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个人及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对革命后的中国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因此把1949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这一时期视为毛泽东时代是恰如其分的。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作用实际上意味着他的个人理念深刻地塑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
到1949年胜利时，毛泽东的地位已无人能及或无可置疑。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在14年的时间里，从长征战略撤退的艰难处境走向打败日本人和国民党的胜利。一次又一次，他做出的总体战略决策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基本策略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在人类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革命的旋涡中，他成为最高智慧的源泉。1949年以后的年代中，他的判断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但即使是他手下最有权的部长也无法有效地反对这些判断。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一位外国学者把这个时期的决策称作赶潮流效应的典型例子。A.Goldstein(1991).即其他领导人总是试图体会出毛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意向，以便尽早跟上毛的步伐。
甚至毛的主要政治职务--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的共产党，在党的总书记（即首席行政官）之上设主席职位。在中国，主席的作用没有明确界定。他是确保党行驶在正确路线上的人，也是总体战略的决策者。就像帝制国家中的皇帝，这个职位的权力和责任不受任何法律和行政约束。除担任这一关键职务之外，毛还是军队的领袖（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的象征性领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直到1959年辞去这个政府职务）。
正文 毛泽东时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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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运用了他的权力来寻找一条快速工业发展的道路，但他的做法却造成了许多悲剧，并减少了他从中国民众中得到的投资回报。他效法苏联经验确立了中国体制，因为斯大林在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实现了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于是，他在中国先是发起了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后又发动了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狂热的、乌托邦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完全脱离了现实，并使上百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造成毛与现实如此脱节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权力深深地植根于被中国人广为接受的这个传统，即要靠一个英明领袖来取得成就，而不是靠监督施政、限制特权和任期。任何一场革命都可能推出权力不受限制并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早在1949年以前就依靠其可行性调查、广泛咨询、了解中共面临的现实前景并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获得了成功。具有讽刺和悲剧意味的是，在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27年里，他完全改变了上述做法。尽管他依然秉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念，事实上他却越来越骄傲自大，以致几乎全然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而采取行动。
在实践中，毛泽东采取了很多手段来确保他对中央决策的主导权。例如，在为期几周甚至有时几个月的被称为中共工作会议的中共重要年度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保留了在每次会议结束时做讨论总结的权利。关于中央工作会议，详见Chang(1970)；Lieberthal and Dickson(1989)。他的总结--有时与会议主题相去甚远--成了会议的正式结论。以同样的方式，他在1953年3月下达了一个指示，其大意是未经他本人事先阅批，任何以党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均无效。Mao(1977)
正文 毛泽东时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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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权力：1949-1976年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发展曲折起伏，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中蹒跚前行。简言之，它不是一种寻求培育稳定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普通政治体制。它是一种具有巨大能量和惊人的不稳定性的超常体制，其领导人决心实现高速工业发展，同时致力于根本性社会变革。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每5-10年就对其战略做出重大调整，这常常给中国民众造成了令人惊愕的影响。而每个战略都大量采取新战术来应对以前的战略所带来的问题。因而，每个战略都延缓了中国向发展稳定的政治进程和治理制度的迈进。本节简要地概述所采取的每个重大战略，采纳这些战略的考虑，以及造成的后果。
对任何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期都难免牵强。例如，经济或军事的重大发展可能与精英政治或其他领域的发展不同步。但在毛泽东时代，战略上的急剧变化牵涉的范围极广--例如，同时影响到经济、军事政策、外交、文化和社会诸方面--这使对这个时代的分期简单明了。基本的分期如下：1949-1956年，经济和政治恢复以及基本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1957年，否定与反思苏联模式；1958-1961年，“大跃进”；1962-1965年，恢复和精英分歧加剧；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1970-1976年，“文化大革命”后期和接班人问题上的斗争。
