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7年11-12月，形势如何发展仍不明朗。但中共高层中弥漫着一种激进的复兴情绪，这种情绪既来自以前的苏联领导方式带来的种种令人警觉的问题，也来自认为只要释放中国民众的潜能就能创造奇迹的一种日益增长的爆发感。这激发了毛泽东和党在1958年发起了“大跃进”，一种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激进的新方法。最终，它成了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任性行动，造成了包括数百万中国人死亡的悲剧性后果。
“大跃进”和大倒退：1958-1961年
1958年春夏的一系列政策计划促成了“大跃进”。这种发展经济的非常方式源自上述趋势：对知识分子的清洗；文化水平不高的激进分子的地位上升；找到积累国内资金的新途径的需要；日益增长的对发动群众可能产生的效果的热情；以及对苏联发展战略的社会政治后果作出的反应。
“大跃进”在任何特定时期都不是一种成熟的战略。相反，它由许多计划组成，并给社会各部分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准确地说，它不是一个一体化的战略，而是一种总体精神和一系列基本的政策重点。
“大跃进”背后的基本理念是，通过整个社会在几年的集中时间里付出超常的努力，中国就能够跨越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个理念是基于以下的想法：群众中蕴含着巨大的生产潜力，通过组织和努力，就能把他们的劳动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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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战略靠的是动员农民在不从城市经济中汲取资源的条件下实现自给自足。此外，他们还要给城市经济提供粮食、工业原料甚至钢材。因此，农民被号召去扩大灌溉、制造农业机械、发展教育、参与军事活动，并在没有国家财政新的投资的条件下养活自己。本来，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期望莫斯科能提供大量的新援助，以将其全部用于加速城市工业的发展。尽管1958年苏联的援助确实增加了，但日益加剧的中苏摩擦--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偏离了苏联模式--不久就让中国人明白了他们不能指望苏联给予更多的帮助。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民为资助工业发展而承受的负担。
一项需要广泛动员群众的战略在本质上更适合于党的机构而不是政府机构去实施。因此，“大跃进”方式极大地扩大了党的作用，而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也大幅分散了在此过程中的政策实施。Schurmann(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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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这位主席要求所有农村居民都加入“人民公社”。这是些庞大而集中的农村组织，旨在促进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与经济生产的密切配合。毛想要设计出一种农村单位来直接管理那里的各项重要工作，包括：农业和小工业的生产和营销；为基础建设提供劳动力；医疗服务的提供；教育和安全。人民公社最初为这些任务的完成提供了钥匙。在1958年的后几个月里，整个农村都实现了公社化。尽管情况各异，但到1959年时每个公社平均约有2万名社员。人民公社成为农村地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众多社员曾一度连续数月长时间地从事艰苦劳动。的确，如此众多的“土高炉”之类的新的制造业活动开展起来，以致在1958年秋中国实际上经历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短缺。甚至农民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层面也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发生了变化。农民捐出炊具去熔炼，以此为土法炼钢作出贡献，并在公社食堂吃饭；有些公社在争论是否应完全取消货币。“大跃进”在很多方面等于是农村生活的兵营化和军事化。
“大跃进”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农业部门。在军队，中国人决定放弃苏联的教范而制定自己的规范。他们还让所有的军官每年下连当兵1个月，以进一步实现平均主义。军队也开始深度介入国内经济建设和大规模民兵组织的发展。通过这些做法，“大跃进”扭转了解放军自朝鲜战争以来的专业化趋势，恢复了某些游击战争的传统。Joffe(1971).
