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政全书》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全书征引的文献达200多种，可谓“杂采众家”。
《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而农政思想占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徐光启的农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方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要重视备荒、救荒等荒政。在农业技术方面，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进一步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长期实践和调查研究的结晶。他数十年如一日，几乎倾其毕生精力钻研农业科学。《农政全书》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农业科学史中最完备的一部农业科学巨著。
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像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古今史籍、舆地及山海图经。22岁起，他决定外出旅行，历时30余载，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沿途历尽艰险，将观察所得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
《徐霞客游记》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这些日记，后经季会明等人整理成书，成了举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世传有10卷、12卷、20卷等多种版本。主要按日记记述作者1613～1639年旅行观察所得，对沿途的地理、水文、地质、动植物均有详细的记载，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其中，有关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探讨，早于欧洲人两个世纪，尤其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另外，游记的文笔清丽新奇，记述精详真实，既是一部科学巨著，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游记》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被世人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徐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宋应星及其《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水闸》
《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
《天工开物·水闸》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人，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江西、福建、安徽为官，明亡后，弃官回乡。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写成《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总结我国明末以前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成就的百科全书，分上、中、下3部，原有20卷，只刊刻18卷，分别叙述了有关我国古代农业、纺织、制糖、冶铸、造船、酿酒以及制造火药、兵器等物品的生产过程。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从民用机械到国防武器，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应有尽有，内容广博，文字简洁，插图生动，别具一格，堪称我国古代不朽的科技巨著。宋应星因此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的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资助刊刻。《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天工开物·生熟炼铁炉》各卷先后顺序的安排依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卷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卷，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卷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尤其可贵的是，书中附图123幅，包括提花机、钻井设备、轧蔗机、大型浇注锤锻千斤锚、阶梯式磁窑、玉石加工磨床等。所绘内容，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立体感强，依其图样与数据，即可将所绘的各种机械设备重新制造出来。
《天工开物》详细地记载了有关炼锌技术，其中介绍了密封加热法，解决了锌极易氧化的难题，也记载了铁矿石变成钢的生产过程，完全符合现代钢铁生产原理。书中还介绍了防治稻田八大灾害的方法，至今仍然在农村中广泛流传和应用。《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冷浸田使用骨灰蘸秧根，是我国使用磷肥的最早记录；利用不同品种蚕蛾杂交而生出“嘉种”，是我国利用杂交技术改良蚕种的最早记录。书中记载的精巧复杂的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载的锌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最早的。
《天工开物》是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是对中国古代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其所述范围之广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是保留我国科技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书，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我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在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工艺措施和科学创见，在世界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传教士的宗教和科学活动
《坤舆万国全国》
《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
利玛窦像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输入的时期。明中叶以后，地理大发现的进展使东西新航路畅通，天主教修会——耶稣会便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形成传教士东进的高潮。一时间，来华传教的西方教士达数百人之多，他们在中国积极从事宗教活动，但最终，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宗教本身。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传教士与科学技术的关联和基督教在华传播是同步过程，许多传教士是以科学作为传教工具的。
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是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先驱。1541年，沙勿略从里斯本出发到了印度和日本。在日本，他感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便决心访问中国。在朋友的帮助下，沙勿略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前赴中国。但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沙勿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偷渡到中国，但也失败了，年底，沙勿略染上疟疾，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沙勿略虽然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开始以此为据点，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
1582年，意大利人罗明坚经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居住在广东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罗明坚还在澳门的时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被耶稣会派到澳门，协助罗明坚共同打开中国的传教局面。此后，利玛窦在中国寓居28年，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万历十一年(1583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广东肇庆，并很快与肇庆知府拉上了关系，被批准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利玛窦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他利用在意大利所学的知识，致力于制造天球仪、地球仪，成为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后来利玛窦又在南昌、南京等地传教游历十多年，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如徐光启等人。万历皇帝对利玛窦所进呈的自鸣钟非常感兴趣，甚至特地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万历皇帝第一次看见那座高大的自鸣钟时，钟还没有调好，就命令立刻召见神父们。传教士们被允许在北京长期居住，明政府每隔四个月还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坤舆万国全国》《程君房墨苑》中利玛窦撰文及插图利玛窦来到中国后，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被称为“合儒”﹑“补儒”、“趋儒”。为了博得士大夫的信任，他用15年的时间钻研儒家经典，被称为“西儒利氏”。他一面教学，一面传教，他甚至用中文写成《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经过数年的努力，利玛窦的传教工作获得了当时名士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袁宏道﹑杨廷筠﹑瞿太素一批官员和开明人士的信任和支持。
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中，著名的还有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金尼阁、汤若望等。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和李文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在天文学方面，传教士龙华民协助完成了《崇祯历书》的修撰。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天学实义》，庞迪我的《职方外纪》等都给中国带来了地理知识。为了大规模测算，传教士们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传教士的科学活动使明末出现了一个科技发展与交流高峰。
F0 13 明朝的灭亡
李自成和张献忠(1)
明人绘《饥民图说·饥民逃荒》
李自成雕像
