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瑾的引导下，朱厚照玩得越来越离谱。先是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他则扮做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于是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做粉头，他挨家进去听曲、淫乐，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由于朱祐樘时期政治清明，给朱厚照留下了很多非常刚正廉洁的大臣。这些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请求严惩“八虎”。朱厚照刚刚即位，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支持不住，想与群臣妥协，除掉“八虎”。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刘瑾声泪俱下的哭诉使他的心又软了始建于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下来。第二天，他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内阁成员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但是却被他欣然批准，群臣失去了领头人，只好作罢。
人称“风流天子” 谁知“个性皇帝”(2)
在战胜了群臣之后，“八虎”气焰更加嚣张，也更加擅权跋扈。刘瑾靠着朱厚照的宠幸权倾朝野，而朱厚照自己也玩得更加肆无忌惮。后来因多人上奏刘瑾不法之事，朱厚照意识到刘瑾有夺位的意图，遂下决心杀了刘瑾。但刘瑾死后，他依然宠信宦官，最突出的是江彬和钱宁两人。江彬，原本是名边将，因军功觐见时，在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朱厚照意，遂被留在身边。钱宁善射，为尚武的朱厚照所喜欢。据说朱厚照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地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正是由于刘瑾、江彬和钱宁等人的“侍奉”，朱厚照一直醉心于玩乐而无意理会朝政。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力和尊贵的地位。朱厚照见火烧起来，不仅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一旁观看，谈笑风生，回头对左右说：“好一棚大烟火啊!”
由于朝政的荒废，大量百姓流离失所，一场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而这场动乱的发起者不是百姓，而是宁王朱宸濠，他妄图效仿永乐皇帝朱棣，趁朱厚照荒于政事，秘密准备叛乱，并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扯旗造反。但朱厚照并未因此而着急，因为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不过，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将朱宸濠重新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庆祝自己平叛的胜利。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
铁佛郎机子铳在朱厚照把治国当做玩烟火游戏的一生中，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少，应州之役是他一生中仅有的光彩时刻。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朱厚照在内心里一直盼望着能够像太祖、成祖那样立下显赫的战功，这回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朱厚照见状亲自率领军队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共经历大小百余战，期间朱厚照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地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当年明英宗朱祁镇曾率50明人绘《芭蕉美人图》万大军亲征，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朱厚照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能取得胜利，实属不易。不仅如此，这场战斗也使蒙古兵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不敢内犯。在这场战斗中，朱厚照亲自领兵布阵，战术运用正确，现场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
纵情声色朱厚照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纵情声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违背历朝祖训和社会习惯。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朱厚照耗银24万余两，在西华门另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共有房屋200余间，多构密室，犹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
朱厚照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然而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朱厚照在此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不过，豹房新宅并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实为朱厚照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
除豹房新宅外，宣府是朱厚照另一个淫乐窝。刚到宣府之时，每到夜晚，他总会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朱厚照离开京城，在宣府建造了他非常喜欢的“镇国府”，称此为“家里”，并将豹房内的珍宝、妇女运来，填充镇国府，似乎有常驻宣府的意思。朱厚照之所以有此打算，是与他尚武、想立边功密不可分的。宣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也是抵御蒙古军队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朱厚照在内心里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驻守宣府，多少满足了他追求军功的心理。而且，在宣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再也不用听大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他下令大臣一律不许来宣府，只有豹房的亲随可以随时出入。在豹房和宣府两处，朱厚照为所欲为、乐不思蜀。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朱厚照遂以此为借口率军南下亲征。