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补官缺。朱常洛即位之初，内阁仅有方从哲一人，其余官职也缺很多。他先命吏部右侍郎史继偕、南京礼部侍郎沈深信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随后同意方从哲的催请，将何宗彦、米国柞等四人升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起用卸官归田的旧辅臣叶向高。又将为“立储”上疏获罪的王德宪等33人和为矿税等事获罪的几十人一概录用，其中邹元标升为大理寺卿、王德宪升为太仆寺少卿。当时每个寺里大都配备寺卿二至十多人，各寺都满了额数。因此有人感慨朱常洛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三十九年荣辱悲欢 一月天子满腔遗憾(2)
明代美女尽管如此，朱常洛所进行的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和拨乱反正，还是使朝政有了些起色，预示着新的政治面貌即将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朱常洛很快就因为“红丸案”送了命。
“红丸”之谜应当说，朱常洛初即位的时候，是想做一个有为之君的。但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使身体大受损害。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已空虚不堪，在登基大典上他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朱常洛即位后，郑贵妃担心他会因前嫌报复自己，就向他进献美女，以取悦于他。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根据《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数目是8名，《明史纪事本末》说是4名。在此情形下，喜爱美色的朱常洛自然是夜夜纵乐。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初十，朱常洛觉得精神不错，听朝回来后，就命人在内廷摆开筵席，饮酒作乐。酒席闹至很晚，他又乘兴连幸数女。本来就非常虚弱的身体，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让他根本支撑不住，当夜就一下子病倒了。第二天，是朱常洛三十九岁生日，也只好传免。
李可灼像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泄药。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人顿时觉得萎靡不堪。此时宫内一片混乱，内阁首辅方从哲被急召入宫。在交待了一些后事后，朱常洛问方从哲，听太监说，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要进呈一种仙药能治他的病。方说听说过这事，但不敢相信。朱常洛这时病急乱投医，一听真有其事，立即令李可灼进殿临榻诊视，并让他赶紧进药。李可灼马上用人乳调药，给朱常洛服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的“红丸”。
服药之初，朱常洛感觉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是“忠良”，并传谕众臣：“朕用药后,自觉身心舒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被召见而未离朝的诸臣这才欢跃而退，只留下李可灼与几个御医。入夜，朱常洛担心药力不足，令再进一枚红丸。但这次他却感觉十分不好，五更时分，内侍急召诸臣见朱常洛最后一面。九月初一早晨，这位年仅39岁、登极只有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撒手归西了。
由于朱常洛是服用“红丸”后病情才急剧恶化死去的，所以大臣们议论纷纷，觉得差不多是李可灼断送了皇上的性命。于是人们演绎起来，首先觉得这“红丸”是个疑点，它是种什么药呢?那时有人说是春药，有人说是金丹药，也有人说是补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系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就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因而有人说崔、李两人都是弒逆，主张处以极刑，同时要查明谁是幕后人。
但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发生了明宫三大疑案的最后一桩“移宫案”，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红丸案”才不了了之，成为又一个历史之谜。朱常洛去世时，他父亲朱翊钧的棺椁尚未下葬，他的陵墓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建成。无奈之下，就在原北京昌平景泰陵的废址上重建新陵。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初一日，景泰陵经过短暂的修缮后，迎来了即位仅一个月便暴亡的明光宗朱常洛，并改名为庆陵。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1)
“天才木匠”登皇位文盲天子难理政——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像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是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天启”，史称“天启帝”。朱由校一生在位7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善于木工，曾制成过一座小巧玲珑的乾清宫模型和五间蹴圆堂模型，被誉为“天才木匠”，然而他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致使他统治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阶段。
移宫登皇位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母亲王氏原为明光宗朱常洛的选侍，因生了朱由校，在选侍中名分最高。但选侍当中只有李选侍能得到朱常洛的欢心，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氏病死后，已经14岁的朱由校经父亲请示祖父明神宗后由李选侍照管，直到即位。
如果不是由于父亲朱常洛福分太薄，在位仅仅一个月就死去，那么懵懂少年朱由校也许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机会。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年幼的朱由校不得不子承父业，继承皇位。尽管顺其自然得到皇位，但真正坐上皇帝宝座还颇费了一番周折。这是因为，虽然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但却留下了一个祸害，这就是照管朱由校的李选侍。她和明神宗朱翊钧宠爱的郑贵妃如出一辙，整天琢磨着如何将皇后位置弄到手，此时的郑贵妃也对皇太后的位子垂涎已久。就这样，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凑在了一起，互相配合，在朱常洛面前软磨硬泡，非要将封号讨下来不可，即使在他病危时也没有停止过。
