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闭门坚守，等到敌人粮草接济困难，自会退兵。于谦则主张主动出击。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还命令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且下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于是全军上下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跟瓦剌军决战到底，保卫京城。这时，各地勤王的明军也陆续到达北京，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于谦手札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也先战败被迫退兵。于谦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于是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将镇守山西关隘，严防瓦剌军队南下。也先看到明朝军力日渐强大，在军事上打败明朝已不可能。同时，瓦剌内部矛盾也日渐尖锐，也先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王牌，实际上已变成累赘。于是他决定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与明朝讲和。而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这使景帝朱祁钰很不高兴，他生气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之间群臣惶恐万分，无言以对。于谦劝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最后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明朝与瓦刺化干戈为玉帛，互相通好，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2)
于谦高瞻远瞩，知道和平局面断难长久，于是上安边三策，建议改革军制。并首创团营建制，挑选精兵，分营集中操练，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在政务上，他的章奏很合时宜，令人叹服，处理公事，号令明审，百官威服，可谓功高名盛。但是他十分俭约，以国家栋梁之臣，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念其劳苦，曾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拒绝了，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突然患病，卧床不起。英宗趁机在宦官曹吉祥、大将石亨等人的帮助下复辟，重夺帝位，改年号为天顺。英宗被放回来后，始终对于谦不顾他的生死拒绝议和并拥立景帝耿耿于怀，正月二十三日，以“谋逆罪”逮捕于谦，不久将其处死，时年60岁。北京百姓听到于谦被害消息，十分悲痛。据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于谦祠于谦死后，他的遗骸被人悄悄收敛起来，第二年运回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明成化二年(1466年)，于谦的长子于冕上书替父伸冤，宪宗为于谦平反，并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还下令将北京崇文门内西裱背胡同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下诏，在三台山的墓旁建祠纪念。杭州、河南、山西等地百姓“皆世奉祀不绝”。
西子湖头，三台山麓，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正如清人袁子才诗中所说：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抗倭英雄戚继光(1)
戚继光像戚继光用过的军刀戚继光(1528～1587)，明代抗倭名将，民族英雄，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山东蓬莱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陶，自小就立志保疆卫国，十六岁时，他就写下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五言律诗：
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这首诗表达了年轻的戚继光已有保卫祖国海疆的远大志向。十七岁时，戚继光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十五岁的戚继光被提升为署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省沿海防御倭寇军务。倭寇指在日本内战中失败的流亡武士和商人，他们从元代末年到明代初年，经常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抢劫中国商船，并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十五世纪后期，倭寇与中国沿海的劣绅奸商狼狈为奸，愈加猖狂，有时甚至深入内地，攻城略地，掳掠财物，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一大祸患。戚继光任都指挥佥事后，统辖3营24卫所。防线从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很长，而兵力有限，如何设防是个很大的问题。戚继光走访了当地许多官员、渔民，了解到一年之中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间多是3、4、5月和9、10月间，掌握了这几个月间的天气状况以及船只可能停靠的地方后，他采取了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的措施。同时整顿军队，加强训练，严格军纪，提高战斗力，于是，山东海防变得固若金汤，倭寇不敢再轻易骚扰，戚继光在山东防倭初见成效。
由于戚继光在山东抗倭有方，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朝廷又把他派往浙江，担任定海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这一带是倭寇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戚继光看到原来的军队素质很差，战斗力很弱，于是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组建新军。这支四千多人的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鸳鸯阵军纪严明，精通战法，训练有素，进退有序，作战勇猛。戚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革队列，创造了著名的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互相掩护，敌人进入百步之内用火器，进入六十步内用弓箭，敌人更近时，便用“鸳鸯阵”冲杀。这支军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发挥了巨大威力，深受百姓的爱戴，称他们为“戚家军”。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九月，800多名倭寇入侵龙山所，戚继光率军迎击，两军刚一交锋，明军由于怯战开始后退。在这危急时刻，戚继光飞身跃上一块巨石，连发三箭，射倒3个倭寇头目。倭寇见状，仓惶逃窜。戚继光率军乘胜追击，三战三捷，威名大震。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一万多名倭寇大举进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戚继光率部九战九捷，取得台州大捷。这场战役歼敌6000余人，使倭寇遭到致命打击。从此倭寇们心惊胆战，闻风丧胆，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
