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化寺山门（寺内曾供奉王振塑像）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看到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不加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这一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当然，也有刚正不阿的。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这就是“两袖清风”的来历。
王振此时几乎完全控制了英宗，肆无忌惮。宫门口那块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这一祖训一直被王振视为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摘去铁牌，去掉了这把高悬于其头顶的利剑。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擅权之后，大肆安插亲信，残害忠良，在朝内逐渐组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集团，其势力不断扩张。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竟然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百官庶民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刺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但王振不会打仗，屡战屡败，明朝大军在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时，与追上来的瓦刺军遭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在被没收的王振的财产中，有金银60余库，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
“南宫复辟”的总策划曹吉祥
曹吉祥(?～1461年)，滦州(今河北滦县)人。在英宗登基之前，即入宫为宦，已有家室，“净身”原因不详。曹吉祥入宫当宦官后一直在王振手下，依附于这个权倾当朝的大宦官。“土木堡之变”中王振被杀，之后，王振的同党马顺、毛贵和王长也被群臣除掉。由于曹吉祥奸滑、刁钻，蒙蔽了朝野上下，在清理王振及其余孽的运动中逃过一劫，并很快成为王振之后又一个横行一时的弄权宦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英宗之弟朱祁钰继位，是为景帝。当时，瓦刺首领也先挟持英宗作为攻城掠地的政治工具。兵部尚书于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也先逼近京师，于谦率军民顽强抵抗，大败瓦剌军，击毙万余人，俘获瓦刺将领数十人，夺回了原先被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
景泰元年(1450年)春夏，也先又对明朝发动进攻，于谦加强防务，严整军备，瓦刺军的数次攻伐均告失败。这时，瓦剌内部也不满也先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议和。瓦刺看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就同意议和，释放英宗。英宗被释返京，居皇城南宫，称太上皇。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在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英宗乘景帝病重，重新登极，被称为“南宫复辟”。
“南宫复辟”的经过是这样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重。京师团指挥石亨、翰林侍讲徐有贞与宦官曹吉祥商议，要废掉代宗，重立英宗。于是决定利用曹吉祥出入宫中方便的条件，由他与英宗联系。正月十六日三更时，徐有贞提前进入朝房，石亨等率家兵1000多人潜入长安门，由曹吉祥作内应，直接进入南宫。英宗在曹吉祥、石亨等人的护卫下，乘上轿子便朝皇宫奔去。等到天亮时，曹吉祥敲响钟鼓，打开殿门。等待早朝的大臣们，没想到端坐于朝堂之上的竟是英宗，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听见徐有贞说：“太上皇复位了，你们还不拜见？！”
曹吉祥因为策划参与“南宫复辟”有功，很快成了英宗眼中的红人，备受宠爱。英宗复辟成功，对拥立他的人论功行赏，曹吉祥被任命掌管司礼监，总督三大营，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石亨进爵忠国公，徐有贞被封为武功伯。曹吉祥等三人一夜之间成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曹吉祥左右着英宗，他们得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镇压朝中正直大臣。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北京保卫战的直接指挥者兵部尚书于谦。于谦这位忠心报国的忠臣最后背着“莫须有”的罪名，饮冤被杀。
紫禁城东华门曹吉祥欺骗英宗，排挤忠良，甚至幻想有朝一日成为皇帝。曹吉祥掌管朝廷中枢机构司礼监，可以随意出入宫廷；其子侄都握有兵权，嗣子曹钦担任都督同知不久又进封昭武伯，侄子曹铉、曹铎当上了都督，从此，有明一代开了宦官子弟封爵位的先例。曹吉祥身边又有一批奸佞之徒趋炎附势，其嚣张气焰直逼“老前辈”王振。
曹家的一些事情英宗也有所耳闻，英宗开始留意曹吉祥一家。此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李贤又被召回朝廷。李贤向英宗进言，说参与“南宫复辟”的这几个人都心怀鬼胎，要英宗严加提防。英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觉得自从这几个人得势以后，背着他干了不少坏事，便有所醒悟，开始疏远曹吉样。
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曹吉祥之嗣子曹钦动用私刑将人打死。英宗以此为突破口，令锦衣卫严查此事，并下诏谕告群臣，不准臣下自行其是干涉法典。曹钦心惊胆战，急忙找曹吉祥商量对策。曹吉祥也深知大祸将要临头，决定铤而走险，先下手为强。与曹钦商定，由曹钦领兵冲入皇宫，他在宫内领禁军接应，一举废了英宗。但风声走露。英宗急忙令人逮捕曹吉祥，并下令关闭皇宫四门和京城的九个大门。在与守门禁军进行了一番博杀之后，曹钦投井自杀，曹铎及其家人，不分老幼尽被屠杀。