然而当他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大军已无南下的必要，但他却继续南征，为的是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在山东临清时，他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去了哪里。原来，朱厚照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称为刘娘娘。朱厚照对刘良女非常好，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朱厚照面前求情，就不会被追究。此次南巡，朱厚照原本要带她同行，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于是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朱厚照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至临清时，遣信使接刘氏，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朱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
人称“风流天子” 谁知“个性皇帝”(3)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朱厚照来到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一天，朱厚照亲自驾着渔船在江上钓鱼，玩得兴起的时候，不慎跌入江中，差一点被溺死，左右赶忙将他救起。由于当时已经是九月天气，江水寒冷，加之朱厚照身体已经被女色掏空，自此开始生病，这一病就再也没有好起来。
朱厚照匆匆回到京城之后仍不收敛，照旧纵情荒淫，身体日益虚亏，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能挽回朱厚照的生命，数月之后，朱厚照病死于豹房，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终年31岁。
尊崇父母争议礼 成神求仙梦难圆(1)
《明世宗谒陵回宫图》
《明世宗谒陵出行图》
尊崇父母争议礼成神求仙梦难圆——明世宗朱厚明熜
世宗朱厚熜(1507～1566)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一位皇帝，正德二年(1507年)出生于湖广安陆府(今湖北省钟祥市)。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与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明武宗朱厚照病死无子嗣，朱厚熜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嘉靖，故后世又称他为嘉靖帝。明世宗朱厚熜像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朱厚熜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了一种特殊色彩：在位45年间，朱厚熜既因尊崇父母而引起“议礼之争”，又因迷信道教而梦想成为神仙，以期长生不老，更因任用宠臣而使朝纲败坏，因此可以说，朱厚熜是因意外获得了皇位而被皇权扭曲的怪物。
意外称帝朱厚熜本来是湖广安陆府兴献王府中守规矩的世子和王爷，也许他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能坐上皇帝的宝座，但是历史似乎格外垂青于他，真的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荒唐放诞的明武宗朱厚照因纵欲过度死亡。尽管他生前嫔妃如云，但死后却无一儿一女。他一死，大明皇帝的宝座便空缺了。谁是皇位的继承人？毋庸置疑，必须从朱家皇族中挑选。按明朝皇位嫡长继承制和兄终弟及的原则排列：武宗无子，上推至孝宗，孝宗有二子早死，再上推至宪宗，宪宗长、次子早死，三子即孝宗，已死，四子就是在安陆府做藩王的朱祐杬，朱祐杬已死，但他有二子，长子已死，次子朱厚熜，至此朱厚熜就成了法理上的皇位继承人。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熜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登上了大明皇帝的宝座。
事实上朱厚熜能当上皇帝，与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支持分不开。朱厚照去世后，朝中事务实际上已落在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身上。杨廷和与内阁其他大学士商议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由于朱厚熜在当时是明宪宗朱见深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与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此按照伦序继承的原则，他的继位得到了所有大臣们的同意。朱厚照病逝后的第二天，太监谷大用、驸马都督崔元、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便出发赶赴安陆，迎接前来即位的朱厚熜。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行程，来到钟祥的兴献王府，迎接新天子到北京登基。从此，明朝历史进入了嘉靖王朝。
为父争礼朱厚熜即位之初，在大臣的协助下，励精图治，废除了武宗时的弊政，诛杀了佞臣钱宁、江彬等人，使朝政为之一新。不过，朱厚熜是个孝子，登上皇位后，仍念念不忘家乡的父母。他是作为其大伯朱祐樘的继承人做皇帝的，而他的父亲只是个藩王，那么朱厚熜是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还是称大伯为“皇考”？
明世宗之父兴献帝显陵外景虽然“皇考”只是个称谓，但在朱厚熜心里却成了认不认父亲的问题。他深知，给自己父亲上封号阻力重重，然而不上封号，父亲永远只是个藩王，留在钟祥松林山的那个小小的藩王陵墓就会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因此他一当上皇帝，就要求给自己父亲一个高贵的封号，但是这一要求却遭到群臣、特别是首辅大臣杨廷和的反对，不久以后就爆发了“议礼之争”。
早在朱厚熜由藩邸进京的时候，未即皇位的他就在迎接的礼仪上与朝臣们发生了争执，结果以朝臣的妥协告终。紧接着，他的生母进京，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最后朝臣又做了让步。这两件事可以说是议礼之争的导火索。从主观上来讲，朱厚熜从外藩即皇帝位，对朝廷的旧臣并不十分信任，他不希望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当养子的身份来承继大统，于是要求追封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帝，这一点似乎“有情可原”，但是这恰恰是标榜尊崇礼教的众大臣们无法同意的。
