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退休。第二年，张居正奏请皇帝重新起用高拱。当年十二月，高拱以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身份回到内阁。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尽职。他办事干练，不循规蹈矩，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成绩突出。高拱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使朝廷上下官僚风气为之一新。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经常南下侵扰，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高拱建议在兵部增加侍郎二员，负责巡阅边务，了解边疆情况，力争做到对边疆险隘、蒙古军队实力、将领是否称职、兵马强弱等情况都很熟悉。这样一来，边疆问题有人专门负责，将领空缺了，他们也能补上。他还主张选拔有勇有谋的人担任边疆将领，而且不能随意调走。高拱还建议对边疆将领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提拔赏赐应该优先，其他官员不能和他们相争。只要有军功，就能得到提拔。这些措施大大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疆官员，使他们认真操练，苦练杀敌本领。
高拱故居隆庆四年(1570年)八月，蒙古骑兵南下侵犯，高拱周密布置，严密防范，蒙古兵只好撤退。十月，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前来投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奏请穆宗加封那吉为指挥使，俺答听说明帝对自己的子孙这么友好，深受感动，于是决心与明朝和好，接受明朝册封。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明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八月，双方开始互市贸易。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战争不断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高拱、张居正功不可没。穆宗为了嘉奖高拱，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为建极殿大学士。
高拱虽然励精图治，政绩卓然。但他恃才傲物，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专擅国柄，所以在大臣中威望并不太高。隆庆四年(1570年)七月，大学士陈以勤因受高拱排挤，称病辞职；接着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也被他排挤而去；然后内阁大学士李春芳也被迫离职。后来大臣殷士儋买通宦官进入内阁，高拱很不高兴。不久高拱的心腹张四维被弹劾，高拱就怀疑是殷士儋所为，处处刁难他。殷士儋实在无法忍受，竟在内阁挥拳击打高拱，结果也被赶出内阁。至此，内阁旧臣除了张居正外，其他成员都被高拱排斥出去。
不仅如此，高拱连退休在家的徐阶也不放过。徐阶退休还乡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于是亲自上奏章告徐阶，并在隆庆五年起复与徐阶有嫌隙的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暗地里命令他狠狠整治徐阶及其子弟，使徐阶苦不堪言，只得无奈地向高拱求饶。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高拱升为中极殿大学士，此后作风更加专横。高拱是首辅，张居正位列其下。高拱与很多同僚发生矛盾时，张居正从不介入。而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当然不甘心屈居人下。他迎合高拱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所以高拱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威胁。随着高拱日渐嚣张，威信越来越低，张居正取而代之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张居正暗中行贿讨好太监冯保，想借他的力量推翻高拱。
恃才傲物的高拱(2)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临死前，下诏命高拱、张居正等为辅政大臣。穆宗驾崩后，神宗朱翊钧即位。由于神宗年幼，冯保在太后的支持下，掌握大权。高拱无法容忍权利被宦官夺去，想消灭宦官，于是派人游说张居正，想联合张居正共同对付冯保。但他不知道张居正与冯保关系密切，结果张居正将他的图谋密报冯保。冯保于是在太后和幼帝前诬陷高拱想废掉神宗而迎立河南周王等。同时冯保还买通两宫近侍，大家都这样说，于是太后和神宗深信不疑，便下决心除掉高拱。第二天，太后和神宗召集群臣，痛斥高拱擅权无君等罪而罢免了他，命他即日离京回乡。高拱原来满以为宣诏是驱逐冯保，没有想到是罢免自己，听到被免职的诏书时“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还是张居正从旁边把他扶了起来。次日一早，他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后，高拱十分郁闷。可是冯保还不死心，再次制造事端欲置高拱于死地。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道是诬陷，大力救他，高拱才幸免于难。但却惊忧成疾，一病不起。
万历六年(1578年)十二月，高拱病死家中，终年66岁。由于与当权的冯保有矛盾，冯保命令以很低的规格将其埋葬。到了万历三十年，高拱的儿子上疏替他申冤，经过廷议，得赠太师，并谥文襄。著有《高文襄公集》、《防边纪事》等。
宰相之杰张居正(1)
《帝鉴图说》
张居正像张居正(1525～1582)，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所以世称张江陵。他12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即1547年)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到当时内阁首辅徐阶的赏识，两年后升为翰林院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时弊。后因受严嵩的排挤而托病回到家里闲居三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被召回朝，仍然供职翰林院。隆庆元年(1567年)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后改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由于主持编撰《世宗实录》，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
