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抗倭敌楼其实，倭患也不仅仅指日本的武装走私团伙，其中还有大批的中国人参与其中，被人们统称为“倭寇”。如中国盐商王直等人长期从事武装走私，勾结倭寇，还在海上劫掠，被海盗奉为盟主，其窝点成为倭寇和海盗最主要的一个据点。明朝曾悬赏伯爵爵位、黄金万两，希望捕获王直。
与倭患的兴起同时，中国官民的抗倭斗争就没有停止过。戚继光和俞大猷为肃清倭患立下了赫赫战功。
嘉靖二十八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往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戚继光到浙江后，针对沿海卫所废弛﹑军令难行﹑战斗力低的情况，在胡宗宪支持下，亲去义乌等地招募矿夫﹑农民4000多人，训练成著名的“戚家军”。他针对倭寇创造了一种叫做“鸳鸯阵”的战术，这种战术就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刀、棍等长短兵器相互配合，使其能各尽所长。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部队很快成为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令倭寇闻声丧胆。1561年,戚继光率军在台州等地大败倭寇，生俘1000多人。第二年又驰援福建，捣毁了倭寇设在横屿的老巢，并乘胜追击，连克60营，杀死倭寇3000余人。
嘉靖三十一年(1558年)，明廷先后命王忬和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军务。他们重用俞大猷等抗倭名将，编练水军，请调援军，水陆军密切配合，抗击倭寇。第二年三月，俞大猷等率舟师夜袭倭寇盘踞地普陀山，俘斩倭寇数百人。嘉靖三十四年(1561年)四月底，倭寇4000余人突袭嘉兴。俞大猷率水陆军奋勇抗击,斩倭两千，明军乘胜追击，在苏州等地歼灭逃倭千人。嘉靖三十五年(1562年)，明廷命胡宗宪为浙江总督,他计杀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徐海，诱降勾结倭寇的海盗巨贼王直。
在戚继光和俞大猷所部士卒的英勇奋战和广大受害民众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多年奋战,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困扰明朝十余年，给江、浙、闽、粤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的倭患和海贼之乱终于平息。
蒙汉“隆庆和议”
马市图
“庚戌之变”以后，蒙汉之间20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长城内外汉蒙两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损害,都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一直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俺答汗在扩展势力的同时，也努力试图恢复与明朝的经济联系,蒙古族人民也积极要求发展与长城以南汉族的贸易往来。
在明朝这方面，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世宗死,穆宗继位，改元隆庆。此时奸臣严嵩已被弹劾下台，高拱、张居正先后入阁担任首辅,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对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与蒙古达成了对俺答汗的封王、通贡和互市的协议,史称“隆庆和议”。
首辅高拱认为，过去对俺答汗的互市和好要求一概拒绝并非上策,反而会酿成祸害，主张与蒙古通贡互市，满足俺答汗等领主的要求,这样可以求得边境安全。与此同时，又派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缮和加固辖区内的长城，新筑1000余座敌台。这样，通贡互市也有了安全方面的保证。
隆庆四年(1570年)冬天，俺答汗与其孙子巴噶奈济发生家庭纠纷，因巴噶奈济仰慕汉族文化，出走降明。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诏封巴噶奈济为指挥使，并给予优厚待遇,妥为安置。俺答刚开始想武力从明朝夺回其孙子，但军事上无法取胜，同时，经济上又迫切需要同明朝互市，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高拱和张居正主张允许封贡，同时加强军备，以防不测。马市图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封俺答之弟昆都力哈和长子黄台吉为都督同知，其余子侄和部下63人分别为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等官，俺答每年向朝廷贡马一次，每次不超500匹，贡使人数不超150人，由朝廷给予马价，另加赏赐；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附近开设互市市场。
议和后,俺答召集诸部首领严定规矩：“若有那家台吉进边作歹者，将他兵马革去，不着他管事，散夷作歹考，将老婆孩子牛羊马匹尽数给赏别夷”，明朝也约束将士严禁出边攻扰。
隆庆和议以后不久，“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200余年的战争局面，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援朝战争：抗倭援朝
朝鲜龟甲船
