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仕途后，杨嗣昌历任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天启三年(1623年)，受阉党排挤，称病辞职归乡。崇祯元年(1628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五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以熟悉军务闻名朝野。崇祯七年，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不久，因为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
崇祯元年，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崇祯八年(1636年)，各路起义军将领大会荥阳，之后共同作战，势不可挡。崇祯十年，杨嗣昌被夺情(守孝不满三年而召回)起复，提前回京，被皇帝召见。杨嗣昌以通晓历史、善于言谈而深得崇祯帝欣赏，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主持镇压起义。他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并以本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为“灭贼之期”。但等到崇祯十一年三月，农民义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声势仍然相当浩大。于是朝廷大臣群起弹劾杨嗣昌“灭贼逾期”。由于崇祯帝的保护，没有被定罪。六月，改任礼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管兵部事。到了十一月，李自成先后被洪承畴和孙传庭打败，躲入商洛山。张献忠也寡不敌众，接受招安。杨嗣昌的计划初见成效，于是他更得崇祯的信任。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进攻明朝，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醉酒中被清军杀死，蓟州失守，京城危在旦夕，朝廷急召卢象升率军增援。卢象升由于主战而与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杨嗣昌意见不合，杨于是命令诸将不要轻易与清军交战。那些将领本来就惧畏清军不敢迎战，于是趁机按兵观望，导致许多城池失守。而杨嗣昌在作战中总是不能决断，《明史》说他：“嗣昌虽有才，然好自用，躬亲簿书，过于繁碎。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失机会。”往往要将军情上报等到皇上同意才行动。结果等到圣旨来到时，情况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导致贻误战机，使卢象升阵亡，杨嗣昌因此被降三级。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伪降的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兵，罗汝才也在房县响应，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农民起义烈火复燃。崇祯帝任命杨嗣昌为督师，赐尚方宝剑，再次进行镇压。他制定计划，想先集中兵力，包围张献忠，然后一举消灭。十三年二月，在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张奋力突破包围，撤入四川，杨嗣昌挥兵跟踪追击。张献忠采取“以走制敌”战术，使明军疲于奔命，士气涣散。明军将领消极怠战。杨嗣昌虽然屡次下令进剿，但是他们却都按兵不动。使张献忠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崇祯十四年初，休整后的张献忠挥师沿江东进，连连打败明军，二月，张献忠攻占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当时杨嗣昌在夷陵，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害怕，急忙上奏请死。不久又听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更为担忧。当年三月，死于湖北沙市(一说自杀)，时年54岁。崇祯帝闻讯对朝臣叹息说：“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杨嗣昌死后，定国公徐允祯等上奏按照失陷城寨给他定罪。崇祯帝称赞他“临戎二载，屡著捷功，尽瘁殒身，勤劳难泯”，不仅没有给他定罪，反而赐祭，并进太子太傅。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1)
1622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入澎湖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郑成功像郑成功（1624～1662），原名森，字明俨，号大木，福建南安人，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十四日出生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川内町千里滨，是明末闽粤沿海海商海盗集团首领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文献称为翁氏)，七岁以前一直随母居住日本，崇祯三年(1630年)，郑芝龙派人把他接回福建安平。
隆武帝朱聿键即位后，郑芝龙已成为定策元勋，郑成功在父亲的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对答如流，非常赏识，深憾自己没有女儿嫁给他，就赐他姓朱，改名成功，“以驸马体统行事”，故人称“国姓爷”。郑成功自幼习文练武，研读兵书。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起，他一直亲履戎行，参与了许多军事指挥活动。当时，隆武帝曾封郑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委其镇守闽赣界上大定、大安等地。
不久，后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下福建，杀死隆武帝，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降清，而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郑芝龙完全不同的道路。据史籍记载，郑芝龙从安平前往福州降清时曾经派人叫郑成功同行。1622年荷兰殖民势力侵入澎湖郑成功拒不应命，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他在叔父郑鸿逵的支持下，带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军队前往金门抗清。