1572年，穆宗驾崩，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神宗万历皇帝。明穆宗在位时，十分信任张居正，因此他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万历初年，张居正与大宦官冯保联合推倒高拱，成为首辅。由于神宗年幼，于是一切军政大事都由张居正裁决，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日渐衰颓的明王朝一度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景象。
张居正首先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顿吏治、严肃法纪、信赏必罚。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实行“考成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各级官吏从此不敢再敷衍塞责，使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有了保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加强内阁，抑制宦官，以巩固中央政权。
张居正进入内阁后，十分注重边防。他提出了饬武备、信责罚、造兵将的方略。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镇，整顿北方防务；用名将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镇守辽东，以巩固东北边防。戚继光多次击败鞑靼的进攻，迫使鞑靼首领俺答跟明朝和好，接受册封，双方通商往来，发展经济，二三十年没有发生战争。这有利于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在俺答汗的影响下，达赖喇嘛也向明朝遣使通贡请封，进一步密切了明朝与藏族地区的联系。
针对黄河年久失修，河水经常泛滥，淹没大量农田，影响人民生活的情况，张居正任命擅长治水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水上运输畅通，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帝鉴图说》万历年间，豪强地主兼并田地的情况十分严重，他们有地而不纳税，农民没有土地反而要承受沉重的税赋。导致各地农民不断逃亡或起义反抗，严重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于是张居正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万历八年(1581年)，田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孝宗时的统计数字多出三百万顷。土地丈量，使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打击。清丈田地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计亩征银。役银由旧制按照户、丁征收改为以丁、田分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的现象，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一条鞭法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而采取的有效措施，也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张居正的改革，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稳定了明王朝的统治，在他执政的10年期间，“边境义安”、“太仓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一时政绩炳然”。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他也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理论家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载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册。
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执政的第五年，他的父亲病故。按照封建礼法，他必须回家丁忧(离职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担心他离开后，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于是他让他儿子回家奔丧，自己仍然留在京城履行职责。他的改革本来就有人反对，于是他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纷纷向明神宗上疏弹劾，有人甚至张贴标语攻击张居正。后来，明神宗处分了一些闹事者，对张居正的攻击才渐渐平息下来，但是反对他改革的人始终都没有罢休。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时年57岁。在他临死前的一个月，还上疏请求免去万历七年以前老百姓积欠的赋税，并获准施行。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万历皇帝还下诏罢朝数日，以示悲痛。并派锦衣卫护送张居正的灵柩回到故乡江陵，可谓尊荣至极！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万历皇帝又指责他：“罔上负恩，谋国不忠。”下旨削去他的官秩和谥号，并查抄他的家产，甚至要“斫棺戮尸”。张居正生前所举荐重用的人，统统被罢官为民；而被他罢免的官员，却又大都恢复官职。张居正十年呕心沥血推行的改革，至此基本上被一笔勾销。
导致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大宦官冯保十分贪婪，史载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当冯保给自己修好生圹(墓穴)后，张居正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极尽颂歌。终于换来了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使他在权力斗争中击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因此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宰相之杰张居正(2)
尽管张居正本人比较清廉，曾经拒绝过数以万计的贿赂。但是他只能以一个腐败人物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因而也只好用腐败手段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又必然导致他的腐败！张居正去世后，他生前的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家资富饶胜过皇上，万历皇帝查抄了冯保后，果然发现了万贯家财。万历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于是下令查抄其家产，终于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开始恢复张居正的官秩，重新给以葬祭。崇祯三年(1630年)张居正的冤案被平凡昭雪，他的子孙也官复原职。
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状元首辅周延儒(1)