次年，倭寇转而进犯福建，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南下福建，迅速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三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戚继光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联合战斗，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因功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这年十一月，倭寇2万人围攻仙游，戚家军“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震中国东南沿海，倭寇望风而逃。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抗倭战争节节胜利，为祸已久的倭患终于被彻底消灭，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功绩卓越，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称颂。在福建的于山，有一座戚公祠，戚继光庙里面有百姓给戚继光立的雕像，以缅怀他抗击倭寇的业绩。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内阁首辅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以对付北方不断南下侵扰明朝的蒙古军队。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他根据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创建了以火绳枪炮为主的步兵营、骑兵营、车营和辎重营，并使各营能够协同作战。同时，在旧长城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原有的边墙，在重要地段加厚城墙，同时在长城沿线建立了空心敌台，蓬莱阁从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坚固防线。戚继光坐镇蓟州16年，鞑靼军队轻易不敢来犯。万历年间，蒙古骑兵曾3次骚扰边城，结果都大败而回。
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被视为张居正亲信的戚继光也受到排挤，调任广东总兵，失去了拱卫京城的重要地位。后来，以万历皇帝为首开始清算张居正，戚继光更加不得志，于是请求退休，但仍然被当成张居正的同党而遭到弹劾，终被革职。他回到故乡山东蓬莱后，因为避嫌，很少有人跟他来往。万历十六年(1588年)一月，戚继光寂寞地逝世于蓬莱故居，享年60岁。有感于戚继光晚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的好友汪道昆在他的墓志铭里写下了“口鸡三号，将星殒矣”的凄凉词句。
抗倭英雄戚继光(2)
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开始在山东抗倭，至隆庆元年(1567年)调任蓟州，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廓清海疆14年，驻守北方边镇、拱卫京城16年，足迹遍及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河北等地，历经大小战斗80次，戎马倥偬几十年。正如他在一首题为《马上作》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刀马上行。
这首诗正是戚继光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创建的戚家军以军纪严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飚发电举，屡摧大寇”而闻名天下。甚至还创造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战争记录，因而他被誉为我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因为战功赫赫，戚继光由署都指挥佥事，先后升至参将、副总兵、总兵、左都督(一品)，并授少保兼太子少保。
戚继光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为后世的军事家所推崇。
辽东大将李成梁(1)
明代抗倭敌楼
李成梁(1526～1615)，明朝著名将领，字汝契，明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他的高曾祖李英“以军功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曾祖李文斌、祖父李春美、父李泾都世袭指挥佥事。生长在这样一个武将世家的李成梁自幼读书习武，并考取秀才。嘉靖四十五年，李成梁袭铁岭卫指挥佥事。由于作战有功，不久升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年)，又升为副总兵，守辽阳。隆庆四年(1570年)，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升为辽东都督佥事。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击败建州女真酋长王杲，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大破蒙古泰宁卫后，加太保，当年十二月又因军功加封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宁远伯”，赐大红蟒袍，食禄一千六百石。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今北宁市为其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并赐甲第于京师。