16世纪末期，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开始了武力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之机,决定以武力征服朝鲜。当时，整个朝鲜武丰臣秀吉像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这为日本提供了绝好时机。明朝获得日本将要入侵朝鲜的情报后，特意派使臣去询问朝鲜国王李昖：“听说日本欲假道朝鲜侵略明朝，有这样的事？”朝鲜国王连连否认。当然，日本的最终目标是，使中朝日三国归于一统,进而称霸东亚。日本侵朝前一年，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六月，日本特使宗义智曾通告朝鲜国王李昖：“有意在明年春天假贵国道路进攻明国，届时还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朝鲜龟甲船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丰臣秀吉派出了可以说是日本当时的最豪华阵容发兵侵略朝鲜,共调动了50万军队，其中30万用于作战，15万人是先遣队。先遣队分为八个军，宇喜多秀家为总司令官，小西行长率第一军，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4万水军和700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10万人马驻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日军在釜山登陆后，长驱直入，只用了20天时间,相继攻占开城、京城(今汉城)、西京(今平壤)。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达6万人。朝鲜有些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国王李昖惊慌失措，仓皇放弃首都，先奔平壤，继而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
李昖深知，没有明朝的介入，光复朝鲜，只是一个梦想,便派几批使节去北京求救，除了正式向皇帝递交国书外，他们还分头去游说众多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甚至宦官，力图促成大明尽快出兵朝鲜。明廷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如若再纵容日本侵吞朝鲜，那后果不堪设想,遂决定援朝抗倭。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弃、史儒率兵2万出征，副总兵祖承训、游击王守官带大部队继后进入朝鲜。同年秋,以陈璘为总兵、李如松为副将的5万余大军赴朝抗倭。李舜臣像第二年初，朝鲜爱国官兵在明军的支援下,一举收复西京、开城,直指京城,同时展开海陆两路反攻。朝鲜名将李舜臣指挥的朝鲜水军龟船队，连创倭军，掌握了制海权。日军处境十分狼狈,遂于1593年8月被迫接受“议和”,但是，由于日军无议和之诚意，竟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谈判拖延了3年,仍未能达成协议。
1597年2月,丰臣秀吉又出兵14万入侵朝鲜，东西两路并进，连占要塞。明朝此次也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淞的水军共14万，再度增援朝鲜。
朝中联军全力进击，连战连捷，日军再次要求停战议和，撤离朝鲜。同年8月,丰臣秀吉积郁而死。其部将德川家康遵其遗命于10月下令撤军。11月19日，日军万余官兵乘500余艘舰船行至露梁海域，被李舜臣统率的水军截住，朝中水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多人。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七十的明朝老将邓子龙，跃上朝鲜战船奋战，壮烈牺牲。陈璘赶来救援，李舜臣不幸身中流弹，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战斗结束后，陈璘急忙去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
露梁海战后，日军退回日本，朝鲜半岛残余日军也基本上被消灭。不久，明军全部撤回朝鲜。这场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长达7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以朝中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多民族国家不和谐音符:西南土司叛乱
土司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通过这些官来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朝设置土司是从湖广开始的，然后逐渐向西南地区推进,到明朝中期，在整个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土司。明代全国分为13个行省，设置土司的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广和陕西等7个行省。
在明初，少数民族的土司与中央政权之间即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西南土司经常发动武装叛乱。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最强的陇川土司叛乱，西平侯沐英率军讨伐。当时叛军30万，驱赶百头战象来战。沐英和将领商议，叛军士气都在中原地区没有见过的战象上，而战象又没有见过中原地区的火铳火器,便下令开战时神机营的火铳火箭一定要络绎不绝地撒向战象。第二天，陇川军的大象被明神机营猛烈攻击，果然奔溃。最后，大败陇川土司叛军。明廷世封沐家镇云南，终于建立了对现在云南地区全境的有效统治。
到了万历末年，全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治上日益腐败，明朝中央政权和地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存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的女真族建立了后金，进犯辽东，明中央政府在各地增派“辽饷”，恩施土司城土司们一方面感到经济压力，同时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便发动了土司叛乱。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苗族土司及贵州水西土司奢崇明、安邦彦趁明末社会矛盾激化,中央政府腐败日盛之际，联合乌蒙、东川、沾益等地土司联合起兵叛乱，图谋扩大割剧势力,拥兵自重。
同年九月十七日,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在重庆起兵叛乱。10月,奢崇明率兵进围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成都,全省为之震动。第二年五月，贵州水西宣慰同知苗族土司安邦彦自称“罗甸王”,其手下48支及其他土司头目安邦俊等蜂起响应。贵州水西土司安氏是盘踞黔西北历史最长、势力最强的封建领主,一切耕地、牧地、山林、水源都属领主所有,比奢氏还要强大。