在工业上，“大跃进”把技术人员撇在一边，造成工人使机器连轴转却不进行维护的现象。工人和经理间的工资差别被消除，无业城市居民被纳入小生产和商业组织。教育体系以半工半读方式吸收了大量新生入学，但却牺牲了教育质量。L.T.White III(1978)详细论述了上海的这一现象。甚至政府官员也被下放，这是把城市中处于管理职位上的人送到生产前线（通常是农村）与群众同劳动的一项政策。
以动员的水平来衡量，大跃进是成功的。举一个例子，千百万只麻雀--农业害鸟--在1958年夏天被消灭了，方法是人们站在屋顶上看到麻雀落下时就弄出震耳的响声，麻雀只好一直在天上飞，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此外，中国人在那一年似乎取得了非凡的生产成就。“大跃进”核心目标之一的钢产量大幅增长，其他目标工业的产量也大量增长。后来才知道，这些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许多苏联援建的关键工厂，它们于1953-1955年开始建造，1958年最终投产。不寻常的好天气也有助于农作物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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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的成功让中国领导人欣喜不已。例如，他们决定1959年让全国约1/3的耕地休耕，因为否则的话他们将很难处理生产出的粮食。高层领导人也开始自信地谈论已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一个比苏联成功得多的战略。
1958年末，中国领导人确实承认“大跃进”造成了某些混乱和问题，但却没有认识到正在发展着的困难的严重程度和性质。由于根本无视经济和社会规律，“大跃进”终于导致了巨大的灾难。
一个主要的问题关系到人民公社。公社具有能够按计划配置庞大劳动力的优势。但其规模过大，无法使报酬与劳动挂钩，而且它与形成农民特征的自然基础也不相适应。传统上，农民的生活围绕着宗族、村庄和普通集市区(SMA)转。普通集市区由一些村落（通常是12个以上）组成，村里的人每隔几天就在同一个镇上销售各自的产品。集市上所发生的不止是经济交易，来自不同村庄的村民还互相结识、飞短流长、安排婚事，等等。久而久之，普通集市区便成了人们建立经济与社会联系的场所。村与村之间的小道和车辙是需要把村里的物品汇集到集市的明显见证。
最初的人民公社规模庞大，平均每个公社包含了3个普通集市区的村民。它建立了一个与所有参加者此前所经历的都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单位。负责这些庞大单位的党的干部不了解合并这些不同的普通集市区的复杂性，管理与道德等根本问题不久就出现了。Skinner(1965).
北京的领导人没有察觉正在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原因之一是在群众运动动员阶段的高潮中，基层干部没有得到鼓励去向上级报告实情。他们反而被期望提供证据去证明群众已热烈响应领导人的号召，更大的成果将涌现出来。结果，全国各级官员在上报时都合谋夸大生产数字，导致中央官员对1958年秋的农村真实情况一无所知。由于只听到了成功--加之愿意相信他们确实走上了一条新的快速通往工业强国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一再对正在取得进展的“大跃进”增加新的要求和新的计划。
1958年秋冬，混乱的代价开始显现。由于太多的人脱离了农耕，使当年秋季作物减产。土高炉中产出的钢材质量低劣，基本无法使用。交通系统开始阻塞并中断，使大城市的钢厂得不到所需的焦炭。维修不力使许多机器的生产能力开始降低。
正文 毛泽东时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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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初春，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他试图控制“大跃进”中的过分做法，但不放弃“大跃进”的基本战略。他对公社过于集中的管理提出了异议，认为这造成了不合理的工作安排，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因此，他要求在每个公社内部建立三级管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个人收入和工作安排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而不是公社来决定。在这上面以及其他方面，他想要驯服他释放出来的体制中的猛虎。然而，他发现很难说服省、市、县和公社等各级干部接受他的权力再分配的建议，因为在“大跃进”放权期间他们的权力和资源已获得大幅增长。
在1959年7月和8月的庐山会议与八届八中全会上，这种形势发展到了顶点，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重大转折。在党的领导人喜爱的风景名胜江西庐山上召开的这两次会议最初是要审议总体形势，并在春耕完成和领导人对秋季作物的规模有了些想法之后制订计划。对庐山会议和八中全会有大量作品论述。例如，见MacFarquhar(1983)，Li(1989)，and Domes(1985)。
在庐山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其他一些人尖锐批评了“大跃进”的过激做法，认为这是因背弃了以前的协商决策程序所致。彭及其支持者还指出，由于“大跃进”所造成的糟糕局面，他们认为国家正在迅速滑向危机。