就在朱厚熜准备让步的时候，新科进士张璁站了出来，帮了他一个忙，写了一篇文章，为朱厚熜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许多理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批驳了群臣的观点。朱厚熜看后深受鼓舞，张璁也得以加官进爵，成为议礼派的首领(当时反对的大臣们称为护礼派)。朝中由此出现了议礼派与护礼派的对立。由于有朱厚熜的支持，议礼派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双方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朱厚熜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对众臣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群臣于是跪伏于左顺门，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熜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朱厚熜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逮入诏狱。杨慎等人于是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熜大怒，将五品以下官员马理等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之后，朱厚熜仍然余怒未息，又命人将杨慎、张原等纠集者实行廷杖。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廷和等削职为民，杨慎等充戍边疆。
尊崇父母争议礼 成神求仙梦难圆(2)
这件事最后以朱厚熜的胜利、护礼诸臣的失败告终。朱厚熜不仅实现了追封自己父亲为皇帝明代炼丹炉的愿望，而且树立了新皇的威信，开始了他的专制统治。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朱厚熜定大礼，称明孝宗朱祐樘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父亲、恭穆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太后为“圣母”。
“道教皇帝”同历代许多皇帝一样，朱厚熜一辈子追求的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因此，他特别崇信道教。从16岁开始，他就喜欢上道教的斋醮活动，即建坛向神祈福的活动。在长达45年的帝王生涯里，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可见他对于道教的痴迷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道士们看准了他想寻找长生之道的心理，竞相向他进献一些邪方妖术，讨取他的欢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道士邵元节。
嘉靖十九年(1540年)，道士邵元节要为朱厚熜炼制所谓的长生药“先天丹铅”，其主要成分，就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月经的经血，还有中草药、矿物质等成分，因而它事实上具有春药的功能。由于这种“丹铅”要用少女初潮的月经做原料，因此炼制过程就是残暴地摧残少女身体的过程。被选用当做原料供应者的宫女，即使不被折磨致死，也会落得浑身病痛，终生痨伤。
朱厚熜在民间选了数千宫女，放在后宫里备用。这些宫女，一方面是为炼制所谓“丹铅”提供原料；另一方面则是充当他泄欲的工具。依靠一些药物，朱厚熜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所谓的“采补”。暴戾、好色的朱厚熜，渐渐引起了宫女们的怨恨，而关于炼丹的种种可怕消息在她们中间早有流传。《明世宗谒陵回宫图》眼看着一个接一个被当做“炼丹原料”，骨枯髓竭，面无人色，身无人形，乃至早早夭折，成为宫中冤魂，宫女们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折磨，私下商议要杀死朱厚熜。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朱厚熜在自己十分宠爱的曹妃宫中饮宴嬉乐了一整天，晚上倒在曹妃床上酣然入睡，曹妃自己则避到另一间房歇息。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趁他熟睡之时，蹑手蹑脚潜入他的寝室，屏住呼吸，按住他的手脚，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准备勒死他。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可是由于紧张，宫女将绳子系成了死扣，怎么也收不紧，这时被曹妃宫中另一名宫女张金莲发现，眼见事情不成，为顾全自己性命，急匆匆到方皇后处报信。方皇后马上领人来救驾，宫女们全部被捕。
朱厚熜苏醒以后，仍然神志恍惚，好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管事。在此期间，方皇后全权处理这场宫变。方皇后对曹妃素有妒忌之心，审讯时将曹妃打成主谋。随后，以朱厚熜名义，下诏将杨金英等10名宫女及曹妃一并凌迟处死。朱厚熜恢复视事以后，得知方皇后构陷曹妃的经过，心里暗暗怀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1月，宫内发生火灾，方皇后陷身火区，厉声呼救。太监们向朱厚熜报告，朱厚熜却有意拖延，不采取抢救措施。方皇后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火烧死。此件事件，虽然朱厚熜侥幸留得一命，却落下一个心病，总觉得宫中鬼影憧憧，总听到冤魂凄厉的哭声。但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只是为了躲“鬼”，长期迁居西苑，不再回旧宫。
当然，令朱厚熜遗憾的是，无论是道士们的斋醮，还是甘露、丹药、房中术，都没能“强健”他那本就孱弱的身体。过度的纵欲与滥服所谓“丹药”，其实只能加速他的生命衰亡。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厚熜就重病不起，次年十月去世，结束了他寻神弄仙、希望长生不老《明世宗谒陵出行图》的一生。
宠臣误国朱厚熜一心想长生不老，于是到处搜罗方士和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更有甚者，许多文人因为给他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民间遂有“青词宰相”的说法。严嵩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严嵩善于写青词，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思，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礼部尚书拜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参与军机，主持朝政。
在朱厚熜在位的45年间，他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由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而自己则深居皇宫专心于成仙修道。严嵩与儿子严世蕃一起，立朋党，除异己，威风八面，人称“大丞相、小丞相”。尽管朱厚熜对严嵩的贪赃枉法了然于心，但就是不舍得处理他，直到晚年，他才罢免了严嵩，处死了严世蕃。
严嵩之前，朱厚熜还曾重用过张璁、夏言等宠臣，在严嵩之后，朱厚熜比较重用徐阶等宠臣。其中，张璁、夏言都是因为议礼而受宠，而徐阶则和严嵩一样很善于撰写青词。而与此相反的是，朱厚熜根本听不进一些忠贞大臣的意见，甚至罢免他们的职务。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已经60岁，他想长生不老，已久不视朝，专司斋醮之事，根本不考虑国家兴衰得失。这年旧历二月，户部主事海瑞忍无可忍，愤而写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言辞尖刻，上疏死谏。海瑞也自知上疏的后果，所以预先准备好棺木，诀别妻儿，遣散童仆，在家等候降罪。结果，海瑞的奏疏激怒了朱厚熜，将其逮捕下狱。
