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它的核心地带，儒学也不是影响中国传统政治的唯一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佛教［来自印度，在中国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时进入鼎盛］、道教和其他思想流派都曾给中国带来重大的影响。中华帝国时代的历史也同样充满了政治权术、军事阴谋、官僚堕落和社会动荡。这些现象，部分反映在另外一个被称为法家的重要政治和哲学流派的学说中。法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规范诱导民众的行为。法家理论基于人生而自私的假定。虽然在两千年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儒学是官方意识形态，但在实际做法上则大量采用法家的主张。秦始皇统治时期，彻底采用法家哲学。秦始皇是中华帝国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作为秦朝的开国皇帝，他凭借高明的军事征战和政治上的背信弃义而取得天下。此后，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国家，开启了中华帝制之源。
秦始皇的统治手法与儒学主张大相径庭。孔夫子认为人是可教的，因而国家应当重视教育，国君应以身作则。与此相反，秦始皇及其以严苛著称的宰相李斯采用法家的主张，认为人生而自私和粗野，只有在重赏和重罚之下，才会俯首听命。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8）
2010-1-22 22：16：58 本章字数：1044
秦始皇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一个人的影响可及于身后。他在位期间完成了中国北方防卫屏障--万里长城的主要部分。Waldron(1989).他下令建造了一支真人大小、数量近万的兵马俑大军，置于他在西安的墓地周围，以便在死后保护他。他的权力无边，行动无所束缚。他统治下的社会以酷刑和政治诡诈而著称。其用刑惨绝人寰，以至于受刑人但求施恩速死（如用阔刀斩首），唯恐慢死（如车裂）。Levi(1985)的小说提供了对秦始皇的经历和时代的离奇感。那时西方的刑罚也同样残酷。
秦始皇的帝国在他死后不到4年就崩溃了，但他重赏与重罚的观念--以极端残暴的手段实现国家的目标--成为中国治理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结果是，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既肯定道德和身教，又随时准备诉诸酷刑。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的制度将崇高的儒家理念与严酷的法家手法合而为一。例如，见Balazs(1964).中华帝国采用了同样以高尚辞藻和高压为特点的两面手法来对付外部威胁。Johnston(1996).
这种意识形态界定的道德主义与冷酷的高压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华帝制灭亡之后还长久地留存下来。
皇帝
由以皇帝为首的政治体制为社会提供道德指导，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基本信条。作为“天子”和“天下的统治者”，皇帝肩负维系社会“教化”、协调上天与人间社会关系的使命。“上天”不像西方宗教中具有人形人性的神祇，而是更近似于历史与命运的结合。
不过，儒学原则并不是完全支持皇权的。这些原则正视皇帝的核心作用，但却认为皇帝要对其行为负责，这些行为是要用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的。而号称最能把握意识形态的，是儒学官僚，而不是皇帝自身。
另一方面，儒家意识形态如此强调对家庭的责任，使这些官僚面对两难的困境。当谏言将导致株连九族之祸时，他们还会向皇帝直言相谏吗？当徇私可使家人受益时，他们应该向皇帝和职守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忠诚？
皇帝所统领的不只是用以治理国家的官僚机构，还有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宫廷本身的生活。一边是官僚（外朝），一边是牵涉皇帝私生活的人（内廷），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政治制度经久的乱源。参见Wright(1964)，Bartlett(1991)对“内廷”“外朝”有不同的定义。得以晋身于外朝的人，大多基于严格的儒学训练。而进入内廷的人，包括皇亲国戚或侍从，则基于血缘（如亲属）、魅力（如妃子）、阉割手术（如太监）。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9）
2010-1-22 22：17：00 本章字数：729
通常，每个朝代早期，当新的统治家族巩固其权力、抗衡忠诚度可疑的前朝遗臣时，都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内廷。中期则明显可见相对兴旺的外朝，管理着一个复杂而欣欣向荣的社会。晚期则内廷再度兴起。近亲结婚而生的皇帝孱弱，而紫禁城内放纵的生活进一步破坏了规矩。太监、妃子、宫廷内侍间的钩心斗角，致使许多王朝衰败。领导者的个人关系与政府正式机构间潜在的紧张，时至今日仍是中国管理体制中挥之不去的阴霾。
由于皇帝要协调天与地（由此而保证上天的庇护），因此中国人认为，皇帝个人不仅要对它直接控制的行为如政府的纪律负责，还要对他间接和无法控制的事务如洪涝灾害负责。后者被视为气数将尽和衰败的征兆。然而，即使皇帝无能，政治上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皇帝对于体制是如此重要（特别是在末代王朝），以至没有任何法定的力量可以限制皇权。
