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后的四分之一多世纪见证了中国的变革，它与毛泽东在1949-1976年间的变革同样重要。毛留下了一个没有他就难以为继的体制。但重塑这个体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截至2003年这项工作仍在进行。本书以下部分首先阐释了这个“第二次革命”的政治，而后阐述它的制度层面、主要的挑战和可能的未来。在开始提供这些细节之前，有必要对毛泽东去世后改革的总体范围和目标进行评价。
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的信息制度极不完善。所有的信息独立来源都受到了压制：人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就学会了避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党和政府内部，多次的整肃使各级干部不敢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或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户口制和单位制大大限制了信息的水平流动和人口的实际流动。所有的境外新闻都受到检查，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几乎没有不被监视的。在物质财富的分配方面，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平均主义的社会。所有炫耀的标记都被禁止，以致服饰和娱乐活动没有多大差别，非专业人员的观察看不出生活状况有什么不同。中国还是一个高度强制性的社会。甚至党员干部因担心清洗和惩罚，也谨言慎行。
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管理。市场力量和个人积极性在这个体制中实际上毫无作用。为国防（或声望）而发展重工业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城市就业是最优先的考虑，而效率或有效地利用资本的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结果是经济增长缓慢，几乎所有的实际增长都源于更多的资源耗费，而非基于更先进的技术和体制的生产力的提高。不存在私有财产权，实际上也根本没有私有财产（农民住房除外）。由于毛追求自给自足政策，国际贸易几乎不存在。外国借贷和国外直接投资也被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