曹吉祥一家发动的兵变，一夜之间即被镇压。三天之后，曹吉祥被处以分裂肢体的酷刑，其党羽汤序、冯益等都被诛。
特务头子汪直
汪直像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明宪宗时被掳入宫为宦官，在万贵妃宫中服侍。汪直为人狡诈，善于察颜观色，奉承讨好万贵妃。万贵妃于成化二年(1466年)正月，为刚刚登基的宪宗生了一个儿子，便在后宫飞扬跋扈，从此不把王皇后放在眼里，一心想当后宫的主宰。可是，她生的儿子没活上一年就死了。万贵妃非常害怕别的宫女或妃子生儿子，篡夺她的宠位，便让汪直在宫中细心侦察，发现哪个宫女、嫔妃怀孕，立即向她报告。从这时，汪直特务的生涯就开始了。许多怀孕的宫女、嫔妃被万贵妃逼迫堕胎。因此，汪直深得万贵妃的欢心，汪直凭借讨好万贵妃，进而获得了宪宗的宠爱，很快升任御马监掌印太监，御马监是明朝宦官十二监之一，掌管御马、兵符等事务，有一定的权力。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年之中，汪直又掌管“西厂”，恃宠弄权，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朝野官民惨遭劫难，堪称有明一代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
西厂是明代一个镇压官民的特种机构，是维护皇权、强化统治的特务组织。汪直本来是靠讨好万贵妃得以升官的奴才，当了西厂提督之后，为了表示对皇帝的忠心，显示声威，他派出爪牙四出侦察、捕人审案。汪直诡计多端，颇具做特务的天分，经常带领一两名校尉化装成市井平民，四处打探，上至朝廷的大政方针，下至民间的繁杂琐事，他都细心搜集。尤其是官民们对朝廷和皇帝的议论都详细探听，然后直接向英宗奏明。汪直行动诡密，历时一年有余，竟未被人发觉。汪直控制下的西厂对官民言行的箝制，比先前的锦衣卫、东厂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官民因为西厂而生活在恐怖之中。汪直用一种叫“弹琵琶”的酷刑来陷害朝臣，排除异己，壮大自己的声威，这种酷刑就是用锋利的刀来剔活人的肋骨。
汪直提督西厂后，威风甚至超越皇帝。当朝御史徐镛曾说：“今天下之人，只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汪直每次出行，都带上一大班随从，前呼后拥，朝中的公卿大臣都要给他让路。兵部尚书项忠因正直而遭汪直谗害。有一次项忠没有主动给汪直让路，汪直就当面凌辱项忠，最终使项忠被革职为民，汪直方才罢休。由于汪直掌握了朝廷重权，以至于人们把当朝的阁臣们戏称为“纸糊的三阁老”、“泥塑的六尚书”。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汪直为了巩固其受宠地位，先后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和成化十六年(1480年)，两次出征任监军，谎奏捷报，冒领军功，使其两个爪牙陈钺和王越分别升任兵部尚书，被封为成宁伯。汪直被累加禄米，数额是正一品文武官禄米的数倍。
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曾经在宫中装醉谩骂，周围的人说皇帝驾到，阿丑仍谩骂不停，有人叫道，汪公来了，阿丑立即惊慌失措地逃走了。问其原由，阿丑回答：“现在的人哪知皇帝，只知道汪太监啊。”阿丑曾在宪宗面前表演：穿着汪直的衣冠，手持双斧，并说：“我领兵打仗，全仗此两钺。”两钺，即陈钺和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宪宗看过阿丑的表演后，感到汪直权重镇主，逐渐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
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北部边境遭受蒙古骑兵侵扰，宪宗命汪直、王越前往宣府御敌，敌兵退却后，其他人均奉调回京，却让汪直移镇大同。朝臣们看到这个情况，知道汪直在宪宗面前失宠了，才敢上告汪直的罪行。首辅万安领衔上疏，要废除西厂。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为人们所鄙视。但他奏请罢置西厂，大家都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的命运与汪直的命运紧密相连。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发生矛盾，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过去，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发生争执，皇帝也是偏向太监。但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遂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不久，科道官再次奏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不久又被罢了官，汪直遂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汪直去世。
“立皇帝”刘瑾(1)
刘瑾像刘瑾，生于陕西兴平的一户普通人家，自幼净身，本姓谈，因投身于镇守太监刘顺门下做义子而改姓刘，明英宗天顺初年入宫。在宫中，刘瑾很仰慕英宗时的宦官王振的做派。刘瑾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苦心钻营，学会了察言观色、见机行事、阳奉阴违、挑拨离间等一系列本领，在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三月，被宦官李广推荐，成为皇太子朱厚照的侍臣。刘瑾处处小心谨慎，挖空心思争取太子的欢心。太子朱厚照和孝宗对他都产生了好感。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死，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在武宗周围，有八个太监对他影响最大，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人称“八虎”。而刘瑾乃“八虎”之首。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每天向武宗进献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置武宗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刘瑾爬上去的手段是陪皇帝玩，满足武宗寻欢作乐的要求。