明代抗倭敌楼明朝从建立时起，边患就未曾断绝，北方边境一直动荡不安。隆庆、万历年间，蒙古族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朵颜部首领董狐狸等实力都很强大，经常南下侵犯；东边女真族首领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等也羽翼渐丰，蠢蠢欲动，不时骚扰。而且他们都是游牧、狩猎民族，体力强悍，勇猛好斗，难以制服，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而当时明朝政府内部又是政治腐败，文官贪财，武将懦弱，军备松弛，对他们只能束手无策。李成梁成为指挥佥事以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整饬武备、信守赏罚、精选兵将、改良武器，使他所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在抗击北方、东北少数民族的侵犯中屡立战功。
穆宗期间，李成梁主要和北方的蒙古部落作战，数次大败插汉儿部酋长土蛮、泰宁部酋长速把亥；因为战功显赫而升为辽东险山参将。
万历二年(1574年)李成梁率军征讨被朝廷视为辽东大患的建州女真首领王杲。建州女真是满清的前身，控制着清河以南抵达鸭绿江口的地区，建州势力逐渐壮大后，对明朝边境构成极大威胁。经过激战，李成梁生擒王杲，将其处决。他因此受到朝廷嘉奖，升为镇守辽东总兵，总辖辽东所有军队。万历三年，加授太子太保；万历六年，又大破蒙古泰宁卫，加太保；万历六年十二月，再次大胜土蛮部。万历八年，李成梁重创另一建州女真部落首领兀堂，将其逐出塞北，这个部落从此衰落下去。万历八年，万历皇帝下诏在北宁市为其修建“宁远伯李成梁石坊”，以表彰他的功勋，并赐甲第于京师。
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再度发兵攻王杲之子阿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王杲的孙女婿，死于这次战斗。《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向导而战死。所以后来李成梁将塔克世的土地人马等送给努尔哈赤，令让他承袭都督指挥衔。努尔哈赤后来羽翼丰满，统一女真各部，建元后金之后，报父祖之仇是他讨明的所谓“七大恨”之一。
后来，李成梁设计杀掉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清佳砮、杨吉砮，海西叶赫部从此一蹶不振，后来内部分裂瓦解，万历十七年，其首领那林孛罗投降明朝。
李成梁镇守辽东20多年，转战各地，多次打败外敌进犯，使辽东安息多年，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因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格外器重，给以种种尊荣。李成梁的显赫使“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李成梁有九子或为总兵或为指挥使，或为指挥与参将，一时功盖当世，权顷辽东，时人誉为“李家九虎将”。他个人则居功自傲，贵极而骄，奢侈无度。随意侵吞军饷、盐税等。并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连著名政治家张居正也受过他的贿赂。
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李成梁治军通过厚奖有功将士，以荣华富贵激励士气。起初成效很大，但到了后来，享受富贵的将领们丧失了早年的进取心，功业逐渐由盛而衰。开始出现将士不愿打仗的事件，掩盖失败真相，虚报胜利以得赏赐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杀害良民冒充敌人首级邀功的恶劣行径。这些虽是部下所为，但作为统帅的李成梁难辞其咎。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派副将李宁出战，大败而还，李成梁竟然充耳不闻。这件事传到京城，于是一些对他不满的京官开始大做文章，纷纷谴责，巡按御史胡克俭上奏弹劾，李成梁被解任回朝。
李成梁被解职后，辽东再无可胜任总兵之人，“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长子李如松也是一代名将，万历中期援朝鲜为主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如松出任辽东总兵，但他一年之后便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辽东局势十分紧张。因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学士沈一贯上疏请求万历皇帝让李成梁复镇辽东，以求国泰民安，万历皇帝表示同意。这时李成梁已75岁，虽再三推辞，但没有得到皇帝恩准，于是他重新镇守辽东。而此时辽东的局势已经今非昔比，建州女真部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吞并了许多部落，日益强大，难以撼动。李成梁改变策略，转攻为守，以抚为主，放弃宽甸一带，将当地居民迁入内地，目的一是为坚壁清野，二是想开辟出一片利于攻防的缓冲区，遏制女真的入侵。京城里的言官们却闻讯哗然，纷纷指责李成梁放弃国土，丧权辱国。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坚决支持下，李成梁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威名不减当年，并加太傅头衔。
辽东大将李成梁(2)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享年90岁。万历皇帝下诏为他举行隆重的丧礼。
在明代将吏贪懦，边防废弛的时代，李成梁驰骋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屡退外侵，使北方游牧部落闻风丧胆，为保卫、拓展明朝的边境线立下丰功伟绩，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所以《明史》里说他“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铁骨为民海青天海瑞(1)
海瑞像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今海南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字汝贤，号刚峰，所以后人也尊称海瑞为“刚峰先生”。海瑞是明朝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清官，据《明史》记载，海瑞“秉刚劲之性，憨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由于他对上敢于直言进谏，匡正皇帝的过失，对下能够疾恶如仇，惩恶扬善，为民请命，因此他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南包公”等，古代已有“北包拯，南海瑞”之说。他的事迹被编成小说、故事、戏剧等，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海瑞四岁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勤俭持家，教子有方，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良师的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使他很早就有了报国安民的抱负。他二十多岁考中举人，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不久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到任之前，里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海瑞到了淳安后，认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人。