周延儒像周延儒(1593～164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江苏宜城镇)人。周延儒自幼聪颖过人，熟读经书。万历四十年(公元1613年)，他参加乡试中举，第二年参加京城的会试，夺得会元，一月后参加殿试，再夺状元。21岁的周延儒连中二元，少年得志，披红挂彩，骑马游城，万人瞩目，荣耀至极。按照惯例，周延儒以状元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熹宗天启年间，升为右中允，掌管司经局(管理经籍的机构)。不久，又升为少詹事，负责管理南京翰林院。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朱由校驾崩，他的弟弟朱由检继立，就是崇祯帝。当时明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政治黑暗，吏治败坏，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蒙古、后金不断侵扰，边境形势十分严峻。17岁的崇祯帝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他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并大力选拔人才。身为状元的周延儒自然受到青睐。崇祯帝即位不久，便将周延儒召回北京，任命为礼部右侍郎。
崇祯元年(1628年)冬，驻守宁远的士兵因军饷拖欠发生哗变，袁崇焕单骑入营，平息哗变。但不久锦州又发生士兵哗变，袁崇焕奏请发饷。崇祯帝召集大臣商议，许多人主张批准。周延儒看出崇祯帝吝啬钱财，于是迎合崇祯帝的心思说：“过去边关用来防止外敌入侵，可现在要防士兵了。宁远士兵哗变，发给军饷，锦州士兵哗变，又发军饷，这样下去镇守边关的部队都这样了该怎么办呢？”皇帝问他怎么办?周延儒说，“情况紧迫，不得不发，但得想个长久之策。”他的话深得崇祯帝赞赏。数日后，在面议时周延儒又说锦州兵变是由于将帅统兵无策而导致。崇祯帝一直担心是边将趁机要挟，听周延儒这么一说，放下心来。从此崇祯帝对周延儒十分器重。
不久大学士刘鸿训罢官，崇祯帝下诏推荐阁臣。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结果吏部列出的十一人名单中没有礼部尚书温体仁和周延儒。按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钱谦益等以温体仁威望不够而没有提他，而周延儒深得皇帝器重，也被排斥在外，心中愤恨，于是他到处散布流言，说推荐阁臣之事被钱谦益党把持。同样遭到排斥的温体仁也愤愤不平，于是弹劾钱谦益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崇祯帝在名单上没有看到周延儒的名字，心中本来就很怀疑。看到温体仁的奏疏后，立即在文华殿面讯，在温体仁、周延儒的质问下，钱谦益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免，相关人员受到处分，名单也被废除。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升文渊阁大学士。在他的大力推荐下，同年六月，温体仁进入内阁，九月，周延儒成为首辅。又加少保，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任首辅后尽力改善同东林党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年)周延儒主持会试，录取东林党人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而温体仁则十分仇视东林党人，并联合阉党对付东林党。于是两人发生分歧。温体仁表面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却计划夺其首辅之位，周延儒却没有察觉。温体仁暗中指使言官不断弹劾周延儒。周延儒的子弟横行乡里，结果周被弹劾；朝臣犯了错误，也弹劾首辅；周延儒与不少官吏关系很好，也被弹劾结为朋党；周延儒的姻亲陈于泰考中状元，于是弹劾周徇私舞弊。周延儒多次上疏争辩，崇祯帝虽然表面安慰他，但心里却开始不信任他了。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在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告病还乡。
温体仁继任首辅后，专横跋扈，打击异己，朝臣极为不满，五年后被罢职。之后张至发、薛国观等相继执政，朝政更加腐败。李自成、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势头更旺；东北与后金作战也是屡战屡败。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虎视明朝。这时候崇祯帝开始怀念周延儒，想起他的好处。崇祯十四年二月，周延儒被重新起用为首辅，加太子太师，升为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周延儒再次为首辅后，任用东林党人，革除弊政，免除欠税，赦免轻罪犯人，重用有名望的朝臣。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政绩突出，朝野称颂。崇祯帝更加器重他。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崇祯帝接受群臣朝贺后，亲自揖拜周延儒，并说：“朕以天下听先生。”
但周延儒缺乏雄才大略，又不懂军事。所以对农民起义军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他重用的吴昌时等把持朝政，刁蛮专横，朝官恨之入骨，纷纷上奏，揭发吴昌时仗势专权，有时自然会牵连到周延儒，周用人不当，为自己种下祸根。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关，逼京师，进山东，一直抢掠到江苏沭阳。举朝震惊，周延儒迫不得已，请求督军。但到通州后停止不前，消极怠战，等待清兵自行撤退，却天天上奏捷报。清兵退走后，周延儒凯旋而归，论功行赏，加太师，儿子受荫为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但仅过五天，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就将周延儒消极怠战和谎报战功的事情上报皇帝。崇祯帝大为震怒，下诏传谕百官，“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于是周延儒被再度免官。
状元首辅周延儒(2)
不久，御史蒋拱宸弹劾吴昌时贪赃巨万，案件牵连到周延儒。接着给事中曹良直也弹劾周延儒十大罪。崇祯帝下令对吴昌时严刑拷打进行审讯。前首辅薛国观因受贿被吴昌时弹劾而免职、赐死，他的学生魏藻德、陈演此时也为内阁学士，为替恩师报仇，也参与打击周延儒，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在旁边火上浇油。终于使崇祯下令将周延儒捕入京师。周延儒想托前辅臣王应熊为他求情，事情也被崇祯帝知道，所以王应熊见到崇祯还没有说一句话，便被喝令回去。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也被崇祯帝否决。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吴昌时被斩首示众。周延儒被赐自尽，终年51岁。著有《周挹斋稿》、《片野堂诗》等。
平庸首辅温体仁
温体仁(1573～16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升为礼部尚书。