在学者型的官员中，有一个被称为“御史”的特殊群体，被任命来察举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理论上，这些外朝的官员应把包括皇帝在内的任何官员的失政，提请皇帝注意。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独立的基础以限制皇权和皇帝的行为，所以批评大多采用谏书的形式。御史们所希望的，只是皇帝能够明察自己的问题并致力于纠正，他们都肯定皇帝道德上的至高无上。这种形式的批评，在寻求改变皇帝行为的同时，也巩固了皇帝的地位。
无可救药的帝国行为有时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谷仓、堤坝失修，招致灾难。军队因腐败和怠惰而军力涣散，宫廷斗争掏空了掌权者革新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动荡多起于国家的周边地区，在那里，反叛组织挣脱相对虚弱的帝国控制。然后，动乱逐渐向中心地带扩散，有时他们也得到外国军事力量的支持。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0）
2010-1-22 22：17：02 本章字数：1041
一个皇帝被成功地推翻，表示其操守已使他丧失了“天命”。新皇帝登基与新王朝的开始，就被认为是合法的。如果挑战皇帝的行动失败，百姓就认为皇帝依然保有“天命”。由于所有失败的挑战者都被指责为违反了最基本的服从与文明的要求，因此他们要遭到可怕的惩处。
因此帝制传承的一个遗产，就是一人在上，不受任何正式的法令规章的约束。皇帝作为官方儒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化身的角色，巩固了其统治大权。这一制度充斥着皇帝与政府官僚机构、内廷与外朝，以及那些有心向走入歧途的皇帝直谏的人与听任皇帝为所欲为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制度无法解决其个人道德被认为会稳定整个制度的强势领导者，与寻求提升本身的权利与特权并确保稳定和繁荣的强势行政官僚机构之间的矛盾。对于清代的这一问题，论者有两种不同的观点。Bartlett(1991)认为，清朝的行政机构享有在皇帝控制之外的高度独立性；Kuhn(1990)则强调不受限制的皇权。当领导者变得极为古怪或任性的时候，这对矛盾便演化成危机。如何平衡核心政治领袖的权威与有效机制的需要两者间的关系，继续困扰着今天的中国。
官僚
发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历经几个世纪，呈现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点：界定清晰的职位，基于功绩的任命，明确的报酬结构，职能的专业化，高度发达的正式沟通体系，关于权力行使的适当路线的详细规章，定期的报告职责，正式的监察组织，等等。对于不同职位的着装与行为规范，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制度。Morse(1966)对正式制度及其弊端都有说明。
在理论上，官僚掌管着帝国事务，以确保符合儒家规范的和谐。例如，知县定期向民众公开讲授儒家道德。这种被称为“乡学”的作法在Hsiao(1960)中有论述。因此，这一制度依赖于一个强势的、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的官僚机构，来为一个文明的、和谐的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制度下，官员们或许未能履行其职责，但补救的办法是将他们撤职。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分散权力和限制政府对社会的“介入”，与传统中国政体的基本原则截然相反。
尽管在任何一个官僚制度中，现实与规章都有一些落差，但总体说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在其规模、效能和“现代型”方面都独具特色。中国官僚制度绝非多元，其基本理念是上下有序、中央集权和国家要为社会传播正确的道德框架。这个几百年之久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传统，是中国最非凡的成就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特别强大。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1）
2010-1-22 22：17：03 本章字数：1048
甚至今天中国具体的行政管理体制，也与其帝国祖制有着很多相同之处。清朝时期，管理机构由三个统治集团组成：文官集团、军事集团和都察院。北京的文官管理机构有六个部，它们分别掌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下设有四个层级的管理机构：县或市、州府、道、省（1899年有22个省）。不过，文官管理部门的总体规模一直不大。如前所述，在19世纪，任职于文官管理机构的官员约2万人，不到2003年官员人数的1%。由于清朝为外来的满族人统治，因此每个部的正副领导职位都由满人和汉人分别担任。关于政府管理机构，见Ch’u（1969）。
军队由满族部队组成的八旗构成，加上被称为“绿营”的汉族职业部队，他们是明朝留下来的警察部队。之所以被称为八旗，是因为每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旗帜，八旗制是在征服整个中国之前从满族的制度中衍生出来的。皇帝被视为军事首领。Naquin and Rawski(1987).
