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8：36 本章字数：1029
到1976年10月末，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找出如何修补政治体制以及如何向民众解释错在哪里的方法。起初，他们采取了最简单的办法：他们团结在“英明领袖”华国锋周围，把近年来的所有问题归咎于“四人帮”的幕后操纵，并试图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治理风格所特有的定期中央工作会议及其他活动。关于这一时期，见MacFarquhar chapter in MacFarquhar(1993)，Garside(1981)，Lieberthal(1978)，and Fingar(1980)。然而，紧迫的政治议程的核心问题是：是否要给邓小平平反？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数千万人的冤假错案？如何看待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本身？
邓小平可能获得的平反遭到了华国锋的反对，后者正在努力确立自己作为毛去世后的中国领袖的合法地位。华的政治盟友也像华本人一样，其政治生涯因“文化大革命”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冲击。
在所有高层领导人当中，华国锋与维护毛的威信最为利害攸关。1976年，就在邓小平第二次遭到撤职后，据说病危中的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你办事，我放心。”仅此一句话就为华国锋在毛去世后立即独揽党政军大权提供了基础。华的这些权力在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上得到了确认。宣布这些任命的公报，见FBIS(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August 22，1977，pp.2-10。如果毛并非一贯正确，那么华的合法性基础将很快受到侵蚀。
毫不奇怪，华寻求通过使毛的名字和决策神圣化来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在1977年3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支持所谓“两个凡是”的立场--凡是毛的决策，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的指示，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会上，他还反对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给邓小平平反的动议。
邓的平反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期，邓曾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对象。1973年平反后，邓积极而有效地使国家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直到1976年他第二次遭到撤职。华国锋深知自己的能力和政治声望都不如邓。华的崛起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邓几乎注定要引导中国走不同的道路。因此，华争辩说，毛泽东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在1976年4月撤换了邓小平。 详见Lieberthal and Dickson(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