几月之内,四川、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陷于叛军之手,成都、贵阳相继被围困长达数月之久,波及云南、广东、湖广等省。明中央政府四方筹集兵饷，调四川、贵州、广东等五省兵力会剿,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到崇祯十年(1637年),才平定了土司叛乱。
西南土司叛乱之所以能为害如此长久而不被剿灭，是因为当时明中央正全力募兵抗击女真族的进攻,根本无力顾及西南地区,四川、贵州武备空虚,土司叛军才可能势如破竹,短期内攻陷川贵大部分地区。同时，明末政治腐败,官场黑暗,有的将帅渎职不检,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加上西南地区地形复杂，给惯于平原作战的明中央军剿乱造成了困难。
奢安土司叛乱虽然终于被平定了,但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明朝损兵折将,耗资巨大,牵制了明政府抗辽的力量,加重了明朝的统治危机。战争也给川黔民众带来了沉重灾难。
明清(后金)第一战：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称金国汗，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为都城。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标志努尔哈赤正式宣告与明朝分庭抗礼。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历数明廷对女真的七大罪状。“七大恨”的主要内容是指责明朝杀父、祖，援助叶赫和驱逐边堡的女真农人,以此作为对明动武的借口。努尔哈赤像努尔哈赤率步骑2万攻打明军,并很快攻下了抚顺城。
明神宗在得知抚顺沦陷的当天，一方面布置紧急应付事宜，另一方面召集群臣准备讨伐后金。20天后，明神宗在听取了辽东的危机情报和文武大臣们提出的各种战略策略陈述以后，对兵部重申明要大举征讨努尔哈赤。
明朝决定奋力反击，企图一举消灭建立不久而势力日盛的后金政权。神宗任命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兵遣将，筹饷集粮，置械购马，进行战争准备。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明帝颁发“擒奴赏格”：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努尔哈赤之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及其孙杜度等“八大总管”，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世袭。幻想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明朝还与朝鲜取得联系，欲借重于朝鲜的兵力，合击后金。朝鲜派出了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13000人过鸭绿江来援助。
努尔哈赤穿过的甲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明各路大军24万云集辽沈,号称47万。经略杨镐制定了作战方案，即兵分四路，分进合击，企图直捣后金政治中心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三岔口；西路为主力，由总兵杜松率领，自沈阳出抚顺关；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自清河出鸦鹘关；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出宽奠。杨镐坐镇沈阳指挥。想一举围歼后金军。
努尔哈赤探悉明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后,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对策，集中八旗军精锐6万余人，先破明西路军，以少量兵力抵御其余三路，尔后相机各个击破。三月一日，杜松部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附近，自率万人进攻吉林崖。努尔哈赤率兵5万进攻萨尔浒的杜松部,两军交战，中午以后,天色阴暗，杜松部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由暗击明，攻占杜军营垒，杜军主力被击溃，伤亡甚众，杜松阵亡。西路军全军覆没。
明西路军被歼后，南北两路明军处境十分不利。北路马林部进至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得知杜松部战败，令军队就地防御。努尔哈赤迎击马林部。后金以骑兵一部迂回到马部阵后，两面夹攻，大败马林部，夺占尚间崖，北路明军大部被歼。
此时,南路军尚不知西路、北路已经失利，仍按原定计划向北开进。努尔哈赤事先在阿布达里岗设下埋伏，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綎兵败身死。
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的杨镐，得知西、北、南三路大军均吃败仗后，慌忙急檄南路李如柏部撤兵。李如柏部在回师途中，又为小股后金军骚扰，李如柏部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才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萨尔浒之战旧址命运。
萨尔浒之战，后金军队在5天之内歼灭明军10多万人，缴获大量的驼马、甲仗和炮车等军用物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使明满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役以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更趋稳固，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却损兵折将，耗银巨万，陷入了被动困窘的境地。明由轻忽自大变为软弱妥协,消极保守的战略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朱氏政权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F0 10 政治斗争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洪武四大案(1)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整顿吏治和经济秩序，大兴狱讼，策划了著名的“明初四大案”，即经济领域的“空印案”和“郭桓案”，政治领域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通过这四起大案，朱元璋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明朝初年，每年布政司、各府州县官吏前往户部核对钱粮、军需供给等事，账目十分详细，稍有不符便要被驳回重填重报。而布政使司离京大多是数千里之遥，一旦被驳回重填重报，特别是要重新一册册地加盖官印，往返要一月甚至数月。为了避免往返奔波，官吏们按照习惯，准备了事先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一旦被户部驳回重新填报，便可把它拿来使用。此事在当时习以为常，已成惯例。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严重的贪赃枉法案件，下旨交刑部严加查办。