郑芝龙自投罗网以后，清军立即背信弃义地攻入安平镇，大肆抢劫淫掠，郑成功的母亲翁氏也被奸污，愤而自缢。郑成功闻讯，痛不欲生，更坚定了武装抗清的信念。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初期他们的力量并不大，先是以南澳为基地，组织抗清武装，后来经过同清方的反复较量，逐渐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汇合成一支劲旅，势力很快发展壮大，接连攻占了福建沿海许多地方，郑成功也逐步崭露头角，成长为明清之际杰出的统帅。
郑成功起兵抗清十多年，曾多次进行北伐和南征，其中以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北伐，声势最大。这年六月，郑成功同张煌言率领十七万水陆大军，由崇明而上，破瓜州，克镇江，进围南京。张煌言另率一支军队溯江而上，进驻上游门户芜湖，并分兵攻克太平、宁国等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南京清军几不可守。但由于郑成功麻痹轻敌，耽误了战机，最后全军溃败。
郑成功北伐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为对付这支抗清力量，下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很大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特别是为了坚持长期抗清斗争，在爱国思想支持下，郑成功遂决意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我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以为抗清根本。
台湾本是我国的固有领土，自天启四年(1624年)起，荷兰殖民者就派兵侵占了台湾，残酷压迫剥削台湾人民。他们修筑要塞，强迫台湾人民“耕田输租”，还巧立名目，对七岁以上的中国人每月征收人头税，对打猎的征打猎税，捕鱼的征鱼税，垄断台湾的对外贸易，掠夺台湾的财富。为此，台湾各族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残酷压迫剥削。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退回金门、厦门后，进一步感受到台湾人民殷切盼望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要求。这时，曾担任荷兰“通事”的爱国者何廷斌，向郑成功献了一幅台湾地图，透露了台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机密情况，并表示愿做攻取台湾的向导。于是，郑成功决定乘侵台荷兰殖民军兵力薄弱、求援困难之机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令其子郑经及部分将领留守金门、厦门，自己率军队二万五千人、大小战船数百艘进军台湾。大军由金门料罗湾出发，经一日航行抵澎湖，四月二日拂晓，在浓雾弥漫中船队进入台湾海面，在熟悉水道的何廷斌的引导下，出敌不意地通过泥沙淤积的鹿耳门航道，迅速取得了登陆北线尾岛和赤嵌城(台南市)西北部附近港口的胜利。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听到郑成功军队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迎接并协助作战。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两千余人，他们船坚炮利，在武器上占压倒优势。当郑成功军队登陆台湾后，荷兰长官揆一指挥其侵略军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郑成功指挥军队迅速打退了敌人，随即包围了赤嵌城，要求荷兰殖民者立即退出台湾，若能献城投降，可以受到优待，如继续顽抗，必将受到严惩。但揆一不听警告，拒绝投降。郑成功遂指挥军队猛攻赤嵌城，终于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献城投降。
郑成功收复赤嵌城后，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地的台湾城(安平)，攻城一时未能奏效。郑成功决定“围困俟其自降”，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地，发动群众起来和荷兰殖民者进行斗争。顺治十八年八月间，荷兰殖民者从巴达维亚派甲板船十余艘、海军数百人，来台湾增援。台湾荷军乘援兵到达，发动反扑。郑成功派水兵勇将多人，率军迎敌，大获全胜，夺获甲板船二只、小艇三只。从此，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无力出击了。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又发起了强攻。清康熙元年(1662年)十二月十三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撤离台湾。中国军民经过九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收复台湾的郑成功(2)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台湾城为东都，开始了把台、澎经营为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他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措施，如在当地设置府县机构，管理各地；组织士兵进行屯田，奖励各族人民垦荒，大陆人民也陆续迁往台湾。郑氏政权规定向高山族每社派去汉族农民一名，给熟牛一头和一些农具等，推广铁犁牛耕等生产技术，使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郑氏政权还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素质。
郑成功收复台湾并经营台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维护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表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它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使台湾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的丰功伟绩表明，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民族英雄。
F0 9 外交与边防
“燕王扫北”
1622明代骑马武士俑
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徐达攻入元大都,元顺帝携后妃、太子仓皇逃亡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朱元璋遂改大都为北平府。