朱常洛的突然驾崩，使郑、李二人失去了保护伞，当时朝中群臣，尤其是认为自己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的东林党诸位大臣对他们并没有好感，两人感到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于是李选侍想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扣留朱由校。由于朱由校生母早逝，李选侍成了他的实际看护人，此刻正好利用这层关系，将其扣留。先皇已经驾崩，朱由校已经被宣布即皇帝位，但却迟迟没有从后宫走出来，群臣非常着急，纷纷上书请李选侍放还朱由校。但是李选侍根本不听，仍旧将新皇帝扣留。幸亏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将朱由校骗出来，交给群臣，才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
但李选侍却赖在乾清宫不走，以此要挟群臣给她皇太后的封号。在以杨涟为首的东林党诸位大臣的努力下，李选侍最后不得不带着宫女灰溜溜地迁出了乾清宫。这就是明宫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移宫案”后的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初一日，在朝中群臣的拥立下，16岁的少年朱由校登上了皇位，开始了七年的帝王生涯。
“天才木匠”朱由校即位之初，朝中东林党诸大臣势力较大，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许多正直之士都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
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由校革除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经济上，停罢了杭州织造，革除了南京的鲜品进贡，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了赈济，明令免除了天下带征钱粮及北畿地区的加派，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政治上，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重新做了结论，恢复了张居正的官荫，肯定了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给建文时期的方孝孺等人平反，恢复名誉，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恢复了平民地位。
尽管这些努力使当时的吏制与以往相比稍显清明，但是东林党人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革大弊兴大利等方面毫无作为，因而明神宗末年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当然，这也不能怪东林党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朱由校所受到的教育极少，几乎可以说是文盲，整日痴迷于做木工、斗蟋蟀等事情，根本不喜欢处理朝政。
早在万历年间，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不为其祖父明神宗所喜欢，他这个皇孙自然也在明神宗的视野以外。直到明神宗临死，他才被册立为皇太孙，有了出阁读书的机会。没想到他的父亲登基一个月就撒手西去，连册立他为皇太子都没来得及，更别提读书的事情了。朱由校即位时刚16岁，在此之前的岁月中，他的父亲朱常洛作为太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作为太子的长子，他所受的教育当然更逊一筹。明清史专家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有人甚至认为熹宗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明黄花梨折叠式镜台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夸张。从他处理李选侍及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来，说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做木匠。据说，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手艺方面，朱由校的水平很高，“巧匠不能及”。
史书记载，天启年间，匠人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不仅用料多，样式也极普通。朱由校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花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空前绝后”的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美观大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可以说，如果不当皇帝，朱由校肯定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问题在于他对于当皇帝，对于日理万机地处理朝政，丝毫不感兴趣，而且过分地信赖、宠幸太监魏忠贤等人，从而使得阉党肆虐，祸及九州。
“天才木匠”登皇位 文盲天子难理政(2)
阉党祸九州就在东林党人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后宫太监魏忠贤在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的帮助下，逐渐赢得了他的信任，以至于最后擅权专政，对国家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
一方面，魏忠贤引诱年幼无知的朱由校玩乐，使他整日沉浸在木工活之中，将国家大事抛在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木匠皇帝朱由校除玩乐之外，从不关心任何人，更不关心朝政与大臣的死活。每次朱由校专心制作木器、玩兴正酣的时候，魏忠贤等人就会从旁传奏紧急公文，他总是很不耐烦地说：“朕知道了，你去照章办理就是了。”