因此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海瑞对下爱民，对上则从不卑躬屈膝。他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势欺人，到处敲榨勒索，有不顺从的轻则罢官，重可至死，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领随从耀武扬威，路过淳安，这可是巴结总督大人的难得机会。可是海瑞在淳安县早立下一条规矩，不管高官显贵，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而胡总督之子素来养尊处优，看到驿吏送上来的一般饭菜，觉得是有意羞辱自己，火冒三丈，一把掀翻饭桌，还命令随从把驿吏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海瑞本来对胡公子招摇过境就很反感，现在竟吊打起驿吏来，就决心惩治他一下。听完报告，他不动声色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已经吩咐各县，招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绝不会是胡大人的公子。一定是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败坏大人的名声的。”于是命令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县衙审讯。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开始还暴跳如雷，咆哮公堂。但海瑞毫不畏惧，坚持认定他是假冒公子，并要把他重办，他才垂头丧气地认罚。海瑞把他的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然后把他狠狠教训一顿，逐出县境。等胡公子狼狈回到杭州向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早已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假借公子之名作非法之事。胡总督虽然明知儿子吃了大亏，但是知道如果把这件事声张出去有失体面，只好忍气吞声。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朝廷派出的御史鄢懋卿到浙江巡视。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胃口很大，贪得无厌。他所过之处，地方官吏要是不“孝敬”他一笔钱，他绝不会轻饶。但是鄢懋卿偏又要摆出一副廉洁守法的面孔，传出话说他喜欢简朴。各地官吏一听说鄢懋卿要来巡视，都很犯愁。海瑞早有妙计，他听说鄢懋卿要来淳安，派人给鄢送了一封信，大意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的地方一样铺张，又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么办才好。”鄢懋卿看到海瑞揭了他的老底，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骨头，加上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有过教训，于是绕过淳安，到别处去了。
更能体现海瑞刚直不阿品性的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那时，明世宗嘉靖帝二十多年不上朝，整天在后宫里跟道士们修道说教，朝臣谁也不敢劝说。海瑞虽然官职低微，却大胆向世宗进谏，给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奏疏中，海瑞抨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天下不直陛下久矣！”并说：“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是罄，十余年来，天下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读这样的骂文，确实痛快，可海瑞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成以善于纳谏闻名的唐太宗，恐怕也难以容忍这样的进谏。世宗读完奏疏，气得浑身颤抖，把奏疏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他身边有知道海瑞的宦官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事实果真如此，明世宗下令把海瑞抓起来关进锦衣卫问罪定刑。但该给海瑞定个什么罪名，却很使刑部官员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而且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敢骂皇帝，所以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也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海瑞死罪。刑部官员翻遍了《大明律》，也不知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刑部尚书想出了解决办法，依“骂父”，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海瑞绞死。但幸运的是，世宗还没有来得及处死海瑞，自己先死了，海瑞得以大难不死。
铁骨为民海青天海瑞(2)
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逾70的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当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是由于重赋和贪官污吏的压榨，二是由于不断的水灾。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他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在他的组织下，工程很快完成，当地受益的百姓十分感激海瑞。为了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大力惩治恶霸，迫使他们归还强夺的农民土地。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享年73岁。死后，朝廷赐祭八坛，封太子少保，谥号忠介。神宗在悼词中给予海瑞“直言敢谏之忠臣”的褒词，并派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当日，南京城万人空巷，商人罢市，农夫辍耕，自发为海瑞送殡。海瑞去世时，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只能由别人料理。经过清点，海瑞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资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灵柩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队伍长达百里。海瑞墓海瑞墓座落于今海口市西郊滨涯村，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瑞墓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据说运送过程中，海瑞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人们认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葬。在海瑞墓室后“扬廉轩”的亭柱上挂有海瑞写的两副对联，其中一副是“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正是海瑞的真实写照。