尽管这些批评的大部分与毛泽东本人在春季提出的看法相同，却还是引起了这位主席的警觉。他把彭德怀等人的行动解释为对他个人地位的蓄意攻击，也许还得到了对中国放弃苏联模式极为不满的苏联人的幕后支持。他让这些批评者把意见说出来，然后在会议后期以对这些批评者的猛烈攻击震惊了他的听众。他质疑他们的智慧和动机，并要求所有与会的高层领导人在彭德怀等人与毛之间做出明确选择。作为一个从不错过机会给局势增添额外紧张气氛的人，毛宣称如果会议反对他的话，他将上山另建一支军队来推翻中国共产党！
在这种压力下，党的领导人绝大部分站到了毛的一边，并将彭德怀等人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些人受到了清洗。到当年夏末，彭德怀不再是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并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庄去从事园艺。接着，这次会议和随后的中央全会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批判党内最高层中已经自我暴露的这些“右派分子”的罪行，并要求警惕各级体制中的右派分子；二是再次强调了“大跃进”中的过激做法，并要求采取与毛在整个春季一直主张的各项措施类似的强化措施。全会公报见Bowie and Fairbank(1962)，pp.53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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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的冲突造成了一些致命的后果。首先，毛对彭德怀意见的批判似乎改变了领导人之间政策辩论的不成文规则。庐山会议前，出席高层会议的领导人曾认为在决策作出之前，在某些自我约束下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合适的。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清洗说明这已不再可能。其次，毛选择了林彪来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兼军委副主席。后来，林试图成为毛的接班人，在此过程中，他成了引起党内高层领导间关系紧张和暗斗的一个主要因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决议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在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右派”的抨击损害了领导人控制“大跃进”过激做法的企图。确实，相反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每个人都力图表明自己倾向于“左派”而非“右派”，1959年末和1960年，激进主义重新泛起。人民公社出现在许多城市，激进行为和虚报产量蔚然成风。整个体制在一种无节制的动员和近似乌托邦式的狂热“报告”中运转失控，结果造成了全国性的悲剧。
悲剧的核心在于，甚至在农业产量因政策失误、管理不当、混乱和天灾而锐减时，领导人还要求为城市提供足够的粮食。地方官员征收粮食是因为保住其职位靠的是取悦上司，而不是取悦其管辖的百姓。结果，中国农村陷入了大饥荒。饥荒的全部状况尚不清楚，因为干部们蓄意隐瞒，而且并非全国所有地区都从困难陷入了危机。
中国经济整体陷入了深度萧条，这部分地反映出经济主要依赖来自农业部门的投资，而1961年这种投资已经枯竭。此外，莫斯科对毛的政策及其所说的社会主义新道路极为不满，以致苏联人在1960年7月突然撤走了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中止了其援助项目。这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很多重工业工厂。农业崩溃和失去苏联援助的双重打击造成了中国经济产出的显著下降，其程度远远超过美国在1932年所经历的大萧条的最低点。
“大跃进”诞生于一种日益增长的危机感和对意识形态、组织、群众等基本理念的盲目追求，是一种极端激进、广泛脱离实际的发展经济和转变社会价值观的方法。它一方面反映出毛泽东乌托邦式的理念，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毛实际上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此外，悲剧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1959年8月中央全会后的第二次“大跃进”新高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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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跃进失败的原因既在于其根本政策的失误，也在于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的运作方面的问题，包括促使基层瞒报的动因。苏联援助的停止和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加剧了情况的恶化。结果，曾经是坚韧、勇猛、无往不胜的中国共产党现在证明它也可能犯下灾难性的错误。此外，毛泽东本人要为这场灾难承担大部分责任。
在复苏中日益增长的压力：1962-1965年
当北京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大跃进”灾难的严重程度时，他们采取了紧急措施。在城市食品短缺日益严重时，他们在1961年6月决定把大部分负担转移到农民身上。从1961年到1962年，他们让2000多万在“大跃进”期间进入城市的人返回农村。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对几乎所有城市食品和消费品实行了配给制。城市居民得到了只能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购买特定商品的票据，农民无法同样地得到配给票据，因而难以在城市过活。
