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8：38 本章字数：1026
面对民众对国家所面临的形势的深刻觉醒，维护自己地位的努力没有给华国锋留下多少变化的余地。他不久就开始让步。1977年夏天，华同意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被撤职前担任的所有党内和军内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978年3月，邓也恢复了他以前在政府部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但警告说这类政治运动继续定期进行是必要的。华的讲话全文，见FBIS， August 22， 1977， pp.11-46。
1977年和1978年，邓小平在审视了危机四伏的中国体制后，认定只有实行重大改革才能保住中共的权力。他认为，党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抛开毛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同20世纪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邓致力于中国的繁荣与富强。但与毛晚年不同，邓认为这需要对外部世界开放，而不是封闭。
邓小平的改革动力
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本章着重探讨政治体制顶端的改革，这些改革最终下放了政治权力，同时加强并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要了解中国的走向，必须要跟踪了解远比北京的政治更多的情况。
北京的政治考虑主导了整个80年代改革的步伐与进程。当中国进入90年代时，应对改革的预料之外的后果的需要越来越多地推动了政策的发展。邓小平和陈云是90年代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两人都早在20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同代政治领导人中都有各自的盟友，也都有比他们年轻10-20岁的追随者。不论是邓还是陈，都没有想过要打击对方，因此改革头十年的政治进程是围绕着他们在政策动议、政治权力及其追随者的任免问题上的争论展开的。
邓小平对于把中国引向新方向（下文将会说明）的专心致志，创造了发生重大变革而无群众动荡的机会。陈云对改革方向的起初支持和最终担忧，则充分解释了1978年到90年代初北京政策的重大摇摆。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干部甚至许多中国民众利用来自北京的政治动议和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来“从底层”推进改革，当主要的改革者对由此产生的新情况表示认可时，它就成为全国性的政策。例如在1979-1984年从人民公社转变为家庭承包时，这种情况在农村政策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