从胜利、经济恢复，到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6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讲话全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1-375页。这是这位纵横全国、奋斗了近30年的革命运动领袖的非凡论断。这也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论断。
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但党和革命的未来则取决于它治理中国城市的能力。然而，城市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大量的新挑战，因为革命运动主要是由通常不识字和不熟悉城市舒适状况的农民所支持的。他们把城市视为反动的中心，西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基地。
正文 毛泽东时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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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可以从农村来占领却只能从城市来治理，这意味着前几十年所积累的经验不够用了。革命运动高度分散和军事化的性质不适于管理大城市中心和全国经济的任务。
因此，像所有革命运动一样，胜利给中共带来了危机。它把党的任务从熟悉的领域转向了陌生的领域。共产党人不得不把攻击当权者的战略转变为自己行使权力的战略。由于中共成为“统治集团”，它面临着大量新的难题。
背景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这是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紫禁城的入口）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毛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他中共高层领袖，以及许多将其支持和声望给予这个新政府的杰出党外人士。
经过鸦片战争后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和清朝灭亡后约37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准备接受一个能够实现强大政府、国家团结和真正独立的革命运动。许多人对共产党的计划感到担忧，更多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大多数人愿意看到中共实现毛泽东充满信心的宣言中所蕴含的承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们愿意为实现这个诺言做出巨大牺牲，也愿意在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名义下不计个人得失。在所有中国人对未来的期盼中，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支持。
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中国城市经济一片破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摧毁了大部分工厂，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内贸易。
20世纪40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民心沮丧，生意实际无法进行。城市与农村市场阻隔，大部分城市间的交通断绝。Riskin( 1987).许多城市的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纽约时报》来自天津的报道说，当地资本家盼望共产党接管，因为这样可能有利于做生意。
城里人与农村人一样厌恶战争。经过几十年的军阀混战、反抗日本占领和最后的内战，民众渴望和平与安宁。此外，内战使上百万男子加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而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渴望返乡成亲，享受经济恢复的果实。
正文 毛泽东时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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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在近代历史中饱经磨难，致使中共继承了一个被从几个方向上深刻撕裂的社会。日本的占领产生了许多汉奸，如今他们担心报复。20世纪40年代末到处蔓延的腐败毁灭了很多人的生计，却养肥了另外一些人。中国大地上几十年的军事冲突使数百万中国人在不同场合相互拼死厮杀。在此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不同地区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要整合这种破碎的局面，使国家走上光明的复兴之路，需要有高明的技巧和一个强有力的人。
因此，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中，中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他们必须创建政治制度，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进行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其中，经济恢复是第一要务，没有什么比抑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重新运转能让中共更快地赢得城市民众的支持了。这种形势给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如此多的要求，使他们最初几年在很多领域都采取了雷厉风行的行动。这个新政权以强有力的开端迎接了它面临的诸多挑战。
初展雄风
中共领导层迅速采取了组织民众、特别是动员中国青年的行动，以营造一种积极的新时代感。领导人最初有四大优先选择：加强他们与苏联关系的地位；建立一个能够管理城市并统一国家的治理机构；恢复城市经济；加强对农村的控制，同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改来偿还欠农民的历史旧债。由于压力来自各方，他们不得不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同时推进。
与苏联的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在1949年面对的是一个冷战已成型的两极世界。美国和苏联都不承认在这种国际体系中实行中立的可能性。面对选择，中国决定与苏联结盟，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首次出访。他的目的地是莫斯科，他在那里停留了近3个月，以详细讨论中苏关系。
历史纪录暗示，晚至1949年春，至少有一些中共领导人曾考虑过选择美国的可能。尽管这些暗示很撩人，但却不明显，而且当时正进入极端反共的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政治环境，也不利于与疑虑重重的北京领导人发展健康关系所需的那种微妙而灵活的外交。无论如何，1949年华盛顿的政治现实要求继续支持已撤至台湾的蒋介石军队直到某个时候，也许是1950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台湾并结束中国内战之时。Cohen(1990).
