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 22：19：21 本章字数：850
于是，在改革中中国出现了真正的放权。省、市、县、乡镇等各级地方管理机构在牺牲了直达北京的垂直功能机构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主动性--用中国官僚机构的用语来说，即牺牲了“条”而成就了“块”。国家活动的态度也变了。相反，它运用一切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只要这些方式不产生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按照毛体制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变化似乎削弱了中国的国家体制。如果我们期待的是遵从中央指示和在观点与行为上的统一，那么，现时的发展提供大量证据证明了中央的失败和政权崩溃的可能性。但是，改革已经使这成了体制恢复的一个误导人的检验方式。中央已经依靠地方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来加强了整个政权。这是Zheng(1994)的一个核心论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多样化现在意味着适应性、活力和力量。
但是，在这种更为放权化的体制中，权力究竟在什么地方？经验主义的研究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权力存在于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地方。例如，简·奥伊和苏珊·怀廷教授发现乡镇和县级官员成了政治和经济的主角。在促进其地方利益方面，许多人具有高度的企业家精神。Oi(1994)；Whiting(2001).郑永年则发现，在省一级，大部分这类情况才是确实的。Zheng(1994).怎样才能使这些观察一致？
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考察整个中国体制最有效的方式，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域管理机构的套叠式体制，乡镇、县、市、省和中央等每一级都拥有实在的政策创议权。各级官员都格外关注积蓄资源和达成能为本级政府管理的地方带来利益的交易。每一级都愿意在不打乱本身计划的情况下，让下级做其所愿之事。在缺乏正式的制度机制与合法的宪政框架赋予这个体制以规则和可预见性的情况下，大部分事情都要通过谈判和建立共识在实践中来解决。
结果形成了一套活跃而多样化的关系，它把讨价还价、组织程序、法律和规章结合在一起，来决定官员们的实际行为。这种结合的细节因议题、地区、政治体制的级别以及时段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