元顺帝在上都没呆多久，就又被明将常遇春赶出了上都，逃亡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回忆起逝去的荣华富贵，元顺帝不禁潸然泪下，作诗以排遣心中的忧郁：“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悔。”元顺帝自然不甘心于失去的天堂，遂不断积蓄力量，伺机向明朝统治地区反扑。明朝初年，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明王朝多次北伐蒙古。
明代骑马武士俑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远征沙漠。四月，明军在沈儿峪口大败元将王保保，生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等千余人，消灭元将士8万余人，缴获马匹4800余匹。这次北征，迫使元朝残余势力进一步北撤，稳定了北方边界。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再次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与李文忠、冯胜兵分三路，各率骑兵5万，征伐蒙古。徐达领中路，李文忠领东路，冯胜领西路。结果，虽然东西两路小有斩获，迫使蒙军再次后退，但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将曹良臣、周显、常荣等战死疆场；作为主力的中路军战死数万人。这一役，使朱元璋意识到，蒙古之兵力难以短期内平定,就改变了策略，以防御为主，从第二年开始，命徐达、李文忠赴山西、北平练兵备战。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再加上看到元将王保保已经去世，朱元璋又起了伐蒙的念头。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肃清沙漠”。由于明军准备充分，此役大获全胜。杀元大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俘获将相官校3000余人，军士7万余人，马匹4万余匹，牛羊10万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跑途中，被部将缢杀。蒙古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日益衰微。1402年，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朱元璋去世。临终前，仍担心残元为害明边，一再叮嘱朱棣要审时度势，彻底消除蒙古的威胁。
明成祖即位之后，继承了明成祖远征漠北路线图朱元璋对蒙古的政策,一面与之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长为王，赐予金银、布帛、粮食等物品，以求安定边境，稳固政权，恢复经济。但蒙古贵族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一面称臣纳贡，一面又不断南下袭扰。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结果被杀，这个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线。朱棣忍无可忍，遂决心征讨鞑靼。七月，明成祖命令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10万出征鞑靼。结果，全军覆灭,五将军全部战死。消息传至朝廷，朱棣大为恼怒。为了消除边患，决计御驾亲征。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五次御驾亲征漠北蒙古诸部，其气魄为历代帝王所罕见。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并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随军队行动。鞑靼部首领本雅失里听说明军大举进攻，尽弃辎重孳畜，仅率七骑西逃瓦剌部。朱棣亲率精骑直冲敌阵，杀敌无数，胜利还师。鞑靼部经过这次打击，向明朝称臣，每年向明朝进贡马匹。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明朝给他的封号。
鞑靼败后，瓦剌部又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鞑靼首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
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决定亲率30万大军征讨瓦剌部。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车驾由京师出发，四月，师至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此役，朱棣部署精当，亲自冲锋陷阵,大败瓦剌军。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进犯明边。
鞑靼部在明朝帮助下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阿鲁台改变了对明的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朱棣决意第三次亲征。大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令调用驴34万匹，车17万多辆，挽车夫23万多人，共运载粮食37万石，随大军出征。阿鲁台听说朱棣亲征，连夜逃走。回师途中，朱棣大败阿鲁台之羽翼兀良哈部,九月初，班师回朝。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鞑靼首领阿鲁台以为明朝放松了警惕，不会出征，决意率众袭扰明朝边境。朱棣听说阿鲁台又来侵犯，决定再次亲征。九月上旬，阿鲁台部众阿失帖木儿降附。十月，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众来降,朱棣立即封其为忠勇王，赐名金忠。十一月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鞑靼阿鲁台出兵扰袭大同等地，朱棣决定第五次亲征。忠勇王金忠自降明后，屡次请求率兵攻击阿鲁台。这次，朱棣批准了他的请求。四月，师出北京北上，进军途中，阿鲁台逃跑,明军分兵搜抄未见踪影。朱棣遂下令班师。七月，回师至榆木川(今内蒙古林西北)，十八日朱棣病死军中,终年65岁。
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都没能真正同蒙古主力决战，耗费巨大而收效甚微。但从客观效果上说，有效地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侵扰破坏，保障了明朝边境各民族的安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
郑和下西洋(1)
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方物