刑部经过审讯，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大弊病，因为计吏所携带的空印文册盖的全是骑缝印，这种文册除了做临时补报之用外，根本不能派其他用场，有人上书对此事作了详细解释，但朱元璋根本不听任何分辩，下旨将凡是与此案有关的部门及地方官员一律处以死刑，助理官员处以杖一百，戍边。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这其实是一桩查无实据的全国性的“惩治贪官污吏”大案，冤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著名的廉吏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冤死在这场劫难中，史称“空印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当年3月，御史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尤其是郭桓，在收缴浙西秋粮时，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勾结，合伙贪污，甚至把军用粮库里的三年积蓄盗卖一空，还利用职权和12个布政使司的官吏勾结起来，盗卖仓库里的粮食，还和管理储存金银钱钞的府库官员合伙偷盗金银和钱钞。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精米2400余万石，这个数字几乎与当时全国秋粮的实征总数相等。于是，赵瑁等皆弃市，并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共3万余人，追赃粮700万石。此案牵连到全国各地无数富户豪绅，特别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因受此案牵连而遭杀身大祸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桓案发生后，朱元璋制定了严厉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在全国财政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后来又把“陌”和“阡”改写成“佰”和“仟”。数字大写的诞生，竟然源于这么一段历史典故！
胡惟庸党案与蓝玉党案其实是明初朝廷高层权力较量的必然结果。明朝开国元勋们的特殊贡献和地位，势必形成相权与将权分割皇权的局面，而那些文臣武将居功自傲，如果不加以制服，那么朱氏后代继位之后，局面将会不可收拾。尤其是朱元璋看到太子朱标生性懦弱，更是放心不下。朱元璋抓住两个有把柄的实权人物——左丞相胡惟庸和大将军蓝玉——开刀，逐步蔓延株连，把那些威胁、削弱皇权的开国元勋，统统处死。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归顺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为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判、太常寺卿、中书省参知政事等。洪武六年(1370年)起，任左丞相，专权树党，威胁皇权。由于胡惟庸逢迎有术，深得朱元璋宠信，形成一人独相的局面。大将军徐达对其行径深恶痛绝，把他的劣迹上告皇帝。胡惟庸得知后，引诱徐达府上的门房，企图加害徐达，未遂。由于他和另一位开国元勋李善长有姻亲关系，胡惟庸更加胆大妄为，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淮人”集团。这对朱氏政权的延续无疑是一大挑战。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使朱元璋颇觉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有人状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人处死。
“胡惟庸谋反案”很有戏剧性：一天，胡惟庸禀报朱元璋说他自己家的井中突然涌出甘甜的泉水，请皇帝去观赏。朱元璋欣然同意。车驾刚出西华门，就被宦官云奇拦住，云奇紧张地手指胡宅。朱元璋幡然醒悟，登城望去，见胡府藏甲树刀。结果，胡惟庸反状败露，被立马处死。
《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八“胡惟庸案”在事实上成了朱元璋镇压功臣的政治工具和借口。凡是对朱氏统治构成威胁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被冠以“胡党”的罪名而被剪除。甚至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让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70余人被杀。
“胡惟庸案”前后持续长达10年之久，株连杀戮者达3万余人，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因“胡党案”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禄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这样，秦汉以来运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洪武四大案(2)
胡惟庸案是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古训的最佳注脚。
朱元璋把开国功臣几乎都杀光了，各级官吏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每天早上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傍晚回家时便合家欢庆，因为他们又多活了一天。