紧接着这个庞大的重新安置工作之后，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结果是把人们固定在其目前的工作单位里。Walder(1986)分析了城市国有企业后来的情况。从此，国有企业员工享有了终生雇佣并获得福利的权利，但却丧失了不经管理部门许可而调换工作单位的权利。于是，企业成了职工的无所不包的单位，要提供住房、医疗、娱乐、配给食品和养老金等。政治教育和其他政府政策要通过企业来影响职工，因此，工作场所（中国人称之为“单位”）成了城市职工和政治体制间的主要联系地点。这些单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因而多数职工对外界的人很少接触，也不了解。
城市的单位制度与农村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相结合，进一步防止了农村人口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向城市的流动。结果把中国正式分成了双重体制：由国家大量津贴支撑的享有特权的城市社会，和其成员无权在城市经济中找到工作的遭到严重剥削的农村社会。
在农村实行的改进政策包括把公社分成近似于以前普通集市区的较小单位，并建立了毛在1959年3月首倡的三级体制（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在其他部门实行的相关措施包括对文艺的宽松政策、让许多专家重回重要岗位，以及普遍停止“大跃进”的过激做法。这些新政策开始于1960-1961年。到1962年，许多干部认为下一个适当的步骤应当是进一步放松农业集体化，不管怎么说，它已在饥荒格外严重的不同地区同时实行了。这些政策制定和实施时，毛本人退居于幕后，但是1962年夏季当危机高峰已过而经济开始复苏时，他又重返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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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 22：18：13 本章字数：1058
毛泽东1962年夏季的复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从“大跃进”的灾难中得出的不同教训。 对于许多高层领导人--包括毛的公认接班人刘少奇和作为主要经济干部之一的陈云--来说，“大跃进”一劳永逸地显示出中国不能再用群众政治运动来实现国家目标。社会已经变得极其复杂，荒野时期党制定的那套推行政策的“原始”方法已不再适用。
毛所得出的教训则不同，他虽然放弃了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经济重大进展的理念，但仍然认为群众运动在带来价值观变革方面有重要作用。尽管有大跃进的惨痛经历，毛对阶级斗争的有益作用的信念依然未改。
因此，从1962到1965年，全国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日程。多数领导人关注于收拾“大跃进”残局，这项工作需要务实的经济政策和相关的努力。与此相反，毛及其支持者却开始担心经济恢复政策会使国家脱离革命，因此他们要求继续动员以攻击内部的政治敌人。
毛的信念显然部分源自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的发展。当这位苏联领导人试图消除其体制中的斯大林的遗产时，他采取的措施在毛看来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弃。1960年赫鲁晓夫停止对中国援助的决定，在毛看来，进一步证明了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已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毛对这种顾虑深感忧虑，他以前从未料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前功尽弃，并退化为他认为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剥削制度。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他死后中国走同样道路的可能性上。
由于苏联的经验历历在目，毛在1962-1965年间采取了两个措施。他开始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修正主义”的危险来教育中国人。具体来讲，毛主要通过中国发表的双方中央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参与同苏联的论战，其内容见Griffith(1967)。同时，他也开始寻找他的同事们赞同苏联方式的各种迹象。
它所导致的政策混乱是极其严重的。大量的经济政策强调物质刺激、协调发展、分清权责、据实规划和使用技术人才。而与这些传统政策相伴随的，是中国经历着持续的大张旗鼓的政治鼓动：倡导思想信念、批判与美国和越来越多地与苏联等外部势力勾结的内部敌人，促进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评论大量涌现。1964年，毛又指示启动一项庞大的新的经济计划，大规模投资于中国西南内陆的“三线”地区，以备越南战争升级时可能与美国开战。Naughton(1988).此外，各种激烈的政治运动也开始了，其中包括第二次城市“三反”和农村的“四清”运动。Baum and Teiwes(1968).
