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1)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文征明行书诗扇面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2)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F0 12 思想文化
心学祖师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号阳明，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谥文成。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讲学处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守仁以“存天理，灭人欲”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
王守仁因反对朝廷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此任上，他捕获一个强盗头目。在审讯时，强盗头目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你是大学问家，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信这个。”王守仁说：“好。今天我们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这么热，在审案前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强盗头目说：“好！”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便又脱了内衣。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一听说要脱裤头，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王守仁当即诱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羞耻感。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强盗头目心诚口服，便将自己的罪行如实供出。
王守仁不是军事家，但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又非一般将帅所及。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争夺皇位，发生叛乱。宁王反叛后，朝野震惊，许多将帅都束手无策。这时，王守仁挺身而出。王守仁所率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然而王守仁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胜，四十天竟大功告成，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儒生，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令人叹为观止。
“王学左派”与王艮
王艮纪念馆嘉靖、万历年间，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成为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
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李贽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他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认为穿衣吃饭的问题即可说明，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
“王学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字汝止，号心斋。他家境贫寒，只上过３年学，后跟随父兄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靠刻苦自学，王艮终于成为一名儒学大家，并形成了一种不重师教而重自得，不守章句、不泥传注而好信口谈解的平民学风。
王艮原来叫王银，据说王艮在拜王守仁为师时，王守仁认为他有些高傲，个性太强。为了使王银今后能谦虚谨慎，注意克制自己，就把他的名字“银”，改成了一个带有静止意思的“艮”字，从此就叫王艮。
王艮38岁那年，他从别人处了解到王守仁的思想，便去南昌找这位心学大师请教。结果，一番问对，王艮被王守仁的理论所折服，只好拜师称徒。可回头一想，王守仁的思想中也有与己不合之处，便后悔了。第二天早上，见到王守仁，便直言拜其为师有些轻率之意。王守仁一听，高兴地说：“你不轻易地相信盲从别人，太好了。”两人便展开论战，直到王艮心悦诚服。王守仁事后对门人们说：“当初我手擒叛贼朱宸濠也没有今天激动呵！王艮疑就是疑，信就是信，一丝不苟，你们都不如他啊！”
嘉靖元年(1522年)，为了宣传王守仁的学说，40岁的王艮辞别了王守仁，自己设计并制造了一辆古怪的蒲轮车，由两个仆童推着，开始向京城进发，路经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四省，一路上讲学不辍，到达京城时轰动了整个京师。王阳明死后，王艮自立门户，开始独立授徒讲学。
王艮在接受王守仁学说的同时，注重“自得”之风，“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在理论上，其禅宗佛学色彩更为明显，故而对封建传统思想的破坏作用也更大；反对笃信谨守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反礼教和道学的斗士李贽
李贽像李贽(1527～1602)，原姓林，初名载贽，号卓吾。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后，改姓李，1566年为避穆宗载忌讳，取名贽。他曾为官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因仰慕邵雍而筑室于苏门山百泉上，又号百泉居士。晚年居龙湖，号龙湖叟。
李贽26岁时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被授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职。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在共城任满，升迁南京国子监博士。不久，父丧回家，三年服满后，进京候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补礼部司务。隆庆四年(1570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1577年)任云南姚安知府，万历八年(1570年)，任满致仕，专心著述。