正文 毛泽东时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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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与中国人进行了艰难的谈判。他们承诺提供一定数量的财政援助。更重要的是，他们派遣了很多顾问，最终还提供了大量的图纸和文件，从而使中国从苏联已取得的工程和技术进步中获益。他们还在治理结构以及计划经济下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技巧方面指导中国。莫斯科与北京正式结盟，承诺在中国遭受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不过，苏联人也要求享有进入中国一些地区和港口的特权，以及建立一些联合公司以开发中国矿产资源的权利。此外，中国在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中必须站在苏联一边。
所有迹象表明，毛泽东诚心诚意地想得到苏联的建议，并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1949年以前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成功地为中国独特的夺取政权之路所做的辩护。然而，一旦他赢得了全国胜利，他就把斯大林及其同事看作是唯一懂得如何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
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国共产党人放在了与美国争执的地位上，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则导致华盛顿与北京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关于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参见inter alia：Chen(2001)；Cohen(1990)；Gaddis(1978)；Grasso(1987)；Hoyt(1990)；Hunt(1987)；Hunt(1992)；Kalicki(1975）；Stueck(1981)；Zhang(1992)；and Goncharov，Lewis，and Xue(1993)。美国对朝鲜战争做出的反应之一是派遣第七舰队去防止解放军跨过90英里宽的台湾海峡、歼灭台湾的国民党残余。这个行动标志着华盛顿把朝鲜的举动视为苏联指使下的一系列扩张共产主义势力行动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却使美国卷入了中国内战，美国从此未能再从这种局面中完全脱身。
中国起初担心美国对中国东北的威胁，随着主要由美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被派去援助韩国并在1950年秋有效地击退了朝鲜军队后，这一担忧加深了。美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更加剧了北京的忧虑，他在未经授权的讲话中建议联合国军继续推进，以进入中国、毁灭中国革命的成果。结果，毛泽东扭转了几乎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极度不情愿，于当年10月派军队进入朝鲜，这支军队被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减少其官方色彩。Whiting(1960)；Goncharov，Lewis，and Xue(1993).
正文 毛泽东时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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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末到1953年中停战，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血战，使彼此结下了深仇大恨。美国对此做出的反应之一是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最大限度地切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这不仅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迫使中国更坚定地倒向苏联阵营。此外，美国正式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而阻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内的所有非共产党国际组织。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的上述政策才改变。
在1949-1950年夺取的那些城市里，中共迅速采取行动来遏制通货膨胀、发展城市经济。新政府没收了从前由国民党经营的企业，努力恢复其健全的运营基础。他们还普遍地营造一种重视商业的气氛以恢复城市经济，并利用他们对工人的影响来确保劳动纪律。他们以严厉的手段迫使囤积居奇者交出藏匿的大宗商品，然后在需要平抑物价时把这些商品投放市场。他们与商界头面人物开会，以确保其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把实际上已一文不值的国民党货币兑换成新的“人民币”，而后于1950年通过紧缩预算和税收措施大量回收流通中的现金。Barnnet(1964)；Lieberthal(1980).
这些措施的结果是，到1950年底，中共抑制住了使城市居民混乱和沮丧的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只要内战停止，传统的城乡和城市之间的贸易恢复，经济多少都会重新运转。但是，主要由陈云和周恩来制定的这些协调措施对经济恢复大有助益，也使中共赢得了实行强有力的改革政策的高效、积极的领导者的声望。随着国民党官员的溃逃和解放军士兵的接管而出现的腐败急剧减少的状况也加深了民众最初的好印象。
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遏止美国支持的联合国军前进步伐的能力大幅提升了中共的威望。这标志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军队在面对西方国家军队时，第一次没有遭到屈辱的失败。尽管许多中国人对中共的长期目标和中苏结盟感到不安，但根据各方的说法，到1951年，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沉浸在骄傲与希望的情绪中--一种中国人久违了的感觉。
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心里想的当然不只是改革。1950年中期，他们发起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每次运动都针对一部分人，这些运动将在短期内大幅改变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些运动包括土改（始于1950年6月）、镇压反革命（1951年春）、“三反”、“五反”（1951-1952年之交的冬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1952年之交的冬春）、农业合作化（1955年末至1956年），以及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5年末至1956年）。第一个运动使农民受益并在农村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结构；其后三个运动削弱了城市社会力量；最后两个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经济。