另一方面，魏忠贤与朝中一些文臣，如崔呈秀等人相勾结，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控制了内阁、六部，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朝廷，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造成空前的宦官专政。凡正直的大臣，都被以东林党的罪名惨遭杀害。东林党人被贬、被杀的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东林六君子”。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党，作了很多努力，是魏忠贤最痛恨的人。当时，他们有的已经告老还乡，有的还在任上，最后均被魏忠贤投入监狱，尝尽了人间酷刑。
魏忠贤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政治极度黑暗，民不聊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山海关外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步步进逼，使明王朝面临末日。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重用阉党祸国殃民、耽于逸乐的朱由校还在后宫玩乐：在盛夏季节，喜欢穿上冬装，模仿明太祖雪夜戎装巡游，有时还扮成宋太祖上台演戏，游山玩水。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朱由校在宫中西苑乘船游玩时，不小心跌入水中，虽被人救起，但从此落下了病根。后来经过医治，身体虽然痊愈，但他却仍沉缅于声色犬马之中，整日困倦无力，狂躁不安。尚书霍维华进献一种“仙药”，名叫灵露饮，说服后能立竿见影，健身长寿。朱由校依言饮用，果然清甜可口，便日日服用，以求长生，结果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后葬于北京昌平德陵，庙号为熹宗。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1)
思宗书法
法国人所绘《崇祯皇帝自缢图》
有心做中兴之主无奈成亡国之君——明思宗朱由检
明思宗朱由检像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之弟，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朱由校去世后，由于没有子嗣，按照兄终弟及的说法，受遗命入继皇位，改第二年为崇祯元年，故后世称他为崇祯帝。朱由检一生共在位17年，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勤政治国，欲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时，终成亡国之君，很值得后人追思。
清除阉党明思宗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七年(1610年)十二月，比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小5岁，少时虽然贪玩，但受过比朱由校更好的教育，文化修养比朱由校要高得多。这一切主要归功于朱由校，他做了一个长兄应该做的事情。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被朱由校封为信王，时年13岁，年龄刚好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与朱由校相比，朱由检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要安定得多，在几位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官员的悉心调教下，朱由检长进很大，他善书法、诗文，也善于弹琴。虽然朱由检从小失去生母，但一直在另一位李选侍(东李)的抚养下，比较健康地成长。东李人品极端正，受她的影响，朱由检从小就养成了独立奋斗的刚毅性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明熹宗朱由校当了几年皇帝，一直无子无女，而兄弟7人中也只剩下五弟朱由检一人，可以说朱由检是朱由校惟一的继承人。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病情加剧的朱由校决定让弟弟、信王朱由检入继大统。10天之后，朱由校去世，朱由检受遗命入继皇位，开始了他17年的帝王生活。
思宗御押本来皇帝的位子是人人向往的，但此时的大明江山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虽有明君能臣在世恐怕也难以扭转其颓废之势。朱由检继皇位之时，正是阉党魏忠贤等人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他们不仅祸乱后宫，把持朝政，而且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毁灭的深渊。对这一切，朱由检了然于心。故即位之初，他就想清除阉党。但毕竟自己羽翼未丰，不敢轻举妄动，于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正值巅峰的魏忠贤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和朱由校一样的年轻后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因而更加猖獗，甚至要求各地为他建立生祠，罪恶已经昭然于世。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就在朝内朝外怨声载道之际，朱由检抓准时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掉了魏忠贤倚为左右手的崔呈秀，接着对他的爪牙痛下杀手，使他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魏忠贤自知罪恶深重，在途中上吊自尽，朱由检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朱由检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曾一度使大明江山的中兴有了一线希望，但是随后的一系列错误埋葬了他实现中兴的梦想。
急躁褊狭的性格朱由检精明果断地铲除阉党，显示了他敢作敢为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具有相当的谋略和耐力。由此他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外有后金连连攻逼，思宗书法明军作战时使用的石雷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是将骄兵惰。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他总是悉心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而且经常召对大臣，探求治国方策。尤其是勤于政务，事必躬亲。曾有人把朱由检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帝王，并作了一个统计，称他平均每天只睡两个时辰。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朱由检求治心切，急于求成，很想有所作为。