海瑞祠堂位于浙江淳安县境内千岛湖龙山岛上。海瑞任淳安知县四年零两个月。四年间，他改革赋役，减轻人民负担，革除县衙陋习，成效显著。海瑞任职期满离开淳安时，淳安百姓为缅怀其恩德，立“去思碑”，并自发集资建生祠以表纪念。海瑞祠碑廊有海瑞自书诗碑五块，其中一块十分奇特。碑上用草书写成一个特大的“寿”字，这就是被称为奇书的“寿字碑”。这个寿字由“生”“母”“七”“十”四字组合而成，而且倒过来竟然还是个“寿”字，不禁让人感叹海瑞书法之精妙。据淳安县志记载，海瑞任知县的第二年(1559年)，正值其母七十大寿，而他只给母亲买了“肉二斤”，并动手书写了这个狂草“寿”字作为寿礼，这件事一直传为佳话。而海瑞的清正廉洁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人民心中，海瑞是正义的象征，所以在他死后，有十几种地方戏都在传唱着他的故事。万历年间就已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的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1)
熊廷弼(1569～1625)，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字飞百，号芝冈，明朝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从小聪颖好学，由于家境贫寒，时而辍学，只能边劳动边读书。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乡试考中第一，次年考中进士。二十七年(1599年)，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担任推官期间，熊廷弼处理了很多冤案，政绩突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升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务。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熊廷弼像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等主动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并让那里的六万多户居民内迁。三十六年六月，李成梁受到弹劾，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调查此事。熊廷弼经过实地勘察，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他又详细考察了辽东的地理形势，深入了解敌我情况。不久他就提出了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实内”就是屯田积储，“固外”就是修边并堡。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以夷攻夷”就是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清醒地看到女真对明朝的威胁要远远大于蒙古：“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主张把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战略方针。熊廷弼任巡按期间，为了实现这一方略，修建了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同时，他整顿军队，革去弊端，改变作风，严格军纪，充实营伍。并努力改善与叶赫部、蒙族各部的关系，使努尔哈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明朝故地，与明朝和好。于是辽东局势有所好转。
但是，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随着他的离任，他所制定的卫辽方略也告结束。四十一年(1613年)熊廷弼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革职。之后他回到故乡，为了防汛，他变卖家产，主持修筑长江堤防41里，还建成一座石闸，使当地免遭旱涝灾害，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后金大败。朝廷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到辽东去慰问。六月，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负责辽东防务。熊廷弼上任后果断地逮捕了准备逃跑的知州李尚皓；斩杀逃将刘遇节等，震慑欲逃者；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他还连连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并佯装要进兵后金，使后金不敢进攻辽阳。而他则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两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坚固的辽阳城建成，明军的防卫能力空前加强。熊廷弼还进一步扩大防御面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部署完毕不久，六月，努尔哈赤就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他又率五六万人攻打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于是辽东局势初步稳定下来。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熊廷弼却遭到弹劾并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被罢职，由袁应泰接替他负责指挥。结果仅仅过了几个月，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下，袁应泰自杀身亡。这时人们才认识到熊廷弼的重要，于是熹宗决定重新起用熊廷弼。