正是由于朱厚熜的昏聩和宠臣的误国，使得北方俺答汗入侵，倭寇扰掠东南沿海，蒙古鞑靼贵族大举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当时的海防十分空虚，一些重要地段的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二，致使日本海盗大举进犯。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所以，嘉靖在位的四十多年间，是东南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虽然最后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出了戚继光、俞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但也不能抵消朱厚熜的过失。
尊崇父母争议礼 成神求仙梦难圆(3)
《明史》中曾评价朱厚熜说：“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政治清明人称颂 生活淫乱终成憾(1)
政治清明人称颂生活淫乱终成憾——明穆宗朱载
明穆宗朱载垕像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二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个儿子，嘉靖十八年(1539年)被封为裕王，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登基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隆庆”，故后世又称他为隆庆帝。虽然朱载垕一生在位仅仅六年时间，但是在他统治期间，朝野政治清明，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方面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相比，有了重大的改观，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因而可以说他是明朝历史上比较幸运的皇帝。但是，与他父亲朱厚熜一样，朱载垕也贪于女色，生活淫乱，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革弊施新朱载垕生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因为生母未能得到其父明世宗朱厚熜的宠爱，又非长子，因而很少得到父爱，再加上朱厚熜宠信道士，相信“二龙不相见”，在太子死后迟迟不立新太子，也不与儿子相见。
尽管朱厚熜不喜欢他，但似乎是命中注定，朱载垕生来就是要做天子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垕和他的哥哥们受封为王，太监们却误将敕封太子的册宝送到了他的府中。更意外的是，他的哥哥哀冲太子、庄敬太子先后都因病去世，太子的位置居然就轮到他了。当时他的弟弟景王想和他争夺皇位，但不幸的是，在朱厚熜去世的前一年也死了。尽管朱厚熜一生共有8个儿子，但是在他去世前，唯一在世的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当时的裕王朱载垕。
朱载垕从小性情贞静、仁义，很少张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刚满16岁的朱载垕就出居裕王邸，开始了独立生活。在裕王邸13年的生活，使他能够较多地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到明王朝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特别是严嵩专政、朝纲颓废、官吏腐败、“南倭北虏”之患、民不聊生之苦。这些内忧外患使他更加关心朝局，对他登基后处理政务有着较大的影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朱厚熜去世后，朱载垕登基继承皇位。即位后，朱载垕倚靠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一改朱厚熜时期的做法，实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使朝政为之一振。
革弊，即平反冤狱，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因谏言而获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没者恤录”。冒死上书的海瑞，这时始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同时严惩方士，并罢除一切斋醮，撤西苑内大高玄殿、国明等阁、玉熙等宫及诸亭台斋醮所立匾额，停止因斋醮而开征的加派及部分织造、采买。
施新，即“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所谓“正士习、纠官邪”，就是整治吏治，加强对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员也在考察之列。对于廉政官员给予奖赏和提拔，对于贪官罢免官职，对于“赃多迹著者部院列其罪状，奏闻处治”。与此同时，又蠲免救济，减少了百姓灾后的痛苦，抑制土地兼并，一方面限田地，制定了勋戚宗室依世次递减制度，另一方面清田地，清查诡寄、花分钱粮和皇室勋戚田庄。
革弊施新取得了比较大的实效，使得朱载垕时期乃至其后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垕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当然，这一切并不完全都是他的功劳，更多的是大臣们努力的结果。当时的明王朝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而朱载垕也颇有齐桓公的风范，对大臣礼遇谦让，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
稳定边防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朱载垕统治期间也并非太平无事，因为他的父亲明世宗朱厚熜留给他的是一个不安的边疆和海域，但他能够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强和巩固边事海防，创造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是前朝所没有的，也成为他当政时期比较突出的一点。
明人绘《胡人出猎图》明人绘《友松图卷》北部边防：朱载垕在位期间发生了“庚戌之变”，这是蒙古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蒙古骑兵从山西方向，土蛮部队从卢龙、滦河方向进逼北京，朱载垕急调边兵放弃防地，入卫京师。不过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北京，只是大肆掳掠了一番而归。此次事件着实吓了朱载垕一跳，从此使他更加关心北部边境防务，注意加强军队的训练，巩固边防。