正文 毛泽东时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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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所述，中共自江西苏维埃时期以来已在不同时期进行过土改试验。的确，到1949年中共胜利时，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都经历过这一过程。1950年6月，刘少奇宣布为全国其余地区制定了土地改革法。这个新法律旨在把所有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并把地主阶级逐出这个体制。通过这种方式，中共在农村用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取代了旧的农村精英，同时偿清了农村游击战时期对农民的旧债。
1950-1952年的土改运动不仅涉及农民，还包括一些城市居民。中共把城市青年组成土改队赴农村进行土改，其中很多是暴力的。尽管数据不同，但在土改期间似乎至少有80万地主被杀。Teiwes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87)，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这些针对农村上层人士的直接暴力行动改变了农村社会关系的性质。Friedman，Pickowicz，and Selden( 1991).甚至几十年后，许多接受采访的农民对这种暴力行为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仍然记忆犹新。土改导致的土地重新分配试图保护富农经济，以使农业不致减产（见表4
正文 毛泽东时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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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1年末，腐败的迹象已足以敲响警钟。中共因此发动了针对党的城市基层干部的“三反”运动（反对浪费、贪污和官僚主义），以及针对城市工商业者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贪污是把这两个运动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运动采取了延安时期形成的所有方法：发动群众、学习小组和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思想改造、下放、奖赏坦白和检举者，等等。
一位天津商人把这个运动描述为他一生中创伤最深的经历。此前，他欢迎中共，认为它是积极的改革领袖。1951年，他开始为逃税而与地方税务局拉关系，并像所有的企业一样保有两套账本。他还买卖黄金，这是币值不稳时期的寻常做法。运动期间，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被隔离了三个月，出来时已变成了一个大烟枪（以前他从不抽烟），此后再也没有戒掉这个习惯。
这位商人在学习小组期间，政府官员把他工厂里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用一名技术不熟练的青年工人作为积极分子。此后，这位商人再也无法与工人们愉快相处，而且每个人都怕那位积极分子。运动结束时，这位商人不得不为过去的错误行为支付一大笔罚金，数额大得使他只得向政府借款来支付给政府。他的“违法行为”在以前被认为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中共宣布这些行为是犯罪，要受到追溯性的惩罚。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名义上还是这家企业的经理，但实际上要接受那位积极分子的指导，并且再也别想掌握实权。1955年末，当有机会把企业减价卖给政府时，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他的经历是中国工商业者的一个典型。Lieberthal(1980).
1951年9月到1952年晚春，中共又进行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项运动动员大学生批判他们的老师，并使大学课程设置脱离了欧美模式而采用苏联体系和教科书。运动中采取的思想改造手段使许多教职员工的身心受到重创。Wu(1993)；更概括性的关于1949年后早期思想改造运动的论述见Lifton(1961)。
1952年中期以后，群众运动曾放松了一阵子。社会各阶层--农民、城市干部、商人、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已经历了刻意违反所有传统社会关系准则的动员手段所造成的冲击。每次运动都迫使人们去挑战和指责那些按照传统标准而应该服从的人：农民反对村里的头面人物；学生反对老师；工人反对工厂主和经理。的确，这些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迫使受害者提供与其关系最亲密的人的材料，由此，传统的社会纽带便从一种安全的联系变成了一种潜在危险的根源。到1952年末，中国社会中的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个人经历中明确地区分出改良与革命。
正文 毛泽东时代（10）
2010-1-22 22：17：43 本章字数：1162
对中共来说，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在苏联的指导下，中国设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它进一步充实了国家主要经济各部的结构。此后，苏联专家与北京密切合作，制定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实施的正式时间为1953-1957年。总数约150家由苏联援助的新企业构成了该计划的核心。这个新的国家机构将设法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将其投入这些关键性的企业。Borisov and Koloskov(1975)；Naughton chapter in 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Perkins(1966).Naughton 的文章说明了苏联援助计划中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关于中国的经济计划体制，见Lyons(1987)。
农业改革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产量一直不高，而土改并没有为生产率的长期增长打下基础。此外，国家也没有适当的方式来获取农业盈余，用以投资工业发展。Shue(1980).根据苏联的经验，答案在于农业的集体化。
中国向这个目标的推进分成了几个阶段。从1953年起，农民受到鼓励去建立互助组。互助组一般是把劳动力联合起来从事耕地、栽培、播种、除草和收割等农业活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互助组只是把在农村行之已久的标准做法正式化。从1954年起，农民被极力鼓励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要求把牲畜、农具和土地交给合作社，农民则从合作社的利润中获得报酬。报酬的一半根据为合作社付出的劳动付给，另一半则以交给合作社的土地、农具和牲畜为基础。毫不奇怪，富农一般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许多中农也不愿放弃土改中分得的土地。
1955年初，中共允许那些想退出合作社的人退社。北京被利用这个机会退社的人数之多所震惊。这引发了党内最高层关于农业集体化的一场辩论。苏联的实践证明集体化是建立大规模农业单位的最好方法，它足以让国家能够最有效地获得农业盈余。但是，由于中国人均农业产量太低，北京一方面需要创造更多的农业盈余，另一方面要设法获得其中的一部分来发展城市经济。Yeh chapter in Treadgold(1967).