正文 毛泽东时代（25）
2010-1-22 22：18：15 本章字数：317
随着毛开始关注反对“修正主义”，他越来越多地依靠林彪领导的解放军来实现国内政治目标。国务院领导的政府机构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则开展了“大跃进”。由于毛对这两个全国性政治机构都不信任，他转向了中国的第三大支柱--军队。林的政治野心使他追求一种双重策略：在军内以灌输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为基础，他已摘录整理了“红宝书”；同时发展原子弹。中国在1964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武器试验。Lewis and Xue(1988)提供了中国原子弹发展的最有用的记录。
林彪对军中政治和高技术的巧妙控制在毛泽东看来似乎解决了中共所说的“红专”问题--即政治信念与技术专长相结合的问题。Lee(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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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 22：18：16 本章字数：974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似乎有四大目标。例如，参见Harding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91)，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首先，他试图改变接班布局。到1965年时，他可能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毛对刘少奇及其革命信念已开始产生怀疑，他想要换掉刘，并让另一个人（也许是林彪）取而代之。但要换掉刘少奇这样一个地位稳固、自1945年七大就被公认为毛的接班人的人，需要下一番工夫。
其次，毛想惩戒治理这个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一直密切关注官员们摆架子、以权谋私和脱离群众的自然倾向，决心让他们站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潜在羞辱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中，他们必须再次证明自己的领导气质，否则将被打倒。
再次，毛想让中国青年接受革命经历的熏陶，用他的话说，就是“培养一代革命接班人”。他坚信严酷的斗争是塑造人格的一种力量，他创造了一种环境，让这一代革命青年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在其中闯荡，以便健康成长。毛认为，一段极不确定的考验时期可以让中国青年培养出坚韧的性格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最后，毛想在各个政策领域中进行实质性的变革。为了减少收入差距和物质刺激，他取消了城市职工的工资增长和奖金。Andrew Walder对此政策及其在工厂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见Walder(1986)。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他把中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平均地分配到全国，而不允许它们集中在医生更愿意去工作的大城市。在农村，他还资助被称为“赤脚医生”的农民医务人员的培训。Lampton(1977).在教育领域，他试图取消诸如偏爱在考试中拿高分者的大学招生等制度。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考试制度自然偏爱那些来自知识分子或精英家庭的人。他还想让教育制度强调意识形态和实践经验而不是学术。在军队方面，他试图缩小地位差别，办法之一是取消军衔制。此后，军官们被称呼其实际职务，如张旅长、李师长。Nelsen(1981).总之，他试图缩小各类私人活动的范围，让中国人过一种完全集体化的简朴生活。
1965-1966年的某个时间--究竟何时学者们仍有争论--毛决定采取断然行动。上述目标预示了他采取的具体行动。在政策推行的4年中，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
正文 毛泽东时代（27）
2010-1-22 22：18：18 本章字数：1001
全国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响应，是对这位已造成这种巨大苦难的领袖的轻率奉承。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这一代青年学生学会了把敌对阶级妖魔化和非人化，并容忍和颂扬对它们的赤裸裸的暴力，甚至虐待。这个体制是以普遍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任何行动出格的人进行政府压制为特色的。此前15年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留下了许多个人痛苦。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群众对毛号召进行激烈政治运动的热烈响应。中外学者从未能够充分说明毛泽东动员群众的能力有多大。较认真地试图解释的有：White(1989)，另见Thurston(1988)。
在驱逐了宣传部门的干部后，江青及其追随者担任了这个重要机构的代理领导人。总之，从1965年末到1966年上半年，毛与主要领导人结成了联盟，使他得以对党和许多政府部门的领导发起了正面攻击。
1966年8月，在政治体制的最高层建立了文革联盟后，毛开始放手让红卫兵对党发起攻击。多数红卫兵是城市高中或大学的学生。毛下令学校停课但不让学生回家。他鼓励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以便（用当时的话来说）“造反”、“向修正主义宣战”、“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即刘少奇）”、“打倒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邓小平）”、“破旧立新”，以及“炮打司令部（即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指示所有高层领导不得压制红卫兵，而要直面并回应他们。Dittmer(1974).