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刘瑾每天给武宗安排许多寻欢作乐的事，等武宗玩得正起劲的时候，便把大臣的许多奏章送给武宗批阅。武宗很不耐烦，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亲自处理？”说着，就把奏章撂给刘瑾。打这以后，事无大小，刘瑾都不再上奏。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尤其是伶牙俐齿，善于狡辩，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这使他在后来的官场中如鱼得水。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他曾经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于是，刘瑾逐渐博得了武宗的宠爱与信任，武宗把刘瑾视为心腹。
刘瑾的羽翼丰满以后，权势不断扩张，完全控制了朝政。他一手栽培的亲信死心为其效力。主掌内阁的大学士焦芳称刘瑾为“千岁”，自称“门下”，凡出自内阁的票拟章奏，都完全遵从刘瑾的旨意。各种公文，均称刘太监而不呼其名。都察院所奏本章，直称刘瑾之名，没有称“刘太监”，刘瑾阅后大发雷霆，都御史闻讯急忙率属下前往刘瑾府中跪伏请罪，才免遭刘瑾的惩治。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武宗看到这些奏章，不禁大吃一惊。武宗派外朝官僚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外朝官僚便认为处置“八虎”已是手到擒来。刘瑾等人事先得到风声，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做了相反的决断，不但不听大臣劝谏，反而提升刘瑾为司礼监，又让刘瑾的两个同党分别担任东厂、西厂提督，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局面一夜之间突变。
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令群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等几十人，罗织的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宣示奸党，便把异己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一个重大步骤。
正德三年(1508年)夏，早朝时发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刘瑾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曝晒。宦官李荣同情被罚大臣，送去一些冰块为他们解渴消热，遭到刘瑾的喝斥。宦官黄伟见因一封匿名信连累众人，气愤不过，发了几句牢骚，触怒了刘瑾，当天就被放逐到南京。文武百官被罚跪一天，也没有找到投信之人，傍晚，刘瑾下令把五品以下官员全部收入锦衣卫狱中，而主事何销、顺天推宫周臣、进士陆伸三人因中暑身死。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
刘瑾依靠其淫威，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了一种大枷，有150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刘瑾掌权后，对言官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命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在朝时间竟达十四五个小时，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正德四年(1509)十月，设内行厂，刘瑾亲自掌管。内行厂的酷烈更胜于东、西二厂，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构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朝臣和宦官都在刘瑾的监视之下，每天都担惊受怕。都给事中许天锡想弹劾刘瑾，奏章写好后再三思量，担心不能成功，把奏章揣在怀里，悬梁自尽了。
在畏惧和讨好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职官奏事，先把章奏送到刘瑾处。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一些王公大臣，知道送给明武宗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因此，有什么事上奏，就先把复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当时，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
“立皇帝”刘瑾(2)
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这个数字如果靠着刘瑾的俸禄，即使不吃不喝，也要经过500万年才能达到。而事实上，刘瑾却只用了5年就完成了。可笑的是，这个巨贪竟然曾经上演了一场“拒贿秀”。据《明史·宦官列传》记载：有一次，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按照规矩来给刘瑾行贿。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一次，刘瑾不但向皇上揭发了他们的行贿行为，而且还将欧阳云等全部治罪。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群臣也对他恨之入骨。
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宁夏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反叛事件。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朱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刚一出兵，寘鐇即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发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就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欣然应允。