在接下来的辩论中，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组织应扩大土地面积和活动规模，使农民自己要求引进机械化耕作方式来满足新的需求。毛泽东认为，通过农业机械化，农业产量将会提高。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的公认接班人刘少奇认为，中国应首先引进更多的机械化。机械化在耕作方式上引起的变革会让农民认识到合并土地和劳动力的重要性，这样他们就会自愿参加合作社。这场辩论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重要问题：毛认为政治运动可以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刘认为政治努力应当受现有经济生产方式和水平的制约。毛赢得了这场争论。
正文 毛泽东时代（11）
2010-1-22 22：17：44 本章字数：183
1955年中期，这个问题到了重要关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7月5日-30日举行，通过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交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该报告期望逐渐实现农业集体化。7月31日，毛泽东召集省、市及更低级别的党的领导人开会，要求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它掀起了所谓的农业集体化“高潮”，到第二年春天92%的农户被纳入合作社（见表4
正文 毛泽东时代（12）
2010-1-22 22：17：46 本章字数：852
中共组织政权的基本方式是在过渡时期建立一种适度分权的机构，目的是在条件允许时再把它集中起来。中共把全国分成6个大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并分别设立党、政、军机构进行管理。各区最初都实行军事管制，条件许可后再转为文官治理。关于西南地区这一进程的详情，见Solinger(1977)。
由于组织结构如此，中共承认实施政策的时机须因地而异。例如，“三反”运动在东北地区开始于1951年初秋，当年初冬扩展到华北和华东，而后才推行到全国其他地区。建国初期，大部分政策大都照这种模式分地区分阶段实施。
这种体制反映了中共游击战和根据地的经验。每个大区都在一支由游击战时期中共的部队组成的“野战军”的统辖下，由一两位党内重要人士来领导，他们通常身兼数职，使他们可以有效地控制该地区的所有活动。例如在重要的东北地区，一位在20世纪40年代末升至中共高层的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高岗同时担任着中共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的首脑。实际上，他是东北的“总督”。
从1952年到1954年，中共逐渐把这些要人调出这种大区政治机构，把他们分派到各省或中央。但在哪些人可以就任北京高层职务的问题上产生了嫉妒和紧张，从而导致了党内高层出现第一次严重不和。
总的来说，建国初期的政治策略大多有利于内战结束时占领了各个地区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和干部，而不利于在敌后战斗了多年的地方游击队。后者被认为与地方的关系过于紧密，而毛泽东热切关注的是建立一个忠于中央的政治机构。很像是清朝时期那样，一种不允许官员在其家乡任职的“回避制度”开始实行。在大多数情况下，官员们被派往远离故乡的地区去任职。几十年后，政府机构明显地与1948-1950年间横扫中国的各野战军打成了一片。
作为一种惯例，中共在建国初年还延揽党外杰出人士进入新政府。这些人为党的工作带来了声望和技能。中共向他们承诺，将在国家恢复并站稳脚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正文 毛泽东时代（13）
2010-1-22 22：17：48 本章字数：1118
1954年10月，新中国成立5年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正式宣布政府过渡时期结束，并建立以国务院为首的新中国常设治理机构。它把前些年担任过渡时期政府要职的人留任，并正式废除了1949年建立的地区党政军机构。从此，中央将直接领导各省。中国成功而迅速地实现了统一，虽然在此过程中曾有大量的流血。现在，中共领导人必须决定要采取的长期发展路线。
从成功到危机：1956-1957年
1949-1956年初的这个时期，在用集中的暴力手段打击斗争对象方面已经出现了失误和问题。此外，在这个时期结束时，物质困难仍使全国大多数人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例如直到1956年以前，全国每个县政府还没能都拥有一部电话。Oksenberg(1974).但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压抑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显然减轻了。
新的北京精英集团也许还要有许多“破”才能实现其社会主义的“立”，但很多中国人认为，这比他们多年来被迫受的苦要好得多。用毛泽东的话说，在国际上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在国内，在一个意识形态强大的政府领导下，中国也重新恢复了团结感。
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政治领导人通常不会去改变一个取胜的程式。然而，到1958年中，中共领导层对其治国方式做出了重大转变。这个急剧的改变源于早在1956年初就潜伏在表象下的四重重大压力，它最终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推到了“大跃进”的不幸道路上。
压力之一涉及毛泽东自己在体制中的作用。毛的地位实际上不受任何法规的制约。在处理意识形态与政治、大国关系、农业及社会改造等问题时，他感到极为自如。他对官僚主义程序感到恼火，对城市工业和财政的细节缺乏了解或耐心。然而，在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府工作的重心转到了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细节上，这是国家而不是党或军队的专长。换句话说，1949-1955年的成功产生出一个不需要毛泽东的体制，但这位主席却找不到一种摆脱日常领导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退居二线”--而又能确保自己领导党和国家的方法。