在明朝，宦官乱政是出了名的。但也有宦官为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七下西洋的郑和，其身份就是太监，所以也有“三保太监下西洋”之说。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洪武四年(1731年)，郑和出生。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以博友德、蓝玉为首领，进入云南。第二年，明军平定云南。正在这一年，郑和的父亲病故，由于家庭遭受如此变故，再加上当地连年战争，郑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12岁的郑和被送到北平，成为燕王朱棣家的一名仆人，后来做了宦官。
郑和做宦官期间，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又勤劳谨慎，很快取得了燕王的信任。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和下西洋路线图及所铸铜钟“郑”字，赐他为姓，并提升他为内宫兼太监。由于郑和小名“三保”，人们也叫他“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明成祖之所以能选中郑和，除了他认为他勇敢、机灵、有胆略之外,还因为郑和既是回教徒，又信奉佛教，有利于同西洋各地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交往,同时，郑和又是宫廷内官兼太监，也可以兼为皇廷从海外采购奇珍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模型异宝。
郑和七下西洋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年)。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郑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00多人。郑和的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船队中较大的船舶称为“宝船”。宝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仅舵就重4810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航行路线为，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三保庙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年)。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年)。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这次郑和途中曾遇险，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成祖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年)。此次，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自到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担任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年)。郑和此次到了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19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年)。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南洋土著人向郑和贡献方物分队而行。
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一年不到，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决定继续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再次派郑和下西洋，27000余人分乘61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郑和在返航途中辞世于印度古里，终年62岁,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
郑和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区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索马里和肯尼亚，航程10万余里,历时28年。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还早半个世纪。
郑和下西洋(2)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确切原因一直扑朔迷离。有人认为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有人认为是为了搜寻明朝建国前割据东南一方的张士诚或方国珍的余部;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促进海上贸易，建立海上大联盟。但不管怎么说，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个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明长城
明代长城遗址中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派遣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后，把原来分段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且继续修建、延伸,以后历代不断维修扩建，到公元17世纪中叶明代末年，中国的“长城”前后修筑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与和平的纽带与见证。
明朝建立以后，被明军击溃退回到漠北的蒙古鞑靼、瓦剌诸部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期以后，东北地区兴起的女真族也不断威胁明朝边境的安全。为巩固北方的边防，有明以来的200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明朝初年,洪武、正统、成化各朝,只是对几百年前遗留的长城进行修修补补，多是沿着北齐、北魏所筑的旧长城进行修筑的，大多修筑的是关塞、烟墩，较少筑城，到弘治时,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增设诸边城堡1000多所。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达嘉峪关，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9省、市、自治区，全长6300多公里。明朝长城工程之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相比的，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作用更加强大。可以说，明长城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工程最坚固、功能最完善的长城。现保存比较完好的长城即是明长城。