八月甲午日(9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13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之事。太监马永成也出言相助。武宗有所省悟，立即行动。在搜查刘瑾府第时，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还发现刘瑾平常使用的扇子里，装有机关，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可以发射致人于死地，武宗看后大为震惊，尤其是看了扇子中的机关匕首，不寒而栗：“刘瑾这个奴才，果然要反！”下决心处死刘瑾。
依照惯例，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被处死。因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3357刀，据说在他身上剐了1300多刀后，他还没有死，当天晚上抬回监狱还能喝粥。凌迟时，每下一刀吆喝一声，可说极为残酷。原来受过刘瑾祸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这一年，刘瑾刚好60岁。刘瑾被处死后，其家族15人及同伙吏部尚书、锦衣卫指挥等也被处斩。由刘瑾起用的大学士焦芳等60多人，均被逐出朝廷，结束了刘瑾专权乱政之祸。
“三角联盟”的核心冯保
冯保像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河北深州人，嘉靖年间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当时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按照资历，冯保应该升任，但隆庆皇帝不喜欢冯保，而大学士高拱深受隆庆皇帝信任，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代了这个缺，冯保因此怨恨高拱。陈洪接管司礼监以后不久便死了。高拱又推荐了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这次，冯保可不干了，决心和高拱一决高下。
冯保选中了次辅张居正作为合作对象来搞掉高拱，而此时的张居正也想赶走竞争对手高拱，垄断内阁的权力，于是冯、张两人的关系逐渐牢固。同时，冯保又看中了皇太子李翊钧的生母李贵妃，李贵妃想要在儿子登基之后，在做皇太后时要和正宫娘娘陈皇后做皇太后一样，要有一个徽号。冯保便趁机说，只要是高拱做首辅，李贵妃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如果能赶走高拱，张居正当上了首辅，李贵妃之事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李贵妃便和陈皇后商议，废了孟冲，由冯保任司礼监提督。
这样，在冯保的极力策划下，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的“三角联盟”正式形成，而冯保正是“三角联盟”的核心。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去世，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万历皇帝。万历即位时只有10岁。万历登基前后，冯保又导演了一出出巩固其权势的活剧。
朱翊钧登基那天，冯保将他扶上宝座，随后便站立在皇帝的宝座旁边不下来。满朝文武见冯保高高在上，侍立在新皇帝座旁，无不大惊失色。当他们听到穆宗遗诏说：“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司礼太监冯保辅佐朝政”时，也只好山呼万岁，伏首庆贺。矫诏盗取了朝政大权，冯保揽权便有了合法的依据，得以名正言顾地干预政事。
起初，穆宗驾崩时，高拱曾经在内阁中痛哭，说：“十岁的太子，怎样治理天下。”冯保却在皇太后和李贵妃面前诬陷高拱说：“高拱斥责太子为十岁孩子，怎样能作人主。”皇太后和李贵妃听后大吃一惊，太子听了，吓得面色大变。不久，高拱被逐。在家中闲居数年后，忧郁患病而死。
高拱被逐后，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把陈皇后尊为“仁圣皇太后”，把李贵妃尊为“慈圣皇太后”。这样，冯保、张居正和李贵妃各得其所，三人垄断了朝廷内外的一切权力。冯保既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即总管朝廷内外，势力更加嚣张。
慈圣太后对皇帝的管教很严格。冯保倚仗太后，经常挟持皇帝，皇帝很害怕他。有时和小宦官在一起玩，见冯保进来，赶快整理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好，说：“大伴来了。”冯保甚至让张居正代皇帝起草罪己诏，发给内阁。渐渐的，长大的皇帝对冯保心生不满。
而冯保却更加蛮横放肆，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如果不是从冯保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没有人敢去执行。皇帝越来越不能忍受，但冯保在里面倚靠着太后，在外面倚靠着张居正，皇帝也没有办法把他除掉。
冯保贪婪成性，他的亲信、锦衣卫指挥徐爵对什么事情都参与策划，依仗冯保的势力到处招揽权力，大臣也有很多人和他勾结。徐爵晚上到禁门，守卫的人都不敢盘问，冯保及其同伙就蛮横到如此地步。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张四维升任内阁首辅。神宗开始亲执朝政。亲政的神宗，发现君权与阁臣所握之权之间存有矛盾，而且阁臣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制约皇帝。神宗下决心要收回君权，树立绝对权威。但控制内廷的冯保正插手内阁事务，所以神宗决定先除掉冯保。而此时，李太后逐渐不干预朝政，冯保失去了另一个倚靠。宦官张鲸、张诚趁机罗列冯保的罪状，请求皇帝废逐冯保。皇帝还是害怕冯保，心有余悸地说：“如果大伴上殿来，我怎么办?”张鲸说：“既然有圣旨，他冯保怎敢再进入？！”这时，御史李植、江东弹劾冯保的奏章也送来了，皇帝便把冯保降职为奉御，安置到南京，不久，冯保病死。冯保被逐出不久，其党羽也相继被罢官免职。冯保的弟弟冯佑、从子冯邦宁也被革职关进监狱，死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是，冯保多才多艺。经常对酒设乐，雅歌投壶，颇有儒者风度，这在有明一代的宦官中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皇帝多次把象牙的图章赐给他，上面刻着“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等字，对他非常尊重。冯保凡是写书法、匾额、对联之类，都把这些章或者“双林”、“景仰前哲”等图章盖在上面。冯保还是个制琴能手，所造的琴不少，人们以拥有他制作的一把琴为荣耀。