都察院将官吏分派到六部和各省的15个道。御史们详察各级行政，并将发现的问题呈报皇帝。当他们感到有必要规谏皇帝本人时，则要冒巨大的个人风险。
在帝国官僚层面，精通儒学经典对于公职资格的取得和体制内晋升至关重要。到后来的一些朝代中，官办的决定录用和晋升的科举考试完全以精通儒家思想为主。这些知识在实践中并不能告诉官员们如何防洪、征收与转送税赋，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任职后所必须承担的种种职责。但在一个相对以绩效为本的官僚制度中，把精通正统理论作为晋升的重要台阶在政治上是绝对有益的。
成熟的儒家体制要求有政治抱负的年轻人和那些已在位的官员，用大量的时间准备下一轮的科举考试。因此，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其整个生涯中将大量精力耗费在研读巩固政权的保守意识形态上，这使学者与官员合二为一，无法超然。
科举制度还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吏中创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即便是源于北京方言的中国官话，也让规模不大的官僚阶层和有心成为其中一员的人更添了一种凝聚力和优越感。此外，更多的有政治抱负的人大都在当地具有非正式的领袖地位，并有助于弥合官场与地方间的鸿沟。到19世纪早期，近110万人（当时总人口超过3亿）取得了最低级的官阶，由此而构成了乡绅阶级。Naquin and Rawski(1987).总体而言，在向精英与具有政治抱负的人灌输政权的保守价值观上，科举制度颇有成效。其遗产是一种观念，即认为向官员灌输意识形态既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必要的。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2）
2010-1-22 22：17：05 本章字数：935
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儒学所推崇的特点：上下有序，以家庭为重，恪守礼仪。绝大多数人靠土地为生，村落的规模和组织在全国不同地区亦有所不同。家族村落在中国南方比北方普遍，因此禁止村内通婚在南方也更为严格。大多情况下，宗族组织在村落经济及仪式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每个县只有一位正式的国家官僚机构成员（知县），所以制度的运作需借重居间的地方精英。这一至为重要的群体由那些接受过科举考试，但尚未被国家官僚机构任用的人组成。他们包括两类人：一是已通过科举考试、正在等待任用的人；二是已有官职，但正为父母守孝三年的人，按规定他们在守孝期间必须离职回乡。由于这群人通常与地方大地主过从甚密（官吏经常有办法获得土地，而拥有土地就取得了研习科举考试的资源），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关于乡绅，见Ch’u（1969），Chapter 10，与 Ho(1962)。
知县时常仰仗这些居间人士，就地方状况提供咨询以及协助维持秩序和管理经济。这些人会说官话并识字，他们和知县一样，接受过儒家政治思想的训练。总体上，他们被认为是国家精英，是百姓中一个重要的特权群体。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各自村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肩负着亲人和朋友强烈的社会期望。他们因而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是国家机构的非正式延伸；另一方面是使地方免受中央过分要求的地方保护者。
在一个土地私有的农业经济中，土地所有者构成社会阶层的主要基础。不过，研究清楚地表明，土地被视为一种商品，不能完整地世袭。中国没有长子继承父亲全部土地的长子继承制，父亲的去世反而会引发儿子们分割土地。这个制度带来了持续的社会流动，大量土地集中在个别家族手中，但至多不过二三代。Ho(1962).