在努力勤政的同时，朱由检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竭力改变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状况，如平反冤狱，给杨涟、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阉党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启年间许多被罢黜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止朋党，力戒廷臣结交宦官；整饬边政，任用被百姓称为“袁长城”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宝剑，托付其收复全辽的重任。这些做法，使崇祯朝朝政与前两朝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检也被人视为“明主”。
尽管朱由检的勤政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当时的大明帝国还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政局无法在短期内根本好转。再加上朱由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使他养成了急躁褊狭、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这些在施政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使他在朝政中屡铸大错。
当时明朝最大的敌人还是东北的后金，即后来的满清政权。但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朱由检心急、多疑的致命弱点，使他中了多谋善断的皇太极的反间计，冤杀一代名将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后来虽又增加赋税，增调重兵，全力防范，但已经无济于事。明朝失去了唯一的东北屏障，八旗军队得以驰骋东北大地，如入无人之境。同时，由于对朝中大臣不信任、不满意，敏感多疑的朱由检更是频繁地更换官员，其更换官员之繁也是前所未有。据统计，朱由检当了17年皇帝，先后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书。
有心做中兴之主 无奈成亡国之君(2)
除此之外，在清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刚愎自用的朱由检也走上了明代皇帝宠信宦官的老路，又重用另一批宦官，并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于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后来甚至让宦官总理户、工二部，将户、工二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无奈之中，朱由检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他也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事实上，崇祯为人极其好名，怕人议论，如此他生在太平盛世，他肯定能做一个从善如流的好君主，但在需要君王有决断的乱世，这就成了崇祯致命的弱点。崇祯也明白当时的明军无法两线作战，对于起义军，招了又叛，叛了再招，对之进行招抚根本毫无用处，只能加以剿灭。如今之计，只有先和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彻底解决内乱，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崇祯暗中叫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主持与满清议和一事，也偷偷派了郎中马绍愉出关和皇太极谈判。马绍愉回来后，把和议情形密报陈新甲，陈新甲看完后，随手放在桌上，被家僮以为是塘报，发了抄，和满清议和的事也因此败露。
本来和满清议和在当前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对，很多大臣看出了这一点。但是当时党争正烈，谁也不想给对手一个攻击的口实，大家也都只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消息传出后，满朝大哗，纷纷说不可议和。崇祯极为好名，在群臣的舆论压力下，崇祯并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极力遮掩，把议和之事全部归罪于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最后被处死。而周皇后所提南迁之事，结果与议和这件事大同小异。崇祯和廷臣们在讨论南迁之事时，崇祯都是作出不允南迁的姿态，朝臣既然不知道皇帝的心思，害怕自己贸然提出南迁，皇帝会加以怪罪。即使皇帝同意南迁，但如果因此委派自己留守京师呢？京师是无法守得住的，失陷京城的大罪也不是自己所能担当的。君臣各有各的心思，南迁之事一拖再拖。当时有朝臣提出折中的办法，皇帝既然不肯南迁，那就让太子先到南京，以防万一。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们知道，后来北京失陷后，崇祯的几个儿子都没有逃出来，因此，几个南明小王朝，把不多的力量都用在了对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不但不能一致对外，反而内斗加剧。如果太子先到南京，自然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少了内斗，明朝或许还可以暂时偏安于南方。但是崇祯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崇祯自己不南迁，也不让太子先行，最终的结果大家一起死守着北京城，坐待灭亡。
法国人所绘《崇祯皇帝自缢图》煤山自缢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十八日夜间，农民起义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起义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朱由检投降，被他一剑杀死。
此时，朱由检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觉得，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他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朱由检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威门投降，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率领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朱由检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是昔日检阅内操之处，如今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他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然后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谥为怀宗，后改谥庄烈帝。南明弘光朝时，又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F0 2 南明诸王