“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魏忠贤(1)
魏忠贤像客氏像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原本是河间府肃宁的一个市井无赖，已成家并有一女。因为赌博输钱，又无力偿还，被人百般羞辱，一气之下，自己动手割去生殖器，投奔京城，希望在宫中能出人头地。魏忠贤入宫后，先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的孙暹名下做事，同时，魏忠贤小心行事，又极力讨好巴结太监魏朝，和魏朝结拜为兄弟，魏忠贤为兄，魏朝为弟，因此宫中有“大魏、二魏”之称。魏朝又把他推荐给王才人，管理伙食。王才人是神宗万历皇帝的妃子、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经常接近朱由校，不断送些奇巧玩物，精致吃食，朱由校非常喜欢他。当初，魏朝和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客意娘)是“对食”，魏忠贤通过魏朝结识客氏之后，便向客氏大献殷勤，立刻博得客氏的欢心。后来，魏忠贤又与客氏相通。客氏逐渐喜欢魏忠贤，而厌恶魏朝，魏朝和客氏断了私情，魏忠贤得以专门侍奉客氏。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朱翊钧驾崩，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朱由校被立为太子。不久，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下，由惜薪司升司礼监任秉笔太监。光宗即位不足一月，就一命归天。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朱由校是魏忠贤伺奉、讨好多年的主子，客氏又是朱由校的乳母，所以熹宗朝，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扰乱朝纲。
魏忠贤得势以后，首先要除掉的便是其“兄弟”魏朝。这是因为，魏朝也是熹宗重用的实权人物，司掌兵仗局，不除掉他，自己的权势就得不到扩展。魏忠贤在客氏的支持下，借重熹宗的力量，勒令魏朝告病出宫，魏忠贤矫诏将魏朝逐往凤阳，又指使亲信在途中把魏朝杀死。
魏忠贤早已摸透熹宗的一喜一怒，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使其沉迷在糜烂的生活中不理朝政。熹宗有一个特殊的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做木工活，不但会用斧锯，还能盖房子，刷油漆，尤其精于雕琢制作小型器件。他干这些活的时候，全神贯注，所有事情都全然不顾，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魏忠贤见有机可趁，便故意找熹宗聚精会神干木工活时送上奏章。这时熹宗往往随口就交给魏忠贤去办理。这样一来，许多事都可以不奏报，魏忠贤的意志便成为皇帝的旨意。
熹宗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使他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总督东厂太监的身份轻松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熹宗因而对他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对他的擅权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因此，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宗大罪时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魏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魏忠贤的名号愈来愈多愈高：厂臣、元臣、尚公、殿爷、祖爷、老祖爷、千岁、九千岁，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岁”，距“万岁”只有一步之遥了。
魏忠贤利用当时熹宗的昏庸，控制了皇帝以后，便把持朝政，网罗亲信，结成政治帮派，在魏忠贤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投在魏忠贤门下，先后集结约有80多位大臣，形成了臭名远播的“阉党”。其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则是阉党中的骨干。其中，以“五虎”、“五彪”尤为亲近。“五虎”是指文官，有佥都御史崔呈秀、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太常卿倪文焕；“五彪”指的是武官，有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司理刑杨寰、东厂理刑官孙云鹤。此外，“十狗”则以吏部尚书周应秋为首。这些走狗门下的爪牙，则又不可胜数。魏忠贤通过他的党羽，把持了中央的内阁、六部、厂卫以及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就是这帮人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当时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称之为“阉党专政”。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的57人，那么共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魏大中绝命书卷