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极受压抑。在后来的一些朝代中，缠足之风盛行。女孩到6岁时，母亲就会用布紧紧地缠住她的脚，脚趾弯曲到脚板下。此后，双足就一直被布紧裹着，致使骨折和脚骨弯曲，使得脚的总长不超过三寸。“三寸金莲”被视为有魅力，并且是身份的象征，只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整天在田间劳作的贫穷妇女，才有天足。缠足不仅非常痛苦，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体能活动。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3）
2010-1-22 22：17：07 本章字数：1149
多数女性身处深闺而不与外人接触。她们的责任因家庭的财富和地位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服从于丈夫或成年的儿子。她们的婚姻由父亲做主，通常在婚前不曾与丈夫谋面。有钱的男人可以娶多妻（或一妻多妾），但寡妇在丈夫死后却要守寡，即使丈夫死的时候她还很年轻。
妻子住在夫家，听命于婆婆，导致婆媳关系经常不和。由于女子总要离开家，男子却能给家里增添人口（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所以男孩极受偏爱，而溺杀女婴的现象则屡见不鲜。的确，女性地位如此低下，以至于父母经常不给她们起名字（她们只被叫作“二妞”或其他类似的名字）。祖父母不把女儿的孩子当作他们的孙辈。就像在许多父权社会里一样，女性自杀颇为普遍。Wolf在Wolf and Witke(1975)中的文章。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人寻求使受压迫的妇女投身革命。他们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性别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已大为改观。但正如本书第十章所指出的，性别平等依然与现实相距遥远。
传统社会最经久的遗产，是儒家价值体系所创造的社会责任模式。如前所述，儒家学说极为强调的是知晓每一层社会关系中恰当的行为举止，也就是相互的责任。中文本身即反映出了这方面的重视，中文里有特定词汇来形容姻亲的远近关系，如“远房表亲”。
儒学对于人性和社会的理解，与美国人的思维大相径庭。后者认为，由于人类共同具有人性，所以每个人对他人都负有社会责任。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人人都有灵魂，因而也有与生俱来的某些价值。尽管这一传统在理论上比在实践中更受推崇，但它对美国及近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儒家社会没有这种抽象的社会责任概念。它的责任非常具体，并由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确，个人从未独立地成为李女士或赵先生，他们永远是社会关系网（妻子、母亲、女儿、姐妹、丈夫、儿子、学生）中的一员。人们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相互交往，而一个人安身立命，在相当程度上要基于个人关系网的支持。Fried(1953).
这种社会责任的特性，有助于解释西方人在中国经常观察到的一个悖论：一个勉强糊口的贫穷人家，会接纳任何一个登门求助的远亲。这个亲戚可以住进他们窄小的陋室，与他们同吃，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找到一份合适的差事。而同是这个人家，却不理会每天沿街乞讨的饥饿的乞丐，不给他们一文钱。参见 Melby(1968)，一个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内战的回忆。同样的人何以在一种情况下表现热忱，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冷酷无情？这个家庭对远亲负有明确的社会责任，而对街头乞丐则没有任何责任，这种观念解释了这种矛盾的行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关紧要。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4）
2010-1-22 22：17：08 本章字数：1025
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仍然普遍，尽管儒家意识形态不再有影响力。一场交通事故会很快有人立足围观，但只有警察才对受害者提供帮助。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份访美指南忠告中国出访者，如果见到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切莫站在一旁嬉笑看热闹。指南上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期待你的同情，希望你伸出援手。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当西方人觉得有责任伸出援手的时候，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压力，他们避免被牵连进去，唯恐这些帮助会制造出一种与不了解的人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特定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同过去一样，会产生出非常强烈的忠诚和相互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的根本特质始终是中国公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为中国人更多地视自己为特定关系网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成员。