另一个压力是让毛泽东颇感苦恼的苏联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中央计划体制支持了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程序的规则化、工作的专业化，以及各经济部门和地域之间在声望、收入、奖励结构和权力上的不平等。在健全的斯大林模式中，政治体制还要寻求剥夺“落后”的农村来为道德上和政治上优越的城市居民服务。这种价值观、优先选择和工作方式与延安时期的经验截然相反，也使毛感到沮丧。如果没有关于工业发展资金来源的第三个潜在压力，毛也许会忍而不发。
正文 毛泽东时代（14）
2010-1-22 22：17：52 本章字数：1060
苏联援助项目曾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援助在财政上采取了低息贷款而非直接赠与的方式。1956年，中国还贷总额开始超过苏联新提供的资金总额。此前中国能够依靠苏联提供大部分净投资，而1956年以后中国不得不主要靠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这需要找出推动国内资金形成的新办法。最终，毛感到危机迫在眉睫，必须采取激烈的新方式来应对这一发展进程。
第四个压力来自农民出身的干部和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一再进行政治教育，知识分子仍把来自农村的干部视为土包子。而农民干部则把知识分子看作自视清高者和“资产阶级”。对这种紧张关系的最完整的分析，见Lee(1991)。然而，苏联模式却给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管理和其他技术以很高的奖赏。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不可避免地把苏联模式的命运与社会分裂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分裂曾酝酿了中共革命--也被这场革命所深化。关于发起大跃进的原因，请见Lieberthal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87)，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and MacFarquhar(1983)。
随着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毛泽东决定解决知识分子与党的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中共高层领袖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月举行的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会议上，首先就此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对有技术和创造能力的知识分子给予更好的待遇和尊重。
苏联国内状况的发展也鼓励了中共改善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努力。1955-1956年苏联文学解冻以及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戏剧性地诋毁斯大林的讲话在中国造成了连锁反应。前者只是恰好让中国人在缓和对知识分子的压力方面遵从了苏联的领导；后者却造成了更深远的反响。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谩骂式攻击使中国人深感震惊，也使毛泽东极为尴尬。毛曾高度评价斯大林，并在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发表了一篇颂扬这位苏联领导人的文章。全文见Mao(1977)。此外，赫鲁晓夫的讲话实质上警告了某位固执的领导人不要自行其是，这正是在毛泽东亲自发起对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赫鲁晓夫讲话全文，见Khrushchev(1970)，pp.559-618。最后，赫鲁晓夫的讲话导致了东欧动荡，据说，也使1956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形势更加紧张。毛开始怀疑赫鲁晓夫的智慧和领导才能。
正文 毛泽东时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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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56年3-4月间，毛泽东开始对治国方略和政策重点重新进行彻底评估，并在许多中央部门和国务院部委召开了34次专门汇报会。最后产生了一份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框架文件。总的来看，这份文件要求缩减军费、在中国经济管理上实行更大的放权，以及进行其他改革。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开始修正苏联模式，以使之更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和重点。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一次会议，这是自1945年七大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第二次会议在1958年5月召开。这是唯一有两次会议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新党章，等同于党的新宪法。几乎可以肯定是对苏共去斯大林化的回应，新党章提出中共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没有像往常那样被提到。
影响更长久的是毛泽东试图解决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一直认为巧妙地利用紧张关系是促进自己的目标实现的一种方式。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却贬低关于在社会主义实现后党“群”矛盾仍将存在的观念。然而，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中仍可能爆发激烈冲突。
1957年2月末，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一讲话的官方版本，见Mao(1977)。提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利益冲突问题。他把矛盾分为两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断言，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讨论得到解决。他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少数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意味着它们无法通过理性的讨论而得到解决。处理“敌我矛盾”，必须通过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来消灭“敌人”。