李贽在云南姚安县任知府时，曾在自己办公的厅堂挂了一副对联：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
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早关心
李贽一生读书治学，从不中缀。70岁时，在麻城龙湖作《读书乐》曰：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洒滂沱。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弃之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中身，朽者足骨。此独不朽，原与偕殁；倚啸丛中，其声振鹃。歌哭相从，其乐无穷！雨阴可惜，曷敢从容。
李贽在这首诗中，描绘了自己读书时的心情。对于李贽来说，读书就是生话，读书就是快乐。
李贽骨子里充满了一种追求个人自由与解放的反叛意识。李贽学说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对封建理学进行批判。他认为，如果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则千古以前无孔子”，那就没有是非了吗?孔子的作用很大，但也不能随意夸大孔子的作用。
李贽认为道学家崇尚的“经典”是骗人的。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他表示与假道学誓不两立。
李贽早年的自然观有唯物主义倾向，认为天地万物皆阴阳二气所生。后来他还接受了禅宗的观点，相信“万法尽在自心”，山河大地同清静本原合而为一。因而李贽的学说服膺于“心学”，并把王守仁的“良知说”，发展为“童心说”。李贽的“童心说”影响很大，它不仅成为其批判道学的理论依据，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新见解，即为文要从真心中自然流出。他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还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明朝统治者把李贽的学说看做是“异端之尤”、“非圣无法”的洪水猛兽，加以销毁。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说：“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莫须有罪名在通州逮捕李贽，并焚毁他的著作。李贽在狱中说：“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万历二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镇抚司的狱中用剃刀自杀，结束了他七十六岁的生命。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四大奇书(1)
明刻本《水浒传》
《金瓶梅》插图
在明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进入高潮期，产生了号称中国四大奇书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小说，也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优秀的长篇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由冯梦龙、李渔论定，经李卓吾、金圣叹等人批点，几百年来流传不衰，家喻户晓，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拥有众多读者。
《西游记》
《西游记》是在一定史实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曲艺、戏曲、话本等的创作，最后由吴承恩做总结性的再创作而后写定。全书共100回，41个故事，于1592年由金陵书商世法堂唐氏刊刻出版。
《西游记》主要描写唐三藏受唐太宗的委托，在徒弟孙行者(悟空)、猪八戒(悟能)、沙和尚(悟净)等人的保护下，去西天取经的故事。首先写孙悟空的出世，大闹天空，这是全书的最精彩部分；然后写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和玄奘奉诏取经的故事；再写取经正题，唐僧和他的徒弟们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历尽艰辛，受尽苦难，以坚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克服重重难关，终于化险为夷，实现取经的目的。《西游记》书中大部分人物以神怪妖魔的形象出现，通过他们的活动，展现了人间的美丑善恶。孙悟空艺高胆大，蔑视天纲，不畏艰险。唐憎分不清敌我，常常认敌为友；猪八戒害怕困难，私心很重，贪恋舒适生活。但他们与妖魔之间，有一道鲜明的界线，属于阵线分明的两个营垒。
《西游记》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释道儒三教合流的思想体系，成功地将道教的天上、地狱和海洋的神仙体系与佛教的西天糅合到一起，并在同时体现“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的儒教思想。
《西游记》的成书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出现，因此也反映出对封建体系的不满，第一次提出“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的大胆言论。同时这本书对神仙体系的描绘正是作者当时生活的明朝政治社会的缩影。
《水浒传》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宋代说书伎艺兴盛，在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拿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宋末明初，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戏剧相继问世，最后，施耐庵把这些故事明刻本《水浒传》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写成《水浒传》。《水浒传》如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展示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市井风情，社会景观。