儒家关于社会责任的观念，不重视把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作为政治思想的目标。多元论者把社会看成不同群体竞争的舞台，而社会政策在他们的相互竞争中产生，这种社会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原则和实践截然相反。而儒学认为，高明的治理需通过正确的政策和适当的道德指引来维持和谐的关系。因此，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和谐，而不是竞争。此外，由于每个人在享有治理良好而祥和的社会成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个人与集体利益在理论上没有根本性冲突。西方用以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基本假设，在中国传统中完全不存在。Nathan(1985).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在帝国晚期并不缺乏多样性。国内商业繁荣，地方文化传统丰富多彩。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世界其他地方具有的都市生活。Rowe(1984)；Rowe(1989).而陕北黄土高原等地区则依然贫困和极其落后。详见Frank(1923)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旅途见闻。此外，清朝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地方社会和经济活动高涨的浪潮。详见 Naquin and Rawski(1987)。但直到清廷行将灭亡时，这些局部的活力也没有给政治制度本身带来重大变化。
经济
中国经济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国农民在精心适应当地生态条件以获得高产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能力。尽管如此，农业经济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明清两代（从14世纪至20世纪初）缺乏农业技术变革。在技术基本停滞的漫长岁月里，农业产量却有相当程度的增加，但这些增产主要靠深耕细作，采用传统方式，开垦良田，并引进如马铃薯等新型农作物。Elvin(1973).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5）
2010-1-22 22：17：10 本章字数：918
对于技术发展的总体停滞，有两种概括性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使人与土地的比例悬殊，以致没有充足的资源来进行技术实验。此外，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人们没有太大动机去寻找节省劳力的增产办法。另一种解释则指向农业上层人士所起的作用，他们攫取农村盈余（通过税赋、地租、高利贷、腐败等），而后将这些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改进生产方式。
正如历史解释中常有的情况一样，这两种看法间的差异一直无法解释。有证据显示，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在这一时期有所增加，但不同学者对相关数据持不同看法。对此持不同见解的两项重要研究，见Kang(1986)和 Perkins(1969)。同样，农村盈余看来被一小部分上层人士（约占人口的4%）成功攫取，但对于他们的行为和地区差异的解释，则极不精确。Little(1989)对此问题进行了回顾与评估。
学者们一致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经济高度商业化，相当一部分农户至少有一部分产品是为市场而生产。每隔几天便开市的广泛的地方“定期”集市贸易体系，形成了县城和较大城市中不断发展的高水平的销售中心。威廉·斯金纳的著作对此作了最为详尽的描述。Skinner(1964-1965)；Skinner(1977).
斯金纳的研究显示，中国到清代实际上形成了他称之为“大区”的九大地区经济体系，每个经济大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和外围地带。事实上，八个大区已完全形成，另一个大区--东北，则尚未发展成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第九大区完全形成。九大区由商业和政治纽带所联系，但它们的独特性甚于彼此间的关系。每个区有自己的经济和与之相伴的社会动力。Naquin and Rawski(1987)描述了清末时期每个大区的显著特点。斯金纳认为，其实不应该从标准的省和县的行政区划，而应从这些区域体系上来分析中国。对皇权而言，最重要的税收大区是长江下游地区，其次是华北地区。对学者来说，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可见的史料记载都是基于行政区划，而就大多数问题而言，若要根据大区来重新整理所有的资料，是非常困难的。Whitney(1970)提供了关于税收资源及合理划分中国区域方法的信息。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6）
2010-1-22 22：17：11 本章字数：1097
中华帝国晚期密集的商业活动，自然与一大群职业商人有关。尽管儒家意识形态重农轻商，但实际上商业是个人财富的主要来源。成功的商人经常用其部分钱财来求得尊敬和保障。他们可以采取如下几种方式：购置田地以成为在外地主；为其子女聘请私塾先生，以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而晋身官府；或在官府出售官职以筹资的时候直接购买官职。
商人寻求保障，是由于他们的权益难于抵挡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诸如政府应否维持盐铁专卖的这类争论，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在经济领域没有关于政府活动范围的明确界限；而在相对强势的政府时期，官僚机构的活动深入了经济领域。例如在清朝鼎盛时期，政府垄断了人参销售、与日本的铜（用以铸币）、盐、纺织品和华中官窑的瓷器贸易，关税局遍布帝国全境。Naquin and Rawski(1987).
此外，自古以来，在各大城市都有政府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干预城市的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确，斯金纳的研究显示，清政府悉心地在每个大区的核心城市设置了管理机构，可能是为了最有效地收税。但政治管理单位（如省、县等）的边界与大区的边界不完全一致。这种安排使商人在单位内的政治活动重心与其经济活动范围相交错，可能有助于防止他们的势力过大。Skinner 在一系列著述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其中最相关的见Skinner(1977)，pp.275-352.与欧洲的情况不同--那里的城市主要是在基于农村的封建制度之外成长起来，在中国，从未有过独立的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有效掌控之外发展的机会。Shue(1988)；Balazs(1964).