“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二年(1393年)。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之内弟。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出生入死，勇敢善战，功绩显赫。洪武十四年(1381年)封永昌侯。二十年任大将军，封凉国公。明太祖朱元璋比之为汉代卫青、唐代李靖。但蓝玉却恃功骄横，夺占民田，多行不法，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锦衣卫告其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牵连致死者达15000余人。
经胡惟庸、蓝玉两案，明朝开国勋臣被诛杀殆尽。洪武年间封侯的有50人左右，两案即除去30多人。在连续十几年的诛杀中，功臣宿将相继被诛。太子朱标看到大批功臣被诛，向朱元璋劝谏说：“陛下杀人太滥，恐怕会伤和气。”第二天，朱元璋为了讽喻太子，故意丢一根棘杖在地，要朱标把棘杖拿起来。朱标看着棘杖不肯下手。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不是更好吗？”
叔侄争斗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氏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除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外，还刻意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
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立太子的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帝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帝位后，采纳朝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先削几个力量较弱的亲王的爵位，先后削除周﹑湘﹑代﹑齐﹑岷五王，然后再伺机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借“清君侧之恶”之名举兵反抗朝廷，至建文四年朱棣登极而结束，历时4年。
朱元璋做皇帝时，担心权臣篡权，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朱棣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诛讨，并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史称这场朱明皇室内部的争夺战争为“靖难之役”。
燕王起兵后以旋风般的速度，不到一个月，即攻占了北平北部的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水平(今河北卢龙)等军事重镇和沿边州县。然后挥师攻破大宁(今内蒙宁城)，挟持宁王，收编了宁王的护卫亲军，兵力更加强大，回师南下。
懦弱迂腐的建文帝命令将士在同燕王军队作战时，不得伤害朱棣，“勿使朕有杀叔之名”，这样，使得燕王肆无忌惮，同时，建文帝派出的将领老的老，无能的无能，尽管军队数量多于燕王，却连连败退。
燕军和南军在北平南部地区混战了近三年，燕军屡次获胜，但所得的城池仅永平、大宁、保定等几处，此时，南京宫廷里不满建文帝的宦官送来了南京城空虚宜直取的情报。朱棣永乐大钟据此决定改变战略，挥军径直南下，一路之上不再攻占城池，兵锋直逼南京。大军渡过长江，燕军中的朵颜三卫蒙古骑兵一举冲破了南军的沿江防线，六月，燕王进入京城，文武百官纷纷跪迎道旁，在群臣的拥戴下，朱棣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当上皇帝的朱棣，大肆杀戮曾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并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明成祖为纪念“靖难之役”阵亡的将士及迁都北京，在北平华严寺铸造了“永乐大钟”。它通高6.75米，最大外径是3.3米，重约46.5吨。钟身内外布满了佛教经文和咒语，其文字为汉文佛教铭文225939字，梵文佛教铭文4245字，总计230184字。相传是明代书法家沈度所书，字迹端正，雄健有力。
“夺门之变”
“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刺军俘获。明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发起了北京保卫战，瓦刺屡屡进犯不能成功，再加上看到明已立新皇帝景帝朱祁钰，挟持英宗已失去了当初的意义，便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役”中被俘的英宗被遣返回京，做了太上皇。英宗虽然名义上是太上皇，又是当今圣上的哥哥，却在惊恐与饥饿中度日如年。景帝害怕英宗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便把英宗送往南宫闲居，还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景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不准群臣去朝见，也不准英宗和大臣交往。景帝对英宗有很多限制，开销也不够，甚至英宗的皇后钱氏还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钱，以弥补开支。实际上英宗被软禁起来了，没有什么自由。
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准备更换掉原来的太子、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又担心大臣反对，便去征求宦官王诚、舒良的意见，王诚、舒良给他出主意说，去收买大臣啊！景帝便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要他们支持易储。同时，王诚等人也私下为景帝更立太子做工作，大臣们立刻表态支持易储。为了易储，景帝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向大臣行贿的皇帝，荒唐至极。