红卫兵很快就使多数大城市进入了一个恐怖时期。他们挥动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赛看谁能最快地背诵这些语录。1966年夏末秋初，数百万红卫兵来到北京，在游行中接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的检阅。他们也走上街头，用当时的口号来说就是“破四旧”。它的意思是通过抄家、焚毁书籍和古董、殴打和羞辱内心不赞同这些做法的人、消灭试图负隅顽抗的人等方式来破除旧文化。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时，警察都袖手旁观而任凭青年人肆意破坏。除了造成这种严重破坏之外，红卫兵还对政治体制中的各级干部进行攻击。直到1966年底以前，军队和警察实际上听任事态发展而不加干涉。许多曾经是红卫兵的人详述了他们所制造的恐怖。如参见Liang and Shapiro(1983)，Yue and Wakeman(1985)，Chang(1991)，and Thurston(1991)。
正文 毛泽东时代（28）
2010-1-22 22：18：20 本章字数：1148
毛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党内最高层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意见，这种状况最终打破了几乎所有处理党内问题的常规。1966年8月，毛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全文见《中国共产党文件》，1968年，第33-54页。1966年10月，高层领导举行了分析当前形势的会议（这类“中央工作会议”每年举行数次，但1967-1976年间只举行过几次）。Chang(1970)；Lieberthal and Dickson(1978).会上，毛听到了对全国范围内红卫兵行为的强烈抱怨，他声称自己也对他发动的这场运动的势头感到惊讶。然而，他决定让其继续一段时间以“进一步考验”他的战友。
1967年1月从上海开始，红卫兵与城市工人“革命造反派”一起，实际上夺取了地方党政大权。“夺权”实际上意味着窃取了官方印章，这样党和政府机构都不能正式接收和发送公文。实际上，市委和市政府干部被扫地出门，由红卫兵和造反派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不久又成立了他们所谓的“上海公社”。这个夺权行动迅速得到了北京“文化大革命”领导人的喝彩。它标志着此后两年中各省、市夺权和组成新的“革命委员会”来执政的这一过程的开始。Walder(1978).
1967年2月，许多老帅、军队高层领导人及少数其他人（当然不包括林彪）共同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提出了挑战。他们与毛支持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激进分子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周恩来主持了这些充满紧张和敌对气氛的会议，并向毛汇报进展状况。毛决定反击那些挑战“文化大革命”的人，而这些会议后来以“二月逆流”著称。“文化大革命”在继续，而且越发激烈并无法无天。
从1967年到1968年，在令人震惊的红卫兵激进行为和暴力之间，也穿插了一些比较安定的时候。1967年初，毛指示军队“支左”，但未明确它在各种特定形势下的含义。此外，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绝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68年中国曾一度只有一位大使驻在国外，即在埃及。北京与除越南之外的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都在恶化，与苏联的关系极度紧张。
1968年春也许是最充满暴力的时期，尽管没有确实的数据来证明这一仅凭印象的说法。在这几个月里，由于红卫兵各派为夺权而彼此武斗，中国实际上陷入了内战。许多红卫兵组织拥有枪支弹药，彼此的冲突既有情绪化的相互叫骂，也有用自动武器和其他致命武力进行的极其残酷和血腥的攻击。杀害囚犯、广泛使用酷刑，以及其他践踏人权的做法成了家常便饭。当双手反绑、其中许多是无头的尸体顺珠江漂到香港时，外界才得以瞥见这一暴行。但北京没有人对这种无节制的政治暴行进行严格控制。
正文 毛泽东时代（29）
2010-1-22 22：18：21 本章字数：914
面对运动的分裂，毛开始对他认为的红卫兵的自我中心主义感到沮丧，看来红卫兵无法团结协作地建立一个新中国。于是，他命令军队重建城市秩序，并把红卫兵送到边远的农村去“造反”，约有1800万名红卫兵被送到了农村。Bernstein(1977).