总之，就单位土地产量而不是单位劳动力产量而言，中华帝国的农村经济是有效的；存在着地区差异；比较商业化；并且技术停滞。一小部分上层人士攫取了大部分农业盈余，将其用于消费，而不是改进生产。尽管全国各地情况不同，但那些家境殷实的人大多宁愿成为在外地主，也不愿做一个寻求提高产量以使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性地主。国家自认为有权任意大规模地干预经济中的商业活动。
帝国的局限
尽管中华帝国灿烂辉煌，但同世界上其他帝国一样，与现代政治制度相比，它的功能却很有限。它宣传一种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理念，但事实上它的领导人显然更关心控制其行政机构，而不是扩大政府在经济及其他领域中的作用。Balazs(1964).例如，即使中国的版图和人口在帝国最后的600年间大幅增加，但当局保持了相对不变的县级单位数量（约1400-2400个），因此也就限制了他们所必须控制的正式机构规模。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7）
2010-1-22 22：17：13 本章字数：887
帝国政府的实际活动只局限在少数一些领域，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平乱（换句话说，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力）、维持国防、为支撑自身的税收、选择继位者、兴建公共工程。
中国最主要的公共工程是治水，水从西部高原东流入海。北方的主要河流黄河的淤塞非常严重。它经常泛滥，并带来被称作“河殇”的巨大灾难。在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省西部人口密集的成都平原的几乎所有农业用水依旧来自1000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在东南地区，水稻种植要求精心控制灌溉用水。水资源管理确实非常重要，因此有一派学者把帝制描述为主要是根据控制水资源的需要而建立的。魏特夫称中华帝国为“水利社会”Wittfogel(1957).。
即使一个有如此巨大能力的国家，由于缺乏一个寻求鼓励经济发展、应对社会变革、提供基本福利，以及用多种其他途径渗透并组织百姓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政府，也不免戏剧性地衰落。只要需求有限，中华帝国本可以非常成功。当工业革命的传播所带的新挑战要求进行新的税收标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教育方法的变革时，这种国家体制便不足以承担这一任务，其结果便是灭亡。但它却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留下了经久不衰的遗产。
帝 制 的 崩 溃
帝制正式结束于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6岁的清朝皇帝溥仪在一年前国民革命的压力下宣布退位。这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结束。由于历代王朝所经历的兴衰都有许多规律性，使学术上得以采用“朝代循环”的概念。Tong(1991).但只有清朝的衰落带来了真正的革命。这一前所未有的结局由两个因素共同造成：一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造成王朝衰落的传统因素如孱弱的皇帝继位、普遍的腐败、频仍的水灾和地方暴动一直存在并占了上风，结果导致了清廷的虚弱；二是工业化的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它使中国面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需求和由此导致的种种危机。
清朝的衰落
清朝在18世纪末达到鼎盛之后，开始缓慢地衰落。传统因素导致此次衰败愈演愈烈。繁荣造成了人口相对的快速增长，从1650年的约1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8）
2010-1-22 22：17：15 本章字数：1041
当腐败蔓延到各级政府时，自然灾害变得更为致命。年迈的乾隆皇帝的宠臣和 (1750-1799)自1776年到1796年当政，标志着这一转折点。乾隆指派和 负责税收、人事，并派他去镇压华中和华西的白莲教起义。和 及其党羽中饱私囊，而官僚机构如此腐败，以致直到乾隆过世及和 被解职后，起义才得以平息。当乾隆皇帝的继任者嘉庆皇帝赐和 自尽并没收其家产时，中国档案记载和 的家产包括6000万盎司的白银、7万件毛皮、4288件银器，以及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其他资产。Hummel(1967).本应用来加固堤坝、维修谷仓的银两，却流入了他人的私囊，其结果是国力耗竭。
在雄才大略的皇帝之后继位的是软弱无能的皇帝，其中一些被强势的亲戚所操纵。清朝前四位皇帝中有两位是伟大的皇帝，分别在位60年（康熙皇帝，1661-1722对于这个伟大人物迷人的自我描述，见Spence(1974)。；乾隆皇帝，1736-1796），而后四位皇帝中有三位的在位时间不超过14年（咸丰皇帝，1851-1861；同治皇帝，1861-1875；宣统皇帝，1908-1911）。此外，光绪皇帝(约1875-1908)表面上在位时间颇长（33年），实则不然。他3岁登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到1889年，此后到1897年前他始终处于慈禧的强力影响下，只有1898年短暂的几个月中他曾一展抱负，随后便遭软禁至1908年去世。
软弱无能的统治者、腐败的官员、人口的压力、匮乏的资源和其他一些传统的弊病导致社会动荡，开始是在边疆，而后在中国人口密集而积怨已久的地区。前面提到的白莲教起义自1774年到1804年活跃在华中和中国西部地区。19世纪中期四次大的起义--每次起义都有各自不同的动力--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基。它们是：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捻军起义（1853-1868）Perry(1980).，西南回教起义（1855-1873），西北回民起义（1862-1878）。Michael(1966-1971)；Chu(1966)；Jen(1973).