后来，朱载垕采纳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他又调戚继光、王崇古、谭纶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同时开展互市贸易，互通有无，缓解与北方蒙古族的矛盾，使北方汉、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从而加强了汉蒙两族人民的团结。北部边境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安宁景象，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爆发蒙古族大规模入侵的事件。另外，朱载垕又升任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大修战备，积极防御东北边患。此时张居正在朝，戚继光在边，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显著的防卫效果。
东南海防：由于明世宗朱厚熜时期一直厉行海禁政策，导致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活动越来越猖獗。尽管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进行过很多次的抗倭斗争，但是倭寇问题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朱载垕即位后，大开关禁，采取恤商与开关政策，减轻商人的负担，打破了明朝历史上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海外贸易也出现了新局面，也使倭寇活动逐渐趋于消亡。
政治清明人称颂 生活淫乱终成憾(2)
好色的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首先宣告天下，将废除朱厚熜时期的所有弊政，一时间朝廷内外都希望新君能有所作为。但是，革弊施新取得实效没多久，他便宠信太监膝祥等人，开始挥霍无度，纵情声色，荒废朝政。
在勤政方面，朱载垕的确是比较懒散的，即位后不久，很快就将权力交给了以高拱为首的内阁，以后只召见过两次阁臣，而他自己有了空闲就在后宫享乐，广修宫苑，犬马歌舞。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
据说，朱载垕特别的好色，整天在后宫里忙来忙去，被人比做后宫中辛勤的小蜜蜂。他曾服用大量的春药，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他在宫中的用品，小到茶杯，大到龙床，全部都有男欢女爱的雕刻和彩绘。对此，朱载垕的很多大臣都曾上书进谏，竭力劝阻，但他总是很温和地说，国事有先生我就放心了，家事就不劳先生费心了。
明穆宗谥册朱载垕贪于女色，最后也是死于女色。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他的身体没几年就每况日下，难以支撑了。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垕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他自知病情不轻，急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接受顾命，吩咐由太子继位，后病逝于乾清宫。就这样，被女色掏空了身体的朱载垕，匆匆走完了六年的帝王生涯，把大明江山留给了年仅九岁的皇四子朱翊钧，终年只有三十六岁，后被谥为庄宗，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朱载垕死后，后人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明史》中说，朱载垕“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也有人把朱载垕视为明朝“除太祖、成祖、宣宗、孝宗外，仅有的可圈可点的皇帝”，并认为，如果他不纵情声色，多活二十年，明朝一定可以恢复到仁宣之治的旧观，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了。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1)
万历年间绘《河防一览图》
励精图治称英主穷奢极欲负骂名——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像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个儿子，隆庆二年(1568年)，被册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故后人又称他为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执政的48年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大臣们的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也曾28年不上朝听政，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懒惰的，他还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因而在明朝历史上，他的帝王生涯总是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
初政的辉煌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生母李贵妃原为裕王邸宫女，后被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看中，隆庆元年(1567年)被封为贵妃。据说她对于儿子朱翊钧教育颇严，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朱翊钧自幼就聪慧过人，读经史过目不忘，而且颇为早熟。6岁时，他看见朱载垕在宫内骑马奔驰，便上前挡道谏阻说：“父王为天下之主，单身匹马的在宫中奔驰，倘若有一个疏忽，那可不得了。”朱载垕听后深受感动，当即下马，立他为太子，自此更加喜爱他。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朱载垕病逝。六月初十日，年仅九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
朱载垕去世时，为朱翊钧留下了很好的内阁班子，朝中贤臣当国，人才济济。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都是正直之士，极善谋略，而此时的内宫也非常安定，朱载垕的正宫陈皇后与朱翊钧生母李太后相处得非常融洽，并且当时的大太监冯保也是明朝不可多得的好太监之一。
尽管朱翊钧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少年天子”，但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励精图治，推行新政，颇有英主气象。朱翊钧任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并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变法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这段时间，不仅是朱翊钧人生的辉煌时期，而且也使当时濒于崩溃的大明帝国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这一切当然与李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主要还是张居正忠心耿耿努力的结果。