崇祯元年(1628年)冬，在推荐内阁候选人时，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使吏部把呼声很高的周延儒排斥在名单之外，按例该进内阁的温体仁也受到排挤。温体仁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揭露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接着和周延儒一起在文华殿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结果钱谦益被罢官，他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
文华殿对质后不久，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曾经写诗歌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纳娶娼妓、夺人田产等不法行为。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展开辩论。在他的当面质问下，毛九华无言相对。于是温体仁趁机说二人都是钱谦益的死党，崇祯帝觉得他说的很对。后来经过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弹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于是崇祯对温体仁所说大臣结成朋党的话深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进入内阁。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三年六月，温体仁也进入内阁。但是在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产生分明代的文具歧。于是温体仁开始图谋取而代之。而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自己又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身为首辅，周延儒纵容家人，在家乡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导致京城里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加上周延儒和宦官的关系不好，于是温体仁唆使太监诬陷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听后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于是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帮助，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年)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首辅。
温体仁最初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但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未做首辅时，就曾经以经筵讲解不好为借口，罢去东林党人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找借口将东林名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后来，又打击和文震孟友善的庶吉士郑鄤，制造了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使崇祯帝将郑鄤磔死，重臣黄道周因为替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因言及郑鄤案被斥为民。
后来东林党人庶吉士张溥建立复社，由于张溥名气很大，因此复社很快壮大起来。而历来痛恨东林党的温体仁想法设法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揭发张溥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弹劾复社称霸地方。于是温体仁便想兴起大狱，将他们一网打尽。正在此时，常熟人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在家里胡作非为。温体仁想将钱谦益、瞿式耜抓起来审问。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答应为他想办法。这件事被温体仁知道了，于是他秘密奏报皇帝，并请惩治曹化淳。他没有想到的是，崇祯竟然把自己的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案子完全翻过来，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而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想到奏章刚送上去皇上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下来，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身为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都没有任何计策。他所推荐提拔的人也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是由于温体仁善于逢迎，因此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温体仁死去，终年66岁。崇祯帝闻讯后，赠官太傅，谥文忠。但是到南明弘光朝廷时，他的赠谥皆被削去。
F0 7 明代的宦官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
明代宦官全貌大扫描(1)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明初，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彩塑明代太监像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曾有一位做镊工的老宦官，服侍朱元璋几十年了，有一次说话时没有注意，谈到了朝廷政务，朱元璋立即把他打发回老家种地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朱元璋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朱元璋在心里虽然想着宦官这种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但实际的需要却由不得他。早在朱元璋称帝之前，还是称为吴王的时候，宫中的宦官人数已经超过千人，到洪武初年，内监的二十四衙门就建立起来了，宦官的人数就更多了。成祖朱棣任用宦官，委以权力，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可见，明成祖授宦官以权柄，完全是一笔政治交易。世宗统治时期，宦官势力一度被压抑，但到神宗时又发展起来。宦官冯保可左右内阁，权势极为显赫。天启时，宦官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独揽内外大权，同朝内文武大臣结为阉党，有权倾帝王之势。