在这些起义中，只有太平天国运动与后来将清王朝的衰败转变为革命巨变的西方，对中国的冲击有着某些实际的联系。这个伟大起义的魅力非凡的领袖洪秀全是个落第秀才，读了一些新教宣传小册子后，自信是耶稣的兄弟。然而，即使是曾一度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华中和华东大部分地区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基本上是本土力量的产物。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19）
2010-1-22 22：17：16 本章字数：1022
这四次起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约1亿人丧生。为了剿灭起义，满人朝廷鼓励各省的汉人领袖发展本省团练。地方团练兴起的一个后果，是中国此后遭受了不完全忠于体制内中央军事建制的私人军队存在之苦。对此更广泛的论述，见 Kuhn(1970)。田赋是当时政府最大部分的税收，这四次起义曾一度夺取了清廷所控制的大部分土地，极大地削弱了清朝的财政基础。清廷意识形态的威望也遭受重挫，此后大规模的卖官鬻爵也无助于筹集重建资金。总体而言，平乱之后恢复国力的努力不足以应对这些困难。Wright(1966).
造成以往大多数朝代衰落的因素在上述事件中明显可见。内部腐败、政府机构纪律松弛、社会动乱四处蔓延、意识形态锐气消沉、皇亲国戚势力膨胀、软弱无能的皇帝继位、军人相对文官的地位上升，凡此种种，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挑战者迟早会聚集起充分的力量来推翻朝廷。而后可能经过几年或是几十年的内乱与空位时期，他们将建立自己的王朝。
在此背景下，到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挑战开始影响清朝，但直到19世纪结束前，它并没有成为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主要因素。从最初认识到这些烦人的问题（约19世纪30年代）到帝制几近崩溃(19世纪末90年代末)的这段时期里，一些政治和社会弊病开始发展，这些病症如此顽固，以致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感染着当代的中国。
西方的挑战
尽管早在19世纪前中国就与西方有过长达几世纪的断断续续的交往，但这种有限的接触没有对如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体现的中国自视为“中央王国”--文明世界的中心--的观念带来严重的挑战。那些到中国旅行的西方人反而被它的经济活力、文人和官员的雄辩，以及帝国的威力所折服。此外，在19世纪进程中发生了变化的地方仅限于中国部分地区。更大的改变则发生在西方本身--因而也发生在它对北京所造成的挑战性质上。
19世纪，西方列强认识到了15世纪以来交通运输革命和18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好处。这些发展提升了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投射力量的能力。通讯、交通、冶金等方面更为先进的技术，有效地缩短了全球各地的距离。新兴工业化国家试图征服遥远的帝国，来为其不断发展的工厂提供原料，销售其不断增长的生产工业的产品，吸收本国的过剩人口，并增添自己的优越感。Kennedy(1987)；Barraclough(1967).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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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以工业为基础的新兴力量使人们对国际秩序有了新的看法。“优越”的中国文化逐渐失去了光彩。英国及其他贸易国试图把中国拉入正在扩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而全然不接受儒家宇宙观这个中国官僚自我认知的核心。
对于日益增长的要求向西方贸易和产品开放市场的压力，中国做出了零散的回应。这些产品包括鸦片，主要由英国在孟加拉、印度种植，海运到中国以赚取利润，而后向中国购买茶叶、丝绸等其他产品以销往英国市场。1820年，中国共输入鸦片1万箱（每箱含133磅鸦片）。1838年增至4万箱，1860年更增至5万到6万箱。通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员察觉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于是做出自认为尚能应付的最低限度的回应，而后便遭遇到两种困难：一是他们的措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出现了新的问题；二是这些措施不足以应对最初的挑战。整个问题滚雪球似地从外围发展到核心，最终撼动了王朝及王朝体制自身。Teng and Fairbank(1963)详述了这种循环。
没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西方的挑战不同寻常。19世纪30年代，清廷试图查禁鸦片进口。但是在1839-1942年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成功地获得了新的贸易让步。事实上，即使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中所采取的让步模式，也大多可见于1835年与中亚的浩罕汗国达成的让步。见Fletcher，The Heyday of the Ch’ing Order。19世纪40-50年代，中国人试图把讨厌的西方人纳入他们对付其他“夷人”的制度中，即限制他们进入中国，要求他们遵循朝贡礼仪，在此前提下，他们以肯定基本的儒家世界观的方式做出必要的让步。对于这一问题的经典研究，包括Fairbank(1953)；Peng and Fairbank(1963)。与此同时，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还要集中精力清剿在这十年间爆发的国内四大起义。
