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泽东致力于快速发展重工业，但他始终对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所造成的不平等加剧、官僚阶级的形成和城乡差距扩大等必然趋势非常警惕。他因此一再介入体制的运作以改变其社会和政治后果，使之主要转向在共同生活与工作的人群中实行平均主义，以及敌视知识分子、反城市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周期性地在与自己的创造物作战，结果，这种混战使他和“体制”都精疲力竭，却没有产生一个明确的赢家。这些斗争及其结果都给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正文 毛泽东时代（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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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毛本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在一个幅员如此辽阔、拥有众多凭胆识、谋略与果决而身居要职的全国和省级领导人的国家中，毛却能压倒一切来定夺大计，这的确令人惊叹。毛的地位部分地可视为中国长期的帝制传统的产物。
毛还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娴熟的政治技巧、对敌人的冷酷无情，以及从对他的个人崇拜中产生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关于毛的策略，见Oksenberg chapter in Wilson(1977)；关于毛与第一组的人(如他个人办公室的人员)交往的情况，见Li(1994)。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民众并没有总是做出毛所期望的回应。对此问题较为系统的研究，见Harding(1981)。但是，他在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实际上总能让他来决定斗争的条件。1949年中共胜利后，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拥有特殊权力的职位上任职27年，这就足以解释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
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这些结构因过于庞大而难以消失，但到毛去世时它们已极为混乱，以致“整合”它们需要多年时间，而且在有些方面亦不可能。毛提拔了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革命家，但他晚年时却让他们彼此争斗，留下的伤痕将持续很长时间。20世纪50年代毛对教育体系的扩展被后来他对知识分子的攻击所抵消，到1976年中国受到智力资本严重短缺的困扰。毛在中国多年的混乱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合法政治体制，但又用他生命中最后几十年时间来毁灭这个体制的效力。
作为一个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奋斗了二十多年的革命者，毛把原始政权作为中国政治的一个主要方面而给予了大量关注。1949年，他继承的是一个孱弱的和极度分裂的社会，一个渴望重新统一、相信某种重要的振奋人心的理念、渴望恢复失去的尊严和地位的国家。在此后剩余的生涯中，毛用统一的目标来激励民众和他的同事们。他一再地证明自己最善于发现国家的错误路线，然后操纵并激化它们以维护自己的控制。因此，他从未直接建立一种如同苏联那样的中央集权的克格勃机构。相反，他靠的是保持民众的分裂和失衡，最终依靠他指出国家走出困境的正确道路。鉴于他对分化和斗争的偏爱，他留下一个因社会冲突而精疲力竭的国家以及一个互不信任与派系斗争已积重难返的政府体制就毫不奇怪了。
正文 毛泽东时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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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立的体制试图把孤立各社会群体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以限制来自下层的潜在挑战。许多政策都是为了这一目的：农民不能与城里人联系；防止农民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此外，国家迫使农民只能通过国营“供销社”这一中介机构与城市经济打交道，则有效地切断了几乎所有非政府的城乡接触。对农村社会封闭状况的不同观点，见Oi(1989)，Shue(1988)，and Siu(1989)。在城市里，大多数居民在“大跃进”灾难后都被固定在自己的单位，即党指派的工作场所和研究机构里。这些单位后来普遍变成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蚕茧，单位之间的往来从结构上讲越来越困难--甚至达到了这种地步：大的单位有“对外办公室”来管理与其他国内单位的往来。一般来说，城市居民都在第一次到国营经济部门找工作时被分配进的单位里干一辈子。Walder(1986).
通常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桥梁的知识分子（例如，对政府不满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重大农民起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越来越受到孤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极端敌视知识分子的做法，使知识分子成为遭人歧视、排斥而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群体。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们被称为“臭老九”。前八类指地主、右派等贴有负面阶级标签的人。在一个试图普遍否认各种社会群体及其独立性的政治体制中，知识分子成为旨在折磨他们并摧毁其凝聚力的激烈暴力的对象。
即使在管理机构内部，毛泽东也利用整风运动及其他方式来防止出现多个权力中心。在他试图建立的体制中，行政机构是分权和灵活的，而权力则高度集中在他个人控制下。
最后，毛泽东对斗争的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念导致了使民众陷入极端暴力的政策。最初的革命对象--地主、资本家等--被打倒，并没有使暴力停止。知识分子及其他“右派分子”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为打击目标，到60年代末，所有显示出赞成传统文化、代表政府权威和对毛本人和毛泽东思想不“忠”的人都成了革命对象。
毛泽东体制的最大缺陷也许恰恰在于他在其中的赫然耸现。从1959年到1976年，中国政治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围绕着毛的接班人问题运行。毛试图主导自己的接班问题的徒然努力使几千万人遭受苦难。这个体制在毛晚年时的退化抵消了他最初十年所取得的某些重大政治成就：它使体制重新受到严重的个人派别活动的侵扰；它降低了军队听从全国统一指挥的程度；它也使国家无法确定为实现富强和获得国际地位而应遵循的正确思想。
因此，毛泽东是一个非凡的强人，他留下的遗产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他在1956年去世，他将作为一位杰出领袖而被缅怀。但是到1976年他去世时，他对中国的影响变成了悲剧性的，而他的接班人则面临着一个尽力纠正其错误的艰巨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