《水浒传》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其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水浒传》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其最闪光的思想在于，它将封建统治者视为“盗贼草寇”的起义农民给予充分肯定，并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
《水浒传》反映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的规律，是循序渐进，步步深入，而终于全面展开的。英雄们的起义行动，是由小到大，由个人反抗，到集体行动，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小山头到大山头，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紧扣人物身份和经历刻划人物性格；善于把人物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死存亡的关头来描写人物性格，还善于运用比较法、反衬法来凸显人物性格。《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吸取话剧本、戏曲中三国演义的精彩内容，再参照《三国志》的历史资料，再加上其他史书，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写成的。
《三国演义》以东汉末年及魏、蜀、吴三国历史为题材，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统一为止，前后共97年。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剧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
四大奇书(2)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400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关羽“威猛刚毅”、“义薄云天”。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形象。
《三国演义》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40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
《三国演义》是一部“陈叙百年、赅括万事”的经世作品，以英雄豪杰作为话题，对演义中众多的英雄形象，从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加以发挥和阐述，进而使中华民族传统的英雄观念得以发扬光大。问世以来，影响深远，是广大人民认识三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军事、政治斗争和整个社会面貌的教科书；它曾为后世农民革命的战略策略提供了借鉴；几百年来它为民族戏曲提供了大量题材；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一种反映复杂历史生活的体裁。
《金瓶梅》
《金瓶梅》插图《金瓶梅》成书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即山东峄县，书中运用大量的山东口语，故作者当为山东人，但没有真姓名。所以，关于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众说纷纭。
在明朝的著名的四大奇书中，只有《金瓶梅》不以史书为依托，而是借《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并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的生活，通过写西门庆的家庭来反映社会的黑暗腐败，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著名史学家吴晗说，《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逼真再现了16世纪中国社会的全景图。鲁迅曾高度评价《金瓶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金瓶梅》以西门庆发迹暴亡为中心情节，全方位描绘了上自封建最高统治机构，下至市井百姓所构成的一个现实社会世界，深刻地揭露了市侩势力和封建统治机构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和丑恶嘴脸，展示了市井生活的广阔图景。西门庆原有一妻二妾，又先后谋取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并和婢女春梅等淫乱。作者还描写了他认蔡京为义父，和太尉等大臣串通一气，鱼肉人民，作品刻画了西门庆这个兼有官僚、恶霸、富商三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中心，通过他的种种活动及其家庭罪恶生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增强了作品批判的深刻性。在艺术上，作者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如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都描写得惟妙惟肖。小说的结构也颇为讲究，把复杂的故事情节，组织得严整有序。对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也很生动，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金瓶梅》语言酣畅明快、活泼生动，显示了作者的艺术才能。同时，《金瓶梅》故事发生在宋徽宗年间，但作品的真正兴趣却是现实生活，所以写的多有明朝史实，从其生活的时代文化特征来考察，借宋写明无疑。
《金瓶梅》堪称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在封建社会，这部小说长期被禁，其被禁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它是“淫书”，而是因为写了封建社会的专制、黑暗、腐败，在封建统治者眼中，是一部诽谤统治者的“谤书”。
《金瓶梅》中淫秽描写太多，使其美学价值受到严重损伤，如果洗刷掉《金瓶梅》淫乱的内容，它具有其他古典小说所不备的两重优点，这就是它既有近似于《红楼梦》的言情，又有近似于《史记》的谤书性质。从暴露封建社会专制黑暗这一点而言，《金瓶梅》不逊于《史记》、《水浒传》、《红楼梦》，尽管它的历史价值及艺术价值远不及《史记》与《红楼梦》。
“三言”与“两拍”
明崇祯本《醒世恒言》插图