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继续对中国施压，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允许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这导致了1856-1860年的军事冲突和中国屈辱的惨败。然而，西方列强认定，一个能有效地履行被列强从其身上榨取的特许权承诺的强势北京政府最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一些西方人组织了一支“常胜军”，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Smith(1978).西方人这种既强行勒索又支持北京政府的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
19世纪60年代，一些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的挑战可能带来的威胁。一方面，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以利用西方的习俗来保护中国；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尽可能地掌握西方军事技术，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Teng and Fairbank(1963).
正文 中华帝国的遗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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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求取西方技术的努力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例如，这个政策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到海外去接受外语培训，研习有关数学、物理、工程及其他科目。这种旅行和深入的培训影响了他们中很多人的观念，其程度远远超过单纯的武器制造。对此问题及至20世纪中期最权威的介绍，见Wang(1966)。此外，清朝的体制无法充分地回报这些人，他们因出国而失去了接受儒家经典集中训练的机会，而这(通过科举考试)才是在政治和社会上升迁的唯一合法途径。数十年后，情况变得日益明显：要掌握西方技术，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些核心成分必须变革。
于是，中国人认识到技术不能在真空中发展。科技的应用也改变了价值观，并采取了某些社会行为方式。对于那些希望吸收并运用西方科技的人来说，其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打开窗户时，免不了会有几只苍蝇随着新鲜空气飞进来。”窗户究竟应该开多大？这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中国一直存有争议的问题。
外国人试图在中国建立进入中国市场的基地，他们因而对清政府施压，以特许他们在大城市或其附近建立“租界”。这些租界成了外国在中国国内的前哨。后来，在有些情况下革命党人得以住进租界以躲避当局的缉捕时，它们又成了颠覆中国制度的因素。由于中国法律允许对犯人进行酷刑逼供，因此一些外国人也来此逃避中国的司法审判。它所导致的被称为“治外法权”的制度，允许外国法庭用外国法律来审理在中国犯法的外国人。Fairbank(1953)；Murphey(1970).
晚清试图抵抗外来压力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更严重的是，日本较为有效地应对了西方的挑战，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政府形式，巧妙地吸收了其中的长处，对其传统体制做出了发展工业所必要的全面调整。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在军力上已经超过了它的“老大哥”中国。Beasley(1972)；Beckmann(1962)；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1973)；Lockwood(1954).
日本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的决定性胜利，远比西方此前对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加震撼中国。这次战争表明，即使是小小的日本也已掌握了西方长技的秘诀，并足以羞辱中央王国。中国文人和官员将其满腔怨愤直指清朝统治者。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失败的根源深植于传统制度本身。革命政治精英开始在此时奋起，挑战清朝统治和整个制度。不论是革命者还是效忠清朝的人，都不顾一切地希望实现所有中国人共有的目标：使中国在西方和日益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时代富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