而这时的辽东，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三岔河以东全部被后金占领，河西则人心惶惶，纷纷向关内逃命，广宁城只有老弱残兵千余人。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制定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就是以广宁为根据地，部署重兵，牵制后金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等地集结水军，准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他的方略。接着，熊廷弼又建议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组织流亡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联合，与登、莱之军互相配合，构成收复辽东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变成了四方并进。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如果能够全面实行，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失败。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熊廷弼开始实施三方并进策。但是，他的三方并进策，开始就进行得很不顺利，一是请调之兵迟迟不到，二是广宁巡抚王化贞麻痹轻敌，不执行计划。王化贞不懂军事，不做积极进攻的准备，反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的出兵和叛将李永芳的内应。他认为努尔哈赤不会久居辽阳，而且守城兵力较弱，如果出兵，定能胜利。他屡次率兵出击，不仅无功而返，还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却支持王化贞，使职位低于熊廷弼的王化贞反而不听熊廷弼的指挥。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只有护卫兵五千。熊廷弼苦于没有兵权，自然十分恼火，难免言语过激，使朝中部分官僚也倒向王化贞，反对熊廷弼，至此，三方并进策难以实现。
雄才大略的熊廷弼(2)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很快渡过辽河，攻占西平堡。王化贞听说西平被围，轻率地调出广宁、闾阳的守兵去攻打后金军队，使三万明军全军覆没。王化贞见状急忙放弃广宁逃跑。广宁失守，明军没有了立足之处，于是熊廷弼只得退至山海关，接着王化贞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完全被努尔哈赤占领。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愤慨。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政府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听候审理，后经刑部和大理寺的审判，二人都被处以死刑。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并传首九边，以警告那些临阵逃跑的将士。他死后全家受到株连，财产被没收，妻子在衙门受审，长子熊兆琏被逼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
熊廷弼被杀不只是因为他丢掉辽东，也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和阉党斗争激烈。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大兴党狱，为了迫害东林党人，就乘机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把丢失边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的党徒又编造伪书《辽东传》陷害熊廷弼，通过杀害熊廷弼，来打击东林党。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朝中许多官员都上疏为熊廷弼申冤，明思宗下诏为熊廷弼平反，谥襄愍。并允许熊廷弼的儿子将其尸体归葬故里。
千古奇冤袁崇焕(1)
袁崇焕像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明朝末年著名军事家。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潜心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万历年间考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但是他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经常向一些曾经在辽东战斗过的退役将士询问辽东的地理状况和防御体系，一直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按照惯例进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推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到山海关后，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关东地形。后来，袁崇焕在辽东修筑宁远城，并修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从而使明朝的边防从宁远城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大体上收复了天启初年被后金占领的失地。他还制定了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当地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同时，他大力整饬军队，号令严明，认真操练，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他治边有方，成效显著，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十三万大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命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还宰牛杀马，慰劳将士，全军上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浴血奋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努尔哈赤情急之下，亲自指挥作战，结果被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主帅受伤，后金军队于是退兵。在归途中，努尔哈赤伤情加重，死在军中。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遭到的唯一一次败绩。袁崇焕因此声威大振，名扬边境。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全部由袁崇焕指挥。他审时度事，调整战略。一面假装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休整军队，并修筑锦州、中左、大凌等要塞，以防止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军围困锦州，想诱惑袁崇焕出宁远增援锦州，以便趁机偷袭宁远。但是他的用意被袁崇焕识破，袁崇焕按兵不动，坚守宁远，同时派四千精锐骑兵绕到清军背后猛攻，使清军两面受敌。皇太极阴谋难以得逞，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袁崇焕早已作好充分准备，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而宁远城巍然不动。皇太极无可奈何，只好退兵。父子两人，两代皇帝都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使他更加威名远扬。