朱由崧像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1)
治国无能行虐政“蛤蟆天子”民怨重——南明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像南明福王朱由崧(?～1646)是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明熹宗朱由校之堂弟，因称帝后曾改元弘光，史称弘光帝，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一位皇帝。
拥立为帝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明神宗时期“国本之争”的失败者。当时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她的儿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加上她整天在明神宗枕边吹风，使他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封郑氏为贵妃，而长子朱常洛的母亲却还是妃子。不仅如此，在朱常洛长大后，明神宗迟迟不让他上学。不久，他又想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朱常洛的地位，被以东林党人为首的大臣们所阻拦而没有得逞。之后，在拥立太子的问题上，双方争夺激烈，东林党人根据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以至拖延了十余年。
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长子朱常洛才被明神宗立为太子，而朱常洵最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出封洛阳为福王。据历史记载，朱常洵一生残暴腐朽，淫乐无度，胡作非为。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杀了朱常洵，愤怒的饥民曾将他的血分而饮之。在洛阳城破之时，朱由崧有幸逃脱出城，流落江淮。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继承了福王封爵。清兵入关后，在亲兵的护卫下，他辗转来到淮安(今江苏省淮安县)避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帝朱由检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南方，聚集在南京的一班明朝大臣，不甘于政权就此灭亡，决计拥立朱家王室的藩王重建明王朝。由于朱由检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北京，大臣们只有从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后面三者分别马士英像在僻远的广西、四川，离南京近的只有从河南逃来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儿潞王朱常淓。经过激烈的争吵，南京大权在握的阉党阮大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络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刘泽清等实力派，决定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马士英等人迎入了南京。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监国，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为大内阁大学士，同时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共拥兵三十万。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即位称帝，改元弘光，这样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建立了。
荒淫无道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朱由崧当国执政之时，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之际，君臣上下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时南明弘光政权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但实际上，弘光朝野人士不仅没有因北都的覆亡而振作起来，反而在腐败、内讧、争权夺利上远远超过了崇祯时期，因而极端的腐败，十分的脆弱。
被捧上皇帝宝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将大权委于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同时，作为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他对东林党人从心理上没有什么好感，竭力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自己却不理朝政，整天只顾沉湎酒色，吃喝玩乐，生活荒淫透顶。据历史记载，朱由崧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内官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挑选“淑女”，而其手下奸佞之人，乘机作威作福，广聚钱财，草菅人命。“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龄如何，竟封其门，受金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惟利是图。”又据《甲申朝事小记》载：“福王除夕悄然不乐，亟传各官入见，诸臣皆以为兵败而蹙，俱仰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北，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众臣曰：‘臣以为陛下忧敌未宽，虑先帝，岂意思及此。’”