朱见济当上太子的第二年竟然病故，而景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储位又虚悬，皇位继承问题成为朝中大臣们急于落实的事情。大臣章纶、钟同上表重立朱见深为太子，复位东宫，景帝竟找借口下令逮捕章纶、钟同，钟同竟然被活活打死。但立太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景帝和群臣。对于景帝立谁为太子，大臣们又开始争论，意见无法一致。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有的主张立襄王。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帝病倒。十六日，各位朝臣相约第二天上朝与景帝商议立太子之事。
谁知就在当天夜里，发生了“夺门之变”。景帝失去了皇位，景帝立储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原来，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看到景帝病重，便策划拥英宗为帝。十六日夜，徐有贞一方面秘密调集军力，一方面派内线通知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以四方边警为借口，急命手下带兵入城加强防备。随即便前往南宫迎接英宗至奉天殿升帝座，石亨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曹吉祥、徐有贞、张軏等扶着英宗急行回宫。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改年号为天顺。被软禁了八年的朱祁镇，瞬息之间，就这样又登上帝位，复辟称帝，史称“夺门之变”。
早朝的钟鼓声把病榻上的景帝从梦中惊醒。当他得知英宗复辟时，已经无能为力了。英宗把重病中的景帝削去帝号，仍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又过了一个多月，景帝病故，可怜只活了30岁。景帝究竟是怎么死的，成了明代历史上的又一个疑案。景帝死后，被以亲王的礼仪葬于西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
英宗复位以后，于谦、陈循等大臣相继被捕，“夺门之变”的第五天，于谦被罗织以“意欲谋反”罪名惨遭杀害。太监王诚、舒良也被下狱。英宗对积极策划“夺门之变”的“功臣们”论功行赏，徐有贞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石亨被封为忠国公。
武宗南巡之争
明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对一切政务都没有兴趣，却十分喜欢射箭、骑狩与曲乐，甚至还懂梵文。他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一次就在宫中封了120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并赐姓朱。武宗还爱和宫廷中的小太监在一起玩，流连忘返。他最宠幸的男子有江彬、钱宁等。武宗常常以太监钱宁的身体为枕，朝臣如果见不到皇帝，就以钱宁的行踪来判断皇帝的行踪！武宗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被搞得乌烟瘴气。
武宗的宠臣江彬逐渐垄断了朝政大权。江彬经常引导武宗郊游，爱好游玩的武宗自然乐此不疲。
《春庭行乐图》正德十四年(1519年)正月，在外游玩了一年的武宗返回北京。由于此行数千里，随行的各路官员大多累病累倒了，可武宗毫无倦意，游玩的兴致依旧不减。刚休息了没几天，武宗便又想南巡。
而当时，明中央政府的税赋主要就靠东南这几个省区，武宗“南巡”无疑会劳民伤财。朝臣们就发动了一场反对武宗南巡的运动。兵部侍郎黄巩等人先后上疏劝谏，武宗称病不上朝。士大夫们又跪下请求武宗收回成命。武宗和“南巡”的总策划江彬大怒：这些人真是无法无天了！下令将黄巩、陆震、夏良胜等六人逮捕入狱。翰林修撰舒芬等107人被罚跪在午门外5日，并各杖三十，降级调外用，黄兆、陆震等各杖五十，贬为庶民。一时间棍棒齐下，血肉横飞，有十一人被杖致死。
朱厚照作为明朝最荒唐的皇帝，日事淫乐，常离京游乐，致使政事益坏，最后还是葬身于南巡之上。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但很快就被提督南赣军务的副都御史王守仁平定，朱宸濠被活捉。武宗接奏后，让人封锁消息，仍自封威武大将军出兵讨伐朱宸濠，其实是借此机会带着10多万人游玩作乐。当年12月，武宗一行到达南京，乐不思蜀，一直在南京呆了8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京。在回京途中，又到一个叫积水池的地方垂钓取乐，突然钓船倾覆，武宗落水，虽被救起，但从此一病不起，在31岁时草草地走完了他的荒淫之道。
嘉靖大礼议(1)
1521年，荒淫无度的武宗病死，未留下一儿一女。按朱元璋的祖训，无子传弟，但武宗唯一的弟弟朱厚炜只活到三岁便夭折了。这样，武宗之后的皇帝宝座只有留给旁支了。
武宗死后，皇太后张氏同阁臣杨廷和商议，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
关于嘉靖皇帝登极，还有一个传说，说是朱厚熜是坐着囚车上任的。武宗死后，朱厚熜与河北的一朱家王室之子同时被选中，他们两人都有当皇帝的资格，但只有一个皇位，怎么办？大臣们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两人同时从藩地出发，先到者君，后到者臣。但是从河北到北京只有100多公里，而从朱厚熜的藩地到京城却有1000多公里，朱厚熜召集王府官吏们商议怎样用最快的速度赶往北京。有人提出，要朱厚熜化装成囚犯，坐上囚车，日夜兼行。因囚车沿途无人敢拦，这样可日行二百多里，有望在十日内赶到。结果朱厚熜果然先到，当上了皇帝。
嘉靖继位不久便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礼议风波：嘉靖皇帝就是不肯在法理上过继给武宗之父孝宗，非要追认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帝，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号。实质是世宗通过议礼之争，打击杨廷和等先朝阁臣和言官，确立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大礼议”的起因和表面目的是世宗的父母该如何称呼，先皇孝宗及其皇后又该如何称呼，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礼仪称谓问题。世宗主张给予自己过世的父母以一般皇帝的父母的崇高待遇，应该把其生父兴献王追封为“恭睿献皇帝”，而孝宗的一些旧臣，以首辅杨廷和为代表，则力主视世宗为孝宗的继子，以维持皇家血统的大宗地位。
