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8：41 本章字数：826
邓深信过度的官僚控制扼杀了变革和效率。因此，要提高效率就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下放权力，至少允许部分中国经济在非竞争性的国有经济部门之外发展。在邓看来，竞争可以迫使国有经济部门本身变得更有效率和活力。在人事任用、法律制度、财产权、社会政策、激励机制等方面也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邓还认识到，如果中国想要成为技术强国，就必须给知识分子平反，并允许他们发挥技术专长。
第二，邓断定在毛晚年出现的幻灭之后，意识形态的激励已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
第三，邓认为，即使实行经济改革并成为一个更富裕的社会，中国也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对于中国一向持权利主义观点，并且相信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将带来动乱和暴力。“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岁月让人对中国的社会力量被释放出来时所具有的可怕潜力记忆犹新。许多人担心，党的力量的削弱会引发个人和团体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清算的雪崩，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全国大乱。
第四，邓在80年代初断定，如果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中国就可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一个和平时期。然后，它可以利用这一暂时的军备竞赛停顿时期建立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期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中美苏三角外交游戏，以谋取自己的安全利益。
虽然邓对于国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总体概念，但在他头脑里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他进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做出大幅调整，以应对先前的计划措施所产生的交互压力。实际上，邓的天赋与其说在于他对必要的措施的预见能力，不如说在于他非凡的政治技巧，这种技巧使他在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政治风波中给一场广泛的改革赋予并保持了政治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