“阉党专政”激起了朝廷内外忠正之士的愤慨。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统统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罗列其二十四宗罪，魏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浙江巡抚潘汝祯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请熹宗赐匾额，熹宗题名“普德”。不久，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此例一开，为魏忠贤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魏忠贤生祠遗址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苏州的“普惠祠”、松江的“德馨祠”、扬州的“沾恩祠”、淮安的“瞻德祠”和北京的“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四川等30余县，均建了生祠。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没有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2000余间。监生陆万龄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荒唐至极。
“骑在万岁头上的九千岁”魏忠贤(2)
2002年，在陕西省榆林市旧城大街附近的新明楼发现一尊铜像，此铜像高2.05米，身穿四爪蟒服，眉心有一“白毫”(眉心珠)，脸上无胡须。经专家考证，此乃魏忠贤之铜像。当时，任延绥巡抚的朱童蒙在“镇南之祠”为魏忠贤修建了一座生祠。魏忠贤倒台后，各地生祠遂废。明末清初之际，榆林政权更迭频繁，到了清代，这尊魏忠贤像已不为人们所识。由于当地人民不知真情，一直将魏忠贤的铜像当做佛像供奉了数百年。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其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魏忠贤还想继续控制崇祯帝。据说，魏忠贤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即位不久，就把客氏赶出皇宫。同时，各地官民上本论魏忠贤之罪的竟达数百本，崇祯片纸不遗，亲自披阅，看到阉党所为令人发指，不禁动怒，下诏擒拿魏忠贤等人，抄没家产。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崇祯看到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便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生不如死，便悬梁自尽了。崇祯下令分魏忠贤尸体，悬其首级于河间示众。又下诏在宫中浣衣局杀了客氏。同时，斩杀了许多魏党党羽，抄没他们的家产。魏忠贤及其党羽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F0 8 名臣名将
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徐达
徐达(1332～1385)，明朝开国第一武将，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农家。徐达谋略过人，治军严明，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在帮助朱元璋攻灭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势力，北伐元军，消灭元朝等重大战争中都立下赫赫战功，名列功臣第一。明朝建立后，因功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且先后被封为信国公、魏国公。徐达一生刚毅武勇，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功高不矜，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并称赞其“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1385年2月，徐达因病去世(一说被朱元璋害死)，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死后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并赐葬钟山北麓(明太祖朱元璋之孝陵北)。
徐达像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徐达在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加入郭子兴的起义军队伍，隶属朱元璋部。至正十五年，他随朱元璋渡过长江，攻克采石，打下集庆(今南京)，辅佐朱元璋创建政权。后来奉命以大将军身份领兵攻取镇江，因功被授以淮兴翼统军元帅。至正十七年，他率兵东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屡次打败张士诚的部队，成功地阻止了张士诚军的西进。次年，奉命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为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至正二十年五月，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斩俘陈友谅万余人。后来又随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再次大败陈友谅军，俘获7000余人。第二年，在攻打江州(今江西九江)战役中，身先士卒，率师猛攻，迫使陈友谅退兵武昌，并领军追至汉阳，战后因功升为中书右丞相。至正二十三年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次年，官升左相国。至正二十五年，以大将军衔率师出征，按照朱元璋先克淮东、再占浙西、后破平江(今江苏苏州)的军事方略，进攻张士诚，攻克泰州。次年攻取高邮、淮安、兴化(今均属江苏)等地，彻底占领淮东之地，接着占领浙西，连战皆捷。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攻陷平江，俘获张士诚及其将士25万余人，再次因功封为信国公。同年十月，徐达被朱元璋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同副将常遇春率师二十五万开始北伐，不久攻取山东，随即占领河南，然后很快挥军攻下大都(今北京)，改名北平，宣布了元朝的灭亡。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卷土重来，加强战备，兴修长城。命徐达领兵平定山西，又向北驱逐元残余势力，主持重修北京的咽喉重地——居庸关，以防止蒙古骑兵的突袭。洪武三年，徐达率兵出潼关，趋定西(今属甘肃)，进剿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经过激烈战斗，大败元军，擒获元朝郯王、济王以下文武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兵八万六千余人。论功升至中书省右丞相，参理国事，并晋封魏国公。朱元璋命他镇守北方军事要地北平(今北京)。他在北平徙民实边，大兴屯田。他善于治军，号令严明，士卒都愿意以死效命。由于他长年在外征战，加上他在战争中的杰出表现，使他获得了“谋勇绝伦”的称誉，甚至连明太祖也与他有“布衣兄弟”之称。