张居正原本和高拱、高仪二人一样，同是朱载垕去世时的内阁顾命大臣。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高拱、高仪先后都离开京城还乡，使得朝中三位顾命大臣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而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在朱载垕去世后就把教育培养朱翊钧的任务交给了张居正，因此张居正就不得不担当起辅弼小皇帝的重任。张居正一方面治理国事，另一方面非常注重对朱翊钧的教育，亲自指导他读书，为他安排周详的课程，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主持教学，培养其治国安邦的本领，因而朱翊钧也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据说，朱翊钧非常尊敬张居正，言必称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冬天上课时，朱翊钧总是嘱咐小太监将厚厚的毛毯放在张居正的脚下，以免冻着脚。张居正生病后，朱翊钧更是亲自为他熬药，而张居正为了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更是加倍努力，事必躬亲，将一个大明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
万历年间绘《河防一览图》亲政的衰落万历十年(1582年)，由于操劳过度，“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朱翊钧为张居正辍朝一天，并给予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朱翊钧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生前“忠贞不贰”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原因何在？由于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得罪了不少大臣，而他所推行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在他死后，一些变法期间失势的守旧派大臣乘机反扑，纷纷上奏朱翊钧，要求弹劾张居正和他的支持者冯保。也许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翊钧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也许是在张居正的严格管理下有些厌倦了，当守旧派大臣仍提出这些要求时，朱翊钧觉得自己真的应该这样做。
朱翊钧也深知，要想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而要彻底摆脱张居正的影响，就必须清算张居正，推倒张居正。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开始亲政、独揽朝中大权打下牢固的万历年间绘《平番得胜图》基础，因而清算已死的张居正成为朱翊钧亲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但朱翊钧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自己曾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可从哪里下手呢？经过权衡利害得失，他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朱翊钧以欺君蠹国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其家产。张居正在世时，与冯保互为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所料，朱翊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不久又诏夺了张居正所封官职、谥号，其家产被查抄，家人被谪戍。
励精图治称英主 穷奢极欲负骂名(2)
全面否定张居正改革，是朱翊钧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当朱翊钧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的独裁统治。从此以后，朱翊钧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年深居禁宫，嗜酒、恋色、贪财，私欲膨胀，恣意妄为。
万历皇帝的金冠独裁统治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朱翊钧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致使国库空虚，百姓遭难，由此开始明朝一步一步由盛转衰。
就在朱翊钧隐居深宫，怠于临政，万事不理之际，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以30年时间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形成了与明王朝相对立的地方政权。朱翊钧为了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此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使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明王朝灭亡的危机已然形成。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醉梦之期在朱翊钧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近代史学家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里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其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事实上，朱翊钧亲政的晚期不仅仅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更重要的表现是过度纵情于酒色财气之中。万历十四年(1594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曾奏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曾上疏朱翊钧，疏中批评他沉迷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朱翊钧看后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奏章留中不发。雒于仁上疏的内容应该说基本上是属实的。