除此之外，朱由崧为满足自己的淫欲，还命太监田成派人在每日晚间出城，四处捕捉虾蟆，配制“蟾酥合媚”春药。因为田成怕守城官兵不允许这些人出城，特意做了好些灯笼，灯笼上写着“奉旨捕蟾”四个字。守城官兵只要见了这灯笼，便开城门放行。为此，民间称朱由崧是“虾蟆天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九月，为了豪夺民财，在大臣马士英的建议下，朱由崧竟批准在朝野中“大卖官”，具体办法是，取消延续数百年的生员(秀才)试取制，改为以纳银多少来定“名次”。一时间，各地“生员”云集。一个多月后，他又下令，县以上三级正官，一律以银竞争。大卖官的结果，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冗员大增。当时南京城里民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新官候缺，旧官又想固位，于是拼命向上行贿，致使民怨沸腾。时人张岱曾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亡君，无过我弘光者，汉献帝之孱弱，刘禅之痴呆，杨广之荒淫，合并而成一人……真能集大成也！”
亡国之时由于朱由崧不以国事为重，苟且偷安，荒淫无道，在朝内极为偏向马士英、阮大铖等佞臣宦官，而对外又不做防御清军的准备，这就直接导致了私光政权的迅速灭亡。
治国无能行虐政 “蛤蟆天子”民怨重(2)
清顺治二年(1645年)，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所谓的“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首先是大悲案。大悲是个和尚，俗家姓朱，曾和朱由崧认做本家。由于东林党人曾想立潞王朱常淓为帝，所以朱由崧对他一直严加防范，生怕他夺了自己的帝位。潞王信佛，此时大悲和尚来到南京，朱由崧怀疑他是来为潞王刺探情报，便将他下狱，定成死罪。其次是太子案，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朱由检太子朱慈粮的年轻人，从北方来到南京。朱由崧又怕自己的宝座被他夺去，匆匆定他是假太子，投入狱中。最后是童妃案，当年李自成攻下洛阳时，时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脱，在开封与周王府宫女童氏私定终身，而今童妃千里寻夫到南京，他却坚不承认，将其投入狱中折磨而死。
这三案闹得满城风雨，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太子案，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当时镇守南京上游的左良玉，早年是东林党人侯恂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关系很好，与马、阮等阉党和弘光帝相互猜疑，太子案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他便以清君侧的名义浮江东下，与此同时，清朝豫亲王多铎率领的清军在进占西安、击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之后，正以狂风暴雨之势，横扫中原，直扑江北，进抵淮河一线。而此时的朱由崧与马士英等人，却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回师攻打左良玉，以致江北防线大开，不战自乱。
清顺治二年(1645年)5月，清朝豫亲王多铎率清军血洗扬州后渡江直扑南京。警报传来，朱由崧还在饮酒作乐。他慌忙收拾行装，于10日深夜携带爱妃，暗暗从通济门出走，弃城逃至芜湖守将黄得功的军中。第二天，清军追到，朱由崧与爱妃避入黄得功船中。两军展开了水战，黄得功被冷箭射死，部将田维乘机反叛，捆绑了朱由崧及其爱妃，送与清军邀功。5月25日被押回南京。9月，被押送到北京。第二年，被杀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结束了他短暂而又昏庸无能的一生。
偏安一隅欲复明 食书不化梦难成(1)
偏安一隅欲复明食书不化梦难成——南明唐王朱聿键
南明唐王朱聿键(1602～1646)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柽的八世孙，崇祯五年(1632年)袭封为唐王，他既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一位有作为的帝王。
勤政爱民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朱聿键向朝廷要求借兵三千前去参与镇压，朝廷害怕藩王趁机叛乱夺位而予以拒绝。他便自行在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招兵数千，亲自统领着寻找农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朝廷因他违反国法，降罪而废为庶人，囚居于凤阳。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曾将朱聿键释放。但后来又怕他争夺帝位，于是命他迁居广西平乐府(今广西省桂林市南)，不久流亡于福建。清顺治二年(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同年闰六月初七，明朝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二十天后，朱聿键受郑鸿逵、郑芝龙、黄道周等人的拥立，称帝于福州，改福州为天兴府，改年号为隆武，故后世又称他为隆武帝。
朱聿键称帝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总结弘光朝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在总体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他即位十天后，就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并决定御驾亲征。尽管这次亲征由于郑芝龙兄弟的阻挠，没有实现，但他在基本政策上的转变，仍然值得称道。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
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早在朱聿键就任监国时，就亲自撰写了“缙绅”、“戎政”、“儒林”三篇《便览》，阐明自己对于“党争”的看法。
再次，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聿键施政时曾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因而深得人心。监察御史吴春枝纠劾邵武通判陈主谟、古田知县吴士燿、汀州知府王国冕贪污虐民。他当即下旨：“各官赃私可恨，皆纱帽下虎狼也。若不严惩，民生何赖？都着革了职，该抚速解来京，究问追赃充饷。”
另外，朱聿键称帝后，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他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经常身穿土布黄袍，安贫若素，而且生活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皇后曾氏。