明崇祯本《醒世恒言》插图“三言”，即《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的合称，“两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由于“三言”和“两拍”编著年代相近，内容形式类似，后人将其合称为“三言两拍”，成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集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很早就传入日本和欧洲，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优秀文学遗产。
“三言”的编著者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有成就的通俗文学作家、理论家冯梦龙。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终身致力于通俗文艺的改编、整理和创作。“三言”共收宋元以来话本小说120篇，每集40篇。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里面也有冯梦龙本人的作品。
冯梦龙编著“三言”，有明确的警世劝戒目的。这一方面充分表明冯梦龙对通俗小说的社会作用认识深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冯梦龙所要发挥的“警世”作用，还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的世俗说教和低级趣味。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三言”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言”的内容很庞杂，有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王娇鸾百年长恨》、《玉堂春落难逢夫》；也有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表现人民对封建统治者罪恶愤怒谴责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灌园叟晚逢仙女》；也有歌颂友谊，斥责背信弃义行为的《施润泽滩阙遇友》、《桂员外穷途忏悔》、《吴保安弃家赎友》等。
“两拍”的作者为凌蒙初。“初刻”和“二刻”各为40卷40篇，惟二刻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重复，第40卷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所以“两拍”实际共收小说78篇。每篇篇目不同于“三言”的单句篇目，两篇成偶，而是采用了章回小说的骈句形式。这78篇小说中大部分是凌濛初自己的创作。凌蒙初所作的“两拍”大多有事实依据，但事实在作者的作品中只是一个创作的因由，作者凭借这点因由，充分发挥了艺术创作的才能。这种作品，在重视史实的中国读者看来，因为它有事实作根据，更具有可读性。
“两拍”主要取材于《太平广记》、《剪灯新话》、《夷坚志》、《齐东野话》等书，所本故事按时代来分，“初刻”含唐9种，宋7种，元6种，明13种，时代不明者5种。“二刻”含春秋1种，宋14种，明19种，时代不明者2种。“两拍”中描写爱情婚姻家庭的有《通闱闼坚心灯火》、《姚滴珠避羞惹差》、《同窗友认假作真》等，描写晚明商人经商生活的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描写官场黑暗和吏治腐败的有《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等。
“两拍”题材来源，大多有所凭借，但事实只是借题发挥的一个影子，作品更近创作。“两拍”所着墨的是明末之际的市井故事，与“三言”都可称得上是中国社会商业文明萌芽时期的一部纪录片，尤其是商品经济兴起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在“两拍”中占有较大篇幅，细致的心理变化衬托出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读来令人拍案。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
唐寅(1470～1523)，江苏吴县人，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字伯虎，又字子畏，号鲁国唐生，晚年好佛学，又号六如居士，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之称，绘画与沈石田、文征明、仇英齐名，史称“明四家”。诗词曲赋与文征明、祝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大才子”，为江南四大才子之首。
唐寅绘《震泽烟树图》唐寅绘《秋风纨扇图》唐寅自幼天资聪敏，博览《四书五经》、《史记》、《昭明文选》等典籍。喜爱绘画，拜名画家周臣为师，又与文征明同师沈周。16岁时参加童生试，经县试、府试、院试，高中第一名案首。弘治十一年(1498年)赴南京乡试，又中第一名解元，故也有“南京解元”之称。次年进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下狱，成了朝廷党争的牺牲品，后来经吴宽保举出狱，他无辜受牵连入狱，妻子又改嫁，精神上备受打击。
由于仕途受挫，饱尝世态炎凉，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闽、赣，游历中国的名山大川，大量从事绘画创作。唐寅的绘画以山水为主，继承了李成、范宽和宋元之风，造景或雄伟险峻，或平远清悠，山石皴法以大斧劈为基，中锋行笔掺合“披麻”、“乱柴”诸法，风格独特。其作品烘染墨彩，更是随象多变，明洁滋润，巧妙无穷，世称“六如居上笔灵逸，洗其勾研，焕然神明”。其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堪称登峰造极。传世作品有《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其作品中常流露遭受打击后的忧郁之情和消极出世的思想。
唐寅潇洒飘逸，傲世不羁，常常放浪形骸，玩世不恭，说话做事常有惊人之处。某年春节，有个财主送给唐伯虎礼物，请他给写几个吉字，图个吉利。唐伯虎满口答应，来到财主家，“刷刷刷”写下：“父死、子死、孙死”。财主怒不可遏，恼羞成怒，一把抓住唐伯虎：“我哪点对不住你，你竟用这么恶毒的话咒我全家？”唐伯虎慢悠悠地说道：“这是很好的祝福辞呵！一个家族的人如果是按这个顺序，父亲死了儿子死，儿子死了孙子死，那说明家里没有横死暴死的，每一代人都无祸无灾，个个都寿终正寝。这样的家庭能不幸福吗？”财主想想，这道理倒也对，只得把唐伯虎恭恭敬敬送走。