毛的讲话旨在激励知识分子去处理和减少“人民内部矛盾”，但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多次政治运动后，知识分子依然谨小慎微。1957年春，毛泽东极力鼓励知识分子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指出党员干部的错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在学术问题上共产党人不要求每人都接受一种正统观念。
正文 毛泽东时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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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5月，大坝最终决口，知识分子对傲慢无知的官员们的不满倾泻而出。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有关中国是否应继续与苏联保持如此密切的关系以及中共是否应继续垄断政治权力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1957年5月，中国知识分子在试图恢复其作为政治体制中正统道德框架的忠诚守护者的地位。批评的势头一旦发动，便愈演愈烈，地方党员干部发现自己已处于日益严厉的抨击中；工人也开始通过罢工和其他有组织的行动来表达自己在经济上的不满。
这场运动没有持续太长时间。1957年6月8日，主要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为百花齐放运动画上了句号。社论说，“右派分子”利用新自由来攻击党和破坏革命。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敌人和人民之间”的敌我斗争--一场只能通过专政力量来解决的斗争。反右运动迅速展开，它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MacFarquhar(1974).
反右运动最初的对象是所有在百花齐放期间提出批评的人。但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下，无数的“右派”帽子被扣在了遭到匿名检举的人头上。的确，全国的地方干部都接到了他们应在本单位揭发和批判的右派分子的分配数额。有关各单位的例子，见Chang(1991)，Wu(1993)，and Yue and Wakeman(1985)。1957年夏季和初秋的运动期间，约有40万城市居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并被关进牛棚或下放到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直到1979年才现身的幸存者们在劳改农场的经历，最典型的见Wu(1993)。从夏末起，运动矛头转向了农村，那些对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提出批评的人成了斗争对象。
反右运动造成了两个重要后果。首先，到1957年底，一个人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敢反对北京向激进的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更重要的是，革命失去了相当多的工程师、教授、经济学家和科学家的技术专长，而这些可能是成功实践苏联发展模式的关键。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来自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大学，而不是党的机构。毛泽东已明确地转向支持农民干部，而不是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后者，应用于快速经济发展的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而不是党的管理）方式将难以持续。
后果几乎立即就显现出来了。1957年7月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共领导人会议上，要求更多的行政放权以及加强党对经济干预的倾向出现了。10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更明显地加速了这一倾向。
正文 毛泽东时代（17）
2010-1-22 22：17：57 本章字数：1068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领导人就即将于1958-1962年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和方法进行辩论的时候。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决定继续快速扩张国家工业基础，并将提高钢产量作为重中之重。但是，必须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苏联支援可能达到的水平也需查明。
1957年下半年，日渐激进的政治气氛产生了一种兴奋感，并提供了重大变革发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去年冬天主要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对顺利地进行使毛泽东确信：民众强烈地支持党，并能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问题在于找到释放这种能量的钥匙。
1957-1958年之交的冬季是对解决中国日程上的这些新问题的方法进行实验的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于11月赴莫斯科，目的之一是要弄清苏联是否会向中国提供新的重大援助。同时，北京实行了新的行政法规，要求在经济管理上大幅放权。Donnithorne(1967)；Lardy(1978)；Schurmann(1971).在农村，一场关于如何在不增加大量投资的情况下扩充灌溉设施的争论正在激烈进行。解决的方法是大量动员农村劳动力，这反过来又给扩大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带来了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