崇祯帝(思宗)虽然定逆案，逐阉党，但最后仍不免走上宠信宦官的老路，让高起潜、曹化淳先后得势，直至明亡。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冬衣、靴料，以颐享天年。宦官供职内廷期间，如患病可到安乐堂就治，病愈后销假继续供职。如果病故，则由内官监给棺木，由惜薪司给焚化柴，抬至净乐堂焚化。地位较高的宦官死后，可以特旨赐葬并建造碑亭享堂。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明代历代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的职权主要有三项，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这是司礼监最重要的职权；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司礼监不仅在各宦官机构中处于“第一署”的地位，而且实际上也居于总管、统领其他宦官机构的地位；三是兼顾其他重要官职，当时宦官系统的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或专由司礼兼领，或为司礼外差，这也是司礼监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御马监铜牌司礼监的第一项职权成为历史上宦官所拥有的最大权力，也是明代司礼监权势显赫的根本原因。
明代宦官全貌大扫描(2)
其他十一监是：内官监(主要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卥簿、仪仗、围幙、帐幔、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及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是：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是：兵仗局(掌造军器，包括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浣衣局(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局址在德胜门以西，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针工局(负责制作宫中衣服)、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浆、面、豆等物)、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
可见，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和职权都达到了最高点，职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及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二十四衙门已大大超过了明代以前宦官组织机构的规模，但是，明代宦官的组织机构绝还不仅仅限于这二十四衙门。在二十四衙门以外，明代宦官还拥有相当多的组织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明代的宦官人数到底有多少，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代政治的日趋腐朽，宦官的人数呈急剧增加的趋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说七万人，一说十多万人)。比如在正德十一年(1516年)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就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历代宦官都没有什么学问。明朝也不例外，如大宦官刘瑾就是个文盲，魏忠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明朝的宦场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宣宗时设立了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容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司礼监总督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宣德四年(1429年)，具有小学士头衔的礼部尚书陈山担任教师。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以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总督。明朝第一个开始专权的宦官王振就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明朝灭亡，猖獗了200多年的明代宦官集团也土崩瓦解。关于这个群体的下落，除死于战乱者之外，留在北京城内的宦官并未实现他们“富贵固在”的美梦：他们有的因“背主献城”反而遭到了农民起义军的斥责驱逐，有的则在义军将士追赃过程中被“拷死”。清军入关、农民军兵败撤离北京前夕，大批宦官被逐出京城，残留京城的亡明宦官又一次遭到了灭顶之灾。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1)
明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恐怖政治，而恐怖政治的代言人就是锦衣卫与东西厂，合称“厂卫”。在皇帝的直接指挥下，厂卫特务无所不至，上起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他们刺探的对象。厂卫特务依仗权势，无恶不作，所用的刑具有特制的大枷、夹棍，刑罚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以烧红的铁烙脚)等，惨无人道。
锦衣卫木印锦衣卫，全称锦衣卫都指挥使司，设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原来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入仪仗。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特令锦衣卫侦查“不轨妖言”，兼管刑狱，握有巡察、缉捕的特权，可不经外廷司法机关和任何法律手续，逮捕拷讯官民，以至于锦衣卫逐渐演变成为由皇帝控制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的最高长官为指挥使，由近臣或外戚担任。
锦衣卫下设南镇抚司和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专理诏狱”，直接奉皇帝之命查办各种案件，是锦衣卫的核心。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上千人，最多时达六万之众。
锦衣卫使用特务手段任意缉捕、审讯臣民，在严刑逼供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据史书记载，明初大臣钱宰罢朝之后回到家中，因为当天起早去赶早朝，便即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时，明太祖就对他说：“昨天作得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迟呀！为什么不用‘忧’字呢!”钱宰一听，顿时一身冷汗，磕头如捣蒜。大学士宋濂有一次在家宴请宾客。朱元璋随即就知道客人是谁、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甚至主客的位置都一清二楚。