由于唐寅放荡无羁，又曾治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再加上其仕女画炉火纯青，故被后人误解，有许多风流传说，如“唐伯虎三点秋香”等。其实他坎坷一生，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贫困凄苦。“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过着以作画卖文聊补家用的穷苦生活。到了晚年，唐伯虎体弱多病，不能天天作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中断，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有时不得不靠朋友的接济来维持一家生活。更不幸的是，在这样拮据的生活环境里，她的妻子先他而去。妻子的死，使唐伯虎伤心欲绝，不久，这位杰出的书画家带着绝望，走完了他那坎坷的人生之路。嘉靖二年(1523年)，唐寅去世，是年54岁。临终，唐伯虎留下一首绝命诗：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
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它乡。
一代风流才子的终局，竟是这等凄惨！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李时珍像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人。李时珍出生于世代业医的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落榜之后，继承家业，走上了研习医药之路。他20岁开始学医，34岁时受聘楚王府，任奉祠正，管理祭祀礼节方面的事情。后被荐入京师，任朝廷太医院院判，不久告归蕲州，一面行医治病，一面编修《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历时27年(1552～1578年)的呕心沥血之作，三易其稿。为了完成这一鸿篇巨制，李时珍涉猎群书，钻研文献近千种，作札记数百万字，广罗博采前人的著述和经验；多次离家远行，亲身实践，历尽千辛万苦，广泛收集单方秘方，精心编选，反复实践，就地采药，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本草纲目》集中药学之大成，立本草之新体系，纠本草之偏误，增前人未录之新品，阐明中药性味之理论，被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本草纲目》共190多万字，52卷。收集的药物共1892种，收入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还绘制了1110幅插图。卷一至卷四是附录，收入序言、凡例、目录、附图、引用书目、资料及一些医药基础理论等。卷五以后是主体部分，李时珍把1800多种药物分为16部：水部、火部、土部、金石部、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服器部、虫部、鳞部、介部、禽部、兽部、人部。每一部又分为若干类，共计60类。其中植物1095种，动物340种，矿石357种。在药物解说方面，《本草纲目》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释名，罗列典籍中药物的异名，并解说诸名的由来；李时珍行医的湖北蕲州元妙观第二，集解，集录诸家对该药产地、形态、栽培、采集等的论述；第三，修治，介绍该药的炮制法和保存法；第四，气味，介绍该药的药性；第五，主治，列举该药所能医治的主要病症；第六，发明，阐明药理或记录前人和自己的心得体会；第七，正误，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错误；第八，附方，介绍以此药为主的各种验方及其主治。明代制药铜炉可谓条理清析，内容完备。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仅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还驳斥了方士道家妄图通过服食炼丹求得长生不老的邪说谬论。
《本草纲目》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一是按照“从微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二是“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纲辖目，依首归类。《本草纲目》不但是一部总结我国2000多年来药物学知识和经验的巨著，而且是一部具备了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内容的巨著。
作为一代名医，李时珍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切的了解，他给许多穷人看病，都不收医药费。人们称赞他是“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同时，李时珍不阿附权贵，常常借自己名医之手愚弄权贵。他曾任四川蓬溪知县，后辞官回乡。相传，离职前，新任的县官为李时珍饯行。新知县要李时珍为其开一帖滋补单方。李时珍早闻新知县是“酒色财气”四全的昏官，便提笔开了一纸药方：柏子仁三钱，木瓜二钱，官桂三钱，柴胡三钱，益智二钱，附子三钱，八角二钱，人参一钱，台乌三钱，上党三钱， 山药二钱。次日，新知县将药方交给师爷，让他去取药，师爷仔细一看，说：“李时珍是在骂你啊！”接着道出了其中奥秘，原来每味中药的第一个字组成一句话：柏木官柴益附八人台上山(薄木棺材亦附八人抬上山)。
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水转翻车》
《农政全书·水转翻车》《农政全书》是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著的大型农业科学巨著。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徐光启自幼好学，经行万里，广咨博讯，20岁考取秀才，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中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他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农政全书》写于1625～1628年。徐光启写作此书时尚未确定书名，暂称为《农书》或《种艺书》。这本书的酝酿虽然经历了很长时间，但到这时才系统地进行增补、审订、批点、编排等工作。编写成稿后，没有立即付刻。这部农书由其弟子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刻板付印，定名为《农政全书》，这时，徐光启已经离世6年了。
徐光启墓《农政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农政全书》包容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等等，不仅是１７世纪以前中国农学的总结，而且还介绍了一些外来的农业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