明朝末年，各地农民不断揭竿而起，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和起义，地瘠民贫、生产落后的陕北也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王二率领陕北澄县饥民冲进县城，杀了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率部赶来汇合。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发动起义。高迎祥因战功卓著，被起义军称为“闯王”。在这些农民起义军中，涌现出两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
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二十一日，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祖辈世代务农。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在穷伙伴的帮助下，他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准备逃跑。
明人绘《饥民图说·饥民逃荒》李自成平时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于是他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起义军，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等投奔高迎祥。由于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再加上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因此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将，号称“闯将”。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与李自成同岁，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
陕北的一系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皇帝准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因此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起义军。在明军剿抚兼施的进攻形势下，陕西战场的起义军除壮烈牺牲的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有的则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杂局面。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王嘉胤牺牲后，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各部，号称三十六营，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自此由分散作战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起义军势力的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的破产，主抚派杨鹤也因此下台，洪承畴继任三边总督，集中力量围剿起义军。后来，王自用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继续作战，但损失较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从山西转入河南。崇祯六年(1633年)冬，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经河南省渑池县突破明军黄河防线，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积蓄力量，继续战斗。渑池突围的胜利，不但使起义军未被消灭，反而变被动为主动，对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农民起义的严重威胁，明朝政府于崇祯七年(1634年)末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北等省官兵。次年，明朝政府又调兵七万二千余，准备在六个月之内消灭起义军。为了迎击明军，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会上，回民领袖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遭到张献忠等人反对。李自成提出了“分兵定所向”的战略，主张联合作战、分兵迎击明军。这一战略思想得到大会赞同，于是决定分兵五路：一路向南，阻击湖广、四川方面的明军；二路向西阻挡陕西明军；李自成雕像三路屯兵荥阳、汜水一带，扼守黄河；高迎祥和张献忠等东征安徽等地；马守应往来策应。
荥阳大会对粉碎明朝的军事围剿乃至推翻明朝统治起了重大作用。高迎祥、张献忠等在豫鄂川陕交界山区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兵把守要隘，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明将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起义军接连败于确山、朱仙镇(今河南开封市西南)等地，被迫转入西部山区。崇祯九年(16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
李自成和张献忠(2)
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分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安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退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张献忠败于南阳、麻城，最后投降了明军，起义转入低潮。
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部进入河南，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一月攻占洛阳，杀死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在谷城再次起兵，在罗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后转入四川，在达州战役中大获全胜，随即兵进湖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攻陷襄阳，镇压了襄王。李自成、张献忠相继攻占洛阳、襄阳，宣告了明朝围剿政策的破产。
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大军相互应援，分别在川陕和河南战场与明军作战。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把楚王投入江中，同年，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八月攻陷成都，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李自成则从洛阳转入湖广作战，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攻下襄阳，次年，称新顺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此后连克承天府(今湖北钟祥县)、孝感、黄州(今湖北黄冈市)等地，基本上消灭了明朝在河南的精兵，“据河洛取天下”。
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襄阳后，在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受到各地人民热烈欢迎，军事上，逐渐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战术，派遣将领分守所克城邑，严密军事组织，把军队分为骑兵和步兵两种，形成营队两级编制，战术上步骑配合的良好局面：骑兵诱敌，步兵拒战，然后骑兵包抄合围，攻城时则骑兵布围，步兵冲锋，昼夜三番轮攻。同时，他又确定了先取关中，继取山西，后占北京的策略。这表明起义军已由流动作战阶段进入阵地战阶段，全面具备了推翻明朝的实力。
潼关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克潼关，率十万大军围歼明三边总督孙传庭，十一月起义军不战而进入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势力进一步壮大，把西安作为攻打北京的基地。然后，李自成亲率大军渡黄河进入山西，攻克太原，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县)，从北面威胁北京。另一路起义军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渡黄河攻克山西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分取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从南面威胁北京。三月十七日，李自成从昌平围攻北京，北京明军不攻自溃，十九日李自成率兵进城，崇祯帝在煤山自杀，明朝统治被推翻。
李自成起义军进京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当时，明朝残余势力中力量最强的是盘踞在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的部队，也是起义军的心腹大患。但是，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之后，很快出现奢侈腐败的严重情况；而且出于对农民起义军仇恨的地主阶级本性，吴三桂投降满洲贵族，与清军联合镇压起义军。
李自成曾用来处理政务的故宫武英殿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攻打吴三桂，双方在山海关激战，在满汉地主阶级军队的联合进攻下，李自成起义军失败，撤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匆忙称帝，次日退出北京。李自成撤出北京后，有计划地实施战略退却的计划，经山西平阳、韩城进入西安。清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壮烈牺牲。另一说李自成脱逃，削发为僧，名奉天玉和尚，得以善终。
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立大西政权后，政治上，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颁行《通天历》，并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任为郡县各官；经济上，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同时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军事上，设五军都督府，分兵一百二十营，并四面出击，逐渐占据了四川省全境。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可惜的是，在这期间，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大军之间因种种原因产生了矛盾，再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其势力逐步走向衰落。当时，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张献忠曾派人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并攻打汉中，但却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清顺治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一方面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地主武装对抗，另一方面和清军作激烈的斗争。
清顺治三年(1646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朝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进入川北。
李自成和张献忠(3)
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发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但却不幸中箭身亡，时年仅四十二岁。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后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1)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父吴襄，字两环，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像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胜少。然而，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屡投机，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政府，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
