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9：19 本章字数：826
与其说是开明的善行，不如说是经过仔细权衡后的担忧促使中国领导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重建体制。改革不仅改变了中国经济，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它更少意识形态、更少高压、更少对普通民众的封闭，而更多地倾向于利用法律和规章来管理。显然，它也更少了中央集权化。但是，对不稳定的担忧依然是正在进行的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放权与稳定
改革期间，政治变革中的一个最重要、最令人困惑的方面就是决策权的下放。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引进，需要把经济决策地点转移到国家的较低层次。为了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以便提供稳定的钥匙，地方需要有开发其资源以保证经济成功的灵活性。因此，地方获得了制定政策并采取与北京发表的极不相同的战略的权力。反过来，北京要求地方官员保持政治稳定。
于是，官员们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全国性政治约定：以快速经济增长为基础，达到政治稳定。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主报告的话来说，“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Jiang(2002).高速发展要求政治体制的各个层级都有更大的灵活性。中央允许了这种灵活性，只要结果是经济增长和稳定。一旦北京要求地方控制经济扩张，地方当局便祭起不稳定的幽灵。
这种全国性的政治契约已经使经济成就成了评判地方党政官员表现的重要标准。党的干部不必再执行诸如平均主义等以前的政治优先任务，他们现在全力投入了使地方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努力之中。就像第十章所描述的苏志明的例子那样。这给了党政干部绕过北京制定的那些可能抑制地方增长的政策的强烈刺激。
干部们的这种地方取向标志着毛时代状况的重大转变，当时，刺激主要是来自上级而不是来自地方。改革战略通过给予地方在干部任命方面更大的权力以及鼓励集体和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而加强了地方的重要性。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地方预算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