明定陵地宫朱翊钧的好色是非常有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朱翊钧曾效仿祖父朱厚熜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他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朱翊钧的贪财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关于他贪财的事例极多：在亲政以后，他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曾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搜刮民财，万历十九年(1591年)，仅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瓷器就达23万多件；为了掠夺钱财，他还曾多次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括人民，而且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使百姓怨声载道。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朱翊钧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三十多年前自己精心修建的“寿宫”定陵，死后谥为显皇帝，庙号神宗。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1)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一月天子满腔遗憾——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像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四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被正式立为太子，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死后继位，次年改元泰昌，故又称泰昌帝。朱常洛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位皇帝，其在位时间仅一个月，史称“一月天子”，同时他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一生尝尽了人世的荣辱悲欢，历史上著名的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
侥幸立储明光宗朱常洛出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母恭妃王氏原为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有一次，明神宗去慈宁宫探望慈圣太后，索水洗手，私下里宠幸了王氏，并赏了她一副首饰。因此，他的身世和父亲明神宗差不多，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而生。
不过虽然都是临幸，但态度却有所不同，明穆宗对自己临幸的宫女还是负责任的，而明神宗却觉得自己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一直秘而不宣。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向神宗问起这件事。谁知，明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和孙子放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这件事发生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明神宗一时面红耳赤，无话可说，这才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两个月之后，王氏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但她始终没有得到明神宗的宠爱，只好带着皇长子僻居别宫。当时明神宗已有王皇后和刘昭妃，但二人都不曾生养，因而朱常洛出生后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由于皇太子是储君，是国家的根本，太子一立，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因此朱常洛一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便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太子似乎就是朱常洛了。但明神宗借口皇后还年轻，说不定能生出一个嫡皇子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
事实上，明神宗之所以不愿意立朱常洛为太子，除了身世因素外，更关键的原因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后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杀)视若掌上明珠，因此便有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违反古制，册封郑氏为贵妃，而没有册封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不久又提出三王并封的主意，意欲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但为朝臣所阻没有成功。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择一而立的问题上，明神宗拖延了10余年，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这一事件，史称为“国本之争”。
朱常洛当上太子后，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始终都在威胁着他的太子地位。好在朱常洛各方面的表现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无话可说。就在太子之位渐渐稳定的时候，宫中却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之一的“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蓟州(今天津市蓟县)男子张差持梃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准备行刺，被宫门太监抓住后，先是装疯，后又供认是受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庞保、刘成指使并引入太子寝宫。时人由此怀疑郑贵妃为了要让其子登上太子位而欲谋害朱常洛，一时朝议沸腾。但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都不愿追究，仅以疯癫奸徒的罪名杀了张差，杖死了庞保、刘成，将此案草草了结。究竟此案是否为郑贵妃指使，史家没有定论。不过“梃击案”后，朱常洛作为太子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治国除弊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终于黄袍加身，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在当太子期间，朱常洛对于万历时期的弊政看得很清楚，即位后在群臣的帮助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罢矿税使。他以传谕神宗遗诏的方式，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诏令说：“过去兴矿税，是因为被烧毁的‘三殿’、‘二宫’无钱修建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全部立即停止，各处管税的内官一律撤回。加派的钱粮，今年七月以前已征的就算了，没征的一律豁免。”由于矿税早为人们所深恶痛绝，所以诏令一颁，朝野欢腾。
第二件事是饷边防。他下令出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结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虽然饷银杯水车薪，却也是万历朝很难见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