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早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
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暂时失去了倚靠的对象，为了寻找新的主人，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同时，李自成也派人到吴三桂军中劝降，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阶级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势力对比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一些措施，使得吴三桂的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后不久，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对俘获的明朝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
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陈圆圆像而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则表示与李自成起义军彻底决裂。
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吴三桂之妾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但是，这一事件的确是触发吴三桂叛李降清的偶然因素。明末，封建士大夫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起义军合作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生存，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敌对状态，因此，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吴三桂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机会呢？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吴三桂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相当强烈的，此刻，吴三桂在政治上倒向清朝，是否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多次劝吴三桂投降，但都被吴三桂拒绝，在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吴三桂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2)
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起义军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朝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实施他的联清击李计划。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
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起义军主力进行火并，吴三桂则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但是，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
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难以扭转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吴三桂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
山海关东门城楼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城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李自成行抵关门之时，发现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知道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一来，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黎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
吴三桂与清军入关(3)
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剃发归顺清皇朝并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地区给清朝。与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另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当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加上连日作战，李军士气已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拼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联合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农民军失利后，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军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
清军入关后，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掀起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抗清斗争，其中以历史上的“扬州十史可法像日”和“嘉定三屠”最为典型。事实上，这两个历史事件一向也被并列为是满清入关后的两大暴行，甚至作为汉民族的灾难和耻辱被长久地记忆在人们内心深处。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崇祯皇帝的从兄、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内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与东林党人斗争不已。而就在南明弘光政权内部互相攻战不已之时，清军却不断加快了南进步伐。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清军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亳州，一路指徐州。四月十五日，清军围困扬州。史可法正在扬州督师，固守孤城，急命各镇赴援，但各镇抗令拒不发兵。清军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拒绝。清军主帅、豫王多铎先后五次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城破时史史可法墨迹可法被俘，多铎劝他归降，史可法说：“我中国男儿，安肯苟活！城存我存，城亡我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
清军占领扬州以后，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于是，清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明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的《扬州十日记》记载，清军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五日对扬州人民大加杀戮，死亡八十余万，昔日繁华都市顿成一片废墟，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后人称之为“扬州十日”。
清军占领扬州后，很快破镇江，取瓜州，直至南京，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官军纷纷降清。五月，清军顺利进入南京，弘光帝逃到芜湖，很快就成为俘虏并被押解至北京后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来不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都卖身投靠清王朝。
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江南人民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江南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大江南北的各地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其中以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史称“嘉定三屠”。
闰六月十三日，清政府“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使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当地民众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投降清军的明朝领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而死，黄淳耀自缢，但是城中无一人投降。
《嘉定屠城纪略》封面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又一次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与此同时，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此为嘉定第一屠。
但是，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清兵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五十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占领并控制了嘉定，但最终又被清军再次镇压下去。由于嘉定城内居民闻风逃亡，所以这一次清军屠杀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民间炊烟断绝”。“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嘉定城再遭浩劫。除平息吴之番的造反外，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清兵所杀，此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残酷杀戮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以后占领南方各地奠定了基础。尽管“嘉定三屠”中众多民众惨遭屠杀，但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据历史记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实属难能可贵。
孙可望与李定国(1)
孙可望，又名孙朝宗，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延长人(一说陕西米脂人)，身材高大，生就一张红铜脸，年轻时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骁勇善战，虽不识文，却颇具聪明才智，并善于用兵，号称“一堵墙”，加入农民起义军后，深受了大西政权领袖张献忠的喜爱，被认作义子，封为平东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