分原因在于它自信伟大。欧洲启蒙学者认为中国的制度是理想的，统治者凭借其学识渊博和美德被选拔出来。中国皇帝在这方面毋庸置疑。他们的心态可以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鼎盛时期的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所写的一封信中捕捉得到。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4）
2010-1-22 22：16：52 本章字数：762
这是一封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函，乔治三世试图得到中国同意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并发展贸易联系。1793年，英王派出以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首的特使团来到北京。马戛尔尼使团带来英国最好的产品以及熟练的工匠和科学家来感化清廷。乾隆皇帝给乔治的回信如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齐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尔友邦，共享太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下”条，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第一版，第184-185页。
乾隆皇帝有理由自鸣得意，他认定中华文明比其他文明更胜一筹。中国人坚信，即使那些军事力量达到优势地位的国家（如曾一度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将不可避免地采用他们的方式。这种自信在19世纪逐渐逝去，动摇了中国社会的根基。
总体而言，以人数相对较少的官员统治幅员广大的国家，帝制的确表现非凡（在末代王朝清朝的鼎盛时期，正式官僚机构约有2万名官员，辅以许多助手）。要了解这一制度的优势及其有着颇多问题的遗产，有5个方面需要做细致的探讨：意识形态、君主制度、官僚结构、社会和经济。通常，人们首先审视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然后考察国家领袖用以支撑其权力的政治思想。但是在中国，支撑治理结构的意识形态在清朝成了一切的根本，所以应当首先考察意识形态，并以此来解释制度的其他方面。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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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
孔子（前551-前479年）是一位游学哲学家，生活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他周游列国，告诫国君如何确保其统治疆域内的秩序和繁荣。由于他的建言是基于他对人性、宇宙观、礼仪规范和人际关系原则的基本理念，因此他的教诲被称为“哲学”。但是儒学后来也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如同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政治思想一样，它随着时间而不断演变，以适应其信奉者的政治需求的变化。作为政治思想，到帝国时代晚期时，儒学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极为保守的统治思想。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秩序，所着眼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的神话式的国家，并视之为理想社会（因此，它把任何“新”的和“进步”的事物视为没有价值的）。长期经验是价值的标准，古人的智慧是知识的最高形式。孔子鼓吹“君子畏圣人之言”。儒家官僚试图革除那些自古以来逐渐滋长的瑕疵，以使现在完美。
第二，儒学崇尚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尊卑次序。它认为公民在政治上不是、也不应是平等的。正如孔子的弟子孟子所概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首先要识字（这绝非易事，因为要掌握一种有4万个字的语言，而其中大约只有10%的字经常使用），而后精通儒学经典。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且只有少数人能取得成功。因此，统治集团一直规模很小，但要晋身其中，需要学习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正当化的学说。这个制度中唯一的民主成分是，谁要是掌握着这种意识形态，谁就可以进入统治精英阶层。儒学不承认统治基础来自世袭。但那些有精英背景的人有更多的渠道、资源和必要的支持，来达到成为政治精英的资格要求。Hymes(1966)曾试图通过对宋朝时期福州的详细研究，确定进入精英阶层的实际状况。他的研究显示，晋升精英阶层的现象不如一般所说的那么多。
孔子认为社会关系也应有尊卑秩序，而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理解每一种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相互责任。通常，地位低的一方--儿子、妻子、学生、臣民，必须表现忠诚和恭顺，而地位高的一方--父亲、丈夫、师长、国君，必须回报以同情和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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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儒学的核心是人们应当理解每一种关系所要求的正确“礼仪”，并遵而行之，因为这提供了一个和谐社会的关键。的确，虽然儒学信奉者想让每个人都理解其学说的基础，但他们也相当务实地承认，不管是否出自高深的学问，行止合礼都是更重要的。行止有礼，言行有度，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久而久之，会切实培养正确的思维。
孔子对合礼行为的强调，自然导致了对“礼”的重视，这是合礼行为的正式表现。用一位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的话说，就是中国人强调“体统”（即循规蹈矩）胜于“正统”（即思想成规）。Watson(1988).孔子认为合礼的行为本身，久而久之可以影响观念。此外，合礼行为表示一个人对主流官方意识形态的接受，而与之相联的社会理论又赋予宣扬和推行这一意识形态的政府以合法性。礼部是清朝的六部之一。
甚至在今天的中国，口头上“合乎礼”仍被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即使所有相关的人都知道人们的想法和嘴上说的没有什么关系。Link，1992.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中国领导者得到百姓表面上的支持和顺从，却难于了解其民众和下属的真实想法。
儒家学说对上下级关系的界定极大地压抑了年轻人的主动性，社会权力一般掌握在多为保守的年长者手中。学生听从师长，子女遵从父母，下级服从上级，所有人都要尊崇皇帝。作为天与地连接关键的皇帝，借着对他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是武则天（690-705年）。的臣民正当的统驭行为和施行正确的祭天礼仪，确保国家昌盛。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可以约束皇帝，但如下所述，多数在位者都认为其行为必须遵从儒家学说的根本。似乎皇帝在精通和实践儒家学说方面的美德能够确保国家的繁荣，皇帝也因此得以承天命而统治国家。
在帝国时代，中国人把对儒学的忠诚定义为文明社会的表征。那些离权力中心较远、对儒家规范较为不敬的人被认为不够开化。中国人试图把外国人纳入被西方称为“朝贡制”的交换物品和宣示效忠的礼仪制度中。Fairbank(1953)；Fairbank(1968).这种外交关系和外贸制度管理，在中国方面是由礼部负责的。在制度设计上，与邻国关系的交往要采取支撑中国官方政治宇宙观的礼仪。以叩首为例，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拜见皇帝时，都必须跪地叩首三次，总共要做到“三跪九叩”。在帝国时代的其他类似仪式中，形式对于维系制度的意识形态基础来说，变得与内容同等重要。Preyrefitte(1992)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礼仪的切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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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里如同在很多其他方面一样，表象下隐藏着一个更复杂的现实。在清朝，仅在汉人的中心地区完全采用儒学形式。在更广阔的区域，满人的统治很像奥斯曼帝国，其建构有些接近一个松散的邦联，在其中，帝国允许不同的政府形式存在，以顺应不同臣民的传统。清廷以复杂的方式干预地方政治，目的在于确保各方均衡。例如，他们在西藏的统治，指导挑选达赖喇嘛时，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当地的佛教传统。Rawski(1996)；Fletcher，Ch’ing Inner Asia；Fletcher，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非汉人的少数民族因而自认效忠于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中国人。Whiney(1970).另外有关清朝政府的资料，可参见Crossley(1997)；Elliott(2001)，以及Rawaski(1998)。它所留下的遗产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儒家政体的神话，它往往模糊了为保持一个疆域广阔、种族多样的帝国的生存所必需的灵活性这个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