有人做过粗略估计，如果把明长城的土方砖石，筑一道高5米、厚1米的大墙，可环绕地球一周多。而当时从备料、运送到施工，又都是在异常复杂艰险的地势下进行的，工程之浩大艰巨，在古代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堪称“之最”。
明长城——八达岭长城明代之所以大规模修筑长城，除和中国以前历代重视修筑长城的传统有关之外，也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防御思维有关。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朱元璋率兵攻打过许多城池，深知城防在军事防御上的重要。他起义后，采纳朱升“高筑墙,广集粮，缓称王”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朱元璋即位后动员全国大修城池，州县城墙皆用砖包。明长城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有效延伸。
明朝开国之初，国势强盛，明太祖和成祖通过北伐，不断把明朝边境线向北推进。明前期的长城工程修缮的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明朝中期以后，由于蒙古瓦剌、鞑靼等部屡屡兴兵南侵，明开始对长城进行大规模的修筑，把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100余年间先后建成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宣府、山西等重镇。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继续加固和改建了原来的长城，在从山海关到居庸关1200多公里的长城上修建1000余座墩台,还在长城南北构筑了许多堡城、烟墩。经戚继光重新修筑过的长城最为壮观。
明后期,为了有效地对长城全线进行防务管理和修筑，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全线划分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等九个防守区，委派总兵官统辖，九个防区被称“九边”或“九镇”。每镇设总兵把守,每镇有许多重要关口，多者至数百座,九镇长城的关口总数上千,其中著名的就有数十座。长城沿线九镇的设置，使长城的防御作用更加强大了。
明长城由城墙、关城、城堡、墙台和烟墩等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
城墙是长城的主体。在明朝以前，城墙大多是用土筑或石砌的，明长城在不少地区已经改用砖、石砌筑,在工程上有了很大的进步。重要的是，在一些重要地带设多层次的“重城”,如居庸关、山海关、雁门关等地，都有几重长城，最多的地方达20多重。
关城是出入长城的通道，也是长城防守的重点，上筑城楼和箭楼。
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或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长城内侧，也有个别设在城墙外面。在明长城的东端，北起角山、南到海岸之间的山海关，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所筑的山海卫城。
墙台在长城之上，每隔约300米设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建铺房，供守城士卒巡逻时避风挡雨。
烟墩也称烽火台，是一种白天燃烟，夜间明火以传递军情的建筑物。明朝对烟墩的使用做过一些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如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余人，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这样，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可以迅速知道敌兵的大概数量。
长城烟墩
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关于明代长城的修筑还有一个传说。在修嘉峪关时，兵部官员与工程主管之间心存私怨，兵部官员就企图伺机报复，规定工程主管上报工程预算，对所用材料及工资，既不准多报，也不准追加，完工来验收时，如果违犯了规定就要重罚。正在工程主管为难之际，一个老工匠经过周密的估算，拟订出一个工程计划，让主管报了上去。等到嘉峪关全部工程完成时，所有的材料和工费都恰好用完，只多出一块砖,还是特意留下准备兵部来人验收时送给他们作为礼物的。兵部知道后，自然也就不再派人来验收了，而这一块砖就作为永久纪念物，放在城楼上了。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和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逐渐增强，其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各部之后，妄图进一步吞并中原。而当时，瓦剌部表面上还是臣服明朝的，每年派贡使到北京进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索要财物，如果贪欲得不到满足，他们就借口制造事端。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了2000人以贡使名义抵达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为了多领赏物，瓦剌使者冒称有贡使3000人。掌管朝廷大权的宦官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让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与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又为他的儿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王振这一系列举动激怒了也先，也先借口明朝违背诺言，兵分三路向明朝进军，东路攻辽东，西路攻甘州，中路攻大同、宣府。也先亲率中路大军，步步紧逼，明朝边塞城堡纷纷陷落。守大同的明军被瓦剌军打得大败,参将吴浩、宁侯宋涣、武进伯朱冕相继为国捐躯。