此后，解放军实际上接管了中国的行政部门，军代表被派往所有主要的学校、工厂、机关、医院、剧院等城市工作单位。
毛压制红卫兵的举动，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苏联领导的华沙条约组织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入侵之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随即宣称，苏联及其盟友有责任使所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重回正轨。北京感到了这种新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威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快速部署了进攻性军事力量。这种不停顿的部署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需要恢复秩序，使国家做好迎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准备。Gottlieb(1977)；Lieberthal(1978).
“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结束于1969年。那年4月中共召开了九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并把毛泽东思想重新列入党章，与马列主义一道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在党章中载明：“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党章全文见Peking Review，April 30，1969，pp.36-39。毛随后撤销了用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
接班部署：1969-1976年
1966-1969年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许多东西，却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价值观。它对民众特别是城市民众施加了大量暴力，留下了深刻创伤和社会裂痕。尽管没有确凿数据，但遭受监禁、重伤或死亡的人数肯定有上百万。中共自身及大部分国家机构瘫痪，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大量的人被羞辱、剥夺权力、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或遭受更悲惨的命运。由于运输中断、工人纪律松弛，以及中央经济统计机构实际上被摧毁，使经济活动基本停滞。更严重的是，因排外主义在中国出现，科技创新几乎完全停摆。详见Naughton chapter in Lieberthal et al
正文 毛泽东时代（30）
2010-1-22 22：18：23 本章字数：1189
虽经这么多的混乱与变迁，政治接班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林彪是既定的接班人，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毛会抛弃他。他与“文化大革命”暴行之间的密切关系招致了很多人对他的厌恶。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因而很大一部分军权由他的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掌握。叶群在九大以后成了政治局委员。
1966-1969年间对体制的攻击，使高层领导人在日趋激烈的中国权力政治斗争中重新倚重个人资源和关系网。用帝制时期的话来说，“内廷”--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关系--的谋划在政治上变得如此重要，以致“外朝”--国家官僚机器--在决定政治结果方面的功能大幅减弱。1969年4月九大选出的新政治局委员的状况反映出内廷政治的日益重要性。
在军队中，林彪日益倚重两股忠实的力量：一是1949年前曾与林彪共同浴血奋战多年的第四野战军的军官团体；Whitson and Huang(1973).二是由他的一个亲密同事，而实际上是由他的儿子林立果领导的空军。从1969年到1971年，林彪力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逐步地削弱他。毛泽东严惩了林彪的主要支持者，在1970-1971年间将他们逐一解职。周恩来则支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国内优先项目，而不是那些与林彪有关联的更激进的政策。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 and Fairbank(1991)，reprinted in MacFarquhar(1993).