锦衣卫的一项著名的职能是“执掌廷杖”。受杖的人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被裹在一块大布里，随着一声令下，棍棒就雨点般落在他身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地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要一命呜呼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的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即使不死，也丢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伤害。
比锦衣卫更可恶的是东厂和西厂，它们是明朝迁都北京以后设置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由皇帝的亲信太监担任提督，直接向皇帝报告，地位更高。
明撇腿翅头炕案东厂设置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虽然已经有锦衣卫，但因由外官掌管，皇帝仍然放心不下。为了更便于控制监视百官，需要另设一个特务机关，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转移到宦官手中，成为由宦官控制的特务机构。东厂的首领称掌印太监，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东厂的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事，采用特务手段，在全国组成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网。东厂的下属吏员由锦衣卫内拨给，其权势在锦衣卫之上。锦衣卫有权侦查一切官民，而东厂除此以外还可侦查锦衣卫。在东厂的堂上，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充分表明了东厂的重要地位和深受皇帝宠信的程度。
东厂的设置集中反映了朱棣对宦官的依赖心理。因为朱棣是篡得天下的，建文帝朝的大臣与朱棣之间各自都怀有戒心，但朱棣又不能尽杀建文时的大臣，便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厂，来侦察百官动向。东厂的性质很明确，第一，和其他宦官机构一样，是皇帝的“家臣”；第二，和其他宦官机构不同，从一开始职掌就在宫闱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朱棣的世系已被接受为正统，已经取得了“政治合法性”之后，作为特务机关的东厂不但没有被取消，其权限反而不断扩大。
东厂的权势不断扩展，不但在一般百姓中，即使在文武官僚中，也形成了一股威慑力量。据说，远州僻壤的官民，看到衣着豪华，骑优良马匹，操京师口音者，争相躲避。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了东厂的威慑力量。
西厂设立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权力和人数都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城至全国各地。太监汪直任西厂提督。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罗织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多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汪直趁机陷害朝中的正直之士，培植同党，并用锦衣卫百户韦瑛为心腹，屡兴大狱。汪直每次外出，皆前呼后拥，随从众多，公卿大夫都要绕道回避。三品以上的京官大臣，汪直都敢擅自抄家审问。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一震，于是撤销西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六月，宪宗又下诏恢复西厂，汪直从此更为嚣张，手下缇骑人数超过东厂一倍，势力远在东厂之上。而此时，从前弹劾汪直的兵部尚书项忠被革官为民，大学士商辂害怕西厂打击报复，请求告老还乡，宪宗给予批准。从此，西厂的势力更大，缇骑校尉遍布大江南北，连民间斗鸡骂狗之琐屑小事，也常被牵连重罚，弄得民心惶惶，连皇亲国戚都不敢得罪西厂。成化十八年(1782年)三月，宪宗以东、西二厂不宜并立为由，关闭了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皇家特务机关：锦衣卫与东西厂(2)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又设内行厂，由他直接指挥，以监视其他的官员为业。连锦衣卫、东厂、西厂也在内行厂监视之列。刘瑾被诛之后，内行厂撤销。
宦官擅权的始作俑者王振
王振(？～1449)，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永乐时入宫为宦官。宣宗时曾在内书堂读书，并在英宗为太子时侍奉东宫。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伺候英宗的贴身太监，由于当时英宗年龄太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他又是英宗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这在当时的太监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英宗念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宗的启蒙老师，英宗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年仅9岁的英宗即位，英宗自然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喜爱的王振，让王振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其他太监不同的是，王振在内书堂念过书，是个“文人型”宦官，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看到王振逐渐有抓权揽政的迹象，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差点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正统五年(1440年)，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病故。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硕果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轻浅，难以左右朝中局势。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此时，16岁的英宗办事缺少主见，只有事事依从王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