战报传到北京。司礼监太监王振听了心情为之一振，他认为，为英宗和自己扬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王振立马把也先入侵的消息禀报了英宗，并且鼓动英宗，应该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去迎战也先。23岁的明英宗年轻气盛，在王振的怂恿下，不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劝阻，令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率兵５０万人亲征，匆匆忙忙从北京出发。由于准备仓促，大军出发没几天，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军中闹起饥荒，许多士兵饿倒在路边,再加上连日风雨，道路泥泞难行,士气极为低落。随驾官员尚书邝野、王佐见势不妙，力主班师。王振大怒，当着英宗的面严斥他们，罚他们在风雨中跪在路边的荒草丛里“冷静”思过。
英宗一行抵达大同时，前方传来了与也先交战的明朝先头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王振害怕了，决定班师回京。王振的老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为了光宗耀祖，在家乡父老面前显示其威风,王振决定带英宗率部队到自己家乡走一趟。也先像但走了40里，王振又忽然想起，当下正是庄稼成熟的季节，大批人马踩坏了庄稼就太不合算了，便又仓促下令，改道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初，英宗一行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
英宗到土木堡时，有人劝英宗趁天还没黑，再赶一阵，进了怀来城再休息，也可以在城中坚守。王振却以装运辎重的车子还没到为由，硬要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驻扎。土木堡根本没有什么城堡可守。明军人马赶了几天的路，口渴舌燥，土木堡又没有水源,离土木堡15里的地方有条河，也被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多深，也没找到水。
也先的大军第二天就追到土木堡，将土木堡重重包围。明军无险可守,水源又不足，士兵饥渴难耐，战斗力丧失殆尽。
也先虽然把英宗困在土木堡，但其所率部众才约2万人，不知明军兵马数量，所以也不敢贸然进攻。便耍一花招，打探明军虚实。第三天，也先假意讲和，瓦剌部队佯装后退。王振下令移营取水，当数以万计的明军到离土木堡15里的河中取水时，也先率军发起猛烈进攻,明军一下子乱了阵脚。也先指挥瓦剌的精锐骑兵横冲直撞，明军兵败如山倒。英宗束手就擒。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首辅曹鼐、户部尚书王佐、侍郎王永和等６６名大臣战死，５０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显忠祠——土木堡死难将士纪念祠王振也被禁军将领樊忠一锤结果了性命(一说为乱军打死)。瓦剌军不仅缴获了明军大批衣甲、器械、辎重，还在沿途掠杀百姓数十万，并很快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土木之变”。经过这一场战斗，明王朝元气大伤,成为明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瓦剌首领也先从此更加骄横起来，北京也受到了瓦剌军的威胁。
如何处置明英宗，瓦剌内部也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应该杀掉，也先的一个弟弟伯颜帖木儿力排众议，力主不杀，如果明朝来迎，便送他回去，也可留下万世美名;同时也可以把英宗作为砝码，骗开明朝更多的城池，赚取更多的钱财。也先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英宗朱祁镇交给他照看。
“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慌乱，朝廷上下哗然。英宗朱祁镇名义上的母亲孙太后为了救英宗，把宫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搜罗起来，用八匹马驮着，送到也先营中，想赎回英宗。结果也先仍然不肯释放英宗。
在朝廷内部，就何去何从展开激烈争论。有人主张迁都南方，以躲灾难;也有人坚决反对再把都城迁回南方。兵部侍郎于谦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当务之急是迅速召集各路勤王兵马，死守京城！”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在孙太后的主持下，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任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总领百官，主持国家大事。不久，为了彻底断绝也先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的念头，大臣们又向孙太后建议，干脆立朱祁钰为帝。这时，朱祁镇也从也先营中秘密托人捎话，要朱祁钰继承帝位，以维持皇统。朱祁钰即位，是为代宗。
土木堡战败后,于谦任兵部尚书。于谦积极调集军队，加强城防，大大加强了北京的防御力量。10月,也先又率兵进攻北京，于谦奋起迎敌，打败也先。于谦又积极备战，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备御,另将京师三大营改为“团营”，统一指挥，战斗力进一步提高了。次年也先在勒索不成、进犯又被抗击的情况下，于景泰元年(1450年)放回英宗。
“庚戌之变”
嘉靖十二年(1543年)蒙古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相互争斗，蒙古又重新陷入割据状态。达延汗的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称其为俺答汗。
俺答像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其他物资匮乏，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前各朝蒙古霸主，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明廷便决定中止与蒙古的和平贸易关系。俺答汗害怕了，多次表示愿意臣服明廷，要求明赐予封爵，允许每年向明廷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担心“土木之变”重演，严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要求,甚至悬赏购买俺答汗的首级。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俺答再次派出使者与明谈判。大同巡抚龙大有却将来使逮捕，请示朝廷后将俺答汗的使臣斩首示众。
明廷的态度和做法激怒了俺答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集合10余万蒙古骑兵南下，进犯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是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既无文韬，又无武略，面对俺答的进犯，吓得慌了手脚，紧闭城门，不敢抵抗。后来，他竟然以重金贿赂俺答，请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转而进犯其他边镇。俺答收受了贿赂，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8月中旬，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驻扎在古北口的明军一触即溃，俺答长驱直入内地，京师震恐。