这些复杂的策划在1971年9月达到了高潮，据说当时绝望中的林彪企图暗杀毛泽东并夺取领导权。毛据说在事前获悉了这一阴谋而幸免于难。随后，林及其家人（除了他的女儿）可能想逃往苏联，但他们的飞机在蒙古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所有尸体都被烧得无法辨认。林的死亡使军队的威信受损，因为林被认为主导了一次军事政变。此处采用北京的官方说法，但这也许不准确，因为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见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接着，周恩来迅速采取行动，开始排除民事管理中的军方势力，这项工作经过多年才最终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林的死亡也使“文化大革命”本身及国家领导班子的信誉受到置疑。1971年底，当有关林的阴谋及其下场的情况传达到民众时，许多人感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大量苦难和流血其实是北京权力斗争的结果。毕竟，人民曾被动员起来誓死捍卫代表革命本身的纯洁和完美知识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全力支持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因为他最理解和最善于运用毛泽东思想。但突然间，宣传机器揭露说林彪一直是个恶棍，而毛对此很清楚。毛只是表面上支持他，为的是引蛇出洞、暴露他的真面目，以便挫败他的阴谋，使体制摆脱这个篡权者。
正文 毛泽东时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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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些真的把毛看作神的人--直到1971年，中国人通常每天早晚都要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每晚向这位主席汇报当天的活动和他们的思想--也不相信这个新的故事。不论真相如何，林的背叛让很多人变得怀疑一切，也严重损害了整个领导层及其政策的信誉。
1972年，毛罹患心脏病及其他严重健康问题。详见Li(1994)。尽管公众不得而知，但中南海（相当于美国的白宫）内的接班斗争肯定是日趋激烈。同年，周恩来得知自己罹患晚期癌症，接班问题更趋紧张。1973年接班问题上的阵线形成，这个问题主导了此后5年的中国政治。
毛去世前的最后3年，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MacFarquhar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体看法。见MacFar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周恩来团结了很多老干部，并设法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平反。此外，曾是仅次于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第二号打击对象的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江青纠集了一个激进派集团，在最高层中，以她本人为首，包括前上海主管文化工作的干部张春桥，前主编姚文元，以及前工厂保卫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这四人都曾在上海度过了其生涯的重要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又都在北京身居要职。1976年10月倒台后，他们被称为“四人帮”。
正像整个20世纪在毛泽东之前出现的选择性现代化论者一样，毛在其生涯的晚年由于对选择性现代化方式的固有矛盾感到沮丧，而转向了排外主义立场。像20世纪早期的一些领袖一样，他发现现代科技和工业生产的要求以他无法容忍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结构和价值观。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毛再次试图取得一种平衡，以使经济能够发展，而他的激进的社会理念和专制的政治理念又不致遭到根本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晚年的个人悲剧在于他无法找到一个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能限制经济发展过程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的接班人。
从1973年到1976年，总的来说，温和派控制着政治体制的行政部门，激进派则在宣传和文化部门中占优势。军队没有明确表态，依然是双方关注的对象。温和派的政治纲领接近于20世纪反传统的现代化论者，他们认为中国应进行一切必要的改革以发展现代科技和经济。相反，激进派则代表排外主义信念，认为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并找到一种能使广大民众团结战斗的意识形态基础，才能让中国过得最好。Lieberthal(1977).
从总体来看，激进派在1973年末至1974年夏以及1975年末到1976年夏占上风。而在周恩来因癌症而身体虚弱的情况下逐渐由邓小平领导的温和派则从1974年中到1975年秋掌握着主动。1976年1月6日周恩来去世后，激进派很快成功地再次剥夺了邓小平的权力。但到毛泽东本人因自然原因于1976年9月9日去世时，一些事态的发展显示出激进派已普遍为人们所厌恶，尽管他们还有一批骨干支持者。最引人注目的是1976年4月5日，以缅怀周恩来为名的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很快形成了一股反激进派力量。激进派成功地镇压了这次示威，其间逮捕并殴打了很多人。但公众对这些事件的认识削弱了激进派的合法性及其在毛去世后幸免的机会。
正文 毛泽东时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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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班斗争激烈之际，激进派一再利用他们对宣传的控制来煽动群众运动，对温和派施加压力。这些运动所造成的政策路线的急剧变化使民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政治变幻跌宕起伏，大多数人都更多地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思想，以设法找到安然度过风暴的方法。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怪异的时期，它直到毛逝世和1个月后粉碎“四人帮”才告一段落。
小结：毛泽东体制
对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一个经历过数十年的社会和政治孱弱的国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证明了自己的论断：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了”。他晚期的重要外交政策行动之一是同意有限地恢复了与美国的关系，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问北京。从那时起，中国在后来著名的“战略三角”（中国、苏联和美国）关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Harding(1993)；Solomon(1981).
20世纪50年代，在毛的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下，中国开始发展重工业基础，并引进了大量很好的现代技术。中国还仿照苏联的政府体制，把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对国家管理下的农业生产实行集体所有制，采纳压制自主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结构。当然，中国的体制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类型。但其基本体制是共产党领导的和列宁主义的体制，这就排除了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建立有活力的独立机构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