宁远、宁锦大捷在于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他原应功劳第一。但明廷在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将退敌之功据为己有，不仅对自己封赏很厚，连他的走狗也个个受赏。而真正的功臣袁崇焕，不仅没有任何奖赏，还指责他不去救援锦州是个错误。袁崇焕十分生气，眼看奸臣当道，难有作为，于是上奏疏请求回乡。
袁崇焕手迹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他力图挽救明朝的危机。即位后，首先除掉了魏忠贤，罢黜阉党，任用贤臣，政治有所好转。但严峻的边境形势使他寝卧不安，日夜想得到良将以解除边境之忧。于是，许多大臣呼吁请回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帝还赐给他一口尚方宝剑，允许他先斩后奏。袁崇焕上任后马上奔赴前线，正好遇上驻守宁远的士兵因长期不发军饷而哗变闹事。他当即果断地惩治了贪污军饷的将领，又将领头闹事的士兵枭首示众，以振抚军心，严明军纪。同时，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放军饷，稳定军心。
崇祯帝见袁崇焕刚到边境尚未立功，却不断地请拨军饷，心中很不高兴。他生气地对大臣们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旁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趁机挑拨，说士兵哗变不是由于缺饷，而是另有隐情。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听后，对袁崇焕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怀疑袁崇焕是在借机中饱私囊。
后来，由于皮岛守将毛文龙恃功跋扈，宁远城遗址虚功冒饷，不听指挥，为了整肃军纪，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掉毛文龙。毛文龙原是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并且在岛上扩大军队，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崇祯帝接到袁崇焕杀掉毛文龙的奏疏，十分恼怒他事先没有上报就擅杀边将。但还指望袁崇焕早日收复失地，所以只好强忍怒气。
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固若金汤。所以，最后皇太极决定绕过宁远、锦州防线，从蓟门南下。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杀入关内，由于蓟州防线松弛，清军很容易就突破明军的防守，大军直逼京师而来，京城内顿时乱成一团。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地驰往京师救援。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放军饷犒劳军队，并命令各路勤王军队服从袁崇焕指挥。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展开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指挥作战。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稳定下来。
皇太极再次被袁崇焕打败，心中又恨又怕。于是采纳了他的谋臣范文程的计策，决定使用反间计，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袁崇焕这个心头大患。他首先假造了两封所谓的“密信”，信中以很亲近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然后让部下放在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明军士兵捡到后消息传开，许多人信以为真，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埋怨纷起。那些过去与袁崇焕有矛盾的朝臣也趁机诬陷他要和敌人结盟和谈。正在崇祯帝半信半疑的时候，两个从清营中逃出来的宦官也报告说在清军营中亲耳听见敌人将士议论，说袁崇焕已经和清主和议，不久就要献出北京城。如此一来，崇祯帝深信不疑，认为袁崇焕真的要造反。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思宗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当场命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祖大寿是袁崇焕的部将，见袁崇焕被抓，于是代替他统领部属，并率领部队返回宁远，不再替皇帝打仗。狱中的袁崇焕以大局为重，亲自写信给祖大寿，才将所属部队召回，投入战斗，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千古奇冤袁崇焕(2)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以“谋叛欺君罪”被凌迟处死，他的妻妾兄弟也被流放到福建。《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袁崇焕死后，清军在辽东再没有对手，很快占领了被袁崇焕收复的地方。直到清军入关后，人们才知道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个宦官是清军故意让他们听到议论后有意放回的。而崇祯帝疑心过重枉杀大将，自毁长城，导致不久之后清军大举入关。使一代名将袁崇焕忠心耿耿却只能含恨九泉。
“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
杨嗣昌(1588～1641)，明末大臣，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崇祯元年(1628年)，任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七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十年，升为兵部尚书。他深得明思宗信任，力主“安内方可攘外”，并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计划用三个月消灭农民起义，但没有成功。十一年，改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十二年五月，大败张献忠于玛瑙山，十四年初，张献忠占领襄阳，杀襄王；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杨嗣昌畏罪忧死(一说自杀)。著有《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督师纪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