8月20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为14万人，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200余骑，在北京郊区大肆杀掠，百姓纷纷逃往京城，而京城却城门紧闭，百姓走投无路，哭号震天。而朝廷内的主降派严嵩要求守城诸将坚壁勿战，任凭俺答兵在城郊掳掠劫杀。俺答兵围困京城3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23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一同还押走了大批男女、牲畜和金银财宝。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
俺答撤退时，大雨已经数日，北京城郊的泥淖竟达一尺多深。俺答兵所撤路线为羊肠小道，俺答担心明军在其撤退途中预设埋伏，又中途掉头，兵分两路相继撤去。撤退时，俺答的军队也已经是人马疲乏，溃不成军。
俺答兵撤走后，大同总兵仇鸾收拾残部，打道回京，沿途竟然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说是俺答兵的首级。世宗竟然信以为真，对仇鸾大加赏赐。
“庚戌之变”让大明天子世宗丢尽了脸面，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兵部尚书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有我在，你绝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请求与明通贡互市。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但是，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由于未得到明廷同意，俺答又兴兵骚扰诸边。嘉靖皇帝又停止了马市贸易。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对峙之中，此后的20多年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边境地区的百姓深受其苦,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嘉靖倭患
明代兵船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
明代兵船“南倭北虏”是明朝廷的两大心腹之患。所谓“倭寇”，是来自日本的失意的武人和浪人，他们组成海盗集团，经常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中国的海盗头目王直勾引倭寇，大举袭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各地百姓备受倭寇蹂躏,这场倭患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倭患之所以在明世宗嘉靖年间出现，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
13世纪中叶，日本存在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之间除了掠夺财富，互相征战之外，还经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朱元璋即位后，曾经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同时也是为了消弭倭患。如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日本国王良怀曾遣使至中国奉表进贡，同时送回“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余人”。但从整体说来，朱元璋的友好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倭寇侵扰日渐频繁。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特别是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之后,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便流落海上，盘踞于诸岛之上，不时侵扰中国沿海地区，造成嘉靖年间的大规模倭患。
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一明人绘《倭寇图卷》之二从明朝自身来讲，宣德以后，皇帝大多昏庸无能，朝政腐败，边防废弛，倭寇又兴盛起来。嘉靖十八年(1539年)，大股倭寇流窜至宁海石所庄，在该庄一呆就是十多天，沿海居民全部逃走。嘉靖二十年(1547年)，倭寇分乘百余艘大船在宁波、台州沿海耀武扬威，不时派遣数千人登岸烧杀抢掠。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官僚豪富中的一些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组成武装劫夺集团。一些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纨到任后，封锁海面，并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纨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纨擅杀，朱纨被迫服毒自杀。从此,巡视大臣不再设立，朝廷内外没人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嘉靖中期以后，由于中日贸易完全断绝，日本商人转入走私贸易，逐渐演变成倭寇，他们与中国从事走私的海商相互勾结，由走私转而寇掠。不仅辽东到广东的沿海地区深受其害，甚至东南内陆也难以幸免。倭寇甚至纠集数千上万人马，深入内地数百甚至数千里，围攻州府，攻占县城，大肆烧杀抢掠，给社会带了严重的动荡。如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绑在竹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儿啼哭，倭寇拍手笑乐。倭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
嘉靖三十年(1557年)前后,倭患最为严重。江北的淮安、扬州，江南的松江、苏州、徽州、常州，浙江的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台州，福建的福州、漳州、泉州、兴化，广东的潮州，都有倭寇、海盗出没，攻破上百处州县卫所城池，攻陷福建兴化府，甚至攻至南京外郭南端的大安德门，气焰十分嚣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