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8：39 本章字数：1090
Kelliher(1992)。不过，每一次政治体制最上层的发展--不论是以政策动议还是政治斗争的形式--都给基层创造了灵活性和主动性的“空间”。本章试图解释1978以来中央的理念和政治。然后，本书其余部分将探讨中央、政治体制下层、社会，以及体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间的联系。
改革并没有一个蓝图。在许多情况下，最初的改革政策让人联想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济恢复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在80年代，不同的是邓了解以前政策的不足并鼓励进行更多的必要的重大变革，结果造成了棘手的政治问题，并对既得利益提出了深刻挑战。邓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他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一个严重分裂的政治体制中总体来说维持了改革的势头。
尽管改革有时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某些重要领域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即使它也带来了这个体制必须解决的一些严重问题。在经济方面，中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改革的最初十年里增加了一倍多，即使起点较低，这仍然是一个惊人的成就（见表5.1）。与此同时，政治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信息流动、决策程序及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中国与国际经济和各类外国团体和机构间的联系快速增长。但这些变革是以牺牲在国家价值观上的共识为代价的，而政治体制的主要部分很少或根本没有变化，因而越来越与一个演进中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相脱节。通货膨胀的爆发与地方贪污腐败成为严重问题。
1978年底改革开始时邓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但他已下定决心：中国要想繁荣与富强，就必须创造一个有技术改革能力和有经济效率的社会。他也认识到，在毛晚年的灾难之后必须赋予中共的统治以合法地位。
总的来说，四个重要结论塑造了邓小平的具体改革措施。这些结论来自邓本人的经历和他对中国与国外发展的关注。
第一，邓小平认为，全球范围内高速经济增长的基础已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型发展。也就是说，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增长更多地是来自新的生产技术，而不是来自增加生产能力。然而，邓深知中国的苏联式体制在产生新技术和消除研究、开发与实际生产之间的鸿沟方面都表现欠佳。正如近年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所显示的，解决这些问题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流入了参与全球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而邓也知道，中国的体制在结构上不适于进入全球经济。此外，邓把必须与追求技术活力和经济效率的世界趋势共同前进视为中国长治久安的一件大事。这个结论使邓在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关于中国如何富强的看法上具有了反传统现代化论者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