莫愁湖——相传朱元璋与徐达曾在湖边下棋作为明代的开国功臣，一生从事军旅生涯的徐达深知边塞对于国家的重要，再加上明朝初年蒙古残余势力骑兵不断南下骚扰明朝边境。于是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依山傍海筑长城及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山海关。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志》里面记载说：“国朝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从此，山海关成了北京东面的咽喉要塞。山海关的修建，使这一带的长城固若金汤，成为阻止蒙古骑兵南下的重要屏障。也使得周边的老百姓从此免于战乱，更使大明王朝从此没有了蒙古兵经常在这一带不断骚扰而又奈何不得的痛楚。
为了表彰徐达的显赫战功以及他修筑山海关的功劳，明景泰五年(1454年)，朝廷下令在山海关城内为徐达立庙祭祀，成化七年(1471年)建成，所建之庙叫显功庙，又称太傅庙、徐达庙，由内阁大学士商辂撰《显功庙记》，勒石立碑。可惜的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遗址在山海关北街居民前胡同。
太傅提兵出塞还，更因渝塞起渝关。
石驱到海南城堞，垒筑连云北倚山。
辽水至今来靺鞨，蓟门终古镇窴颜。
岁时伏腊犹祠庙，麟阁勋名孰与班？
这是明嘉靖年间山海关兵部分司主事陈绾写的《显功庙》诗，它歌颂了徐达筑山海关建山海卫的丰功伟绩。
徐达墓位于南京钟山，是明初诸功臣墓中保存较好的。墓前丰碑石马，规模宏大。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立的“御制中山神道碑”。这块碑通高8.95米，宽2.2米，厚0.70米，下承龟趺，蔚为壮观，比明孝陵(太祖墓)四方城的“神功圣德碑”还高出0.11米，它是明代功臣墓中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一块神道碑。碑文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撰写，共约2100余字，记载了徐达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绩。更让人惊奇的是，这块碑的碑文里有标点符号，这实在罕见，可算是古碑中的一件奇闻。学者经过研究认为，大概碑文是由臣下代笔，而他们怕没有文化的朱元璋读起来不方便，于是用圆圈断句，然后交付工匠镌刻，因是皇帝“御制”，工匠只得依样画葫芦，于是给我们留下了这块标有句读的碑文。
天下奇男子常遇春(1)
常遇春像常遇春(1330～1369)，明朝开国名将。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怀远)人。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他先是投靠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转投朱元璋，从此追随朱元璋南征北伐十四年，在兼并群雄、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常遇春驰骋疆场，经历无数战役，屡建奇功。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常遇春先后做过总管府先锋、都督、统军大元帅、中翼大元帅等。在他一生的军事生涯中从没有打过败仗，所以他很豪迈地说能率十万军横行天下，所以军中常用“常十万”来称呼他，世人也都称他为“天下奇男子”。
常遇春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他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便“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土匪刘聚。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天，投奔朱元璋，由于他勇敢善战，多次建功。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随朱元璋率军渡江南下，参加了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战斗中，面对着元军的如雨乱箭，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挥戈猛攻，率先登岸，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元军大败，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朱元璋占领集庆及其周围地区，获得了富庶之地，为他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战役中，常遇春初露锋芒，一战成名，升为元帅，开始得到朱元璋的赏识。
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逼应天府。陈占据长江上游，兵精船大，雄心勃勃，虎势群雄，是朱元璋统一事业的主要对手。双方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军三万设伏，经过一场鏖战，大败陈友谅，陈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并借机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升行省参知政事。龙湾战后的第三年，陈友谅率军六十万再次来攻，双方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大决战。战斗中，朱元璋座船搁浅，而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正率船队来围攻，情况万分危急。紧急关头，常遇春急来增援，射伤张定边，帮助朱元璋脱离困境。然后利用小船优势，组织火攻，乘风放火，把陈友谅的舰队烧得烈焰冲天，死伤惨重，湖水都变成红色。陈友谅在撤往湖口时遭到常遇春的迎头堵截，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打败陈友谅后，朱元璋的实力一举成为群雄最强。论功行赏，仍然常遇春功劳最大，升为平章政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