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开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世宗一方胜利结束，前后延续近20年。
世宗即位五天之后，就召集礼官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问题。礼部尚书毛澄请示首辅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60余名官员上疏说，因为世宗为入继之君，应该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世宗之亲生父亲)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看后大怒，说：“父母难道还能变吗？你们再商议！”毛澄等人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杨廷和也亲自上疏要世宗服从礼部的意见。世宗坚决不从。这时，观政进士张璁呈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看了很高兴，马上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其父为兴献皇帝，其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仍然不肯让步，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应被视为奸佞之徒，当诛。到了十月间，杨廷和无法让世宗改变观点，便起草敕令给礼部，同意称世宗生父兴献王为兴献帝，世宗之母为兴献后。
兴献王及王妃的封号虽然改称为“帝”、“后”，但还不是“皇帝”、“皇后”；虽然得以称父、称母，在其前还得冠以“本生”，而又需称伯父孝宗为“皇考”，仍是死去之父。再经过一番斗争，世宗又亲下手敕，追尊其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实现了加“皇”，称“考”的目的。但“本生”犹在，在“本生皇考”之外还有一位“孝宗皇考”，形成了“两考”、“两父”并尊的局面，世宗还是不能如愿。
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这项提议对世宗来说正中下怀，但世宗还假惺惺地说，这关系到天理纲常，仍然要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可否。结果，有250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与世宗意见不合的首辅杨廷和提出辞呈，世宗表示同意。随后，世宗调张璁、桂萼等赴京主持集议之事。200多名朝官仍坚持原来的意见，不肯退让。世宗非常恼怒，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称号应该马上改，你们眼中没有我这个君，难道还让我没有父亲吗？毛纪等人听后惶惧而退。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更改尊号，使得朝臣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等号召群臣伏阙请愿。朝臣200多人齐刷刷跪伏在左顺门下，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造册，然后按名册进行大逮捕。先将为首的八人下狱，又将134名五品以下官员下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180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17人惨死杖下。这就是有名的“左顺门事件”。
此后，又围绕祭祀典礼及将兴献皇帝按昭穆序列祭入太庙，加庙号为睿宗等问题又进行了近十年的争论，在礼部尚书夏言和严嵩的主持下，世宗终于如愿以偿。朱祐杬生前虽未身为天子，但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做了皇帝，作为一位死去的天子来尊崇的一切尊号、徽号、典礼皆已齐备。世宗对父亲的追尊已是无以复加，自己的皇权也已登峰造极。
原来的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1524年，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并将安陆州升格为承天府，在明世宗的亲自安排下，开始了长达46年的显陵建设。
随着议礼的进行，朝廷两派宗法理说之论争已经上升到党派政治之争。世宗以议礼态度作为标准，来划分界限，统治集团的组成相应发生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阁臣元老权力日益丧失。张璁、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一批新科进士和地方官吏入主政务，对嘉靖朝政治、经济的变革，以及明代后期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嘉靖大礼议(2)
世宗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投入到议大礼上，绝不仅仅为其父母争夺皇考及皇太后的空虚名位，其真正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制约，就其实质而言，嘉靖大礼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争斗。嘉靖则借大礼议风波加强了帝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昏庸统治。
万历朝“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争国本”就是万历年间围绕解决立太子的问题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四十二年(1614年)，万历朝围绕确立太子的“争国本”斗争历时近30年。
神宗万历皇帝的王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郑贵妃生子朱常洵(即后来的福王)。朱常洛年长，按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准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甚至和郑贵妃一起到神殿宣誓，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把誓言写在纸上，放在玉盒里，交由郑贵妃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