书呆子皇帝尽管朱聿键有比较好的人品和才学，也特别希望做成一番事业，锐意恢复明朝江山，但就当时的总体形势，仅靠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尤其是他自身还存在很多致命的弱点，最突出的就是他在为人行事方面，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书呆子气十足。
据说，朱聿键读书相当多，有些决断也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食书不化”，严重脱离实际，加之未经历练，匆忙登上帝位，不但不能力挽狂澜，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反而连自己的性命也丢了。史书上曾记载着这样几件小事：当时，南明还有一个小朝廷，是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的。一次，朱以海的军队遭到清军的猛烈攻击，只好派使者前来福州向隆武帝求援。因为鲁王在信上称朱聿键为“皇伯叔”，而未称“陛下”，朱聿键龙颜大怒，喝令身边的人把鲁王的信使杀了，还振振有词地认为“时事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朱聿键的这种做法，导致两个南明小朝廷水火不容，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进攻福建，隆武小朝廷危在旦夕。朱聿键决定率群臣转移到清军力量薄弱的江西，在清军乘胜追赶的情况下，他竟然舍不得丢掉几十车心爱的书。拉书的车辆慢吞吞地走，结果很快被清兵赶上了，从而丧失了一次摆脱清军追兵的时机。当隆武小朝廷的人马到达闽赣边境时，本来可以一鼓作气迅速进入尚无清军威胁的江西省境内。然而，就在这个当头，朱聿键偏偏要停下来打开行李晾晒龙袍，以便穿戴整齐地接受臣民的觐见。
当然，朱聿键自身的弱点只是导致隆武政权过早夭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隆武朝廷一些将领的背叛和清军的强大。朱聿键称帝后，曾任用金声、杨廷麟、何腾蛟等抗战派，收纳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屡次打算出兵北伐，收复了安徽旌德、宁国等失地。但他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为保存实力而拒绝发兵和供应粮饷，北伐终无所成。此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使朱聿键四面树敌，穷于应付。
在清朝贝勒博洛率大军猛烈进攻福建之时，朱聿键苦于自己无兵，命大学士黄道周外出募兵，黄道周于半途被清兵俘杀，朱聿键只得亲自从福州抵达延平，准备冒险去湖南，但为郑芝龙所阻留。不久，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其父决裂，率部南下，以致隆武朝廷门户大开。此时清军越过仙霞岭直入福建，攻陷建宁，直扑延平。清顺治三年(1646年)8月21日，朱聿键逃出延平，到汀州城外时被清军追上，他带着曾皇后和忠诚伯周之藩等躲入关帝庙。清兵在门前厉声呼喝：“朱聿键出来。”忽然，一个人手持钢刀跳出庙门，高喝，“我就是隆武帝”，挥刀杀向清兵，清兵急忙发乱箭将他射死，原来此人是周之藩，他想舍身掩护朱聿键脱险。清兵也怀疑他不是朱聿键，进庙搜查，只见后门洞开，庙内空无一人，才知朱聿键和曾皇后已从后门逃入汀州城内。
偏安一隅欲复明 食书不化梦难成(2)
清军前锋统领努山于是命令几百个兵士穿上明军服装，打着明军旗号，直奔城门。汀州守军以为是败退下来的明军，让清军一拥而入，俘获了朱聿键和曾皇后，并将他俩分别押入轿子送往福州。当清军押着他们走到闽江支流九溪边停下休息时，曾皇后猛然窜出轿子，哭喊一声，“陛下宜殉国，妾先去了”，纵身跳崖身死。朱聿键也几次想自尽，都因清兵的严密监守而未成，于是绝食而死于福州囚处，终年45岁，后葬于福州罗汉岭。
水为金汤舟为宫 意图中兴难成命(1)
水为金汤舟为宫意图中兴难成命——南明鲁王朱以海
南明鲁王朱以海(1618～1662)是历史上南明政权的第三位皇帝，祟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嗣鲁王位。
“摄政”浙东在明朝历史上，鲁王朱以海有着显赫一时的“皇家血统”：他的祖上、第一代鲁王朱檀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藩封于山东兖州。鲁王爵位传到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时，已经是第八代。当时，朱寿镛被嗣封为鲁肃王，而朱以海是他的第五个儿子。算起来，朱以海应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世孙，崇祯帝朱由检的族叔，
作为皇家子弟，朱以海本来一生应该过着金衣玉食、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生活。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这样一个好的机会，相反，他一生经历的几乎全是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朱以海的父亲朱寿镛死后，朱以海的哥哥朱以派被嗣封为鲁王。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南下山东，攻破兖州，朱以派遇难。朱以海也差点被清军杀害，死里逃生后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袭封鲁王。同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进兵山东，朱以海南逃，在弘光帝朱由崧时期寓居于浙江台州。
当时，浙江东部各地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明朝原任管理戎政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在籍官僚陈函辉、宋之普、柯夏卿商议，认为急需迎立一位明朝宗室出任监国。而当时在浙江的明朝亲、郡王，只有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自然成了浙江复明势力拥立的惟一人选。
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八日，朱以海在张国维、方逢年、方国安等人的拥护下，自台州来到绍兴，就任监国，以分守台绍道公署为行在，立张氏为元妃，改明年为监国元年。
荒淫无度的生活应该说，朱以海毫不犹豫地在强敌压境之时毅然肩负起抗清的旗帜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毕竟是深养王宫之中的龙子龙孙，过惯了腐朽荒淫的贵族生活，因而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即位后生活上极为荒淫无度。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第四子李寄曾写有一首《西施山戏占》的诗，描绘了朱以海监国时的状况：“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诗后原注：“鲁监国之在绍兴也，以钱塘江为边界。闻守江诸将日置酒唱戏，歌吹声连百余里……即此观之，王之调弄声色，君臣儿戏，概可见矣。何怪诸将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败，非不幸也。”
